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小编给大家找来了《哲学观点论文范文(精选3篇)》，供大家参考借鉴，希望可以帮助到有需要的朋友。[摘要]管理创新是企业适应外部环境变化、实现企业发展愿景的内在需要，深入探索实践管理创新的方式方法，对于指导企业有意识地开展管理创新活动，提升企业竞争力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关键词]企业管理;创新;途径;浅议管理创新是企业内在属性，对于一个在市场竞争中不断谋求发展的企业而言，管理创新既显得十分必要、也十分自然。
第一篇：哲学观点论文范文
对罗素含混性哲学观点的再审视
摘 要： 含混性是日常语言的普遍现象，这种现象会引致严重的哲学问题。在罗素看来，含混性是语词与其指称的事物之间的一对多关系，它仅是语言的特征而非世界的特征，所有语言都是含混的，含混性使经典逻辑无效。罗素的含混性论点引起当代哲学家的一些批评，但实际上这些批评意见并不恰当。通过论证自然类的含混性，指出罗素关于含混性本性的理解是不正确的，含混性不只是一种纯粹的语言现象，它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我们这个世界的真实特征。
关键词： 含混性; 表征; 一般性; 自然类
含混性(vagueness)是当代哲学中的一个重要问题，在近几十年来不仅吸引了西方许多主流哲学家的深刻讨论，也引起了数学和计算机科学等领域的学者的广泛关注。目前，关于含混性的解释理论有许多种，这些理论彼此竞争、相互批评，对于含混性问题却没有达成共识，尤其是有关含混性是纯粹的语言现象，还是世界的真实特征的根本争论仍在继续[1]。本文试图通过回顾和审视罗素的含混性论点，给出含混性本性的某种解答。
一、 含混性问题与罗素论点
日常语言中，我们经常会用到“秃头”、“高的”、“红色”等语词。当我们用这样的语词去描述事物时，总会出现无法满足的情形，由此形成的语句没有确定真值。例如，当哲学家罗素只有稀疏头发时，“罗素是秃头”这个语句可能既不真也不假，因为我们无法确切地断定“秃头”此时是否可用来描述罗素。也就是说，“秃头”具有含混性，它的外延没有确定边界，我们不知道有多少头发的人才不算作秃头，“秃头”与“非秃头”之间没有精确界线。不仅如此，像“秃头”这样的含混语词还会导致堆垛悖论(sorites paradox)，我们所熟悉的秃头悖论便是一个典型例子。
在追求清晰理想语言的分析哲学早期，罗素是少数专门论述过含混性问题的哲学家之一。首先，关于什么是含混性，罗素给出了两种一致的说法。其一，语词的含混性在于语词的应用范围是本质上不确定的，而非我们不知道它的意义。例如，我们都知道“红色”这个含混语词的意义，但由于颜色构成一个连续统，所以有的颜色我们不能确定是否可称之为红色(比如红色与橙色之间的颜色)[2]62。其二，作为整体的语言的含混性在于语言作为一个表征系统与其表征的事物之间是一对多关系。通常，当我们用一种结构的系统去描述另一种结构的系统，两者之间会产生一种表征(representation)关系。如果两个系统具有相同结构，即两个系统的项一一对应，这种表征关系就是清晰的。假如表征系统与被表征系统不是一对一，而是一对多，就会出现含混性。例如，语言、地图、照片都可视作表征系统，用来表征世界中的事象。如果一张照片不能清楚地指示某个人，或者一张地图不能精确地表示实际的道路河流，那么它们都是含混的[2]66。
其次，罗素主张“所有语言都是含混的”。罗素根据他自己的含混性定义，依次说明日常定性语词(如“红色”、“秃头”)，科学定量语词(如“米”、“秒”)，名称(如“史密斯”、“物质”)和逻辑语词(如“并非”、“或者”)都是含混的，进而从所有语词是含混的，推导出所有语言(语句)都是含混的。其论证过程如下：
(1) 所有名称都是含混的，所有谓词都是含混的;如果一个原子语句的名称和关系表达式都是含混的，那么这个原子语句是含混的;所以，每个原子语句是含混的。
(2) “真”和“假”是语句的谓词;如果“真”和“假”是p的谓词并且p是含混的，那么“真”和“假”是含混的;所以，“真”和“假”是含混的。
(3) 逻辑语词“并非”、“或者”和“存在”是根据“真”和“假”来定义的;如果短语P是根据“真”和“假”来定义的并且如果“真”和“假”是含混的，那么P也是含混的;所以，逻辑语词是含混的。
(4) 名称、谓词、“真”、“假”和逻辑语词是我们语言的所有语词;所以，我们语言的所有语词都是含混的。
(5) 如果语句A的所有构成要素的语词都是含混的，那么A也是含混的;因此，我们语言的每个语句都是含混的[3]。
最后，罗素认为含混性使经典逻辑无效，并且含混性是纯粹语言的问题而非世界本身的问题。含混性引起的逻辑困难表现在排中律对于某些含混语句失效，例如一些人是秃头，一些人不是秃头，但两者间存在这样一些人，说他们或者是秃头或者不是秃头都不是真的，由此排中律就不是真的[2]62|63。此外，经典逻辑不可应用于我们的实际生活，而只适用于理想领域[2]65。含混性是实在世界的一个客观特征，还是仅为我们语言的产物?在罗素看来，仅仅由于我们用来描述世界的語言是含混的就断定世界本身也是含混的，这是一种“言辞谬误”，也即把语词的特性错当作事物的特性[2]62。含混性仅是语言的特征(或更正确说，语言与世界之间关系的特征)，而不是世界的特征。换言之，含混性是一个语义问题，它涉及意义的一对多关系，而不是一个本体论问题，世界本身是清晰和精确的。
二、 含混性混淆了一般性吗?
罗素的含混性论点遭遇的一个常见批评是他混淆了含混性与一般性(generality)。布莱克(Max Black)就认为，“罗素通过符号化与被符号化的系统之间的一对多关系来建构含混性定义混淆了含混性与一般性”[4]。罗尔夫(Bertil Rolf)也认为，“如果r是一般语词像‘人’，那么它可以表征或指示许多不同的人。但一般语词至少初看起来是清晰的，也即不含混”[3]。罗素提到过含混性与一般性的区别。他认为，包含一个一般概念的命题(例如“这是一个人”)可由许多事实来证实，并且如果“人”也是一个清晰概念，证实这个命题的一组可能事实就十分肯定。但是，由于“人”这个概念具有含混性，譬如它无法用于描述一些史前物种，这个命题就可能既不真也不假[2]65。对比清晰性(precision)，罗素对含混性与一般性的混淆更加明显[5]60。罗素曾把清晰性看作是表征关系的一对一，而把含混性看作表征关系的一对多，也即清晰性是含混性的对立面。但是，在区分清晰性与精确性(accuracy)时，罗素又说，一个信念是清晰的，当只有一个事实证实它[2]68。显然，罗素在这里又将清晰性视为一般性的对立面，因为一个一般命题是由许多事实来证实。事实上，罗素在其他著作中对含混性与一般性也有所混淆。“在思考一般而言的狗时，我们可以使用狗的含混图像，它意指这个种，而不是任何个体”[6];“‘我遇见一个人’是含混的，因为任何一个人都可以证实它”[7]。在这两种情形中(前一种情形关于图像，后一种情形关于概念)罗素都是在解释一般性，然而他都使用“含混的”这个语词。
罗素的含混性定义是否真的混淆(或者说“合并”)了含混性与一般性呢?笔者认为，实际并非如此。罗素有时不加区分地使用含混性与一般性，可能意味着两者之间的差别非常微妙。含混性与一般性都涉及一对多关系，也即语词通过某种共同属性可应用于许多不同对象。但是，含混性与一般性在语词的应用与指示方面有些不同。一般性是指语词通过某种共同属性可应用于许多不同对象，但它不指示所应用的对象的每一个，而只指示包含这些对象的类。例如，“人”这个一般词项可应用于许多不同的人，但它并不指示每一个人或任一个人，它只指示所有人的类，即人类。同样，“狗”的一般图像指称狗这个种，而不是任何个体的狗。但是，作为一个含混词项，“人”不仅可应用于许多不同个体，而且指示每一个个体的人，这样才会出现某一个体(比如某个史前人)是否属于“人”的外延的不确定情形。作为一般命题，“这是一个人”有确定真值，因为证实这个命题的事实范围是确定的。但是，作为含混命题，“这是一个人”没有确定真值，因为证实这个命题的事实范围是不确定的，由于人的边界情形的存在。因此，罗素援用表征的一对多定义并没承诺把一般词项算作含混的[8]。福科纳(Nadine Faulkner)也认为，“用相似于一般性的词项来讨论含混性没有错误，仅仅有点省略的意味”[9]。约根森(Larry M.Jorgensen)则通过莱布尼兹的知觉理论说明罗素对含混性与一般性的混淆实质上并不存在[10]。
三、 所有语言都是含混的吗?
罗素的含混性论点的另一常见批评是他关于“所有语言都是含混的”论证并不可靠。在科尔(Marvin Kohl)看来，罗素在论证专名的含混性时可能混淆名称的两种提及：一种为了提供某种语言描述而提及一个名称，另一种是为了将名称赋予某事物而提及一个名称。罗尔夫则认为，逻辑语词不是含混的，逻辑常项使包含主联结词的语句真值完全依赖于其成分句的真值。如果原子语句是清晰的并且或真或假，那么原子语句的真值函数复合物也有一个真值并且是清晰的。所以，逻辑常项不可能导致任何语句的含混性，含混性是由于原子语句而产生的[3]。威廉姆森(Timothy Williamson)进一步指出，含混性是语句的特征，而不是语词的特征，我们不能从语词的含混性推出语句的含混性。罗素认为，一个语词(如“红的”)是含混的，因为它的应用范围是本质上不确定的。按照威廉姆森的观点，本质上不确定的东西是一个判断，这个判断的语言表达式是存在于语句而不是语词当中。例如，当我们说“红的”是含混的，我们实质上在说“这是红的”是本质上不确定的。也就是说，我们谈及“红的”含混性，可能有一个指示词附加给它从而形成一个合适的语句。所以，含混性应该归因于语句而非语词，语句的含混性并不暗含每个构成要素的语词的含混性。譬如，“小于20的许多数是素数”是含混的，我们不能推出其中的语词“许多”是含混的，除非这个语句中的其他语词都不是含混的。因此，“罗素没有成功地指明所有语词都是含混的，更没有指明所有语言都是含混的。他所做的就是使大多数语词有模糊的边界变得合理”[5]57。
上述批评的一个关键点是含混性首先应当归因于语句而不是语词，而罗素将含混性首先归因于语词，再归因于语句。实际上，这样一个批评是不合理的，因为它没有注意到罗素的出发点[9]。羅素认为含混性与“表征和它表征的东西之间的关系有关”，也即含混性是意义问题，而意义是语词与它意指的事物之间的关系。罗素的这种看法与当代哲学家对含混性的理解有根本不同。当代哲学家首先关心命题或语句的真值问题，其次才关注语词，换言之，没有确定真值或真值重叠的语句通常源于该语句包含的含混语词。然而，我们看到，罗素很少讨论真值问题，他一开始就是从思考符号以及符号与其所代表的东西之间的联系开始研究含混性。罗素仅仅在讨论排中律时才提到语句及其真值问题。他认为，当所使用的符号是清晰的，排中律就是真的;当符号是含混的，排中律就不是真的。所以，对罗素来说，排中律无效根本上是由于含混的符号，然后才是语句的真值。况且，罗素也没有为排中律的失效感到担忧，因为罗素认为即使所有符号都是含混的，我们仍然能够想象一种清晰的符号主义。因此，不同于当代的批评者，罗素将含混性看成主要应用于语词而非判断，这暗示罗素的哲学世界在很大程度上不同于我们今天的哲学世界。
四、 含混性与自然类
在笔者看来，罗素的含混性定义以及他关于“所有语言都是含混的”主张都是合理的，但是，他关于含混性本性的论断并不令人信服。罗素认为，含混性是我们语言与世界之间关系的特征，而非世界本身的真实特征。如果将语言的特性当成事物的特性，或者说，从语言的含混性推导出存在含混对象，那么这是一种言辞谬误。不存在含混的事物，既然世界根本上是由事物(或对象)构成的，那么也不可能存在含混的世界。
然而，在科莱文(Mark Colyvan)看来[11]，罗素拒斥本体论的含混性有些过快，即使含混性是一种语义现象，这种语义不确定性仍然反映了某种潜在的本体论不确定性。科莱文认为，罗素所说的言辞谬误是一个真正的谬误，只有当我们没有理由相信世界是像我们语言所描述的那样时才成立;如果世界是像我们当前最好的科学理论所描述的那个样子，那么从最好科学理论包含的含混性推断出世界的含混性就不能算作言辞谬误。罗素认为，我们所有语言都是含混的并且这种含混性不能从我们语言中消除，但“如果含混性不是从我们的语言可消除并且如果我们最好的科学理论承诺含混对象，那么似乎看来将这种含混性归赋给世界就不是谬误”[11]。至少，自然主义哲学家会从我们最好的科学理论那里寻求这类问题的指导，他们会把我们最好的科学理论当成描述这个世界。如果最好的科学理论要求含混词项，那么，我们没有理由否认这样的含混对象存在。罗素的哲学也包藏着自然主义的影子，他将哲学视为本质上与科学是同一个并且这种哲学想象所有知识都是科学知识。既然罗素坚持含混性不能从我们的语言(包括科学语言)中消除，那么他也应当承认含混表达式对于我们最好的逻辑、数学和物理学理论是不可缺少的，进而接受这些不可或缺的含混词项所承诺的含混对象。
再退一步说，即使不存在含混的事物(或含混对象)，罗素也不能否认世界是含混的，继而排斥本体论的含混性。如果世界是由个体事物或对象构成的，那么从不存在含混的事物或对象，我们可以推导出不存在含混的世界。但是，假如世界不是由个体事物构成的，而是由事物组成的自然类构成的，那么从自然类的含混性，我们仍然可以推导出世界的含混性。显然，自亚里士多德以来的一个主要哲学传统似乎认为我们这个世界是由个体事物(及属性、关系和事态)组成的，因为亚里士多德强调个体才是存在的第一实体。但是，亚里士多德同时也认为形式或本质是第一实体，并且如果我们坚持柏拉图主义的传统，那么个体事物形成的类(尤其是自然类)更具有本体论的优先性。类通常认为是事物在共同属性的基础上聚集形成的范畴。在所有的类当中，哲学家们最关心其中的一小部分类，即自然类。自然类是事物根据共同的本质属性形成的事物群体，体现了世界的根本结构特征。自然存在的事物总是可以划归到相应的自然类之中，而世界是由不同的自然类构成。一般认为，水、黄金、老虎是典型的自然类，而桌子、汽车、国家则是非自然的类。
那么，我们在什么意义上谈论自然类的含混性，或者说，自然类的含混性意指什么呢?当代哲学家们谈论对象的含混性时，通常把对象当成一个整体，这个整体存在边界部分。也即是说，一个具体对象O是含混的，当且仅当(1)O有边界的时空部分(2)关于是否存在既不是O的部分、边界部分，也不是它的非部分的对象，没有确定事实基础。
因此，当我们谈及类的含混性时，就不是涉及整体—部分关系，而是类—成员关系：一个类K是含混的，当且仅当(1)存在某个边界的个体成员(2)关于这个成员是否属于相应的类没有事实基础[1]。按照这种理解，我们很容易说明非自然类的含混性。比方说，“秃头”是一个非自然的类，它的外延没有确定边界，因为头上有多少头发的人才不算作秃头没有一个客观标准，人的认知要求将没有头发的人算做秃头这个类的一员，而将有满满头发的人排除出这个类。根据这个理解，自然类的含混性也容易解释，自然界也没有先天为自然类固定边界。例如，我们称作“水”的东西其实不是纯粹的H2O，而是含有许多其他元素(矿物、微量元素、溶解气体和微生物等)，重水、矿物水、盐水和蒸馏水通常也都称作水，这些实体明显缺少统一的化学构成。作为传统自然类的生物物种也没有确定的边界，由于物种会随着时间而进化，它并没有独特的本质，并且新老物种之间也不存在清晰界线。总是存在某些生物有机体——关于它们是否属于一个物种，没有确定的事实基础。
在笔者看来，罗素似乎无法拒斥自然类的含混性。罗素认为，所有语言都是含混的。这就意味着我们语言的所有语词都是含混的。但是，我们的语言包含许多的自然类语词，所以，这些自然类语词也必定是含混的。按照当代哲学家克里普克和普特南提出的著名的自然类词项语义学，自然类语词是直接指称并挑选出自然界中真实存在的自然类。假如自然类本身是清晰的，那么含混的自然类语词如何能够严格指称并挑选出世界中清晰的自然类呢?因此，自然类也必定是含混的。罗素在解释一般性时，曾尝试说明指称类的一般语词是清晰的，但从他常常不加区分地使用含混性与一般性的情形可以看出，一般语词其实也是含混的，由此，其指称的类不可避免地带有含混性。总而言之，罗素并没有完全排斥自然类的含混性，如果世界是由不同的自然類构成的并且自然类在本体论上优先于个体，那么罗素就不能否认“世界是含混的”论点。从这种意义上看，含混性就不仅是纯粹的语言现象，而且反映了我们世界的真实特征。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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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Russell，B.On Propositions：What They Are and How They Mean[J].Proceedings of the Aristotelian Society，1919，2：1|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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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Hyde，D.Vagueness，Logic and Ontology[M].Aldershot：Ashgate Publishing Limited，2008：41.
[9] Faulkner，N.Russell and Vagueness[J].The Journal of Bertrand Russell Studies，2003，23：43|63.
[10]Jorgensen，L.M.Russell’s Leibnizian Concept of Vagueness[J].History of Philosophy Quarterly，2011，28(3)：289|302.
[11]Colyvan，M.Russell on Metaphysical Vagueness[J].Principia，2001，5(1|2)：87|98.
作者：陈明益 郭静静
第二篇：用哲学的观点解读企业管理创新
[摘要]管理创新是企业适应外部环境变化、实现企业发展愿景的内在需要，深入探索实践管理创新的方式方法，对于指导企业有意识地开展管理创新活动，提升企业竞争力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关键词]企业管理;创新;途径;浅议
管理创新是企业内在属性，对于一个在市场竞争中不断谋求发展的企业而言，管理创新既显得十分必要、也十分自然。管理创新本身也可能会给企业带来一定风险，不恰当的管理创新，或为了创新而创新，不仅不会提升企业的竞争力，反而可能对企业的长远发展有害，甚至可能将企业推入万劫不复的境地，理性思考和认识管理创新，对指导企业科学地开展管理创新工作很有必要。
1、管理创新的界定
1.1管理创新的定义
目前为止管理创新并没有一个统一、全面、准确的定义。王建军博士认为：管理创新，就是把新管理要素或要素组合列入企业管理系统，使之具有新的功能和创新活动并创新效益，它是国家创新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1.2管理创新的目的
对企业而言，其目的都在于变革和改良企业各类资源的配置方式，提高企业利用各类资源的效率，提升企业的效益水平，更好地适应当前及未来各种外部环境的变化，更好地实现企业未来的发展愿景。
1.3管理创新的内容
管理创新包括管理思想、管理理论、管理知识、管理方法、管理工具等方面的创新。
按照管理职能的不同，管理创新可分为目标、计划、实施、控制、领导、组织、人力资源等管理职能的创新。
按照业务组织的分类，管理创新可分为管理模式创新、竞争战略创新、业务流程创新、标准创新、企业文化创新、组织结构创新、管理制度创新。
按照职能部门的不同，企业管理创新可以分为研发管理创新、生产管理创新、市场营销创新、供应链管理创新、人力资源管理创新、财务管理创新、信息管理创新等。
1.4管理创新的主要阶段
根据管理创新方式不同，管理创新可以分为全新型管理创新和引进型管理创新。这两种管理创新所需经历过程基本相同。
第一阶段：发现问题。这也往往是企业进行管理创新的起因所在。在企业的运营中，企业的管理者面对竞争对手，经常能够感受到企业自身在某些方面存在一些差距，致使企业与竞争对手相比缺乏竞争优势，又或者管理者居安思危，感觉到企业在提高效率、培养竞争力的过程中，某些方面明显还有改进的空间，促使管理者对企业运营、管理中的问题进行界定并探究原因。
第二阶段：寻求创新方案。这一阶段是全新型管理创新和引进型管理创新的主要区别阶段。企业既可以根据所发现的问题，采用全新的思想或方法，自主发明和实施全新的管理方式来进行改进，这就是所谓的全新型管理创新，也可以从外界借鉴已有的管理理念或方法，即所谓的引进型管理创新。一般而言，企业会从不同的角度，就某一方面的管理内容选取多种创新方案以备选择。
第三阶段：评估和决策创新方案。根据自身发展和参与市场竞争的需要，企业必须对创新方案进行评估和遴选。全新型管理创新未必经济，引进型管理创新又未必适应企业实际情况。又或者，其所寻求到的创新方案的效果未必就能超过目前既有的运作方式，是否进行管理创新还不一定。但无论如何，企业都必须全面权衡之后作出一个决定。
第四阶段：管理创新实施阶段。管理创新必然涉及新技术运用、业务流程改造或者人力资源调配，注定不会一帆风顺，必须积极稳妥地予以实施。如果没有一套经过深思熟虑的实施方案，或不能及时调整管理创新的步伐、步骤，又或不能获得员工理解，往往可能导致管理创新的半途夭折。
2、管理创新的动因和阻力
要想成功地实施管理创新，达到预想效果，必须对有利于企业管理创新的因素加以利用，对阻碍管理创新的因素予以化解和排除。
2.1管理创新的动因
(1)外部动因。一是新思想、新技术的出现。往往可能推动整个行业管理方式的转变，面对竞争日益激烈的市场竞争，企业犹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忽视新思想、新技术的运用，就很有可能使企业的管理方式趋于落后。二是社会和文化环境的改变。时代的进步，人们的价值观念、兴趣爱好、行为方式都在不断变化，需要企业不断对管理方式进行调整，更好地适应这种改变。三是资源环境的约束增强。人类活动的日益频繁，人们越来越普遍认识到很多资源不可再生，生存环境一旦破坏难以修复，从而使人们对资源和环境的保护意识日益增强，这也对很多企业的管理运营提出了新的要求，以适应日益严峻的资源环境形势。四是经济发展水平的不断提高。经济水平提高的结果，是可供人们选择的新产品、新服务越来越多，人们对生活质量的要求越来越高，企业必须不断进行自身调整，提高生产力。
(2)内部动因。企业管理创新的主体不只是管理者，也包括被管理者。企业管理者总是在追逐用最小的成本换取最大的利润，促使管理者不断寻找企业运营管理中不合理、效率不高的环节，谋求改良或改进。同时，受市场竞争环境的影响，管理者有一种自然的危机感，主动寻求创新、超越竞争对手的方式和方法。而对于被管理者而言，他们是管理制度、管理方式的受众，管理制度、管理方式是否合理，也直接关系到被管理者工作满意度，关系到被管理者自身价值的实现，对他们而言，也有一种改良管理方式的愿望，这种愿望也同样是企业进行管理创新的内部动因之一。
2.2管理创新的阻力
尽管企业管理创新有着有利的外部、内部动因，但推行面的阻力是必然的。
(1)文化因素。企业文化伴随企业的成长不断强化。在中国企业普遍较为缺乏创新、冒险精神。存续时间越久或者规模越大的企业，愈加趋于保守。对于缺乏创新、冒险精神的企业来说，他们往往会担心创新的管理方式可能导致企业的状况不如从前，会使企业走下坡路。
(2)利益因素。在特定的管理模式下，总有部分管理者或被管理者获得一些特定的利益。一旦企业进行管理创新，很有可能触动他们的利益，甚至让他们砌底失去特定利益。一经权衡，这些既得利益者会采取各种方式抵制管理创新的推进。
(3)习惯因素。对于一些长期在某种管理模式下工作的管理者和被管理者，他们已经习惯于日常的工作方式、内容，害怕适应不了新的工作方式和内容，或是无法掌握新的管理技术，从而对管理创新怀揣一种抵触情绪。
(4)认知因素。尽管管理创新与科技创新同样重要，但是相对于科技创新而言，管理创新显得较为“隐性”，且其产生的效果，往往没有科技创新带来的效果那么直接，因此往往也容易得不到足够重视，难以保证实施力度。
3、企业增强管理创新能力的途径
3.1建立创新型的企业文化
企业管理创新的主体是全体管理者和被管理者，他们都有可能成为管理创新的发起者和执行者，缺一不可。因此，必须在企业建立一种与时俱进、敢于创新的文化氛围，帮助员工培育和建立创新观念，让他们充分认识到企业要生存、要发展，就必须始终依靠创新。一旦企业全体员工建立起了乐于创新、勇于创新的价值观，企业的发展也就获得了源源不断的动力。
3.2建立有利于管理创新的组织结构
西方企业的创新实践，更多的是应对日益变化多端外部环境和市场需求，增强管理创新和适应能力，其组织结构逐渐朝着三个方向发展：一是小型化。即对企业进行“化大为小”，把大公司分解为小公司或模拟小公司，鼓励小公司担负职责，激发创新活力。二是扁平化。随着企业的发展，管理层次不断增加，企业的管理呈现官僚式的低效率，因此目前很多企业开始在组织结构设计上采用管理层次很少的扁平结构。三是有机化。也可称为组织结构的柔性化。有机的组织结构类似一个生命有机体，这种组织结构在复杂多变的条件下显示出良好的适应性，可以及时地对外部环境的变化作出灵活而有效地反应。对我们国内的一些大型企业而言，在一味强调“做大做强”的同时，也应该向国外先进企业学习，吸收借鉴他们这些优化组织结构的做法，不断增强自身创新和适应能力，才能在复杂激烈的未来市场竞争中保持竞争力。
3.3建立学习型组织和知识分享机制
知识经济的时代，各种新知识、新技术、新思想不断更新，企业必须努力将自身打造成学习型组织，才能不断从外部吸取新知识、新技术、新思想，才能保持企业的知识、理念不至于落后，企业管理创新的过程，实质上也正是结合企业自身实际，对这些新知识、新技术、新思想加以吸收应用的过程。与此同时，还应当建立起知识分享机制，每个员工都奉献自己所知道的东西，互通有无，更加有利于企业员工的知识积累。
3.4建立管理创新激励机制
管理创新激励机制的建立，有利于激发员工研究、提出管理创新方案的热情。事实上，仅仅依靠少数的管理者，很难使企业持续保持管理创新的动力，也很难全方位地在企业内部开展管理创新，必须充分调动、发挥全部员工的创新热情和聪明智慧。现代人力资源管理理论认为，仅靠单纯的行政命令无法最大限度地发挥员工的潜力，个人的创新能力和适应能力远远超过企业的期望，同时员工同样能够进行自我管理。对企业的高层管理者而言，所需要做得就是把创新的权利真正赋予每一位员工，给予员工持续的创新支持，充分发挥员工的创新自主性。建立员工创新建议奖，一旦建议被采纳即给予物质奖励，这样的措施和机制无疑对加强管理创新是十分有利的。
作者：尹宛玫等
第三篇：哲学观点在结构力学课程教学中的应用
摘要：将辩证唯物主义的哲学观点应用于结构力学课程有关内容的讲解，通过几个典型案例的阐述，探讨将政治思想理论课知识应用于自然科学类力学课程的教学中，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培养创新人才。
关键词：哲学;辩证唯物主义;结构力学;教学研究;创新人才
进入21世纪，国家对创新人才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深化教育改革，推进素质教育，创新教育方法，这是对教育工作提出的明确要求，也是提高人才培养质量的路径选择。《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1]也提出了创新人才的培养模式：注重学思结合、知行统一和因材施教。培养创新人才，涉及管理机制、教学理念、培养方案、课程体系等方方面面，其中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的改革是培养创新人才的关键。
笔者在多年的结构力学课程教学中，发现将唯物辩证法的一些哲学观点恰当应用在结构力学课程教学中，不仅可以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还可以潜移默化地培养学生利用辩证唯物主义哲学思维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同时，也能进一步引起学生对高校政治思想理论课的重视。目前
有关这方面的研究较少，更多的研究集中在结构力学课程本身教学内容、教学方法、教学手段以及考核方式等方面的改革上[2-5]。因此，将马克思主义哲学观点应用于结构力学课程教学，顺应社会和时代发展的要求，是课程教学研究与时俱进的结果，值得关注和思考。
一、联系和发展的哲学观点与结构力学课程教学内容
联系和发展是唯物辩证法的总特征[6]。事物普遍联系的原理，要求人们确立整体性、开放性的观点，要善于分析事物的具体联系，从动态中考察事物的普遍联系。事物的发展是一个过程，一切事物只有经过一定的过程，才能实现自身的发展。
就基本原理和方法而言，结构力学是与理论力学与材料力学同时发展起来的，并在发展初期与上述两者融合在一起[7]。19世纪中叶，结构力學开始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进入20世纪，结构力学得以快速发展，研究领域不断拓展。相对于理论力学而言，结构力学与材料力学联系得更加紧密。材料力学课程前期的学习，其主要内容可以概括为“12345”，即1个基本原理、2条主线、3个基本关系、4个假设和5种基本问题。“1个基本原理”指的是圣维南原理;“2条主线”指的是“外力—内力—应力(正应力和切应力)—强度”和“位移—变形—应变(线应变和切应变)—刚度”主线;“3个基本关系”指的是“几何关系、物理关系和平衡关系”;“4个假设”指的是“均匀、连续、各向同性和小变形假设”;“5种基本问题”指的是“拉压、扭转、弯曲、剪切和稳定”。材料力学主要研究单根杆件的强度、刚度与稳定性问题，结构力学则是研究若干根杆件所组成的杆件系统的强度、刚度与稳定性问题。材料力学对杆件的研究是基础，结构力学是杆件研究的进一步深入和发展。利用联系与发展的哲学观点，将材料力学的主要内容引入到结构力学中，不仅建立两者在知识点上的相互联系，而且便于学生更容易接受一门新课程，加深对新开设结构力学课程的整体把握，使课程间的衔接过渡更加自然。一般意义上，传统结构力学课程的主要内容也可以概括为“12345”，即1个原理、2种方法、3种荷载、4种问题和5种结构。“1个原理”指的是“虚功原理”;“2种方法”指的是“经典的力法和位移法”;“3种荷载”指的是“常规荷载，温度改变和支座移动”;“4种问题”指的是“反力计算、内力计算、内力图绘制和位移计算”问题;“5种结构”指的是“梁、刚架、桁架、拱和组合结构”。
二、对立统一规律与结构力学课程教学
对立统一规律是唯物辩证法的实质和核心，为人们认识世界提供了一种根本方法——矛盾分析法。例如，结构力学课程教材第二章的几何组成分析，分析规则有两刚片规则、二元体规则和三刚片规则。对于不同的问题，要采用不同的分析规则，但也要看到：三个规则可以转化，均可以用来分析，这就体现了矛盾的同一性和斗争性原理。同一性和斗争性相互联系，相辅相成，没有斗争性就没有同一性，斗争性寓同一性之中，没有同一性就没有斗争性。再比如结构力学课程教材第三章静定结构的内力分析，五种类型结构(梁、刚架、桁架、拱和组合结构)计算的基本方法是截面法;但不同类型的结构又有各自的特殊性，需要在计算中加以考虑和遵从，这体现了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原理，这就要求在解决这种类型的题时，既要掌握一般性的解题思路，又要考虑特殊性，做到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同理，第四章的结构位移计算中的积分法与图乘法，第五章和第六章的力法与位移法，以及第七章力矩分配法和第九章的矩阵位移法，均体现了上述原理。第十章结构动力学部分建立自由振动微分方程，有两种方法：刚度法和柔度法，两种方法殊途同归。再比如第八章的影响线及其应用，对于移动荷载作用下某截面最大内力的计算可以采用影响线去解题，但对于荷载位置给定、某截面内力的计算同样可以利用影响线去解题，也可以用第三章的截面法去解题，这就体现了矛盾的共性和个性原理。共性的问题就是截面内力的计算，个性的问题就是不同的荷载作用形式。共性寓于个性之中，没有离开个性的共性，而每个个性也都表现共性，也没有离开共性的个性。
三、量变与质变相互转化规律与结构力学课程教学
量变与质变的相互转化规律，推动着事物的发展。量变是事物数量的增加和次序的变动，是保持物质相对稳定性的不显著变化，体现了事物渐进过程的连续性;质变是事物性质的根本性变化，是事物由一种状态向另一种状态的飞跃，体现了事物渐进过程的连续性中断。在实际教学中，既要有合理的教学计划，又要根据学生实际掌握的程度适时推进;既要重视课堂上同类型例题的讲解，又要注意新的方法与内容的引入。
例如，图1(a)为结构力学课程教材第二章几何组成分析中的一道习题。通过对前面所述体系进行几何组成分析，其为无多余约束的几何不变体系;将C结点向下移动一定距离，使得CE杆和CF杆移动到与AE杆和BF杆分别在同一条直线上，见图1(b)所示，再对该体系进行几何组成分析，其为瞬变体系。由此可以看出，体系中的杆件数量没有发生变化，但杆件的排列方式发生了变化。C点逐渐向下移动就是一种量的积累，当达到某一个临界值时，即图1(b)所示的状态时，由几何不变体系变为瞬变体系，其体系的性质也将发生变化，即发生了质变;当继续向下移动，体系又变为无多余约束的几何不变体系，体现了量变与质变的相互转化关系。瞬变体系不可以作为结构使用，但几何不变体系可以作为结构使用。
又如图2计算杆件内力。图2(a)为静定结构，当增加一个活动铰支座，变为图2(b)时，结构变为超静定结构，其内力发生了变化，计算方法也将有所不同。增加了支座个数体现的就是量变，静定结构向超静定结构的转变体现的就是质变。
再如图3计算C点的竖向位移。图3(a)为直梁，既可以按照图乘法计算，也可以按照积分法计算;图3(b)为曲梁，则只可以按照积分法计算。由此发现，当梁的曲率发生变化后(曲率由无穷大→有限值)，其计算方法也将会发生实质性变化。
四、抓住主要矛盾分析解决问题与结构力学工程特色
结构力学是力学理论与工程实践联系的桥梁与纽带。在解决实际工程问题时，由于工程问题自身的复杂性，不可能兼顾所有的问题，只能关注对其起主要影响的因素，即抓住主要矛盾去分析研究问题，有意识地忽略那些对问题影响不大的次要矛盾。
例如计算简图的建立，就是抓主要矛盾分析研究问题的一个很好实例。对结构体系、结点、支座、材料性质和荷载进行一系列简化，以形成符合用户需求、方便计算和分析的计算简图。再比如几何组成分析中，可以不考虑材料的应变去分析体系的几何组成，这些都是抓主要矛盾分析问题的结果。又如桁架杆件内力计算，忽略铰的摩擦;结构位移计算，根据其受力特点，对不同类型结构进行计算公式的简化;位移法中假定受弯杆件的轴向变形忽略不计，以减少基本未知量的数目;动力学问题中把连续分布的无限自由度体系转换为有限自由度体系去分析等。
五、结语
结构力学课程是一门充满辩证唯物主义思想的课程[8]。笔者将联系与发展、对立统一规律、量质互变规律，以及抓主要矛盾分析解决问题等哲学观点应用到结构力学课程教学中，旨在采用相关的哲学观点和方法论，对课程内容和研究方法加以概括总结，使学生在学习结构力学知识的同时， 培养其归纳与演绎、分析与综合的辩证思维，学会用哲学的观点去分析问题与解决问题，以更好地掌握专业知识，推进素质教育的全面发展。
参考文献：
[1]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EB/OL].(2010-07-29) http：//www.gov.cn/jrzg/2010-07/29/content_1667143. 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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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李会军，李宗利，史姣.概念结构力学教学研究与实践[J].黑龙江教育(高教研究与评估)，2016(3)：8-10.
[4]杨丽红，樊涛，吴国辉.研究型教学在结构力学课程教学中的应用[J].中国现代教育装备，2016(5)：29-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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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周海龙，李平，申向东.共性与个性原理在结构力学教学中的应用[J]. 高等建筑教育，2013，22(5)：74-76.
(編辑 王 宣)
作者：周海龙 李平 李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