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哲学论文范文

今天小编给大家找来了《社会哲学论文范文(精选3篇)》，欢迎阅读，希望大家能够喜欢。[摘要]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社会责任的履行归根结底离不开高校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和文化传承四大职能的充分发挥。履行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社会责任要充分发挥高校社会科学工作者和高校社会科学科研管理工作者这两种主体的作用。

第一篇：社会哲学论文范文

社会和谐根源的哲学新探

摘要：“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重要思想是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对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创新。马克思主义是研究社会和谐问题的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社会和谐的根源不能抛弃人的因素，也不能离开实践过程，在于真理和价值在实践中的辩证统一。正确理解真理和价值的辩证关系，不断提高实践自觉性，是实现社会和谐的基本准则。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哲学;社会和谐;真理与价值：社会实践

文献标识码：A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提出的重要战略目标，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的伟大实践创新。进入新世纪新阶段，在新的历史起点上，中共中央高瞻远瞩，审时度势，将和谐作为发展社会目标提出并作出全面部署，顺规律合国情应民意，标志着中国共产党执政理念与执政能力的又一次历史性飞跃。社会和谐作为当代哲学社会科学的重要问题之一，自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作出《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来，理论界的关注更为深切和研究也更为深入。笔者认为，正确认识社会和谐的哲学根源，是准确领会和深入贯彻中央决策的关键，对落实科学发展观，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进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重大实践价值。

一、马克思主义是社会和谐问题研究的科学方法论

社会和谐是一个在实践中渐趋终极性的哲学范畴，具有历史的传承性、鲜明的阶级性和自觉的实践性等基本特征。古往今来，无论中西，人们都把社会和谐作为一种共同追求的美好愿望和理想境界。越是在和合背离的时代，人们渴望社会和谐的情愫越是强烈。尤其是思想家的灵智，会随着社会的变动在震颤中得到理性的升华。马克思主义的诞生，开启了社会和谐理论研究的科学大门。社会和谐的根源不能抛弃人的因素，社会是属于人的社会，人是属于社会的人。马克思主义认为“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这里“总和式”的“社会关系”包括了人与自然、与社会、与自我的关系，揭示了人的基本属性：自然性、社会性和思维性，并展开了一幅人与其对象之间能量和信息的“交换图景”。在这幅“交换图景”上，我们能够体验的只是人与其对象关系能否和谐的外在表现——实践活动，而我们不能够直接感触人与其对象关系能否和谐的内在本质——是否合乎规律。哲学向人们展开了这幅“交换图景”，实践让人们描绘着这幅“交换图景”。“社会是人同自然界的完成了的本质的统一，是自然界的真正复活，是人的实现了的自然主义和自然界的实现了的人道主义。”一个真正的哲学家不可回避地科学解决了世界本体论问题后，面对物质和精神两大现象的复杂交织，同样还会清醒地认识到：社会和谐的根源不能离开实践的过程。人的自然性和自然界的人化，唯有在实践中才能够得到充分体现。从辩证法普遍联系的角度看，社会是一个相互作用的无数个部分组成的统一体。这个统一体的各部分之间、各部分内部要素之间的一切关系，最终都外显为能量和信息的交换关系，而且这些关系都程度不同地制约着这个统一体的面貌和状况，包括和谐程度;从辩证法永恒发展的角度看，社会表现为从自为越来越向着自觉地为实现和谐状态的一个发展过程。人类一旦从消极适应环境的纯粹自然本能生存状态提升出来，便会朝着越来越自觉地依靠发挥自我能动性的生存状态发展。人类这种自觉能动性会随着满足人需求的实践过程，而不断提高，直至提升到人类“复归性”的认知高度，才会真正开启自我觉醒的“和谐之门”，去书写走向自由王国的人类的真正历史。社会实践要求“物的进化”从属于和服务于“人的发展”——人不能创造、不能改变、不能违背物的进化规律，人所能做的就是尊重、认识、利用这个规律。因此，社会和谐与否的原因不能在“物的进化”规律或者“人的发展”规律之中，而是在二者相互联系的活动——实践之中。

忽视主客体之间实践关系，只是深入实践主体和客体的内部来研究社会和谐问题，没有任何意义;同样，离开实践的主体或客体及其相互关系，来纯粹思考社会和谐问题，也不会有任何结果：正确的思路是在主客体的认识与被认识、改造与被改造、需求与满足的实践关系中，寻找社会和谐的根源。思维起点的错误，往往会最终偏离科学的轨道，走向唯理主义或科学主义、实用主义或人本主义的泥潭。历史的事实，早已推翻了分别从纯粹理性或人性出发，探讨社会和谐的“理想浪漫”的学说和“有用即真理”的理论。然而，时下抛弃人的因素、离开实践的意义，从自然和社会的物质一端，来解析社会和谐哲学根源的论文不少，其危害性在于将社会不和谐的根源归结为自然演化和社会发展，忽略了人的因素，掩盖了人性的懒惰、私欲和恶念，使实践中人的“罪责”借机逃避正义的鞭挞和法律的惩罚。矛盾运动的辩证法则是物质世界的本性，非人力所能左右，也不可以按照人的价值观来评价它是否“和谐”，人们所能做的就是以科学的精神去认识和利用它;人的意识反作用于物质世界之前的可能性，不能作为人性的评判依据，也不能作为社会和谐与否的根源，人们要做的是用道德和法律意识来引导和约束它;导致社会不和谐的根源在于背离物的法则、法的正义即真理(这里当然包括人民意愿和代表人民的国家意志)的价值需求的社会实践。马克思指出：“全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凡是把理论导致神秘主义的神秘东西，都能在人的实践中以及对这个实践的理解中得到合理的解决。”可喜的是李文成教授在《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年06期)《科学人本主义纲要》和李教授他们在《北京行政学院学报》(2008年第1期)发表的“人的问题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笔谈系列之《科学人本主义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哲学基础》中，已经发现了这一点。他们深入研究了“学人本主义”的理论内涵、基本原则等，并在《科学人本主义纲要》一文“五”中谈到了实践的问题。真正的理论工作者都应当如此，始终清醒地认识到马克思主义强大生命力的根源，就在于它的以实践为基础的科学性和革命性的统一。恩格斯说：“辩证法在考察事物及其在观念上的反映时，本质上是从它们的联系、它们的联结、它们的运动、它们的产生和消逝方面去考察的。”一切社会现象也只有在社会实践中。才能找到科学说明和最后根源。

二、社会和谐是社会实践各关系间的相互协调状态

马克思主义认为：实践是人类能动地改造世界的客观物质性活动。实践是物质世界分化自然界与人类社会的历史前提，又是使自然界与人类社会统一起来的现实基础。马克思指出：“自然界，就它自身不是人的身体而言，是人的无机的身体。人靠自然界生活。这就是说，自然界是人为了不致死亡而必须与之处于持续不断地交互作用过程的、人的身体。”因此，社会和谐首先要求人摆正自

己在自然中的位置，正确处理人的需求与自然规律的关系。近代以来，世界经济发展取得了辉煌成就的同时，特别是当代伴随着人类物质欲的满足和膨胀，而出现的环境污染、资源枯竭等现象，以及由此而引起的局部战争、民族冲突等问题，也同时向人类敲响了警钟。恩格斯指出：“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人类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对我们进行报复。”人类必须树立科学的生态意识和文明的需求意识，实践应当在最无愧于自然的人性和最适合人类自然性的条件下进行。人类实践的结果和性质。取决于实践关系的协调状况。这是实现社会和谐必须具备的品格——人类的实践自觉。

在漫长的历史发展中，人类通过实践不断加深着对社会和谐的认识，在“命本和谐”和“政本和谐”的时代，不可能实现真正的社会和谐。马克思恩格斯从实践中发现了资本主义社会之所以不能真正实现和谐的根源，从理论上论证了资本主义社会必将要被社会主义社会取代，为建立真正的和谐社会指出了一条光明大道。在以单纯私欲为内在动机、以私有制为经济基础、以阶级对抗为社会特征的阶级压迫和阶级剥削的社会里，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自我的关系被扭曲，导致生态环境恶化、贫富差距加大、腐败现象蔓延、地区冲突不断、社会风尚低俗、伦理道德失范等等，不可能实现真正的社会和谐。反观人类历史，在包括欧洲中世纪在内的一切宗教神学时代，宣扬发展“以神为本”，人做了神的奴隶;在一切封建社会和社会主义传统计划经济时代，遵从发展“以权为本”，人成为权力的玩偶;一切资本主义和商品经济时代，信奉发展“以钱为本”，人只是金钱的工具。“政本和谐”时代的这些表现形式，体现了实现社会和谐的实践曲折性和艰巨性。社会和谐的运动规律和人们自觉尊重自然的和社会的物质规律一致，招致“报复”还是共享“和解”，完全取决于人类的实践自觉。无产阶级的斗争和革命的胜利，结束了人类“史前史”，也开辟了真正的社会和谐之路。因此，人类社会只有在经济、政治、精神、社会组织管理等各种条件成熟的基础上，实现了从资本主义社会向共产主义社会的过渡，确立了社会主义制度，才有可能逐步实现真正的社会和谐一“人本和谐”——共产主义的社会和谐。

在共产主义社会中，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以合乎自然规律的理性方式进行，物质的生产不再不顾人的实际需要而盲目扩张，实现了人类进步与自然演化的真正的和谐统一;人与社会、人与自我的全部社会关系上，不再以少数一些人牺牲多数人的发展为代价，而是“以人为本”，实现了社会发展与个人发展真正的和谐统一。恩格斯指出，只有这时人们才第一次能够“谈到那种同已被认识的自然规律和谐一致的生活”。到那时，社会生产力高度发达，物质财富极大丰富，生产资料社会占有，消费资料按需分配，人们的精神境界极大提高，每个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社会关系高度和谐，人类开始实现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飞跃。因此，离开了社会主义制度和原则的保证，真正的社会和谐就无从谈起，构建和谐社会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社会主义制度之于社会和谐的前提意义，在于创造了种种可能的趋势，但不等于现实。在这个阶段上，需求满足的合理性一自然规则、人民意志、伦理道德等，也时有违背和扭曲，总有冲击社会和谐基本准则的事件发生。因此，不仅社会和谐与否的根源存在于社会实践之中，而且实现社会和谐的根本途径也在于社会实践。马克思曾指出：“劳动过程结束时得到的结果，在这个过程开始时就已经在劳动者的表象中存在着，即已经观念地存在着”。而实现社会和谐必然要求“已经观念地存在着的”东西，坚守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统一原则。即实践自觉——人在实践中自觉认识和把握自然演化、社会进步、人的发展等辩证统一的关系。

时代变革需要哲学提供新的思维工具，而哲学发展也需要吸收时代变革中的丰厚滋养。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为寻求社会和谐与进步，自90年前的“五四运动”后，进行了长期艰苦卓绝的斗争，战军阀、驱日寇、平蒋匪，碧血染红旗;大改造、力改革、谋发展，丹心向华夏，始终致力于建设一个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邓小平果断地决定将党的方针由“阶级斗争为纲”转变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上面来，实行改革开放，为社会主义中国实现社会和谐开劈了道路;世纪跨越，江泽民强调社会主义社会要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协调发展，努力形成全体人民各尽所能、各得其所而又和谐相处的局面，世界各国要“在求同存异中共发展”;进入二十一世纪，胡锦涛总书记在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上提出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总要求，即“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十六届六中全会上进一步提出社会和谐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是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的重要保证。科学发展观是对近代工业革命以来“以物为本”的单纯追求经济增长的传统发展观的检讨和矫正，是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发展的历史经验教训的反思和总结，是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生态建设等全面发展的指导方针，集中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对构建和谐社会实践的深刻认识。其第一要义是发展，核心是以人为本，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贯彻和落实科学发展观的根本途径在于社会实践。因此，人们唯有通过自觉的社会实践，才能彰显“以人为本”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渐次实现“人本和谐”的社会理想，化“和谐世界”的理念为人类共同的行动。

检视社会和谐理论和实践发展的脉络，我们可以作这样的总结：社会和谐是社会实践中各要素关系的理想状态，其实现的政治前提是社会主义制度，发展核心是以人为本，根本原则是实践自觉——真理和价值在实践中辩证统一。

三、社会和谐根源于真理与价值在实践中辩证统一

人类为了生存和发展需要，必须通过实践改造客观世界，创造出能够满足需要的事物。在这个实践过程中，不仅存在着主观要符合客观规律的真理问题，而且存在着按照主体的需要认识和改造世界的价值问题，即人们的实践活动总是受着真理和价值两个尺度的制约。列宁指出：“必须把人的全部实践——作为真理的标准，也作为事物同人所需要它的那一点的联系的实际确定者——包括到事物的完整的‘定义’中去”。实现社会和谐必须坚持实践自觉——真理和价值在实践中辩证统一。

首先，真理和价值在实践中相互区别、相互对立。(1)所谓真理尺度，是指人们在实践中所必须遵循的、反映了实践对象的客观规律和本质的真理。人们只有按照真理办事，才能取得实践成功;遵循真理尺度，即“按科学规律办事”——客观规律限制着人们“不能做什么’，_一实践前提，是真理的客观性，属于物的因素。(2)所谓价值尺度，是指人们在实践中所必须遵循的、以满足人们需要为内容的、特定的价值目标。人们为了生存和发展，必须最大限

度地追求价值和创造价值;遵循价值尺度，即“满足人的需要”——价值取向诱导着人们“要去做什么”——实践目的，是价值的主观性，属于人的因素。(3)真理和价值在实践中各自有不同功能和作用，彼此互不替代、互不消解。真理和价值的不同功能和作用，是保证人类进步发展的必要条件;追求真理和创造价值可能会发生冲突，尊重真理和正视价值的辩证统一，是不断解决冲突。实现社会和谐的根本原则。真理和价值在实践中的辩证统一。即“科学发展”——社会和谐规范着人们“必须做什么”——实践原则，是人的全面而自由发展的问题，属于人类社会的科学发展观。

其次，真理和价值在实践中相互联系、相互作用。(1)二者相互包含、相互渗透。一方面，真理中包含着价值的因素，真理本身就具有价值。任何探寻真理的实践总是包含一定的价值目标，可以肯定，一种认识只要是真理，就会或迟或早地显示出本身对实践有指导作用的价值。离开价值谈真理是“天真烂漫”的唯理主义。只是假借了科学精神中“无私奉献的光环”而已。另一方面，价值中包含着真理的因素，价值的实现离不开对相关真理的运用和把握。凡是成功的实践即价值的实现，总以遵循一定的真理为基础和前提。离开真理谈价值是“贪欲十足”的实用主义，是目前影响社会和谐的普遍性因素。(2)二者相互影响、相互转化。在实践中，人们一方面以真理性认识为基础去追求更多的更大的价值，实现物对人的有用性;另一方面，又以价值需求为动力去寻求更全面更完备的真理，促进人类对世界的认识和改造。(3)正是真理与价值的相互联系、相互作用，实践才得以不断深化和拓展，认识才得以不断深入和丰富，自在世界才不断向人化世界演化，人类社会才不断由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迈进。不过，这是一个冲突与和谐并存、曲折式向前和螺旋式上升的漫长过程。

最后，真理和价值在实践中辩证统一。(1)实践是检验价值认识结果的唯一标准。价值认识来自两个维度：一是评价性认识，二是知识性认识。评价性认识以反映客体对于主体的意义为内容，即“善恶、美丑”方面，属于价值的取向性，会依主体意志而转移;知识性认识以反映主观合乎客观的意义为内容，即“是非、正误”的方面，属于价值的客观性，不依主体意志而变化，但与主体条件相关。“动物只是按照它所属的那个尺度和需要来构造，而人懂得按照任何一个种的尺度来进行生产，并且懂得处处都把内在的尺度运用于对象：因此，人也按照美的规律来构造。”因此，价值认识与主体的科学素养和人文素养有直接关系。实践是检验价值认识结果正确与否的唯一标准，成功的实践不仅表明价值评价性认识正确，也表明知识性认识的正确。(2)成功的实践以真理和价值的辩证统一为前提。马克思指出：“‘价值’这个普遍的概念是从人们对待满足他们需要的外界物的关系中产生的。”这表明，人类任何成功的实践必然是遵循真理与实现价值的有机统一。真理能为社会实践提供科学的客体尺度和选择正确的价值目标。如果价值需求没有正确的取向性或失去客观的真理性，就不会有成功的实践。人类的全部认识活动都是为了获得真理，使之指导实践，最终获得自我需要。从人的生理安全需求到自我实现的需求，无论层次高低或无论如何复杂，都要在社会的实践中产生、形成和实现。价值需求是社会实践的直接诱因、行动先导和根本目的，而社会实践又本原性和直接性的孕育了价值需求。在把握真理的前提下实现价值和在追求价值的动因下探索真理，是社会和谐永恒的科学原则——实践自觉性。因此，探源社会和谐，抛弃人的因素或者离开实践自觉，不可能有科学结论。换个思维方向，透视古今中外无论哪一个领域出现社会不和谐现象，其背后的成因都不会离开人，也不会在实践之外。在实践的主客体内部寻找社会不和谐的根源。无疑是把“罪责”推卸给自然、嫁祸于社会或者直接伪装成“仁慈”的上帝制造所谓“和谐哲学”、“斗争哲学”、“社会转型”“人性弱点”等等，都是如此。这是笔者重申的观点。(3)真理和价值在实践中的辩证统一是社会和谐的根源。一方面，社会和谐的根源在于真理和价值的相互制约。真理的发展水平制约着价值实现的程度，要求人们不断提高科技、体制、理论及其他方面的创新力，促进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等社会文明的发展;实践中价值的实现状况，影响着人们相信真理、探索真理和利用真理的自觉性。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以把握真理和实现价值辩证统一的实践为基础。另一方面，社会和谐的根源在于真理和价值的相互引导。价值需求的满足引导着人们去探索相关真理，真理的不断发展也引导着人们追求新的价值。相反，社会现实中违背真理的价值需求，会司空见惯地得到满足，甚至奉为“游戏潜规则”时，就不会有社会和谐，人们探索真理的精神就会被追逐“潜规则”的欲望所替代。再一方面，社会和谐的根源在于真理和价值的相互促进。真理的发展促使人们更深刻、更全面地理解其生活条件和发展方向，进而使人们的价值追求更合理、更符合人类自身发展的必然性：人们的价值追求越合理、越远大、越丰富，也就越表明人们对真理把握得越自觉、越深刻、越全面，也就越能够激发起人们探索真理的热情。真理和价值的相互促进，揭示了社会和谐是一个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的实践过程，是一个实现人类由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飞跃的实践过程。

总之，社会和谐根源于真理和价值在实践中的辩证统一的观点，在理论上，有助于我们自觉克服唯理主义和科学主义、实用主义和人本主义的形而上学性的错误，正确认识社会和谐与否的哲学根源，坚持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统一，坚持公平正义与效率速度的统一;在实践中，有助于我们认清脱离实践或抛开人的因素探讨社会和谐根源的危害性，准确地判断实现社会和谐的科学路径，坚持法制建设和思想教育的统一，坚持反对腐败与经济发展的统一。

责任编辑　仝瑞中

作者：刘世平

第二篇：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的社会责任及其履行

[摘 要] 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社会责任的履行归根结底离不开高校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和文化传承四大职能的充分发挥。履行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社会责任要充分发挥高校社会科学工作者和高校社会科学科研管理工作者这两种主体的作用。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应努力保持良好的职业操守，培养社会批评精神，具有开放的心态并自觉成为学生的榜样;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科研管理工作者应树立责任意识，不断完善科研管理制度，强化价值导向功能，努力提升科研管理工作的质量和水平。

[关键词] 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科研管理;社会责任

高校作为哲学社会科学繁荣与发展的重要阵地，始终承载着发展和繁荣哲学社会科学的重要使命。党的十八大报告关于“发展哲学社会科学”、“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发扬学术民主、艺术民主”等的精辟论述，为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指明了方向，也对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履行其社会责任提出了更高要求。在此背景下，探讨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的社会责任及其履行路径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一、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的社会责任

社会责任通常是指一个组织对社会应负的责任，是组织承担的高于组织自己目标的社会义务。如，一个企业如果在实现其经济利润和企业发展目标的基础上，努力承担对社会的更高层次的社会义务，则这个企业被认为是有社会责任的。哲学社会科学是人们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重要工具，具有认识世界、传承文明、创新理论、资政育人、服务社会的重要功能，是推动历史发展和社会进步的重要力量。[1]

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的社会责任，简言之就是高校在哲学社会科学方面应当承担的社会义务。依据社会责任的概念理解，高校哲学社会科学责任也应是高于高校自身目标的社会义务。从这一观点出发可以认为，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的社会责任与其学术责任是辩证统一的。也就是说，作为社会共同体的一分子，高校通过其所承担的科学研究和人才培养的职能对经济和社会发展产生深远影响，这一社会责任主要通过高校办学宗旨和功能的发挥得以实现;作为特定的社会领域，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又应对教学和科研工作本身负有学术责任，这一社会责任通过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在教学和科研方面的职业道德得以体现。

哲学社会科学不同于自然科学，其在社会物质财富创造过程中的作用往往较为间接，但其对经济社会发展乃至整个人类发展的作用不容忽视。同样，大学哲学社会科学的社会责任也与大学自然科学的社会责任有很大的不同。从大的方面讲，如果说大学是社会历史及其最高文化的保存者的话，那么，大学哲学社会科学则是人们决定哪些文化应该保留、哪些文化应当摒弃的过滤器，是整个人类文明进程的航向标。进入21世纪，全球化、信息化、市场化、民主化、价值多元化等浪潮不断推进，世界呈现出多元、互动、多样、复杂的特征。组织的社会责任被推向前台，成为应对时代挑战的重要方面。大学作为具有极强社会性的组织，自然成了社会责任讨论的重要领域。从小的方面说，大学哲学社会科学通过对学生甚至是教师自身价值观念的塑造，丰富人们的内心世界，为人才的培养服务。近年来，由于一些学者缺乏责任感和自律意识，其行为凸显出学术道德的缺位与学术价值的扭曲，因而，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的社会责任问题日益受到学界和社会的广泛关注，甚至有学者对社会科学提出“文”已不再载“道”、 思想的后殖民主义的批评。2010年，在中国举行的第三届中外校长论坛上，校长们将大学的社会责任作为与会话题，提出“大学要扮演社会进步的领导角色”，大学社会责任的重要性已在学界达成共识。正如张东刚所说，倡导哲学社会科学的社会责任是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迫切需要，是适应社会分工的必然要求，是加强科研诚信和学风建设的迫切需要。[2]

社会责任是基于社会发展的责任，必然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发展，必然具有鲜明的时代精神。不同时代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的社会责任也必然体现出不同的时代要求和特征。改革开放以来，国内前后兴起三次哲学社会科学社会责任讨论的浪潮。第一次是20世纪末的社会责任大讨论，其中代表性的观点是马振亚的五点论，即哲学社会科学的责任在于：坚守阵地，推动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理论的不断发展;构建有民族和时代特色的学科体系，促进社会科学理论的全面发展;探索和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的科研体制和运行机制;下大力气培养跨世纪的社会科学学术带头人和理论工作接班人;全面提高素质，塑造社会科学工作者的新形象。[3]这一观点体现了改革开放大潮中，人们对哲学社会科学社会责任的期待。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明确提出要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2010年中国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发展论坛以“社会责任与哲学社会科学繁荣发展”为主题;同年在中国举行的第三届中外校长论坛上，社会责任问题也成为中外校长共同讨论的议题。新世纪对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社会责任的讨论呈现出新的特点。在2010年中国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发展论坛上，武汉大学校长顾海良提出，哲学社会科学要在理论建设上形成“中国学派”;在战略研究上要有“中国意识”;在社会引领上要有“中国话语”;在政治建言上要有“中国方案”。我们的社会责任，就在于形成中国学派、中国意识、中国话语和中国方案。顾海良将哲学社会科学的社会责任随时代发展而来的变化归结为四个方面：一是社会责任内容的变化，即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的社会责任不仅要服务于经济社会发展，而且还要服务于文化软实力;二是社会责任作用范围的变化，为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高校哲学社会科学要从“学院知识库”向“社会知识库”转变;三是社会责任实现方式的变化，即要求高校哲学社会科学更多地在公共媒体上以直接的、社会的知识传播方式进行;四是社会责任目标的变化，大学要由精英教育发展到大众教育，担负起建设民族精神家园的重担。[4]适应时代需求是高校履行哲学社会科学社会责任的永恒主题。党的十八大报告再次强调“发展哲学社会科学”、“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发扬学术民主、艺术民主”[5]，再次为哲学社会科学的繁荣发展指明了方向。

中国石油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3年6月第29卷 第3期 顾明华：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的社会责任及其履行二、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的社会责任在高校办学功能上的体现

依据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的社会责任与其学术责任辩证统一的基本观点，理解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的社会责任还必须从高校的基本办学职能出发。《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明确指出：“高等教育承担着培养高级专门人才、发展科学技术文化、促进现代化建设的重大任务。”[6]规划将高校职能总结为人才培养、科学研究和服务社会。2011年，胡锦涛在庆祝清华大学建校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全面提高高等教育质量，必须大力提升人才培养水平、必须大力增强科学研究能力、必须大力推进文化传承创新[7]。这一讲话精神将文化传承与前文所述三种职能并列为高校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新的重大职能，为高校及其哲学社会科学的繁荣发展指明了方向。因此，分析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的社会责任也应从这四方面入手。

从人才培养方面来看，育人是高校最根本的职能。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历史时期，需要一代又一代人的共同努力奋斗，这自然离不开一批又一批社会主义建设者。高校作为人才培养的重要阵地，应努力在哲学社会科学方面实现如下社会责任：一是努力培养学生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念和共产主义情怀。全球化、信息化时代，社会价值观日益呈现出多元化趋势，人们对大学生社会责任感的评价标准也呈现出多元化趋势。多元化的评价机制一方面为高校人才培养模式多元化提供了思想基础，另一方面也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带来一些困惑。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进程中，应努力建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下的大学生社会责任感评价体系和培养机制。二是紧紧围绕“育人为本、德育为先”的原则，不断加强对学生服务国家、服务人民的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教育，并使其努力适应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要求。三是紧紧围绕“能力为重、全面发展”的原则，努力培养学生的人文社会科学素养，提升学生在经济、政治、法律和管理方面的理论素养和实践能力。四是努力培养学生的勇于探索、不断创新的崇高品质，努力为培养造就更多新知识的创造者、新技术的发明者、新学科的创建者做出积极贡献。总之，要充分发挥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在人才培养中的重要作用，造就信念执著、品德优良、知识丰富、本领过硬的高素质人才。

从学术研究方面来看，高校哲学社会科学是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重要阵地。高校通过其所承担的科学研究职能发挥建言献策进而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功能。同时，作为特定的社会从业者，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还应对其教学和科研工作负有学术责任。近年来，一些高校和个别学者中出现了学术浮躁、学术造假甚至学术腐败的现象，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社会责任的履行。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中的这些不尽如人意的现象主要由三种因素造成：一是改革开放以来，社会价值观多元化趋势日益明显，片面追求生产力和经济效益的错误认识逐渐抬头。这也逐渐影响到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的价值观和职业道德。二是高校在哲学社会科学科研和教学方面的管理制度尚不完善，客观上对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的工作方向和思维方式产生了负面影响。例如，片面以科研数量作为评价和奖惩教师的依据，盲目追求科研成果的经济效益等等。三是高校学术研究监督机制尚不健全，一些学术造假行为未能得到及时纠正，甚至在学术界流传着“天下文章一大抄”的错误思想。为此，在相当长一段时期内，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在学术研究方面应首先做到真抓实干、求真务实，逐步提升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的职业道德素养。同时，还应彻底纠正高校科学研究管理制度中的错误认识，不断完善管理制度和监督制约机制，营造良好的学术研究氛围。与此同时，在全球化和建设社会主义伟大强国的大背景下，在改革开放进入深水区和社会转型的关键时期，有大量的现实问题需要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持续关注和不断跟进。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要积极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需求，开展国家急需的战略性研究，探索涉及国计民生重大问题的公益性研究，要努力成为学术研究的先锋队，努力做国家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决策智囊，努力为党和国家科学决策、民主决策做出积极贡献。

从社会服务方面来看，服务于社会、服务于地方经济社会发展，是高校的又一重大使命，也是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的重大使命。近年来，随着地方经济社会发展速度的提升，日益需要哲学社会科学在经济、政策等方面给予宏观的理论指导，在管理等方面给予具体的技术支持，在法律方面给予咨询和建议。为此，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应紧紧围绕科学发展这一主题、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这一主线，不断增强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的能力。要自觉参与到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决策中来，要积极促进产学研合作，加快科技成果转化。要自觉参与推动学习型社会建设，加快发展继续教育和终身教育，开展科学普及，为社会提供多种形式的教育服务，努力为地方经济和社会发展保驾护航。

从文化传承方面来看，正如山东大学徐显明教授指出的：“任何一所大学，由于她的语言的民族性，她的育人的目的性，她的与知识发生联系的生活方式，她的组成者对至善的追求等因素，决定了其自诞生之日起，就在承担着文化使命，只是与她的其他职能比较起来，未被充分认识而已。”[8]胡锦涛在庆祝清华大学建校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将文化传承明确为高校的第四大职能，这是指导中国高等教育改革与发展的纲领性文献，也是对大学和高等教育规律的新的重要认识。在全球化国际背景下和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旗帜下，笔者认为，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在文化传承方面的社会责任应主要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一是掌握前人积累的文化成果，扬弃旧义、创立新知，加强对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精髓的继承和发扬。二是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建设与传承，推进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建设。三是发挥文化育人的作用，培养和造就出一大批具有中华民族传统美德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建设者和接班人。四是以开放的姿态和胸怀，广纳百川，增进对发达国家文化科技发展趋势和最新成果的了解、吸收和借鉴。五是加强对外文化交流与传播，增强中华文化软实力和国际影响力，努力为推动人类文明进步做出积极贡献。

三、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履行社会责任的路径

高校是中国哲学社会科学事业建设的主力军，是建设国家哲学社会科学体系的重要机构。高校社会科学工作者和高校社会科学科研管理工作者是高校履行哲学社会科学社会责任的重要主体。履行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社会责任要充分发挥这两个主体的作用。

(一)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的社会责任履行

高校哲学社会科学承担着神圣而重要的社会责任，因此，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必须具备相应的素质，才能履行好所肩负的社会责任。

第一，要有良好的学术操守。良好的学术操守是一个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的良心。受专业和学科的限制，相对而言，大学里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面临着更大的工作和生活上的压力，如何在物欲横流的社会中保持良好的职业操守成为大学教师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笔者认为，从事哲学社会科学的工作者至少要做到以下三个方面：一要充分认识到哲学社会科学的重大历史责任和使命，从内心深处意识到自己所从事的工作的重要意义。二要有严谨务实的学术作风，把追求真理、发现规律和运用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作为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出发点，摒弃学术不端行为。三要不断提升自身的专业素质，从知识和能力的进步中汲取乐趣。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作为真理的探索者和传播者，作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的创造者和维护者，一定要有良好的学术操守。

第二，要有社会批判精神。深入社会、联系实际是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履行其社会责任的途径，脱离实际而研究就是“闭门造车”，但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又不能盲目屈从于社会现实，而应具备独立思考的能力，具备审视和批评现实社会的能力。所谓探索真理、求真务实，就意味着要有开阔的视野、独到的见解和批评的眼光。事实上，也只有不断批评才能实现不断创新，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决不能因为畏惧政治风险，而“莫论国事”，退守书斋。

第三，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还必须有开放的心态。开放，首先是思想的开放。社会责任从根本上源于社会文明发展的现实需求。在全球化和信息化的时代，“坐地日行八万里，巡天遥看一千河”已不再是梦想。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只有保持开放的心态和胸怀，才能将自身研究与社会发展紧密联系起来，才能实现履行社会责任的光荣使命。

第四，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应当自觉地成为学生学术上和价值观念上的榜样。要使大学的哲学社会科学的社会责任最大化，最好的办法就是将这种社会责任深深地植入学生的思想中，而不仅仅是停留在教师的说教和专业课讲授中。高校作为人才培养的重要阵地，不仅承担着知识传授和技能培养的责任，而且承担着培养社会道德的责任。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作为高校教育教学的主体之一，在培养大学生社会道德和社会责任感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教师在自己的本职岗位上尽职尽责，通过良好的职业操守和高度的社会责任感，可以潜移默化地引导学生对本专业产生专业认同感，使之上升为对社会的一种自觉的意识，并使这种责任感在良好的教育环境中不断地得以扩展和延续。

(二)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科研管理工作者的社会责任履行

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科研管理工作者也应该是一名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管理工作不应该只是一味地控制，而是要发挥培育、引导、协调和帮助的作用。树立责任意识、强化价值导向、提升服务质量，是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科研管理工作者推动哲学社会科学繁荣发展的必然选择。

第一，在服务理念上，要树立责任意识，坚持哲学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并重。不断增强服务的主动性，全力提高对哲学社会科学的重视程度，不仅要切实从师资队伍建设、经费、机构建设、课题项目等方面大力扶持哲学社会科学发展，更为重要的是要为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提供切实可行的、有意义的成果转化渠道，通过高校之间积极有益的合作，为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的理论主张上升为政府、事业单位以及其他社会团体的决策创造条件。

第二，在服务模式上，要以激励机制为主、管理机制为辅。在激励机制方面，要构建科学完善的哲学社会科学管理体系，结合哲学社会科学的自身特点，积极探索与构建科学合理的高校哲学社会科学评价机制，改变“以成果数量评价人才”的评估标准，加大理论创新和实际应用价值评估的权重，坚持同行评价和社会评价相协调、定性评价与定量评价相结合、过程评价与结果评价相衔接、当前评价和长远评价相补充。另一方面，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的健康发展及其社会责任的履行不仅仅依靠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自身的道德约束，还需要有良好的制度作保障。因此，哲学社会科学管理工作者要通过制度建设为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树立良好的价值取向，树立严格的学术道德规范，建立良好的学术氛围，使得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能够坐得下来，静得下心，认认真真搞好学术研究。

第三，在服务目标上，要强化价值导向，努力提升服务质量和水平。要在大力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理念的基础上，允许各种有益的学术争鸣，鼓励学术自由，广泛开展国内外学术交流与合作，要加大哲学社会科学发展载体的建设，推进和鼓励多学科交叉互动，努力构建大平台、培养大团队，提高承担大项目、产出大成果的能力，从而使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工作整体水平取得长足的进步。

第四，在服务要求上，要不断提高自身综合素质。只有提高自身的学术修养，成为学者型科研管理工作者，在与专家对话的过程中，才能理解专家的处境、了解专家的需要，才能为专家提供更好、更切实的服务;只有加强专业知识的学习，努力把握学术前沿和科研动态，才能对项目、成果进行甄别，有的放矢地开展项目申报和评审工作;只有努力寻求管理工作的规律，充分考虑各个方面的权益和诉求，才能制定出科学的发展战略和实施策略。

[参考文献]

[1] 高见，王丽菊.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社会责任缺失问题探析[J].汕头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0(6)：510.

[2] 张东刚.切实承担起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的社会责任[N].光明日报，20101214(7).

[3] 马振亚.时代和社会科学工作者的社会责任[J].甘肃社会科学，1995(5)：2022.

[4] 顾海良.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的使命[N].光明日报，20101214(7).

[5] 胡锦涛.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EB/OL].(20121108)[20121208].http：//www.xj.xinhuanet.com/201211/19/c113722546.htm.

[6] 中共中央、国务院.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EB/OL].(20091001) [20121002].http：//www.edu.cn/html/e/2009/gangyao/.

[7] 胡锦涛.在庆祝清华大学建校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EB/OL].(20110424)[20121024]. http：//www.gov.cn/ldhd/201104/24/content-1851436.htm.

[8] 徐显明.文化传承创新：大学第四大功能的确立[J].中国高等教育，2011(10)： 11.

作者：顾明华

第三篇：环境友好型社会的哲学反思

摘要：环境友好型社会的构建以人与自然和谐统一的自然观为哲学基础，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则以环境道德原则体系为伦理诉求。当代环境伦理理论存在人类中心论与非人类中心论的二元对立，必然在理论和实践上影响环境友好型社会的构建。而在马克思关于人的全面自由发展的理论中，蕴含着人与自然关系的最终解决，因而也是构建环境友好型社会的深层根据。

关键词：环境友好型;社会;哲学

一、环境友好型社会的哲学基础：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

构建环境友好型社会就是要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如果说生态失衡、环境恶化是构建环境友好型社会的现实背景，人与自然和谐统一的自然观则是其深刻的哲学基础。因此，揭示人与自然的本然关系，对于建设环境友好型社会具有前提性的意义。一方面，人本来就是一种自然存在物。自然界孕育了人类，没有自然界就没有人类，人是宇宙演化和生命进化的结果。人类与其他生物乃至非生命形式一样，都是自然共同体中的平等存在物，它们犹如兄弟手足，没有高低贵贱之分，人类不是大自然的主宰。并且，正如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指出的，“一个存在物如果在自身之外没有自己的自然界，就不是自然存在物，就不能参加自然界的生活。”因此，人类要恰当的确定自己在自然界中位置，人类的活动不能违背自然规律，不能超越自然的限制。另一方面，在生存论的意义上，自然实际上就是人的无机体。无论是“人化自然”还是外部自然，都是人的无机体，只是前者是现实的无机体，后者是潜在的无机體。损害自然就是伤害人自己的身体，爱护自然就是爱护人自己。环境友好型社会的提出正是基于人与自然的这种本然关系。

然而，人类对这一认识的获得却经历了漫长的历程，可以说，环境友好型社会的提出也是反思以往人类处理与自然关系实践的结果。大体上，人与自然的关系经历了敬畏自然-征服自然-人与自然和谐统一的三个阶段。在人类社会的初期阶段，人类的活动完全受制于自然，马克思说：“自然界起初是作为一种完全异己的，有无限威力的和不可制服的力量与人们对立的，人们同自然界的关系完全像动物同自然界的关系一样，人们就像牲畜一样慑服于自然界”。表现在人的精神世界，就是人类充满着对自然的敬畏，这种敬畏里既有对自然的恐惧之心，又有对自然的感恩之情。随着人类科学技术和和实践能力的不断提升，历史随之进入了征服自然的阶段。人类拥有了改造自然、征服自然的能力，在人类主体性不断增强的推动下，“人是万物的尺度”的古典哲学理念已然成为一种现实，康德提出的“人是目的”、“人是自然界的最高立法者”的命题成为近代社会的标志性口号，“人类中心主义”形成并逐渐泛滥。在主体对客体的实践活动中，资本与技术的结合使人类征服自然的力量得到了史无前例的扩张，自然沦落为人类满足自身需要和利益的工具，人类的物质欲望也不断膨胀。而人类对自然的简单化、片面化处理，造成了环境破坏、资源匮乏、生态失衡。在严峻的现实面前，从20世纪中后期开始，人类不得不反思对待自然的态度和方式，以至于重新回到关于人与自然和谐统一关系问题的讨论，人与自然的关系随之进入了第三阶段，即人类力图实现与自然水和谐统一，环境友好型社会的提出正是基于对这一过程的认识。

二、人与自然和谐统一的伦理诉求：环境道德原则体系环境友好型社会以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为自然观哲学基础，而实现人与自然和谐统一的环境友好型社会则需要一种全新的环境伦理观念

在环境伦理学看来，环境友好型社会就是紧紧围绕人与自然的关系，以实现人与自然的协同进化为中心，建立适应环境友好型社会的道德原则体系。这种道德体系以尊重自然、保护生态环境为旨归，以人类社会的持续发展为目标，强调人的自觉和自律，强调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处。为了构建这种环境友好的和谐社会，就必须有需要坚守和落实的伦理法则，大体来说包括尊重自然、代内平等、代际平等三项原则。

尊重自然意味着人类在理解人与自然关系的基础上对自然有一种珍惜、感恩和敬重的意识，在处理与自然的关系中去爱护环境、维护其他物种的存在，因为人与其他物种都是自然的组成部分，它们有平等的存在权力，没有其他物种的存在，人类也将不复存在。一句话，尊重自然就是人类要在维护生态平衡的基础上合理地开发自然，把人类的生产活动和利益需要约束在生态环境所能承受的范围内。代内平等也就是公平正义的原则，它强调同代人之间的平等，即人类在利用自然资源满足自身需要和利益时要做到机会、过程、结果的平等，全球居民在谋求生存与发展上的权利均等。人类只有地球这么一个生态系统，在全球一体化的今天，所有民族和国家的生存发展已经紧密相联、息息相关了，而地球上的资源又是有限和稀缺的，因此，任何民族、国家和个人的生存发展都不能以损害其他民族、国家和个人的生存发展为代价。代际平等就是在强调当代人在利用自然开发自然时，必须保护子孙后代在这个地球上生存并享用自然的权利，绝不能因为前辈的掠夺性利用而被开除“球籍”。而从以上三个原则直接引申出来的就是人的行为适度为原则。无论是人口的生产方式、物质资料的生产方式，还是生活和消费方式，不再是工业文明阶段的数量越多越好、规模越大越好，而是人们在与自然发生交往行为时，遵循适度、简约、平衡原则，以自然环境的生态承载力为生态行为的道德底线。

三、超越环境伦理的二元对立：人与自然和谐统一的人学维度

环境伦理伴随着环境保护运动的兴起而迅速发展，但在其发展过程中，由于没有走出“人”的误区，始终存在人类中心论与非人类中心论的争论，其焦点是：环境伦理的出发点究竟是以人为本，还是以自然为本。以施韦策、泰勒、利奥波德、罗尔斯顿等人为代表的非人类中心论和生态中心论认为，当今生态危机的深刻原因在于人是万物尺度和主宰的观念，它使得人类忽视自然的存在权利，把自然作为满足人类需求及欲望的手段，在历史实践的发展中，必然导致人类活动的无限度性和破坏性。只有走出人类中心论，建立起环境道德意识，尊重自然、敬畏自然，以环境为中心，人类才能走出生态危机的困境。面对非人类中心论的责难，当代人类中心论者仍然坚持认为，人类的利益与价值高于一切。人类对于生态问题的反思，以及环境伦理要求的提出，其实质还是基于人类自身利益的考虑。当代人类中心论者并不反对保护自然，只是坚持在人类利益高于一切的基础上保护自然，他们认为人类的生存发展与生态系统的稳定并不一定会相互矛盾。可见，当代人类中心论与非人类中心论都主张保护自然环境，协调人与自然的关系。不同点在于当代人类中心论者主张以人的存在与发展为最终目的，其理论基础是人本主义的，但其理论原则来看却是功利主义的。非人类中心论者主张以环境整体主义作为其最高目的，其理论基础是自然主义的，实践原则是超功利主义的。

究竟如何看待非人类中心论与当代人类中心论的争论，这实质上与如何理解“人类中心”的思想实质直接相关的，而理解“人类中心”的思想实质，最终就是人类自诞生之日起就不断缠绕在心的那个司芬克斯之迷，即“人是什么”的问题。英国伦理学家莱斯利·史蒂文森曾指出：“对人的不同见解，自然就导致了我们应当做什么以及我们能够怎样做的不同结论”。而在这个问题上，上述双方都没有走出马克思曾经批判过的抽象地看待“人”的问题的困惑，因为非人类中心论与当代人类中心论双方都仍然停留在一般的意义上片面地把“人”简化了，它们通过压缩和简化，从“人”这里抽出某一特性，将之归结为人的全部，或者在生物学的意义把人归入自然，以人的自然属性来界定人，或者在经济学“经济人”意义上和传统功利主义伦理学的范围内以利益的需求与满足来标识人。显然，这只是从人的一个方面、一个向度、一种特征去理解人，而不是从人的存在向度和人的生成发展去把握人的根本。因此，问题解决的出路并不在于是否坚持或反对“人类中心”，而是在于如何理解“人”。

在自然哲学的意义上，人并不是宇宙的中心，这已经是现代人的一种常识。人类居住的地球只是太阳系中一颗普通的行星，而就是在地球这个星球上，人类也不过是众多生命形式中的一种，虽然人类因为有自我意识而拥有丰富复杂的精神世界，但这并不表明人类就是地球的中心。人类是否能成为“中心”，是一个价值判断和如何选择的问题，而不是客观存在的事实问题。但是，在生存论的意义上，人类确实是以自我为中心的，因为任何一种生命现象首先需要生存，而生存活动都是以“自我”为中心的，这已经为现代生物学理论所充分证明。人类也是“自我中心主义者”，这就是一个生物学的命题，否则，“人”的存在便无从谈起。人类以“自我”为中心表明，人类的任何活动首先是以人类自身的利益为重的，这是人类应当的“生存”原则与尺度。不能把“自我中心主义”与非人类中心论所批评的人类中心论划等号，当代生态环境问题罪过也不于人类的“自我中心主义”。哲学生存论的视角为我们超越人类中心论和非中心论的二元对立指明了出路。在生存论的范畴内讨论是否坚持或反对人类中心论，本身就是一个伪问题。在生存论的意义上，人类只能以“自我”为中心，当然，这个“中心”并不是一个有关空间、实体范畴的概念。所以，问题的关键就是对“人”、“人的生存”、“人的生存意义和价值实现”的合理理解。而在这一点上，尚没有人超越马克思关于人的全面自由发展的理念。

四、人的自由全面發展：人与自然和谐统一的最终解决

在马克思关于人的全面自由发展的人学理论中，蕴含着人与自然关系的最终解决。首先，人与自然的和谐是人的全面发展的重要内容和条件。人类的全面发展，实际上就是在追求人性的真、善、美之统一。自然是这一内涵的现实基础，因为自然界是人类的生存之本，是人类的根。正如马克思指出的，自然是人的“精神的无机界”和“无机的身体”。不理解人与自然的此种本然关系，人类终将受到自然的报复，而认识人对自然规律的服从和遵守本身恰恰是人的“类特征”的表现，因为人“同对象的关系，是人的现实的实现，是人的一种自我享受”。自然还是人类的精神寄托和归宿。人类从自然中来，自然是展现生机与活力的舞台;人类又要回到自然中去，从生到死，人类与自然须臾不可分离。人类走向自然，就是对自身本质的回归。因此，要想造就全面发展的人，人类需保持人的良好的自然本性，摆正人与自然的关系。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显示着人的本质力量的丰富性和完善性，显示出人的发展的全面性。

同时，人的全面发展又是实现人与自然和谐的重要保证。人类的实践活动就其实质而言，是人的本质力量的现实发挥和展现。但是，人的本质力量的展现是一个历史的过程，在一定历史条件下有不合理发挥的可能性和局限性，因此，人与自然的冲突就不可完全避免，而这正是近代以来的人类历史中常有的现象。这种冲突超过一定范围，就会导致整个生态系统的失调，这时自然界则就会反过来以各种灾害惩罚人们，这就是当今世界生态危机以及极端自然现象的种种表现。要消除生态危机及其给人类带来的灾难，最根本的就是要使人类运用自身的本质力量时能与自然的力量相互促进，也就是人类对自然有着全面而深入的把握，对人与自然的关系有着透彻的理解，甚至对自然有着一种审美的精神体验。显然，这是以人的全面发展为条件的。

总之，人与自然的和谐是需要前提的，它对人的要求即是人对自身的实践性要求， 也是人的存在方式的内在要求，这就是人的全面发展。而寻求人与自然和谐的环境友好型社会的建设必将从根本上消除人与自然的片面对抗，并在其实现的过程中显示着人的本质力量的丰富性和完善性，展显示出人的发展的全面性。

参考文献：

1、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M].人民出版社,1985.

2、史蒂文森.人性七论[M].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8.

(作者单位：湖南省委党校哲学部)

作者：何良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