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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篇：安全经济论文范文
关注国家经济安全
◆ 国家经济安全：一个沉甸甸的话题
20世纪90年代以来，以锐不可挡的狂飙之势的经济全球化，一方面提高了资源配置效率，促进世界经济快速增长;一方面，逐渐消除了各国间的各种壁垒和阻碍，使世界各国经济关联性与依存性不断增强，并把世界竞争推向了极至化和白炽化。从最根本意义上讲，经济全球化要求各国让渡部分经济主权，这势必影响国家对经济的宏观调控，削弱国家对经济安全的保护能力。加之“全球治理”严重滞后，使世界经济的不确定性和风险因素增多。随着经济全球化所构建的世界经济“普遍联系之网”，这些不确定性和风险因素，成为一种跨国界转移因子，通过“链条效应”和“蝴蝶效应”在全世界迅速扩散，影响世界各国特别是不发达国家的经济安全。所以，经济全球化使世界经济变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脆弱不堪了。1994年2月爆发的墨西哥金融危机和1997年7月由泰国货币危机引发的东南亚地区金融危机，就是最好的例证。这两次危机不仅对墨、泰两国经济是一次严重的打击，而且对拉美和东南亚地区乃至整个世界经济都产生巨大的冲击。冷战结束以来，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家经济安全问题越来越多引起各国的高度关注，并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热点问题。20世纪60年代后期，美国就提出“国家经济安全问题”。1993年，美国总统克林顿就曾表示要把“经济安全作为对外政策的主要目标”，并在政策上将“经济安全”定为国家安全战略的三大目标之一。1996年，俄罗斯出台了《国家安全构想》和《国家经济安全战略》两个文件，明确提出“保障国家安全应把保障经济安全放在第一位”，“没有经济安全保障，就不可能解决国家所面临的国内和国际两方面的任何一项任务”，力求通过保障国家经济安全来保证俄罗斯在世界上的独立性，减少对西方发达国家的依赖，保证俄罗斯的经济在不受威胁的状态下持续发展。日本向来十分注重国家经济安全问题，较早把经济安全列入国家综合安全战略，把经济安全保障置于综合安全保障体系中特别重要的位置。通过经济安全保障，保证对外经济安全，增加国内资源与能源储备，提高自给能力，从而促进经济实力和国际竞争力的持续提高。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再一次告诫人们要关注国家经济安全问题。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以及一些研究机构都有组织地研究国家经济安全问题。从国内来看，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我国就提出了“中国的粮食安全问题”，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爆发以来，我国政府和学界开始重视“金融安全问题”以及产业安全等经济安全问题的研究。
所谓国家经济安全，是指在全球化条件下，一国的经济系统运行和持续发展状态及经济利益处于不受外来势力威胁的状态。具体说来，国家经济安全包括两个方面内容：一是指国内(本土)经济安全，即一国能够化解各种潜在风险，保持经济稳定、均衡、持续发展的状态和能力。二是指国际经济安全，即一国经济主权不受分割，能够抗御外来干扰和冲击，使国家经济利益不受侵犯。国家经济安全本质上是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一国经济适应外部环境的变化并能稳定持续发展的能力，其根本保障在于国内经济的综合实力和国际竞争能力。具体而言，国家经济安全是在一个规避风险条件下实现更高的对外开放效益的问题，即在不断提高对外开放水平下实现更大的开放效益。也就是说，在不断开放的条件下，国家经济主权能否独立，政府能否有效实现对本国经济的管理，国民经济的持续增长和发展是否会中断，国民经济体系能否抵御国际市场动荡和外部风险的冲击，国家经济发展利益是否受到外来势力的威胁与破坏，参与国际经济竞争能力的强弱，国家经济发展战略要素和国家整体经济是否安全。所以，国家经济安全可以分为两大类型：一是内发性国家经济安全问题，二是外发性国家经济安全问题。所谓内发性国家经济安全，主要指国内经济领域的安全和引发经济安全问题的根源，发生在国内经济运行中，如在经济特色领域，国有资产严重流失、国有企业整体缺乏竞争力、不能起应有的国民经济支柱作用;如在金融财政领域，国债风险、通货膨胀或通货紧缩、泡沫经济等。所谓外发性国家经济安全问题，主要指涉外经济领域的安全，和对国家经济有重大不利影响的根源，发生在国外的不确定事件，如国际游资和跨国公司在重要经济领域的垄断;涉外经济关系的突变;重大公共卫生事件突然袭来等。
◆ 经济全球化：挑战我国国家经济安全
经济全球化是一把双刃剑。中国融入经济全球化进程，一方面有利于推动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另一方面也给我国经济的发展和经济安全带来巨大压力和严峻挑战。
经济全球化：挑战我国的战略资源安全
所谓战略资源是指对一国国民经济持续发展和保障经济安全至关重要的资源。它包括国土资源、石油资源、水资源、粮食和稀有金属以及外汇储备等。从我国国情来看，我国资源总体状况是“人均占有量较少且分布不均”。我们人均耕地占有量仅为世界人均水平的40%，人均淡水占有量不足世界平均水平的30%、石油8.3%、天然气4.1%、铜25.5%、铝9.7%。从分布来看：存在“南边缺煤，东边缺电，北方缺水，西部缺财”，因而长期存在着“北煤南运、南水北调，西电东送，东财西引”的状况。经济全球化极大地威胁我国战略资源安全。比如，我国有石油安全就面临严峻挑战。石油号称工业的“血液”，为世界第一战略资源。我国是目前世界上的第三大能源生产国和第二大能源消费国。据专家预测，我国实际石油生产的最大增长可能仅为2亿多吨，可实际石油需求增长预计到2010年将超过3亿多吨，2020年有可能突破4亿多吨。也就是说，石油的实际生产根本无法满足经济发展对石油的需求。2003年，我国从海外进口的石油和成品油就超过1亿吨。
经济全球化：挑战我国金融安全
经济全球化扫除了资本在国与国之间自由流动的障碍，削弱国家制定货币政策的自主权，降低国家货币政策效率，增强货币政策的“溢出和溢入效应”，因而增大国内金融体系和国际金融体系的风险。著名经济学家约瑟夫·斯蒂格利茨说过：我将资本市场的自由化做了简单的比喻：小国就如小船。放开资本市场就是让它们在恶劣的大海上漂泊。即使船上有优秀的船长，即使船只状况良好，它们也有可能被大风大浪倾覆。从我国金融的现状来看，仍存在着一些现实的和潜在的金融风险或不确定性因素，主要表现：一是银行业金融机构的不良资产率较高，资本充足率和资产损失准备金抵补率较低，抗风险能力较弱;二是银行业金融机构的公司治理结构和内部控制还不够健全，有效控制和防范风险的能力不强劲;三是银行业金融机构的贷款增长较快，对某些发展过热行业、地区及少数集团企业的授信集中度较高，关联授信融资也比较严重，风险集中暴露和快速蔓延的机率较大;四是金融机构还没有对混业经营及利率、汇率市场化的改革后的风险管理控制做好充分准备;五是金融监管当局还不能很好做到对风险的早期识别、预警和处置，还存在着许多监管的真空，还难以有效防止风险的聚积与扩散。在这种情况下，具有强大综合服务功能和创新能力的外资金融机构的大量涌入，必然对我国的金融企业和金融市场产生强烈冲击。
经济全球化：挑战我国民族产业安全
在经济全球化条件下，民族产业的安全是国家经济安全的核心。改革开放20多年来，我国民族产业有了很大发展。但从总体上看，我国民族产业无论在技术水平、经营规模和效率上，还是在自主知识产权和研发投入上，与国际先进水平相比，还存着较大差距。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外商投资战略的改变，我国民族产业安全面临重大挑战。一是国内的薄弱产业或幼稚产业受到冲击，关系到国计民生的产业有可能受制于人。二是外资企业大量抢占中国市场。统计资料表明：目前，三资企业产品市场占有率超过30%的有133个行业，其中产品市场占有率超过50%的有57个行业。在支柱产业、机床产业，中国已失去62%的市场份额，移动通讯市场95%被外资占领，计算机和集成电路75%—80%属于舶来品，传真机和摄影机外资占有率分别为98%和99%。三是在经济全球化的过程中，跨国公司在直接投资与技术转让时，总是把核心技术保留在本国，而把那些硬件或非核心技术转移到发展中国家，从而形成“大脑—躯干”的梯度产业结构，这对我国产业结构的优化与升级带来不利影响，从而威胁我国产业安全。
经济全球化：挑战我国生态安全
生态安全是指一个国家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宇宙空间及其全部物质要素的整体发展不受或少受破坏或威胁的状态。生态安全问题的存在，本质上是自工业革命以来人类征服自然活动的非理性扩张的恶果。生态危机具有长期性和不可逆转性，一旦大范围的生态危机形成，最终将导致人类与自然难以为继。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大国，正处在经济快速增长的发展过程中，面临着提高社会生产力、增强综合国力和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历史任务。同时，又面临着人口基数大，人口增长态势居高不下，“资源总量大国和人均资源小国”同时并存，生态环境脆弱、水资源短缺、水土流失严重、土地荒漠化现象加剧、污染严重、物种多样性锐减。在全球化的大背景下，传统的以资源消耗为特征的工业化模式，与世界不平等的国际贸易体制相结合，便产生了“污染转移的梯度效应”和“贫困转移的马太效应”。发达国家通过不平等的国际贸易体制，从发展中国家获取大量廉价的自然资源，将自己的高消耗建立在他国的资源环境的基础之上。并以邻为壑，通过种种手段转嫁环境危机，从而使环境和生态问题成为全球性的问题。生态环境安全从根本上影响着国家经济安全。美国前国务卿奥尔布赖特曾宣称：环境威胁应当被视为对我们国家安全的威胁。经济全球化一方面降低我国环境的承载力，一方面加重我国环境负担，使生态环境问题逐步上升成为关系国家生存和安危的生态安全问题。
经济全球化：挑战我国信息安全
目前，我国正在与发达国家同步构建网络经济，以互联网为基础的多种信息传递网络已经在国民经济的许多产业部门建立和运行。国民经济的信息化进程，既促进了国家经济的发展，又为国家经济安全提出了严峻的挑战。美国著名未来学家托夫勒说过：谁掌握了信息，控制了网络，谁将拥有整个世界。由于我国信息技术的相对落后，芯片及应用系统、数据库等方面受制于人，因而在经济全球化浪潮中，我国网络经济及信息安全问题面临严峻威胁。
◆ 观念与制度重塑：构建国家经济安全预警机制
重塑国家安全新理念，构建国家大安全战略
冷战结束以来的国际社会现实告诉人们，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经济安全不仅是经济发展、综合国力提升的前提条件，而且事关国家主权和政局稳定。随着经济全球化不断深化，任何一个民族国家的发展与安全都面临着激烈竞争的国际环境。国家大安全战略就是一个民族国家在激烈的国际竞争环境中，谋求生存和发展的总战略。国家大安全战略包括两个方面的基本内容：一是由公共利益即社会整体利益决定的国家经济发展战略，其内容包括经济发展战略、科技发展战略、文化发展战略、社会发展战略;二是由国家利益所决定的国家安全战略，其主要内容包括外交战略和国防战略。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世界政治经济秩序架构仍无所定，“一超诸强、多元争极”的新格局正在形成之中。美国单极主导的秩序框架仍阴影重重，亦威胁着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安全。因此，我们必须重塑国家安全新理念，构建国家大安全战略。国家大安全战略把国家经济安全纳入国家安全的体系，使经济安全与军事安全、国防安全、政治安全等一起构成21世纪国家安全战略的重要组成内容。忽视经济安全的国家安全战略是不完整的、是残缺的。同时，国家大安全战略把国家发展与国家安全辩证地统一起来。发展是安全的基础，安全是发展的保障。发展是为了获取更多的资源，改善人民的生活福利，增强国家经济实力，提高国际威望和地位，为安全提供坚实的基础。没有安全的经济环境，没有政治稳定，经济发展和改革就没有保障。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能在安全受到威胁的条件下顺利发展。但是，发展本身并不一定等于安全。从地缘政治角度来看，发展有可能被别人看成威胁的来源，从而作为对手来对付，增加其安全的压力，并导致整体安全环境的恶化。20世纪90年代以来，西方开始出现“中国威胁论”，美国、欧盟把中国当作“潜在威胁来源”和“竞争对手”。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因为改革开放20多年以来，我国经济高速增长，综合国力不断提升。因此，我们必须从国家发展与国家安全的战略高度，构建21世纪的国家经济安全总体战略，增强应付突发事件和危机处理的迅速反应能力和临界处理能力。
坚持科学发展观，努力提高我国的综合国力
综合国力是指一个主权国家生存与发展所具备的物质力、精神力和协同力的合力，是衡量一个国家强弱的标准或尺度。首先，它以国家为整体表现出来的维护和获取国家利益的力量，包括所有直接和间接获取国家利益的一切因素。其次，它是国家这个系统与外部的交流和内部自身的运动形成的现实的、综合的力量。再次，它是有方向、大小和作用体的矢量，一国的基本实力就是国力的载体，一国的国家利益就是综合国力的方向。其大小就是各构成要素按国家利益的方向合成的总量。最后，综合国力的强弱在某一特定时点上不决定于国家战略的变化，而国家战略的制定则必须以综合国力为基础。当今世界国家与国家之间的竞争，就是综合国力的竞争。国家经济安全与国家综合国力成正比。因此，我们必须坚持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坚持科学的发展观，集中力量搞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全面推进小康社会的建设，进一步提高我国的综合国力，增强我们承受和抵御风险的能力。一是在发展思路上，必须牢固树立和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提高统筹兼顾和协调发展的能力，促进我国人口、资源、环境与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发展。二是在发展战略上，要坚持自力主导型发展战略，把我们的基点放在自力主导型基础之上，发挥后发优势，把引进与创新结合起来，缩短与发达国家的差距，防止外资控制国民经济的主导产业和支柱产业。三是在发展进程上，要立足于提高国家经济竞争力和企业市场竞争力。国家经济安全的程度，根本上取决于国家经济竞争力的强弱。竞争是凭“实力说话”，对于弱者没有什么安全可言。没有实力必须在竞争中被淘汰。因此，必须努力提高国家经济竞争力和企业市场竞争力。提高国家经济竞争力，归根到底就是提高国家科技竞争力、金融竞争力、市场竞争力、教育与环境竞争力以及经济体制与人力资源开发竞争力，从而增强我国经济的实力，确保国家经济安全。
加强制度创新，构建国家经济安全的防御体系
从制度层面分析，经济全球化条件下国家经济不安全，是由于制度非均衡造成的。由于经济全球化的迅猛发展，“全球治理”的制度供给滞后，使世界经济规则缺失或无效，增大了世界经济的不确定性和风险。从国内来看，由于经济全球化，使国内经济制度安排无法适应经济全球化带来的世界规则和经济环境的变化，无法满足国民经济持续稳定发展和安全的需要。因此，必须加强制度变迁和制度创新，加大国家经济安全的制度供给，从制度上构建21世纪的经济安全防御体制和预警机制。一是建立国家经济安全的预警机制，加强国家经济安全问题的研究，密切关注金融市场的发展、产业结构的变化，及时准确地掌握可能出现的危机，充分把握和评价各种风险因素以及对经济安全的影响，对可能威胁国家经济安全的各种因素进行跟踪，以便迅速捕捉危机先兆。二是建立我国经济安全的监测指标体系，包括信息安全指标、金融安全指标、外贸安全指标以及产业安全指标等。在严格按照WTO协议和规则开放市场的同时，结合反垄断措施，建立对国内市场集中度的监控机制，通过确保充分竞争，防范外国企业或外国商品在一些关键性产品市场形成潜在的操纵能力。三是建立国家的经济安全保证体系，综合利用各种因素，构建一套迅速反应机制，切实保证我国的战略资源安全、市场安全、金融安全、信息安全、生态安全等等。四是制定国家经济安全法规，如现代网络系统安全法等防御性安全法规和国家经济紧急动员法等应急性法规，完善国家经济安全的法律制度保障，依法建立反危机和应对突发事件的保障机制和应急机制，把国家经济安全纳入法制化轨道。五是为了防止出现战略性经济资源过分对外依赖的局面，应当根据我国的资源占有和需求情况，建立一定规模的国家经济资源战略储备和保障体系，从而为国家经济安全奠定坚实的基础。
(责任编辑：雪 儿)
作者：崔如波
第二篇：国家经济安全与经济自主性
摘要：国家经济安全是一国经济发展和经济利益不受外来势力根本威胁的状态;国家经济自主性是一国自主地参与国际经济活动而不受外来势力根本威胁的能力。国家经济安全是存在状态和表象;国家经济自主性是内在素质和本质。强大的国家经济自主性，是国家经济长期处于安全状态的保障;国家经济的安全状态。反映了国民经济体系具有较强的自主性。因此，国家经济安全和国家经济自主性正相关，但两者并非一回事。对于广大发展中国家而言，如何认清自身经济安全状态和国家经济自主性的实力，是应对全球化新挑战，建立国家经济安全战略的重要前提。
关键词：国家经济自主性;国家经济安全;全球战略;全球化;世界经济格局
在全球化时代，国家经济安全问题受到各国普遍关注。我国目前正处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全面深化改革开放的关键时期。从国际维度看，随着我国经济全方位开放的日益深化，在参与国际经济活动的机遇日益增多、外部环境利我因素增加的同时，不利的因素和风险也在增加。从国内维度看，我国经济发展已进人工业化中期甚至中后期，经济发展方式和社会治理模式亟待转变。对经济发展和社会运行中的任何重大问题的处理稍有不慎，即可能使我们最为根本的经济利益受到不同程度的伤害，影响我们建成小康社会的进程。本文认为，基于我国目前处于国家经济总体安全、经济发展自主性稍弱的现状，建议制定以增强经济发展自主性为核心的国家安全战略，以期实现国家长治久安，由经济大国向经济强国转型。
一、国家经济安全与国家经济自主性的关系
1.国家经济安全
国家经济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关于国家经济安全的内涵，学术界主要有两种界定：第一种是“状态论”;第二种是“状态与能力并重论”。“状态论”认为，“国家经济安全是指在经济全球化条件下，一国经济发展和经济利益不受外来势力根本威胁的状态。它具体体现在国家经济主权独立，经济发展所依赖的资源供给得到有效保障，经济的发展进程能够经受国际市场动荡的冲击等。”“经济安全是指一国在世界经济一体化条件下保持国家经济发展的独立性，所有经济部门稳定运行，公民具有体面的生活水平，社会经济稳定，国家完整，各民族文化具有自己的独特性。”“状态与能力并重论”认为，“经济安全是指在开放的经济条件下，一国为使国民经济免受国内外各种不利因素干扰、威胁、侵袭、破坏而不断提高其国际竞争力，从而实现可持续发展、保持经济优势的状态和能力。”“国家安全是指一国最为根本的经济利益不受伤害，在国际经济生活中具有一定的自主性、自卫力和竞争力。”美国著名国际关系学者罗伯特·吉尔平将经济安全定义为：“经济竞争力及其带来的相应的国际政治地位和能力。”
我国学术界对国家经济安全的关注，始于改革开放初期，当时讨论的热点在于参与经济全球化对于我国经济发展的利弊分析，核心是经济全球化，而不是国家经济安全问题本身。随着国际金融危机的爆发，国家经济安全问题的讨论进一步聚焦，讨论焦点为在我国更深层次参与经济全球化过程中，如何抵御和防范世界性危机的外部冲击，确保国家经济安全。
2.国家经济自主性
新中国成立以来，一直强调独立自主的外交原则。特别是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坚持独立自主前提下，积极扩大对外开放，参与全球经济合作，是中国实现跨越式发展的重要途径。党的十八大报告重申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坚决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重申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坚持权利和义务相平衡，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
国家经济自主性的内涵，要从国家自主性说起。关于国家自主性，作为国家主权的属性之一，国内外的政治学者对此研究比较充分。主要存在两个谱系：一是源于马克思的从马克思主义到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谱系，国家与社会的关系是基本分析模型;二是源于韦伯的从韦伯到新制度主义政治学的谱系，国家的政治制度成为其基本分析模型。国家自主性包括政治自主性和经济自主性。经济自主性的内涵，目前尚无学者专门阐述。本文认为，国家经济自主性，是指一国经济发展的自主能力，其内在地依赖于两个方面：一是国内的社会经济结构;二是国家所处的国际体系。传统民族国家的经济自主性在国际关系上的表现形式，主要是一国政府拥有对外经济活动中的自主决策权。这种自主决策权又体现在两个方面：其一是自主参与国际经济活动的权利;其二是自主参与国际经济活动、保护国家利益安全的能力。
由于对国家自主性研究的主要是政治学者，因此，关于国家经济自主性的研究不多，直接论述国家经济自主性的文章更少。程恩富教授是国内最早、并且始终倡导国家经济自主发展的学者，他提出了比较完整的充分自主发展的开放思想：(1)建立“三控型”(控资本、控品牌、控技术)民族企业集团以确保经济全球化进程中的民族产业安全，在参与发达国家主导的全球化进程中谋求国家利益的对半式双赢;(2)构建知识产权优势理论和策略，实现民族经济在全球竞争中的自主发展;(3)转变对外经济发展方式必须实现“五个控制和提升”，统筹国内经济发展与对外开放的关系;(4)适当控制对外经济的各种依存度、依赖性和风险性，不断完善独立与开放有机结合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加大自主知识产权体系和自主发展，加快向充分自主性发展方式的转变。
此外，刘永佶认为，经济全球化是帝国主义垄断资本财团的全球化，也是社会主义的全球化，“中国能否保持主体性、能否坚持独立自主，并主动积极地开展国际交往，核心就在怎样对待已有的社会主义制度和体制”。杨雪冬认为，“在全球化的背景下，中国的发展道路实际上是一个有效发挥国家自主性，协调和利用国家一社会关系、国家一政党关系、中央一地方关系以及国家一国际体系的过程。目前改革的重点应该是通过国家自身的改革来推动其他方面的改革，进一步提升自主性和国家能力。”田野从政府与国有企业的博弈关系论证自主性。罗文东认为，“国际金融危机的爆发，让我们进一步看清了社会主义只有坚持自主发展，才能克服包括新自由主义、消费主义在内的西方发展模式的严重弊病和危害。”以上学者都从各自领域谈论到国家自主性或自主发展问题。需要指出的是，经济全球化改变的不是国家主权原则，而是国家的经济发展自主性。我们所谈论的经济全球化对国家主权的削弱，实质上是指对国家经济自主性的削弱和限制。
3.国家经济安全与国家经济自主性的关系
本文认为，目前理论界关于国家经济安全的内涵存在“状态论”和“状态与能力并重论”的分歧，实质是没有区分国家经济安全和国家经济自主性的边界。国家经济安全是一国经济发展和经济利益不受外来势力根本威胁的状态;国家经济自主性是一国自主地参与国际经济活动而不受外来势力根本威胁的能力。国家经济安全是存在状态和表象;国家经济自主性是内在素质和本质。强大的国家经济自主性，是国家经济长期处于安全状态的保障;国家经济的安全状态，反映了国民经济体系具有较强的自主性。因此，国家经济安全和国家经济自主性正相关，但两者并非一回事。有时，国家经济表面看来是安全的，但国家经济发展的自主性却有被削弱的迹象，经济发展存在隐患，最终可能导致经济的不安全。
国家经济安全问题的研究对象，不仅涉及国家经济全局性安全，还包括能源安全、粮食安全、金融安全等各子领域，研究目的在于通过对存在状态的监测、预警、应对等，维护国家可持续发展;国家经济自主性的研究对象，是国家经济可持续发展的能力，包括经济竞争力、应变力和凝聚力，研究国家经济自主性的目的，在于确保国家安全战略制订的准确性，从而实现国家经济利益的长治久安。不管是经济全球化还是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其对民族国家经济发展的影响，更应注重考量的不是经济发展的现状即经济安全问题，而是经济发展长期安全的保障问题，即经济发展的自主性问题。
二、世界经济格局的变化及对国家经济安全的新挑战
当今世界正处于大变革大调整时期，世界格局正悄然发生重组。各个国家、各种国际组织和其他经济政治主体都在努力调整自己以及相互间关系，国家安全和国家经济利益至上的理念和策略，在各国持续强化。
1.世界经济格局的变化
第一，从国际贸易格局看，国际贸易增速放缓，经济增长对贸易增速刺激效应减退;区域贸易安排已成为各国争取市场资源、扩大发展空间和提升国际地位的战略手段。一方面，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后五年，虽然随着世界经济缓慢复苏，全球贸易渐趋恢复，但国际贸易增速较危机前显著放缓。据IMF统计数据，2012年全球贸易增速为2.71%，2013年为2.92%。欧美日等发达国家的经济虽然在不同程度上都出现了增长乏力甚至是负增长现象，但其凭借自身明显的优势，在未来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仍将是全球贸易的主要载体。另一方面，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出现了一股去全球化、逆全球化潮流，世界主要国家转而求诸区域安排。一个以区域贸易安排(RTA)为主体、以FTA为主要形式的国际贸易新格局正在形成。截至2013年7月，向WTO通报且已经生效的区域贸易安排已达到379个，其中90%为自由贸易协定(FTA)和局部自由贸易协定。
第二，从国际投资格局来看，产业投资流向发生了新变化。为了摆脱金融危机的影响，发达国家相继提出“再工业化”政策，跨国公司制造业出现了持续回流现象，投资保护主义风险增加。同时，发达国家将低端产业投资从新兴经济体中撤出，或者减少增量，转投至成本更低的国家。新兴经济体跨国企业也正在加强对发达国家的投资。据联合国贸发会议最新公布的《全球投资趋势监测报告》显示，2013上半年发展中国家和转型国家吸引的外国投资与去年同期相比增长4%，但发达国家的外国投资出现下降。
第三，从国际金融市场动向看，金融环境较为脆弱，市场变化持续动荡。据英国《金融时报》文章称，进入欧元区危机的第四年，欧元区经济有了复苏迹象，市场对欧元区看法已有了根本性改变。但是，欧元区危机的间歇性表现，仍是国际金融市场的重要风险源。欧元区失业率仍高于12%，衰退已触发了危险的通胀减缓进程。在金融资本流向方面，主要国家货币当局纷纷采取的传统和非传统宽松货币政策，造成全球流动性再度泛滥，由于风险偏好，国际投资者大量转向传统的安全港资产。发达国家银行体系去杠杆化进程持续，但对新兴经济体持有的债权却有增加。在全球外汇市场中，2013年下半年以来，由于欧元区的财政调整和分裂危险消除，跟美元相比，欧元似乎“更有实力”，欧元汇率逐渐靠近1.40美元，达到近两年以来的最高水平。而QE3的推出，使美元货币安全港效应表现出先升后降，重新落入中长期的贬值通道。
第四，国家保护主义抬头。受近年来金融危机与主权债务危机的接踵冲击，国家保护主义再度抬头，国家竞争更加激烈。随着反全球化呼声高涨，各经济体间贸易摩擦不断，且从产品延伸到产业、从贸易延伸到投资。在各国对环境保护、低碳经济、气候变化以及新技术、新材料的研发和应用等方面更关注背景下，越来越多的国际组织和非政府组织参与到相关规则的制定过程中，国际竞争的复杂性加大。伴随“区域自由贸易协定”的新趋势，国家间的竞争向区域经济集团问的竞争转变，发达国家与新兴经济体之间对全球经济贸易格局主导权的争夺，将深刻改变各国的国家利益观和经济安全战略。
2.对我国经济安全的挑战
世界经济格局的变化给我国的国家利益和经济安全带来多方面的挑战。从国际维度看，作为社会主义国家的新兴经济体，我国在以资本主义为主导的经济全球化背景下，虽然经济总量和综合国力取得了巨大的发展，但承受的阻力和挑战也在加剧，具体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世界现有经济强国的国家利益观对我国经济安全的挑战不断加剧。发达国家为了保持其在国际经济体系中的格局红利，试图重构国际贸易和投资规则，如美国主导的TPP和TTIP谈判所达成的“诸边服务协议”，打造的是有利于发达国家的高端产业链。发达国家试图借此摆脱经济危机的影响，强化其在全球经济中的主导地位。中国面临二次人世的风险。我国目前还不具备条件加入TPP，而TPP的无条件、无例外零关税措施及市场全面开放政策将给中国农业、工业及服务业带来较大冲击;投资方面的劳工保护、知识产权等新规则不利于提升中国在全球产业链中的地位;TPP和TTIP谈判有可能架空亚太经合组织(APEC)，打乱亚洲区域合作进程，给中国在亚太地区的经济安全带来负面影响，挤压中国正当的利益和战略空间。
第二，全球经济市场竞争日趋激烈，中国已然成为全球范围内遭受保护主义伤害最严重的国家。发达国家在国际上主导国际贸易和投资新规则，抬高在知识产权、金融监管、政府采购、环境与劳工等方面的标准;在国内实行“再工业化”、“2020战略”、“重生战略”等措施，挤压中国的发展空间，使中国在未来的国际竞争中处于被动地位。而发展中国家都在调整发展模式，重塑和加快发展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抢占国际分工点。国家贸易救济措施、反倾销起诉、干涉中国企业的对外投资等事件频频发生，我国面临的外部经济环境对国家经济安全的挑战日趋严峻。
第三，全球性的各种安全问题交织显现。近年来，“中国威胁论”、“唱衰中国论”甚嚣尘上，周边海域围绕主权矛盾和海洋资源控制权的地缘政治冲突纷纷扰扰。中亚、北非等地区政局动荡不安，气候变化等因素带来的全球生态与环境压力，给我国经济发展的总体外部环境提出了新的挑战。
从国内维度看，在融入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主导的经济全球化过程中，资本主义的各种矛盾和弊病，给我国国家和民族经济的安全，包括产业安全和金融安全，甚至于国家凝聚力和稳定团结等都带来风险和隐患。
第一，对我国产业安全和民族经济竞争力的挑战。中国加入WTO以来，与贸易有关的投资措施协议使外资大量涌入，2012年中国实际使用外资(FDI)金额1117.2亿美元，连续20年成为利用外资最多的发展中国家。但是，据商务部《2004年跨国公司在中国报告》，跨国公司子公司产品已占据中国国内1/3以上份额。中国经济的迅猛发展，使外资企业充分享受到了我国经济调整所带来的好处。除军工等极少数国家核心行业外，外资在我国二、三产业都占有较高的股权和市场控制权。另外，TPP和TrIP投资规则的提高，对我国产业安全尤其是能源安全、粮食安全，会产生新一轮的负面影响。而我国民族企业包括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的产业核心竞争力不足，科技创新能力有待进一步提高。据统计，按照2011年的相关数据进行综合比较，中国的科技创新水平指数在全世界排名第18位，而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却只有40%。
第二，国际金融动荡、重大冲突对我国经济的金融安全和危机应变力的挑战。按照国际惯例，一国金融安全要有发达稳健的金融体系，具有可自由兑换的国际货币。据IMF统计，2010年人民币在国际储备货币中的占比还不到1%。据汇丰银行报告，2012年中国进出口贸易使用人民币结算的比重达到12%，但人民币在国际金融市场上的大宗商品定价权非常有限。美元的霸主地位，再加上中国技术引进和国外企业并购所遭遇的种种限制，中国的巨额外汇储备存在潜在风险，需要谨慎对待以确保金融安全和经济稳定。
第三，发达国家主导的世界经济体系对民族国家凝聚力的影响。经济全球化的实质是全球资本主义化。西方发达国家主导的全球化，在向全球推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同时，也在推行他们的文化价值观念、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以维护其在现存国际体系中的格局红利。中国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外有发达国家制约甚至阻挠中国发展的因素在加剧，内有全面深化体制改革过程中，社会阶层分化、原有体制弊端和体制转型中新的社会问题交织出现，国家稳定和社会安全的风险加大，民族国家的凝聚力受到挑战。
纵览国际国内大环境，要顺利实现经济强国梦，维持国家经济社会长治久安，必须立足于全球视野，以增强国家经济自主性为核心，构筑国家经济安全战略。
三、以经济自主性为核心的国家经济安全战略
经济全球化的实质是资本主义霸权的全球扩张，发达国家掌握着更多的资源和优势，把握着大部分国际经济规则的制定权。发展中国家的经济自主性受到限制和削弱。对于广大发展中国家而言，如何认清自身经济安全的状态和国家经济自主性的实力，是应对全球化的新挑战，建立国家经济安全战略的重要前提。
1.基于经济安全状态与自主性的四种国家类型
上文提到，国家经济自主性是一国自主地参与国际经济活动而不受外来势力根本威胁的能力，而国家经济安全是一国经济发展和经济利益不受外来势力根本威胁的状态。两者是表象和本质、存在状态和内在素质的关系，两者正相关。但表象与内在有时候并不一致，根据自主与依附、安全与危机两组对立状态四个概念，我们通过象限图可以清晰地呈现一国经济能力与状态的基本描述(见图1)。
第一种：主导型国家，国家经济自主性和国家经济安全状态都良好，整体经济的国际竞争力、应变力和凝聚力很强，是国际体系中的主导者。主导型国家一般是非危机时期的发达国家，其国家安全战略的特点是，维护其在国际体系中的地位和既得利益，同时以主动进攻的方式，寻求未来战略格局的制高点。如美国的国家安全战略体系强调“国家核心利益”，是一种立足于世界范围的“全球战略”。在制定国家经济安全战略时，美国关注如何控制世界市场能源资源的关键产地，为实现经济政治霸权，将其利益延伸到全球化的“战略”。
第二种：依附型国家，国家丧失经济发展自主性、国家经济处于经济或政治危机状态。殖民主义时代的亚非拉国家，缘于不平等的国际分工体系造成对宗主国的依附，属于这种类型。今天一般指陷入经济困境的发展中国家，本身国民经济体系不健全、处于国际分工体系底端，依赖于主导国的市场、资本和技术，又陷入经济债务危机，或者依赖性缓慢发展。在制定国家安全战略时，难免陷入被动的局面。不少国家以通过保障国家经济安全来保证其经济独立性，减少和摆脱对西方发达国家的依赖。
第三种：危时主导型国家，国家经济自主性强但当前经济处于危机时期。一般是指陷入经济危机状态的发达国家，虽然暂时面临经济危机，但鉴于其有高度现代化的产业结构，较完善健全的市场体系和金融制度，较强的科技创新能力，因此经济发展自主性较强，有能力走出危机。因此，短时看其国家经济不安全，长期看安全系数较高。此类国家的安全战略主要是在克服危机的过程中通过技术革新，谋求既能走出危机，同时又能抢占未来战略空间，维持其在国际体系中的中心国地位。
第四种：潜在依附型国家，国家经济处于安全状态但经济发展自主性弱。一般是指工业化早期和中期的发展中国家。表面看来国家经济处于安全状态，但由于产业结构低端化，科技创新能力较弱，并且市场经济体制不健全、金融监管能力不足等等，经济发展的自主性较差。表面的经济安全往往是国家保护或者市场开放度不够的结果，其实际应对和抵抗危机的能力较弱，在融入全球化进程中和国际经济动荡时期，稍有不慎，就会重新陷入依附国局面。此类国家的经济安全战略应着重增强国家经济自主性，以确保国民经济的持久安全。
2.以经济自主性为核心的国家经济安全战略构想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从经济总量看，中国已经是世界第二大国，国家综合实力不断增强，经济发展的物质基础更加坚实，对外开放程度不断提高。但经济大国并不必然是经济强国，其关键就在于国家的经济发展自主性。在全面深化改革、扩大对外开放的进程中，基于全球战略思维，围绕着增强国家经济自主『生的核心，制订国家经济安全战略，最终实现由经济大国迈向经济强国的民族复兴之梦。
第一，立足于全球视野的国家安全战略。刚刚成立的国家安全委员会，应适时发挥整体规划、统一协调的作用，制定以经济安全为基础，融合国内安全和国际安全，囊括经济、政治、文化和国土安全的“全球战略”。其中，国家经济安全战略下设各个安全子系统，以产业安全为重点，以金融安全为关键，以国有经济安全为基准，围绕着增强国家经济自主性这个核心，打造国家经济竞争力，提高经济领域“积极防御”的能力。
第二，以高新科技为抓手，“上天人海”，积极拓展战略空间。航空航天和海洋深潜技术的发展，既给国民经济各部门带来直接经济效益，还通过新技术、新产品、新材料、新工艺和新的管理方法向国民经济各部门的推广和转移带来可观的间接效益;推动产业创新能力和产业结构的快速提升;通过外太空战略和海洋战略保障国家的能源和战略资源安全、信息安全和国防安全。以“空海一体化”的军事战略思维，与各大国和国际经济组织周旋，谋划国际经济格局的有利位置。
第三，以全球化视野谋划和推动科技创新，坚决走中国特色自主创新道路。科技创新能力是国家经济发展自主性的根本。提高科技创新能力，一靠人才，致力于培养创新人才的教育体制改革是基础;二靠投入，加大对科技创新项目和产业的投资和政策扶持;三靠管理，完善科技创新评价机制。“用经济、军事、政治综合需求拉动的高技术自主创新，推进‘军民深度融合和共享力度’，促进军事自主创新成果的大面积扩散”，把全社会智慧和力量凝聚到创新发展上来。
第四，民族产业安全与公有制经济安全是国家安全在经济领域的重要体现，是国家抵御国际经济风险的应变力的基础，也是确保国家战略高效实施的制度基础。一要克服当前我国经济发展方式过度外向，防范丧失自主型经济发展方式而沦入依附型的危险。“适当控制外贸、外资、外产、外源、外技的依存度和外汇的储备度。”“要在自主开放的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建立起低损耗、高效益、双向互动、自主创新的精益型对外开放模式”。二是在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同时，保障民族经济在核心行业的控股权和市场份额。统筹国内经济发展与对外开放的关系，更加注重经济开放中的自主发展、高端竞争、经济安全和国家权益。
此外，国民凝聚力是增强国家经济自主性的政治保障和社会基础。全面深化以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增进人民福祉为目的的体制改革。既注重经济、科技、军事、资源等硬实力提高，更注重文化价值观念、政治稳定、国民士气、战略目标等软实力的凝聚，以硬实力为依托扩张软实力，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责任编辑：孙立冰
作者：舒展 刘墨渊
第三篇：经济法在维护经济安全中的作用
摘要：经济安全是一切安全之本，也是经济法的本质追求。影响经济法维护的国家整体经济安全的因素来自多方面：市场和政府的双重失灵、自然灾害、社会事故、自然资源的开发、利用与受益不公平、经济一体化和经济全球化带来的负面影响等。经济法针对不同的风险采取不同的防范措施，发挥其在保障经济安全中不可替代的作用。
关键词：经济法 本质追求 经济安全
安全是人类社会得以生存和发展的首要前提。经济安全是一切安全之本。在我国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融人经济全球化的潮流中，经济安全问题显得愈来愈重要。
一、经济安全的内涵
广义上的经济安全，包括宏观经济安全运行，同时也包括微观经济活动即市场交易的安全。狭义上的经济安全则仅指宏观经济方面。市场交易安全的保障虽不排除其他法律部门的责任，但主要还是应由民法提供，它们为微观经济中的市场交易提供了一套完整、严密的准则和规范，进而也就提供了安全保障，这是宏观经济安全的坚实基础。而宏观经济安全的保障，则主要是经济法承担的，也是本文所研究的问题。有关经济法中经济安全的概念，众说纷纭。有学者认为，经济安全体现为公共经济秩序的稳定与协调，具体而言是指一个国家的经济主体与基本经济秩序以及经济主体在经济活动中的利益及行为受到保障及免遭损害的状态。①有学者认为，所谓经济安全，就是一国经济整体上的安全性，是指国家要为经济的发展创造良好的国内环境和国际环境，保障国家经济(包括科技在内)发展战略诸要素的总体安全。②也有学者认为，经济安全是指国家的经济发展、经济利益处于不受国内和国际威胁的一种状态。③还有学者认为，经济安全是指一国的经济主权、基本经济秩序以及经济主体在经济活动中的利益免受威胁、危险或危害的客观正常状态。④这些概念虽然在表述上有所区别，但仔细分析可以得出学者们对经济安全内涵的认识是基本一致的。即经济安全强调一国最为根本的经济利益不受伤害;强调一国经济整体上的安全性，基础稳固、运行健康、增长稳定、发展持续;强调国家在国际经济生活中主权独立，具有一定的自主性、防卫力和竞争力。
我们对经济安全可以从积极和消极两方面来理解，在消极意义上理解，表现为抑制经济系统中不协调因素与力量，控制经济风险和社会风险，防止经济疲软、过热和动荡以及通货膨胀、经济危机等消极经济状态。其基本内容包括维护国内经济整体安全与保护国家在国际交往的经济主权独立两部分。具体而言，是防范市场风险，确保市场秩序和化解国民经济总体运行中的风险，保障经济运行安全。
二、经济安全是经济法的本质追求
首先，经济法以国家经济生活为本体，是国家为了克服市场调节的盲目性和局限性而制定的对国民经济进行全局性调控和规制的法律。从本质上说，经济法就是国家从社会整体利益出发，调控社会经济，使之良性运行、协调发展之法，其自然把维护经济安全作为自己追寻的目标。经济法站在社会整体的角度，通过法律对社会经济关系的调整，保障经济总量的平衡，优化经济结构，维护竞争秩序，协调社会再分配，以消除自由放任和极端个体权利本位对整体社会经济发展所造成的消极影响，解决个体营利性和社会公益性的矛盾，促进经济和社会的良性运行和发展，保障国家经济安全，这是社会化大生产对法律调整的必然要求。在资本主义自由竞争时代，社会经济的运行靠价值规律自发调节，靠周期性的经济危机来强制实现平衡，因而各国均主张自由放任，反对国家干预经济，与此相适应，民法成为这一时期调整经济关系的重要法律。但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垄断资本主义的发展破坏了自由竞争的基础，经济活动主体之间的经济实力和地位的差别日益悬殊，平等和正义难以保障;市场缺陷日渐暴露，形成集中垄断、经济结构的畸形、社会分配不公、总供给与总需求失衡。经济危机一次又一次地冲击了资本主义的经济基础;社会化大生产的发展，专业化程度越来越高，社会更需要整体的配合与协调，社会本位逐步优于个人本位。这些新情况极大地冲击了形成于资产阶级革命后强调的绝对个人自由、个人权利、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等法律理念，通过对传统民商法进行反思促进了经济法的产生。由于人们逐渐认识到极端的个人自由并不能给人类带来幸福，反而会破坏社会平等和安全，应当从社会整体利益的角度追求平等自由和平衡的正义观，这就需要以“国家之手”对经济生活进行全面管理和协调。一方面，克服市场机制的缺陷，维护市场秩序与安全;另一方面，通过规范化、法律化的经济调节手段，合理配置资源，形成有利于国民经济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的产业结构、增长模式和供求均衡格局，营造和保持符合国民经济整体安全要求的宏观环境，实现经济安全的维护。这种管理和协调所依据的法律规范,就是经济法。
其次，经济法所进行的协调是双向的。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通过保证和促进自由市场竞争，对市场运行的环境和制度条件予以调节、完善;通过改变或创造经济运行条件，对市场主体的利益和优先地位重新分配;直接参与经济过程，干预社会产品分配和实施社会保障。因此，在适当的范围和程度内，政府能够协调社会利益，化解矛盾。但是，由于政府权力主体的个体差异，对权力的不同解释，只能重复等原因，极可能造成政府权力的滥用。因此，经济法从理顺政府利益关系入手保证政府干预的公正、独立;规范政府干预职能及行为;加强对政府调控行为的监督;提高政府决策的科学化程度;把竞争机制引人调控的某些领域等，避免政府权力的滥用对经济发展造成的不利影响，保障国民经济稳定、健康、协调发展，维护国家经济安全。
三、影响经济安全的因素
安全的对应面是危机、危险、风险等。影响经济法维护的国家整体经济安全的因素来自多方面:
首先，市场和政府的双重失灵，会产生一系列危及经济安全的事由。由于市场调节失灵，往往会产生贫富两极分化、通货膨胀、经济危机等消极经济状态;往往会引发公共决策失误，政府寻租以及官员腐败等危及国家经济安全的问题产生。
其次，自然灾害如地震、火灾、洪灾等;政治危害如战争、政治动乱、政策与法律的变化、政权更替、制度变化等各种意外事故的影响。对这些事故危害的发生没有预警和妥善解决措施也极可能危及国家经济安全。
再次，自然资源的开发、利用与受益失衡。自然资源的开发和利用是经济发展的基础。生态系统中自然资源的形成与积累，要遵循一系列复杂的规律，通过一定的系统组织功能，按特定的速度进行。如果人类不合理地开发、掠夺自然资源，就会破坏系统的自组织功能，甚至形成恶性循环，进而使国家经济陷人停滞，倒退，甚至混乱。
第四，经济一体化和经济全球化带来的负面影响。诸如，国外产品的倾销，外资的“超国民待遇”，国有资产的流失，薄弱产业受外资冲击问题，外资在信息、技术、某些行业的垄断等问题都将危及一国的经济安全。尤其对发展中国家而言，发达国家凭借其拥有的“经济技术优势”和“国际规则优势”将诸如我国等发展中国家置于国际分工梯度的中低层次，而将自己放置在国际分工梯度的高阶梯位置，以此形成使国际分工利益更多地向发达国家倾斜的国际分工格局。这样一来不仅使发展中国家获利较少，且在事实上形成对发达国家的高度依赖，严重削弱抵挡发达国家传递经济危机、维护自身经济安全的能力。
四、经济法在维护经济安全中的作用
在错综复杂、瞬息万变的社会经济生活中，风险是必然存在的，人们不可能消灭它，只能通过制度设计或者事先做好准备以减少风险损失。经济法正是这样的规范制度，针对不同的风险采取不同的防范措施，发挥保障经济安全中不可替代的作用。
第一、针对市场和政府的双重失灵，一方面，经济法所建立的市场规制法律机制，通过对市场准人控制、竞争秩序维护、消费者权益保护，适度限制了市场机制的弥散作用，修正和弥补了民商法的负面效应及其不足，降低了私权主体依靠自身力量进行自我保护的高昂成本，而从国家视角建立一种成本较低的监控与保护机制，维护了市场的基本秩序与交易安全。计划法、投资法(在我国主要指预算内投资法)、产业政策法、金融法、财政税收法、价格法、对外贸易法等通过对经济增长、经济调节、经济管制的法律补给作用，合理配置与市场适当的国家经济资源，维护了国家经济主权、保持了国家经济与社会发展的基本公平秩序，营造了符合国家经济整体安全的宏观环境。另一方面，为防止和减少政府决策失误给经济安全造成损害，经济法强调政府重大经济社会问题的科学化、民主化、规范化决策程序，并与其他部门法相结合切实加强和改进政府廉政建设。
第二、针对自然因素造成的风险，经济法通过体系中的商业保险法、救济法、社会救助等措施来弥补其造成的损失，减少其危害性，消除不安全事件造成的不良后果，维护杜会安定。针对社会因素的风险，则要加强治安管理，经济法结合行政法和刑法来打击犯罪，维护良好的社会生活秩序。针对政治因素的风险，经济法规范政府的行为、完善民主监督机制，明确政府权力及其具体实施范围，不过多干预私人事务。实行民选政治，制定科学、可行的法律，使政府行为公开化、政策透明化，从而实现经济法所要保障国民经济整体安全的宗旨。
第三、针对自然资源的开发、利用与受益的失衡。要使人获得永远生存的权利和良好生存的环境，就必须保障自然资源的持续利用，要合理地调节好经济发展与资源开发、利用之间的关系。这一使命的实现关键在于必须谋求自然资源的开发、利用与受益公平。这种公平体现在:(1)经济增长速度中的资源消耗比例降低与自然资源开采的有度性控制;(2)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与经济生态环境向社会生态环境的转变;(3)由对资源受益的当代公平转化为对资源受益的代际公平。
第四、针对经济一体化和经济全球化。针对经济一体化和经济全球化下维护国家经济安全的要求，我国经济法在外贸管制中，注意商品出口可能受到的冲击如遭遇反倾销诉讼等，努力保持贸易收支平衡并力求盈余，必要时也采用反倾销和反补贴措施;通过财政转移支付制度扶持西部地区的经济发展，力求尽快缩短东西部之间的差距，在确保国家经济安全的前提下进而达到确保国家政治安全;国家通过制定符合本国经济实际情况和需要的金融立法，以化解金融风险，维护国家金融安全;国家通过价格立法，遏制跨国公司凭借其技术和经济上的优势地位在我国谋求市场垄断和获得超额利润的企图，将其中国际化的营销战略给我国可能造成的经济损害降低到最小的程度;国家通过经济计划的制定，有预见性地对经济结构进行科学的调整，力求以较小的经济成本的付出达到获得较高的整体效益的目的，以增强国家的综合国力，增强抵御经济风险的能力，切实保障国家经济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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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仓 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