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营哲学论文范文

2022-05-10

写论文没有思路的时候，经常查阅一些论文范文，小编为此精心准备了《经营哲学论文范文(精选3篇)》，供大家阅读，更多内容可以运用本站顶部的搜索功能。摘要：哲学上“度”的范畴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确保农村土地集体所有的性质，保障国家粮食安全，促进农业增效和农民增收的目标，既是现阶段我国农业规模经营“质”的体现，也是保证我们坚持发展社会主义现代化农业，不犯颠覆性错误的“度”的底线。

第一篇：经营哲学论文范文

传统哲学思想在现代医学经营管理中的应用分析

摘要：医学是一门科学，一门技术。自古希腊时期以来，受社会背景、经济、政治、文化思想的影响，西方医学逐渐形成并发展繁荣。中西方医学各自有着自己的思想文化背景和哲学基础，发展至今，现代医学一般指西方医学的科学技术应用发展长足，并同中医药学融会贯通、相互借鉴，交叉渗透，逐渐向微观世界延伸。但是现代医学有利也有弊端，受到了社会科学技术的局限，遭遇了发展的现实困境。而中国传统哲学思想源远流长，对中医药学影响巨大。分析探究中国传统哲学思想在现代医学经营管理中的应用，寻求现代医学经营管理的创新渠道，突破现实发展的困境，以谋求现代医学更好更快发展。

关键词：现代医学传统哲学思想应用

一、现代医学的两面性

医学，Medicine一词背后含义深刻，无论是东方的中医药学还是西方医学都是其中的组成部分之一，以治疗预防生理疾病和提高人体生理机体健康为目的，既是一种科学，也是一个系统，一种技能。人的社会意识对社会实践有一定的影响作用。医学作为一门人所创造的科学，不可避免的有其产生的理论和哲学基础，社会背景。究其根本是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发展的产物。

对照中西医学，在实践和理论应用上凸显出中西方传统思想和文化的不同，中医药学的理论基础和思想来源于中国古代文化思想，阴阳五行，太极，气理，道，天人合一，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等等皆有所体现。西方医学则一般指得就是现代医学，随着20世纪科学技术的发展和理论实践基础的完善，近代医学进入了现代医学阶段。值得注意的是，现代医学模式的转化，从经验医学模式，生物医学模式向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转化。注入了以人为本的人文主义精神，彰显人文关怀，真正做到了医学是一门以人为核心的科学。

在其它方面，相比较近代医学，现代医学在各个领域，高端智能，生物医学工程，基础临床领域，预防医疗领域等都得到长足发展和巨大进步，出现了这一个时代现代医疗的新高峰，生命科学技术得到飞跃式进步。而且在人类生育，死亡，疾病，老化方面也有较大进步。例如克隆技术，辅助生殖（堕胎、人工受孕），胚胎干细胞研究，器官移植、心脏搭桥。不可否认的是现代医学技术的进步不仅大大改善了我们人类的健康状况，提高了生活质量，但也同时遭遇了现实的困境和挑战。主要是一是疾病发生和构成的变化。以人类使用抗生素为例子，自1943年青霉素研究应用于临床医学领域，现在人类发现和合成的抗生素的种类已达几千种。几十年来，人类对抗生素过于滥用，导致相关疾病结构发生了巨大变化。慢性非传染疾病重要公共问题突出，我国呼吸系统疾病，心血管病，恶性肿瘤，脑血管病成为疾病谱和死亡谱上的主流。二是传染病有了新威胁。传统传染疾病的重燃，例如结核病、流脑、霍乱。新的传染疾病的挑战，例如艾滋病、各种新型禽流感（甲型h7n9等）、疯牛病等。还有生物武器的发明和制造。这些都给我们人类的现代医学造成巨大的挑战和冲击。疾病变异成为医学的一个新名词。三是老龄化的压力。这是当前国际社会面临的重大问题。日本已经步入了老龄化社会。中国当前老龄化社会也即将到来。个人老龄化和群体老龄化的趋势倒逼现代医学规模化和精细化，促使西方营养学和中方养生学交叉结合。全民基础医疗和医疗中心全覆盖成为当前社会面临的重点问题。四是伦理道德和法律冲突。安乐死、克隆技术是社会热点矛盾领域。现代医学对传统伦理道德具有较强冲击力，当冰冷的生命科学技术没有人文气息的时候，整个社会的价值将重构。

事物是由矛盾组成的，现代医学也必然是。它有其积极的一面，有其消极的一面。从宏观来看医学，不禁想问问：生命的意义到底在于什么？人类创造医学的意义又在哪里？相信答案已经有许许多多的人回答过，正如古希腊医学家希波克拉底所回答的那样，“我之唯一目的，为病家谋幸福”。中国古代时期也有不少学者提出了对生命的拷问。仔细分析中西方医学，两者背后的部分思想有着异曲同工之妙。撇开中医药学不谈，现代医学进步与困境并存，现代医学技术虽然超前，但是医学思想落后于技术，而中医药学背后的中国传统哲学思想源远流长，价值巨大。一切生命的真谛都得找到哲学的源头，源头即是对生命意义的思考。从中国传统哲学思想攫取精华部分，应用于现代医学中去成为当前完善和创新现代医学经营管理的途径之一。

二、传统哲学思想在现代医学管理中的应用

1.现代医学治疗理论的传统哲学思想。事物之间，事物内部之间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相互联结。联系具有普遍性。而人是社会中的人，既具有自然属性，又具有社会属性。现代医学研究的是人，发展的也是人。不可避免，现代医学需要同社会背景、经济、政治、文化，同人的身心因素相联系。20世纪的飞速发展，现代医学取得了卓越的成绩和进步。现代细胞生物学、分子生物学和量子生物学发现了人体是一个多层次的复杂系统，这个大约由60万亿个细胞组成的纵横交错的立体网络，需要我们运用多方面多层次多学科的理论来研究和实践。现代医学已不再孤立地片面地静止地看待问题，观察疾病，研究人体的某个局部、发生的某种现象，而是深刻的揭示各个局部、各种因素的相互关系，从相互关系中对局部与整体辩证统一作出本质的说明。医学各学科，各领域相互交叉，相互渗透，形成许多新学科新研究成果。

整体与局部的哲学思想还不仅仅体现在这一方面。对于病人就医来说，如何方便就医，合理综合的安排好医疗中心，抓住主要矛盾，发挥好局部的最大效果是现代社会医疗卫生服务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就中国而言，在接近两亿多的老年人中实现方便就医是我们当前正在解决的问题。就医对于病人来说，已不再是区域观念，也不是距离概念，而是指要从时间、空间、人际关系等多元因素进行考虑与判断的概念。現代医学不能让就医成为人类的难题，要合理分配现代医学资源。当然，从在临床医学卫生服务中，现代医学注重综合性和整体性。例多部位癌症的治疗，需要多学科、多种医疗手段的配合，需要多个医院部门医生的共同努力，才能达到效果。

从人的健康角度来分析，健康的一个人不仅仅是指生理上的健康，还有心理精神上的健康，现代医学经常说出现的亚健康多数是指人的精神心理处于不健康状态。自然环境，社会环境，饮食因素，心理因素等等都会成为人生病的原因，这是一个多因素综合的结果。以一个恶性肿瘤为例子，经常饮食不规律，熬夜，吃油炸外卖食品，并且处于一个极大压力的工作环境中的人往往得恶性肿瘤疾病的可能性要远远高于饮食清淡规律，生活习惯良好的人。疾病的多方面成因需要我们现代医学运用多方面科学技术去分析。

精准性和辩证性特征是现代医学治疗理论的又一传统哲学思想的运用。传统哲学思想强调辩证思维，老子在《道德经》中讲到“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长短相形，高下相倾，音声相和，前后相随”。这正是辩证思维的体现。运用到现代医学治疗理论上具体来说，就是要找准病因，抓住根子，不能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眉毛胡子一把抓。就算是同一种恶性肿瘤它的成因可能不一样，程度也可能不相同，治疗的手段当然也不尽相同。

而精细化特征是则是指从微观层次来看现代医学的发展。从事物的小方面做起，抽丝剥茧，有针对性的寻找病因。这正是传统哲学思想中见微知著，有诸内必形诸外，有诸外必根诸内的深刻体现。自1953年，DNA双螺旋结构模型的建立以来，现代医学对人体细胞的研究课程进入了分子生物阶段，出现了一大批分子生物学，分子病理学，分子生理学等。现代医学朝着更深层次发展，更小更细，仪器更精密，使疾病的治疗更加微观。运用到现代医学治疗理论上具体来说，即是指治疗疾病时要微观，要细化。

渐变性和长期性是传统哲学思想在现代医学治疗理论中的生动体现。传统哲学思想中这一方面的启示多不胜数。例如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不积小流，无以成江海。事物的发展是前进性与曲折性的统一，是量变与质变过程的反复实现。人类疾病的产生也是如此。是需要一个过程的，一分钟，一个小时，一天，一年，几年，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细胞的变化也是一个长期的过程，新陈代谢，循环往复。这就需要我们治疗疾病时要认识到，疾病的反复性、顽强性。以便为疾病的治疗做好长期准备和信心。

2.现代医学临床实践中的传统哲学思想。

2.1现代医学临床治疗方面。现代医学强调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强调人的社会和自然属性，并注重培养综合医疗团队。心身统一，临床诊治整体观和综合观念是现代医学临床治疗中传统哲学思想的侧面反应。具体而言，从疾病成因和疾病诊治来讲，多方面考虑因素，多途径方法结合治疗是其中的一个体现。临床治疗不仅仅局限于人的生理方面的健康追求，还强调人的心理方面的健康追求。人之所以称之为人，除了生理外，最重要的还有精神。当然，值得一提的是现代医学中的养生学科。传统道家思想“顺应自然，无为而治”是养生预防疾病行为的本质。其中不乏还有天人合一的思想参杂其中。

现代医学临床治疗既有科学技术和专业人员的参与，也有团队合作，各领域各方面的专业技术人员，协作操作，共同完成临床治疗手术和诊治。合作精神，合作研究以及人文精神相互影响，相互作用于其中。

2.2现代医生道德教育层次。现代医学技术是人劳动创造的产物，是长期实践积累基础上的创新。而牢牢把握和运用这种技术的也是人类。在中国历史长河中有许多令人敬佩的医者，古代有杏林中人董奉，扁鹊，现代有白求恩大夫，林巧稚医生。医生是现代医学应运而生的一种职业，独特而又神圣。

医生的价值理念直接影响着医疗的实施过程，并影响着最终的治疗结果。所谓医者仁心便是这个意思。现代医学管理运行中需要道德品质高尚，自强好学的医生。而无论是医生还是个人，道德品质的修养在传统哲学思想中有着蓝本和方法。尤其是儒家道德修养功夫论。孔孟重德视才，医者应当坚持医德为重，德才兼备。儒家劝勉人们：“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作为一名年轻医生，应该修养德性，努力学习实践，抓住一切机会，不断学习，不断充实自己的人生，让自己尽快成长起来。救死扶伤是医生的天职和使命。

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医生应当要有责任意识，担当意识。认真仔细，谨慎小心是每一个医者必须具备的品质。尤其是在面对当前复杂冲突的医患关系，医生要以仁爱之心对待患者，以促进患者的身心健康为自己的目的。沉着冷静，细致耐心地对待患者，勇于担当自己的责任，不推脱，不逃避，依法依程序办事。

医学是治疗人类疾病的活动，它的核心是人，目的是人的健康。冰冷的医学科学遭遇了人文精神，在现代医学的发展中爆发出了激烈的讨论。传统哲学思想中的伦理道德猛烈地抨击着现代医学中的违背人类伦理的技术。科学性与人文性的统一成为解决这一冲突和矛盾的良方。儒家强调以人为本，从社会出发解决问题，而不是从世界出发。儒家的人文关怀是对人的主体地位，对符合人性的需求，以及人的生存状态，生活条件，保障措施的实行，还包括人的尊严的维护和人格的保障尊重。人是现代医学中的本质和出发点，现代医学技术是一把双刃剑，要在科学性中彰显人文色彩，科学的目的最终是为了服务人，现代医学的最终目的是为了人的身心健康发展。在一個方面，现代医学只能成为人类手中的工具。而想让它造福于人类，不损害人类的利益。医学教育教学就得具有人文关怀，人文气质，既重科学又重人文，做到人与自然和谐相处。

团结合作是现代医学要求从业医生所必备的技能之一。信息化的现代医学技术和理论，网络化的人类器官组织，细胞组织使得医生需要具备集体合作的能力。一个团队中成功的因素有许多，有医院完备的规章制度，没有规矩不成方圆。有专业知识和技能的医生，分工协作，明确各自的职责，各司其职的完成每一台手术，每一次会诊。现代医学运营的成功不仅仅是一个人的事情，不仅仅是一代人的事情，是一个团队的事情，几代人的事情，接力赛的途中，团队合作永远是赢得比赛的必胜法宝。

2.3现代医院管理运行方面。医院是集合现代医学技术，专业人员，环境的场所，是医学医院的集中地。它的性质比较特殊，依据兴建单位而指定其性质。从具体地域来看，国家部委、省、市、县、区、地方乡镇都按制度建设卫生院和卫生所。规模和运行规章制度皆明文规定，符合法律法规的要求。不仅仅是医院的建设规格方面，医院人员编制、领导提拔、工资补贴、运行规则等等都是由当地的医院按照地区发展的法律法规、制度，因地制宜与时俱进来制定和执行的。这一切都脱离不了一个法字。传统哲学思想先秦诸子百家之一法家的代表人物韩非子，强调法律的重用，主要继承并发展荀子的法术思想，又吸取了他以前的法家学说，成为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国家的运行保障在于法。这是先秦思想家所提倡的法家观点，当然其夸大了法律的作用，有其弊端和局限性。但是其重视法律的意识是值得我们借鉴的，没有规矩不成方圆。法律法规是医院运行管理的准绳，没有了法律和适合各个医院的规章制度，我们既不能调动现代医生的积极性，也不能很好的完成我们的使命。医学资源分配将得不到保障，患者将可能无法接受治疗。

法律是道德的保障，道德是法律的基础。内圣外王是儒家传统思想的精髓，内心修养德性方可成圣。医院资源的特殊性就表现在这里，医院不就是依据不同级别政府设置的单位，私人投资的场所，还是分配资源，医患平等沟通，救死扶伤，现代医生传达人文主义关怀的一个场所和地方。特定的人文精神文化，例如关爱病人，尽量减少不必要的收费，简化抱怨手续，与病人多多沟通，交流学习经验，尊重患者等等。和谐的人文文化是医院在按照规章制度办事的另一项职能。道德修养和品质不仅仅是医生个人的修养和品质，也是医院全体员工需要的修养和品质。自信、友爱、团结等等高尚品质是我们现代医生医院的精神力量，竭力去营造一种温馨、友爱家庭似的医院环境是医院在法律规章之上的义务。

从现代医学运行模式到临床治疗，再到医生患者，从胚胎时期到脑死亡，这一切都在医院实行。医院资源的管理从某个方面其实还体现了中国人所特有的生死观念以及生死智慧。中国人认为生命是一种自然现象。它有一个孕育、产生、生长、衰亡的过程，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因此对于生存和死亡就抱有一种顺应自然的态度。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人是一个生命韧性特别强的民族。对生命抱有顺应自然的态度，这自然产生一种消极无为的社会发展观。由此产生“知足常乐”和“视死如归”的死亡观。最能够体现这一点的是医院现在所实行的临终关怀医疗服务，它不仅是人文精神的体现，也是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的表现。从侧面也可以看出医院是科学技术运用的地方，也是获得人文温暖关爱的地方。科学性服务于人文性，人文性影响科学性。

三、结语

总之，全面来看现代医学，它基础起源于古希腊罗马时期，文艺复兴时期发展和繁荣，20世纪最终形成，至今仍在不断向前发展。中西对照，以现代医学的思想无法为其提供服务。因此，从中国传统哲学思想来分析，就传统哲学思想本身而言有利也有弊端，我们在运用思想文化，哲理规则时要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发挥中国传统哲学思想中的积极因素，促进现代医学的发展，摒弃其中的消极因素，在传统哲学思想和理论基础上继承创新，以尝试破除现代医学技术和思想上的僵局，推动现代医学更好更快向前发展。

参考文献：

[1]韩艳，王秀银.希腊神话中男权意识建构下的妖魔化女性形象[J]. 嘉兴学院学报. 2009（01）.

[2]蔺玉清.荷马史诗和希腊悲剧中的女性角色[J].枣庄学院学报. 2009（01） .

[3]丁义涛.关于医院科学发展的哲学思考[J].中国医院. 2009（12）.

[4]李秀莉，肖晓旦.医学信息学人才应具备的哲学思维[J].人人健康（医学导刊）. 2008（05）.

[5]廖芝玲.哲学思维在医学教育中的运用[J].广西医科大学学报. 2008（S1） .

[6]晏繼红.医学教育中的哲学思辩观[J].中国民族医药杂志. 2007（09）.

作者简介：罗立洁（1966—）女。民族：汉。籍贯：广州市。学历：大学本科。助理研究员。主要从事健康教育工作。

作者：罗立洁

第二篇：从哲学的角度看农业规模经营的“适度”

摘要：哲学上“度”的范畴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确保农村土地集体所有的性质，保障国家粮食安全，促进农业增效和农民增收的目标，既是现阶段我国农业规模经营“质”的体现，也是保证我们坚持发展社会主义现代化农业，不犯颠覆性错误的“度”的底线。

关键词：哲学视角;规模经营;适度

中央《深化农村改革综合性实施方案》强调，“以土地集体所有为基础的农村集体所有制，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的重要形式，是实现农民共同富裕的制度保障。深化农村土地制度改革，要坚守土地公有性质不改变、耕地红线不突破、农民利益不受损‘三条底线’，防止犯颠覆性错误。”[1] “共同富裕”既是现阶段我国农业规模经营“质”的体现，也是保证我们坚持发展社会主义现代化农业，不犯颠覆性错误的“度”的底线。

一、农业适度规模经营中土地公有性质不能改变

习近平同志强调：“我国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公有制经济是长期以来在国家发展历程中形成的，为国家建设、国防安全、人民生活改善做出了突出贡献。”[2]坚持农村土地的集体所有，既是社会主义基本原则，也是保障农业规模经营、现代农业社会主义性质的不可逾越的“底线”。

“度”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唯物辨证法中的一个重要概念，是质和量的统一，是一定事物保持自己质的量的界限。方法论意义在于，实践活动要遵循“适度”的原则。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思想，从理论上、实践上论证了生产资料的私有是人类历史上一切剥削、压迫产生，不公正、不公平等现象存在的根源。土地的私有，也是中国几千年封建统治者掠夺、剥削农民的经济基础。马克思主义认为：“所有制”问题是社会主义运动中的根本问题。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最根本的区别是生产资料所有制不同。毛泽东指出： “中国革命的实质是农民革命”，而土地革命则是民主革命的基本内容。当我们通过土地革命、土地改革实现了“耕者有其田”的目标后，为了推进生产力发展，给国家工业化提供必要的粮食、工业原料、市场，同时更为了防止小农经济的私有特点有可能导致的农村两极分化，毛泽东及时提出了引导农民走合作化、集体化的社会主义改造设想，并在实践中取得了巨大成功。因此，在我国社会实践中，农村土地归国家所有、集体所有，不是“知识精英”在书斋里研究推导的结果，而是100多年来，在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旗帜引导下，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实践的成果。为此，中华民族的优秀儿女付出了流血、牺牲的巨大代价。

马克思主义哲学联系、发展的观点告诉我们，任何事物的发展都离不开它原有的基础。我国农村的规模经营，农业的现代化，其基础是社会主义的农业，发展的目标是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实现社会主义的“共同富裕”。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坚持公有制为主体，这是走向共同富裕的根本保证。坚持公有制为主体，才能促进中国社会生产力的快速发展，才能维护人民群众的共同利益和长远利益，才能真正促进全社会共同富裕。改革开放我国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统分结合的管理机制，分的只是土地的使用经营权，农村土地集体所有的性质从未有丝毫的动摇。邓小平强调，“一个公有制占主体，一个共同富裕，是我们必须坚持的社会主义的根本原则”。[3]

农业适度规模经营，关键的问题涉及到土地如何集中使用。同样是搞工业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我们应该看到，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农业发展的原动力和价值目标不同。从共性来讲，农业现代化历史进程，无论对资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来说，既是生产力发展的客观需要，也是生产力发展的必然结果。不同的是资本主义的农业现代化和规模经营渗透着资本牟利的强大原始功能。而社会主义的农业规模经营其直接目标是农民的利益，是实现社会主义共同富裕的目的。西方国家，无论是工业化、城镇化发展，还是农业规模经营，最初都是对内用野蛮剥夺农民土地，运用大资本兼并土地，对外通过残暴的殖民掠夺来达其目的的。即使是现代的农业规模经营也是在土地私有这种基础上，允许土地买卖、土地兼并，作为农业规模经营的重要条件之一。我们的农业现代化，农业规模经营是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土地归集体所有，是社会主义在农村的基石，是社会主义发展的底线，必须坚守。

二、农业规模经营不能照搬国外发展模式和经验

适度“原则”不仅要求我们在发展的理念和具体政策上，坚持社会主义的底线，也要求规模经营的途径、方法、模式也要适合国情、省情，适合不同地区，不同时间段的自然条件和社会经济条件。

首先，国情决定了规模经营不可能完全效仿美国的模式。美国农业以家庭农场为主，约占各类农场总数的87%。平均每个农场的土地面积为175.6公顷，每个农业经济活动人口经营土地125.4公顷，为世界之最。大资本、大投入、大农场是美国农业的重要特点。美国农业的发展有其独特的历史和自然条件，从历史上看，美国靠长达一个多世纪的西进殖民运动，残暴屠杀土著印第安人，无偿地征用他们的土地和无以计数的自然资源，从而使美国毫无负担地发展经济，为美国的现代农业创造了基础条件。可以说，以美国为典型代表的西方国家得以顺利实现工业化、城市化和农业规模化、产业化的前提，本质是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这是社会主义中国绝不可能效仿的农业发展道路。与美国相比，中国是一个人地关系高度紧张的国家，从土地资源来看，美国人均耕地0.66公顷，1992-1994年中国每个农业劳动力人均耕地则只有0.1公顷，相当于美国的1/118。2000年，全美农业经济活动人口为304万人，农场217.2万个，平均每个农场仅有1.4人进行生产、管理和经营，一个劳动力可以养活146人。我国农村劳动力的总量，由改革开放之初的30 688万人，增长到现在的48 229万人。随着我国现代化、城镇化、工业化的进程，农村富余劳动力虽然有所转移，但终究由于就业、居住、教育各方面条件不充分，这些转移的劳动力大多属于“浮萍”，他们的根仍在农村。也导致现今中国农民的生存现状是：只有同时靠进城务工和在乡务农，才能维持较正常的生活水平，农业的发展不可能将他们完全排除在外。

其次，农业规模经营也不可能走菲律宾、印度、拉美等国家的老路。这些国家和地区大多运用资本的力量来改造落后的小农生产，积极支持资本下乡搞规模经营，放手让跨国公司和本国资本家控制本国农村和农业生产，导致大量农民失地、失业，造成失业人口和贫民窟的衍生，进而演变成严重的社会问题和政治问题。我们的农业现代化不只是考虑发展生产率的问题，更要立足于人民的利益，保护数亿农民权益，保障农民的生活、就业，最终目标是要实现共同富裕。因而发展的规模不是求大、求快，而是要适合各地的资源禀赋和人力自然经济条件，适度发展。衡量农业经营规模是否“适度”的重要标准，要看是否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是否促进了农业增效，提高了粮食商品率，和土地产出率。而效率和效益取决于生产要素处于最佳匹配或组合状态。因而，农业规模经营的“适度”要求把控好农村劳动力转移、农业科技、农作物特性、农业经营组织、农业社会化服务水平各种生产要素间的平衡、协调、适应。认为土地经营规模越大越好的理念是偏颇的。

三、农业增效和农民增收是规模经营的价值目标

农业增效、农民增收既是农业规模经营的价值目标，也是验证规模经营是否“适度”的又一标准和尺度。实现这个目标，应着重考虑规模经营主体的选定、规模经营土地面积的适度、规模经营种植内容的适宜。

首先，规模经营应培养以农民为主的新型合作经济主体。农业规模经营除了必要的资金投入，需要有文化、懂农业、会管理的经营者，实践证明，农业以外的工商资本下乡，主要是牟利，很难和农业增效和农民收人增长实现双赢。我们的调研显示，河南开封土柏岗乡农民成立的主要以机插秧为主的永强农机专业合作社，实行机械化生产线无土育秧，利用有机物基质代替传统育苗土，减少了育苗生产环节。并引进插秧机，大力推行机械化插秧技术，降低了劳动强度，减少了生产成本，增强了秧苗抗病虫害能力，产量较人工种植增产100公斤至150公斤，深受农民欢迎，有力推动了全乡水稻种植现代化进程。当我们采访合作社主人时，他说，“我们家祖辈都是农民，我从小就喜欢种地”。这种热爱农业，有事业心的农民，熟悉当地的农业资源禀赋和自然社会经济条件，了解经营什么品种增效，规模经营会有很好成果。

其次，流转集中土地规模不易过大。在土地流转基础上形成的家庭农场和不同经营主体，一般经营土地面积应在100亩至300亩之间为宜，这样前期投资少，风险小，大多农户可以承担。家庭农场雇工也不宜超过家庭成员的自身。由于雇工成本高，加之雇主和雇工利益不同，被雇者有消极怠工现象，很难实现利益双赢，雇工少则便于管理。

再次，规模经营内容不能是仅发展传统农业。规模经营如若是单种小麦、水稻，一亩地也就收入千元左右，仅够成本，经营者没有效益甚至亏本。土地规模经营特别是家庭农场式运作，要搞一年几熟的间混套作，集约利用时间、空间，以提高经济效益和收益。诸如河南通许县某家庭农场改变传统的单一种麦子的经营方式，实现间混套作，小麦、辣椒、西瓜、玉米一年四熟，立体利用空间，连续利用时间，协调作物之间的争地矛盾，提高了土地面积的产出率。同时，农场精耕细作，科学种植。诸如大田浇水，有专门缺水状况的数据测量，一次浇多少水有科学依据，即节省了水源，也促使庄稼旺盛成长。我们去调研时，农场墨绿色的麦子根粗苗壮，长势喜人，远比周边的庄稼长势好出一筹。种植品种也要依据不同地区的资源禀赋和自然条件，形成规模经营。

农业规模经营是我们实现农业现代化的必经途径，只要我们坚持实事求是的精神，运用唯物辩证的思维，立足农民的利益，适度稳步的谋发展，我们的目标一定能达到。

参考文献：

[1]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深化农村改革综合性实施方案[R].中国政府网，2015-11-02.

[2]习近平：毫不动摇坚持我国基本经济制度推动各种所有制经济健康发展[N].人民日报，2016-03-09.

[3]邓小平文选(第三卷) [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4]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关于引导农村土地经营权有序流转发展农业适度规模经营的意见[R].新华网，2014- 11-20.

[5]工商资本下乡可能带来严重问题[J].中国农村网，2015-01-30.

[6]张春霞.农业的规模经营必须始终把握“适度”二字[J].东南学术，1996，(2).

[7]赵晓峰，何慧丽.农民专业合作社发展面临的结构性困境与突围路径[J].农业经济，2013，(1).

[责任编辑：褚永慧]

作者：王桂兰

第三篇：“哲学”与“中国哲学”

[摘|菀猐本文通过对百年来中国哲学学科中关于“哲学”与“中国哲学”观的回溯与省思，总结提出张岱年的哲学观经历了从20世纪30年代初的发端到确立，再到系统论述的发展过程，最后到90年代重新确立哲学是有理的信念之学的曲折过程。提出了张岱年的哲学观符合以“生活实践”为基础的客观辩证法，反映了世界哲学的客观事实。这种富有民族特色，体现了中、西、马综合创新精神的哲学观不仅为中、西（外）、马等哲学之沟通与比较提供了理论支持，而且更意味着哲学创新不必要、也不可能有唯一标准模式。

[关键词]哲学；中国哲学；创新

张岱年（1909～2004）先生是中国现当代著名哲学家、哲学史家、文化大师，在其七十余年的“爱智”探索中在哲学理论、文化观和中国哲学史三大领域取得了卓越成就。他在20世纪30～40年代建立“天人新论”哲学体系，这个哲学体系不仅与熊十力的“新唯识论”、冯友兰的“新理学”、金岳霖的“道论”等都是中国现代哲学史上为数不多的具有原创性的哲学成果，而且其特殊贡献在于为中国传统哲学的现代转型和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开辟了新路；他是中国现代哲学史上倡导和实践中、西、马“文化综合创新论”的主要代表人物，为中国文化的现代转型做出了重大贡献；他还是中国哲学学科最重要的奠基人之一，对中国传统哲学研究产生了持久而深远的影响。对张岱年“哲学”与“中国哲学”观的探讨是张岱年学术思想研究的必要前提，也是对百年来中国哲学学科发展的回溯和省思。

一

“哲学”学科从19世纪末传入中国，在张岱年之前，中国学人对哲学的性质、范围、对象、功能等方面已有所论及，如王国维认为哲学是“关自然、人生及知识之现实及理想之根本的原理之进步的学”或“实在及知识之根本的原理之学”[1]（17卷，PP134、173），包括“知识哲学”、“自然哲学”和“人生哲学”。他还从“哲学之性质”上提出“哲学为中国固有之学”、“夫哲学者，犹中国所谓理学云尔”[1]（14卷，P6）。稍后的蔡元培以“爱智”解“费罗索费”，“智”即“知识”、“真理”或“宇宙存在之原理”，而哲学即“原理之科学A Science of Principles”[2]（第1卷，P179）。但与王国维不同，他在《哲学大纲》的“通论”中讨论了“哲学之定义”、“哲学与科学”、“哲学与宗教”、“哲学之部类”等问题，认为哲学即“学问中最高之一境，于物理界及心理界之知识，必不容有所偏废，而既有条贯万有之理论，则必演绎而为按切实际之世界观及人生观”，在追述西方哲学史后提出“在昔哲学家……有所偏重，而按诸哲学之本义，则固当兼容而并包之”[2]（第2卷，PP347～348），并按研究次序把哲学规定为“认识论”、“本体论”和“价值论”。蔡元培主张以“本义”与“偏重”之统一来界定哲学，实际上是为开启了一种理解“哲学”与中西哲学的新思路，对其后的中国哲学家产生了深远影响。

严格意义上的中国哲学学科的开创者是胡适。在近代认识论和实验主义的影响下，他从杜威“经验就是生活，生活就是对付人类周围的环境”、“思想乃是应付环境的工具”、“真正的哲学必须抛弃从前种种玩意的‘哲学家的问题’，必须变成解决‘人的问题’的方法”[3]（P233）的基本理念出发，在《中国哲学史大纲》（1919）中把哲学定义为“凡研究人生切要的问题，从根本上着想，要寻一个根本的解决”[4]（P7）的学问，哲学包括“宇宙论”、“名学及知识论”、“人生哲学（旧称伦理学）”、“教育哲学”、“政治哲学”和“宗教哲学”，而中国传统哲学就是“种种哲学问题的种种研究法和种种解决办法”之“依着年代的先后和学派的系统”[4]（P8），但他实际上仅较为系统地研究了先秦诸子哲学。胡适虽以“西洋的哲学”作“比较参证的材料”以发现“中国古代也有某种学说”[4]（P28），突出地表现了“依傍西人”、“以西释中”的时代局限性，但他对人生问题的强调实际上也“继承了中国哲学重视人伦哲学的传统，也是为中国哲学本身的主体内容所决定”[5]（P78），这与其前的谢无量和随后的梁漱溟、冯友兰、张岱年等以人生哲学为中国哲学之主体或核心一样，都是对中国哲学自身特色的有益探索。不仅如此，胡适还把“世界哲学”划分为独立发生的东（中国、印度两系）、（希腊、犹太两系）西两支，这种“平等的眼光”得到蔡元培的高度肯定。

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上册（1931年）是对中国哲学学科发展产生重大影响的第二部力作，该书虽没有提出“哲学”之定义，但清晰地阐述了西方哲学“宇宙论”（本体论Ontology和狭义的宇宙论Cosmology）、“人生论”（心理学、伦理学、政治社会哲学等）与“知识论”（狭义的知识论Epistemology与狭义的伦理学）之分类法，并引述孟太葛W.P.Montague的形上学、价值论（伦理学与美学）、方法论的三分法。在新实在论和“唯物史观的一般原则”影响下，他“不仅注重哲学的主体性质，而且也突出哲学的客观性质”[6]（P25），明确提出“哲学史”与“写的哲学史”之别，认为“可就西洋历史上各种学问中，将其可以义理之学名之者，选出而叙述之，以成一西洋义理之学史”，但实际困难使他亦主张以“西洋所谓哲学”为标准而择选“中国歷史上各种学问”，“所谓中国哲学者，即中国之某种学问或某种学问之某部分之可以西洋所谓哲学名之者也”[7]（2卷，P249、P245、P249）。金岳霖敏锐地发现了《中国哲学史》的内在困限，从伦理学角度提出“空架子”与“实架子”的关系问题，指出“现在的趋势，是把欧洲的哲学问题当做普通的哲学问题”[7]（P617），其他“特别的”民族哲学与欧洲的“普遍哲学”或“普通哲学”之间就有四种可能的关系：“实质与形式”上均相同与均相异、“有（普遍）哲学的实质而无（普遍）哲学的形式”、“有（普遍）哲学的形式而无（普遍）哲学的实质”，如果以欧洲哲学作为“哲学”的标准，那么“中国哲学”之界定就不能不是一个“先决问题”。“所谓中国哲学史是中国哲学的史呢，还是在中国的哲学史呢？”这一“金岳霖之问”的深层意蕴，是在西方居于经济、政治霸权地位的时代条件和西方文化中心主义的话语情景下如何理解中国哲学的地位及其出路。冯友兰之所以强调中国哲学具有“实质上的系统”以及“各哲学系统，皆有其特别精神，特别面目”[7]（P254），正是要力图超越“在中国的哲学史”而写出“中国哲学的史”。

从中国哲人的艰辛求索中可以看出，“哲学”与“中国哲学”“一开始就具有了会通中西文化的特点”[8]（P1），如何走出以西方哲学为“普遍哲学”的窠臼而确立中国哲学的民族特色和主体地位，正确处理中国哲学学科发展中“近（现）代化与民族化、世界化与本土化、普遍性与特殊性的矛盾和张力”[12]（P6），始终是中国哲学家们面对的迫切问题。

二

胡适、冯友兰对“哲学”与“中国哲学”之分疏对张岱年有重要影响，但与胡、冯不同，他从未出国留学，而是完全在国内（主要是北平师范大学附中、北平师范大学教育系和清华大学哲学系）进行其哲学求索而成为卓然标新、自成体系的著名哲学家，仅此一点就不能不引发我们的探究兴趣。

张岱年从1924年（15岁）开始正式研读老庄哲学，1927年（18岁）作《评韩》，1928年发表《关于列子》，该文广涉中国古籍及马叙伦《列子伪书考》、陈垣《伪书新证》、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陆懋德《周秦哲学史》、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唐钺《国故新探》、日人津田左右吉《儒道两家关系论》等史料而力证“今本《列子》，出于赝作”。《关于列子》与他在1931年发表的《关于老子年代的一假定》都属于中国哲学史料的考证。在长兄张申府的积极引导下，张岱年从1929年到1937年对西方哲学和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原著进行了系统研究，他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很少受到日本学者和前苏联教科书模式的影响，这是其早期哲学和中国哲学研究的一个显著特点。他“将辩证唯物论与现代西方哲学中的实用主义、新实在论、新黑格尔主义、生命哲学、突创进化论以及超人哲学等作了比较，肯定辩证唯物论高于现代其他各派哲学，肯定辩证唯物论是当代最伟大的哲学”[15]（P3）。在张申府介绍下，张岱年结识金岳霖、冯友兰、熊十力等学界巨擘，并在1933年从北平师范大学教育系毕业后由冯友兰、金岳霖推荐而被聘为清华大学哲学系助教，成为“清华学派”的重要成员。这样，张岱年以得天独厚的后发优势形成了当时罕见的会通中、西、马的知识结构和学术视野，从容涵泳、平情衡论胡适、冯友兰等中国哲学研究之短长，这是他思考“哲学”与“中国哲学”的特殊情境。如他认为“胡氏好用西洋的学说来解说中国的思想，有时便令人‘醒’，有时便‘不切’”[15]（P305），而对冯友兰《中国哲学史》则给予甚高评价，认为该书具有“谨严”、“深观”、“条理系统”、“不偏”等优点，并特别强调“冯先生说中国哲学无系统，是无形式上的系统，实有质上的系统，这又是何等的明观精言？”[16]（P5）他后来又指出“此书是很能应用唯物史观的”、“最注意各哲学家之思想系统”、“最能客观，且最能深观”、“最注意思想发展之源流”、“极注意历史上各时代之特殊面目”、“取材极其精严有卓识”（1935年），《中国哲学史》对张岱年的中国哲学研究具有多方面的深刻而持久的影响。

张岱年最早在思想札记《人与世界——宇宙观与人生观》（1931～1935）中提出两种哲学观：“哲学可以说是最高指导原理之学。……哲学是指导生活与知识之原理系统。”[15]（P350）“哲学，与其说是对于经验的解释，不如说是对于生活的解释。……哲学是生活之自觉。”[15]（PP350、353）前者把哲学之“爱智”本性诠释为“深察不已”，哲学不仅自觉审察宇宙、人生与知识等外在对象，而且还返回自身审察这种“审察”活动，在自我批判、自我否定中实现自我超越，在“最高指导原理”与“自然与当然之基本原理”、事实与价值之统一中解放思想、指导行动。这一思想可能受到其兄张申府的影响，但张申府在1938年才明确提出“一般哲学”之界说：“哲学是研究宇宙人生最根本问题的”，“哲学所要讲的总是最普遍最根本最一般最原则的问题”，哲学就是“人类行动的最高指导”[19]（P224）。后者以“生活实践”扬弃实证论囿于“经验”之蔽，以“实践的观点”作为哲学的根本立场。这两个界定可以说是马克思“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20]（P57）的中国化表达。

作为“金岳霖之问”的明确回应，张岱年在1935～1936年撰写的《中国哲学大纲》集中探讨了“哲学与中国哲学”的问题。他认为“哲学”概念的多义性乃是客观事实，主张由“一家哲学之界说”与“一般哲学之界说”的区别上升到“范型”与“类称”、“特例”与“总名”关系的高度，也就是在中西哲学“根本态度”上的“未必同”与“问题及对象上及其在诸学术中的位置上”的“相当”二者之间取得一种平衡，一方面肯定各派哲学皆有其特殊性，另一方面又“通过共性寓于个性之中、个性比共性更丰富的思路”[12]（P7）提炼“哲学”之“共相”（“哲学之基本特征”或哲学之“本指”）。张岱年认为“性”或“自性”是一物之所以为此物的基本特征，“性”皆“就一类物而言，即一类物之共同的特点。一类之物，虽有共同性质，而其具有此性的状态不同”[15]（1卷，P451），“物各有其性，其彼此之性或相同或相异。由其性之同异，而物可区别汇归为多类。凡有相同之性之物，谓之一类。一类之物，彼此之性相同，而与异类相异”[15]（3卷，P141），就哲学而言，“总各家哲学观之，可以说哲学是研讨宇宙人生之究竟原理及认识此种原理的方法之学问”[15]（2卷，P1）。金岳霖、冯友兰都从伦理学的共殊关系入手解决“普通哲学”与“中国哲学”的关系，但张岱年则自觉以唯物史观的“生活的实践”和唯物辩证法的“两一”法则解决这一问题，其所谓“普通哲学”已经不是金岳霖以欧洲哲学为“普通哲学”的含义，而是把欧洲哲学降低为和“中国哲学”同一层面的“特殊哲学”，中、西、印等各派哲学都属于民族性与世界性、独创性与交融性相统一的“哲学类型”。这一思路得到学界的肯定和认同，如李存山指出张先生“最早提出哲学的‘类称’与‘特例’之分，这应是一个重要的贡献”[9]，这就可以“避免‘武断’地把西方哲学当作‘普遍哲學’。依后一种看法，中国古代关于宇宙人生的思想即使‘在根本态度上’与西方不同，也仍可‘名为哲学’”[10]。蒙培元认为：“张先生……既肯定普遍性，但更强调特殊性；既肯定共性，但更强调个性。这也就意味着，中西哲学虽然有共同的问题，但是解决这些问题的途径和方法并不是完全相同的。”[21]李维武认为：“从‘一般哲学之界说’看中国哲学与西方哲学，两者有其相同点，即都是关于宇宙人生的根本问题的思考，有着大致相同或大致相似的问题；但两者也有其不同点，就是中国哲学与西方哲学对于这些问题的态度大不相同，其兴奋点与着力处大不相同。”[22]此外，牟宗三也采取了类似的共殊思路，他在1963年的《中国哲学的特质》中认为“凡是对人性的活动所及，以理智及观念加以反省说明的，便是哲学”，而“东西哲学具有不同的方向和形态”[23]（P4），1983年出版的《中国哲学十九讲》从“哲学的普遍性和特殊性”上来安立“中国哲学之名”，但他所说的“特殊性”是在“人的生命所本有的固具的限制或内在的限制”（“感性的限制”）和外在环境的限制的“通孔”中表现其“精神生活”，而“普遍性”分为“内容真理”的“具体的普遍性”（“普遍的特殊性”）和“外延真理”的“抽象的普遍性”两种类型。

张岱年在1938～1942年撰写的思想札记《认识·实在·理想》继续《人与世界》的理路，从“哲学的性质”角度把哲学界定为研究“根本原理、根本准则”或“最高指导原理”的“天人之学”、“批判的，是彻底的诘问、反复的研讨”的“衡鉴之学”、“提供生活行动的最高准则”的“有理的信念之学”[15]（1卷，P403）。其中，“天人之学”是“对于生活经验进行分析，以获得客观实在之实相”或“分析实际经验，以求得客观实在与人类认识之真相”[15]（1卷，P404、432），它以中国特色的表达方式界定哲学的主要内容，“使古典哲学关于哲学的界说现代化了”[24]，“与恩格斯关于哲学基本问题的论述并不矛盾而又富有中国哲学特色”[13]，是传统哲学与现代哲学之间的一个非常恰当的衔接点。“衡鉴之学”不仅表述了哲学“厘清基本概念范畴，以达到思想的自己认识”[15]（1卷，P404）的批判（“深察不已”），而且吸收西方价值哲学的积极成果，主张哲学要“厘定理想与价值”或“订立价值之准衡”[15]（1卷，P404、432），在事实判断与价值判断相统一的前提下把“价值”作为哲学的根本问题，这可以与西方学者的“哲学以达到人类各种价值的总协调为己任”[11]观念相映照。“有理的信念之学”表述了哲学的功用和旨归，也就是“从生活实践出发”而“解释人的生活实践”与“指导人的生活实践”[15]（1卷，P404），使哲學成为“生活行动之准则”、“行动之指针”[15]（1卷，P404、433）。“天人之学”、“衡鉴之学”与“有理的信念之学”是张岱年哲学观的高度概括和成熟表达，哲学之“无用之大用”就在于“使人觉醒”或“使人自知其自己，使人理解其所在的世界”，这种更深之自觉必“使人奋发”，不为现实所囿而追求更高的理想[15]（1卷，P404～405）。在由《认识·实在·理想》整理成篇的《哲学思维论》里，他再次从“派别”与“本指”（“基本特征”）相统一的思路理解哲学，认为哲学之基本特征是“以探索最根本的问题为能事”，最根本的问题包括“宇宙之根本原理（或世界事物之源流）”、“人类生活之根本准则（或改造社会的道路）”和“人类认识之根本规律（或科学知识之基础）”，哲学就是“关于自然世界、人类生活或人类认识之根本问题之研究”[15]（3卷，P5）。显然，这与《中国哲学大纲》中“哲学是研讨宇宙人生之究竟原理及认识此种原理的方法之学问”[15]（2卷，P1）完全一致。在这里，张岱年的一个新思路是首先把“根本问题”诠释为“事物基本类型”或“一切事物之基本类型及其相互关系”，然后把康德以范畴为“人心之内在格式”改造为“客观事物之基本类型”，从而把哲学界定为“事物基本类型之学，研究世界事物中之基本区别及其统一关系”[15]（3卷，P5～6）。可以说，“研讨宇宙人生之究竟原理及认识此种原理的方法之学问”与“事物基本类型之学”从内容与形式、目的与工具两个方面完整地表达了张岱年的哲学观，亦即：哲学是以生活实践根基，是以彻底批判概念范畴的方式追寻宇宙人生之究竟原理与最高理想，以建立有根据的、非武断的生活信念的活动方式及其成果。这种理解已经内在地蕴涵了张岱年对中国哲学的研究对象、目的和方法的考量。

张岱年的哲学观体现了他所倡导的中、西、马综合创新的基本精神，为中国传统哲学的同情理解和客观评价提供了理论支撑。如果对照当时国内流行的西方哲学和一些“新唯物论”者的哲学观，我们对其显著特点就会有更清晰的体会。以石里克（Moritz Schlick）、卡尔纳普（Rudolf Carnap）等为代表的逻辑实证主义（Logical positivism）认为“哲学就是那种确定或发现命题意义的活动。哲学使命题得到澄清，科学使命题得到证实”、“应用逻辑或认识论的研究，目的在于澄清科学陈述的认识内容，从而澄清这些陈述中的词语的意义，……在形而上学领域里，包括全部价值哲学和规范理论，逻辑分析得出反面结论：这个领域里全部断言陈述全都是无意义的”[25]（P9、13）。张岱年对此明确反对，认为“哲学只是厘清科学概念与命辞之活动。于是哲学乃等于语言之逻辑”的思想倾向“完全遗忘哲学为行动指针之作用，不能体认哲学之本性”[15]（1卷，P351），语言逻辑句法研究只可作为哲学之一部分，而不能吞蚀全部哲学。他进一步指出“实证论惟以感觉经验为征信之标准，是经验的观点；新唯物论哲学则于感觉经验之外，更以生活实践为征信之标准，是实践的观点”[15]（1卷，P353）、“实证主义以感官经验为出发点，故不免于偏谬。今当从生活实践出发”[15]（1卷，P404），这表明他自觉地以“生活实践”作为其哲学观的现实基础。针对当时“一部分新实在论者谓哲学不应讨论人生与理想[15]（3卷，P7），张岱年认为“吾人亦正可以为哲学立一界说，依此界说，人生与理想正是哲学之中心问题”[15]（3卷，P7），。此外，否弃人生哲学的倾向还流行于当时的苏联哲学教科书中，如艾思奇、郑易里翻译的米定·拉里察维基等著的《新哲学大纲》（1936年6月初版）就把“辩证法唯物论”划分为“当作世界观及方法看的辩证法唯物论”、“唯物辩证法的诸法则”、“认识的过程”三个部分，这种倾向深刻影响了一些中国马克思主义学者的哲学观，如艾思奇认为“新唯物论”就是“世界观”（“本体论”）、“认识论”、“方法论”[26]（1卷，P450～451）；沈志远在《现代哲学的基本问题》中仅论述了“唯心论和唯物论”、“新宇宙观底基本问题”、“新唯物论底认识论”[27]；胡绳在1937年提出：“本体论、方法论、认识论——这是哲学中的三大部门。”“……在黑格尔以后，哲学又走入了一个新的方向，继承了黑格尔哲学中的革命方面的新哲学在方法论上得到了极灿烂的建设，它把世界观、方法论、认识论统一起来了”，并明确主张：“对于旧哲学的想建立独立的人生哲学的体系的要求，我们不能不反对。……至于像旧世界中的没落阶层那样地把人生问题的探讨当作哲学中的中心问题，更是我们所反对的。”[28]（4卷，P128、P28、P31）可以说，逻辑实证主义者、一部分新实在论者和“新唯物论”者都倾向于把哲学事实化、科学化而忽视价值问题和人生哲学。与此相适应，一些“新唯物论”者对中国传统哲学的研究特别关注了唯物主义、辩证法和方法论等问题，在拓展中国哲学学科的研究视域和研究方法的同时也表现了一定的局限性。

三

20世纪50～70年代，国内学界居于主导地位的哲学观是前苏联日丹诺夫的“哲学史也就是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斗争的历史”。张岱年从1949年5月开始参加第一次“新哲学座谈会”，1950年2月、5月的两次座谈会专门讨论日丹诺夫关于哲学史的定义和哲学史课程问题。此后，艾思奇明确提出：日丹诺夫对哲学史的规定“应该对于我们的哲学史研究工作引起一个认识上的根本变革”，“哲学史的发展，……不是唯物论的和平发展的过程，而是唯物论与唯心论斗争的过程，是科学的世界观和玄学的世界观的斗争过程，是要揭露客观世界的本来面目和要隐瞒客观世界的本来面目的两种势力斗争的过程”，“在研究哲学史的时候，对于唯心论的反动的本质必须有明确的认识，否则也不可能有科学的哲学史”，并主张“中国现在需要一切比较专门研究哲学的人们都团结起来共同有步骤地来肃清封建社会的以及帝国主义所给予我们的唯心论的影响。在旧的大学校里，需要把哲学的课程、讲义加以改造，用唯物论的观点和辩证法的方法来重新整理中外哲学史和逻辑的课程”[26]（4卷，P109、110、111、117）。受此影响，张岱年只能把其“天人新论”藏之箱笥而转向两军对垒的认识论模式哲学观，如他在1956年提出：“什么是哲学？哲学就是世界观，就是人们对于自然界、人类社会生活和人类认识的总的看法。”“中国哲学的历史和别的国家的哲学一样，是唯物主义的发生发展的历史，也就是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斗争的历史。”[15]（4卷，P5、6）但是，张岱年实际上并没有完全放弃其“哲学”和“中国哲学”的基本思路，他在这一时期的一个努力是再次论证“中国哲学”的正当性，只不过这次的参照对象不仅有“西方哲学”，而且还有“马克思主义哲学”。他试图在“中国哲学的特殊性”和“西方哲学的一般性”上取得一种平衡，一方面提出“应当着重中国哲学的特殊性，反对硬把西方哲学的模式套在中国哲学思想上”，另一方面也强调“思维与存在的问题是哲学的根本问题，这是中西哲学所共同的”[15]（5卷，P67、68），因此，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在中国哲学和西方哲学中都具有普遍意义。

20世纪80年代以后，张岱年反思日丹诺夫哲学史定义，认为它“有其历史的积极作用，也有其一定的片面性”，其积极性在于指出“唯物主义在哲学发展过程中的主导作用，以及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相互斗争的事实”[15]（5卷，P289），片面性在于抹煞哲学的丰富内容，失之于简单化、公式化地剪裁中国古代哲学史料，而对哲学家学说的丰富内容与深邃观点注意不够。以此为突破口，他重新思考中国传统哲学的范围和对象，主张既要“正确评价唯心主义”，更要“正确评价唯物主义”；既要继续肯定“思维对存在的关系问题，乃是对于历史上各时代哲学基本问题的高度概括”、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两种观点的对立斗争“是中国哲学发展的主要线索”，又要充分认识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相互影响、相互推进、相互包含、相互联结”[15]（5卷，P291、294、294）的復杂情况。他特别指出：中国哲学也有与西方哲学有着相类似的哲学基本问题或最高问题，虽使用的名词概念不同却具有相似的深切内涵和同等的理论意义，“如果强调唯心主义的显赫声势，忽视唯物主义的卓越贡献，就会回到资产阶级哲学史家的旧路上去了”[15]（5卷，P295）。

在总结自己的“哲学”、“中国哲学”观与中国哲学学科发展的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张岱年在1993年明确提出：“哲学是天人之学，即关于宇宙人生基本问题的研讨。……哲学的任务即是对于宇宙人生的基本问题深入思考，从而提出一些有理由的信念。”[15]（7卷，P395）“哲学要建立关于宇宙人生的基本信念，绝不仅仅是语言的分析。哲学是非常严肃的，绝不是游戏。哲学是人生立身处世所必须具有的有理的信念之学。”[15]（8卷，P534）这样，他实际上是在更高阶段上重新回归到他早在20世纪30～40年代就确立的“天人之学”、“有理的信念之学”。由此出发，张岱年逐渐超越其早年对宗教的否定态度而倾向于哲学与宗教之沟通，如他认为：“哲学与宗教都提供生活指南，都提供一定的关于宇宙人生的信念。但哲学又与宗教不同。宗教以信仰为基础，其信仰来自神秘的启示或远古的神话，其所信不必有一定的理由。哲学也提供一定的信念，但是哲学的信念必须有一定的理由。”[15]（8卷，P533～534）一方面，哲学与宗教的共性就是提供生活指南或关于宇宙人生的信念；另一方面，二者的区别在于提供信念的方式不同，即以预定的信仰还是理性的认识为基础。显然，他是在二者都“提供一定的关于宇宙人生的信念”的前提下来谈论二者的区别。这种思路也直接影响到他的中国传统哲学研究，如他在1998年提出：“假如对于宗教作广义的理解，虽不信鬼神、不讲来世，而对于人生有一定理解，提供了对于人生的一定信念，能起指导生活的作用，也可称为宗教。则以儒学为宗教，也是可以的。”这种思考围绕人生信念问题而展开，是在对“宗教”进行全新界定的前提下把它划分为“有神论的宗教”与“超越了有神论的宗教”，在这种意义上可以说儒学是一种“以人道为主要内容、以人为终极关怀的宗教”[18]。这样，他就超越了儒学与宗教在形式上的区别而找到二者在实质上的共性，这也就是“对于人生有一定理解，提供了对于人生的一定信念，能起指导生活的作用”。一方面，在“有神论的宗教”之外还有“超越了有神论的宗教”，后者实际上也就是以儒学为代表的“无神论的宗教”，这就凸显了儒学的超越特质；另一方面，这种说法抓住了宗教的终极关怀本质，突破了从生死观、鬼神观、此岸与彼岸、宗教仪式等角度对宗教的习惯理解。这种对儒学的新判断，可以说是为“儒学是不是宗教”这一问题提供了一种新思路。

四

张岱年的早期哲学观经历了从20世纪30年代初期的发端到30年代中后期的确立，再到40年代初期的系统论述这一长达十余年的发展过程。从20世纪30～40年代的彻底批判宇宙人生之究竟原理、最高理想以建立有根据的、非武断的生活信念的活动方式及其成果，到50年代受日丹诺夫哲学史定义等影响而强调哲学是人类知识之总结、哲学是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对立斗争的认识论模式，再到90年代重新肯定哲学是有理的信念之学，张岱年的哲学观仿佛展现为一个“正”、“反”、“合”的辩证过程，这种艰难探索既直接影响着他对中国传统哲学的理解和研究，又深刻反映着中国哲学学科发展的曲折历程。

张岱年的哲学观符合以“生活实践”为基础的客观辩证法，反映了世界哲学的客观事实。他既承认哲学有共同的普遍性质，又肯定事实上存在不同的哲学类别，这种超越哲学派别之殊而上升到哲学自身之同的基本思路为“中国哲学”的“正当性”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我们不必纠缠于“中国有没有哲学”或“中国哲学之合法性”的虚假问题，完全可以在“哲学”的“大共名”下突出中国哲学“本根与现象合一”、“一天人”、“合知行”、“同真善”等自身特色。

这种富有民族特色、体现了中、西、马综合创新精神的哲学观不仅为中、西（外）、马等哲学之沟通与比较提供了理论支持，而且更意味着哲学创新不必要、也不可能有唯一的标准模式，这对中国当代哲学的发展无疑有着深刻启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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