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法律保护问题研究

2024-04-17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法律保护问题研究(共6篇)

篇1: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法律保护问题研究

内容摘要

非物质文化遗产又称无形文化遗产。随着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国家软实力战略地位也不断凸显。我国是非物质文化遗产极其丰富的国家,面临着如何保护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难题。本文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概念出发,分析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特征,区分不同层次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客体和权利主体。针对目前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以公法保护为主的现状和问题,提出以私法保护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补充的建议.本文以知识产权保护作为模本,探讨知识产权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可行性与缺陷问题,以及如何具体运用操作的问题。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生存问题,本文从法律角度提出利用非物质文化遗产融资的观点,以期为非物5期排列三开奖号747

胆码:4,9,8

和值推荐::

21、8

形态推荐:大小比:二大一小 奇偶比:一奇二偶

组选形态:组六

跨度推荐:

8、4

组选复式:84920

包星:4** *9* **8

直组30注:020,021,041,046,048,121,160,161,191,204

206,261,280,290,419,441,442,614,681,694

814,866,891,894,896,906,921,940,942,998

直组20注:021,160,161,204,206,441,614,866,891,896

020,041,046,121,419,681,894,906,921,942

直组10注:021,121,160,161,206,866,891,894,896,942

直组5注:021,160,161,866,891

单挑一注:161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和发展提供更多的可行性建议。

篇2: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法律保护问题研究

 分页下载分章下载在线阅读不支持迅雷等下载工具。如阅读文献显示异常,请下载并安装新版CAJ阅读器。【作者】 韩小兵;

【导师】 李鸣;

【作者基本信息】 中央民族大学,民族法学,2010,博士

【摘要】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人类的生命记忆,是人类创造力的精神源泉,是人类智慧的结晶,是世界文化多样性的生动展现,是人类永恒的精神家园。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推进和现代化进程的加快,文化生态发生了巨大变化,非物质文化遗产受到越来越大的冲击,许多珍贵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濒临消亡,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刻不容缓。因此,近年来国内外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呼声日渐高涨。2003年10月17日190个国家参加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大会通过了《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2005年10月20日148个国家通过了《保护和促进文化表现形式多样性公约》。中国作为一个由56个民族组成的历史悠久、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在历史上,各民族都创造了绚丽多彩的文化,少数民族文化遗产,尤其是非物质文化遗产十分丰富。但目前我国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一方面正面临着消失或濒临消失的严峻形势,另一方面又缺乏健全的法律保障措施,其前景令人担忧。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在我国具有特殊意义:第一、我国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全面保护是保护和促进文化多样性的本质要求;第二、我国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全面保护标志着对我国少数民族人权的维护与落实;第三、我国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全面保护是实践科学发展观的必然要求;第四、强调我国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当前国际上对土著文化保护的突出性和保护的特殊性趋势相衔接。在我国加强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法律保护更是意义深刻:第一、实现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法律保护是我国根本法的原则要求;第二、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刚性的法律保护;第三、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国内法律制度建设是履行相关国际法义务的必要途径。因此,切实加强对各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法律制度建设研究尤为重要。本论文主要运用民族学研究中的田野调查方法、社会学研究中第二手分析方法、法学研究中的分析方法和比较法律的方法等展开研究。全文除导论外,共分为五章,分别为: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概念的法律解析;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法律关系的客体研究;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法律关系的主体研究;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权的权利性质及其内容研究;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权利救济机制研究。就整体结构框架而言,本论文首次从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概念解析出发,就法律关系的客体、主体、权利性质及其内容、救济机制等基本法律问题较全面地研究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属填补国内该类研究空白的探索之作。就微观局部而言,本论文的主要创新之处在于以下几点:

1、尝试将“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定义为:是指被中国各少数民族视为其文化遗产组成部分的各种社会实践、观念表述、表现形式、知识、技能及其有关的工具、实物、手工艺品和文化场所。这种文化遗产价值的核心是借助物质载体所表现的该少数民族的历史文化信息利益。

2、以“本源客体”与“次生客体”两种划分解释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法律关系客体中的非物质类与物质类客体的关系。

3、明确主张少数民族群体是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权利所有人,反对将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持有人、传承人替代少数民族群体作为权利主体保护的观点;主张并论证将“共管会”或最小级别的民族自治行政机构(民族乡、自治县)作为可供选择的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权利所有人的代表人模式之合理性。

4、论证了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权是一项新型权利,既不同于传统的知识产权,也没有在权利名称上与知识产权捆绑,称其为“新型知识产权”的必要;主张对这一新型权利单独立法,而不必改造现行的知识产权法框架。尝试对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权利内容进行全面界定和阐释。

5、提出在《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框架下建立一个专门的全球性救济机制的设想。

数字媒体艺术的表现特性研究

The Research on the Expression Characteristics of Digital Media Arts

 分页下载整本下载在线阅读不支持迅雷等下载工具。如阅读文献显示异常,请下载并安装新版CAJ阅读器。【作者】 朱润;

【导师】 陈清;

【作者基本信息】 山东师范大学,广播电视艺术学,2009,硕士

【摘要】 伴随着数字技术的发展,“0“和“1”成为社会传播的基本代码,人类迈进了一个“非物质的比特社会”。与此同时,基于数字媒体平台的艺术形式愈发丰富,数字媒体艺术的创作实践如火如荼地进行。数字媒体艺术是个年轻、多元而又高速发展着的艺术领域,它不单指某一传统艺术种类,而是指基于计算机数字平台上创作出来的多种媒体艺术样式。它采用统一的数字工具、技术语言,灵活运用各种数字传播载体,无限复制,广泛传播,成为数字技术、艺术表现和大众传播特性高度融合的新兴艺术领域。数字媒体在艺术表现上具有巨大的优势,这与其技术特性和艺术表现特性关系密切。本论文从数字媒体艺术的基本特点出发,总结概括了数字媒体艺术的表现元素,探讨了数字媒体艺术独特的表现特性,并就数字媒体艺术的表现体系做出系统的分析。在论述过程中,将自身的创作实践与数字媒体艺术的案例结合起来,从多方面分析论证数字媒体艺术的表现特性问题。论文主要从以下三个层面展开论述:

一、数字媒体艺术的基本特点研究本部分从语言数字化、表现多样化、制作高效化、艺术大众化四个方面对数字媒体艺术的基本特点进行了探讨。数字媒体艺术以数字技术作为技术基础,传统的艺术生产工具和材料由电脑设备、数字软件和编程语言所代替。数字技术将艺术语言数字化,这也带来了艺术表现上的多样化。数字媒体艺术使用数字化的创作语言,对任何内容都可以进行反复修改和恢复,为高效化的制作奠定了基础。数字媒体艺术使得艺术创作和欣赏的大众化成为现实。

二、数字媒体艺术的表现元素研究数字媒体艺术的表现元素研究是探讨其艺术表现特性的重要理论前提,也是本论文研究的重点之一。这一部分主要从数字动感、数字音效、数字特技、数字肌理和数字色彩五个方面论述数字媒体艺术的表现元素。数字动感使得画面调度更加自由;数字音效带来高效的音响处理、真实的声音设计和多样的音乐创作;数字特技丰富了画面处理、造像和合成效果;数字肌理既能够真实模拟自然肌理,也会有计算机自身的独特创意;色彩的数字化使得创作者可以自由地对其进行调整和再创造。

篇3: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法律保护问题研究

一、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模式的体系构建

对于文化遗产的保护, 最早可以追溯到1793年法国的《共和二年法令》, 距今已有210多年。在非遗保护不断进步的过程中, 不同国家立足本国的历史传统、文化理念和法律习俗等基本国情, 创造了诸多迥异的保护模式, 其中以行政保护和法律保护为主。在中国非遗保护实践中, 针对不同的非遗项目, 分别采用了立法保护、抢救性保护、整体性保护和生产性保护等方式, 初步完成了我国非遗保护模式体系的构建。而新兴的生产性保护方式是在我国加快推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背景下提出的, 在短暂的几年时间里就得到了广泛的应用。2012年2月5日, “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生产性保护成果展”在北京全国农业展览馆新馆拉开帷幕, 集中展示了各地开展非遗生产性保护的丰硕成果。

文化部前副部长周和平在一次讲话中, 对生产性保护进行了概念界定, 即“通过生产、流通、销售等方式, 将非物质文化遗产及其资源转化为生产力和产品, 产生经济效益, 并促进相关产业发展, 使非物质文化遗产在生产实践中得到积极保护, 实现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良性互动”, 宗旨是“以保护带动发展, 以发展促进保护。”因此, 从某种角度来说, 生产性保护方式就是“保护”与“发展”之间的博弈, 而这种博弈正是对立统一的表现, 二者并不是在对立中相互分离, 而是在协调中和谐并存, 而法律无疑是这一博弈中最好的利益平衡者。

生产性保护方式虽然为非遗保护工作开辟了新的道路, 但关于生产性保护方式的争议也屡见报端, 实践中出现的问题期待着法律的调整和解决。目前, 生产性保护更多的是作为学术概念在理论界进行探讨和研究, 而我国立法还未曾正式接纳这一术语, 只是在《文化部关于加强非物质文化遗产生产性保护的指导意见》这一部门规章中进行了笼统的规定。与非遗生产性保护立法的尴尬现状形成鲜明对比的是, 实践中开始出现了众多涉及市场监管、企业发展、税收减免以及传承体系等新兴领域和传统领域的难题。运用法律思维和法律方法解决实际问题, 才能为生产性保护的未来扫除障碍, 而这显然需要建立在科学的调研考察和数据分析之上。

需要指出的是, 生产性保护方式是建立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基础之上的, 没有完善的市场经济就难以形成发达的交易平台, 非遗资源转化为生产力的过程就会显得曲折漫长。换句话说, 发达的市场经济有利于生产性保护方式的开展, 而欠发达的区域则往往捉襟见肘。当前, 我国依旧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东西部地区的发展还很不平衡, 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状况仍欠发达, 这些都决定了西部民族地区非遗项目生产性方式的实践现状更需要予以关注和研究。苏绣、宣纸等中东部非遗项目与西部非遗项目在市场利用率之间的对比, 也直接地印证了这一客观事实。

同时, 为了构建更为和谐的社会主义新型民族关系, 加强少数民族文化权利的保障尤为重要。因为保障少数民族文化权利, 是保障少数民族人权的重要内容。随着少数民族地区经济的不断发展和对外开放的进一步深入, 作为少数民族重要标志的文化在经济和外来文化等诸多因素的影响下, 受到了巨大的冲击, 少数民族文化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 少数民族文化日益受到关注。因此, 非遗生产性保护方式的学理研究和实践调查要更多地偏重于少数民族非遗项目, 这是保护少数民族文化权利以及构建完整的中国非遗体系的双重要求。本文正是基于上述考虑, 选取了纳西族东巴造纸技艺作为研究对象, 试图通过论证分析, 为生产性保护中涌现出的法律问题, 提供解决思路和规制路径。

二、被“妖魔化”的非遗产业化问题

20世纪以来, 经济和文化的联系日益紧密, 以知识和技术创新为核心的文化产业已经发展成为经济增长最快的一个产业部门。在美国强大的经济实力背后, 文化产业是重要的引擎和驱动, 电影市场、音像制品以及动漫产业等在全球市场的高额利润, 为美国经济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改革开放以来的历史经验也表明, 单纯依靠传统制造业和加工产业, 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必将处于劣势地位, 只有加快产业升级的步伐, 充分发挥文化对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 中国才能够抢占发展的先机。为此, 党的十八大报告中指出, 要不断增强文化软实力, 丰富文化产品类型, 将文化产业发展成为国民经济支柱性产业。非遗作为民族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 显然属于文化产业化进程中不可忽视的内容, 非遗与产业化到底是“水火不容”抑或是“相得益彰”, 需要在理论上进行廓清。

产业化是经济学领域的概念, 它并不是从来就有的, 而是人类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产业化是国家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必然经历的阶段, 产业化的程度如何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一国经济发展水平的高低。根据产业类型的不同, 产业化又可以细分为第一产业的产业化、第二产业的产业化以及第三产业的产业化, 而非遗产品的生产与制造、传播与销售, 大致可以归为第三产业的产业化。在当今的国际经济形势下, 文化生产力的重要性已然不言而喻, 文化产业化也成为众多国家经济发展中的着力点。非遗作为重要的文化资源, 饱含着人类文明与智慧的结晶, 具有可经营性的特点, 这就为非遗产业化提供了现实可能性。非遗保护的产业化是指从事非遗相关的文化产品的生产和经营, 就是利用可经营性非遗这种资源发展文化产业。深度挖掘非遗项目中隐藏着的经济价值, 无论是对于培养非遗产品的自我生存能力, 还是利用非遗项目创造社会财富, 都有着深刻的现实意义和时代价值。非遗产业化符合社会公共利益的需要, 是符合经济发展规律的时代产物。非遗产业化的进程势不可挡, 要顺应这种发展趋势, 而不能蓄意阻挠和破坏。

自生产性保护概念提出以来, 不少学者试图严格区分生产性保护与产业化, 并以产业化最终将威胁到非遗项目的真实保护和传承作为依据, 将产业化与生产性保护置于对立面。但是产业化是否真的将阻碍非遗的保护, 需要冷静客观地分析。从词汇本身的角度来看, 产业化是经济学领域的名词, 属于中性词汇的范畴, 本身并不包含任何的价值评判, 并不天然地携带着人类的感情色彩。而部分学者之所以持“产业化将会扭曲非遗保护的出发点和着力点”的看法, 是一种人为地赋予产业化以超出其承载能力的额外“负担”, 把产业化刻意地定性为追求私利而不顾公共利益的发展模式, 这实质上是计划经济体制残留在人们思想意识领域的表现, 是对于产业经济错误的滞后的理解。因为在产业化的过程中, 并不是只有“无形之手”在发挥作用, 国家作为宏观调控的主体通过适当地干预, 完全可以消除产业化所可能带来的不利影响, 维持产业化在健康有序的状态下运行。

因此, 在生产性保护模式的运用过程中, 无须把产业化置于非遗保护的对立面, 因为理论研究与历史实践都证明了产业化是所有经济领域发展的必由之路, 文化领域特别是非遗领域的市场化自然也不例外。相反, 产业化发展的路径将更有利于“文化搭台, 经济唱戏”目标的实现, 最大限度地利用非遗资源隐藏的经济价值, 带动当地社会经济发展, 造福一方劳动人民。但是, 需要注意的是, 在生产性保护中可以将产业化作为一种发展模式, 但不能单纯以产业化作为导向。也就是说, 盲目地追求市场化、产业化而不顾生产性保护的初衷, 很有可能导致对非遗的过度开发、滥用、篡改等现象, 这是需要在生产性保护的过程中予以严格把关的。

三、非遗生产性保护中出现的法律问题

1、非遗项目的法律概念不明确

目前, 就东巴纸产品的概念而言, 学术界从特点、用途、原料以及工序等角度进行了简单界定, 但是这一概念只具有参考价值或者说学术意义, 而不具有直接的法律效力, 也就无从产生理想的法律效果。最突出的不良影响就是造成了东巴纸产品种类的泛滥, 市场上流通的东巴纸真假难辨。如在丽江古城区内主要存在两种东巴纸, 这两种纸张从外表来看截然不同。传统东巴纸纸质粗糙、颜色老旧, 而仿造东巴纸则包装精美、制作优良, 对传统东巴纸的销售造成了严重冲击。

生产性保护的最终目的是在发挥非遗项目经济效益的同时, 实现对非遗项目的保护与传承, 并且以后者尤重。而东巴纸法律概念的模糊则为部分商人提供了仿冒的可能性, 他们利用便宜易得的原材料, 采取机器化大生产的方式, 在短时间内制作出大量纸张, 并冠以“东巴纸”的称号, 扰乱了市场销售秩序, 也抢占了真正东巴纸产品的生存空间。市场上流通的假冒东巴纸产品威胁着纳西族东巴造纸传统技艺的生存, 严重影响了东巴造纸技艺的真实传承。但尽管假冒东巴纸产品是利用机器制作而成, 并非传统手工艺的产物, 但有关部门并没有将其认定为商品欺诈, 也没有采取相应的处罚措施。造成这一结果的重要原因就是东巴纸定义不明, 何为假冒东巴纸缺乏明确的判断标准, 也就为市场治理带来了阻碍。

为此, 必须赋予东巴纸以内涵清晰、外延明确的法律概念。具体而言, 应当回归到非遗项目——东巴造纸技艺本身, 只有真正经过东巴造纸技艺形成的纸张才能够称之为东巴纸, 包括原材料和工序都应当有着严格的界定。政府部门应就东巴纸的概念问题举行专门的研讨会, 在组织专家广泛研读古籍材料的基础之上, 认真听取传承人的说明和意见, 为东巴纸确定一个既尊重纳西族历史传统, 又符合自身发展需要的法律概念。东巴造纸技艺及东巴纸概念的理清, 可以为非遗项目的法律保护廓清基本的、一以贯之的思路, 否则, 将始终是非遗保护过程中无法逾越的障碍。

2、非遗市场的运行缺乏监管

就非遗项目产品东巴纸的生产和销售而言, 政府在整个市场监管的过程中还存在着较大的不足。首当其冲的就是东巴纸经营企业的设立环节存在着漏洞, 工商管理部门没有针对非遗文化产品企业制定特殊的注册登记要求。据悉, 在丽江市范围内, 无论是自然人、法人还是其他组织, 想要从事东巴纸的经营和销售的话, 并不需要在主体、技术、设备以及资金等方面具备特殊的资质, 一般只需要经过同普通企业相同的注册登记程序即可。从一定程度上来说, 作为非遗项目产品的东巴纸, 在丽江市场上只要有进货渠道和实体店铺, 就可以开业经营, 政府没有在设立资格上进行过多的限制。同样, 在东巴纸生产经营企业的经营过程中, 政府出现了明显的缺位, 没有正确履行监督管理的职能, 这一点突出地表现在价格监管的环节。在丽江市场上, 东巴纸经营店内的商品大都没有明码标价, 多采取由顾客询问时店员以回答的方式说明产品价格。在不同的店铺内, 同类型产品的价格可相差达几十元, 而在同一间店铺中、针对同一件商品, 不同时段的价格竟可相差至百元, 令当地游客唏嘘不已。

市场上之所以出现东巴纸种类鱼龙混杂的现状, 直接原因就是生产和销售东巴纸的企业资质不同、标准不一, 不少商人在不具备生产经营条件的状况下进入了东巴纸市场, 利用东巴纸作为非遗文化产品的知名度谋取了暴利, 更严重扰乱了东巴纸市场秩序的稳定, 破坏了东巴造纸技艺传承人的生存空间, 也就不利于东巴造纸技艺的长久传承。为此, 在企业设立批准的环节, 工商行政部门应针对非遗文化产品企业的特殊性, 制定不同于普通企业的设立标准, 特别是在主体资格方面要严格把关。为了维护非遗产品的市场秩序, 从事非遗产品的生产经营需要有非遗项目传承人作为指导, 并且技术设施完备、工业设备齐全, 取得了生产经营资质之后才可以批准设立, 否则, 应当不予以登记。

企业的运营虽然属于自主管理的范畴, 是现代民法所要求的法人自治思想的体现。但是在涉及市场秩序和公共利益的事项上, 政府必须适当地进行防御型干预, 制止企业的违法违规行为, 保证公平竞争, 维护消费者利益。特别是产品价格问题, 直接关乎着广大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 企业应当明码标价, 尊重市场价格和经济规律, 不能胡乱定价, 更不能愚弄消费者。政府价格监管部门也应当按照《价格法》的要求, 认真履行监督职责, 对违反《价格法》的行为予以严厉查处, 保障消费者的合法权益不受侵犯。

3、市场上非遗产品种类匮乏

东巴纸在历史上一直作为书写东巴经的专用纸张, 因此纳西人受东巴纸传统用途限制, 难以开发出东巴纸产品的其他用途。就丽江市的一家传统东巴纸作坊而言, 其商品品种十分有限, 仅有东巴字画。但在另外一家东巴纸连锁店铺中, 其产品种类包括日记本、台灯罩、扇子等多种品种, 这些产品样式精美、用途广泛, 相比传统作坊, 单单外形和用途就十分吸引过往游客。加之连锁店内商品相比传统店的字画在实用性、可观赏性等方面都要强, 因此传统作坊的产品销量要远远少于连锁店铺。

通观东巴纸的发展历程和现阶段纳西族人的生活状况, 不难发现正宗东巴纸产品少的原因主要有二:一是纳西族人不擅长商业经营, 观念不够先进;二是制作东巴纸的纳西人居住十分分散, 且生活条件较差, 没有足够的经济实力与仿冒的东巴纸连锁店进行竞争。对此, 我们认为最为有效的解决途径是尝试转变经营方式, 将传统作坊形式变更为企业形式, 走合作经营的道路。就东巴纸保护而言, 政府可以和民间组织共同发挥作用。我们应当看到, 根植于乡村特定环境下的各种农村民间文化组织与当地自然、文化环境融为一体, 他们更熟悉乡村情况, 有丰富的地方知识和生活工作经验, 在民众中有较强的号召力和较高的威望, 其组织工作更容易吸引民众的广泛参与。具体说来, 第一, 由政府牵头或者由纳西人自主协作, 集中资金、人力物力及工具等资源优势, 规模化生产东巴纸工艺产品, 借鉴仿冒店铺的产品模式和营销方式, 将东巴纸生产产业化。第二, 纳西族东巴纸技艺传承人可以同仿冒店铺进行协商, 纳西人出技术, 店铺方出资金, 利用各自现有的资源合作经营。这种合作既可以有效抑制东巴纸仿冒现象, 又可以拓宽东巴纸的市场发展渠道, 真正实现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生产性保护。

4、政府扶持政策的严重缺失

生产性保护方式既是非遗传承和发展的必由之路, 也是政府非遗保护工作经验总结的最新成果。作为国家非遗事业发展不可或缺的主体, 政府在非遗保护中始终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作为新兴保护模式的生产性保护, 决不能摒除政府的监督与管理, 更不能脱离政府的帮助与扶持, 否则, 生产性保护就会失去存在的可能性。也就是说, 只有在政府落实扶持政策的前提下, 生产性保护才能全面、真实、长期地应用到非遗保护中去, 这是由我国非遗项目庞大的数量和复杂的现状决定的。因此, 《关于加强非遗生产性保护的指导意见》中指出, 要坚持政府对非遗生产性保护的价值引导、政策引导和舆论引导, 落实现有的扶持措施和出台新的扶持措施, 为非遗生产性保护营造环境、创设条件和提供服务。从一定意义上说, 政府扶持政策的落实程度, 决定着生产性保护工作的成败。

东巴纸的原材料是云南地区特有的林木资源荛花, 离开了荛花就谈不上东巴造纸技艺和东巴纸, 可见荛花对东巴造纸技艺传承的重要性。由于荛花的自然特性和庞大的需求量, 其数量正日渐减少, 为传承东巴造纸技艺埋下了隐患。《意见》指出要加强天然原材料和珍稀原材料的保护工作, 为资源依托型非遗项目的长期传承奠定基础。然而, 当地政府并没有制定措施保护荛花, 更没有扶持政策加强荛花的人工培育工作, 目前荛花正面临着消失的危险。同样, 东巴造纸技艺传承人普遍反映生产作坊面临着经营危机, 其核心问题就是资金的严重不足。由于传统东巴纸的制作需要珍贵的原材料并且耗时较长, 通常需要大量的资金和人力成本投入, 而销售状况的严峻现实使得手工作坊承受着巨大的生存压力。东巴纸生产作坊不仅没有享受到政府的资金补贴, 甚至在税收上都没有获得优惠减免。

非遗文化产品生产经营企业在生产性保护中占据着重要地位, 是推动非遗“自我造血”的根本因素之所在。因此, 在开展非遗保护工作的过程中, 政府应当自觉落实既有的并适时出台新的扶持措施, 为非遗产品生产经营企业提供降低税率、免除费用等优惠政策, 扶持非遗企业的运营与发展, 只有这样非遗企业才能承受住文化市场的强烈竞争, 成为非遗生产性保护发展的主力军。此外, 针对严重依赖自然资源的非遗项目, 各级政府应当给予额外的关注, 要投入专门的经费用于加强非遗原材料的保护和种植, 为传承人利用资源提供便利, 也为非遗项目长期存在创造条件。

摘要:生产性保护方式的广泛应用, 在传承和保护非遗资源的同时, 也为非遗项目的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非遗保护, 既应是国家政策措施扶持下的被动保护, 也应当是非遗项目主动开拓生存渠道的自主保护。生产性保护的提出无疑为非遗项目的发展开辟了一条新的路径, 而其功效的发挥和机能的持续, 则有赖于法律法规的完善。本文以纳西族东巴造纸技艺为视角, 通过实地考察和调研, 力求解决非遗生产性保护中的法律难题。

关键词:非遗,东巴造纸技艺,生产性保护,法律问题

参考文献

[1]曹新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模式研究[J].法商研究, 2009 (2) .

[2]汪欣.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生产性保护理念的认识[J].艺苑, 2011 (2) .

[3]熊文钊.民族法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2:244.

[4]张彬, 杜晓燕.美国文化产业国际竞争力现状及影响因素分析[J].国际商务——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学报, 2012 (4) .

[5]李昕.可经营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产业化运作合理性探讨[J].广西民族研究, 2009 (1) .

篇4: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法律保护问题研究

非物质文化遗产行政法律保护

基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文化性、团体性、公共性等特征,各国普遍重视通过行政立法运用公权力为本国或本地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提供技术服务或指导、采取行政措施、给予财政资助等,具体包括三种立法模式。

1.统一立法模式

统一立法模式,即由统一法典为非物质文化遗产提供行政法保护。此种模式的典型代表是日本政府于 1950年 5月颁布的《文化财保护法》和韩国1962年1月出台的《文化财保护法》。

2.分别立法模式

分别立法模式,即行政机关通过制定多部单行行政法规,对不同类型非物质文化遗产分别保护。例如英国分别针对古迹、登录建筑、保护区、民间文艺、民俗及历史古城等不同层次保护对象进行立法,并对保护办法、保护机构与团体、地方政府职能与资金政策等都给予详尽的规定。法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立法体系采用国家与地方立法充分结合,并以分别立法的模式建立起来。

3.分散立法模式

分散立法模式,即将非物质文化遗产行政法律保护规范渗透到其他私法规范(如知识产权法或其他民事法律)中,而不采用单独立法形式。采用此种立法模式多被发展中国家所采纳,如2002年印度颁布了《生物多样性法》,突尼斯制定《文学艺术版权法》从而成为世界上第一个使用国内知识产权法保护民间文化的国家。

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主要依靠行政法律保护模式。1997年国务院制定颁布《传统工艺美术保护条例》,规定了传统工艺美术品种和技艺认证制度,并要求各级人民政府和有关部门、单位为工艺美术大师创作提供良好的工作环境和条件,并要求对制作传统工艺美术品种特需的天然原料、材料统筹规划、妥善安排。2005年3月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加强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意见》, 要求政府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中要发挥主导作用,建立协调有效的保护工作领导机制;地方政府要将保护工作列入重要工作议程,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整体规划,纳入文化发展纲要。2005年 12月国务院再次颁发《关于加强文化遗产保护的通知》,明确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要坚持“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传承发展”基本方针,并进一步提出开展非物质文化遗产普查工作、制定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规划、抢救珍贵非物质文化遗产、建立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体系、加强少数民族文化遗产和文化生态区保护等具体工作目标。与此同时,各级地方政府近年来也开始通过立法授权或制定地方性规范文件统一协调本地区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例如云南、贵州、福建等地省级政府根据授权负责本地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北京市政府2006年出台《关于加强本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意见》《北京市文化局、北京市财政局关于加强我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通知》等地方规章进一步明确市政府在非物质文化遗产法律保护中的职责。

非物质文化遗产知识产权法律保护

联合国科教文组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将非物质文化遗产界定为“被各社区、群体、有时是个人,视为其文化遗产组成部分的各种社会实践、观念表述、表现形式、知识、技能以及相关的工具、实物、手工艺品和文化场所”。由此可以看出,非物质文化遗产主要以观念、知识、技能等方式表现出来人类智力或精神成果,与知识产权存在天然联系:首先,非物质文化遗产属于人类智力劳动成果,而这是知识产权法的保护范围;其次,非物质文化遗产会随着人类活动不断积累和创新,而激励人们创造性智力活动正是知识产权法的主要宗旨;最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非物质性与无形性也与知识产权法调整对象完全契合。基于此种逻辑,部分国家或地区通过制定或修改知识产权法律的方式将非物质文化遗产纳入保护范围。突尼斯1966年制定(1994年修订)《文学艺术产权法》,明确对民间文艺的知识产权法律保护。此后发展中国家有40多个国家采取知识产权立法保护模式,发达国家有澳大利亚、美国、日本、新西兰、瑞士、法国以及欧盟成员国等认为现行知识产权法适用于非物质化遗产的知识产权保护。非洲知识产权组织1977年制定(1999年修订)的《班吉协定》标志着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知识产权法保护模式的区域化,《伯尔尼公约》1967年修改后将“民间文学艺术”当作作者身份不明的特殊作品予以保护。

根据我国《著作权法》第6条的规定,民间文学艺术作品归入著作权法保护范围,具体办法由国务院另行规定。尽管国务院尚未出台相应具体规定,但对诸如刺绣、民歌、昆曲等民间艺术形式由著作权法保护已经受到理论与实务界的普遍共识。此外,在特定情况下《商标法》也可以为非物质文化遗产提供保护,尤其是传承人明确、有商业价值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例如:1988年天津著名的泥塑“泥人张”获得了商标注册,1998年少林寺注册了“少林”“少林寺”商标,1999年景德镇陶瓷协会向国家成功申请注册“景德镇”陶瓷证明商标,2004年6月国家商标总局核准铜梁县“铜梁火龙”商标等。

结语

基于非物质文化遗产法律保护的多样性、综合性特征,不同国家选择与本国现实国情、法律传统相适应的法律保护机制,从而呈现出行政法律保护、知识产权法律保护两种法律保护形式。需要指出的是两种法律保护机制仅仅是对不同国家立法模式的理论分类,实践中各国都会综合运用两种法律保护机制,只是在运用程序和表现形式等方面存有差异。

(作者单位:1 西华大学人文学院法学系;

篇5: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法律保护问题研究

目: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的法律保护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of the inheritance law protection

专 业: 法 律(本科段)专业代码: C030106 学生姓名: 黄 立 准考证号: 030610101326 指导教师: 李正华

论文成绩:优秀()良好()中等()及格()不及格()

二○一四年

内容摘要

当前,我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面临着很多前所未有的困难与挑战。我国于2011年颁布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法》在非物质文化遗产取得很大成功和突破,但是,对传承人的规定十分含糊,在法律、法规以及司法解释上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的认定、国家保护经费、权利与义务的界定、保护仍然是一片空白的。关于传承人权利的纠纷层出不穷,非遗传承人的法律保护问题备受关注。本文首先介绍了什么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特征及其所涉及与非物质文化遗产有关的主体。其次,研究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的保护现状和存在问题。最后,提出完善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的法律保护制度的建议:完善传承人的认定制度,进一步明确传承人的权利与义务构成,应加强对传承人的社会社会保障措施等。

关键词: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 法律保护

目 录

内容摘要.................................................Ⅰ 目录...................................................Ⅱ 引言......................................................1

一、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概述..............................1

(一)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的概念..........................1

(二)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的特征..........................1

(三)非物质文化遗产所涉及的有关主体......................2

二、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的现状与法律保护..................3

(一)我国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的现状..................3

(二)存在的问题..........................................3

(三)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的立法......................5

三、完善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的法律保护制度................7

(一)完善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的认定制度..................7

(二)进一步明确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的权利与义务..........9

(三)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的社会保障机制..................10 结语.....................................................12 注释.....................................................13 参考文献.................................................1

3引 言

在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生存、保护和发展面临着严峻的形势,使得我们大量优秀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走向散失和消亡。传承人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核心,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的桥梁,国家并没有提供实质性的专门法规去保护传承人,与此同时,传承人也面临的高龄化、生活保障、医疗服务以及时代潮流的冲击,使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发展受到阻碍。年轻人追逐的新鲜、潮流的文化的同时开始疏远中华五千年的文化精髓。导致传承人积极性下降,许多非物质文化遗产遭到毁弃和频临灭绝,正是针对这种情形,研究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的保护是十分有必要的。本文主要是希望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的保护早日拉上法制建设的轨迹上,从而使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源远流长。

2004年,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十一次会议批准我国加入联合国《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国际公约》,并于2005年,国务院发布了《关于加强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意见》通过建立科学有效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机制,大力宣扬、鼓励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保护,2011年我国通过《非物质文化遗产法》具有深刻意义,说明了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意识增强,看到了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就必须保护传承人的重要性,使我国兴起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和传承人潮流、工程。

介于非物质文化遗产走向消亡的趋势、法律的缺失,使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和传承人成为了我们新一代人的任务和使命。只有重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研究以及对传承人保护,才能提高全社会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以及传承人的认识,增强人们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自觉性,使得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人保护工作走上规范化、法制化的轨道。

一、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概述

二十一世纪是一个科学技术高速发展和精神文明的进步的时代,在这个新的时代里,传承人带来许多困难,政府资金的不到位、分配不均、传承人的生活困难、老龄化等方面问题,导致我们对传承人的保护始终没有落到实处。在这种形

势下,胡锦涛总书记在党的十七大的报告中指出,中华文化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团结奋进的不竭动力。要加强对各民族文化的挖掘和保护,重视文化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①加强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是我们新一代人的伟大使命。

(一)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概念

新出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标志着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进入了一个新的轨道,使得我国越来越重视对传承人的保护,其中在《非遗法》中第29、30、31条,都对传承人简单做了形式上的规定,并没有对传承人的认定标准和保护、经费等方面进行规定。

传承人在非物质文化遗产发展过程中是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各民族的生活文化的历史见证。很早之前祁庆富先生给予传承人下了一个定义:“在有重要价值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过程中,代表某项遗产深厚的民族民间文化传统,掌握杰出的技术、技艺、技能,为社区、群体、族群所公认的有影响力的人物。”②我认为祁庆富先生下的定义中包括两个核心部分:精湛、影响力,这两个词是贯穿于传承人的核心内容。我们同时在看出台的《非遗法》第二十九条对传承人的条件做了详细的规定。让我们深刻了解到什么是传承人,主要是指掌握本民族精湛技艺,并能够理解该技艺的所承载的意思,在一定地域范围内能被老百姓所熟知和认可的。

(二)传承人应具备的特征 1.地区性

所谓地区性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在生活习惯上充分反映该地区的特色。比如说:广东的粤剧,就反映了我们广东的生活上的习惯,包括语言我们是用粤语来讲述我们广东人的故事。所以,传承人具有一定的地区性。

2.传承性

我们都希望我的中华文化一直流传下去,让别人知道我们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同样,我们的非物质文化也是一样的,作为传承人都希望所掌握的文化、技艺传下去,不想就这样断送了。传承人应当通过一定的形式让我们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延续下去,传承性使它具有强大的生命力、生生不息。

3.利益性

非物质文化遗产发展的同时,隐隐约约带来了潜在的利益,一定国家争先

恐后抢夺他国的文化,并将其注册为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开展当地的旅游业,带动当地的经济。比如:我们的端午节就是一个最好的例子,韩国把我国的端午节、祭屈原作为自己的文化,并申报非物质文化遗产,从而使很多人都去韩国看端午,带动了当地的经济,给当地的百姓带来了丰富的报酬。

(三)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中涉及的主体

不管在什么领域在利用和传播过程往往会涉及不同的主体资格,比如说:购买一件电子产品,而构成电子产品的主体,主要有设计者、生产者、销售者等等。那更何况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播呢?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和开发的过程涉及的主体往往有政府、利用人、传承人,这些主体在传承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由于上述已经论述传承人,在此不再论述,对其他主体给予论述。

1.国家政府

“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的保护过程中,政府的作用至关重要,实践已经证明,没有政府参与,非物质文化遗产及其传承人就很难得到有效的保护,但是,如果政府越俎代庖,反客为主,取代传承人,不但会影响到传承人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积极性,同时也会影响到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源生态性、民间性与真实性,使民俗变成官俗。”③所以我认为政府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中具有重要作用,政府可以利用自己的优势、资金,在政策、法律等各个层面进行规定,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给予积极扶持、热情鼓励和推动的话,才能文化遗产将不断传承下去,比如说:政府制定和提高传承人的资金分配各项工作,那么传承人就不会因为没有生活来源而放弃传承,所以要发展非物质文化遗产少不了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才能给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提供一个很好的平台。

2.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利用人

我们在关注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的同时,并没有忘记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利用人;在很多时候利用人并不是传承人,但是利用人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和创新过程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利用人通常利用一些形式将文化展现给老百姓,我们通常能看见得就是电影。所以我们更应该重视利用人在传承过程的作用和意义。

二、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的现状与法律保护

(一)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的现状

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人民的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从而使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的观念、生活条件发生了变化,老百姓的价值观、审美观和需求欲望也随着社会发展发生着巨大的变化,以及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赖以生存的社会环境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播与接受的范围也受到了阻碍和影响。传承人的生存空间逐渐缩小化,仅靠所传承的技艺谋生,生活将难以维持下去的,导致许多传承人寻找别的出路来维持生活和开支,把技艺作为一种生活上的业余爱好罢了。随着时间的走势,许多传承人都面临、走向衰老和死亡,导致非物质文化遗产逐渐走向衰落、甚至消亡。为了挽救濒临灭亡的文化。我国出台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法》虽然说改变了不少的现状,但是还是有不足的地方,比如说第30条对传承人的资助问题作出了规定,但是,我认为:它并没有明确对传承人的资金作出规定,而是做了必要的经费,是一个很含糊的概念,对生活上的费用以及分配,怎么样才能到传承人手中等问题没有明确。在说《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管理暂行办法》针对的是国家级的传承人,而对非认定的传承人并没有实质性保护,有些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人并没有通过认定等方式进行注册,而国家在法律上没有对这一类的人进行保护。

(二)存在的问题 1.认定的缺陷

传承人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播和发展的核心,只有充分保护传承人才能使非物质文化遗产更好的生存下去。而认定成为衡量一个人是否具备传承人的资格的审查制度。作为一项制度,也存在着缺陷和不合理之处。

(1)人员冲突

《非遗法》第29条规定代表性传承人的资格认定,即“熟练掌握其传承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在特定领域内具有代表性,并在一定区域内具有较大影响;积极展开传承活动”的条件,无疑是对传承人最好的解释,可是在看《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认定与管理暂行办法》第4条:“传承人不应当是从事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料收集、整理和研究的人员”,有些研究生员为了使非物质文化遗产更好的发展和传承下去,他们会选择国家的保护,因此,选择申请传承人。

我们保护和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目的,是要非物质文化遗产更好的发展和生存下去,作为从事收集、整理和研究的人员可能比原汁原味的传承人更能完全掌握该项技术,并能够更好的传承下去,所以,人员上有不少的冲突。

(2)先后冲突

《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认定与管理暂行办法》第4条规定,成为传承人的方式应自行申请或被推荐,以申请为主。我国是地大物博的国家,而掌握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往往生活在信息通讯落后的地区,他们根本不法了解相关制度,导致他们保护意识淡薄,从而使得他们没有申请,而有些人为了获得经济上的利益或其他原因,去充当传承人,并提出申请;而原传承人要提出申请时,却发现被他人以申请,从而使得传承人得不到很好的保护和救济。只有进一步拓宽和完善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的认定机制,才能将真正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纳入保护体系之中。

2.国家经费投入不足

许多传承人为了生活不得不放弃自己的技艺,去寻找可以维持生活的工作,那是什么改变了他们呢?很重要的原因是:经费问题。主要是:拨款的资金少和分配不到位。

我们从福建省文化厅于2008年七八月间组织过摸底调查,该省首批省级传承人232人(含国家级55人)中,平均年龄59岁,61岁以上的占47%,最高年龄为:90岁,而且,大部分传承人处于中低收入的状态。年收入在1万元以下的约占32%,平均每个月大概有833.33元左右,在1万元到3万元的约占47%,平均每个月大概有833元到2500元,3万元到5万元的约占12%。其中45.5%的传承人没有社保,27.6%没有医保。④这是我国的拨款的情况,《文化财保法》中被认定“人间国宝”⑤的人,每年政府都会给予200万日元(折合人民币:15万8千)补助金,用于培养和传承“技艺”、改善生活、条件。以上对比说明我们的拨款很少,其实国家给予的经费只是用于活动的开展,很少对传承人在生活费用上进行补助,即使有也是十分少的。国家应该加大对传承人生活、活动的补助资金,让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热心和积极投身入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和发扬的工作中。

3.老龄化 ⑥

老龄化是非物质文化遗产走向灭亡的主要原因;查阅《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名单第三批》广东目录中发现:100岁以上有1人,90岁-99岁有1人,80岁-89岁7人,70岁-79岁9人,60岁-69岁7人,50岁-59岁1人;这份资料给了我们最好的解释,在广东第三批传承人中并没有一个是50岁以下的,⑦说明我们的传承人趋向老龄化,他们的岁数每年的增长,也伴随着文化遗产的新与亡,随着我国经济和科学技术水平的冲击,新一代的年轻在新时代的潮流冲击下,宁可学习现在的文艺,不愿意去学习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技艺,导致老一代的传承人不知道传给谁,谁愿意学。从而使非物质文化遗产走向灭亡。

(三)我国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的立法

在2004年,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十一次会议批准我国加入联合国《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国际公约》,促使我国越来越重非物质文化遗产在社会经济、政治上的重要作用,具有划时代的深刻意义。并于2005年,国务院发布了《关于加强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意见》通过建立科学有效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机制,大力宣扬、鼓励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保护。2008年,第三个“文化遗产日”期间,我国出台了《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认定与管理暂行办法》,是我国第一个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的重要文件,标志着我国对传承人的保护更进一步。国家文化部先后公布了第一批和第二批、第三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2011年2月25日经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九次会议表决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这是近年来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最大的立法成果,具有重要的意义。期间,各级地方政府也开始重视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有相当多的省包括自治区都制定和颁布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条例,由此,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和阶段。

1.《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

中国出现了一个新的里程牌,于2011年2月25日我们期待已久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法》在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九次会议表决通过,并于2011年6月1日实施这就是非物质文化遗产法的颁布和实施,标志着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将走上一条有法可依的阶段和模式,是的,我们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日益走向衰落,再不给予保护,那我们怎么对的起祖先和后代。

《非物质文化遗产法》弥补了我国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空白之处,在我国文化法制建设上具有里程碑的意义,产生重大而深远的影响,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的保护提供了一个很好的理论依据;由于《非遗法》在内容上并不完整,对传承人尚未给予实质性的保护,导致传承人在经济、医疗上得不到很好的保障,促使非物质文化遗产走向衰微。应出台相应的专门性法规,充分发挥和尊重传承人的精神上的权利,使时代和历史赋予我们神圣的使命。

2.地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条例

中国文化之所以博大精深,对中国人民产生深远持久的影响,主要是因为中华民族民间文化的多样性,为了防止非物质文化遗产走向灭亡;当时政府或者自治州都高度重视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和抢救,并先后制定和颁布相关条例,以地方和自治区为例:江苏省(2006)、宁夏回族自治区(2006)、新疆维吾尔族自治区(2008)等等,都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的保护和抢救给予规定和帮助。

非物质文化遗产曾经遭到过种种破坏,再加上我国在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方面的工作起步太晚,既缺乏有效的科学管理手段,又没有成套的经验。但是,世界经济一体化的模式,带给我们许多有利之处,我国是发展中国家,在资金、技术方面较落后于美国,但是,我们从另一个方面去看,我们的文化却优于美国,随着文化成为综合国力之一,是衡量一个国家软实力的标志,在当前的形势下,我们更加应该分析我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生存状况和所面临的挑战,针对具体的问题给予具体的解决,并制定许多保护政策、条例。重视对非物质文化遗产和传承人的保护,从而使非物质文化遗产世世代代的传承。

三、完善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的法律保护制度

“在全球化得时代,世界各国各民族都日益重视自己的民族民间文化。世界文化的大走向是本土化。这里因为民间文化是一个民族精神情感的载体,是民族凝聚力与亲和力之所在,是民族特征与个性最鲜明的表现,是民族文化的根基与源头。我国是文化古国与大国。民间文化博大而灿烂,但由于认识上的种种误区及盲点,同时有没有法规保护,尤其在现代大潮中面临着‘催拉柱朽’般的灾难。无数珍贵民间技艺随着老人逝去而销迹;大片大片风格各异的古老民俗及其蕴含其中的历史文化精华正被推土机推倒铲除;大量民间文化的典型器物流失海外。

民间年画、皮影、剪纸、传世刺绣、面塑等等经典民间艺术随其生存土壤与环境的破坏而日渐衰微。那么我们这一代文化人,我们的学人,就有一个使命,一个义不容辞的使命,就是抢救民间文化。因为我们的民间文化在每一分钟都有消亡。”⑧在21世纪经济全球化和我国加速城镇化发展的背景下,保护和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已成为文化遗产保护事业新的重要课题。虽然我国已经出台了《非遗法》但是没有明确对传承人的保护、救济(生活补助、传承、活动开展等等);所以在此呼吁,政府尽快制定出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保护的法制及其相关措施,使得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永久保存和传承下去,这具有深刻的意义的。

(一)完善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认定制度

上述我们在讨论存在问题时,指出了认定制定所存在的问题,机制的不完善只会导致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流逝,只有充分保护传承人,对他们进行科学化的认定制度,无疑是对传承人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过程中肯定和支持,只有完善好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的认定制度,才能确保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发展和传承。

现阶段我国广泛实施的传承人认定制度主要是以国家进行认定的方式,典型的代表是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申报评定暂行办法》的实施为标志,政府颁布的认定制定还有不够完善的地方。主要体现在:第一:非物质文化遗产认定程序性较为繁琐。从暂行办法第十条中很多传承人并不是哥哥有文化的,有些甚至不会写自己的名字,你叫他申报,程序那么繁琐,他嫌麻烦,往往会不申报。第二:认定的影响力不大,导致部分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得不到有效的保护。有些在小农村的传承并不知道有这样的事情。第三:形式意义大于实质意义。并没有明确认定后给予怎么样的保护和扶持。从而使许多政策没有落到实处,使得传承人得不到有效的保护。所以,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在传承过程中应加快建立科学管理的机制,科学管理的机制不外乎就是对传承人进行有效的认定,只有在认定的基础上,我们才能制定出与它相适应的制度。

1.国家认定制度

国家在对传承人认定上有着重要的作用,是强有力的后盾。国家认定制度往往是基于法律的基础上去实施的,我认为国家制度应与普查相结合,才能发挥功效,各级政府对本区域进行普查和统计,认为某人或者团体备具相应的资格、条件并符合国家所制定的认定标准,进行上报,国家将给予一定保护,普查制度应

走进各个角落。由于我国文化的多样性和多元化的关系,更应该把国家对传承人的认定落到实处并与结合申请备案制度、普查制度、群众推荐制度相结合,才可以发挥很大的作用,使得更加全面的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

2.申请备案制度(传承人申请)

申请备案制度是指利用我国现有的法律的认定标准,在各个行政区域范围内实行传承人自我申报、政府主管部门备案审查、政府最终认可的一种制度。其核心部分是传承人自我申请。申请备案制度可以最大限度的节省政府有限的行政资源,最大程度的对传承人进行保护,同时也可以发挥传承人自我维护权利的积极性。

3.群众推荐制

我国是一个由56个民族组成的大家庭,存在丰富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由于分布的比较广,有些分布在小山村里面,信息、经济存在很大的困扰,有些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并没有去申请备案或国家普查不到,在这个时候,群众推荐制度就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弥补了申请备案、国家认定的空缺;使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人的制度更加完善。

我们所构建的关于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的认定制度主要分为三类:国家认定制、申请备案制、群众推荐制。其中起重要作用的是申请备案制,国家认定制和群众推荐制都是对申请备案制的有益补充。我们相信在这三类制度共同发挥作用的基础上再将目前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普查工作深入推进下去,形成良好互动,相信关于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的保护一定能够取得长足有效的进步。

(二)进一步明确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的权利和义务

在《非遗法》第31条明确了传承人的义务,但是,查阅了整篇的文字,也没有权利的字眼,法律并没有对传承人的权利作出明确的规定,我认为:任何一种法律关系,都有一个明确的内容,主体在整个法律关系享有什么权利,应履行什么样的义务。我们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的保护也不例外,法律明确了他的义务,并没有明确他的权利,难道说我们所说的权利与义务不是对等吗?我认为要进一步明确权利这个内容,因此,我将对权利与义务进行分析:

1.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的权利(1)传承权

传承人有权利将自己所掌握的知识和技能传承给自己所选择的传承人。由于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肩负了该项文化的所赋予的使命,也是让该项非物质文化遗产能持续的发展下去,它是反映了祖先、本区域的生活习惯、情感等等,是让我们子孙了解我们前人的状况的真实写照。所以,传承权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法律权利的核心,必不可少的权利。

(2)署名权

在传承人的表演、传承、开展的活动中及因此活动所产生的作品中,可以适当的方式注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来源或出处。署名权是传承人的一种精神上的权利或身份权,意味着对其活动的一种肯定和认可,不可以出让或买卖。

(3)获得报酬权

传承人基于其开展表演以及活动而依法享有的表演者的权利,主要有:(1)表明表演者身份、(2)保护表演形象不受歪曲、(3)许可他人从现场直播和公开传送其现场表演,并获得报酬、(4)许可他人录音录像,并获得报酬、(5)许可他人复制,发行录有表演者表演的录音录像制品,并获得报酬、(6)许可他人通过网络向公众传播其表演,并获得报酬。

(4)获得国家帮助权

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为了更好地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同时为了保证传承人的生活的保障,可以要求国家和社会提供经济上和政策上以及其他方面的帮助的权利。国家从人力、物力、财力上对其提供支持是必须的,还应该从各方面的政策上积极促进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振兴。

2.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的义务

其实在《非遗法》第31条不宜给传承人的义务作出的解释,内容有:(一)开展传承活动,培养后继人才;(二)妥善保存相关的实物、资料;(三)配合文化主管部门和其他有关部门进行非物质文化遗产调查;(四)参与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益性宣传。我对它进行了总结,主要有:

(1)传承义务;当一个某人被政府认定为传承人后,有义务将传承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传播下去,不让所拥有的技艺失传、消亡,并让非物质文化遗产走向繁荣、创新。

(2)正确使用;正确、合理的使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技艺,不得对它进行捏

造、恶搞非物质文化遗产,应保证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完整性和独特性。

(3)接受政府监督;非物质文化遗产所开展的活动、演出、传承都离不开政府都离不开政府的指导和监督,在政府的保驾护航下,使非物质文化遗产更好的发展和传承。

(三)建立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的社会保障机制

我国肯定传承人的地位,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立法的同时,却没有建立传承人的社会保障机制,但是,有些地方已经建立比如:安徽省于2011年提省十一届人大常委会第26次会议的《关于全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情况的报告》中,明确提出依法建立机制,进一步从法律层面常态化保护传承人。⑨但是我只有地方建立了,只保障了该地的传承人,因此,呼吁建立全国性的社会保障机制,我认为建立社会保障机制主要包括几项内容:

1.崇高社会地位和荣誉感

国内学者萧放谈到此时曾说:“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以人为主的流动的文化遗产,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人,我们应该从传承民族文化的高度,认识他们的文化贡献,在某些政策待遇上,将他们与当代社会生产者、劳动者的优秀人物

⑩以同等对待,给他们类似的社会保障。”政府应极力宣传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活动,并同时对传承人的公布,同时要赋予他们一个明确的崇高的地位;传承人是中国国宝级人物,一个荣誉是对传承人的肯定和鼓励。

2.提高经费扶持

在社会中,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的经济、生活的困难,成为非物质文化遗产走向灭亡的重要原因之一。由于,各个传承者在传承过程中,生活得不到很好的保障。我国政府应该提高和制定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提高资助标准,日本每年给予传承人人民币16万左右,而我国呢?这个确实让人堪忧,所以我国有必要借鉴日本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的保护。

3.开展、展演等交流的平台

“‘活鱼要在水中看’。保护无形文化遗产犹如池中养鱼,关键是要为:“鱼儿们”营造出一个适合于它们生长的客观环境。不论是保护、恢复还是重建有关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文化生态,都要让这些文化事象真正回归民众,在他们生产生活中扎下根” 传承人如果空有一腔热情,但是没有条件来推动传承艺术的发展,这就像一条活蹦乱跳的大鱼没有水源让它去游荡。这是很可悲的。11所以,在发展和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时候,有必要开展交流平台。如学校可以组织学生参观文化遗产展览,开设剪纸、捏泥人及民间传说、民间舞蹈等文化遗产课程,我们可以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技艺、活动作为大学生的选修课,使非物质文化遗产不断的传承。

结 语

二十一世纪是一个科学技术高速发展和精神文明的进步的时代,在这个新的时代里,许多物质、经济都面临着机遇与挑战,而我们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也不例外,这个时代中得到了新的机遇,同时也面临着新的问题与挑战,其中之一就是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人的保护。针对当前的环境可见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要性,应重视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的保护,才能使非物质文化遗产走向更好的发展模式。

为了探析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在人类历史上的重要作用,从几个方面进行论述,主要以当前的什么背景作为切入点,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人的概念进行剖析,同时,分析传承人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过程中具有什么样的作用、特性,它所给我们来的启示,具有重要的作用。针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的解释,我们可以看到现行我国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的保护还不是很到位,欠缺有效的科学管理手段,没有处理好认定问题、经济补助费用、精神权利等问题,针对这种问题和形式,非物质文化遗产在保护过程,只有保护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人,才能使得非物质文化遗产源远流长。对于,所存在的问题,中国应该构建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保护的体制和立法。

在一定程度上看到,非物质文化遗产在我们整个文化体系中的重要作用,也重视警示我们应该注重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并审视我们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所带的经济效益,具有潜移默化的作用。本文希望能为一些法律学者乃至政府作为一个小文本来研究。

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人是时代赋予我们的使命,我们要时刻守护我们的优秀文化,不让它消失和灭亡。

注释

①胡锦涛.中国共产党十七大上报告,第七部分“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N].新华日报,2007-10-24(1).

②祁庆富.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的传承与传承人[J].西北民族研究,2006(3). ③李建荣.传承的力量-陇东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M].宁夏人民出版社,2007:23. ④黄小娟.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的权利探析[D].中央民族大学2010年博士论文.

⑤根据日本文化财保护法的规定,掌握“重要无形文化财”的“技艺”或“技能”者,被认定为传承人。⑥晓光.从“人间国宝”说起[N].人民日报,2007-05-23(16).

⑦广东省第三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名单[DB/OL].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网:http://,2011年08月16日发布,2012年8月05日访问.

⑨高城.安徽将建立机制保护非遗传承人[DB/OL].http://news.163.com/11/0622/14/775KGTLG00014AEE.html,2011年06月22日发布,2012年08月01日访问.

⑩萧放.关于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的认定与保护方式的思考[J].文化遗产,2008(1). ①苑利.活鱼要在水中看[M].人民日报(海外版),2006-06-14(7).

参考文献

①冯晓晴.知识产权法[M].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8.②乌比安.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理论与方法[M].文化艺术出版社,2010.③王文章.非物质文化遗产概论[M].文化艺术出版社,2006.④李建荣.传承的力量-陇东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M].宁夏出版社.2007年.⑤苑利.活鱼要在水中看[N].人民日报海外版.2006年06月14日 第7版.⑥黄小娟.少数民族非物质文佑遗产传承人的权利探析[D].中央民族大学.2010年.⑦王庆.非物质文化遗产主体制度设计研究[D].西南大学.2009年.⑧王文章.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论坛文集[A].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概念界定与分类认定[C].文化艺术出版社.2006年.⑨苑利.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保护之忧[J].探索与争鸣,2007(7).⑩国务院办公厅.国办发〔2005〕18号.关于加强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意见.2005年3月26日.指导教师评语:

(签章)

二O一四年

指导小组或教研室意见:

(签章)

二O一四年

篇6: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法律保护问题研究

世界各国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上采取了许多措施,其中立法保护是最为重要的内容之一。我国虽然在立法上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进行过积极的探索,然而仍存在一些问题。这些问题值得进一步探索和研究。

一、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立法的背景

(一)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国际背景

10月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第32届大会上通过了《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的颁布对于全球范围内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意义重大。随后越来越多的国家加入本公约,并依照公约的有关规定进行申报等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工作。此外,日木、韩国等也纷纷出台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有关立法,在非物质文化遗产立法保护上给我们提供了很多可资借鉴的经验。

(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国内背景

第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九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颁布之后有关省份也相继制定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法律规范。此外,大量的民间保护组织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方面也发挥着重大作用。

(三)完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立法的必要性

“不论从文化价值方面,还是从经济利益方面,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都是刻不容缓的大事。立法保护是本源,只有通过立法,才能从各个层面对宝贵的文化遗产给以切实保护。”立法保护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最重要方式之一。首先,法律本身具有强制性,可以有效地推动相关措施的执行。其次,法律影响较为广泛,能够促使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观念深入人心。再次,我国尚有大量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需要执行,亟需一种高效的措施。

然而目前,我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在立法层面仍然存在较大不足。

二、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立法存在的问题

(一)立法保护尚不健全,配套制度不完善

从国家层面来春《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虽然发挥重要作用,但其相关的配套法律文件很少:一些省级行政区仍未出台专门法律文件。目前的立法成果多是近几年产生的,并且很多是针对某一方面问题制定的规范性文件。

“我们不仅要直接处理对各类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有效保护的问题,也间接地在处理我们公共文化服务的制度设计问题。”仅有法律规定是不够的,还需要以法律为基石来构建全面的保护制度。

(二)立法技术不高,内容比较滞后,实用性较差

1.规划与保护的问题。现有的法律规定存在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规划编制不健全,保护措施不具体详细,规划与保护主管单位不明确等问题。

2.传承上的问题。现有法律规定存在传承人与传承单位申请或推荐方式不具体,权利义务不确切,保障与支持工作不健全等问题。

3.管理与利用的问题。现有的法律规定在内容上存在管理主体不明确,管理措施不健全,非物质文化遗产所有权不确定等问题。

4.保障措施方面存在不足。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在规定上存在主管单位职责不明、工作安排不切实,资金来源不明确、不规范等问题。

5.法律责任规定不明确。

(三)不能兼顾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知识产权保护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立法保护在我国“经历了一个从纯粹公法保护到以公法为主、兼顾私法的过程。长期以来我国采取的都是行政保护模式,行政保护色彩浓厚”。缺失对知识产权的保护,难以调动企业、民众和社会组织的积极性,不利于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发展。

三、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立法完善的设想

(一)加强立法工作,制定完备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法律体系,逐步健全保护制度

各省级行政单位宜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指导下,参考相关省份立法,从自身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实际出发,制定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相关法律。国家和省两级行政单位应建立起完善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法律制度及配套措施,制定实施细则对原则性的规定加以量化、细化,使得法律保护更具操作性。

(二)完善立法技术,增强法律的实用性

1.进一步完善非物质文化遗产规划与保护的立法规定。制定指导性强的具体法规,健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规划编制,具体详细的制定保护措施,明确规划与保护主管单位,具体规定各组织权能。

2.完善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制度。明确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代表性传承人及传承单位的主管单位,建立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代表性传承人及传承单位保护完善的保护措施,制定具体可行的申请或推荐方式,明确规定传承人与传承单位权利义务,健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代表性传承人及传承单位的保障与支持。

3.建立非物质文化遗产管理与利用的相关制度。通过制定详细的地方性法规,明确规定非物质文化遗产管理主体,健全管理措施,加强对非物质文化遗产所有权与保护措施的建设。

4.制定非物质文化遗产保障性政策和措施。从实际出发,在立法上明确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主管单位职责及工作安排,参照《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加大财政支持,规范资金来源,采用切实可行的强保护方式并加以明确,完善保护的相关活动与宣传措施。

5.明确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法律责任。各级行政单位宜制定相关法律,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的责任主体,主体的义务与责任,及违法的处罚措施做出具体详尽的规定。

(三)立法上兼顾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知识产权保护

通过加强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著作权、专利权和商标权的立法保护,形成公法和私法相结合的综合保护模式,才能更好的调动人民群众的积极性,更加有效的实现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

上一篇:装配式可行性研究报告下一篇:毕业时的伤感个性签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