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译标准与文化传播

翻译标准与文化传播（精选九篇）

翻译标准与文化传播 篇1

关键词：翻译策略,文化传播,传播方式

一、文化传播视阈下翻译标准悖论

翻译的历史源远流长, 自从人类有了自己的语言, 不同语言之间的人们相互交流, 就涉及到了翻译。文化的传播与交流, 应该是这些讲不同语言, 甚至相同语言的人们, 发现他们之间存在差异时, 文化传播与交流便随之发生。由此看来, 翻译与文化传播几乎同日而生并且关系密切。

然而对于翻译与文化传播之间的重要关系的研究, 以及对于翻译是否可以能动地传播文化的研究, 却没有这么久远。人们一般把翻译视作用一种语言表达另一种语言, 是不同语言之间的一种转换。几千年以来, 无论是中国还是西方的翻译, 翻译宗教文本在翻译史上占据了重要的地位, 这一特殊的文本形式要求译者对源语文本采取绝对忠实的态度, 翻译活动于是成了对于“神”所说的话的阐释, 所以译者必须忠实于原文。文本被视作具有神性表达的权威, 因此只能有真正惟一的意义;上帝的词语中不存在任何歧义或不确定性。在忠实情结的影响下, 人们往往不自觉地使用忠实与否的标准来衡量译文的优劣。作为不同语言之间沟通的使者, 即译者, 要奉源语为圣旨或神意而予以传达, 译者在翻译中不能有自己的主观因素, 因此“忠实”成了翻译的惟一标准, 视转述原文意义的客观性为翻译活动的准则。于是译者也就成了舌人、仆人、奴隶或者是隐形人。翻译沦为特定强势群体文化传播的工具, 翻译成了一种被操控的无可奈何的被动的行为。

与此相反的情形是译者的叛逆与在翻译中再创作, 甚至通过叛逆和创造性的翻译而大获成功。例如法国16世纪翻译家雅克·阿米欧采取创造性翻译, 他翻译的《名人传》虽然“变成了阿米欧的《名人传》, 而不是别人的《名人传》”, 但法国著名作家蒙田曾说:“如果没有他 (阿米欧) 的译作, 法国人谁也不会懂得写作。” (谭载喜:2000:87) 这种创造性翻译还可以在俄罗斯19世纪活译派的代表普希金和茹科夫斯基身上得到体现。普希金反对追求表面准确的逐字死译, 高度重视译文的艺术性。他的翻译灵活多变, 在翻译帕尔尼的诗歌时, 他“对原作进行压缩、更动、改写, 把帕尔尼平庸的诗歌变成赞美生气勃勃的青春的动人颂歌, 使译文在诗的美感和艺术价值上大大超过了原作。”这种创造性的翻译造就了“标准而又出色的俄罗斯语言。” (谭载喜, 2000:178) 在中国, 我们也能找到这样的例子。被誉为中国现代译学理论之父的严复, 虽然提出了“信、达、雅”作为翻译的标准, 但他自己在翻译《天演论》时, 不但没有遵奉这一翻译标准, 反而对赫胥黎著作中有关伦理的部分删除, 创造性加上了许多按语, 以此来表达自己的思想。但是《天演论》是中国近代生存竞争思想的重要源头, 它的传播对近代中国社会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与严复并世齐名的文学翻译家林纾, 翻译中不乏创作与增删的成分。但是林纾第一次向国人介绍了众多的世界作家及作品, 大大开阔了人们的眼界和艺术视野。他代表了翻译文学初期的水平, 是新旧交替时代翻译文学的里程碑。有“诗僧”之称的苏曼殊在翻译法国小说家雨果的《悲惨世界》时, 也创造性地对原作进行了增删, 还随心所欲地改变了原作情节的发展, 借此向读者表达自己的思想。如果说以上事例的创造和叛逆是翻译中的小打小闹的话, 还有甚者的是比如古罗马人征服希腊以后, 军事上的胜利使罗马人对待希腊文学作品的态度也发生了转变, 他们在翻译希腊作品时不再亦步亦趋, 而是把他们作为“文学战利品”任意宰割, 因此, 翻译不总是“以原文为中心, 为原文说话”, 也不是“依样画葫芦”或者“逐字照搬”, 而是一种创作, 现实中的翻译丝毫不顾及原作的完整性, 对原作随意加以删改的情况也不难寻觅。

翻译家历来奉“忠实”为翻译的标准, 以从原作内容到风格的再现为目标, 然而对翻译作用的理想期待, 往往在具体的翻译行为或翻译过程中受到限制, 翻译的理想目标因此而难以实现, 翻译的理想作用也常常因此得不到正常的发挥而大打折扣。把作品从一个文化系统翻译到另一个文化系统, 并不是价值中立、动机单纯的、源语再现的活动, 而是一种带有强烈使命感的目的性行为。从翻译历史的进程看, 我们不难发现, 在理想的目标与实际的作用之间存在着不可忽视的差距, 甚至出现负面的偏差。人们期望翻译能起着双向的沟通作用, 有助于不同民族文化的交流和丰富, 但历史上却不乏对源语文化加以曲解, 甚至当作“文化战利品”, 随意宰割的翻译事实;人们期待翻译为译入语语言与文化引入新鲜的血液, 带来新的思想, 催育或丰富译入语文化, 可历史上却往往出现过分“归化”的翻译潮流, 其结果是不时造成译入语语言和文化的“溶血”;人们期待翻译能为不同文化的对话创造条件, 却不无痛苦地发现在弱势文化与强势文化的对话中, 翻译有时竞充当着强势文化侵略弱势文化的帮凶角色, 沦为某种殖民的工具。

由此可见, 利用翻译以进行文化间的交流并非总是在平和的状态下进行, 理想的翻译标准从语言到文化因为种种条件也难以实现。“忠实”的翻译标准在文化传播中成为悖论。

二、翻译标准评判的拓展与文化传播

翻译活动由此看来不仅仅是一种文学交流或者是信息传递, 也不应仅仅局限在语言学或者其他学科之中进行学院派研究。针对翻译中有采取绝对“忠实”准则的, 也有为实现译者预期目的而创造的, 还有为了一定的政治目的而进行宰割的种种现象, 我们能否只恪守传统观念?面临强势文化利用翻译这一工具对弱势文化进行侵略, 我们能否无动于衷?翻译是不是只能“忠实”?翻译中到底应不应该存在创造、创作, 以及叛逆?如果翻译中可以创造、创作, 以及叛逆, 那么这种行为的尺度是什么, 如何有效地利用这种行为来传播自己的文化, 与此同时, 执子之矛, 攻子之盾, 如何利用好翻译来传播自己的文化, 发出自己的声音, 这是我国目前进行翻译研究不可回避的一个重要议题, 也是目前译界应该重视的问题。

但是当下对于翻译研究以及对于翻译的评判, 依然局限于微观的语言圈中。例如在对译本的研究中, 关注的只是文本意义的传达, 采用的是具体入微的文字比照方法;在跨文化翻译研究中, 大多侧重于考虑如何顺应译入语文化, 单方面思考译入语读者的感受以及接受性, 忽略本民族文化的传播和译入语读者对异域文化的渴求;在对翻译方法的评价中, 关注的是对翻译家在文字转换过程中采取的具体方法的分析而忽视对翻译家采取这些翻译方法的动机及文化语境的考察;在对翻译质量的总体评价中, 语言层面的正误性评判几乎成了惟一的尺度, 缺乏对产生误译与误读原因的深层分析与总体思考;对于译者的翻译策略, 缺乏宏观的考虑;译者本人对于翻译材料的选择、策略的应用有时也未加关注或者无权选择。

翻译应该不仅仅是两种语言文字之间的一种机械的转换过程, 翻译工作涉及到的也不仅仅是两种语言之间的转换技能, 把翻译看作是语言学或文学分支的做法也应引起质疑。翻译是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活动, 翻译受到了多种因素的影响, 从译者本身的价值观念、审美取向、知识水平等到译者所处社会的文化意识形态、伦理道德准则, 以及赞助人、出版者等因素都对翻译活动和翻译的结果产生着重要的影响。因此翻译时要注重不同语言的文化内涵、篇章结构、互文关系、语篇情景、话语 (思维) 习惯、陈述习惯、语体规范、交际对象、传播方式、文化制约、社会习俗、宗教影响、社会价值取向和思维方式等超语言因素的异同, 以及受众对象、材料选择、策略应用、翻译效果等, 这对文化交流与传播的效果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

通过翻译进行文化交流, 可以借鉴外来的东西——即源语文化的精髓来滋养自身的文化;同时传播自己的文化和发出自己的声音, 在其他文化中树立自己的形象和促进强势文化对异者文化的尊重以及促进其他文化的发展。从长远来看, 通过建立起外交的文化基础, 翻译将在地缘政治关系中强化国家间的同盟、对抗和霸权。但是翻译的最终目的应该是促进文化沟通, 避免灾难性的文化冲突, 改进人类文化生态和人文环境, 使不同民族之间可以求同存异, 促进文化交融和世界和平。

翻译与文化交流关系如此之密切, 但是文化传播研究与翻译研究的状况如何呢?下面我们把视角转换到文化传播研究与翻译研究的状况和他们之间的关系上来。

三、中国文化传播视阈下翻译标准的转向

文化传播研究在国外始于20世纪50年代。1959年美国文化人类学者爱德华·霍尔 (Edward Hall) 出版了《无声的语言》, 可以视为文化传播学的奠基之作。之后, 在20世纪70年代, 出现了跨文化传播学。在中国, 跨文化传播研究的兴起, 是全球化时代中国现代化进程加快和人文社会科学跨学科知识交融的双重产物。20世纪90年代初, 中国学者开始关注国际跨文化传播研究动态, 引进并介绍这一新兴学科的理论源流和主要课题。从1996年至1999年, 中国加入WTO的谈判进入关键阶段, 国际跨文化传播研究成果的引介继续深化, 相关译著和论著进一步探讨了跨文化传播的内在理念和规律, 中国大陆与境外传播学界就跨文化传播研究的交流互动日益增加, 跨文化传播成为中外传播学界交流的重要议题。从2000年至今, 研究领域极大拓展, 研究者立足于宏观, 透视跨文化传播的机制、作用及对全球传播生态的冲击, 分析全球化趋势和新技术条件下的跨文化传播, 这个阶段对跨文化基础理论的研究更加系统深入, 对跨文化传播的中心课题、理论模式、学科前沿、历史发展、基本理念从多侧面进行了梳理和深化并且研究著作有了系统的译介和出版。其中国外跨文化传播著作引进的视角更加多元, 注重多种学派、多种观点的介绍。这个时期国际性的学术对话、合作频繁, 议题的前瞻性、多样性, 及学术话语的丰富性和多元化得到提升。

目前文化传播研究的特点是日趋注重基础理论的研究, 从文化学、哲学、新闻传播学等视角, 对跨文化传播的基本理念进行厘清和建构;愈加重视对中国现实的关切和跨文化传播策略的多角度考察;不断拓展跨文化传播的研究议题和思维空间。但是也存在着以下的问题:对主要的学派和观点的梳理都还不细致, 因而一时难以理解到位;缺乏统一的研究进度、明确的分析框架、较具体的研究方向、集中性的研究课题;研究层面以宏观为主, 缺乏在微观层面对有效的传播及沟通能力、行为调适能力的探索:研究的跨学科性还有待于进一步拓宽。

翻译对于文化传播至关重要。然而翻译研究无论在国内还是在国外自诞生之日起就一直活跃于学术的边缘地带, 比如在中国的学科建制下则曾一度被贬为一个三级学科或二级学科之下的研究方向。在国外, 翻译研究和文化研究的结合也仅仅只有三四十年的历史, 研究者例如雅克·德里达、沃夫尔冈·伊瑟尔、希利斯·米勒、佳亚特里·斯皮瓦克、霍米·巴巴等均意识到翻译对文化传播的重要性, 他们从各自的研究领域涉足翻译研究, 开创了翻译研究与文化研究结合的先河。在中国, 翻译与文化传播的结合研究可以说并不晚, 开始于上世纪80年代, 但大多限于从词、句、段落、篇章, 直至社会语境等不同层面来研究文化对翻译的影响。在其它学科例如新闻传播、国际关系、社会、心理、文化、经济管理、教育、公共关系等也从各自视角出发, 反思和探讨跨文化传播问题。纵观目前研究成果, 从翻译视角来研究文化传播或者从文化传播视角来研究翻译甚少, 而从翻译能动性与文化传播视角来进行研究的, 几乎空白, 理论构建颇为迫切, 因此, 中国文化传播视阈下翻译标准的转向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四、余论

翻译作为文化传播的最直接工具, 以及最重要方面, 对于当前的中国社会而言, 显得更为重要。当前, 随着中国经济实力、综合国力和国际影响力的增强, 中国对外开放的力度加大, 这种情况给中国文化的国际传播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机遇。与此同时, “中国威胁论”、“中国崩溃论”、“中国分裂论”、“黄祸论”等不断出现成为中国国际形象塑造和国际贸易等诸多方面的障碍。这种障碍的产生, 大多因为西方人不熟悉中国文化, 以及中国的历史和现状, 所以产生了隔阂、误解并滋生了怨恨。例如在2002年11月21日, 由清华大学国际传播研究中心和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联合主办的第二届中美媒体研讨会上, 在论及“如何解释美国对中国报道的缺点时”, 报告者认为主要是“缺乏中国语言和文化知识”, 并由此导致他们忽略事件的关键性因素, 误解甚至曲解事件真相。面对在新传播技术日新月异, 传播内容无孔不入, 国际社会冲突不断产生的背景下, 研究如何使用翻译来传播中国文化, 具有不可忽视的重大意义。在2007年7月解放日报报业集团第十届“文化讲坛”上, 凤凰卫视董事局主席、行政总裁刘长乐说“任何在世界上宣扬中国的机会都不应该失去。”笔者非常赞同刘先生的观点。所以, 越过文化障碍, 利用好任何可以利用的机会, 以加强中国优秀文化的国际传播, 增进与国际社会的了解和沟通, 这有利于中国正面形象的树立, 有利于中国在国际事务中处于主动地位, 有利于为经济建设创造良好的国际环境, 有利于推动世界和平与发展。翻译与文化传播的关系密切, 翻译对于文化传播至关重要, 所以研究翻译与文化传播, 对于中国当下“软实力”建设, 不但显得尤为必要, 而且意义重大。

参考文献

[1]谭载喜:西方翻译简史[M].北京:商务印书馆, 2000

[2]孙会军:普遍与差异[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 2005

[3]魏耀川:Interstrategies in Translation[M].Salt Lake City:Academic Press (Corp) , 2007

[4]许钧:翻译论[M].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 2006:87, 178

[5]单波石义彬:跨文化传播新论[C].武汉大学出版社, 2005.

[6]赵启正:跨越文化障碍更好地向世界说明中国, http://www.cccf.china.cn, 2006

试论文化传播与翻译文化论文 篇2

论文摘要:翻译过程不仅涉及两种语言，还涉及到两种社会文化，这就要求译者翻译时不能只在语言上推敲，还应考虑不同的文化背景，采用合适的翻译策略，以在最大限度的保留原作的文化特色的同时，使译作可以被拥有不同文化背景的读者所接受，只有这样才能发挥好翻译的文化传播作用。

一、文化的概念及翻译的任务

(一)文化的概念

语言作为文化的组成部分，既是文化的一种表现方式，又是一种社会现象。两个不同民族的语言交流，实质上是两个不同民族的文化交流。在语言交际过程中，不同国家或民族的人能否相互沟通，不仅决于他们对语言本身的理解，而且取决于他们对语言所负载的文化意蕴的理解，因此，文化翻译应“突破以往‘语言的囚笼’(theprison一houseoflanguage)的束缚”，在文化研究的大语境下来进行。笔者认为，当今不同文化的交流日益频繁，文化传播空前活跃，翻译又是文化传播中信息转换的桥梁，人们对翻译与文化的关系也愈来愈关注，因此如何翻译以实现更好地进行文化传播，我们就有必要进一步探究了。

有关文化的定义很多，笔者赞同王克非的定义:“所谓文化指的是历史上创造的所有的生活样式，包括显性的和隐性的、合理的、不合理的以及谈不上是合理的或不合理的一切，它们在某一时期作为人们行为的潜在指南而存在。”他的定义指出了文化具有相对性和文化是人们行为的指南这两个重要概念。

(二)翻译的任务

翻译过程不仅涉及两种语言，还涉及到两种社会文化。正如张今先生所言:“翻译是两个语言社会之间的交际过程和交际工具，它的目的就是要促进本语言社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进步，它的任务是把原作品中包含的现实世界的逻辑映像或艺术映像，完好无损地从一种语言译注到另一种语言中去。”近代学者越来越注重翻译与文化之间的关系。奈达曾指出:“对于真正成功的翻译而言，熟悉两种文化甚至比掌握两种语言更重要，因为词语只有在其作用的文化背景中才有意义。”

二、文化传播与翻译的关系

语言是文化的载体，反映文化并受着文化的制约。任何语言文学都是某种文化的反映，有其深刻的文化内涵。社会文化又在一定程度上制约着语言使用者的思维方式和表达能力。

语言与文化的密切关系注定了翻译与文化的密切关系。翻译的过程就是把一种语言转换成另一种语言，而两种语言转换的过程中必然涉及到两种文化。我们常常见到由于缺乏对源语文化的了解而错译、误译的情况。例如:将toblowone’sownhom译为“各吹各的号”，而这个习语的真正意思是“自吹自擂”。因此，不了解语言当中的社会文化，就无法真正掌握语言。我国著名学者王佐良教授在谈到文化与翻译的关系时曾指出:“翻译者必须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文化人”;“他处理的是个别词，他面对的则是两大片文化。”翻译已不再仅仅被看作是语言符号的转换，而是文化的交流。所以翻译越来越被看作是一种跨文化交际的行为。

三、中西方文化差异对翻译的影响

由于社会历史、宗教信仰和风俗习惯等原因，中西方存在着较大差异，彼此对事物的好恶不同，因此在遣词造句上就各具特色。例如，英语中绿色常用来表示“嫉妒、眼红”等意，如词组greenwithenvy“十分嫉妒”。若把“眼红”译为“red-eyed“.将会使以英语本族语的人不能理解其内涵。又如，同一动物在不同语言中的.含义是互不相同的。英语民族有爱狗的传统，中国人却崇敬龙。在封建时代，龙是皇帝的象征。中华民族称自己是“龙的传人”。

“龙”(dragon)在西方世界的神话传说中却是一只巨大的蜘蝎，长着翅膀，身上有鳞，拖着一条长长的蛇尾，嘴中喷出火焰，是罪恶的象征。因此，中文的成语“望子成龙”若译为“tohopethatthesonwillbecomeadragon”，西方读者一定会大惑不解甚至产生误解;若译为“toexpectone’ssontobecomeanoutstandingpersonage”或“tohopethatthesonwillhaveabrightfuture“则能恰如其分地传达源语的文化内涵，易被西方人所接受。中英人民对于某些动物的心理反应是不完全相同的，这就要求翻译时必须进行适当的转换。

中国遵循直觉的感悟式的思维方式，追求形象思维。而西方开放性的商业社会造就了探索大自然奥秘的外向型思辨。这种外向性的“思物”又形成了西方注重逻辑关系的分析性思维方式。两种思维模式决定了对语言的两种审美标准:语言的形象美和语言的逻辑美。例如:

枯藤老树昏鸦，

小桥流水人家，

古道西风瘦马。

对照上面马致远的“秋思”与译文可以看出，原诗通过九个形象性名词的连续使用，译文则是通过形式完整的逻辑语句来抒发作者当时的心境，这正符合东西不同思维模式的特点。所以，在翻译时若遇到这种情况，就要打破原文形式上的束缚，运用不同的思维模式构建译文，以符合译入语文化的审美标准。

因为中西方人的思维模式、社会习俗存在着较大的差异，而人们的行为方式又受社会文化的潜在指引，所以翻译中最大的困难往往不是来自语言本身，而是语言所承载的文化意蕴。这就要求译者翻译时不能只在语言上推敲，还应考虑不同的文化背景，只有这样才能将翻译做好。 四、文化翻译的策略及原则

(一)翻译策略的选用

翻译的目的是促进不同语言、不同文化间的交流与沟通，因此，翻译是文化传播的中介，而译者就是文化传播的使者。译者的翻译策略与翻译目的、译者的意识形态、文化背景、社会氛围、读者的趣味要求等可变因素息息相关，又直接影响到翻译效果。因而，异化与归化等翻译策略在中外翻译史上都留下了浓彩重墨的一笔。“归化翻译法”(domesticatingtranslation和“异化翻译法”(foreignizingtranslation)是美国翻译理论家韦努蒂(LVenuti,1995)创造的术语，用于描述两种不同的翻译策略。归化翻译法追求译文文体自然流畅，一目了然，其目的是尽量减少原文给目的语读者带来的陌生感;而异化翻译法则故意冲破目的语常规，把原文本的异国情调带到目的语文化之中。随着翻译研究越来越重视文化因素的作用，异化与归化也被置于文化研究的大视野中进行关照。叶子南将西化界为在两个语言体系中已固定的表达方式间有差异时(英译中)所采取的原语的表达方式;并认为缓慢适度的西化有益无害，西化的总趋势是合理的。郭建中认为归化与异化各有其长，这两种互补的方法将同时并存。孙致礼则持适度原则，即在“纯语言层面”用归化法翻译，在“文化层面”力求最大限度的异化。但他们又都推断异化法将最终会占上风。

(二)“文化传真”:翻译的基本原则

鲁迅说:“如果还是翻译，那么，首先的目的，就在博览外国的作品，不但移情，也要益智，至少是知道何地何时，有这等事，和旅行外国，是很相像的，它必须有异国情调。”所谓“异国情调”，鲁迅指的不是语言上一味仿效西洋，而是尽量保存原文所蕴含的异域文化特色。韦努蒂积极倡导翻译过程中对源语文本的异化处理，从而揭示两种语言在表达形式和文化上的差异。这就是说，翻译不仅要考虑语言的差异，还要密切注视文化的差异，文化差异处理得好坏，往往是翻译成败的关键。语言可以转换，但文化特色却不宜改变，一定要真实地传达出来。因此，“文化传真”应是翻译的基本原则。

为了能够更好地保留原文的民族特色和形象，一些来源于典故或宗教的习语常采用异化的译法。当然，为了照顾译语读者的需要可采用直译加注脚的方法，如汉语谚语“一个和尚挑水喝，两个和尚抬水喝，三个和尚没水喝”，由于基督教国家对“和尚”这一概念比较陌生，而有关和尚的典故更是鲜为人知，所以可以采用直译加解释:Onemonk,twobuckets;twomonks,onebucket;threemonks,nobucket,nowater一morehands,lesswork.这样既传达了语言的意义，又传播了文化背景知识。

与“文化传真”相对的是“文化误导”。如果光在文字上做文章，不考虑其文化内涵，有时难免会使读者对异国文化产生误解。如《红楼梦》第一回《好了歌》中第一行“世人都晓神仙好’，，霍克斯译为“Allmenknowthatsalvationshouldbewon”因为“拯救”是基督教的概念，从“罪孽”中得到“拯救”是基督教的最高追求，它利于译语读者的理解，但同时它也误导译语读者对中国人的宗教信仰。而杨宪益却译为“Allmenlongtobeimmortals“，变“神”成“仙”是道家的最高理想，”immortal”自然承载了中国道教的许多文化内涵。用异化的方法把它英译过来，既忠实于该句的原意又能巧妙地把中国文化介绍给西方人，让他们了解中国文化背景。这样处理显然弥补了归化翻译的不足。

关于翻译中文化意象转换标准的探讨 篇3

当今翻译界对翻译的本质已形成大致统一的认识, 即翻译是运用一种语言把另一种语言所表达的思想内容准确而完整地重新表达出来的种语言活动;而语言是文化的载体, 不同国家的语言必然带有不同的文化烙印, 所以在翻译过程中避免不了对译出语中出现的独特的文化意象进行适当的处理, 使之与译入语自然融合, 引导译文读者获得与原文读者类似甚至相同的情感体验。

中国古人以为意是内在的抽象的心意, 象是外在的具体的物象;意源于内心并借助于象来表达, 象其实是意的寄托物。文化意象, 就是人们在日常生活中无意识地附加于客观物象的, 或者文学家、艺术家在创作过程中有意识赋予客观事物的联想意义。这种联想意义被反复使用, 久而久之, 便于此种客观事物紧密联系在一起, 不可分割, 形成固定的意象。有学者提出翻译两种文化中错位的意象可采取三种方法:修润、转换和重构。

对文化意象的修润可阐述为通过使用增词法对某一物象所具有的联想意义、引申意义及内涵等进行补充说明。如翻译下文:

At 11:15 this morning, the Prime Minister, speaking to the nation from Numbeer Ten Downing Street, announced that Great Britain is at war with Germany.

今天上午11点15分, 首相在唐宁街10号——英国首相府邸向全国发表了讲话, 宣布英国与德国处于交战状态。

使用此种方法可避免翻译过程中文化意象的遗失, 使译文读者明白“唐宁街10号”有何寓意, 迅速理解上下文。除了有的时候, 因为必须增添足够的词语才能解释周全, 以致“本末倒置”, 并且造成读者阅读的不畅外, 修润倒不失为一种不错的尝试。而转换与重构的翻译方法, 且以为无本质区别, 都是用译入语中的文化意象代替译出语文化中寓意类似的意象, 以期引起译文读者与原文读者的共鸣。比如将“To shed crocodile tears”中的“crocodile”转换“猫哭老鼠”中的“猫”, 将“To laugh off one's head”中的“head”转换成“笑掉大牙”中的“大牙”等都可以使译文读者一看即明了。

应该说, 针对文化意象的翻译, 转换或重构的方法指名了正确的思维方向, 但是, 在具体的操作过程中仍需探寻一个正确的标准, 树立一个合适的“度”。

2 文化意象的转换标准

转换文化意象必须以若不转换, 原文信息将无法传递给译文读者, 以致其形成错误的理解为前提, 否则原文的文化意象必然会出现缺损或者无谓遗失。看以下几个翻译实例:

2.1如汉语中的“巧妇难为无米之炊”, 反应的是中国南方以大米为主食的饮食文化, 而英国的饮食文化与中国有很大不同, 如果英译时把“大米”这个意象转换成西方人熟悉的饮食文化意象, 应译为:“Even a clever housewife cannot make a meal without bread.”这样翻译的后果会使西方的读者误以为中国人和他们一样是以面包为主食的。所以杨宪益戴乃迭在翻译《红楼梦》时对这一习语的翻译就是“Even a clever housewife cannot make a meal without bread.”保留了原文的文化意象, 这样的翻译不仅是向外国读者介绍中国的文学作品, 同时也是向他们介绍闪烁中国文化色彩的语言, 以及富有汉民族色彩的饮食文化。

2.2英语中有一习语“One boy is a boy, two boys half a boy, three boys no boy.”对这一习语的翻译很多人赞同使用套译法 (从文化角度看, 与转换文化意象同) 译成汉语习语:一个和尚挑水吃, 两个和尚抬水吃, 三个和尚没水吃。这一译法甚至被选入翻译界某一权威人士编撰的翻译专业的教科书, 足见其普遍性。然而, 这样问题所带来的问题是:西方盛行基督教, 无“和尚”这样的宗教文化形象, 如若将“boy”替换成“和尚”, 那么中国读者会不会认为西方的教徒头上也顶着九个戒疤, 整日里参禅打坐, 苦读佛教呢?

2.3将转换法发挥的“淋漓尽致, 如入无人之境”的是电影翻译领域对原版影片对白的翻译。在翻译文化意象时, 电影台词翻译固然有商业因素的考虑, 以及口型开合和节奏等诸多限制, 有其不得已而为之的苦衷, 但是过于自由的发挥却不能讨好日益成熟和理智的观众者。以最近上映的《美食总动员》的大陆公映版为例, 诸如“葵花宝典”、“你居然敢在灶王爷头上动土”等富有中国特色的语言不绝于耳。其中, 小鼠大厨指挥人类朋友Alfredo Linguini烹制出的第一道法国大餐竟被翻译成“夫妻肺片”这一著名川菜。影片提到这一道菜时, 画面中出现的是某个人物的后脑勺, 所以, 翻译这一菜名决无口型的限制, 那么翻译成“夫妻肺片”所谓何来呢?为博观众一笑吗?影片中这个菜同样是用牛的内脏制成, 但是调料和现实中的夫妻肺片相差甚远, 菜式的样子十分精致和小巧, 看上去像个小蛋糕, 可是男主角在片中的一段台词 (“为什么这个菜的名字这么难听, 为什么要叫夫妻肺片呢?这会让人联想到肺炎、肺结核和肺癌。”) 却被成都观众质疑有损夫妻肺片的声誉。这一译例可看作最失败的转换法运用。

从以上实例中, 我们不难看出文化意象在翻译中如何转换是一个值得重视的问题。张培基主编的《英汉翻译教程》举了一个例子

When they met again, each had already been married to another.

原译:他们重新见面时, 一个已是“使君又妇”, 一个已是“罗敷又夫”了。

改译:他们重新见面时, 一个已是有妇之夫, 一个已是有夫之妇。

《教程》给出的修改理由是“‘使君自有妇, 罗敷自有夫’出自乐府民歌十三首的‘陌上桑’。诗句叙述太守使君对采桑女罗敷举动轻浮而遭到严词斥责, 原译引用这句诗, 不但增加了一些原文所没有的含义, 并且把浓厚的汉语民族色彩加到译文中去, 与原作上下文格格不入。”由此, 我们可以得到启发而引申开去, 将“是否带有译入语文化中特有的形象”作为规范文化意象转换法的依据, 如果译文中出现了译出语中没有的形象, 则放弃使用转换法。

3 结论

译者在翻译实践中应立足于本国读者, 从便于读者理解的角度出发, 选用本民族语言中与原文最相似、最贴近的、易于本国读者接受的词语和文化意象来进行翻译。但是, 翻译有时不单单是“译意”, 它还有责任尽量完好地传达译出语的文化内涵, 尽量保留源语文化的意象, 使得交流完满、真实。谢天振 (1999) 先生所说的下面的两点可以是最好的总结:“一是译者的责任, 即译者不应满足于传达原文化意象的一般意义, 而应把尽量大可能传达原文的文化意象也视为自己的一种责任。二是对读者的信任, 即译者相信读者随着民族间文化交流的日益频繁, 随着读者接触到的外来文化日益增多, 今日的读者有能力接受带来外来文化印记的各种文化意象, 不仅如此, 他们对于外来的文化意象还表现出越来越浓厚的兴趣。因此译者大可不必越俎代庖, 徒费心力地把面包改做成馒头塞给读者。”

摘要：东西方文化的差异导致了某些文化意象的不等值, 为了使译文读者获得与原文读者相同或者类似的感受, 在翻译的过程可对文化意象作适当的处理甚至将译出语中的文化意象转换成译入语读者熟悉的文化意象, 但是, 转换必须有正确的标准导向, 否则, 将违背翻译的基本原则, 误导译文读者。

关键词：文化意象的处理,重塑,尺度

参考文献

[1]柴梅萍.电影翻译中文化意象的重构、修润与转换[J].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1:91-94.

[2]杨自德, 王守芳.谈翻译与文化意象的遗失[J].Sino-US English Teaching, 2007:45-49.

浅谈旅游翻译与中国文化的传播 篇4

省略法指的是省略原文中累赘或不重要的信息。一般用于以下两种情况：首先是名人名言、诗词歌赋等。名人名言、诗词歌赋本是中国特色文化的一部分，汉语旅游文本中经常出现。但是如果对理解译文没有多大帮助，照译出来反而使译文拖泥带水，而删减并不影响译文的主要信息和功能，就可以用省略法突出主要信息，使译文更为简洁，迎合英语读者的审美习惯。其次是华丽的辞藻和虚化朦胧的表达。这是汉语的一大特色，也是很多汉语旅游文本惯用的表达手段，往往只是为了渲染气氛或顺应行文习惯的需要，本身并无多大实际意义。而在英语中，这些介绍往往让人觉得拖沓冗长，抓不到重点。因此翻译时可以省略那些华而不实的“溢美之词”，保持译文简洁明了。

例3：崂山，林木苍翠，繁花似锦，到处生机盎然，春天绿芽红花，夏日浓荫蔽日，秋天遍谷金黄，严冬则玉树琼花。其中，更不乏古树名木。景区内，古树名木有近300株，50%以上为国家一类保护植物，著名的有银杏，桧柏等。

译文：Laoshna ScenicAreaisthickly covered wihttrees of many species，which add credit for its scenery.Among them over 300 ale considered rare and percious，half of which ale plants under top-level protection.Themostf~tnlous species include gingko an d cypress.

原文用许多夸张性词语形容崂山的景色，如“林木苍翠”、“繁花似锦”、“玉树琼花”。在西方人眼里，这些四字格缺乏实际内容，夸张有余而真实感不足。因此，译者将这些虚化朦胧的四字结构省略，只译出原文主要内容，使译文景物描写真实客观，符合英语读者的审美习惯。

三、借译法

借译法就是借用英语文化中人们比较熟悉的人物事件来解释翻译中国文化中特有的内容。可以让西方游客将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进行对比，从而加深印象，更好地理解中国文化。例如周恩来总理有一次在接待外宾时说到梁山伯和祝英台的故事，便告诉翻译把它解释为西方的罗米欧和朱丽叶，这样客人便很好地理解了中国这个动人的爱情故事。

纽马克在A TextbookofTranslaiton一书中提到了文化负载词的翻译方法，即用译人语中的文化负载词翻译原语中的文化负载词。由于文化背景不同，互相替换的两种文化负载词很难说完全对应，但它们之间确实存在某种程度的对应。所以在旅游文本中用借译法能使译人语读者更容易接受，文本的呼唤功能也更容易实现。如：借ChineseCleopatra译“西施”，借Chinsee Cupid译“月老、红娘”，借ChineseRobinHood译“济公”。

借译法其实是一种变通手法，可以更便利地向外国游客介绍旅游文本中中国文化所特有的年代、地名、人名或事件，可以使游客将陌生事物与自己文化中对应的事物联系起来，便于理解和交流。这一方法对于译本的可接受性很有帮助，但是如果从文化传播的角度考虑，借译法淡化了中国文化特色，应该是在增补解释法行不通的情况下才采取的一种方法。

翻译标准与文化传播 篇5

汉译英是大学英语教学的一个重要环节，更是各类英语考试的必考内容。然而，大学生的翻译水平往往不尽如人意，胡译、乱译、错译，甚至不译时不时地出现在的考生的卷面上。综合观其原因，第一，“翻译是人类迄今为止最复杂的活动之一”，“翻译相当于再创造”，这说明翻译本身就难。译者除了要掌握本国的文化以外，还需熟悉英语的句型、文化背景等知识。第二，汉译英需要的信息量大，除了掌握一定量的单词以外，还需要学生应用语法知识及短语把明白清楚的汉语意思流畅通顺地表达出来。影响翻译水平的几个要素主要包括：(1)语言差异;(2)文化差异;(3)意识形态;(4)译者的语言功底文化素养及其世界观、价值观意识形态等构成的理解前结构。[1]那么如何提高大学生的翻译水平呢?我翻阅了各种教科书和著作，总结了各种翻译技巧。但是对于提高大学生翻译水平，尤其是非英语专业学生的汉译英的指导教材或著作几乎很少。我是一名普通院校的英语老师，在讲授汉译英句子翻译时，总结了一些翻译方法。

二、翻译的标准

任何翻译，不管是日常翻译还是文学翻译，其实质都是把一种语言中业已表达出来的信息传达到另一种语言中去。翻译的标准是一个古老而热门的论题。它不仅是我们衡量译文质量的尺度，而且是翻译时要努力达到的目标。美国著名的翻译理论家及圣经翻译家尤金·奈达提出的翻译标准为“对等”、“自然“和“贴切”。我国清末新兴资产阶级的启蒙思想家严复提出了著名的“信达雅”翻译标准。那么对于大学生来说，尤其是参加非英语专业考试的学生来说，我认为，只要翻译的整体内容和语言正确，句子的翻译符合英语的表达习惯，就可以称得上是一个正确的翻译。翻译的标准不能局限于参考答案，在教学过程中，教师应该鼓励学生找出同一个汉语句子的不同英译方法。

三、翻译的方法

1. 先确定主语和谓语

人们通过研究发现，英语句子纵使千变万化，总是由如下5个句子演变而来：SVC(主动补)、SV(主动)、SVO(主动宾)、SVoO(主动直宾间宾)、SVOC(主动宾补)，它们的共同之处就是都由SV，即主语+谓语构成的。因此，英语可以说是一门主谓结构明显的语言。句子中如果缺少主语和谓语，是断然不能成立的。英语是形合语言，“形”成为判断英语句子是否正确的首要标准。汉语是意合语言，也就是说，句子的构成以意念为主轴，以话题为中心，形成“以形统神”的特征。[2]它的基本特征主要表现在句子的“话题主语”上。英语和汉语虽然都有主语，但英语句子的主语是“语法主语”，即主语并非完全出于陈述的需要，而是语法规律的要求使然，这也就很好理解为什么英语中有“形式主语”和“形式宾语”的语法现象了。汉语的主语，更准确地讲是“主题”(Theme)，受到意念的管束，因此形成短小精悍、善于变化的汉语句子。这也解释了汉语句子中为什么可以没有主语，或者没有动词，甚至一个句子里有好几个动词连用的情况。那么，把汉语句子翻译成英语的时候，就必须找出句子的主语和谓语。大部分句子的主语和谓语都是极易找到的。请看实例：

实例1：孩子们喜欢放假时的无拘无束。

这句话的主语是“孩子们”，谓语是“喜欢”，翻译时，只要把“孩子们”“喜欢”对应的英语词汇翻译出来，句子基本完成。

即，The children enjoyed the freedom of the holidays.

实例2：她实现了当飞行员的梦想。

这句话的主语是“她”，谓语是“实现”，那么在翻译成英语时，同样把主语和谓语对应的词汇译出来即可。即，She real-ized her dream of being a pilot.

然而，有些汉语句子“话题主语”和英语的“语法主语”并不相符。在翻译成英语时，学生往往找不到与之相对应的英语的主语和谓语。请看例子：

实例1：国际争端不得使用武力解决。

这句话的“话题主语”是“国际争端”，句子的其他部分对它进行了说明。那么在翻译成英语时，就很难找到它对应的逻辑的主语，这个句子如果重组，就变成“不得使用武力解决国际争端”。在英语当中，这是一个祈使句，句子可以写成“Don’t use force to settle international disputes.”，但是不能算作一个地道的英语句子，细看有发号指令之嫌。如果把宾语提前，用被动语态，即“Force should not be used to settle international disputes.”就符合汉语语意，而且是表示在道义上不应该采取武力解决。还有一点需要注意的是，英语的思维比较倾向于表达事物对人的影响，句子用被动语态表达的情况比汉语多。

实例2：重庆的夏天比北京热。

这是一个地道的汉语句子，从字面上来看，严格说来，不合逻辑，但在意念上来看，明白易懂。在把此句翻译成英语时，需要找出它逻辑上的主语、谓语、宾语。翻译为：The weather in Chongqing is hotter than that in Beijing.

2. 再确定时态

时态是英语中一个重要的语法范畴，它表示不同时间发生的动作或存在的状态及动作发生或存在的方式。动作发生的时间可分为现在、过去、将来和过去将来四种形式，动作发生的方式可分为一般、完成、进行和完成进行四种形式。将时间形式和动作方式结合起来，就构成了16种时态形式。英语句子的妙处之一就是可以从时态上判断事情发生的时间。我在教学过程中，发现学生很容易在翻译时忽略句子的时态。

实例1：等你完成这份报告的时候，我就已经等了将近3个小时了。

翻译为：When you have finished the report, I will have waited for about 3 hours.在翻译的时候，判断这个句子，主句用将来完成时，从句用现在完成时。

3. 其他部分的翻译

(1)定语翻译

汉语的定语不管多长，一般都前置。那么翻译成英语时，就要分情况而定。如果定语短的话，那么其对应的英语句子一般也前置，即放在名词前面。如“一件粉红色的羊绒大衣”就翻译为“a pink cashmere coat”。如果汉语的定语比较长，翻译成英语时，就可以将定语后置，用状语、定语从句等来表达。

实例1：安静地坐在那儿的年轻人是我哥。

译为：The young man who sat there quietly is my brother.汉语句子的定语是“安静地坐在那儿的”“年轻的”，英语中把“安静地坐在那儿的”这个定语置后，变成一个定语从句。

实例2：我碰到了一位多年未见的朋友。

译为：I came across a friend who I hadn’t seen for years.

实例3：我手上的一个口子流了很多血。

译为：The cut in my hand bled a lot.用介词短语“in my hand”表达汉语的“手上的”定语。

实例4：他发明了一种给花园浇水的装置。

译为：He designed a device to water the garden.用动词不定式左后制定语。

实例5：穿白色衣服的学生是我的女儿。

译为：The student dressed in white is my daughter.用分词作定语。

(2)词类的转化

汉译英时，基于英文表达习惯，会把汉语的动词转化为英语的名词或形容词，或汉语的动词用英语的介词表达。我着重谈一下动词转换名词的情况。汉语动词用得较多。除了动宾结构外，还有连动式、兼语式等两个动词以上连用的现象。英语则不然，一句话往往只有一个谓语动词，但英语中的名词比汉语中的名词用得多。因此，在汉译英时常把汉语中的动词转换为英语的名词。

实例1：听了好消息，他无比喜悦。

译为：The good news filled her with great joy.

实例2：和他接触多了，你就发现他人挺好的。

译为：More contact exposed to you his good nature.

实例3：你必须好好地照顾病人。

译为：You must take good care of the patient.

(3)连接词的使用

英汉两种语言的衔接手段大致相同，但由于英汉两种语言分属不同的语系，因此在句法结构、行文方式等方面具有不同的特点。英语强调形式逻辑，主客体分离。句中的词语用语言形式手段连接起来。汉语强调主客体统一，少用甚至不用连接手段。中国学生受汉语思维的影响，在翻译复杂句的时候，不使用连词，或不会使用连词。我发现学生容易忽略and作连词的用法。

实例1:他送给她一幅画作为礼物，她特别喜欢。

译为：He gave her a painting as a present, and she likes it very much.

很多学生学生忽略使用and一词。

四、结语

总之，从中国人进行的翻译定位上看，无论是英译汉还是汉译英，其根本问题都在译者的英语水平或造诣上。英译汉的题型，关键在于理解原文;而汉译英的题型，关键在于如何综合运用所学的英文知识，将我们原本理解的相当明白的汉语文字，以准确的英语通顺地表达出来。我想提醒注意的是，各种翻译技巧只是工具。茅盾先生有一句话，如果两种语言的功底不够，那些技巧你也用不上;但若功底深厚，那些条条就成了不足取的框框。因此，关键在于遵循常用方法多做练习，只有经过大量的训练、不懈的练习，才能熟能生巧。学习者的英语水平提高了，词汇量有了一定的积累，各种句型结构熟透于心了，翻译水平自然会上去。

参考文献

[1]王恩科.文化视角与翻译实践[M].北京:国防工业出版社, 2007.

新世纪科技英语翻译的标准与方法 篇6

目前, 关于翻译的标准众说纷纭, 有关这个问题的讨论和争执也从未停息过。而关于科技翻译的标准人们的认识似乎没有太大的异议。在实际工作中, 我们认为, 翻译一般要做到“忠实”和“通顺”, 就是译文要力求准确地表达原文的内容和风格, 同时在形式上又符合汉语的规范, 做到通顺流畅。“忠实”是“通顺”的基础, 译文如果不“忠实”, 再“通顺”也没有意义。反过来, 译文如果不通顺又必然影响到译文的“忠实”。但是, 科技翻译不必苛求译文词语的生动和文采的优雅, 因为它的目的不是供读者娱乐消遣或接受文化熏陶, 而是帮助译文读者提高科学技术水平, 从事科学技术研究, 解决生产生活中的实际问题。因此, 新世纪科技翻译的标准可简单概括为以下几点:

(1) 正确无误

众所周知, 科学技术对于准确性的要求特别严格, 大到理论的阐述, 小到数据的举证, 都不能有丝毫的谬误和误差。这就要求科技翻译也必须做到准确无误。鉴于此, “准确”是科技翻译的首要标准。它着眼于译文的内容, 要求确切无误地表达原文本的技术内容和思想内容, 不能有任何模棱两可之处。例如:

There are always crossed transverse steady and longitudinal alternatingfields.

译文①:始终存在着交叉横向稳定和纵向交变磁场。

译文②:始终存在着交叉的横向稳定磁场和纵向交变磁场。

从该例分析得出:译文①的意思不够明确, 容易让人把“交叉”、“横向”和“稳定”视为并列关系, 而且也与“纵向交变”并列, 共同修饰“磁场”一词, 让人误以为磁场具有两种特征。译文②增加了一个“的”字, 清楚地表明“交叉”修饰两个磁场, 又重复翻译了“磁场”这个词, 和原文名词fields对等, 使语义更明确。

(2) 通达顺畅

这是指译文应符合目标语的语言规则和行文习惯, 读起来通顺畅达、可读易懂。“顺达”是保证“准确”的基本条件, 它要求词语的选择、组合和搭配要恰到好处。句子的语序要恰当排列, 各句之间语义逻辑紧密衔接, 句型结构流畅, 能准确地传达原语的情态、时态、语态等, 并能恰当体现语义的重点。例如:

This possibility was supported to a limited extent in the tests.

译文①:在实验中这一可能性在有限的程度上被支持了。

译文②:在实验中, 在一定程度上, 这一可能性得到了证实。

译文③:这些实验在一定程度上证实了这一可能性。

译文④:这一可能性在实验中于一定程度上得到了证实。

分析:译文①似乎达到了“准确”的要求。但是, 翻译为被字句不符合汉语表达习惯。故其既不准确, 更不通顺, 即没有做到“顺达”。译文②停顿太多, 造成语句不通畅, 因而, 也不“顺达”。译文③虽然很通顺, 但是译文的语义重点发生了转移, 即用“这些实验”代替了原句的语义核心“这一可能性”。因而, 也没有做到“达”。译文④真正做到了“准确”和“顺达”。另外, 在翻译实践中, “准确”和“顺达”之间的关系是十分密切、相辅相成的, 不能割裂开来。

(3) 简单干练

科技英语从本质上说是实用英语, 所以译文要尽可能简练, 即简短而凝练, 没有冗词废字。换句话说, 应在准确、顺达的基础上, 力求简洁明快、精练概要。为此, 要使用删减法 (省译法) 来处理译文。例如:

Each product must be produced to rigid quality standard.

译文:每件产品均须达到严格的质量标准。

如果把这个句子译为“每件产品都必须生产得符合严格的质量标准”就显得生硬、啰嗦。

2 新世纪科技英语翻译的方法

新世纪科技英语翻译的方法包括直译和意译、增译和省译、合译和拆译、顺译和倒译等。这些翻译方法之间既有不同之处, 又有相互交叉之处。

(1) 直译和意译

直译是指要保留原文的语法结构形式和原文词语的书面意义, 力争译文既忠实于原文的内容又忠实于原文的形式。意译就是译文忠实于原文内容, 而不拘泥于原文的形式, 翻译时可以进行词语的省略和增补、词义的转换和延伸、词序的变动、句子结构和表达方式的转换等。在科技英语汉译时, 应尽可能采用直译, 只有当直译无法准确地传达原文内容时才采用意译。这是因为在描述科学内容时, 不同的语言虽然有表达形式的差异, 但是在内容方面不会有实质性的差异。而且, 科学领域不像文学、艺术等领域, 后者会因不同的民族特征、文化传统、社会习俗产生大量的“文化缺位”而导致翻译中的“难译”或“不可译”问题, 这时常采用意译法解决;而前者讲究准确、严谨、简洁, 故而其遣词造句十分规范, 各种结构之间的修饰关系、语义关系和逻辑关系都清晰明了, 因而多用直译的方法。例如:

Physics studies force, motion, heat, light, sound, electricity, magnetism, radiation。and atomic struct ure.

译文:物理学研究力、运动、热、光、声、电、磁、辐射和原子结构。

该例用的是直译的方法, 既做到了语义准确, 又保持了原文的形式。又如:

The patient chair is adjustable in three dimensions and precisely controlled by a joystick mounted right in front of the microscope where doctors can easily reach and accurately adjust prior to operation.

译文①:可三维调节的患者座椅由一操纵杆精确控制于显微镜正前方, 这正是医生所处的位置, 术前医生在此对显微镜作精确调节。

译文②:患者座椅可作三维调节, 由一个操纵杆精确控制;该操纵杆安装于显微镜正前方, 在此医生伸手可及, 可在术前作精确调节。

译文①看似通顺、流畅, 然而对照原文即可发现, 它与原文的含义有很大出入。译者忽略了mounted和reach这两个词。稍作推理不难发现, “安装在显微镜正前方的”应该是“操纵杆”, 医生站或坐在显微镜面前, 伸手就能容易地够到和准确地调控该操纵杆, 将患者座椅精确地调节到显微镜下方, 以便对患者进行手术。所以, 本句采用直译更清楚, 即译文②。

从以上二例可以看出, 在翻译实践中, 直译应避免死译、硬译致使文理不通, 意译应谨防随意发挥以致改变原貌。实际上, 直译、意译只是在切分对应层次的单位大小上有别, 并无实质性的区别。前者以词和短语结构为基本对应单位, 后者则扩大到句子与段落以求得更大范围内的翻译对应值。因此, 直译和意译要经常结合使用, 要以完整、准确、通顺地表达出原文为翻译的最终目的。

(2) 增译和省译

增译和省译主要是指在词语层面上的对等翻译而言。由于英语与汉语在表达上有很大的差异, 如果按原文一对一的翻译, 译文就很难符合汉语的表达习惯, 会显得生搬硬套、牵强附会。在汉译过程中, 为了使译文既能准确地表达原文的含义, 又符合汉语的表达习惯和修辞需要, 有时需要增加某些词或删减某些词。例如:

Stems provide mechanical support for leaves in erect plants and are an axis for attached leaves in horizontal plants.

译文:在直立生长的植物上, 茎为叶子提供了机械支撑;在水平方向生长的植物上, 茎为叶子依附的中轴。

本例增译了动词“生长”。又如:

A person with nerve damage in the spinal cord can grasp objects when his or her forearm muscles are activated by a device like this one.

译文:脊髓神经有损伤的人使用这样的装置后, 前臂肌肉被激活。便能抓握东西。

本例省译了代词his和her。

(3) 合译和拆译、顺译和倒译

合译和拆译涉及的是句子层面的对等翻译。在科技英语汉译时, 我们有时可以把原文句子的结构保留下来, 并在译文中体现出来。但是更多时候, 必须对原句子结构作较大的改变, 即进行合并或者拆分。顺译和倒译涉及翻译时语序的处理问题。科技英语翻译多采用顺译法, 这是出于对原文忠实的需要以及科技论述中上下文关联的需要。比如在条件句中, 如果原文将主句放在前面, 是侧重于在一定条件下可能产生的结果, 而放在后面的条件状语从句则是补充说明所需的条件, 那么在翻译时就应采取顺译, 而不必非按汉语的习惯, 把从句放在前面。

3 结语

上述所介绍的新世纪科技英语翻译标准与方法须灵活运用, 无论采用哪一种方法, 其目的都是为了能准确、顺达、简练地表达出原文。因此, 在科技英语的翻译实践中, 译者要注意采用不同方法, 灵活处理, 使译文既忠实于原文, 又符合汉语的表达习惯。

参考文献

[1]李丙午, 燕静敏.科技英语的名词化结构及其翻译[J].中国科技翻译, 2002 (2) .

[2]李少泽.浅议科技英语翻译的标准[J].科教创新, 2012 (4) .

[3]刘向红, 彭菊香, 罗晓语, 陈霞.科技英语中的名词化现象[J].湖南工程学院学报, 2007 (12) .

翻译与宗教传播 篇7

佛教和基督教这两大宗教在传入中国的过程中, 需要将其浩如烟海的宗教典籍译成中文, 同时为了辅助传教, 也将国外的科学、哲学知识等介绍进了中国, 这样就掀起了中国翻译史上的两大高潮:东汉桓帝末年到宋代的佛经翻译高潮与明末清初的耶稣会士与中国士大夫相结合的科技翻译高潮。这两次翻译高潮, 无论在翻译理论上, 还是实践上, 都将中国的翻译事业向前推进了一大步, 为中国翻译史写下了光辉的一页。但是, 佛教与基督教在中国传播的广度与深度却有很大的差别, 造成两种宗教传播差别的原因很多。本文从各自翻译史的角度, 来论证翻译过程是造成两者传播差异的重要原因之一。为了方便对比研究, 本文将天主教与基督教翻译过程合并研究。

二、佛教翻译

我国的佛经翻译, 从东汉桓帝末年安世高译经开始, 魏晋南北朝时有了进一步发展, 到唐代臻于极盛, 北宋时已经式微, 元以后则是尾声了。翻译佛经的力量, 主要是两部分人。一部分是从西方来中国的僧侣, 另一部分是西行求法的中国僧侣。

我国佛经翻译确凿可考者, 应自东汉桓帝时安世高 (波斯人) 译《明度五十校计经》始 (桓帝元嘉元年即公元151年) , 这是我国第一部汉译佛典, 开后世禅学之源, 其中最著名的是安般守意经。他所译的经文质朴而不粗俗, 因而被称为直译的鼻祖。后来, 月支国人娄伽谶来中国, 他译的《般若道行经》开后世般若学之源。

三国时期的支谦, 西晋时期的竺法护都是杰出的佛教翻译家, 他们对于佛教的流传贡献很大。

十六国时期, 前秦国王符坚成立了由道安主持的专门的译经机构——长安译场, 中国官译首开于此。道安推荐并组织众多译经大师从事翻译工作, 在他主持译场期间, 请来了天竺 (即印度) 人鸠摩罗什 (公元339～409年) 。在中国佛教史上, 鸠摩罗什、真谛、玄奘和不空并成为四大佛经翻译家。我国佛经翻译从公元148年安世高译《安般守意经》开始, 到前秦为止, 基本上都是采用直译法。姚秦时代, 鸠摩罗什主持长安逍遥园官方译场, 译经弘法, 并育英才。他全改以前群家的古直风格, 主张意译, 鸠摩罗什开了意译的先锋。他第一次把印度佛学按本来的面目介绍过来, 对中国佛学的繁荣及隋唐佛教诸宗的形成, 都起了重要作用。鸠摩罗什译经极为谨慎, 字斟句酌, 语言精美, 内容确切, 他的翻译, 力求忠实原文。见到他译的《法华经》的人说, 他的译著有“天然西域之语趣”, 表达了原作神情, 译文妙趣盎然, 为我国翻译文学奠定了基础。他还进一步完善了译场, 原来的译场只有口授、传言、笔授三个环节, 他增加了校对这一环节。译完作品之后写上译者的名字也是从他开始的。

唐朝经济发达, 文化繁荣。这一阶段是我国佛教的全盛时期, 出现了我国古代翻译界的巨星玄奘。唐代佛教的发展, 使译经活动也受到统治阶级的重视。比之前代, 这一阶段的佛经翻译事业达到了峰顶。其特点是:主译者以本国僧人为多, 他们都精通梵汉, 深晓佛理;译经的计划性更强, 节译选译者极少, 往往翻译全集, 如《大般若经》一部就有六百卷之多;符姚时期的译场制度, 到此时期发展得更为完备;我国佛经翻译史上的四大译家, 有两名都出在唐代;所译佛经, 在忠实原著方面, 大大超过了前代。玄奘不但把佛经从梵文译成汉文, 而且把老子的部分著作译成梵文, 成为第一个把汉文著作介绍到国外的中国人。玄奘翻译的特点是直译和意译相结合, 他明确地提出翻译的标准既须求真, 又须喻俗, 意思就是译文要忠实准确, 通俗易懂。

宋太宗太平兴国七年 (公元982年) , 开始组织译场, 翻译印度佛教晚期的经典, 于是恢复从唐代元和六年 (公元811年) 以来久已中断的翻译活动。“从太平兴国七年起, 逐年都译新经, 继续到天圣五年 (公元1027年) , 译出五百余卷。其后, 因宋徽宗重道轻佛, 国事艰难, 缺乏新经梵本, 译事时断时续, 直至徽宗政和初 (公元1111年) 为止。到了南宋, 记载中已见不到一部译经。

明代佛经译者只有智光等一二人, 译了很少几部佛经。至此, 梵经汉译, 已是月落鸟静。

三、基督教翻译

大约公元633年 (唐贞观九年) , 一批以阿罗本主教 (Bishop Alopen) 为首的聂斯多尼派 (Nestorianism) 教士从波斯 (现称伊朗) 来到中国长安 (现今西安) 传教, 传入中国的聂斯托利派被称为景教。在敦煌石窟发现的「尊经」中「诸经目录」, 记载当时已有35部经典译成中文。公元845年唐武宗灭佛, 景教也从此销声匿迹。

13世纪中叶, 天主教传教士——孟高维诺主教 (Bishop John of Montecorvino O.F.M.) 于1294年被教宗尼阁四世 (Nicholas IV) 委任为特使, 带着教宗给元世祖忽必烈的亲笔信抵达汗八里 (北京) 。他随即获许在元朝帝国境内传教, 史称也里可温教即天主教。他在中国除传教外, 也有翻译的工作。他曾在公元1305年给教廷的信件中提及他已将新约及圣咏译成了鞑靼人 (今称为蒙古人) 的通用语言, 并且采用于礼仪及宣讲中。然而这些译本一直未见流传。经过元末战乱和王朝更替, 也里可温教渐渐地销声匿迹。

16世纪40年代, 葡萄牙耶酥会士沙勿略先后到过中国和日本活动, 他是近代在中国传教的第一人。1583年耶稣会士罗明坚 (Rev. Michel Ruggieri) 及利玛窦 (Rev. Matthaeus Ricci) 到达广东肇庆。罗明坚是第一位以汉语着述的天主教传教士, 他所写的《天主圣教实录》是第一本中文天主教要理书, 成书于1584年。在1676～1680年期间, 耶稣会利类斯神父 (Rev. L. Buglio) 翻译了数本礼仪用的经书, 其中如《弥撒经典》 (Missale Romanum, 1670) 、《司铎日课》 (1674) 、《圣母小日课》 (1676) 、《已亡日课》 (1676) 等, 与《天主圣教实录》同样都只翻译了一些圣经片段。

明末清初在华活动的耶酥会士以利马窦、汤若望、南怀仁三位最知名, 他们为中西科技文化交流作出了突出的贡献。但是他们都没有将事业放在圣经翻译上。

18世纪初在法国外方传教会 (Paris Foreign Mission) 巴设神父 (Rev. J. Basset) 翻译了较为完整的圣经中文译本, 但这本译名为《巴设译本》或《史罗安手抄本》的圣经并未正式付印。

19世纪后期的圣经翻译日渐蓬勃, 更多神职人员, 甚至平信徒皆有分参与其中, 当中有王多默于1875年 (清光绪元年) 翻译的四福音及宗徒大事录, 也未付印。还有李问渔于1897年译就的《新经全集》, 《四史圣经》 (1900) 及《宗徒大事录》 (1907) 。之后较有名的译本有:马相伯的《新史合编直讲》 (1913 ) 、《救世福音》 (1949 ) ;萧静山译的《四福音》、《新经全集》 (1922 ) ;吴经熊译的《圣咏释义初稿》、《福音》及《新经全集》 (1946) 。

基督教传教士马礼逊于1807年来华, 即着手翻译圣经, 于1813年将新约译好;旧约部份与米怜合译, 至1819年完成所有翻译, 整本圣经在1823年于马六甲出版, 名为《神天圣书》。马礼逊自言较着重“正确明了原文的意义、感觉与精神、用普通大众的文字;避免使用宗教与哲学专门名词”。

《思高圣经》 (思高译本现今最通用的名称) 的翻译工作由意大利人雷永明 (Rev. Gabrielle Allegra O.F.M.) 主持翻译, 并组织一个有华人参与的圣经学会, 帮助他修改译稿, 这个学会诞生于1945年, 正式成员有李士渔及李志先, 非正式成员为万次章、李玉堂及刘绪堂。他们修改雷神父译的《圣咏集》, 并于1946年完成并出版。

四、对比研究

通过比较佛教与基督教翻译的过程, 笔者发现佛教之所以比基督教传播的广泛和深入, 佛教在翻译领域上有以下几点优势:

1.译者

通过对比, 笔者发现, 佛经的翻译力量, 主要是两部分人。一部分是从西方来中国的僧侣, 另一部分是西行求法的中国僧侣。而基督教的翻译方式为外国人主译, 华士润色;或中外合译;少见国人主译之书籍。

2.机构

十六国时期成立的长安译场是中国官译的开始, 佛经翻译由私译转向官译。从私译转入官译, 表明佛经翻译从此获得国家财力支持, 资金来源方面已无后顾之忧, 佛经翻译自道安开始繁荣兴盛也就顺理成章。相比之下, 基督教在圣经翻译方面几乎没有成立过专门的国家机构, 也没有得到过国家财政支持, 翻译力量可想而知。

3.理论

我国佛经翻译从《安般守意经》开始, 到前秦为止, 基本上都是采用直译法。道安善于总结经验, 在《摩诃钵罗若波罗蜜经钞序》里提出了著名的“五失本”、“三不易”的理论, 开翻译标准讨论的先河。

十六国时期鸠摩罗什主张意译, 改正了过去音译的弱点, 他精通华梵两种语言, 主张翻译时只要不违原义, 对原文形式毋须复制。说:“改梵为秦, 失其藻蔚, 虽得大意, 殊隔文体, 有似嚼饭与人, 非徒失味, 乃令呕秽也。”鸠摩罗什开了意译的先锋, 并提倡译者署名, 以负文责。

玄奘他制定了“五不翻”的原则, 主张以“信”为主。他的特点是直译和意译相结合, 明确地提出翻译的标准既须求真, 又须喻俗, 意思就是译文要忠实准确, 通俗易懂。

反观基督教的翻译过程, 基督教传入之初国人名士大多不精通西文, 或由外国人口译, 他们笔述;或西士笔译, 他们润色;或共事合作。因此, 没有给后人留下有关翻译的理论著作, 但圣经翻译过程中并非无规则可寻, 在《思高圣经》译本、《国语和合译本》、 《神天圣书》、吕振中译的《新约全书》中都制定了翻译原则。

4.数量与范围。

我国古代佛教翻译的对象主要是印度佛经, 而且数量惊人。东汉时期, 安清 (安世高) 来到中国洛阳, 翻译了30部41卷佛经;月支派里的竺法护是杰出的翻译家, 他译了175部佛经;鸠摩罗什的译著有《金刚经》、《维摩经》、《法华经》、《中观论》、《十二门论》、《百论》等三百余卷;南北朝时期, 印度佛教学者真谛来到中国, 译了49部经书;玄奘回国后在大慈恩寺内领导几千弟子从事佛经翻译, 共译出75部, 1335卷经文;宋朝“从太平兴国七年起, 逐年都译新经, 继续到天圣五年 (公元1027年) , 译出五百余卷”。据黄心川在《印度佛教哲学》中的统计, 现有佛经中可以确定为译自印度次大陆的佛经达1 500多种, 5 700多卷, 再加上失佚的卷本, 佛经翻译曾经的辉煌可见一斑。

而基督教在中国并不专一于宗教翻译, 耶稣会传教士在华200年间, 他们除了翻译基督教经籍之外, 还与我国知识分子合作, 译介了大量的西方科学著作, 包括天文学、数学、物理学和采矿冶金等学科, 共计翻译西书437种, 其中纯属宗教的书籍251种, 占总数57%;属真然科学书籍 (包括数学、天文、生物、医学等) 131种, 占总数30%;属人文科学者 (包括地理、语言文学、哲学、教育等) 55种, 占总数的13%。

五、结论

通过上述对比研究, 我们可以发现, 无论在翻译的规模, 持续的时间, 翻译的数量以及对翻译理论的研究与应用等方面, 基督教都无法与佛教相提并论。因此, 虽然在传播的广度与深度上, 造成佛教优于基督教的因素很多, 但是翻译行为本身是造成这种差别的原因之一, 是显而易见的。

摘要：佛教与基督教都是外来宗教, 但是佛教与基督教在中国传播的广度与深度却有很大的差别, 造成两种宗教传播差别的原因很多。从各自翻译史的角度来尝试论证翻译过程是造成两者传播差异的重要原因之一。

关键词：佛教翻译,基督教翻译,翻译过程

参考文献

[1]秦家懿, 孔汉思.中国宗教与基督教.北京:三联书店, 1990.

[2]曹琦, 彭耀.世界三大宗教在中国.北京:中国社科院出版社, 1991.

[3]王友三.中国宗教史.山东:齐鲁书社, 1991.

[4][日]镰田茂雄著.简明中国佛教史.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 1986.

燕赵文化对外传播与翻译的关系 篇8

1. 燕赵文化对外传播过程中取得的成绩

1.1 燕赵文化传播途径多样化

河北省对于传播燕赵文化工作是十分用心的, 不但组织多种多样的交流活动, 在文化传播途径上也颇费心思。在科学、教育、新闻、体育等领域加强文化交流的同时, 将河北文化周的主打品牌推向美国、加拿大、韩国、俄罗斯等国家, 不但有戏曲杂技等演出活动也有很多民间的艺术展示, 这些活动都能够将燕赵文化很好的展现在世界人民面前并且获得无数赞誉[2]。

1.2 燕赵文化对外传播的渠道得以拓宽

以新华社河北分社为例, 这是是中国新华社的分支机构, 主要负责记录报道河北省内发生的新闻信息, 燕赵文化通过该窗口传播向全国与世界。同时在这个互联网时代, 利用互联网建立网络宣传的平台进行燕赵文化的宣传也是重中之重。

1.3 燕赵文化学术交流频繁

学术交流是传播燕赵文化的很好的平台, 很多学者以孔子学院为平台, 倡导“文化先导”, 充分运用中文教学, 用文化活动作为辅助, 有意识的突出燕赵文化的特点与元素, 适逢中国传统节日均有相关文化活动的举办, 可以让国人以及外国人看到燕赵文化的精彩。与此同时还积极推广汉语, 让外国人通过语言更加了解中国文化。

2. 燕赵文化对外传播过程中存在的不足

2.1 对翻译工作的重视不够

一个很现实的问题, 河北省文化传播主要依靠汉语, 在很多燕赵文化宣传片中的字幕也是汉语, 大多数没有配备外文解说, 虽然宣传片是很多国人也要看的, 但是通过宣传片的形式将我国文化传播给外国人也是十分必要的手段。

2.2 翻译人才短缺

前文说到对翻译中国不够重视, 也直接导致了翻译人才的短缺。因为对翻译工作的重视力度不够, 没有相应的体制来保证燕赵文化翻译工作的进行, 在很多对外的宣传品中, 翻译出来的字幕存在着很多问题, 如望文生义、扭曲原文等, 这些语言上的障碍会直接影响到燕赵文化的传播效果。

3. 燕赵文化翻译策略的研究

3.1 燕赵文化的翻译策略

燕赵文化的翻译工作在文化层面需要以异化为主, 一般的纯粹使用归化手法会让国外的读者读起来比较容易, 但是在一定程度上扼杀了燕赵文化的特有性, 这是得不偿失的。文字是用来欣赏的, 外文也是一样, 对于外国读者来说读到中国的燕赵文化应该是一种欣赏与享受的状态, 这需要同时使用异化的手法与归化的手法相结合。

此外, 燕赵文化的翻译工作需要对翻译功能进行分析, 翻译是为了受众服务的, 那么就需要以受众为向导, 努力提高传播的效果, 打响我国的文化口碑, 结合文化的差异性, 了解各国人民的文化背景与文化内涵进行翻译, 让即使与我们没有共同文化背景的人们也能充分的感受燕赵文化的博大精深。

3.2 燕赵文化对外传播翻译工作的建议

其一、人才是根本, 重视我国的翻译人才的培养, 解决我国文化传播过程中翻译人才短缺的问题;其二、政策是保障, 要想把燕赵文化带出国门需要充分依靠政府的力量, 在法律法规与资金投入等方面都要加大支持力度, 推荐翻译工作的开展;其三、燕赵文化翻译传播活动要有理论指导, 专家与学者能够对文化的传播给出很有建设性的建议。

结束语

本文通过分析燕赵文化对外传播与翻译过程中取得的成绩与存在的问题, 提出需要运用异化与归化手法相结合进行翻译工作, 同时多考虑受众不同的文化背景与文化内涵, 提高燕赵文化的传播效果。最后针对目前存在的问题, 给出燕赵文化对外传播翻译工作的合理建议, 即保障优质充足的翻译人才, 加强国家政策保障与专家学者对于文化传播中翻译工作的支持, 以求燕赵文化传播工作能够更加顺利的进行。

参考文献

[1]田国立, 赵春丽, 于宝英等.燕赵文化的对外传播及外译策略探究[J].河北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 2013, 38 (2) :76-79.

《翻译与文化变迁》述评 篇9

1 多角度文化层面的翻译研究

全书共包括四个部分。大部分文章属于“纯理论研究”类别。但如编者在引言中提到的:“由于国情不同, 纯理论研究中的某些趋势如‘ 描述译学 ’和‘ 文化转向 ’在一些国家并不完全适用……因此选入了少量的教学性或规范性的个案研究文章”。[1]第一部分是“翻译——变化的媒介”, 共有3篇论文。第一篇“以伪译促进文化变迁”由以色列翻译学家吉迪恩·图里 (Gideon Toury) 所作。翻译研究从关注译本转向关注翻译与文化之间关系, 在文化转向的过程中图里是一位做出突出贡献的学者。通过对伪译的研究, 他认为翻译是主体文化的产物。在该文中, 图里展示了在特定的文化和历史情境下, 多种伪译被虚构出来, 以满足新的需求, 从而提出翻译在文化规划 (cultur⁃al planning) 中的作用。第二篇“翻译与文化巨变——以南非荷兰语《圣经》翻译个案为例”, 作者雅克布斯·诺德 (Jacobus Naude) 对不同的南非荷兰语《圣经》翻译版本做了全面的研究, 清晰地展示了重大文化文本产生过程与所在社会与文化环境之间的互动关联。诺德将连续的两个《圣经》翻译版本中的特定语句做了详尽的对比分析, 指出在第一个翻译版本中, 译本的用语明显体现为种族隔离正名, 而在新的翻译版本中, 一种全新的种族平等、性别平等的社会意识明显提升。这一点充分体现了翻译与文化环境是如何相互作用影响的。第三篇“文化边疆与中国翻译历史”, 作者孔慧怡 (Eva Hung) 试图为在中国历史上 (公元2-19 世纪) 产生翻译活动的三种文化边疆 (分别是地缘政治边疆、机构边疆即耶稣会传教士群体和社会政治边疆) 做出详细解释, 并追溯文化边疆和文化中心的关系。该文全景展现了2000多年里对中国文化发展产生重大影响的重要翻译活动, 并着重指出大部分的文化翻译工作并非由中国的译者发起和完成。

第二部分是“文化透视与翻译”, 研究在特定文化环境中, 翻译是如何完成以及如何被理解的。第一篇论文“将中国文化翻译到美国南部:浸礼会传教士与中华帝国 (1845-1911) ”, 作者Ray Granade (雷·格拉内德) 与Tom Greer (汤姆·格里尔) 关注翻译作为另一事物的再现方式的话题。两位作者对在中国传教的浸礼会信徒研究颇深。19世纪的浸礼会传教士必须告知他们在美国的委托人其在中国的传教情况, 不仅仅是为了跨文化交流, 更重要的是证明他们的传教工作实有效果, 以得到赞助资金维持后续工作。该文详细叙述了传教士们在描绘中国时所聚焦的领域以及背后的深层原因。第二篇是“关于‘identi⁃ty’一词的翻译”。“identity”和“self”是美国文化特有的语词, 具有丰富的文化内涵。作者Eva Richter (伊娃里克特) 和Bailin Song由自身经验发现“identity”和“self”的概念通常难以被中国学生理解。作者利用美国文化中具有代表性的三个文学文本, 探讨各文本中“identity”所体现的含义, 并通过请掌握中英双语的数名中国人对文本中的关键词句进行翻译, 体现出将文化概念带入中国文化的重重困难, 旨在为中美文化的相互理解架起桥梁, 提供新思路。第三篇《翻译与民族文化:戏剧翻译的个案研究》。作者Alain Piette (阿兰·皮埃特) 以比利时著名剧作家克罗姆林克 (Crommelynck) 的作品在英美颇受冷遇的现象为切入点, 通过引用戏剧评论并将两种文化的戏剧传统差异进行对比, 探讨其原因是否因为克罗姆林克作品中的闹剧元素对于英美观众过于陌生, 因此无法得到欣赏。该文与第二篇文章相似, 都探讨了当把某一文化所特有的概念和风格翻译到另一文化当中时, 由于该概念与风格对于另一文化而言是“异物”, 从而影响了翻译的选择过程。

第三部分是“日本翻译经验”。专辟一部分介绍日本的经验有两点原因:一是日本文化长期以来模仿他国的文化, 最初是中国, 19世纪中叶以后转向西方, 而且使用翻译作品来促进自身的文化发展;二是日本的翻译准则 (translation norms) 与其所模仿的文化现有的翻译准则差异颇多, 传统上不仅容忍、而且偏向以原语为中心的翻译 (source-oriented translation) 。第一篇论文《关于18世纪日本的中文翻译的重新构想》首先详细介绍了日本早期接受汉语文本的方式——汉文训读 (漢文訓読, kambun kundoku) , 即给中文汉字加上日语读音和名为训点 (kunten) 的阅读符号, 使其符合日语的句法。作者经过深入研究, 发现汉文训读是否可以作为一种翻译方式的讨论仍众说纷纭, 难有定论, 以表格的形式将汉文训读与“常规”翻译做了详细对比。该文的研究对于探索影响翻译规范的因素颇有启示意义。第二篇是《日本的翻译腔》。传统来说, “翻译腔”并不是一个重要的问题, 因为在日本, 约定俗成的翻译规范是翻译文本应当与用日语写成的作品不同。然而在20世纪的八九十年代, 当翻译作品的受众由上层社会扩展到普通大众, 人们开始讨论翻译腔接受度的问题, 翻译规范由“充分性”转向“可接受性”。作者友里古野 (Yuri Furuno) 追溯了关于这场辩论的各家之言, 并发放问卷调查, 确定读者用来区分翻译作品和日语原文的关键因素。第三篇“日本战后翻译文本的选择——对多系统理论特定方面的审视”, 作者松永纪子·沃森 (Noriko Matsuna⁃ga-Watson) 以多系统理论为基础, 以日本1952年以来图书市场内翻译作品的表现的调查为依据, 考察这些翻译作品的源语言、作品类型和作者, 辅以图表和数据, 目的是审视多系统理论用于解释日本战后翻译文本的选择这一问题是否有效合理。然后作者通过对调查数据的分析, 向多系统理论的某些假设提出了质疑。作者还指出, 文学多系统并非独立于其他系统存在, 调查结果显示, 文化、经济、政治等因素不仅会影响翻译的选择与接收, 而且因国家不同而有区别, 因时代不同而有差异。

第四部分是“中国翻译的个案研究”。 第一篇《转折时期的翻译——可变因素与固定因素》, 林戊荪先生以资深翻译者的视角剖析了新时期下翻译市场面临的七大趋势, 以及涌现的各种新式翻译工具, 分别提出了翻译实践与教学活动中的可变因素与固定因素。他指出, 翻译领域的扩展等为翻译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挑战, 为应对挑战必须有新的举措, 如使学生熟悉新领域的知识, 熟练使用新工具等, 即作者所言的翻译实践与教学活动中的可变因素。此外, 作者认为扎实的翻译技巧是翻译实践与教学活动中的固定因素, 同样非常重要。第二篇《翻译中的注释问题》, 韩加明探讨了在不同情境下、翻译不同文学文本时的注释使用问题。他认为, 注释是翻译中重要的工具, 但并非注释越多, 翻译质量越高, 对读者理解文本至关重要的注释才应该添加。作者通过对《汤姆·琼斯》张谷若译本注释的分析, 指出有的注释并非必要存在。之后基于自身的翻译经验, 将必要的注释分为三大类, 并提出影响注释的因素有对文本的推敲、目标读者群、翻译合同和法定义务等。

2《翻译与文化变迁》的特色及缺憾

《翻译与文化变迁》读来既开阔眼界, 也不枯燥乏味, 这同其自身的特色有关, 主要有三点特色。第一是话题多元、角度各异。研究的话题涵盖了伪译、圣经翻译、文化边疆、戏剧翻译、翻译腔等问题。时间跨度既有着眼于某一地区特定历史阶段的, 也有如编者对中国2000 余年翻译活动梳理的大手笔。而地域方面则横跨了亚欧非大陆。各作者或谈古论今、或聚焦异域、或精思妙论, 开阔了研究者的思路, 引起了读者的兴趣。翻译研究的文化途径引入了各种理论, 如《以伪译促进文化变迁》一文借鉴了埃文-佐哈尔 (Even-Zohar) 文化规划理念, “翻译与文化巨变”借鉴了赫曼斯 (Hermans) 的操控理论, 《文化边疆与中国翻译历史》的研究带有跨学科性质, 借鉴了皮姆 (An⁃thony Pym) 的《翻译史研究方法》, “关于18 世纪日本的中文翻译的重新构想”则融合了巴斯奈特 (Bassnett) 和赫曼斯等多位学者关于后殖民主义的论述, “日本的翻译腔”中引用了图里的描述译学理论, 《日本战后翻译文本的选择》吸收了埃文-佐哈尔的多元系统论。

第二是结构清晰、布局合理。全书按话题类型分为四个部分, 前两部分是“翻译——变化的媒介”和“文化透视与翻译”, 由不同国家和文化情境下的翻译研究作支撑, 后两部分集中关注日本和中国的翻译经验。每部分由独立的若干篇文章组成, 文章之间内容不相关联。与艰涩难懂、环环相扣的理论专著或者入门书籍比较起来, 显然此类书籍更易阅读。

第三是深度呼应广度, 发人深省。雅克布斯·诺德根据《圣经》希伯来语或者希腊原文, 仔细比对两个不同历史时期的南非荷兰语译本为自己的推断作支撑。孔慧怡对中国“文化边疆”的分析鞭辟入里, 辅以清晰的地图和翔实的历代西域翻译者名录。伊娃里克特为介绍“Identity”在美国文化中的独特意义, 以三篇典型的文学文本细致分析, 再请数位中国双语者对文本的典型词句进行翻译, 显示文化中术语和专名翻译的难度。松永纪子·沃森收集了自1952年来历年关于小说翻译、畅销书翻译等的大量数据, 从不同角度对数据进行梳理, 比对各个数据和趋势图以验证多元系统论的有效性。

但是作为一本介绍翻译与文化变迁之间关系的书籍, 该书的缺憾之处也十分明显。虽然该书尽量同时顾及深度与广度, 但仅是十余篇文章来阐述有关文化这一庞大的概念, 仍是显得十分淡薄, 不够全面, 未能达到以点及面的效果。所选的文章也并非十分典型, 后两部分关注中国和日本的翻译经验稍显片面。而且从结构上来说, 全书缺乏系统性和条理化。文章虽然按话题类型安插在了四个不同的部分, 但是每一部分中的各篇文章之间的关系并不紧密, 全书缺乏整体性的阐述, 更类似于条目式的排列, 这或许也和其成书的背景有关。也许探讨翻译与文化关系的书籍, 更好的方式是能将其编纂为一本指南性的书籍, 简约明了的介绍相关领域的人物、文献、已取得的成果和遇到的问题。

3 结束语

翻译活动在20 世纪的后半叶才开始得到系统研究, 1972年霍姆斯 (James Holmes) 发表《翻译研究的名与实》, 发出翻译研究的学科创建宣言, 而如今翻译研究作为一门学科的地位已经毋庸置疑。[2]从最初的专注文本分析到现在的翻译目的论、多元系统理论以及描写译学范式等多种理论并存, 翻译研究越来越朝着多元化、跨学科的方向发展。[3]斯内尔-霍恩比 (SnellHornby) 认为, 翻译不仅仅是语言解码的过程, 更是跨文化的交际活动, 强调文化对翻译研究的重要性。[4]如今众多理论各执一词, 研究的对象不断扩展, 研究方法持续革新, 翻译考虑的因素纷繁复杂, 与其他学科的牵扯日益深入, 在这种情况下, 更需要对过去的经验进行总结反思, 清理爬梳, 展望未来, 探寻新路。本书即是连接翻译研究过去与未来的一颗铺路石, 以期为今后的研究打开新的思路。

参考文献

[2]Holms J.Translated!papers on literary translation and transla-tion studies[M].Amsterdam:Rodopi, 1988.

[3]Munday J.Introducing translation studies:Theories and appli-cations[M].Shanghai: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Press, 20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