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译与文化变迁》

《翻译与文化变迁》（精选十篇）

《翻译与文化变迁》 篇1

1 多角度文化层面的翻译研究

全书共包括四个部分。大部分文章属于“纯理论研究”类别。但如编者在引言中提到的:“由于国情不同, 纯理论研究中的某些趋势如‘ 描述译学 ’和‘ 文化转向 ’在一些国家并不完全适用……因此选入了少量的教学性或规范性的个案研究文章”。[1]第一部分是“翻译——变化的媒介”, 共有3篇论文。第一篇“以伪译促进文化变迁”由以色列翻译学家吉迪恩·图里 (Gideon Toury) 所作。翻译研究从关注译本转向关注翻译与文化之间关系, 在文化转向的过程中图里是一位做出突出贡献的学者。通过对伪译的研究, 他认为翻译是主体文化的产物。在该文中, 图里展示了在特定的文化和历史情境下, 多种伪译被虚构出来, 以满足新的需求, 从而提出翻译在文化规划 (cultur⁃al planning) 中的作用。第二篇“翻译与文化巨变——以南非荷兰语《圣经》翻译个案为例”, 作者雅克布斯·诺德 (Jacobus Naude) 对不同的南非荷兰语《圣经》翻译版本做了全面的研究, 清晰地展示了重大文化文本产生过程与所在社会与文化环境之间的互动关联。诺德将连续的两个《圣经》翻译版本中的特定语句做了详尽的对比分析, 指出在第一个翻译版本中, 译本的用语明显体现为种族隔离正名, 而在新的翻译版本中, 一种全新的种族平等、性别平等的社会意识明显提升。这一点充分体现了翻译与文化环境是如何相互作用影响的。第三篇“文化边疆与中国翻译历史”, 作者孔慧怡 (Eva Hung) 试图为在中国历史上 (公元2-19 世纪) 产生翻译活动的三种文化边疆 (分别是地缘政治边疆、机构边疆即耶稣会传教士群体和社会政治边疆) 做出详细解释, 并追溯文化边疆和文化中心的关系。该文全景展现了2000多年里对中国文化发展产生重大影响的重要翻译活动, 并着重指出大部分的文化翻译工作并非由中国的译者发起和完成。

第二部分是“文化透视与翻译”, 研究在特定文化环境中, 翻译是如何完成以及如何被理解的。第一篇论文“将中国文化翻译到美国南部:浸礼会传教士与中华帝国 (1845-1911) ”, 作者Ray Granade (雷·格拉内德) 与Tom Greer (汤姆·格里尔) 关注翻译作为另一事物的再现方式的话题。两位作者对在中国传教的浸礼会信徒研究颇深。19世纪的浸礼会传教士必须告知他们在美国的委托人其在中国的传教情况, 不仅仅是为了跨文化交流, 更重要的是证明他们的传教工作实有效果, 以得到赞助资金维持后续工作。该文详细叙述了传教士们在描绘中国时所聚焦的领域以及背后的深层原因。第二篇是“关于‘identi⁃ty’一词的翻译”。“identity”和“self”是美国文化特有的语词, 具有丰富的文化内涵。作者Eva Richter (伊娃里克特) 和Bailin Song由自身经验发现“identity”和“self”的概念通常难以被中国学生理解。作者利用美国文化中具有代表性的三个文学文本, 探讨各文本中“identity”所体现的含义, 并通过请掌握中英双语的数名中国人对文本中的关键词句进行翻译, 体现出将文化概念带入中国文化的重重困难, 旨在为中美文化的相互理解架起桥梁, 提供新思路。第三篇《翻译与民族文化:戏剧翻译的个案研究》。作者Alain Piette (阿兰·皮埃特) 以比利时著名剧作家克罗姆林克 (Crommelynck) 的作品在英美颇受冷遇的现象为切入点, 通过引用戏剧评论并将两种文化的戏剧传统差异进行对比, 探讨其原因是否因为克罗姆林克作品中的闹剧元素对于英美观众过于陌生, 因此无法得到欣赏。该文与第二篇文章相似, 都探讨了当把某一文化所特有的概念和风格翻译到另一文化当中时, 由于该概念与风格对于另一文化而言是“异物”, 从而影响了翻译的选择过程。

第三部分是“日本翻译经验”。专辟一部分介绍日本的经验有两点原因:一是日本文化长期以来模仿他国的文化, 最初是中国, 19世纪中叶以后转向西方, 而且使用翻译作品来促进自身的文化发展;二是日本的翻译准则 (translation norms) 与其所模仿的文化现有的翻译准则差异颇多, 传统上不仅容忍、而且偏向以原语为中心的翻译 (source-oriented translation) 。第一篇论文《关于18世纪日本的中文翻译的重新构想》首先详细介绍了日本早期接受汉语文本的方式——汉文训读 (漢文訓読, kambun kundoku) , 即给中文汉字加上日语读音和名为训点 (kunten) 的阅读符号, 使其符合日语的句法。作者经过深入研究, 发现汉文训读是否可以作为一种翻译方式的讨论仍众说纷纭, 难有定论, 以表格的形式将汉文训读与“常规”翻译做了详细对比。该文的研究对于探索影响翻译规范的因素颇有启示意义。第二篇是《日本的翻译腔》。传统来说, “翻译腔”并不是一个重要的问题, 因为在日本, 约定俗成的翻译规范是翻译文本应当与用日语写成的作品不同。然而在20世纪的八九十年代, 当翻译作品的受众由上层社会扩展到普通大众, 人们开始讨论翻译腔接受度的问题, 翻译规范由“充分性”转向“可接受性”。作者友里古野 (Yuri Furuno) 追溯了关于这场辩论的各家之言, 并发放问卷调查, 确定读者用来区分翻译作品和日语原文的关键因素。第三篇“日本战后翻译文本的选择——对多系统理论特定方面的审视”, 作者松永纪子·沃森 (Noriko Matsuna⁃ga-Watson) 以多系统理论为基础, 以日本1952年以来图书市场内翻译作品的表现的调查为依据, 考察这些翻译作品的源语言、作品类型和作者, 辅以图表和数据, 目的是审视多系统理论用于解释日本战后翻译文本的选择这一问题是否有效合理。然后作者通过对调查数据的分析, 向多系统理论的某些假设提出了质疑。作者还指出, 文学多系统并非独立于其他系统存在, 调查结果显示, 文化、经济、政治等因素不仅会影响翻译的选择与接收, 而且因国家不同而有区别, 因时代不同而有差异。

第四部分是“中国翻译的个案研究”。 第一篇《转折时期的翻译——可变因素与固定因素》, 林戊荪先生以资深翻译者的视角剖析了新时期下翻译市场面临的七大趋势, 以及涌现的各种新式翻译工具, 分别提出了翻译实践与教学活动中的可变因素与固定因素。他指出, 翻译领域的扩展等为翻译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挑战, 为应对挑战必须有新的举措, 如使学生熟悉新领域的知识, 熟练使用新工具等, 即作者所言的翻译实践与教学活动中的可变因素。此外, 作者认为扎实的翻译技巧是翻译实践与教学活动中的固定因素, 同样非常重要。第二篇《翻译中的注释问题》, 韩加明探讨了在不同情境下、翻译不同文学文本时的注释使用问题。他认为, 注释是翻译中重要的工具, 但并非注释越多, 翻译质量越高, 对读者理解文本至关重要的注释才应该添加。作者通过对《汤姆·琼斯》张谷若译本注释的分析, 指出有的注释并非必要存在。之后基于自身的翻译经验, 将必要的注释分为三大类, 并提出影响注释的因素有对文本的推敲、目标读者群、翻译合同和法定义务等。

2《翻译与文化变迁》的特色及缺憾

《翻译与文化变迁》读来既开阔眼界, 也不枯燥乏味, 这同其自身的特色有关, 主要有三点特色。第一是话题多元、角度各异。研究的话题涵盖了伪译、圣经翻译、文化边疆、戏剧翻译、翻译腔等问题。时间跨度既有着眼于某一地区特定历史阶段的, 也有如编者对中国2000 余年翻译活动梳理的大手笔。而地域方面则横跨了亚欧非大陆。各作者或谈古论今、或聚焦异域、或精思妙论, 开阔了研究者的思路, 引起了读者的兴趣。翻译研究的文化途径引入了各种理论, 如《以伪译促进文化变迁》一文借鉴了埃文-佐哈尔 (Even-Zohar) 文化规划理念, “翻译与文化巨变”借鉴了赫曼斯 (Hermans) 的操控理论, 《文化边疆与中国翻译历史》的研究带有跨学科性质, 借鉴了皮姆 (An⁃thony Pym) 的《翻译史研究方法》, “关于18 世纪日本的中文翻译的重新构想”则融合了巴斯奈特 (Bassnett) 和赫曼斯等多位学者关于后殖民主义的论述, “日本的翻译腔”中引用了图里的描述译学理论, 《日本战后翻译文本的选择》吸收了埃文-佐哈尔的多元系统论。

第二是结构清晰、布局合理。全书按话题类型分为四个部分, 前两部分是“翻译——变化的媒介”和“文化透视与翻译”, 由不同国家和文化情境下的翻译研究作支撑, 后两部分集中关注日本和中国的翻译经验。每部分由独立的若干篇文章组成, 文章之间内容不相关联。与艰涩难懂、环环相扣的理论专著或者入门书籍比较起来, 显然此类书籍更易阅读。

第三是深度呼应广度, 发人深省。雅克布斯·诺德根据《圣经》希伯来语或者希腊原文, 仔细比对两个不同历史时期的南非荷兰语译本为自己的推断作支撑。孔慧怡对中国“文化边疆”的分析鞭辟入里, 辅以清晰的地图和翔实的历代西域翻译者名录。伊娃里克特为介绍“Identity”在美国文化中的独特意义, 以三篇典型的文学文本细致分析, 再请数位中国双语者对文本的典型词句进行翻译, 显示文化中术语和专名翻译的难度。松永纪子·沃森收集了自1952年来历年关于小说翻译、畅销书翻译等的大量数据, 从不同角度对数据进行梳理, 比对各个数据和趋势图以验证多元系统论的有效性。

但是作为一本介绍翻译与文化变迁之间关系的书籍, 该书的缺憾之处也十分明显。虽然该书尽量同时顾及深度与广度, 但仅是十余篇文章来阐述有关文化这一庞大的概念, 仍是显得十分淡薄, 不够全面, 未能达到以点及面的效果。所选的文章也并非十分典型, 后两部分关注中国和日本的翻译经验稍显片面。而且从结构上来说, 全书缺乏系统性和条理化。文章虽然按话题类型安插在了四个不同的部分, 但是每一部分中的各篇文章之间的关系并不紧密, 全书缺乏整体性的阐述, 更类似于条目式的排列, 这或许也和其成书的背景有关。也许探讨翻译与文化关系的书籍, 更好的方式是能将其编纂为一本指南性的书籍, 简约明了的介绍相关领域的人物、文献、已取得的成果和遇到的问题。

3 结束语

翻译活动在20 世纪的后半叶才开始得到系统研究, 1972年霍姆斯 (James Holmes) 发表《翻译研究的名与实》, 发出翻译研究的学科创建宣言, 而如今翻译研究作为一门学科的地位已经毋庸置疑。[2]从最初的专注文本分析到现在的翻译目的论、多元系统理论以及描写译学范式等多种理论并存, 翻译研究越来越朝着多元化、跨学科的方向发展。[3]斯内尔-霍恩比 (SnellHornby) 认为, 翻译不仅仅是语言解码的过程, 更是跨文化的交际活动, 强调文化对翻译研究的重要性。[4]如今众多理论各执一词, 研究的对象不断扩展, 研究方法持续革新, 翻译考虑的因素纷繁复杂, 与其他学科的牵扯日益深入, 在这种情况下, 更需要对过去的经验进行总结反思, 清理爬梳, 展望未来, 探寻新路。本书即是连接翻译研究过去与未来的一颗铺路石, 以期为今后的研究打开新的思路。

参考文献

[2]Holms J.Translated!papers on literary translation and transla-tion studies[M].Amsterdam:Rodopi, 1988.

[3]Munday J.Introducing translation studies:Theories and appli-cations[M].Shanghai: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Press, 2010.

社会变革与文化变迁 篇2

一、社会热点的文化透视

2005年夏，湖南电视台的“超级女声”席卷全国，“------已被资讯泛滥时代的传媒翻了个“底朝天”，八卦当头、学术殿后、商业坐镇，中间还穿插上演了“低俗影射”与“民主预言”的猜想，------”。①大量的社会群体，纷纷以自己的方式或直接，或间接参与到这一娱乐节目中，使其逐渐演变为一桩社会性事件。以粉丝为代表的普通观众以手机短信、论坛、博客等方式对参与了事件的进程。为捍卫自己的偶像，休闲、拉票，在网上摆开了“战场”，进行着云里雾里的斗架，说三道四，互相攻击，搞得热热闹闹。而另一方面，来自人文学术思想界众多名人围绕超女展开了激烈争论，一个娱乐话题就此上升为学术问题。

一方面，有学者因“超级女声”的选拔机制和极高的参与性，把“超女”和民主有意识地联系起来，给予了极高的评价。比如：“超女对当代未成年人公民意识的催生和训练有相当正面的价值，超女正在成为一种对孩子们‘酸酸甜甜’的公民意识和民主意识的启蒙。”（徐贲：《娱乐文化消费和公共政治——“超级女生”的公众意义》，世纪中国，）另一方面，“与青少年的狂热、观众的热情参与相比，我们的主流文化却对‘超级女声’表达了一定程度的‘愤怒’，‘叫停’的呼吁也由弱变强，以至于某些‘名嘴’在电视上公开斥责其‘低俗’，甚至频频出现‘封杀’的‘流言’。”②有趣的是，往往持支持立场的声音是大量的出现在大众文化的媒体上；而主流媒体不是刻意的保持沉默，就是大肆讨伐。不过无论是“贬”或是“赞”，双方对“超女”诉诸于快感的娱乐均表示了理解和认可。特别是其中的学者，面对超女的来临，不少人已放下了自恃清高的架子，认为“好的娱乐节目也并不总是容易得到的，而在另一方面，几乎所有的人都在某种程度上需要快乐。”《“超级女声”会使我们“娱乐致死”吗？》 何怀宏 新京报 2005-08-31）。从而表现出主流文化和大众文化在事件中各取所需，又在某种程度上达成一些共识，表现出一定相互宽容的倾向。

但是，随后的“刘心武揭秘红楼梦”，在由“学术热点”演化为“文化事件”过程中。综合分析主流媒体的态度和大众消费类媒体的表现，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主流文化与大众文化在对待“红楼超女”问题的态度上泾渭分明，其间缺少一个能起到缓冲功能的过渡地带。这种对峙几乎在开始就形成了，当《新京报》于2005年10月30日刊登出《胡文彬：刘心武应遵守学术规范》一文后，网络上迅速的掀起反对的浪潮。特别是各大主流媒体转载《艺术评论》10期“红学界集体反诘刘心武”一文后。支持刘心武的声音也日渐高涨，有网友指出“《红楼梦》不是某些人的‘独立王国’”；《北京娱乐信报》载文 “万余网友力挺刘心武‘揭红’”，力挺的理由是“有意思”、“长知识”、“平民挑战权威”等；更有《华商报》载文“文化名家为刘心武撑腰”，矛头直指红学界拘于“门户之争”，把红学“做成了生计，当然流于庸俗”。这些反对的指向实际已经超出了学术争论的范围，因此有人提出“人文学术如何才能不被当代文化所稀释？这是‘刘心武揭秘《红楼梦》’事件给人文学术研究提出的一个严峻问题。”（《思想与学术在当代文化中合流——2005年人文学术热点扫描》曾 军）

我们无意于参与讨论，却对其中蕴含的思想文化深感兴趣。我们首先需要反思的是，为 1

什么主流文化会愤怒？为什么要斥其“低俗”、“不规范”？我们就先从超女事件来看，“解析‘超级女声’的‘超级’，不能只停留于娱乐的层面，事实上，一个单一的娱乐事件决不会引发这样大规模的关注。“超女”的本质在于，娱乐活动的边界“入侵”传统的非娱乐领域，直接侵入“未成年人”与“教育”这一向来被社会视为“必须固守”的领域。‘娱乐’与‘教育’两大‘社会版块’正面冲撞。”（《超级女声：超级两难的文化抉择之题》 中国青年报 2005年06月02日）就从学者们的支持来分析，实际上也是站在“体制内”对“民主的进程”感到欢欣鼓舞。何曾有站在大众文化的一边说一些大众的话。我们知道大众文化与流行文化、媒介文化基本上是等同的，而流行文化往往又等同于青年文化。透过讨论的不同角度，各方实质是围绕着一个问题：就是主流文化应该如何掌握对大众文化的话语权和教育成长的导向权？

主流文化努力向社会传导着这样一种价值观：人应该经过自己的努力实现向上的社会流动，正所谓“一步一个脚印”。具体的途径是求学，求职，通过层层选拔。而且最终要获得一张社会认可的专业技能证书，表明社会个体初步具有了融入社会的资格。如果说对超女们的讨伐，因为有反对在“急功近利”的价值取向，冲淡了这种标准的话，那么红学界的集体“愤怒” 斥责刘心武“不规范”，使得这种暗含的标准表露无遗。相反，超女和刘心武受到热捧，体现了人们需要多元的趋向。反映了对读书、排名次、升学、就业，在长辈提携和奋斗中逐步成长这种主流轨道的抵触。而且不少人实际在向主流社会质疑：现代社会，标准是一元还是多元的？成才的道路是否只有一条？究竟谁才具有权威的地位？表现出了咄咄逼人的挑战姿态。

二、文化冲突后的社会变革

这种挑战是否只是一种文化的冲突，还有没有一些其它深层次的原因？如果把05年、06年两年的一干社会文化事件和“超级女声”、“红楼超女”一样做逐一的分析，不难发现社会孕育的巨大变革才是这些文化冲突的幕后推手。

由于随着信息化的程度加深，工业部门中大量的应用信息技术，机器变得越来越聪明，体力劳动的强度日益减轻，单纯的体力劳动正在被更带有知识性和脑力性的生产劳动（如机器的操作、维修、监视）和设计、研究、组织方面的工作所取代。信息化、智能化、网络化，计算机控制系统以及它与信息高速公路互连的信息控制机，作为新的生产工具大大提高了劳动生产率。这不仅使得传统意义上的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界限开始模糊，而且大大的降低了工作的地域性要求。特别是信息资源与物质、能量资源相结合，创造出各种智能化、信息化、网络化的信息控制生产工具，与动力机械工具相结合形成了具有强大生产能力的复合生产工具，生产出越来越多的信息产品和信息化工业产品。促使人类社会经济形态加快由物质型向“非物质化”的信息型转化。

这种变化，不仅影响着人们的生产方式，还带来了人们生活方式的变革。随着社会信息技术含量的增加，客观上人们在生活中寻求信息技术支持的需求也大大增加，推动了服务业的发展。如随着美国信息高速公路计划的实施，据预测到2020年美国只要用2％的劳动力作为工人，仍可保持世界第一大工业国的地位。服务业将会成为社会的“第一产业”。

而许多的服务行业主要是根据引起的人际关系加以确定，比如各种专门知识、技术监视或技术咨询服务、金融、教育等等。但无论何种服务行当，信息和交流活动都是极其重要的。而且大众传播媒介迅速的发展，信息的获得、使用、阐释已不再局限于社会的个别群体。排开政治因素的影响，社会公众只要愿意，几乎可以做到信息的产生和接受同步。基于个体的立场问题，公众对信息的接受、阐释也呈现出多元化的特点。因此，现在的信息化的服务要求，重点以个性化的方式为某个确切的项目或个人，捕捉和处理特定的信息。

而知识总是遵循着一种复利法则：知识推动科学发明，科学发明反过来极大的促进知识增长。这条法则的效果在今天这个时代表现的尤为突出。在这种形势下，个人对信息的接受、判断、理解和运用的能力越来越重要。这种能力主要是基于行为表现而非基于系统的知识，它不仅仅只是拥有高级文凭或职业资格的人士才可以具有。因此，所谓的“专业资格”，并不是过去认为的那样，经过相当一段时间的个人培养发展，取得一定的职业资格，能够从事一项特定的具体工作。而是需要把工作的专业技能和“生存技能”融合在一起。即要求将严格意义上的职业资格和社会行为、协作能力、首创能力、冒险精神紧密结合起来，构成时代需要的能力。由于“非物质化”的服务业日益发展，这些素质中与人交往、与人共事、解决冲突等能力越来越重要。从某种意义上讲，时代已经开始超越工业社会的专业资格概念，更加强调能力概念。恰恰是这种全新的发展，给那些文凭较低或者没有什么文凭的社会个体提供了一个机会。同时也意味着，取得一定的资格资历并不能够保证有相应的职业权利。

社会多元化的变化，客观上将会促进社会民主的进步和个人主义的发展。这不仅是社会进步为这些变化发展提供了现实的可能，也是社会本身发展的内在需求。这样的前提下，在传统社会中因地位和名望建立起来的权威不再是不可撼动的。信息化的推进，使得社会竞争，打破了横向的模式，向着纵向代际之间的趋势发展。权威建立在能力和与其他人的坦率、开明的基础上。这就意味着，人们在生活的态度，生活的模式和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关系上，需要更清楚的了解自己，认识世界。真正设身处地去理解他人的反应。但事实上的地位不平等，这种竞争不会即刻地推进社会的民主，反而会可能激化潜在的关系，转化成冲突。这并不符合人们对人类社会进步寄予的希望。而人与人之间的平等交流，特别是年长的人和年轻人的交流无论对于双方增进知识和丰富生活，还是对于社会的平衡都是至关重要的。

如果就代际之间的冲突讲，责任主要在于年长的人，毕竟他们年轻过。换言之，成人要想向年轻一代传授所学知识和发号施令，他就必须充分的接受社会发展带来的年轻人的变化。就是在某种程度上像年轻人那样去学习，去了解时代。发生于同辈之间的冲突，如果能像体育竞争一样，创造出民主平等的氛围，在共同的目标和计划中，依据各自角色承担一定的任务，相互分工，又相互协作。那么实际有可能认清自己，了解对方，从而消除敌对和偏见情绪，甚至产生出友谊。

而因为社会正以几何级数速度更新变化，人们步入社会时，会发现在童年储备起来的知识、形象，一切已经不合时宜。依靠他们应对社会挑战时，会让人觉得无能为力。人们必须以动态的方式来处理和应对自己与社会的关系。个体必须充分参与这一次社会变革，否则将会在日渐变化中被逐渐边缘化，从而失去自我。但是，信息化的今天，大众传媒的迅猛发展，使个人又处在具有强迫性的宣传气氛中。如果个体在行为上服从外界强加与他的推测，损害了他的真正意图，长期以往，不仅会使人疲于奔命，而且会严重不利于人的身心健康。由此，人们比任何时候都需要得到充分发挥自己才能的保证，以及尽可能可以牢牢掌握自己命运需要的思想、判断、感情和想象方面的自由。而且事实表明，个性的多样性、自主性和首创精神，甚至是冒险和挑战的精神，正好是社会创造和革新的保证。

基于以上的这些分析，我们回过头来再看05年和06年的社会事件。其实会发现：与其说主流社会愤怒，还不如说当有些事件“越位”揭示出主流社会全方位“失位”时，主流社会用“愤怒”掩饰自己脆弱。

文化权力与社会变迁 篇3

建国后对于《红楼梦》的研究处于政治运动和学术批判的环境之下，是政治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成为发动政治斗争的由头与借口。1954年那场被纳入政治轨道的学术批判运动，不仅对其后红学的发展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而且对哲学、社会科学等学术品格的影响都是至为深远的。透过红学家的命运，我们也可看出二十世纪中国知识分子在心灵思想进程中某些原生态的东西，折射出当代中国的政治文化：当红学整个地失去了学术的独立品格而完全成为政治工具时，其实中国整个学术界也逐步失去了独立的品格。在以政治术语和政治口号取代真正的学术研究时，首先遇到灾难的是红学领域。红学成为大批判的工具，不同观点红学家的命运亦随之沉浮，而在这背后映现了这一时代的政治与学术体制的变迁。对《红楼梦》人物审美标准的变化，从铁姑娘时代步入淑女时代，从革命时代的“尊黛抑钗”到建设时代的“扬钗抑黛”，其背后孕育着民众社会心态的变化。

本书除导言作总体性概述外，共分七个部分展开论述：叙述《红楼梦》研究的学术源流，说明新旧红学的代表性人物胡适与蔡元培的红学论点与论争，阐明毛泽东的红学观及其革命文艺观的核心，以期揭示不同时期学术论争的方式，以及不同的政治命运、不同的结局。成书之前，作者在赴浙江德清县俞平伯博物馆、苏州曲园俞樾故居调研与访谈的基础之上，通过对红学大师俞平伯的家学、思想活动及其心态的分析，揭示俞平伯研究《红楼梦》的起源及其《红楼梦》研究的主要观点。1949年以后对《红楼梦》诠释的主导性观点先是由“两个小人物”李希凡、蓝翎发表出来，后被毛泽东所充分肯定。我在查阅档案文献及对李希凡等人深度访谈的基础之上，厘清了他们写作《关于〈红楼梦简论〉及其他》、《评〈红楼梦研究〉》等文章的前前后后，主要观点及文章发表的细节情况，对毛泽东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信予以解读与剖析，意在阐明毛泽东以批判新红学为突破口的革命文化改造战略。此后，新红学影响式微，新红学的创始人胡适成为政治与学术批判的靶子，革命红学开始取得红学研究的正统地位，但这一地位的获取并非有赖于开放自由的学术论争。由此，作者对上世纪五十年代《红楼梦》研究批判的过程、各式人等的行为、心态予以全景式的描述与分析。通过对这些思想、心态和行为的剖析，折射出大事件中的小人物，小人物的大命运，他们在腥风苦雨中的沉浮与挣扎。作者还对文革与《红楼梦》研究再批判，揭示了文革时期“评红”运动的来龙去脉，红学的阶级斗争化，评红运动的主力写作组的运作模式以及左派红学家的表演，非左派红学家的遭遇。“评红”文章皆从阶级斗争论这一特定概念出发去寻觅论据，片面强调这一观点，而并非从《红楼梦》的客观本体及其质的研究中具体研析而得出的结论，可称之为政治红学，等等。

作者试图以理性而生动的笔触刻画出一个大时代背景下，人物跌宕起伏的命运历程，通过对历史细节的描述，给人以智性的启迪与祛魅的过程。例如文革期间著名文学史学家王瑶曾将一张从反面折叠起来的旧的对开宣传预防传染病的连环画当作废纸垫在痰盂下面，没有看到里面在连环画的框外上端中央印有一副很小的毛泽东主席像，经保姆揭发，结果受到严厉的批判和毒打，被扣上现行反革命的帽子。同年8月，王瑶住进牛棚，他在给妻子的信中云：“最近这里一律不让回家，一个钟头的假也不准……生活费九月份发了八十元，但中文系又派人来追回五十元。”据同在牛棚中的吴小如回忆：“造反派”拟就底稿，以王瑶本人的口气写成大字报，然后粘在一块木牌上用绳系在王瑶的胸前，命他轮流到牛棚中各个房间去公开宣读，其词略谓：“我叫王瑶，因犯了某项罪行，罪该万死，特向大家公开承认。”当夜深人静或天将破晓时，红卫兵从地铺上被窝中把王瑶撵到一间僻静空屋，然后把双手反剪，全身捆在一把椅子上，口塞秽布，接着便用木棍没头没脑地打去，打得王瑶遍体鳞伤，死去活来，吴小如曾亲见王瑶身上的累累伤痕。1980年，王瑶在给友人石汝祥的信里说：“这些年来，知识分子几乎都有一些不堪回首的经历，……过去的时间不仅耽误了像我的孩子们（卅岁上下），也耽误了如您我这样的中年和老年人。”红学家吴组缃有着直言敢谏的性格，1957年整风运动时，已是预备党员的吴组缃，回想起知识分子几度浮沉的命运，他出于对党的一片诚心说：“党的知识分子政策，像大人哄小孩一样，打一个屁股，给一块糖吃。”结果他被取消了预备党员的资格。文革时期，吴组缃在公开场合说：“想起这场革命，我就有一种毛骨悚然之感。”

以往学术界对《红楼梦》的研究大多就作品本身来分析，就事论事式的，无论是对《红楼梦》主题的探讨，还是对《红楼梦》中人物形象褒贬的论争，皆在此范围之内。但极少有以政治学、历史学、文艺学相交叉的视角，透过对《红楼梦》研究的叙述来思考分析当代中国社会的变迁。《红楼梦》研究在1949年后的中国有其特殊的位置，它犹如一把钥匙，可以解开政治运动的发展轨迹，梳理出当代中国政治与文化关系的轨迹，解读当代话语霸权的知识谱系。亦如葛兰西所言，《君主论》的根本特征就是一部“活生生的教科书”，其中政治思想和政治科学被融入到了一种“神话”的戏剧形式之中。通过围绕对《红楼梦》研究论争与批判的解读，置身于那一个时段之中对人物与事件的分析与考量，作者力求跳出非此即彼、绝对肯定和否定的判断模式，只是做社会历史与人物命运的叙述者，讲述政治人物与知识分子在历史变迁中的浮沉往事，清晰地展示历史的多样性与复杂性以及人与政治间错综复杂的关系。

培根说过：真理是时间的女儿，不是权威的女儿。《红楼梦》的当代命运涉及一个时代、一个社会、甚至一个民族的主流价值观。唯愿读者从关心《红楼梦》研究的命运到关心我们这个古老民族的命运与文化，从命运的长河中懂得：民主、自由与法治的价值观对人类的普适性，但愿今后学术研究的独立性能够无条件地存在。

饮食文化变迁与文化堕距 篇4

从远古时代的茹毛饮血到现代饮食文明,是人类在改造自然的劳动中不断获取和不断演化发展的结果。饮食文明的不断累积,形成了诸多差别各异的饮食习惯区域。饮食习惯通过一代代教育传承习得,正如小孩子过了哺乳期后到了进食期,此间是懵懂的,抓到什么吃什么,这时便进入了饮食教育期。大人们将自己的饮食方式、饮食结构、烹饪方法等不断地传授给下一代,由此,便形成了每个人的饮食习惯。

饮食习惯又是由地理因素、气候条件、生产力发展水平、个人的胃肠基因记忆、区域间群体的相关影响等多种因素决定的。地理因素,主要决定了食材的选择,正所谓:“靠山吃山,傍水吃水”。气候条件,主要决定饮食口味,寒冷地区多喜食厚重油腻口味,以满足储存脂肪御寒之需;炎热地区多选择清淡口味,是因为人们在炎热的状态下体内失水多,消化功能相对下降,清淡易于消化之故。生产力发展水平则决定食材种养、加工技术、烹饪方法、进食方法等方面的不断改进演化程度。人的胃肠基因记忆是指相对稳定的饮食习惯经过世代繁衍传承,在体内逐渐形成了固定的隐形饮食遗传基因。现代医学实验证明,这种隐形饮食(胃肠)遗传基因,一旦在人的记忆成熟期被激活显现,形成胃肠基因记忆,就产生了生物学意义上的本性,正所谓:“七岁定肠胃”,很难改变,可以决定人的一生饮食习惯,恰如常言所讲:“江山易改,本性难移”。

地理因素、气候条件、生产力发展并非各自孤立的立锥存在,而是影响着一定区域范围,有学者称其为“文化圈”。这种文化圈现象受地理、气候、生产力等因素不均衡的影响,圈与圈之间的文化体现各自成章,各具风格。而且圈与圈的边缘又非整齐得泾渭分明,呈现出一种宣纸滴墨效应,由圈的中心点产生的是由重到轻的辅射状态,圈与圈之间还存在边缘交叉关系。同一文化圈内,在人口滞缓流动的情况下,饮食习惯(包括语言、生活习性、思维意识等文化特质)是相互影响和大体相同或相近的,正所谓:“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因此,便形成了不同区域间差别各异的饮食风味风格,较成规模的风味风格被俗称为菜系文化。

2 传统饮食习惯与现代健康饮食之间存在悖论

胃肠基因记忆产生的生物特征导致的饮食口味口感定式,决定了人的饮食习惯。不同区域间传承下来的饮食习惯,又无一不是从远古开始。古人烹制食物,既为充饥,还有对口味、口感的享乐追求,这种追求体现在对谷物、菜肴的精烹制作上。正如孔子讲的“食不厌精,脍不厌细”[1]随着食材原料种养的不断发现和不同区域间的相互引进,催生了五花八门的烹饪技法、加工工艺等。这些烹饪技法、加工工艺在营养学没有被重视之前,纯粹以口味、口感、色彩、香气为衡量标准。只要好吃,对自己的口味,管它什么油炸、油脂、高温、高醇、成分的流失等均不在饮食理念之内。于是,良莠杂陈的饮食习惯便不断传承下来。虽然,我们的祖先曾为我们留下了诸如《黄帝内经》、《食疗本草》、《食医心鉴》、《饮膳正要》等多部饮食养生文献和理念,西方古希腊也于公元前400年提出了营养素学说[2],但囿于当时的科技水平难以提供依据支撑,生产力发展的落后又不能保障养生食材供给,加之养生食物的普遍非美味性,饮食养生也就很难在百姓餐桌上实现。随着近现代生产力水平的日益提高,营养学的被认识和应用,打破了单纯以口味、口感、色彩、香气单一标准的烹饪技法,加工工艺的衡量标准,并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提高,食用原料中所含的营养成分、吸收方式、加工办法、烹饪工艺等从19世纪70、80年代起不断被破译出来,而且随着医学科学的不断进步,发现了诸多人体疾病与人们的饮食习惯息息相关。饮食习惯的具体表象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对某类食物、某种口味、口感风格的偏爱、嗜好、依赖。二是饮食方式的正确性、时间的规律性与否。三是饮食量的能否自我控制。显然,饮食方式的不规律性和饮食量的随意性是非生物性的不良饮食习惯,相对而言是较易克服的。而对某类食物、某种口味、口感风格的偏爱、嗜好、依赖则带有明显的胃肠基因遗传生物特征,是较难改变的。现代医学证明,饮食习惯中的胃肠基因遗传生物特征产生的偏食或其他嗜油、嗜肉等属性与现代健康科学饮食相背离,现代科学实验得出的具体事例结论不胜枚举。健康科学饮食与传统饮食产生了悖论。如何达到饮食既科学健康,又不背离人的遗传生物属性,满足嗜好,不失口味、口感之美,为食文化学者、烹饪工作者、医学工作者提出了亟需解决的课题。课题的实质是饮食文化变迁。

3 饮食文化变迁与文化堕距

人类从生食到色味香形俱佳的熟制烹饪,饮食文化是随着大致三种因素在不断变迁的:一是自然条件的变化。气候变迁、自然灾害、资源匮乏、人口变迁,都会引起饮食文化变迁;二是不同文化之间的接触,不同国家、民族在技术、生活方式、价值观等方面的交流会引起较大的饮食文化变迁;三是生产力发展催生的发明与发现。各种技术的发明、创造会导致饮食文化的巨大变迁。

中国历史上曾发生过多次饮食文化变迁。从先秦时期早饔晚飧的二餐制到两汉时期的三餐制[3],从现代工业革命到后现代工业革命引发的传统烹饪到快餐、麦当劳、汉堡包的引进及方便面的革命,引发了中国,尤其是新生代饮食文化的变迁。工业革命给社会带来进步的同时,随着工作节律的加快、工作压力的增大,也诱发了大量生活习惯病的产生。科学技术的发明创造所传递出的健康信号在人们的意识中逐渐增强。健康构成的心态、饮食、锻炼三要素越来越凸显出来。

从传统习惯饮食到现代科学健康饮食是一种饮食文化的变迁。在文化变迁中,传统习惯相互依赖的各部分所组成的文化变迁速度是不一样的,有的部分变化快,有的部分变化慢,结果就会造成各部分之间的不平稳、差距、错位,由此造成“文化堕距”(culture lag)或曰“文化滞后”。[4]一般说来,“物质文化”变迁速度先于“非物质文化”发生变迁,物质文化的变迁速度快于非物质文化,两者不同步,于是就产生了差距。就非物质文化的变迁看,它各构成部分的变化速度也是不一致的,一般说来总是制度首先变迁,其次是风俗、习惯、民德变迁,最后才是价值观念的变迁。目前,我们面对的是由不科学、不健康、不完美的饮食向着科学健康的饮食文化变迁。应该说物质上的原料、工具、设备、技术、消费能力已经为变迁做好了前提基础准备,真正的问题是如何适应健康科学饮食习惯、风俗、包括制度、意识理念的非物质文化变迁。

4 食育用以消除饮食文化堕距

若想将传统饮食习惯中不科学、不健康部分剔除掉或改良后拉入到健康科学的饮食文化之中,只有进行饮食文化教育,亦即食育,才能达到。食育是培养人对食物的恰当判断力,择食能力,达到一生健康目的而进行的系列行动。具体而言,指倡导先进科学健康的饮食理念,改变不良的饮食习惯和烹饪加工方法,发明、发现新的食材原料,自觉建立健康的饮食习惯,增强自控膳食平衡能力,不断改善饮食遗传因素,消除饮食文化堕距,达到健康饮食目的。

食育的研究对象包括人们对健康饮食具体的科学知识的了解掌握,传统饮食习惯与现代健康饮食的对立统一,对新生代儿童的饮食习惯培养等。

我们倡导的食育,并非一蹴而就地彻底打破人们早以形成的饮食习惯而以全新的方式强迫取而代之,这不仅非人性化,而且也不现实。食育的实施,要建立科学的饮食自觉并辅以物质上、技术上的必须支持。具体实施办法应是异彩纷呈,千秋各具,无需一一赘述。笔者以为,无论采取何种措施开展食育,都要遵循以下六项原则:

4.1 倡导孔子“中”的思想

孔子讲:“天下国家可均也,爵禄可辞也,自刃可蹈也,中庸不可能也”。[5]中国传统说法认为,一张好琴,要具有“九德”,即:奇、古、透、静、润、圆、清、匀、芳。其实九德有很多相互矛盾的地方,好的工艺师的高明之处,就是将各种矛盾的方面调和到一个最好的平稳共存状态,而不是为了片面追求一德而牺牲其它相冲突的德;这样的琴才是一张好琴,做到这一点显然很难。食育讲的这个“中”就是恰到好处,不能顾此失彼。本着恰到好处的原则去落实健康科学饮食,调整烹饪技法和加工技术,提供即营养又美味的食用原料和美馔佳肴。我们还特别强调,每一位健康追求者都不应背离这一思想,而一味去减肥或增肥。

4.2 要讲究科学性

健康科学饮食要建立在科学基础上,不能人云亦云,这个也不能吃,那个也不搭配,最后搞得不知所措,既扼杀了人们对美味追求的食欲天性,又违背了“中”的原则。有一部电影《双食记》,讲的是主人公体内缺少维C,医生让其每天服用维C。而主人公夫人为了给其夫补身体,每天为丈夫做虾吃,导致丈夫身体每况愈下,最后发生昏厥。电影中查明的原因是维C和虾同时食用产生了砒霜中毒。事实果真如电影所讲的维C和虾不能同时服用吗?科学实验证明,虾等软壳食物中含有五钾砷化合物,其本身无害,但在维C作用下,可生成三氧化二砷,俗称砒霜。科学实验还证明,一个人每次服用50克维C,同时吃下两吨虾才有可能产生砷中毒。我们民间还有诸多食物相克说法,如大葱不能蘸蜂蜜,狗肉不能就大蒜等等,笔者有科学依据地断言,这些说法99%是望风扑影,将化学反应方程式机械的、形而上学地搬来,过分人为放大食物中所含微量元素,以为食物中含有的微量元素在混合食用后就必然发生反应而生成有毒物质。其实不然,这要看反应条件的量及有否其他物质的参与,诸如人体酶可以分解许多有毒物质。因此,食育一定讲科学,不能一提起健康饮食、营养学就如临大敌,而偏离了轨道。同时,也要呼吁那些所谓的营养学家们,一定要做扎实的科学实验工作,不能从书本到书本,故弄玄虚,夸大其实,以讹传讹,将健康科学饮食引入歧途。

4.3 坚持探索创新

要从源头上开展科学健康饮食,生产出绿色、健康、环保的食材原料。食材的种养创新是为食育提供物质、技术上的基础保障。要开发出既富含营养又贴近人们饮食习惯的美味可口食用原料。黑龙江省科学院在木炭上种出的水稻木酢米,就是很好的尝试。这种米不仅比一般稻米富含营养成分,而且香气足,口感筋道,富有弹性,还由于木炭的加入防止了土壤板结,环保也得以实现。各种稻谷作物、海产品、家畜禽类、新形蔬菜等等的衍生培植、改良等,都是为食育创造前提条件,这个领域可开发空间是无止境的。

4.4 增强自控膳食平衡意识和能力

膳食平衡是为维持体内营养平衡采取的食物摄入量的把控。虽然,人体营养平衡因素很复杂,但对不同食物不同量的摄入对营养平衡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这是现代医学证明的科学事实。正所谓:缺啥补啥,多啥去啥。“补”易做到,“去”则较难。胃肠基因记忆对某种食物偏爱的诱惑属生物本性范畴。因此,一方面需要外在的物质、技术支持,创造出符合人们需要的健康改良食物、替代食物;一方面要增强人们的保健意识和自控膳食量的能力。政府要建立定期体检制度,做到每个人对自己的营养状态了如指掌,达到掌控膳食平衡的高度自觉。

4.5 要从培养儿童科学健康饮食习惯抓起

饮食习惯由教育习得,在没有形成胃肠基因记忆前,是最好的教育期。因此,要从培养儿童科学健康饮食习惯抓起。一方面,父母要言传身授,以身作则;另一方面,要靠幼儿园、学校对儿童青少年进行饮食科学知识、理念的培养,教材中一定增加饮食文化内容。要经过几代人的共同努力,才能逐渐改变胃肠基因记忆形成的饮食生物性不良习惯。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造福于自身和子孙后代,应成为食育行动的重要纲领之一。

4.6 政府要提供食育制度

开展食育的最终目的是提高全体国民的身体素质。政府是责无旁贷的最主要掮承者。2005年,日本政府颁布了食育基本法,将食育纳入了法制轨道。目前,我国政府还尚缺少食育方面的制度支撑。虽然,近年社会各界人士不断呼吁健康饮食,各大媒体不断传播健康饮食知识,但由于缺乏有效制度,既不规范,也不系统,很多还是伪科学的。2004年,中国食文化研究会的100名专家学者联名向教育部递交了将科学饮食写进中小学生课本的建议,结果是京剧被写进了北京中学教材,而科学饮食建议石沉大海。食育,需要全体国民的参与,政府是最权威有效的号召者和组织者。政府要将社区、社团及社会相关各界有效组织起来并设立制度保障。只有制度首先变迁了,不良饮食习惯才能随之变迁。

5 小结

食育背后蕴含的是饮食文化变迁。我们相信,随着社会制度的不断进步,生产力水平的不断提高,人们健康意识的不断增强,中国的饮食文化一定会朝着大众对健康的良好愿景方向逐步变迁。

摘要：人的饮食习惯由遗传基因、教育、自然条件、生产力水平决定。饮食遗传基因呈隐形状态存在,一旦在人脑记忆期被激活,形成胃肠基因记忆,就产生了生物本性,所养成的习惯很难改变。由于饮食习惯具有一定区域的群体相同相似特征,也就具备了文化属性。现代医学证明,传统饮食习惯与现代健康科学饮食存在着很大程度上的悖论。改变一个群体传统饮食习惯中的不良习惯,是饮食文化变迁。变迁中,相互依赖的各文化组成部分变迁速度的不一致,必然出现文化堕距。食育是消除饮食文化堕距的有效手段。本文就如何开展食育,提出了遵循原则。

关键词：胃肠基因记忆,生物性,文化堕距,食育,制度

参考文献

[1]夏于权,郭超.“食不厌精,脍不厌细”春秋孔子《论语·乡党》[M].北京:蓝天出版社,1998:18,36.

[2]夏于权,郭超.中国烹饪百科全书[M].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2:693.

[3]孟子.贤者于民并耕而食,饔飧而治.战国《孟子·滕文公章句上》[M].北京:蓝天出版社,1998:19,83.刘向.士三食不得厌…而君鹅鹜有余食,西汉《战国策》卷11.夏于权,郭超.齐策四·管燕得罪齐王[M].北京:蓝天出版社, 1998:14.59.

[4]郑杭生.社会学概论新修[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 68.

政治文化变迁与农村社区制度选择 篇5

冯仕政

[摘要]通过分析南街村的制度变迁,本文揭示了社区制度选择与国家政治文化变迁之间的关系。改革以来,南街村在市场化改革的大背景下逐渐形成了一种逆市场化的集体制度,这样一种独特的制度变迁取向和路径正是国家政治文化不断塑造和建构的结果。本文揭示了这一过程中所蕴含的复杂而微妙的制度变迁逻辑和机制。

[关键词]政治文化;制度变迁;农村社区;南街村

改革开放以前,人民公社是中国农村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的基本组织形式。在人民公社体制下,农村社区只是计划体制中的一个基层单位,自主权非常有限。改革开放后,随着国家的不断分权让利,农村社区获得的自主权越来越大,主动性越来越强。利用国家赋予的自由空间,农村社区自主发展,各显神通;在此过程中,农村社区创造了千差万别的制度形态,其中一些很有特色的制度形态已经成为社会学的重要研究课题,产生了许多成果①。遵循这一传统,本文将研究河南省南街村的“共产主义小社区”制度。关于这一制度形态形成的逻辑和机制,笔者曾有专文阐述②。在这里,本文想着重讨论国家政治文化的变迁与农村社区制度选择之间的关系。

一、农村社区的制度变迁:“政府-市潮与“国家-社会”之外

关于中国改革进程中农村社区制度变迁的逻辑和机制,以往的研究可以概括为两种范式:一种是在经济学中流行的“政府-市潮,另一种是在社会学、政治学等非经济学学科中流行的“国家-社会”。在“政府-市潮范式中,农村社区的制度变迁被理解为一个“理性选择”过程。所谓“理性选择”,指“政府”和“市潮都是追求收益最大化的“理性人”,特定的制度形态和制度变迁轨迹就是这两个“理性人”为了各自的最大利益而博弈的结果。在这种范式眼中,人类的“理性”只有一种,那就是追求收益最大化,或者用韦伯的话来说,就是工具理性。由于各类人群的“理性”是没有差异的,自然不能用“理性”本身去解释不同社区在制度选择上的差异。

那么,社区之间的制度差异是怎么造成的呢?是由行动者在行动过程中所面临的约束条件不同造成的。遵循这一逻辑,“政府-市潮范式最后不是用人的“理性”,而是用人所处的环境去解释各地制度变迁的差异;它所谓的“理性选择”分析,实际上不是对行动者的“理性”本身进行分析,而是只分析行动者施展自己的“理性”时所面对的环境约束。由于在这一范式中,“理性”只是一个不需要解释的假设,而不是一个需要进一步分析的变量,导致文化对制度变迁的影响就被排斥在理论分析之外。在本文看来,这种观念是不正确的。人固然是理性的,但理性有不同的方向,就像韦伯所论述的那样,有时是价值理性的,有时是工具理性的,有时是传统理性的,而不是像“政府-市潮范式所假设的那样,只有一个方向,即工具理性。不同人群在什么情况下采取什么样的理性方向,一个重要的影响因素就是文化,文化作为一个符号和意义系统,既影响人们关于现实世界的认知判断,也影响着他们的价值选择。

在后文我们将会看到,正是由于深受国家政治文化的影响,南街村在解读自身面临的困境和展望前进的方向时,才把“率先建成全世界第一个共产主义小社区”作为自己的发展目标,才把“政治挂帅”和“破私立公”作为实现这个目标的基本途径。与“政府-市潮范式不同,“国家-社会”范式强调与国家正式组织和正统意识形态不同的、甚至相对立的“社会”因素对社区制度变迁的决定性影响。研究者们所揭示的“社会”因素很多,包括村落文化、家族文化、地缘关系网络、血缘关系网络、地方宗教信仰,等等。在这一范式中,虽然也有很多研究把社区制度变迁理解为一个服从工具理性的利益驱动过程,但至少,它在理论上没有先入为主地把文化因素排除掉,一些学者甚至特地强调文化因素的影响,比如林南先生在分析天津大邱庄时就特别强调家族文化因素。不过,正如“社会”这个概念所显示的,这一分析框架即使强调文化对社区制度变迁的影响,也只是强调“社会”文化,而未注意作为国家的政治文化。而南街村,决定其制度变迁方向和轨迹的恰恰是国家的政治文化,而不是“社会”的文化。

要言之,“政府-市潮和“国家-社会”这两种既有的分析范式受其内在解释逻辑的限制,都忽视了国家正统的政治文化对社区制度变迁的影响,即使注意到了也无法给出圆满的解释。本文力图在这两种分析范式之外,以南街村为个案来剖析国家政治文化对社区制度变迁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

二、南街村的制度变迁:逆市场化的集体化

南街村是隶属于河南省临颍县城关镇的一个行政村。它自改革以来的制度变迁,不是一个自然演化的过程,而是村党支部书记王宏斌按照自己的政治理想对南街村进行社会改造的结果;社会改造的基本方向是要把南街村建成全世界第一个“共产主义小社区”,社会改造的基本手段则是“政治挂帅”和“破私立公”。经过20多年的社会改造,南街村形成了一个高度政治化、集体化的“南街村体制”。显然,这个体制不管是在方向上还是在实现手段上都是逆市场化而行的,这是“政府-市潮框架没有预料到的。

王宏斌在改革前即担任南街村的支部书记。1981年,在农村改革大潮中,南街村按照“大包干”的政策要求解散了集体,两个集体企业也承包给了私人。据称,集体解散后,南街村迅速陷入一盘散沙。特别是两个集体企业,效益急剧下滑,工资拖欠严重,安全事故不断。更糟糕的是,村民们怀疑这种局面是由于王宏斌受贿造成的,于是不断上访、告状,搞得王宏斌声名狼藉。1984年,王宏斌决定将两个村办企业收回来,由村党支部“集体承包”。“集体承包”后,南街村集体经济得到极大发展。以不断增强的集体经济为基础,王宏斌按照自己的政治理想,逐步对南街村进行社会改造。

王宏斌治村奉行“外圆内方”的指导思想。“外圆”就是对外与市场经济接轨。按照“外圆”的思想,南街村兴办了大量集体企业,集体经济成为南街村“建设共产主义小社区”的经济基矗“内方”就是对内坚持用“毛泽东思想”治村。在南街村看来,“毛泽东思想”的核心可以概括为两条:“政治挂帅”和“破私立公”。“政治挂帅”是高度重视思想政治工作,把思想政治工作视为促进集体经济发展和建设“共产主义小区”的生命线。南街村深信,“精神的力量是无穷的,而物质的力量是有限的”;“南街村要发展,就一定得把政治工作放在首位。政治工作做好了,从根本上解决了人的思想问题,经济工作就好办了。人的积极性只要调动起来,发挥出来,就没有办不到的事情。”③“破私立公”是不断消灭私有制,逐步扩大公有制的范围,直到生产和生活全部由集体统一安排。为此,南街村实行了统一分配住房,实行“低工资、高配给”等分配制度———在南街村看来,工资制只体现了社会主义按劳分配的原则,而配给制则体现的是共产主义的按需分配原则。显然,在“外圆”与“内方”之间,“内方”高于“外圆”,“外圆”服务于“内方”。因此,“内方”才是南街村制度变迁的决定性动力。

在上述思想的指导下,南街村最终建立起与人民公社相类似的再分配体制,但其集中控制程度比人民公社要高得多,范围要广得多。南街村的全部权力都掌握在以王宏斌为首的一个领导班子手中。这个领导班子由分别来自党委、村委和企业等三个系统的20余人组成,但王宏斌在其中拥有绝对权力。以王宏斌为首的“三大班子”每逢单日开会,研究和指挥村里的大小事务。大至村里的发展规划,小至村民的婚丧嫁娶,均由这个班子决定。在经济方面,南街村是“生产资料全部公有,生活资料绝大部分公有”。南街村下属的26个企业均归集体所有,并且在经营方式上全部实行集中计划管理,各企业的产、供、销、人、财、物都由“三大班子”一手控制,企业的自主权非常有限。最能体现南街村“共产主义”特色的是其“工资+供给”的分配制度。村民的工资收入很低,生活所需的绝大部分物资都由集体供给。南街村确定的政策走向是,今后要继续加大“供给”的比例,直到生活资料也全部公有。

以经济控制为基础,南街村领导集体进一步将权力控制延伸到整个社会领域。社会控制之严厉,从其婚姻制度可管窥一斑。南街村规定,男女青年不到23岁不准谈恋爱,不准订婚,不到25岁不准结婚;“村委会的婚姻介绍所保留审查所有婚姻的权力”,各位村民的婚恋对象须经村里审查通过方可;结婚必须采取集体婚礼的形式,“私自”结婚,或者举行集体婚礼后再摆宴席招待客人都是违反村规的。还有一些规定更是独特,比如,不准听流行歌曲、不准梳“汉奸头”,等等。

自改革以来,我国农村重走集体化道路的村庄不在少数,但像南街村这样完全逆市场化而行的集体化却是非常罕见的。那么,南街村为什么会形成这样一种制度变迁景观呢?其成因非常复杂。限于篇幅,本文只讨论国家政治文化变迁与社区制度选择之间的关系。前已述及,南街村的政治变迁方向和轨迹从根本上是由“政治挂帅”、“破私立公”这一路线所决定的,因此,只要揭示这一路线是如何从一种国家意识形态变成南街村制度变革的指导思想,这种指导思想具体又是怎样一步一步决定了南街村的制度形态即可。

三、计划体制的政治文化遗产

南街村独特的制度变迁景象与改革开放前的政治文化遗产有着十分直接的联系。这里所谓的政治文化,是指人们在一定政治体制下所养成的政治观念和政治行为模式。如果从1956年开始的社会主义改造算起,计划体制在中国的存在长达20余年。在这20多年的实践过程中,计划体制形成了一整套与之相适应的政治文化。在意识形态方面,核心观念是“公”,以公为美,以私为耻。“公”的观念被简化为“一大二公”,“越大越公越好”等政治口号广为传播,让农民,特别是农村干部耳熟能详。“一大二公”的计划体制存在着一个难以克服的痼疾,那就是微观激励不足,从而导致效率低下。要克服这一问题,“物质刺激”显然与“公”的要求不符,唯一的办法就是“政治挂帅”,用政治运动或“阶级斗争”去解决本该用经济手段去解决的效率问题。在此过程中,“树典型”是一种经常使用的政治动员手法。

“树典型”作为一种政治动员策略,其核心技术是抓取群众在日常生活中非常熟悉的组织、个人、行为和话语,通过对这些事物进行重新诠释,将其改造为政治权威所钟意的意识形态符号,然后用以表达有关方针政策的内涵和期望。由于“典型”取自群众的日常生活,具有“群众基幢,因此,把经过诠释的“典型”重新反馈到群众中,往往容易被群众理解和接受。通过这个过程,政治权威就非常巧妙地将自己的政治意图灌输到群众头脑中。从这个意义上说,“树典型”是计划体制下一种非常重要的政治社会化机制,计划体制需要倚重它来传播自己的政治主张和各项方针政策。因此之故,在改革前的20多年间,有关部门树立的各级各类“典型”不知凡几。南街村党委书记王宏斌就是其中的一个“典型”:

我王宏斌十四岁小学毕业,毕业就回来当农民啦,没考上中学。那时候语文算术门门是60多分,考不上中学,也没想着再留级上学。因为啥哩?那时候60年代社会上就号召学习邢燕子、董加庚,毕了业之后不当工人,不当干部,不进城市,回去到农村改变自己的家乡。那时候我在思想上就奠定了这个基础,就下定了决心:我这一生也走这条路。所以64年小学毕业以后也没有再想着上学,就回来了。回来了十四岁年纪太校现在我的个儿也不高,那时候更矮。重体力劳动活也干不成,只是干个小技术活,那就看个红薯苗呀,种个烟芽呀,粮食成熟季节看个庄稼。那几年里,一队50多户人家200多口人,大人小孩都说王宏斌是个好孩子。队里谁当干部都表扬我,不管谁来俺队也是表扬我。69年10月份南街大队整党,那时候整党是开门整党,选积极分子参加整党学习班。你想我的威信那么高,一选第一个选中了,选中我参加大队整党学习班。70年的元月份,整党学习结束,就选我当了个民兵排长。当了一年民兵排长,71年又当生产队长。在71年的10月份我又出去当了一段工人,在县生产公司当了保管员,业务员干了一段。干到74年的2月份,俺大队生产队又把我要回来当队长。75年俺生产队粮食产量就翻了一番半。县委当时是DW书记在这当书记。夏粮生产一结束,总结生产经验,一总结,总结住南街村一队。说粮食产量比去年翻了一番半,这速度是真不低的,全县是独一无二。县委宣传部就派了一个姓张的同志,到南街村总结经验。一总结,总结住我这生产队长,还是不当工人当农民回来当生产队长的,当时这种做法哩也是很少见的。那时候的农村社员都愿进城市,愿当工人。我是当上工人了又不当回来当农民当生产队长,回来以后粮食产量又翻了一番半。根据这两个素材写了一个材料,这个材料确实很吸引人。75年县里叫我发个言。一发言真是一鸣惊人,县委发了三个文件,全县青年学王宏斌。我是76年7月1日入党的。我入党的手续简单的很,没有预备期,也没有举手宣誓,县委常委一研究,就通知公社党委书记、组织委员到南街村大队,召开党员大会就宣布:“经县委研究决定,王宏斌从今天起成为中共党员,是南街村大队副支部书记兼一队生产队长。”就这么简单。在75、76、77这三年里我在临颍县红的发紫,谁都知道我王宏斌。县里领导还有公社领导,见了王宏斌都是先笑,后说话,再握手。④

这段话向我们展示了20世纪六、七十年代一个中国农民的政治社会化过程。先是“社会上号召学习邢燕子、董加庚”的政治氛围让他受到感染,暗自下定了“我这一生也走这条路”的决心。后来,县里把他树为“典型”的经历、“在临颍县红的发紫”的切身体验使其对有关意识形态观念的记忆更为刻骨铭心。如前所述,“政治挂帅”、“破私立公”等政治观念对南街村的制度变迁起到了非常关键的定向作用。不难发现,这些观念正是通过树典型这一政治社会化机制从一种高居庙堂的国家意识形态渗透到南街村的。国家意识形态先是影响到王宏斌,再通过王宏斌这个人影响到南街村在改革以后的制度变迁。王宏斌在年轻时所接受的政治信仰为改革开放后南街村的制度变迁埋下了种子。

四、政治文化与初始制度选择

1978年,我国开始推行改革开放政策。农村改革首开先河。与前苏联和东欧诸国不同,中国的改革是在保持基本社会制度(尤其是政治体制和意识形态)的连续性下的渐进式改革。体制上的连续性保证了政治文化的连续性。

中国的改革开放是以意识形态的拨乱反正为先导的。拨乱反正的核心任务是肃清各种“左”的思潮,树立“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新的指导思想。显然,南街村“政治挂帅”、“破私立公”之类的思想正好是拨乱反正的对象。在改革过程中,它本应丧失政治舞台和政治合法性。但事实正好相反,它在南街村顽强而成功地延续下来。这是为什么?原因在于具体制度的终结与意识形态的终结是不同步的。“政治挂帅”、“破私立公”是为计划体制服务的,也是依托计划体制而存在的。作为计划体制之农村组成部分的人民公社制度虽然在改革初期即告解体,但在这一体制下养成的意识形态观念却不会同步终结。内中机制在于,个体才是意识形态传承的实际载体。在某一时点,某种体制的生命终结了,但在这一体制下成长起来的个体并不会与之同时终结。通过社会化过程,原来的意识形态已经内化于某些个体的观念之中。随着个体生命的继续存在,这些意识形态观念的生命也得以延续。南街村即属这种情况。“政治挂帅”、“破私立公”等观念早就在王宏斌的头脑中扎下根来,人民公社的解体并不妨碍这些观念继续在王宏斌头脑中存在。这一条件与下述其他条件因缘际会,使得王宏斌个人头脑中的政治观念能够上升为整个南街村的指导思想:

一是农村改革未像以前历次政治运动那样进行干部清洗,而是有意识地保护了一大批干部。因此,在农村改革过程中绝大多数村干部仍然留任原职。王宏斌也一样。在南街村实行“大包干”之后,他仍担任村支部书记,权力虽然减小不少,但仍掌握着两个村办企业的支配权。利用这一支配权,王宏斌把这两个原本已经承包给个人的企业重新收回,由村党支部“集体承包”,这是南街村集体经济发展的第一步。如果没有这个支配权和第一步,南街村就不可能有后来的集体经济,自然谈不上以集体经济为基础建设“共产主义小社区”。

二是中央在进行意识形态的拨乱反正时,没有采取以往大规模的政治宣传或群众运动方式,而是只限于一定范围的有序讨论。这样一种处理方式为意识形态的延续提供了方便。所以,尽管中央明确指出要将毛泽东思想与毛泽东同志晚年所犯的错误区分开来,但不少村干部对这一问题的认识仍然相当模糊。对于王宏斌来说,由于其早年的特殊经历,自然更容易继毛泽东晚年提出的“政治挂帅”、“破私立公”等思想。

上述因素的共同作用,使“政治挂帅”、“破私立公”能够成为南街村的指导思想,从而从思想上决定了南街村的初始制度选择。首先,早年所受的“政治挂帅”、“破私立公”等政治教育使王宏斌等一般村干部能够克服利己主义的行为动机,对集体事业采取的是积极作为而非消极不作为。任何制度变迁都是一个大规模的集体行动。理性选择理论预言,在集体行动中,由于每个人都按照利己主义的逻辑行事,都想“搭便车”,结果使集体行动变得不可能。这便是所谓的“集体行动困境”。⑤人民公社制度解体后,我国的村级政制安排有一个重大缺陷,即村干部在经济、权力和声望方面得到的报酬47与其承担的繁重任务严重不相称,村社区制度变革中存在着非常严重的“集体行动困境”。所以,不难理解,很多村干部对集体事业都是消极应付,部分村干部甚至以权谋私。而王宏斌,即使曾经受到村民误解,也不但不秋后算账,反而知耻而后勇,致力于集体事业的发展。其背后的驱动因素,不是“理性选择”意义上的个人利益算计,而是王宏斌早年生活中培养起来的政治责任感和荣誉感:那个时候(即村民因误解而到处告状)就没法与75、76年那几年相比。那几年,我在临颍县红的发紫,评啥先进少不了王宏斌,县委发过文件,要求全县青年学王宏斌。各级领导见了都是先笑后说话再握手。81年到83年那几年,领导见面都是扭扭脸过去了。评先进时,城关镇评了,报到县委组织部,部长一看:“那南街能当先进?!告状信那么多。”一句话就抹掉了。从这几方面看,我们支部这几个人浑身都是毛病,没有一点好地方,落了一身赖。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开始反思。过了84年春节,我自己考虑,不能再这样搞承包了。从84年开始,把承包权收回来,村党组织实行了集体承包。

“集体承包”之后,必然出现一个选择何种制度进行经营和管理的问题。在这个节骨眼上,“政治挂帅”、“破私立公”的信仰又发挥了重要的引导作用。在实行“集体承包”后,村支部开会讨论怎样搞好集体企业。王宏斌认为:南街村的企业要想搞好,需要的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人。如果不用这样的人管理企业,企业还搞不好。大家都一致这样认定了。接着再探讨怎样才能把南街村人都武装成具有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思想的人。我们都是过来人,对毛泽东思想感情非常深,也亲身体验过毛泽东思想的威力有多大,首先选择的就是用毛泽东思想武装人、教育人。

„„所以，在当时南街村就开展了这三大活动：大学毛著，大学雷锋，大唱革命歌曲。大学毛著,让我们的党员干部都树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大学雷锋,让南街村人都树立起吃亏精神和奉献精神;大唱革命歌曲,让人的精神都振作起来,干劲都鼓起来。⑥

审视这一制度选择过程,不难发现“政治挂帅”、“破私立公”观念在其中的影响。一方面,它作为一种价值取向和认知框架,规定了王宏斌选择“集体承包”而不是其他制度形式。由村党支部“集体承包”,确实是一种非常独特的制度形式。王宏斌对此给出的理由是:“能人承包”不行。这一看法显示了王宏斌不同凡响的认知路径和政治勇气。因为“能人承包”是当时中央高度肯定的政策,被视为改革的正确方向,而王宏斌作为一个刚刚在政治上遭受重创的支部书记,甘冒政治风险(事实上,他曾为此遭到过有关领导的指责)也绝不盲从。显然,这一选择背后的认知路径和政治勇气同样来自他早年所受的“政治挂帅”、“破私立公”的政治教育。不妨设想一下,如果王宏斌将“能人承包”的失败归因于承包人的素质不行,而不是制度不行,那么他所做的肯定就是更换承包人,而不是制度。如果这样,那么,南街村的制度变迁就完全会是另外一种走向。

另一方面,在“集体承包”之后,王宏斌马上想到要培养一批“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人,并选定“毛泽东思想”作为指导思想,其原因他自己已经说得足够清楚了:“我们都是过来人,对毛泽东思想感情非常深,也亲身体验过毛泽东思想的威力有多大”。以上事实表明,“政治挂帅”、“破私立公”等意识形态观念对南街村的初始制度选择起到了决定性的定向作用。它不但缔造了王宏斌这样一个具有高度创新精神的制度创制者和实施者,而且规定了他对具体制度形态的选择。

五、政治文化与制度演进

“集体承包”加上“大学毛著、大学雷锋、大唱革命歌曲”等“三大”活动构成了南街村制度体系的雏形,但与当前的制度形态还有相当大的差距。换句话说,南街村的制度形态有一个演进过程。在这一演进过程中,国家政治文化仍然发挥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如前所述,“树典型”作为一种社会动员策略是国家政治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虽然盛行于计划经济时期,但在改革开放后一些领导和部门仍将“树典型”作为推动改革的一种重要工作方法。南街村就是在这种形势下被重新树立为典型的。王宏斌在改革开放前即是当地一个“大红大紫”的典型,但在改革初期这个荣誉一度失落。在“集体承包”后,由于南街村不但集体经济搞得好,而且“坚持用毛泽东思想教育人”,因此,王宏斌又被有关部门重新树立为先进典型。这一身份变化,对南街村的制度演进产生了深刻影响:一是“树典型”作为一种政治社会化机制,进一步改变了王宏斌自我认同和制度定向,二是“树典型”作48为一种特殊的资源配置机制,改变了南街村制度变革实践的外部环境。这两个方面,彼此独立,又相互强化,合成一股强大的动力推动着南街村的制度演进。

在“集体承包”之初,王宏斌虽然在南街村推行“大学毛著、大学雷锋、大唱革命歌曲”等“三大”活动,但“政治挂帅”和“破私立公”的范围和强度都是非常有限的。如其所言,他当时搞“三大”活动的主要目的,是希望培养全心全意为集体服务的人,防止损公肥私现象的发生。从这个意义上说,“三大”活动顶多算是一种很有特色的企业文化。在这个时期,王宏斌关于政治与经济的认识还是比较清醒的。然而,在“树典型—当典型”这一饶有兴味的互动过程中,王宏斌逐渐确立了新的自我认同和制度取向。

南街村在大力发展集体经济的同时,坚持用“毛泽东思想”教育人的做法,逐渐引起有关部门的注意和重视。就这样,这个一度蒙尘的先进典型重新焕发光芒,成为当地在新时期的一面旗帜。在当地有关部门不断的宣传下,王宏斌和南街村的社会影响也在不断扩大。在此过程中,南街村发生了一件里程碑式的事件:1989年秋,一位高层领导视察南街村,并充分肯定了南街村的做法。这个事件在南街村的发展史上影响深远。它掀起了正面宣传南街村的高潮。在宣传过程中,重视思想政治工作和走集体主义道路是反复被突出的两个要点。1991年,河南省有关部门派专人前去总结“南街村经验”,以备推广。在这次总结中,南街村经验被归纳为以下四个方面:

一、政治工作是一切经济工作的生命线;

二、精神的力量是无穷的;

三、集体经济是实现共同富裕的光明大道;

四、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③这是迄今为止关于“南街村经验”最明确、最正式的总结。与以往的宣传导向一样,这一经验总结也把注意力完全放在南街村的政治特色上。

外界的宣传导向,对南街村制度变迁的影响是双重的:一方面,它作为“推力”,给王宏斌造成了强大的政治压力,使之不得不不断调整自己的身份认同和行为模式以适应有关方面对自己的角色期望;另一方面,它作为“拉力”,又明确地指出了王宏斌身份认同和角色建构的方向。这种外部环境再加上王宏斌本已具有的思想基础,使王宏斌开始改变自己和南街村的角色定位及制度取向,逐渐调整经济与政治的关系,不断扩大“政治挂帅”和“破私立公”的强度和范围。

1990年,亦即那位领导视察南街村后的第二年,王宏斌就改变以前志愿加入集体,自愿参加集体劳动的“革命靠自觉”的做法,宣布“不革命就是反革命”。理由是:“我们的事业已经成功,也就是走的路子得到了肯定。„„现在并不是凭自觉。你自觉我们欢迎,不自觉我们就要推你,拉你,向你做斗争。”⑦“这几年我们的事业基本成功,得到了上级各级政府的肯定。我们的路子走的对,群众也说还是共产党好,社会主义好。正因我们走的路子对,所以今天要这样做。这是对全村人民的要求和希望。现在不革命就是反革命,不革命我们要推着革命。”⑧1992年,也就是有关部门全面总结“南街村经验”之后的第二年,南街村即提出了“共产主义小社区规划”,表示要在全世界率先建成“共产主义小社区”。这绝不是时间上的巧合,而是前后有着因果联系的。从此以后,王宏斌就大大加快了实施“政治挂帅”、“破私立公”计划的强度和进度,终于形成了我们当前所见的“南街村体制”。南街村重新被树立为典型表明,它已经为自己争取到至关重要的政治合法性。但对南街村来说,成为“典型”不仅意味着获得政治合法性或政治荣誉,而且意味着获得大量实际利益。树典型的初衷是希望通过“典型”的示范作用来加强社会动员,但有关部门出于各种原因,往往给予“典型”以特殊的扶持。于是,南街村利用“典型”这一特殊身份,争取到大量资源。在政治上,南街村拥有比普通行政村大得多的治权,很多内部机构是乡级甚至县级设置。在经济上,南街村也得到很多实惠,最重要的是获得大量银行贷款。1990年以前,南街村从银行贷款非常困难,基本上只能靠民间集资和自有资金滚动发展。但就在那位领导前来视察并充分肯定之后,南街村的政治地位猛然提高,银行资金也随之滚滚而来。1990年,南街村使用银行贷款只有区区250万元,但到1993年则猛增至3亿1千万元,到1998年,南街村共欠银行贷款近6亿7千万元。这些贷款由于是政治意义浓厚的扶持性贷款,银行基本上“只算政治帐,不算经济账”,所以南街村从银行贷款非常容易,连王宏斌自己都感叹:“遗憾的是我们没有那么多项目,用不了那么多钱。”⑨在大量银行贷款的拉动下,南街村经济飞速发展。1991年后,总产值连年翻番。

利用“典型”身份获取的大量贷款从根本上改变了南街村制度实施的外部环境。最重要的一点,49它使南街村的制度演进几乎摆脱了市场的约束。如果南街村在社区制度变革中所需要的大量资源都必须从市场中按照市场的方式取得,那么,在市场规则的约束下,南街村的制度演进显然不可能如此高度政治化。然而,大量基于政治考量的扶持性贷款不但弱化了市场对南街村的约束,而且强化了政治的约束。在这种情况下,南街村的制度变迁方向和路径的高度政治化便是自然而然的事了。

要言之,“树典型”这样一种政治文化对南街村的制度演进产生了重要的推动和诱导作用。一方面,它进一步将王宏斌塑造成一个具有强烈的历史和政治责任感的“政治人”,使王宏斌选择制度方向和选择实施手段时更加政治化,另一方面,有关方面对南街村这个“典型”的特殊扶持,又给予了王宏斌实施其高度政治化的制度选择所必需的种种资源。

六、结论

南街村的制度变迁模式虽然是独特的,甚至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偶然的,但它从理论上表明,农村社区的制度变迁与整个国家的政治文化变迁在很大程度上是联系在一起的。整个国家的政治文化变迁不但改变着社区制度选择的外部环境,而且塑造着社区制度选择的内在价值取向、认知路径和情感取向。社区制度变迁的行动者既不完全是具有单一而稳定的目标函数和效用函数的“理性行动者”,也不完全是沉溺于地方文化的“社会人”。因此,我们在分析改革开放过程中农村社区的制度变迁时,不但要关注社会行动者的理性选择动机,而且要关注这一动机的多样性,以及造成这种多样性的文化因素;不但要关注地方文化因素,而且要关注作为主流政治文化的国家意识形态和政治行为方式;不但要关注社区制度变迁在资源上对计划体制的路径依赖性,而且要关注在文化上对计划体制的路径依赖性。

[注释]

①比如,胡必亮、胡顺延:《中国乡村的企业组织与社区发展———湖北省汉川县段夹村调查》,太原:山西经济出版社,1996;林南(1996):“地方性市场社会主义:中国农村地方法团主义之实际运行”,李康译,《国外社会学》第5-6期(合刊)。

②参见冯仕政《国家、市场与制度变迁:1980-2000年南街村的集体化与政治化》,《社会学研究》2007,(2)。

③参见“河南省政府办公厅、河南省委宣传部关于南街村双文明建设情况的调查”,南街村档案第6卷。

④省委组织部带领全省第一批农村支部书记培训班学员到南街村参观时的汇报,1993年2月28日,南街村档案第52卷。

⑤参见奥尔森《集体行动的逻辑》,陈郁译,上海三联出版社1990年版。

⑥王宏斌同志在基层干部会议上讲的六个问题(1994年10月17日),南街村宣传材料《理想之光·之一》170-174页。

⑦王宏斌经理1990年6月14日在公司各厂队、各室团干会议上的讲话,南街村档案第21卷。

⑧1991年6月13日“三大班子”会议记录,南街村档案第28卷。

《翻译与文化变迁》 篇6

【关键词】新式体育；历史变迁；文化价值

“新式体育”是清末民初由西方传入中国、有别于传统国术的体育运动，当下社会，新式体育更是逐渐走进国人生活，渗透于社会各层面，为中国实现由体育大国迈向体育强国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时至今日，“新式体育”已引入中土170余年，但对此领域的研究却相对狭窄，相关文献资料更是少之甚少，以致对“新式体育”的发展历史缺少系统的梳理，对此，本课题组以时间为顺序，从清末、民国、新中国三大时期着手，追逐“新式体育”两起两落的历史变迁，探索新式体育在不同阶段与中国社会的关系，从文化学视觉上系统地剖析 “新式体育”的当代文化价值，拓展体育学研究的学科局限。

1 导言

“刘翔摔倒了，国人心碎了！”“陈一冰错判了，国人愤怒了！”在当下的和平年代还有什么事件能比体育赛事更易触动国人的心潮呢？！第30届伦敦奥运会落下了帷幕，中国体育兵团承借北京奥运东风，不负国家重托，取得了38金27银23铜的骄人战果，金牌数和奖牌数仅次于美国而位居第二，成为世人瞩目又名副其实的金牌大国和体育大国，使得国人倍加感动和自豪。体育，在一定程度上已大大超越了自身的范畴和承载力，是渗透于人的生活方式和人生态度的一种良好的选择，使每个生命个体无法回避而乐于其中。体育是民生工程，体育运动是国人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每个人面对个体生命时需要回应的哲学命题。

忆往昔峥嵘岁月稠。至今人们还难忘2008年北京那动人心弦和无以伦比的奥运情景，无形之中会与2012年伦敦奥运会对比，多少感受到一些落差、失望和抱怨。北京奥运会的举办及其获得的辉煌成就，在一定程度上归结于清末民初新式体育的传入和引进。如果没有新式体育在中国的生根与成长，中华民族将无缘于奥林匹克大家庭。作为清末救亡图存重要手段的新式体育传入中土，有其特殊的历史背景，而新式体育传入中国与嬗变的历史轨迹，恰恰又在一定程度上映衬出中国社会的历史变迁，其“正能量效应也十分突显”。我们在为今天的体育成果欣喜若狂的时候，更有必要反顾新式体育的演进史，梳理其成长的脉络和阶段，发掘其作用和价值，探求新式体育与中国社会发展的相互关系及其规律，为新式体育的可持续发展开辟新径。所谓新式体育，是指在清末民初由西方传入，与奥林匹克运动相匹配而又有别于传统国术的运动项目和竞技活动。从中国近代史的发展走向分析，并参照近现代部分学者的观点，新式体育的历史分期可总体上分为三个大的历史阶段，即清末、民国、新中国三个时期。再依据李大钊在《史学要义》中所指出的那样：“其所考察的目的物，不在为活动主体的人或人群的经历与命运，而在人或人群活动的效果”，还可把每个时期划分为若干阶段，“以明事实与事实间的相互的影响与感应”，并在此基础上阐明各阶段的基本内容和主要特征。

2 清朝末期，在救亡图存感召下引进新式体育

鸦片战争以后，在西方列强船坚炮利的强大攻势下，中国一步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整个中国近代史，是中华民族的一部耻辱史，体育和教育均伴随着帝国主义侵略者铁蹄移植中国，它们是作为战争的附带品来到中国的。所以，无论结果怎样，究其源头，其侵略本性是昭然若揭的。从早期的“师夷长技以制夷”，到后来的“论尚武主义”，均为体育的引入和生长奠定了思想基础，其宗旨是为了“保种保国，救亡图存”。清末新式体育的演进大致分为三个历史阶段，即被动传入时期（1840—1862），主动引进时期（1862—1903），体育制度订立时期（1903—1911）。在这个七十余年的纠结与纷争过程中，体育作为西方泊来的“新生事物”，从开始国人的拒斥，到后来的主动应接和积极引进，直至清末“新政”后的制度确立固化，反映着国人对外来文化心理反应的基本情怀。

2.1 鸦片战争之后（1840—1862）新式体育被动传入中国

新式体育能够传入中国的途径，肇始于教会学校。也就是说，新式体育与中国近代的新式教育是同根互生，而且依附于新式教育。在西方人看来，通过教会学校“培植英杰，上达朝廷，下达草野”，可以“对中国的发展进行一种最令人满意的又最为巧妙的控制”。显然，各教派在中国办理教会学校之目的在于培育“以华治华”的领袖人物。教会学校以1839年在澳门筹办的马礼逊学校为开端，学校不只注重科学、语文知识的传授，而且注重学生道德灵性的修养，期望在学校教育中培养其所谓的身心健全的新青年。从1842年起，大批传教士涌入中土，他们在建教堂设医院的同时，创办各种学校作为传教的基地。至1860年，天主教会在华创办了90所小学；至1866年，基督教会创办起了63所小学。从第一年至第六年均开设体操课。依据各校的特点，还开设了游艺、诗歌、孩童卫生等课程。因为教会学校特别重视学生的身体和心理发展，故特别重视体操课，以及相关的体育锻炼。

新式体育早期称之谓体操，首先在教会学校兴起，显示出被动性、盲目性和侵略性特点，有学者认为这个时期为近代体育思想酝酿及近代体育初步传入阶段，有其合理性。虽然还没有引起国人的高度注意，但思维敏锐的知识阶层已引起了充分的关注，如魏源提出“经世致用”和“师夷长技以制夷”，学习西方先进军事生产技术，抵御外国侵略，达到富国强兵之目的。冯桂芬提出“采西学”和“改科举”，注重人才的培养和选拔。

2.2 洋务运动和“维新”时期（1862—1903年）新式体育大量传入和主动引进

新式体育的传入与嬗变，以教会学校为参照，以军事学堂之兵操为嚆矢，以基督教青年会为推助，便在中国大地如火如荼地兴起。这时，已由先前被动传入转为主动引进。比如一批军事学堂的创办，采取请进来和派出去的途径传入和引进兵操。基督教青年会在学生和青年中大力传播和组织体育活动，使新式体育的发展，达到一个相对的高潮期。洋务运动的倡行，为新式体育的传入开了绿灯。洋务派办实业，需要各类人才，教育空前发展，引进外国教育就成了历史的必然；洋务派办军事学堂，军事体操就顺理成章地来到中土，并迅速扩展。

2.2.1 教会学校升格办理中学乃至大学，传播新式体育

1877年，在上海召开在华新教传教士大会，专题讨论教育问题。长老会的狄考文认为，教会学校开自然科学课程，既可垄断科学的传播，又可通过这种方式接近中国的统治者，达到事半功倍的效应。教会不但办理幼稚园和小学校，而且开始办理各类中学，至19世纪之末，又兴办了一批高等学校，如1881年林乐知在上海创办中西书院，同年美以美会在福州办了鹤龄英华书院。1890年教会在上海创办中西女中，1895年教会开办贝满女子中学，以及后来创办的辅仁附中。这些学校均重视体育课程的开设和学生的“平均发展”。以英华书院课程来看，预科两年，第一年开打球课和第二年开体操课；正科四年全部开设体操课。再以辅仁附中为例，它提出以“发展学生身心，培养健全国民，并研究高深学术，及从事各种职业之预备为原则”，设置了公民、体育、国文、英文、美术、音乐等课程。学校本着“体育力求普及，非以少数选手之训练，籍而光大学校之声誉，而求全体学生体育之平均发展”。体育课分为正课和课外活动两种。正课每周两小时，每个学生每周课外活动必须保证两小时。学校规定春、秋、夏三季，每天上课前做15分钟早操，冬天为课间操。学校还规定了定期举行各种项目的班际比赛，10月：篮球，11月：足球，12月：越野跑，3月：排球，4月：网球，5月中旬：垒球。春运会规定每个学生至少参加一个项目。由此可见，教会中学十分重视体育课程和学生运动训练，为国办学校起到了示范作用。

其后，各教会又先后办起了圣约翰大学、东吴大学、沪江大学、金陵大学、华南女子大学等一批教会大学，各校依然重视体育课程和运动训练，如圣约翰大学在1890年5月举办了第一届学校运动会，1898年成立了体育会，负责校内各项体育活动。沪江大学也设立了体育及各种球会等，组织学生的体育活动。东吴大学曾经开设体育专修科，培育体育专修人才和体育师资。

2.2.2 基督教青年会热心致力于体育的宣传和推广

青年会由乔治·卫良于1844年创立于英国，于1876年传入中国，在上海成立了第一个青年会组织，1885年福建英华书院内成立了第一个学校青年会。到1899年，全国学校青年会已有三十多个了。而城市青年会也迅速扩展，1895年天津青年会成立，其后，上海、北京、长沙、南京、武汉等城市先后成立青年会。青年会有两大宗旨和三大利益，即顺天和爱人为宗旨，德育、体育和智育为三大利益。体育以健身驱、促使会员和青年学生身强魄健，以期为社会服务。青年会重视体育是“利益”使然，首先是宣传体育思想。马约翰评价说，青年会是推动中国体育发展“最积极的因素，又为体育工作者广泛生产印刷品，给各种体育活动带来广阔的表演场地”，而且“遍及全国各地”。其次，大量引进体育项目。青年会直接引入的新式体育项目有：篮球、排球、垒球，经青年会推广的体育项目有：体操、田径、足球、乒乓球等。再次，建设体育场和组织各类比赛。其四，创办体育培训班和体育学校。比如青年会全国协会开办了体育专门学校，培养体育骨干；又如女青年会全国协会在上海创办体育师资学校，共培养近200名女性体育师资。同时，青年会还把培训班开办在普通学校之中，以培养体育专门人才和体育教师。对于青年会的体育贡献，吴蕴瑞，马约翰，宋如海，余日章均有褒扬之词，如吴蕴瑞认为，西方体育传入中国，“盖以两途：一为教会学校，一为青年会”，中国体育事业的奠基与发展，青年会“皆氏之原动力也”。“他山之助，国人亦应感谢”。

2.2.3 军事学堂对新式体育的引进与实施

在洋务运动的倡导者力推下，中国先后建立起一批武备或军事学堂，以培养“师夷制夷”的军事人才。在李鸿章主导下，北洋水师学堂于1880年在天津筹建，次年建成招生，收招文化基础较好，“体气充实，资性聪颖，年貌文理相符”者120名，据1894年考入该校的王恩溥回忆，那时的体育活动内容作为正式体育课程开的，有击剑、刺棍、木棒、拳击、哑铃、足球、跳栏比赛、算术比赛、三足竞走、汤匙托物竞走、跳远、跳高、爬桅等项目，此外还有游泳、滑冰、平台、木马、单双杠及爬山运动等，只是还没有篮球、网球等活动。1899年，该校和当时天津武备、电报等校举行比赛活动，水师获得第三名。其主持者为北洋大学堂总办王少泉和英国总教习丁嘉立。福建船政学堂开始不太重视体育，1876年英国海军军官寿尔随舰参观船政学堂，看到学生“从来不运动，而且也不懂得娱乐”大为叹息，提议加强学生体能训练。张之洞1896年在南京创办的江南陆师学堂，他聘请德国人骆博凯为总教习，泰伯福、屯和恩、濮斯玛等人为教习，钱德培为总办。西方教习把西式兵操等体育项目带入军校之中。还有直隶武备学堂、湖北武备学堂等校，均开设新式体育课程。特别是福州船政学堂，于1875年派遣学生赴欧留学，不仅学习到西方的船政技术，而且也带回了部分新式体育项目和体育技术。

此外，留学运动也促使了新式体育的引进，譬如詹天佑带回了美国的棒球。甲午中日战争之后，一些赴日留学生专修军事或体育，如蔡锷、蒋百里等专修军事，汤剑娥、邓莹诗等人专修体育，回国后创办体育学堂，推广普及体育，培养体育人才，让外来体育在中国学校中得以实施。

2.3 清末“新政”阶段（1903—1912），新式体育落实于学校制度之中

新式体育传入与引进以学校为基础，因为在西方人看来，体育是培养全面发展的“完人”或“身心健康”的人的重要因素之一。维新运动之后，没落的清政府也试图改革，实行“新政”，废科举兴学校，颁布学制。在新学制中把新式体育以制度形式固定下来，使新式体育在学校教育中得以落实。使体育实现了从器物层面、精神层面到制度层面的蜕变，为体育植根中土提供了制度保证。

2.3.1 学制规定“体操”为学校中必修课程

到1905年，在中国存续1300年的科举制度终于寿终正寝。为了适应新式学校教育的需要，清政府颁布了《壬寅学制》和《癸卯学制》，规定了体育在学堂中的地位。虽然《壬寅学制》没来得及实施，但它开了中国新学制之先，它包括七部《章程》，从蒙学到大学20年分为三阶七级。各级段均对体育课作了规定。1903年，清政府借鉴日本学制，又颁布了《癸卯学制》，它是我国近代第一部由政府颁布并予以实施的学制。这部学制是对《壬寅学制》的修订和完善，为“废科举”后的中国教育提供制度保障。本学制依然分为三阶七级，增设了与普通学堂平行的实业学堂和专门学堂，体操课有更详细的要求，以《中学堂章程》为例，在五年学制中，体操课每日两学时。体操课教学要求“中学堂体操宣讲实用；其普通体操先教以准备法、矫正法、徒手哑铃等体操，再进则教以球竿、棍棒等体操。其式体操先教以单人教练、柔软体操、小队教练及器械体操，再进则更教中队教练、枪剑术、野外演习及兵学大意。凡教体操者，务使规律肃静、体势整齐、意气充实、运动灵活；并可视地方之情形，若系水乡，应使练习水泳。在中学堂，宜以兵式体操为主”。中小学均要求设“室内室外两式以备风雨”的操场，“体操器具，务须全备”。可见，对新式体育课的规定和要求如此精细和严格。

2.3.2 军国民教育及社会体育的蓬勃发展

军国民教育是清末民初代表体育勃兴的一个重要标志和体育思潮。它旨在通过对学生和全体国民进行尚武精神的培养和军事素质的训练，使其具有军人的品德和体质，以达到抵御外侮、寓兵于民的教育思想潮流。其首倡者为蔡锷和蒋百里，他们在日留学期间，选修军事学堂。1902年蔡锷发表《军事民篇》，同年蒋百里发表《军国民之教育》，其师梁启超其后在《新民丛报》发表《新民说·论尚武》，批判中国自汉以来的“文弱教育”，致使中国人“皆为病夫”，其国也为“病国也”，“不能得一完备之体格”，皆倡导学习德国之铁血主义和日本之尚武主义，抵御外国侵略，富国强兵。此理论得到包括政府在内的国人的认同和支持，于是乎，在清末近十年间，中华大地掀起了一场颇有声势的军国民教育思潮。

在军国民教育思想影响下，社会体育空前高涨。首先，社会上出现一些新型体育组织。1903年5月陈独秀在安庆发起成立“爱国会”，以“发爱国之思想，振尚武之精神”为宗旨，设立体操分会。1905年徐锡麟创建“绍兴体育会”，练习体操和兵操。南区体育会聘两名日本教员，并聘开元寺僧华智教武术。上海商业人员组织“学习会”，不少设有体育部，有的叫体操会。其次，各类运动会广泛开展活动。有体育就有比赛，运动会又推动社会体育的发展。1902年天津举办“联合运动会”，至1911年共举办8届。湖南从1905年至1911年举办四次省联合运动会。四川从1905年至1908年举办两次全省运动会。在此期间，天津、山东烟台、长沙、南京等城市举办了校际运动会，以1907年南京举办的宁垣学界第一次联合运动会参加人数最多，运动项目达五大类69项，被认为是后来综合运动会的“雏形”。在1910年，“全国学校区分队第一次体育同盟会”运动会在南京举行，由上海青年会埃克斯那纳在南京筹备发起。参与队员中：华北队20人，上海队40人，华南队28人，吴宁（苏州、南京）队31人，武汉队21人。参观者每天达四万多人。

3 结语

纵观清末七十余载新式体育的历史轨迹，是始终循着“体育救国”和“教育救国”这条主线延伸的，经历了一个被动传入到主动引进，再到制度落实的嬗变过程，到20世纪初达到一个相对的“体育高潮”，初步实现了新式体育的移植，并在学校和全社会发挥着越来越大的影响力和辐射力，为民国初期新式体育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较好的基础。

档案工作运行机制与文化变迁探究 篇7

关键词：档案工作,运行机制,文化变迁

一、档案工作运行机制的内涵

“机制”原本的意思指的是机器进行运行和机器构造的原理, 结合目前的现代化的企业档案的管理方式, 也可以理解为各种不同的机制和其顺利进行的要素之间进行规律的合作, 进行调节和控制, 从而对于现代企业的档案工作运行机制进行合理的安排。对于档案工作的运行机制进行研究的主要内容是及时的评价、机制的原动力、机制的控制, 对于企业的档案工作进行其动力来源的研究和调查表明, 对于机制进行控制的主要目的是促进企业档案运行机制的规范性发展, 从而实现企业制定的目标和制定的对档案工作运行机制进行控制的措施, 评价机制的建立主要的目的是建立合理的运行机制, 并对运行机制进行及时的评估和反馈。

二、档案模式的文化和其文化的变迁

(一) 档案模式的文化介绍。

档案文明是属于部门文化, 其构成的主要部分是档案工作思维和时间运行机制, 主要的目的是促进档案工作的完美发展, 形成具有专业心理和行为方法的档案文化。档案文化的实践对档案工作有着很深远的影响, 由于社会的进步和发展对于档案工作的实践机会有着很深的影响, 需要不断结合当下社会的发展状况和社会的需要及时地对档案工作的模式和发展的思维进行调整和创新, 从而确保档案工作可以顺利进行, 使得相应的档案模式的文化得以顺利建设自发和自觉是档案文化两大类基本模式, 在长期的档案工作的实践过程中逐渐形成了自发的档案文化, 其形成使得档案工作得以进行不断的思考和实践并得到丰富的经验。档案文化中的自发模式主要是在农业社会的背景之下形成的, 由于农业社会的变化非常的缓慢, 在社会上的互动也非常低下, 社会实践主要是出于一种封闭的现象和形势。由于工业社会的发展, 人们的日常生活和社会实践不断地被影响, 所以这就使得文化由自发转向了自觉。自觉文化是理智文化的体现, 是通过实际的社会实践后总结出的结果, 同自发文化来比较, 自觉文化更具有变化性, 在社会上能得到更高的回应。社会实践一个很重要的部分就是档案工作, 档案工作的顺利发展是社会进步的基础。在不同的社会阶段, 对于档案工作的定义也不一样, 由于档案工作的运作机制和实行方法在价值的认识上有着非常大的差别, 而且在档案模式文化的表达方式和实验路径的实现方面有着非常明显的差异。

(二) 档案模式的文化的变迁。

随着档案工作的社会性质的变化, 其运行的机制从封闭逐渐走向了开放的模式, 其服务的领域从单一也向多元化发展, 其性质也从政治的附属物向着独立社会事业发展。在这样的变化下, 档案的工作方法制、工作准则也在向着不同的方向发展, 其工作的主体也由单一的发展模式转变为多元化的发展模式, 档案工作的社会实践的关系也从以前比较生疏变得亲近。随着社会主义的持续发展和建设, 特别是“五位一体”的社会发展要求的提出, 使得档案工作不得不面对新的要求和建议, 这就需要重新对档案模式文化进行调整, 从而促进社会更好更快发展, 完善社会体系的建设, 使得档案事业与社会的均衡发展保持一致, 我国目前正处于转型的重要环节, 档案工作所在的社会情况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 所以就必须要对档案模式进行转变。从具体的方面来讲, 由于社会发展程度的不断升高, 客观来看, 需要对档案信息实行更加全面的建设和信息的广泛性服务;伴随着网络社会的普及所带来的网络经营、网络办公、网络生活的转变, 导致档案工作运行机制的需要进行提升, 达到工作的网络化的层面, 以便从根本上转变档案工作的运行, 随着现代社会实践的相互性运行机制不断开放, 使得档案工作的社会化水平也在不断提升。

三、转变现行的档案模式

(一) 转变档案模式。

简单来说就是把档案工作的参考价值转化为社会实践并全面保障个人的生活, 并把从事档案工作的员工重新定位, 从仅仅是对某区域的社会服务转变为为广大的人民群众提供比较全面的服务信息和帮助社会建设全面的信息服务。档案信息的价值是对社会的实践和个人的生活提供信息服务。档案全面记录了人类的社会实践和社会生活活动, 档案为人类提供了有效进行社会实践的途径和维护公民权利的途径。

档案工作的社会功能的地位对社会实践价值追求及公民个人全面发展诉求进行了相应的功能地位和改变。由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对人类的全面发展有着不可磨灭的发展, 社会实践和科学化的档案工作机制也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而不断进行发展和增强。随着个人生活的不断提升, 促进了个人对于生活诉求的不断提升, 也加大了人们对档案的需求, 其中当然也包括与个人的生活和个人的习惯有关的档案的建设和需求量。面对社会对于档案工作的需求不断提升, 其中对于公共档案的需求以及个人日常工作、生产生活方面相关的档案的需求也在不断增加, 档案工作部门也对自我的工作方式进行了相应的调整, 以社会的总体发展为基础要求。对自我的价值进行更好的认识并肩负起相应的社会责任, 从而使得档案工作运行机制的变革为档案工作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二) 转变档案工作机制。

转变档案的工作机制, 也就是指从封闭走向开放的模式、从管制型走向服务性、从运作模式的现代化走向网络化, 并对于现在的档案工作的运作机制进行深入的研究, 目前的档案工作的实现机制还是处于封闭的状态, 社会的参与档案工作的程度还是比较低, 这就需要国家对档案工作机制进行及时的调整。从另外一个方面来讲, 就是要对档案工作机制进行创新, 由于目前网络在解决人们的实际生活中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 在这样的情景之下, 就需要对档案的现代化建设进行重视, 提高档案工作的现代化程度。档案工作机制受档案工作封闭性的影响, 档案信息资源网也处于传播问题的滞后的状态, 一些专门的档案网站也不提供直接的档案信息利用。

四、结语

由于社会主义市场的形成, 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不断深入发展, 促进了网络社会的普遍和进一步的发展, 但是目前的计划经济的体制基础与传统的档案工作的思维运行模式有很大的区别, 而且现在的工作思维和运行模式越来越显现出不合理和不适应, 从而构建了新的档案文化, 要想从根本上解决档案工作机制的思维方面的不足, 就要对档案管理确立新的管理方案, 构建新的档案事务的运行模式和管理办法, 解决目前档案工作运行机制与文化变迁带来的基本问题, 促进档案工作运行机制的全面发展。

参考文献

[1]陈辉.公共性:现代档案工作科学性与有效性的基石[J].档案学研究, 2012, 2

[2]王月琴.现代企业档案工作运行机制的建立[J].科学与财富, 2013, 10

[3]潘玉琴, 印香俊.高职院校学生电子档案工作运行机制探究[J].兰台世界, 2011, 24

云龙书院之历史变迁与文化风韵 篇8

一座城市悠久的历史, 如同这座城市深刻的年轮, 铭记着这座城市的底蕴风华, 渗入这历史之中涓涓流淌的文化甘泉则是这座城市的“魂”与“根”, 哺育塑造了独特于一方的人、情、事、物。

说到历史, 文物与遗迹是最好的活化石, 而书籍和书院则是最能代表文化发展、传承的标志。流传至今的古书、典籍, 以及有幸保存于世的古代书院见证了文化的产生, 发展, 传承与传承。今天我们就来介绍一下承载徐州这座古城文化风韵的文化地标——云龙书院。感味云龙书院的历史兴衰与现今风貌。

在徐州的故城之南, 有一座连绵起伏的云龙山, 旧名黄茅岗, 云龙山西麓就坐落着青瓦白墙古韵古香的云龙书院。 云龙书院是由北宋隐士张天骥的故居增建而成。张天骥号云龙山人, 满腹经纶却无心为官, 乐与山水白鹤为伴, 自建草庐闲云一生。张山人与当时在此职任太守的苏轼互为好友, 二人常与友人于山中游玩。苏轼在《登云龙山》中云:醉中走上黄茅岗, 满岗乱石如群羊。岗头醉倒石作床。仰看白云天茫茫。轻声清谷秋风长, 路人举首东南望。拍手大笑使君狂。苏轼在酒酣时醉卧的青石同历史悠久的云龙书院一起, 成为人们前来欣赏游玩的历史古迹。

清康熙六十年, 徐属河务孙国瑜复修张山人草庐, 同时又设立义学, 义学俗称义塾, 是旧时一种免费学堂, 以供地方人才教育与培养。义学的兴建为日后云龙书院的发展繁荣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云龙书院之名是由李根云所命, 李根云是雍正十一年徐州首任知府, 从此“云龙书院”一直留名至今。到乾隆中后期, 云龙书院更既繁荣, 资费丰厚, 房舍百余间, 除校舍必备讲堂外, 供学生休息生活的客舍、 斋房、厅廊应有尽有, 文昌阁、三官庙、四贤祠等久负盛名。 书院名师众多, 人才济济, 成为当时徐淮地区最著名的优秀书院。

拥有众多德、文、行、才兼备的英贤也是云龙书院名流于世的原因之一。如清末文学家刘庠。刘庠 (1824-1901) , 字慈民, 号钝叟, 刘庠极富学问, 从师曾国藩, 咸丰元年举人, 同治年间, 曾国藩特聘刘庠主讲于云龙书院, 并主纂《同治徐州府志》。刘庠不仅在学术方面甚有成就, 在历史、音律、 地理方面也颇有建树。著有《通鉴校勘记》、《俭德堂易说》、 《汉魏音补辑》、《班许水道类记》、《艺林补》等。

民国年间著名的政治家、军事家徐树铮 (1880-1925) , 字又铮, 号铁珊, 自幼在云龙书院读书, 12岁便高中秀才, 16岁更是以岁试第一名的成绩补为廪生。后虽科场失意, 却壮志凌云, 投笔从戎, 入段祺瑞麾下, 是北洋军阀皖系名将。徐树铮在当时极力反对帝制, 力劝段祺瑞抵制袁世凯称帝。后创建中志中学 (现为北京市首都师范大学附属中学) , 著有《视昔轩遗稿》留于世。

清朝著名词人冯煦 (1841—1927) , 字梦华, 号蒿庵, 江苏金坛县人, 官至督察院右副都御史、安徽巡抚, 《清史稿》 有其传。冯煦幼年尚父, 寄居宝应, 少年时便“江南通儒” 之称。光绪八年 (1882) , 冯煦考中举人, 四年后, 45岁的冯煦以一甲第三的探花身份及第, 被慈禧称为“老名士”。 冯煦考中进士后, 在徐州云龙书院任教主讲, 再以后, 冯煦仕途一路高升, 历任凤阳知府、山西按察使、四川按察使、 安徽布政使等职, 安徽巡抚恩铭被刺身亡后, 冯煦接任安徽巡抚, 为清末封疆大吏之一。冯煦居官廉而好施, 平素讲学, 以有耻为的, 文章尔雅, 重躬行实践。他的文章多来实践或亲自考察, 十分具有实用价值。著述有《蒿庵类稿》、《滕稿》、 《蒙香室词集》、《奏议》等。民国后, 居于上海, 以遗老自居, 1927年去世, 享年85岁。冯煦不仅官职、地位显赫, 在文学、 经义、书法、史学方面也具有独到的见地, 主笔《江苏省通志》、《凤阳府志》。

到了清末, 光绪二十七年 (1901) , 清政府下令全国改书院为学堂, 徐州云龙书院继而改为“徐州中学堂”, 而后又改为“铜山县官绅公立高等小学堂” (当时的徐州城, 仅为铜山县的一个区) 。光绪二十九年 (1903) 清政府又颁发 《奏定学堂章程》, 徐属各书院亦分别改为中、小学堂。至此, 在徐州延续数百年的古代书院制度宣告结束。

《翻译与文化变迁》 篇9

一、我国养老文化的变迁

1. 传统养老文化

我国传统养老文化以“孝”文化为核心, 父母年老后与子女同住, 由子女提供物质赡养, 生活照料和精神慰藉。老年人的养老保障完全依赖于子女, 日常的衣食住行甚至心情都基于子女的供给。“养儿防老”就是这一行为的反映。而如果子女不孝顺, 老年人可以惩罚或报官。很多家训都会规定不孝子孙的惩罚条例。这种养老文化强调子女善事父母, “孝”其实就是子女的养老行为准则, 从“尊老”、“养老”、“悦老”三方面规定子女养老责任与行为。但老年人自身的养老意愿和主动性被忽略。另外, 由于生产水平低, 这一阶段的养老主要是满足老年人的生存需要, 老年人的精神慰藉较少且形式单一。

2. 大集体时期养老文化

中国社会结构在上世纪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尤其是现代社会所生成的城市文化对中国传统的乡村文化产生了强大的影响, 养老文化也受到了巨大的冲击。子女尊老, 悦老的行为准则不断弱化, 养老的方式也不再仅限于依赖子女的赡养。

建国之后, 通过土地改革和经济改革, 城乡人民基本生活得到保障, 同时, 政府建立起社会救济和优抚制度, 对遭遇天灾人祸的人民给予生活保障, 对于优抚对象也给予优抚。对符合条件的老人 (五保户) 政府承担养老责任。但是当时的社会保障水平还比较低没有实现全覆盖;而且, 市场经济不发达, 外出务工人员比较少, 家庭养老仍然是主要方式。不过, 政府养老的补位, 引发了人们对社会养老的逐步接受。

同时, 这一时期的集体化社会改造运动很大程度上弱化了家长的权威, 尊敬老人的价值基础受到破坏, 新的生产方式催动了小家庭的成长, 年轻人更多的选择离开原来的大家庭, 分家单过。老人对于家庭的控制权逐渐衰落, 伴随着子女们纷纷分家独立成立小家庭, 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老人不得不提升自我养老的能力和意识。

3. 改革开放后的养老文化

改革开放后, 大量年轻人外出务工, 小家庭收入迅速增加, 进一步打击了老年人在家庭中的作用和地位。年轻人外乡打工, 无法照料老人, 而因为经济或故土情结, 很多老人不愿离开家乡, 空巢老人迅速增加, 传统家庭养老模式受到极大的冲击。另一方面, 由于经济发展, 老年人的收入也逐步提升, 自我养老的能力进一步加强。经济改革的同时, 也产生了很多新的社会观念, 老年人在对待养老的认识上出现了新的变化, 对养老的需求开始多元化。这一时期的养老文化, 出现了几个新的趋势:

(1) 在传统的家庭养老基础上, 人们在养老观念上逐渐开始接纳由国家、社会福利组织来提供养老服务。传统家庭养老模式让位于多元养老模式。目前养老方式主要包括家庭养老、自我养老、社会养老和社区养老等四种, 还有商业养老保险和土地保障等补充手段。

(2) 老年人开始从被动消极养老趋向主动积极地养老。随着社会保障水平的提高, 越来越多的老年人领到养老金, 不依赖或完全依赖子女的经济资助。选择自住的老人比例也逐年增加。闲暇时间, 老年人往往主动培养、发展自己的兴趣爱好;阅读相关书报、参加老年大学及各种文娱活动。不依赖子女“悦亲”, 自己追求自身快乐的“悦己”思想已经在老年人中萌发。老年人在精神文化方面的需求越来越大。

(3) 随着收入的改善和受教育水平的提高, 老年人已经不再满足于生存型养老, 而是追求生活质量和生命质量。老年人对待自身衰老的态度不再一味消极, 越来越多的老人维权意识加强, 再就业意愿强烈, 积极参与社会事务, 发挥余热。其对精神情感、实现自我价值、自我能动性选择、现实生活质量有更高的需求。

二、老年文化消费市场的前景及存在的问题

1. 老年文化消费市场的前景展望

截止2014年底, 我国60岁以上老人达2.12亿, 占总人口的15.5%。据《中国老龄产业发展报告 (2014) 》预测, 老龄化趋势会进一步明显, 未来20年平均每年新增1000万老年人, 到2050年左右, 老年人口将达4.8亿的规模, 占到全国人口的三分之一。老年人口的迅速增长将带来巨大的消费潜力, 2014年老年人的消费在4万亿左右, 占GDP的8%, 到2050年老年消费支出将达106万亿, 占GDP的33%。中国将是世界上拥有老年人口最多的国家, 也是老年消费市场最据潜力的国家。根据前文分析, 在新的养老文化下, 老年人的精神文化消费会越来越高, 而《报告》也指出精神文化服务是老年人需求旺盛、市场发展空间巨大的四大领域之一。以老年旅游为例, 目前老年人的出游比例达到20%, 据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北京市老龄产业发展状况”项目的调查显示, 有40.2%的被访老人在2011年旅游过, 平均花费为5708元, 预计到2020年, 北京的老年人口旅游消费规模将达到300亿元左右。以此推测全国的老年旅游消费规模将有万亿, 而整个老年文化消费市场的规模则将更大。

2. 老年文化消费市场发展存在的问题

老年文化消费市场无疑是一片蓝海, 但是目前市场的发展也存在几个突出的问题:

第一“不敢花”, 老年人有文化消费的需求, 但是因为一些因素的制约而最终放弃消费。首先, 目前我国医疗保障水平低, 老年人在维持日常的生活开支后, 通常会将剩下的钱储存起来, 为可能的医疗需求做准备。其次, 老年人整体的收入水平仍然偏低, 在必要的食品开销和医疗保健外, 分配给自己娱乐消费的金额所剩无几。

第二“不愿花”, 现阶段我国60岁以上的老人都经历过物质匮乏、生活拮据的日子, 普遍重储蓄, 轻消费。精神文化消费在很多老人看来是不必要的, 奢侈的, 因此对该方面的支出很少或不支出。其次, 很多老年人对子女的责任感强, 希望将积蓄留给子女, 帮助其买房、买车提高物质生活水平而缩减自己的开支。最后, 精神文化的消费与教育水平紧密相关。目前, 我国60岁以上老人的受教育水平普遍还比较低, 对文化消费的需求停留在较低层次, 对高层次的, 需投入较多金钱的文化消费不舍得。

第三“花不了”, 目前针对老年人的文化消费产品严重不足, 商品数量、种类和功能都比较单一, 难以满足老年人需求, 甚至有些需求市场上还没有相应商品出现, 导致老年文化消费市场需求有余, 供给不足。首先, 企业对老年消费群体关注不够, 认为老年人文化消费水平低, 商品要求高, 市场进入风险大。其次, 企业提供商品前, 缺乏对老年群体需求的深入的、针对性调研, 产品也没有做相应的有效改进, 大部分只是在面向中青年的产品基础上稍作调整就卖给老年人, 使得老年人的消费体验不佳。

三、培育老年文化消费市场的策略建议

1. 提高老年人保障水平

(1) 提高老年人的收入水平。目前我国退休后的养老金收入分配不合理, 城乡间、城市内部间老年人的收入差距过大, 在提高养老金发放绝对值的同时要更加注重增加农村老人和城市贫困老年人的收入水平, 缩小不同老年人在养老金上的领取差异, 从而提高老年整体的消费倾向。另外, 政府应鼓励老年人再就业, 通过改善老年人工作环境, 创造更多工作机会使得老人收入来源多样化。

(2) 提高医疗保障水平。目前我国实行的医疗保险制度按照“低水平, 广覆盖”的方式建立, 这一特点使得它在满足老年人这一健康弱势群体的医疗需求上作用有限。老年群体医疗保健需求大, 但经济收入低, 势必影响老人其他方面的消费。因此要逐步提高老年人医保范围内的报销比例, 同时积极发展各种老年疾病补充保险, 尤其是常见的慢性病, 大病, 重病。

2. 建立一揽子产业扶持政策

2013年国务院已经出台了发展养老服务产业的指导意见, 各级政府应结合本地实情制定更具体的措施, 综合运用信贷、财税、土地、人事等政策降低企业经营成本, 积极引入社会资本, 采用市场机制促进养老文化产业的快速发展。同时, 要出台相应监管措施, 设立行业的进入门槛, 保障老年人的消费权益, 规范老年文化消费市场的各方行为。

3. 传播新型养老文化, 培养健康积极的消费观

在全社会开展现代养老文化的宣传教育, 增强全社会的老龄意识和养老意识, 推广“积极老龄化”的理念, 强调老年个体不仅在机体、社会、心理方面保持良好的状态, 而且要积极面对晚年生活, 作为家庭和社会的重要资源, 继续为社会和国家作出贡献。引导全社会承认和充分发挥老年人的自身能力和价值, 培养老年人自信、自立、自强的生活方式, 让越来越多的老年人从“被动养老”转化为“主动养老”, 从追求生存质量向追求生命质量转变。

参考文献

[1]姚远, 范西莹.从尊老养老文化内涵的变化看我国调整制定老龄政策基本原则的必要[J].人口与发展, 2009, 2 (1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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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张荷.人口老龄化背景下我国老年消费市场的研究[D].西安:西南财经大学, 2011.

《翻译与文化变迁》 篇10

一、满族传统文化的变迁

1. 物质文化的变迁

作为物质文化的一部分, 服饰文化是比较容易随生产生活方式的转变而变化的, 文化的整体变迁往往都是最先有服饰的变化表现出来的。满族传统服饰主要包括长袍 (统称旗袍) 、马褂、坎肩、套裤、兜肚、靰鞡等, 满族男子多带瓜皮帽, 女性多为扇形冠, 即俗称的“旗头”。但在今天, 人们基本都以汉族服饰为主, 传统服饰已经难觅得踪影了。比较值得一提的是, 满族的旗袍经过不断的改良和审美价值的开发, 已经成为适合现代人穿着的服饰样式, 不仅让其他民族的同胞喜爱接受, 更是具有国际知名度, 成为中国服饰的标示之一。但这并不能改变满族传统服饰已经逐渐被汉族服饰所取代的事实, 传统服饰已经成为只能在博物馆展出的文物, 成为历史的标志。

2. 制度文化的变迁

以家庭制度为例。传统的满族家庭分为氏族、家族和个体家庭, 其中, 氏族 (即哈拉) 是大的血缘集团, 一般成为氏。它的主要标志是姓氏。而家族 (即穆昆) 是血缘关系较近的血缘集团, 其成员往往居住在同一地域, 彼此之间的联系和家族内部的约束力必氏族要强。过去, 在东北等满族聚居地, 满族聚族而居的传统一直保持着。家族中均以辈分别长幼。通过全族成员选择一个德高望重者为首领, 称为族长, 满语叫穆昆达。族长在家族之中, 往往具有较高威信, 拥有很大权力。他可以裁定族中有关修谱、祭祀、婚丧、分家、过继、纠纷等各种事情。但随着经济的发展, 人们生活方式的转变, 加上社会基层组织的建立和完善, 满族这种族长和家族功能的职责不断衰退, 几乎已经退出了历史舞台, 现在的家庭多是核心家庭, 他们对家族没有更多的需要, 他们没有共同的敌人需要家族团结应对;有了纠纷也是通过司法部门协调解决;以前由族长断定一切的情况, 也随着现代多种价值观的渗入而改变。但有一个现象很有趣, 很多满族人表达了对于修家谱的重视, 他们认为, 修家谱可以延续家族的历史, 也是对后代一个很好的民族教育过程。从中我们可以看出, 虽然很多满族并不愿意回到以前的家族生活中, 更愿意选择过自己的生活, 但这不意味着他们遗忘了满族的历史和自己的家族, 他们在选择更有个性的生活方式的同时, 也会兼顾对于家族的延续, 只是这种延续的方式更加时代化, 更加自主。

3. 精神文化的变迁

无论是满语满文、民间文艺、文学、宗教信仰等都极具满族民族特点, 是满族世世代代流传下来的瑰宝, 其中尤以众多满族非物质文化遗产最为引人注目。以辽宁为例, 据统计, 目前, 辽宁省境内省级以上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共19项, 其中, 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7项, 即岫岩剪纸、岫岩满族刺绣、抚顺满族地秧歌、新宾满族剪纸、医巫闾山满族剪纸、锦州满族民间刺绣、辽东满族民间故事, 省级 (不含已列为国家级) 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12项, 即沈阳东陵满族民间故事、初春枝满族剪纸、抚顺满族民间故事、本溪满族民间故事、本溪全堡寸跷秧歌、本溪永龙泉满族传统酿酒工艺 (铁刹山酒) 、锦州道光廿五白酒传统酿制技艺、西丰满族剪纸、兴城满族秧歌、凤城满族荷包、凤城满族珍珠球、岫岩满族民间歌曲。

二、满族传统文化保护的文化生态意义

1. 保护满族传统文化能增强文化认同感和民族认同感

首先, 增强了对本民族的认同和本民族文化的认同。正如很多满族人非常重视修家谱, 尽管没有了族长, 家庭模式发生了改变, 但家谱代表家族的历史和延续, 让同族同宗的人有了凝聚力。而通过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的保护也将增强各民族同胞对中华民族大家庭的认同。保护少数民族传统文化, 就是在保护各民族的共有精神家园, 进而促进民族之间的尊重与和睦。处理解决我国民族问题的选择有很多, 但笔者认为通过保护传统文化, 以文化认同消弭民族矛盾、增进民族团结应是最佳的切入点。满族是在维护国家统一、民族团结方面作出国巨大贡献的民族, 满族文化也是民族和谐共存的体现, 保护传承满族传统文化对于处理我国民族关系和民族问题大有裨益。

2. 保护满族传统文化是保护文化多样性的体现

保护满族传统文化的多样性实际包含三个方面的含义:一是满族传统文化是中华文化多样性的构成部分, 认识这点才能充分的理解保护满族传统文化意义, 才能明确“文化强国”战略离不开保护满族传统文化。满族传统文化不仅仅是满族历史文化精华的沉淀累积, 也是中华民族、乃至世界各民族历史发展、文化交流交融的体现, 正如我们前文所述, 满族传统文化在变迁的历程中也是兼容并包, 是一个吸收、革新、创作的过程。二是满族传统文化自身具有多样性特质。满族传统文化包含了制度文化、物质文化、精神文化等多个方面, 无论是语言文字、文学艺术、宗教信仰、民俗民风等都各具特色, 引人注目。三是保护满族传统文化多样性, 意味着保护的方式方法是多样性。满族传统文化自身具有多样性特质, 每一种文化形式特点不同, 保护的目的、方面、手段自然也是不同的, 单一、重复、简单的手段在肯定是不会起到效果的。

三、建立满族文化生态保护区的探讨

辽宁有6个满族自治县和2个享受自治县待遇的市, 悠久的历史、丰富的满族文化资源等都无需多言了, 加之其他文化生态保护区的模板在前, 申报建立保护区是顺理成章, 也是目前保护满族传统文化最好的措施。但有几个问题需要深入调研、思考。

第一, 做好保护工作的前提和基础, 是要对区域内要保护的文化形态有一个清晰的认识和准确的把握。虽然我们对满族传统文化的研究了解已经十分深入, 但是还是必须要对满族聚居地区的满族文化做深入、全面的调研, 要了解即使是辽宁这8个满族聚居地区的满族文化有有哪些不同的特点, 有什么价值, 各地区群众对本地和其他地区文化了解程度, 要尊重当地群众和有关部门的意见看法, 才能真正因地制宜。

第二, 要打破行政区划的界限, 以文化形态区域来划定文化生态保护区的范围。辽宁各满族聚居地区的满族文化有个性, 也有共性, 有些地区并不具备建造博物馆的水准, 但为了打造而打造的工程必然不能成为真正的文化标志, 也对满族传统文化的保护无益。因此在建设保护区的同时一定要敢于打破行政区划界限, 不囿于小我, 才是真正有利于满族文化保护, 也才能打造满族文化品牌。

第三, 不要将文化生态保护区的建设变成孤立的规划, 将之与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割裂开, 而是要把保护区建设纳入当地发展规划。由于自然资源、环境、历史发展等的不同, 辽宁满族聚居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不尽相同, 城镇化进程也都不同, 各级政府都要从思想上真正认识文化保护区的不可替代性和其对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影响, 正如十八大报告所指出的, 发挥文化引领风尚、教育人民、服务社会、推动发展的作用, 将之与地方发展规划真正融合。

摘要：在当代, 随着全球化浪潮的席卷, 以及现代化进程的不断加快, 包括满族传统文化在内的各民族文化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冲击, 传统文化的变迁、乃至消亡, 快速而不可逆转。而于此同时, 我们对传统文化回归的渴望却又比以往任何时期都要强烈而急迫。文化生态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比较新的、有价值的研究角度, 从文化生态视野看传统文化, 无疑更立体、全面, 也更贴近文化产生的土壤, 对现阶段文化保护的困境也颇有助益。

关键词：满族传统文化,变迁,保护,文化生态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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