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险报酬分析法

风险报酬分析法（精选七篇）

风险报酬分析法 篇1

一、风险与报酬分析法对资产转移确认的影响分析

美国为了解决资产证券化过程中的出售确认这个问题, 先后发布了F A S77《转让人对转让有追索权的应收款的报告义务》、FAS125《金融资产转让和服务以及债务解除的会计处理》、FAS140《金融资产的转移、服务权以及金融负债的解除》等几项会计准则, 发布这些准则的过程体现了美国的会计确认模式从风险与报酬分析法 (Risk and Returns Approach) 向金融合成分析法 (Financial Component Approach) 演变的路径。

按照风险与报酬分析法, 只有当被转让资产上的全部风险和收益都转移了的时候才能对该资产进行终止确认, 即出售出去了。在资产转移过程中, 如果资产转移发起人还保留有资产上的风险和收益, 那么就应该将该次转移认定为是担保融资。风险与报酬分析法是将资产的风险和收益是否完全转移作为资产是否完全转移的判断标准, 但这种方法在处理复杂的金融工具例如资产证券化交易时就遇到了挑战。资产证券化交易中的合约随着金融工具的不断衍生发展, 其并不是一个不可分割的资产组合整体, 而是包含了多个合约集合体, 以便把风险和报酬有效地分散给不同的参与者。在资产证券化中, 发起人经常为了信用增级而保留了被证券化资产的部分风险和收益, 例如发起人为证券持有人或者投资者提供一定的追索权等, 如果按照风险与报酬分析法,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资产的转移就不能达到真实销售的效果了。

风险与报酬分析法对资产转移的确认作了简单而不全面的反映。

风险和报酬指的是被转移资产上未来经济利益流入的风险与报酬, 当交易的形式较为简单的时候, 交易中的风险和报酬是不可分割的, 并且是对应的。在资产转移发生后需要进行终止确认时, 资产上的经济利益要么同时与预期相反, 要么就达到了预期, 此时, 对资产的确认不会导致会计信息的扭曲。这种一刀切式的资产确认方法, 虽然对风险和报酬是完全的转移还是没有完全的转移很容易判断, 但是随着金融技术的发展和交易的复杂化, 风险与报酬分析法将风险和报酬视为整体的原则已经不适应经济金融的发展了, 反而会令会计信息的可信度降低, 例如期权可以使风险和报酬相分离, 卖方选择权使卖方获得价格上涨的报酬, 风险却由买方承担, 买方则相反。

风险与报酬分析方法的另一个缺点是双方交易形式的改变, 会导致对被转移资产确认的不同结果, 即相同效果的交易形式会因为双方的不同交易安排而产生相反的会计确认。例如, 在资产证券化中, 发起人为了提高被证券化资产的信用等级而对其承担10%的信用损失担保, 这样, 发起人就保留了资产上部分的风险和报酬, 按照风险与报酬分析法中以“风险与报酬是否完全转移”作为出售确认的判断标准, 那么, 这项资产证券化的真实销售结构安排将达不到真实销售的效果, 发起人就不能将该资产视为出售, 而是应该将整个资产作为担保融资进行会计处理;但是, 如果发起人是将资产的全部风险与报酬转移出去了, 发起人然后再向独立的第三者购买上述资产10%的信用损失风险, 那么发起人因为不直接承担被转移资产的风险, 其只需要将该资产10%份额的部分确认为担保负债即可, 但就整体的效果上看, 发起人扣除该10%比例后的部分则确认为出售了。

可见, 采用风险与报酬分析方法, 资产转移各方可以通过不同的交易形式安排来达到不同的会计处理、左右会计上对资产的确认和终止, 从而扭曲了会计信息, 损害了会计对交易处理的可比性原则。

最后, 风险与报酬分析法对“资产”的概念有着内在的不一致。美国财务会计准则委员会FASB认为资产是特定实体所控制的、由过去的交易或者事项所引起的未来的经济利益。我国的《企业会计准则》认为资产是企业拥有或者控制的能以货币计量的经济资源。可见, 对资产这个会计要素一般都强调了会计主体对该项资产所拥有的控制权。但是在资产转移过程中采用风险与报酬分析法时, 参与各方可以通过复杂的结构安排来使资产的控制权与它的风险报酬相分开, 这样, 参与方就能对资产的确认进行控制, 增加了会计确认方面的模糊性、实际操作中的难度和主观性。

在美国财务会计准则委员会FASB发布的F A S77《转让人对转让有追索权的应收款的报告义务》中, 认为有追索权的应收款的转让在同时满足下面三个条件时, 才能作为出售来进行会计上的处理, 这三个条件是:

(1) 转让方必须放弃蕴涵在应收款中未来经济利益的控制权, 转让人转让后再无权买回该应收款;

(2) 转让人对于因追索权 (例如坏账和收账费用等) 而产生的负债能够加以合理的估计;

(3) 受让人不能要求转让人重新回购该应收账款, 但是按照追索权条件的要求而进行的除外。

FAS77应用了会计中资产确认的一个很重要概念——控制, 其认为控制权是“同应收账款相关的未来的经济利益”。因此, FAS77确定了由控制的转移而不是风险与报酬的转移来作为判断应收账款确认的标准。但是, FAS77认为只有在转让人将应收账款的全部控制权即未来的经济利益都无条件地转移给受让人时才能作为出售来确认, 如果转让人保留有回购应收账款的权力, 就不能因此确认为出售。

FAS77是从交易的整体来规范应收账款转移的, 它将所有的风险和报酬作为一个整体来考虑, 即使采用了“控制”的概念, 但却没有对控制权下的具体权利进行区分。FAS77虽然允许一定条件下的应收账款回购, 但这也是在不影响交易整体的角度下进行的。

由此可见, 美国财务会计准则委员会FASB发布的FAS77虽然确定了由“控制”的转移而不是由“风险与报酬”的转移来作为判断应收账款转移确认的标准, 但是却又表现出了一定的风险与报酬分析法特点。

在简单的资产转移交易中, 资产的“风险与报酬”同“控制权”是一致的, 风险与报酬的全部转移也就意味着控制权的全部转移和放弃。但是随着金融创新和金融工具的发展, 资产的风险与报酬同控制权的转移出现了不同, 因此承认资产的风险与报酬是可分割的、各个部分是可以独立转移并进行会计上的确认是符合当今金融发展需要的。

由于风险与报酬分析法对资产转移确认的固有缺陷, 因此它已经不适应越来越复杂的金融环境, 并给金融交易的创新造成了一定的障碍。例如, 在资产证券化业务中, 虽然按照风险与报酬的方法可以对被证券化资产的转移进行确认, 但是因为风险与报酬分析法一般不承认资产风险和报酬的可分割性, 这样发起人在转移资产的时候显得不灵活, 并且阻碍了发起人获得被证券化资产剩余收益权的权利, 增加了发起人融资的成本。

会计上对资产转移的确认除了风险与报酬分析法外, 还有金融合成分析法, 该方法就是为适应金融环境的发展而在风险与报酬分析法的基础之上发展起来的。

风险与报酬分析法重视金融交易中的交易形式而不重视交易的实质, 这样就会出现交易各方可以通过交易形式的不同安排而左右金融交易在会计上的处理的现象, 因此, 风险与报酬分析法造成了金融交易的不确定性。而金融合成分析法则克服了这个缺点。按照金融合成分析法, 一项资产的转移能否视为出售, 要看资产的控制权是否转移给了受让方, 而这就取决于交易的实质, 而不管交易的形式。

二、金融合成分析法对资产转移确认的影响分析

为了更好地适应金融交易的发展, 美国财务会计准则委员会FASB在1996年发布了《金融资产转让和服务及债务清偿的会计处理》, 即FAS125。该准则对资产转移的确认采用了金融合成分析法。

在FAS125中, 认为应用金融合成分析法的关键在于:

(1) 一项金融资产提供的经济利益 (一般是收取未来现金流量的权力) 是从作为这项资产的基础合同条款衍生而来的, 控制这些利益的实体应该将之确认为自己的资产;

(2) 如果金融资产被转让而且控制权已被放弃, 则应被视为已出售因而应该终止确认;

(3) 如果转让者未放弃对被转让金融资产的控制, 则这项金融资产应该被视为被抵押, 来担保转让者的一项义务 (因而不应该终止确认) ;

(4) 每一项债务应该由对该债务负主偿义务的实体来确认, 因而, 一个对别的实体的债务进行保证的实体应该只确认它在保证中应承担的债务;

(5) 金融资产和负债的确认不应该受导致它们存在的交易顺序的影响, 除非这些交易的结果使转让者保留了对一项被转让资产的有效控制;

(6) 转让者和受让者对金融资产转让的处理应该相互对称。

“控制”这个概念是金融合成分析法的基石。在FAS125的《财务会计和报告准则》中, 该准则认为:当转让者在交易中受到转让资产的对价而不是受益人权益时, 一项转让者失去控制权的金融资产转让 (全部或部分) 应确认为销售。当且仅当满足以下条件时, 转让者才失去对转让资产的控制权:

(1) 被转让资产已经与转让者分离——假定置于转让者以及其债权人的控制范围之外, 即使其处于破产以及其他接管状态。

(2) a.每位受让者都获得免除限制其利用抵押或交易转让资产而获利的条件的权利;b.受让者是一个合格的特殊目的实体 (qualifying specialpurpose entity, 也即特殊目的载体) , 而且该实体的受益人权益的持有者获得免除限制其利用抵押或交易转让资产而获利的条件的权利。

(3) 转让者没有通过以下途径保留对被转让资产的有效控制:a.一份授权并强调转让者在到期日前回购或赎回被转让资产的协议;b.一份授权转让者回购或赎回被转让资产的协议, 而且该被转让资产不能轻易获得。

FAS125关于“控制权”转移的规定, 显示它坚持了会计中“实质重于形式”的原则。

而对于附有回购或者赎回条件的资产转让, FAS125则认为, 在同时满足以下四个条件时才能认定转让方仍然对被转移资产保留着有效的控制权:

(1) 能够被回购或者赎回的资产和被转让的资产是完全一样的, 或者几乎是完全一样的;

(2) 即使是受让人违约, 转让人也能够按照既定的条件回购或者赎回被转移的资产;

(3) 在到期日前发生的重新回购或者赎回的行为是以一个固定的或者可以确定的价格为基础而进行的;

(4) 协议的签订与资产转移是同时发生的。

金融合成分析法更偏向于把资产转移作为出售来进行会计上的处理, 并对因此而产生的新金融工具或者合约及时地加以确认和计量, 改变以往要等到合约实际交割时才进行会计确认的做法, 适应了日益复杂的金融环境, 并为金融交易的创新和管理创造了良好的会计环境。

风险与报酬分析法则偏向于把金融资产转移作为担保融资来处理。因为金融资产的风险和报酬随着金融创新的发展是可以分散的, 这样以风险和报酬作为判断资产出售与否的基础增加了资产转移确认的不确定性, 损害了金融资产交易的积极性。

例如, 在资产证券化中, 以金融合成分析法来判断被证券化资产是否出售是很重要的, 因为控制权的放弃与否同发起人保留了多少被证券化资产的风险和报酬是不同的概念, 而判断被证券化资产是不是出售是以控制权为标准的, 这样, 发起人就可以在放弃控制权的前提下, 保留一定的风险和报酬, 并将其保留的风险和报酬视为被证券化资产转移合约的产物, 按照新的金融工具加以确认。所以, 金融合成分析法为发起人在以出售方式转移被证券化资产的时候, 既能够满足在会计上的真实销售效果, 又可以保留一定的风险和报酬以降低融资成本。

三、我国会计准则中关于资产转移确认的分析

综上所述, 美国财务会计准则委员会FASB为适应金融环境的发展, 在资产转移的会计确认问题上, 进行了逐步的制定、补充和修改, 尤其是有关资产转移在会计确认上的金融合成分析法, 更是顺应了一些新型金融工具比如资产证券化业务的发展。以被证券化资产控制权的转移作为判断真实销售效果的标准, 为发起人保留一定资产上的风险和报酬提供了可能。美国财务会计准则委员会FASB制定的一些会计准则体现了对金融工具本质的更深入的认识, 并保证了这些新型金融工具中资产转移的会计确认。

从我国目前的一些会计准则来看, 我国对资产的确认正在由风险与报酬分析法向金融合成分析法逐步过渡。

我国2000年《企业会计制度》第12条规定:“资产, 是指过去的交易、事项形成并由企业拥有或控制的资源, 该资源预期会给企业带来经济利益。”对于其中的“控制”一说, 《企业会计制度》则进一步解释为, “所谓控制是指虽然本企业并不拥有该项资产的所有权, 但是该资产上的收益和风险已经由本企业所承担。”从这些规定中可以看出, 当时我国对资产中“控制”的理解很模糊, 等同了风险和报酬的概念。

在2006年《企业会计准则》中对资产确认原则进行了修订, 第20条规定:“资产是指企业过去的交易或者事项形成的、由企业拥有或者控制的、预期会给企业带来经济利益的资源”, “由企业拥有或者控制, 是指企业享有某项资源的所有权, 或者虽然不享有某项资源的所有权, 但该资源能被企业所控制。”对比2000年和2006年, 我国对资产的确认原则放弃了2003年《企业会计制度》中资产确认的风险和报酬概念, 强化了“控制”概念, 这一细微变化, 表明我国会计中对资产确认的理念已经同国际会计准则接轨, 正在由风险与报酬分析法向金融合成分析法逐步转变。

但是, 在2006年《企业会计准则》中《企业会计准则第23号——金融资产转移》第7条中规定:“企业已将金融资产所有权上几乎所有的风险和报酬转移给转入方的, 应当终止确认该金融资产;保留了金融资产所有权上几乎所有的风险和报酬的, 不应当终止确认该金融资产。”显示我国企业会计准则并没有完全采取金融合成分析法的理念, 笔者认为这可能出于一定连续性的原因, 避免会计准则过大变动会带来很大的影响。

另外, 我国财政部在2003年5月15日颁布的《关于企业与银行等金融机构之间从事应收债权融资等有关业务会计处理的暂行规定》 (财会[2003]14号) 中, 也是以“追索权”作为资产转移的判断标准, 即企业只有以不附追索权的方式将应收债权转移给银行时, 企业才能将其确认为“出售”并进行表外处理;否则, 企业只能将应收债权作为借款的质押物来进行会计处理。

总之, 我国会计上对资产的确认原则采取的仍然是风险与报酬分析法, 而不是偏向于将资产转让视为出售的金融合成分析法, 这种现象和我国金融工具的创新度较低有关, 但新的会计准则已经部分采纳了金融合成分析法的理念, 显示我国会计准则正在逐步由风险与报酬分析法向金融合成分析法转变。

四、结论

财务风险本质与报酬关系探讨 篇2

对风险不同认识大致分为三种:一种是强调风险损失的“危险损失观”, 认为风险是可能发生的未来危险和损失;一种是强调差异性的“结果差异观”, 认为风险是实际结果与预计结果之间的差异;还有一种则强调事件不确定性的用“不确定性观”, 认为风险是事件的未来不确定性。现代普遍观点是, 用“不确定性”来归纳风险更具有普遍代表性。通常对风险认识遵循“不确定性”观。

不确定性分为客观不确定性和主观不确定性。客观不确定性是客观存在的未来可能性, 是指事件结果本身的不确定, 主观不确定性是主观预计的未来可能性, 是对事件认识的不确定。而一个事件要成为风险事件, 必须是客观不确定性和主观不确定性的结合。

不确定性只是风险产生的前提条件。客观确定性提供出结果差异的前提条件, 而主观不确定性提供感受结果差异的前提条件。人们对于未来结果的期望, 源于客观不确定性及其结果差异的存在, 也包含了主观不确定性提供的衡量和感受风险程度的期望标准, 是二重不确定性的综合表述。事件的结果本身没有有利和不利的差别之分, 有利与不利取决于人们的意愿和接受能力, 而有利与不利的性质差别产生了风险。所以, 期望作为人们认为最有可能发生的结果, 理所当然的成为了人们衡量有利或者不利结果的标准, 继而成为风险的判断标准:与期望结果的偏离即可以认定为风险。可以看出不确定性向风险转化的路径:不确定性→期望结果→风险。

风险事件具有自然形态和社会形态两种形态, 自然形态指风险总有其不利的一面, 而社会形态则强调其也有有利的一面。不联系管理行动来谈论风险只是一种危险, 而联系管理行动来谈论风险则是一种价值。风险价值来源于人类的智力劳动, 对未来的预计、判断和控制的管理智力劳动, 它是一种社会转移价值, 是社会报酬的重新分配。一个事物总具有质和量两个方面, 风险价值的“质”, 是凝结在风险事件中的无差别的智力劳动;风险价值的“量”, 是作用于风险事件的有差别的智力劳动量, 即预测偏差。社会预测偏差的程度即是衡量风险价值大小的尺度:当个人预测的偏差程度低于社会预测偏差程度时, 社会还是按照公认偏差程度给予风险价值补偿, 有可能取得超额的风险报酬;当个人预测的偏差程度等于社会预测偏差程度时, 就能够获得正常的、足额的风险价值量;当个人预测的偏差程度高于社会预测偏差程度时, 超出公认预测偏差程度部分得不到社会的承认, 这部分差异得不到风险报酬的补偿, 只能按公认偏差程度取得风险价值量。

财务风险是资本流通的产物。资本流通的始极是货币本金的垫子, 终极是得到价值量增加的货币本金收回, 而资本流通过程的困难就是财务风险形成的过程。随着资本形态的转化, 资本价值风险会从货币资本形态体转移到商品资本形态体, 再转移到货币资本形态体中, 而财务风险也同时在这个过程中转移和积累, 所以财务风险的实质就是资本价值形态转化中的不确定性。在价值形态转化质的方面, 表现为价值形态变换的困难, 例如再投资风险, 资本产出风险等;在量的方面, 表现为资本价值在形态转化中耗损减值, 如购买力风险, 资本支付风险等。

二、财务风险与报酬矛盾

财务风险与报酬之间是存在矛盾的。一方面, 财务风险是实现资本增值的内在障碍, 由于财务风险的存在, 资本增值难以实现。另一方面财务风险又是取得超额增值的外部条件, 没有财务风险的存在, 资本的增值性难以充分实现。

假如每个市场参与者都是理性的经济人, 那么在面对财务风险与报酬的矛盾时, 会做出怎样的选择以保证利益的最大化呢?假定a, b两个投资者面临一个能够取得R元报酬, 如果两个人都选择不冒险, 将平分未来的投资报酬R。如果一个人采用一些特别的管理行动 (冒险) , 可以独占未来投资报酬R, 但为此要付出K元的风险管理成本, 这样, 采取行动的一方实际将得到 (R-K) 的报酬, 但会损失既得的平均利益R/2, 不采取行动的一方取得另一方的风险报酬K。如果两方同时采取风险行动, 则都只能取得 (R/2-K) 的报酬。 (见表1)

同时, 假定a冒风险的概率为p, b冒风险的概率为q, 那么a取得的收益S1和b取得的收益S2分别为:

两者收益最大化的条件是:

所以, 两者的均衡为:p=q= (R/2-K) /K

可以看出, 市场的参与方采取冒险行动的概率与收益和冒险的成本相关。为便于说明, 假设R=1000, K分别为200、300、500、600时, 双方博弈的纳什均衡如表2、表3、表4、表5。

分析上述策略的纳什均衡, 可得出以下结论:

第一, 是否选择风险行动, 要考虑自身的风险承受能力。表2和表5两个博弈的结果完全相反, 就是因为风险代价的大小不同。每一个参与者在做出选择时, 都会考虑自己的风险承受能力, 如果冒风险的代价越大, 那么行动会越趋于保守。

第二, 是否选择风险行动, 要考虑竞争对手的行动。表3和表4两个博弈的结果表明, 风险的选择要考虑竞争对手的行动。由于对手的风险损失可以成为自己的相对风险报酬, 所以当对手冒险时我方可以坐享其成。当对方不采取风险行动时, 我方也可以主动去谋取绝对的风险报酬。

第三, 不能完全舍弃风险。如果双方都采取不冒风险的行动, 则都可以取得无风险的基本报酬, 但如果其中一方采取了冒险的行动, 则我方的基本报酬可能会被他方夺走, 遭到相对的损失。表3中, 选择不冒险的一方将被选择冒险的一方夺取200元的报酬, 其基本报酬遭到了损失。

第四, 选择风险也可能遭受损失。表2中, 如果双方都选择不冒险, 那么分别取得500元的报酬, 会优于双方的均衡选择。这就是个人理性与集体理性的冲突, 每一方的最优选择不一定是集体的最优选择, 竞争的结果可能是两败俱伤。表5中的竞争得到了消除, 这是由于风险代价太大, 双方选择了联合。当经营者的风险代价小或者承受能力强时, 会争夺风险的超额报酬, 而当风险的代价太大时, 收购、兼并、合并等产权经营方式就会得到大家的青睐, 在联合机制中谋取管理、经营和财务协同效应以消除双方摩擦冲突的财务关系风险。

三、财务风险与报酬均衡

根据资本边际效用递减假设, 损失单位资本的效用价值大于增加单位资本的效用价值, 因而可以得出风险厌恶假设。根据风险厌恶假设, 风险越大, 风险厌恶者会要求更高的风险报酬作为补偿, 使风险和报酬达到均衡。风险厌恶假设认为如果风险项目的预期效用低于无风险项目, 投资者会选择无风险项目;如果风险项目的预期效用大于无风险项目, 投资者会选择风险项目;如果风险项目的预期效用与无风险项目相等, 那么两个项目对于投资者来说是没有差异的。因而, 是效用价值在风险和报酬的均衡过程中充当了匹配的标准。

风险与报酬均衡进一步表达为等值效用原则:当风险程度提高时, 报酬要提高到足以使预期效用与原效用相等的水平。风险与报酬均衡的关键是将风险程度转化为风险报酬率。根据等值效用原则, 风险与报酬均衡的标准是效用等值。效用无差异曲线正是报酬与风险均衡所形成的等值效用曲线, 如图1所示:

在投资组合理论出现后, 风险是指投资组合的系统风险。因而, 可以把Q替换为衡量系统风险β。按照资本资产定价模型, 风险与收益之间的关系可由证券市场线来描述:

其中:Ki是必要报酬率, Rf是无风险收益率, (Km-Rf) 是投资者为补偿承担超过无风险收益的平均风险而要求的额外收益。

对于不同的投资项目, 其系统风险的β值是不同的, 因而所要求的风险补偿也将不一样, 最后导致所要求的必要报酬率的不一致。从而使不同的投资项目在风险与报酬上达到了均衡。

参考文献

我国劳动报酬比重变化的实证分析 篇3

关键词：劳动报酬比重,功能收入分配,多元回归分析

经济学研究收入分配问题通常沿着两条主线展开:一是功能收入分配, 也称要素收入分配, 是从生产要素角度研究收入分配规律, 根据各种要素在社会产品生产中所发挥的作用或贡献进行分配, 说明资本、劳动等要素在国民收入中的相对份额, 属于国民收入初次分配;二是规模收入分配, 是从居民个人收入差别和分配公平与否的角度研究收入分配规律, 说明某个或各个阶层的人口或家庭得到的收入份额是多少。规模收入分配与功能收入分配是相互关联的, 由于资本在人口中的分配比重相当不均, 主要的生产和经营资本集中在少数人手中, 而占社会人口绝大多数的劳动者主要通过劳动获得收入, 资本收入份额的增加意味着劳动所得份额的减少, 结果会形成富者越富、贫者越贫的两级分化局面。也就是说功能收入分配差别越大, 规模收入分配差别也越大, 社会最终分配越不均, 因此可以通过改变功能收入分配的格局来缩小个人收入分配的差别。

此外, 在功能收入分配格局中, 劳动份额的高低会直接影响一国或地区经济增长模式和经济增长方式的选择。针对近年来我国劳动报酬占初次分配比重不断下降的现实状况, 党的十七大报告明确提出要“逐步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 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这对于缩小我国个人收入分配差距, 促进投资推动型经济增长向消费拉动型经济增长模式的转变和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向集约型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有重要作用。因此考察我国劳动报酬在国民收入初次分配中格局的变化, 探讨初次分配格局的调整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理论意义。

一、改革开放后我国劳动报酬比重演变的总体描述

1. 关于劳动报酬和劳动报酬比重。

我国统计年鉴中对劳动报酬的概念及统计范畴是这样描述的:“劳动报酬指劳动者因从事生产活动所获得的全部报酬, 包括劳动者获得的各种形式的工资、奖金和津贴, 即包括货币形式的, 也包括实物形式的, 还包括劳动者所享受的公费医疗和医药卫生费、上下班交通补贴、单位支付的社会保险费、住房公积金等。对于个体经济来说, 其所有者获得的劳动报酬和经营利润不易区分, 这两部分统一作为劳动者报酬处理。”也就是说劳动报酬不仅是城乡所有劳动者的劳动收入, 而且还包括了个体经营者的经营性收入。

本文是将全社会劳动者总的劳动报酬在国民生产总值中所占的份额进行分析研究。在不同的社会生产关系中, 要素所有者的地位不同、权利不同, 对生产资料的占有及使用关系的不同, 因而初次分配中所获得的份额也不同。相关数据除特别说明外, 均来自历年《中国统计年鉴》。

2. 我国劳动报酬比重演变的三个阶段。

劳动报酬初次分配比重等于全社会劳动报酬总值与国民生产总值的比。图直观地反映了改革开放后到2007年30年间的劳动报酬比重的变动情况。

数据来源:1978年~2006年数据来自:侯娜.劳动报酬在国民收入中的比例分析[A].全国高等财经院校《资本论》研究会2008年第25届学术年会论文集[C], 2008

2007年的劳动报酬比重根据《中国统计年鉴2008》中的地区生产总值收入法构成项目整理计算而得。

从图中可以看到劳动报酬比重变动的三个阶段:1978年~1986年的上升期, 1987年~1995年的平稳期, 1996年~2007年的下降期。

(1) 第一阶段:急剧上升。19 78年~19 86年是劳动报酬比重快速上升的时期。1978年我国开始逐步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 先后在农村和城市进行了收入分配体制改革, 逐渐打破高度集中和平均主义的分配体制。在广大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 使农民具有生产经营自主权, 充分调动了广大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同时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 国家多次提高粮食、棉和油料作物、糖料作物以及生猪等农副产品收购价格, 控制农业生产资料价格上涨, 取消了农产品的统、派购制度, 使农村居民收入在1978年~1986的年均增长率高达13.69%。在城市推行企业基金制、扩大企业利润留成制、利改税等分配制度改革, 取消了统收统支、统包统管的财政管理体制, 企业开始有自主经营权、分配权和相对独立的经济利益, 同时还实行的一系列的工资及奖金制度改革使工资增长迅速, 大大提高了城市居民收入水平。这一时期劳动报酬的比重提高是恢复劳动报酬在国民收入中应占有的份额, 纠正被扭曲的国民收入分配格局, 是建立在国民经济发展和劳动生产率水平提高的基础上的。

(2) 第二阶段:趋向平稳。19 87年~19 95年间劳动报酬比重基本上在50%上下波动, 变动幅度不大, 处在相对稳定的时期。前一时期劳动报酬份额的增长已经使劳动收入相对经济发展提高到了一个比较合理的水平, 个人收入有了大幅度的增加;与此同时, 我国出现了成本推动型通货膨胀的苗头, 国内物价普遍上升, 1988年通货膨胀率高达18.5%。政府对国民经济运行不得不进行相关调整, 改革建设重点放到治理经济环境, 整顿经济秩序上来。为防止成本推动型通货膨胀对宏观经济的稳定产生不利影响, 同时也为减轻企业负担, 促进企业自身发展, 工资改革步伐放慢, 职工收入增长速度降低;另外因乡镇企业发展速度下降以及农副产品收购价格和集市贸易价格下降, 农民收入增长缓慢。这一阶段可以看作是一个过渡阶段。

(3) 第三阶段:大幅下降。从1996至2007年的12年间, 这是改革的深化期。这一阶段农村劳动力快速向城市转移, 就业竞争激烈, 经济发展突飞猛进, GDP以年均11%的速度增长, 但在同期的就业人口增加8040万人的情况下, 劳动报酬比重却从56%下降到39.7%, 尤其在2002年后, 劳动分配比例加速下降, 降幅达到18.5%。从地区来看, 在全国31个省 (市、自治区) , 除内蒙古、辽宁、浙江和山东4个省 (自治区) 外, 其余27个省 (市、自治区) 劳动报酬的比重都有不同程度的下降。从劳动报酬支付主体看, 企业支付的劳动报酬占初次分配比例下降, 政府支付的劳动报酬比例呈上升态势。与此同时, 我国的基尼系数持续升高, 从1998年开始基尼系数为0.403, 超过0.4的警戒线并逐年上升, 2007年, 中国的基尼系数达到了0.48。劳动报酬比重的下降导致最终消费率不断下降, 投资增长及出口增加成为拉动GDP增长的主要因素。

二、影响劳动报酬比重因素的理论分析

回顾经济学说史, 我们不难看出, 在近300年的工业化进程中, 工资一直是经济学研究的热点问题, 并且形成了丰富多彩的工资理论。其中比较有影响的有古典工资理论、马克思的工资理论、边际生产力工资理论、供求均衡工资理论、集体谈判理论、人力资本工资理论、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分享工资理论等等。这些理论从不同的侧面对工资的形成和决定做了分析和解释。综合上述工资理论及刘易斯的二元经济理论, 我们梳理了劳动分配的影响因素。

1. 劳动力的供求缺口。

马克思的工资理论认为, 工资的本质是劳动力价值或价格的转化形式, 工资的形成受市场供求规律和竞争规律共同制约和影响, 劳动力商品供求关系的改变, 势必引起工资水平的上涨和下跌, 即劳动力商品价格的波动。马歇尔的均衡工资理论认为, 劳动的供给与需求的相互作用共同决定劳动报酬水平:劳动力供过于求将导致劳动力的均衡价格降低, 劳动力供不应求将导致劳动力的均衡价格提高。

2. 劳动者联合谈判力量的强弱。

集体谈判工资理论和现代制度学派工资理论认为, 工会、集体谈判对工资决定过程产生较大的影响。英国剑桥经济学家阿瑟·塞西尔·庇古认为, 当集体交涉决定工资率时, 工资将围绕自由竞争工资率上下浮动, 工会希望把工资率定于竞争工资率之上的某一点而雇主则要求工资率定于竞争工资率之下的某一点, 在工会和雇主双方的“期望点”之间便形成了一个“未确定范围”。双方能够达成协议的工资率只能落在“未确定范围”即上下限之间, 不可能在此范围以外。工资率的具体位置将取决于双方交涉力量的大小和交涉技巧。

3. 劳动者人力资本存量。

个体凭借劳动参与分配所得的多寡更重要的取决于劳动的质量, 即人力资本, 主要由劳动者的受教育程度和工作经验积累形成。人力资本越高, 劳动生产率越高, 边际产出越大, 劳动报酬所得越多。从总体上看也是如此, 发达国家的劳动者普遍受教育程度较高, 因而其获得的劳动报酬也较高, 劳动要素分配的比重较为合理。

4. 二元经济发展水平。

在发展中国家的二元经济结构中, 农业就业人口占全部就业人口的比重较大, 第二和第三产业从业人员占就业总人数的比重较小。根据刘易斯的二元经济理论, 在二元经济向一元经济转变过程中可能会出现劳动报酬比重降低的现象。因为二元经济中农业劳动生产率极低, 农业人均收入也很低, 一般只维持最低生活水平。正是这种生存收入决定了城市部门的工资界限。一旦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完毕, 农业劳动生产率就会提高, 收入水平也会相应提高。因此二元经济的发展中, 虽然资本积累不断增加, 劳动者生产效率提高, 经济高速发展, 但在农村剩余劳动被完全吸收之前, 城市现代部门劳动工资水平难以提高。

三、我国劳动报酬比重下降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

本文将对1996年~2007年我国劳动报酬比重变动的状况及其原因进行实证分析。在前文理论回顾的基础上, 本文建立了一个多元回归模型。回归模型选取了4个可量化的指标进行实证分析, 具体说明如下:

1. 衡量劳动力供求缺口大小的指标可用失业率表示。

供求缺口越大, 失业率越高, 就业压力越大, 就业竞争越激烈。目前, 我国的失业统计无论从制度还是方法上都还很不成熟, 缺乏一个和国际接轨的失业率统计数据。但可以以城镇登记失业率作为我国失业率数据的一个参考。与真实的失业率相比, 城镇登记失业率严重偏低, 但能够反映我国真实失业率的波动情况, 而失业率的波动部分正是本文的模型所需要的。

2. 对劳动者联合谈判的力量我们选择了劳动争议案件的当期受理数量作为度量指标。

这主要根据我国的工会建立和发挥作用的实际情况考虑的, 因为个人与管理层发生纠纷能在企业内部解决, 则代表工人的谈判能力比较强;需要上诉到法院或政府等外部管理层, 则表明劳动者的谈判能力比较弱。另外我国近年来发生的劳动争议案件多是由于劳动报酬偏低或拖欠劳动报酬导致工人不满所致, 劳动争议案件的多少可以在某种程度上表示工人在劳动报酬方面的谈判能力。

3. 对人力资本存量的度量通常采用平均受教育年限。

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一般指6岁及以上人口的平均接受学历教育年数。该指标计算式为: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 (PJ) =6岁及以上人口接受学历教育年数的总和/6岁及以上人口总数= (6×小学文化人数+9×初中文化人数+1 2×高中文化人数+1 6×大学文化人数) /6岁及以上人口总数。本文中1996年~2006年的数据采用了孙旭 (2009) 的计算结果, 2007年的国民平均受教育年限为8.5年。

4. 二元经济发展水平可用二元对比系数来衡量。

二元对比系数指二元经济中农业部门和非农业部门比较劳动生产率的比率。[8]比较劳动生产率是一个部门的产值 (或收入) 比重同劳动力比重的比率, 它反映1%的劳动力在该部门创造的产值 (或收入) 比重。二元对比系数理论上处于0~1之间, 二元对比系数越小, 就表明两部门的差别越大, 即二元性越大。二元对比系数的扩大意味着二元经济结构趋向消解。

本文利用SPSS软件就上述因素对劳动报酬比重的影响做多元回归分析, 以劳动报酬比重Y作为被解释变量, 选取当期案件受理数X1、失业率X2、平均受教育年限X3、二元对比系数X4作为解释变量, 回归模型为Y=a+b1X1+b2X2+b3X3+b4X4+ε。

得到如下回归方程:

R2=0.967, 修正的R2=0.948, Sc=1.3858, F=50.639, D.W=1.585

由以上结果可以看到F检验通过, 表示方程整体显著;但单个变量的回归系数除变量X1外, 其余均不显著, t检验不通过。容忍度和变量膨胀值等指标以及对变量的相关分析都表明模型的自变量之间存在多重共线性问题, 所以要剔除多余变量。

由统计软件得出的变量间的相关系数可知, 劳动报酬比重与当期案件受理数高度负相关 (-0.961) , 说明当期案件受理数的增加对劳动报酬比重下降的影响最显著。而当期案件受理数与失业率及平均受教育年限的相关系数分别为0.87和0.938, 高度正相关。不难理解失业率的增加会导致劳动纠纷的数量的增加, 而且随着受教育年限的增加, 劳动者的维权意识增强, 当期案件受理数也会有所增加。所以考虑将这两个变量剔除。得到如下回归方程:

R2=0.947, 修正的R2=0.935, Dw=2.205, F=79.755

该回归方程判定系数为0.947, 修正的判定系数为0.935, 拟合优度很好, 劳动报酬比重的变动的93.5%可以由当期案件受理数和二元对比系数的变动解释。其中, 当期案件受理数每提高1%, 劳动报酬比重会降低0.64 5%, 二元对比系数提高1%, 劳动报酬比重会降低45.149%。DW值为2.205, 基本不存在自相关问题。显著性检验的F统计量的值为120.638, 对应的P-值为0.000, 表明回归模型通过检验, 具有统计上的意义。

因此, 根据回归分析结果, 自1996年来以来我国劳动报酬比重下降主要是劳动者的弱势地位和城乡二元化程度的加大而引起的。

随着我国市场化改革的进一步深化, 个体、私营、外资等非公有制企业利用市场的调节机制实现产品的生产与再生产, 不断发展壮大。由于资本更多地通过个人、外资等渠道筹集, 资本经营所得也归私人所有, 企业在录用员工、决定工资水平等方面享有很大的自主权, 劳动力处于弱势地位、无力与资方进行平等的谈判。尽管通过法律渠道解决纠纷费时费力, 但当自身利益受到了极大损害时, 劳动者只有选择上诉至法院或者劳动仲裁部门解决纠纷。劳动争议案件的当期受理数量的增加反映了越来越多的劳动者的劳动权益得不到保障, 国民收入更多的流向资本所有者, 资本所得份额增加、劳动报酬比重降低。

城乡二元化不仅由于二者的劳动生产率存在差别, 更因为长久来形成的城乡分割的二元劳动力市场所导致的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拉大造成了恶性循环。劳动力市场被人为分割, 城市的非正规部门成为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的主要力量。而非正规部门的工资界限由农业决定的生存收入决定, 一般只能维持最低生活水平, 在工资制度、员工福利等方面都与正规部门差距很大, 劳动关系不健全, 劳动者甚至连一些最基本的权益都得不到保障, 这使得这些部门就业的劳动力难以得到持续的发展。

此外, 从当期案件受理数与失业率的相关系数0.87可以推断失业率的上升是引起当期案件受理数的上升的主要因素。目前, 我国劳动力数量丰富的禀赋结构并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变化, 随着适龄劳动人口的继续上升, 广大劳动者面临着更为严峻的就业形势, 制定就业优先的政策目标、实现充分就业, 是提高劳动收入份额的一条重要途径。此外, 在拥有大量失业、就业不充分和剩余劳动力的情况下, 劳动者无法有效地利用劳动力市场实现提高个人工资收入, 这样不仅浪费了宝贵的劳动力资源, 而且也不利于改变劳动收入份额下降局面。因此, 产业结构调整要充分体现我国资源禀赋结构要求, 通过大力发展劳动密集型行业和产业, 鼓励支持中小企业和民营企业发展, 创造出更多的就业机会。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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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次分配中劳动报酬比重变动分析 篇4

一、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比重的变化规律

近十年来, 我国经济保持持续快速增长的趋势, 国内生产总值年平均增长率约为7.6%。劳动报酬的增长速度虽然也较大, 年平均增长率约为7.3%, 然而与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速度相比具有一定差距。国内生产总值与劳动报酬的非均衡增长造成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逐年下降, 我国居民收入差距也随之拉大。

(一) 国内生产总值和劳动报酬的变动分析

从图1可以看出, 2001年以来, 我国国内生产总值和劳动报酬均长期保持快速上升的趋势。其中, 国内生产总值从2001年的106766.25 (1) 亿元上升为2011年的521441.11亿元, 增长了3.88倍;劳动报酬从2001年的54934.65亿元上升为2011年的234310.26亿元, 增长了3.26倍。显然, 劳动报酬的增长速度小于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速度, 但是差距不是很大。然而, 2007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与2001年相比增长了1.16倍, 同期劳动报酬只增长了0.71倍, 两者差距明显。与2007年相比, 2011年国内生产总值增长了1.26倍, 低于劳动报酬的1.50倍。

(二) 劳动报酬占GDP比重的变动分析

由图2可知, 根据劳动报酬占GDP比重的变动方向的不同, 2001~2011年这一时期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2001~2007年, 劳动报酬占GDP比重持续下降, 从51.5%下降到39.7%。其中, 2003~2005年劳动报酬占GDP比重下降速度最快, 两年时间内下降了8.2个百分点。第二阶段:2007~2009年, 劳动报酬占GDP比重突然大幅度上升, 两年时间内上涨了6.9个百分点, 这主要是由最低工资标准大幅度上涨引起的。第三阶段:2009~2011年, 劳动报酬占GDP比重再次呈现出下降的趋势。

二、劳动报酬占初次分配比重下降的原因分析

近十年来, 我国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在大多数年份呈现出下降的趋势。结合我国实际情况分析可知, 这主要是由国家政策倾斜、劳动力过剩、产业结构不合理以及政府的失位等因素造成的。

(一) 政策倾斜

改革开放以来, 为了解决资源配置效率和经济效率低下的问题, 我国政府提出了“效率优先、兼顾公平, 初次分配注重效率、再分配注重公平”和“向资本倾斜”的经济政策。这些经济政策的实施在提高经济效率和促进经济增长的同时, 由于过分注重效率和过分重视资本的作用, 出现了“资本侵占劳动”的现象。常进雄、王丹枫 (2011) [2]运用1998年至2009年我国A股上市公司的数据对劳动份额进行了实证研究, 通过运用生产函数估计了劳动对产出的贡献发现, 劳动者所得低于其对产出的贡献, 在企业的初次分配中存在着对劳动者不公的现象。劳动报酬增长速度远远低于资本报酬, 在初次分配中所占比重逐渐下降。由此可知, 国家的政策在初次分配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其向资本的倾斜是我国劳动报酬占初次分配比重不断下降的重要原因。

(二) 劳动力过剩

受市场规律的作用, 职工工资的多少主要取决于劳动力市场上的供求关系, 供小于求则职工工资上涨, 供大于求则职工工资回落。而现阶段, 我国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劳动力严重过剩。根据《中国统计年鉴 (2012) 》, 2011年我国15~64岁人口数达到100283万, 同年就业人口数为76420万, 就业人数约占劳动力人数的76.2%, 劳动力市场上存在大量的待就业人口。这种状况使得劳动者在与企业家的博弈中处于劣势地位, 企业家很容易压低劳动者的报酬, 进而使劳动者的劳动所得低于劳动边际生产率。根据《中国统计年鉴 (2012) 》, 2011年我国城镇单位就业人员的平均工资为41799元, 与2001年相比增加了2.86倍, 而同一时期GDP增加了3.88倍, 两者差距很大, 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也出现较大幅度的下降。由于劳动力过剩导致的职工工资过低已经成为提高我国初次分配中劳动报酬比重的一个重大难题。

(三) 产业结构不合理

目前, 我国经济的增长很大程度上仍然靠投资的拉动, 而企业家投资的方向主要是第二产业中资本密集型产业, 对第三产业特别是能够吸纳大量劳动力的劳动密集型中小企业的投资热情不高。这一结果导致我国产业结构吸收劳动力能力不足, 且资本处于强势地位, 不断侵蚀劳动份额。2003~2005年, 劳动报酬占初次分配比重大幅度下降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资本密集型产业——房地产行业的兴起, 资本盈利能力很高, 劳动份额则相对地减少。根据《中国统计年鉴 (2012) 》, 2011年我国GDP三次产业的结构为28.2%、47.9%、23.9%, 劳动力三个产业结构为34.8%、29.5%、35.7%。这样的产业结构是不合理的:第一产业虽然吸纳了较多的劳动力, 但它在GDP中的占比却不高;第二产业在GDP中的占比非常高, 但其吸纳劳动力的能力却有限;第三产业本是吸纳劳动力的主要渠道和领域, 但它在GDP中的占比却很低。这种产业结构对我国劳动力的就业形成了极大的限制, 进而导致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所占的比重下降。

(四) 政府失位

近年来, 我国各界人士在提高初次分配中劳动份额, 缩小居民收入差距方面做了很多努力, 然而, 效果却不明显。究其原因, 很大程度上是由政府失位引起的, 主要表现在:政策滞后、监管不力和不作为等方面。

1、政策滞后

在劳动力过剩的情况下, 最低工资标准成为企业设定职工薪酬的门槛, 是保证职工收入正常增长的有效措施。然而, 我国的最低工资制度直到2005年才基本在全国范围内设立, 且最低工资标准严重偏低。2011年我国各省市最低月工资标准基本在1000元左右, 不到当地平均工资的40%, 低于国际劳工组织所建议的40~60%。其中, 容纳较多劳动力的北京和上海的最低工资标准只有当地职工平均工资的20%左右, 远低于全国平均水平。

2、监管不力

政府对企业行为监管不力直接损害劳动者的权益, 降低劳动者在企业收益中的比重。私营企业主在高额利润的驱使下人为地压低职工工资, 损害劳动者权益, 而许多地方政府为了确保税收收入能够顺利上缴, 对私营企业主的这种行为视而不见, 甚至充当他们的保护伞, 漠视劳动者权益, 劳动者的劳动所得在企业收益中的比重也不断下降;企业超时用工现象依然严重, 工资增长机制形同虚设。据全国总工会2009年底的调查, 职工月工资与当地最低工资标准相比, 低于当地工资标准的占4.8%, 高出当地工资标准50元以下的占10.9%, 高出50元至100元的占12.5%, 三者合计占28.2%。考虑到超时劳动的普遍性和严重性, 在剔除工时因素后, 制度工时内实际工资在最低工资标准附近的职工更多[3]。

3、不作为

工会组织能够增强劳动者的博弈能力, 有助于改善企业家肆意压低职工工资的现状。Johnson (1975) [4]研究证明, 工会组织对工人工资有明显的正向影响。由于我国劳动力较为分散, 整体素质不高, 依靠自身能力很难建立起有效的工会组织, 政府需要提供一定的帮助。显然, 在这方面我国政府并没有起到应有的作用。

三、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比重的政策建议

(一) 调整产业结构

失业是造成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比重偏低的主要原因之一, 产业结构的不合理将直接导致失业人数的增加。第三产业特别是劳动密集型中小企业能够吸纳大量的劳动力, 减轻我国的就业压力, 对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具有积极作用。因此, 我国政府在制定宏观经济政策时要向第三产业倾斜, 放宽市场准入, 改善投融资环境, 逐步提高第三产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例, 增加就业量。

(二) 提高最低工资标准

最低工资标准是约束企业肆意压低劳动者工资的行为, 有效缓解因劳动力过剩导致的劳动者工资过低的现象。目前, 我国各地区制定的最低工资标准仍然偏低, 劳动者工资增长缓慢。鉴于此, 各地政府需根据当地经济发展状况适度调高最低工资标准, 保证职工收入的增长跟上经济的发展速度。可效仿美国政府的做法, 以消费者购买力作为最低工资标准设定的参考, 保证职工最低工资能够维持其基本生活消费。

(三) 加强劳动者素质建设

提高初次分配中劳动报酬份额的基本前提是劳动在产出中的贡献增加, 劳动贡献的大小与劳动者的人力资本存量密切相关, 社会各界应当通过教育、培训等途径加强劳动者的职业素质建设, 增加资本存量的积累;企业家之所以敢肆无忌惮地压低职工工资的原因之一是劳动者的法律意识薄弱、维权意识较差, 在与资方博弈的开始就认为自己处于劣势。重视劳动者的法律素质建设, 提高其维权意识, 能够提高劳动者的博弈能力, 对提高职工工资具有积极意义。

(四) 发挥政府职能

政府应该充分发挥自己的职能, 努力促进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比重的上升。首先, 政府必须坚决执行国家的相关法律政策, 约束企业的行为, 保障劳动者的权益;其次, 各地政府需要根据当地实际情况制定促进就业的政策, 创造就业岗位帮助剩余劳动力就业;最后, 政府应当尽自己的努力帮助当地劳动者组织建立自己的工会, 改善劳动者的谈判环境。

摘要：国民收入分配失衡已经成为我国经济发展中的一个重要问题, 会降低劳动者的积极性, 影响社会的和谐稳定。造成这一状况的根本原因是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所占比重过低。本文利用收入份额法计算分析2001~2011年我国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所占比重的大小及其变动规律发现, 除少数年份外, 我国劳动报酬占初次分配比重长期处于低位运行且不断下降, 主要是由政策倾斜、劳动力过剩、产业结构不合理以及政府失位等因素引起的。调整产业结构、提高最低工资标准、加强劳动者的素质建设和充分发挥政府职能等是解决这一问题的基本途径。

关键词：劳动报酬,初次分配,产业结构,政府失位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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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李滨生.调整收入分配结构的必要手段[N].人民日报, 2010-05-19 (007) .

内含报酬率法的缺陷分析 篇5

一、不符合股东财富最大化的财务管理目标

在仅有一个投资项目的情况下, 内含报酬率法进行决策符合股东财富最大化的目标。但在多个方案的情况下, 使用内含报酬率法往往会违反股东财富最大化的目标。举例说明, 假定一个企业同时有三个项目可供选择, 项目A和项目B相互排斥, 也就是不能同时选择项目A和项目B, 项目C独立于上述两个项目。各项目及项目组合的现金流量见表1;经计算, 以10%的资本机会成本进行贴现的净现值和各项目的内含报酬率见表2。

如果企业采用内含报酬率法对项目A和项目B进行选择, 企业最终会选择项目A;如果企业考虑各种项目的组合时, 用内含报酬率法, 企业会选择项目B和项目C的组合, 因为该组合的内含报酬率高于项目A和项目C的组合。从股东财富最大化的角度看, 由于项目A的净现值大于项目B, 在项目A和项目B之间进行选择与用内含报酬率法的结果相同;但考虑项目组合时, 项目A和项目C组合的净现值大于项目B和项目C, 而内含报酬率法则会选择报酬率更高的项目B和项目C的组合。用净现值进行的项目组合的判断更为合适, 因为它符合股东财富最大化的财务管理目标。

出现上述矛盾是因为, 净现值为零的内含报酬率是方程

的解, 其中, N为项目存续年限, 为第j年的现金净流量, 内含报酬率为i。项目A与项目C组合的内含报酬率显然不会等于与之和, 由此我们就不能简单的认为因为项目A优于项目B, 用内含报酬率法, 项目A和项目C的组合就必定会优于项目B和项目C的组合, 这是由内含报酬率计算公式的数学特性所形成的内在必然性。但用净现值法就可以这样简单的进行判断。

如果考虑资本约束的条件, 对于互斥的两个项目, 如果资金总量不足, 投资效益再好的项目也无法执行;如果资金总量充足, 互斥项目也有可能会出现内含报酬率高的项目净现值低的情况, 这时企业也应当以净现值为基础进行判断。

二、特殊情况下可以得到多个内含报酬率或没有内含报酬率

假定项目A现金流量见表3:

内含报酬率可以通过以下方程求解:

i=25%或400%, 出现了两个根。如果项目存续期限不只是两年, 那么, 根据笛卡尔的“符号法则”, 多项式根的个数与其符号的变化次数相等。这会使企业求解方程时得到多个解。我们需要根据实际的情况对这些解进行排除, 以得到合理或者正确的解。

还有一种情况就是内含报酬率根本不存在。假定项目A的现金流量见表4:

很显然, 使用任何贴现率, 上述项目的净现值都会大于零。

三、资本机会成本的确定存在较多的障碍

在使用内含报酬率法时, 企业比较的对象是投资项目的内含报酬率和资本的机会成本。在确定资本的机会成本时, 将会存在较多的麻烦。日常经营中, 企业可能会存在多个投资机会, 这时资本的机会成本也将有多个。按照内含报酬率法, 企业需要将这些资本机会成本与项目的内含报酬率进行比较。企业将内含报酬率与这些资本机会成本的最大值进行比较是不合适的。企业需要将这些机会成本进行复杂的计算得出加权平均的资本机会成本, 这当然也需要企业做出更多的无法验证的假设, 增加了计算的难度。如果企业认为项目应当与某种交易证券的期望收益率相比较, 这种交易证券的风险应当与项目相当, 且现金流的时间结构与项目也需完全相同, 这样的交易证券选择起来也非常的麻烦。

综合上述分析, 我们可以得出, 仅一个项目的投资决策, 并且该项目存在内含报酬率的情况下, 可以使用内含报酬率法进行判断, 但前提是要简化对资本机会成本选择的考虑。多个项目的投资决策, 我们应当使用净现值法进行判断选择。总之, 企业应当尽可能的使用净现值法进行投资决策的判断。

摘要：当前, 企业经常使用内含报酬率法进行投资决策, 但该方法存在很多不足, 甚至在很多情况下会得出与净现值法截然相反的结论, 误导投资决策者。本文将对内含报酬率法的缺陷进行分析, 引起广大投资决策者的关注, 并促使其在今后的决策分析中使用更加合理的技术方法。

关键词：内含报酬率法,净现值法,资本机会成本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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净现值法与内含报酬率法比较分析 篇6

一、两种方法的概念及其优缺点

净现值是指一项长期投资方案未来报酬的总现值 (即不包含投资额在内投资方案未来现金净流量的现值之和) 与投资额的现值的差额。净现值法则是根据一项长期投资方案的净现值是否大于零来确定该方案是否可行的一种决策分析方法。若净现值大于零, 说明该方案的投资报酬率大于资金成本, 那么该方案可行;若净现值小于零, 说明该方案的投资报酬率小于资金成本, 那么该方案不可行。净现值法考虑了货币的时间价值, 能够反映各种投资方案的净收益, 但该方法不能揭示各个投资方案本身可能达到的报酬率是多少, 在资本限量的情况下, 只根据各个投资项目净现值的绝对数作出决策还不能实现最大的投资收益。

内含报酬率是指一项长期投资方案实际可望达到的报酬率, 用该报酬率对投资方案未来的现金净流量进行折现, 能使投资方案未来报酬的总现值正好等于该方案投资额的现值, 也就是说, 内含报酬率实际上是一种能使投资方案的净现值等于零的报酬率。内含报酬率法, 则是根据各备选方案的内含报酬率是否高于资金成本来确定该方案是否可行的一种决策分析方法。若内含报酬率大于资金成本, 说明该投资方案的净现值大于零, 那么该方案可行;若内含报酬率小于资金成本, 说明该投资方案的净现值小于零, 那么该方案不可行。如果两个或两个以上相互排斥的备选方案的内含报酬率均大于资金成本, 那么应根据具体情况选取最优方案。内含报酬率法考虑了货币的时间价值, 反映了投资项目本身的实际投资报酬率, 概念也易于理解, 但该方法计算过程比较复杂, 特别是每年现金净流量不相等的投资项目, 要经过反复测算才能计算出内含报酬率, 而且仅用此方法进行决策分析有时会作出错误的选择。

二、两种方法比较分析

(一) 对财富增长的揭示形式方面的差异。

尽管净现值和内含报酬率都是衡量投资项目盈利能力的指标, 但净现值能直接揭示投资项目对企业财富绝对值的影响, 反映投资效益, 使投资决策与股东财富最大化目标保持一致;而内含报酬率与企业财富之间的联系不如净现值明显, 在互斥投资项目决策中甚至有可能得出与股东财富最大化目标不一致的结论, 因为内含报酬率最高的方案净现值不一定最大。如果企业能以现有资金成本获得所需资金, 净现值法能帮助企业充分利用现有资金, 获取最大投资收益。

(二) 再投资假设方面的差异。

净现值法在投资评价中以实际资金成本作为再投资利率, 内含报酬率以项目本身的收益率作为再投资利率。相比而言, 净现值法以实际资金成本作为再投资利率更为科学, 因为投资项目的收益是边际收益, 在市场竞争充分的条件下, 边际收益受产品供求关系影响呈下降趋势, 投资报酬率超出资金成本的现象是暂时的, 超额报酬率会逐步趋向于零。因此, 以高于资金成本的内含报酬率作为再投资利率不符合经济学的一般原理。如果以高于资金成本的内含报酬率作为再投资利率, 必将高估投资项目收益, 是一种不稳健的做法。项目的现金流入可以再投资, 但再投资于原项目的情况很少, 而投资于其他项目的情况居多。因此, 以原投资项目内含报酬率作为再投资利率缺乏客观性, 而净现值法以实际资金成本作为再投资利率, 是对投资收益较为合理的预期。当各年度现金流量正负号出现多次改变时, 内含报酬率有可能存在多重解或无解的情况, 这是数学符号规则运行的结果, 每次现金流量改变符号, 就可能有一个新解出现。而净现值法以固定资金成本作为再投资利率, 从而避免了这一问题。

(三) 指标计算方面的差异。

确定各年现金流量后, 内含报酬率法要求逐步测算项目的投资报酬率。对于每年净现金流量不相等的投资项目, 一般要经过多次测算才能得出结果, 计算过程十分繁琐, 并且还存在一定的误差。而净现值的计算过程则相对较为简单, 计算结果也更准确。如果项目经济寿命期内存在资金成本变动或通货膨胀, 净现值法也比内含报酬率法更易于调整。

虽然净现值法在理论上优于内含报酬率法, 但在实际工作中, 应用净现值法的企业明显少于应用内含报酬率的企业。笔者认为, 引起这种理论与实践之间偏差的原因主要在于折现率。因为采用内含报酬率法进行投资项目评估不需要确定折现率, 只需要根据内含报酬率高低就可以确定投资方案的先后顺序, 从而减轻了实际应用的难度。而且, 内含报酬率作为相对数指标, 能够直观地反映方案本身的获利水平, 且不受其他因素的影响, 有利于不同投资方案之间的直接比较。采用净现值法进行投资项目评估, 正确选择折现率是关键。因为折现率的高低将影响投资方案的优先顺序, 进而影响投资评价的结论。企业可以投资项目的资金成本作为折现率, 也可以投资项目的机会成本作为折现率, 或者以行业平均资金收益率作为折现率。如果选择的折现率过低, 将会使一些经济效益较差的项目通过投资评估, 浪费企业有限的资源;如果选择的折现率过高, 则会导致一些效益较好的项目不能通过投资评估, 从而使企业资金闲置, 不能充分发挥现有资源的作用。正是由于折现率不易确定, 限制了净现值法的应用范围。内含报酬率备受青睐, 还与投资报酬率指标广泛应用于企业经营者业绩考评密不可分。为了提高业绩考评结果, 经营者倾向于选择有利于提高企业经营业绩的投资方案。内含报酬率是方案本身的投资报酬率, 能直观地反映投资方案的实施对企业经营业绩的影响。因此, 投资报酬率指标的风行是内含报酬率得以广泛应用的一个重要原因。

三、互斥投资方案决策分析中评价标准的选择

在单个投资方案是否可行的决策分析中, 净现值法和内含报酬率法能够得到相同的结论, 即净现值大于零的方案, 其内含报酬率必然高于资金成本, 反之亦然。从多个相互排斥的投资方案中选取最优方案是一个比较复杂的问题, 不少人认为在若干个可行方案中内含报酬率最高的方案为最优方案, 对此观点, 笔者不敢苟同, 应具体情况具体分析。有时内含报酬率最高的方案确实是最优方案, 但有时内含报酬率最高的方案未必就是最优方案, 问题的关键是应该以什么指标为标准来选择最优方案, 一旦确定了正确的评价标准, 问题也就迎刃而解了。在互斥投资方案的决策分析中, 有时净现值法与内含报酬率法会得到相同的结论, 即净现值最大的方案其内含报酬率也最高;有时两种方法可能得到相互矛盾的结论, 即净现值最大的方案其内含报酬率却最低。即使两个方案的初始投资和经济寿命都相同, 两种方法所得到的结论仍有可能相反。如本文中的方案B和方案C, 初始投资和经济寿命都相同, 方案B的净现值小于方案C的净现值, 但方案B的内含报酬率高于方案C的内含报酬率。这是因为根据再投资理论, 净现值法假设项目寿命周期内的现金净流量按资金成本再投资, 到项目终了时, B方案的现金净流量的终值为38000× (1+8%) +38000=79040元, 小于C方案的现金净流量的终值80, 000元。在采用同样的资金成本折现的情况下, B方案的净现值也就小于C方案的净现值。而内含报酬率法假设B方案的再投资利率为其本身的报酬率 (17.33%) , 其现金净流量的终值为38000× (1+17.33%) +38000=82585元, 大于C方案的现金净流量的终值80, 000元。因此, 按内含报酬率法会得出B方案优于C方案的结论。 (表1、表2)

可以看出, A方案的净现值最小, 但内含报酬率高于C方案;C方案的内含报酬率最低, 但净现值在三个方案中最大。也就是说, 在多个相互排斥的投资方案的决策分析中, 净现值法与内含报酬率法会得出相互矛盾的结论。笔者认为, 在此情况下, 应以净现值指标作为评价标准, 即净现值最大的方案为最优方案。

参考文献

[1]李天民.现代管理会计学[M].上海:上海立信会计出版社, 2008.

[2]余绪缨.管理会计[M].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 2009.

风险报酬分析法 篇7

一、文献综述

(一) 国外文献

本文所定义的分部经理指企业内部各部门的负责人。关于分部经理报酬方案的研究, 主要集中在报酬方案的影响因素研究, 以及报酬方案与激励效果的相关性研究等方面。边际生产率工资理论认为, 职业经理人的报酬水平取决于经理人的生产率的大小, 并通过公司绩效来衡量职业经理人的生产率。人力资源管理理论多从职业经理人人力资本特性、职业标准和在管理阶层中的层级来解释职业经理人报酬水平的决定。组织行为学主张从行为的标准, 即从职业经理人发生的行为来说明其报酬水平。代理理论主张经理人的报酬将由企业的经营业绩来决定。经理人基础报酬水平 (base pay) 可以用经济学中最普通的“预期”来解释。经理人越努力, 企业的年度业绩越好, 其得到的“预期”价值越高。在实证研究方面, Gerhart&Milkovich (1990) 发现, 基础报酬水平 (base pay) 与员工个人人力资源投资及工作责任正相关;报酬结构 (paymix) 与员工个人人力资源投资及工作责任正相关。在控制员工的个人特点和工作特点的情况下, 组织间在基础报酬水平和报酬结构方面呈现出区别。变动报酬的比例与财务业绩正相关。Holmstrom (1979) 通过允许薪酬契约依赖于y (w, z) 扩展了委托代理模型, 其中w为产出, z为代表其他可观测变量的一个向量。他说明薪酬支付取决于期望得到的管理行为在实际中实际的可能性。这一“信息提供原则”表明薪酬支付以产出w为基础, 不是因为股东偏好较高的产出而是因为w提供了用于确定管理者实际上采取何种行为的信息。公式也明确了薪酬契约中额外绩效度量的作用:这些度量提供了用于估计管理者是否确定采取期望行为的信息。特别是, 如果z包含了对于评估不可观测的努力水平有价值的额外信息, 那么最优契约有y (w, z) 的形式。G.M.Main&Charles A.O’Reilly (1993) 发现薪酬差距与公司规模呈显著正相关关系。Waston (1994) 对UK的97家中小公司的非所有者高管人员的薪酬进行研究, 发现公司的资产规模是显著变量, 能解释大部分薪酬的横截面差异。

(二) 国内文献

中国不少学者的实证结果也发现, 高管人员的现金收入水平与企业规模有显著相关性。魏刚 (2000) 发现薪酬水平与企业规模相关。李增泉 (2000) 进一步证实了魏刚的结论。夏天 (2006) 发现, 不考虑持股的显性报酬 (年薪) 与上市公司的净资产收益率ROE没有显著相关关系;业绩类型和薪酬类型在1%的水平上显著, 即业绩类型对薪酬类型有显著影响。经理人年薪的增长随着上市公司总资产规模的增长具有一致性, 这种弹性效应证明许多经理人正是通过规模扩张来加快业务增长的经营模式来提高公司业绩, 从而能够较大幅度地增加年薪报酬水平, 为我国的职业经理人报酬和企业业绩关系的研究提供了基本的材料。魏刚 (2000) 发现, 我国上市公司的经营绩效与公司高级管理层年薪、公司经营业绩、公司规模、公司所在行业的景气度存在显著的正相关, 与其持股比例存在显著的负相关。

二、研究设计

(一) 研究假设

综上所述, 分部经理报酬方案的影响因素是多方面、多层次的, 是众多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尽管上述国内外研究结果呈现出一定的差异, 但都涉及到将员工特点、组织特点和业绩指标作为影响报酬的重要因素加以研究。我国民营企业分部经理报酬方案的影响因素研究可能和上述研究有共同之处, 也可能存在差别。基于以上分析, 本文提出以下研究假设:

假设1a:基础报酬水平 (base pay) 与分部经理个人工作能力及工作责任正相关

假设1b:报酬结构 (pay mix) 与分部经理个人工作能力及工作责任正相关

假设2a:在控制员工的个人特点和工作特点的情况下, 基础报酬水平与组织特点之一企业规模相关

假设2b:在控制员工的个人特点和工作特点的情况下, 报酬结构与组织特点之一企业规模相关

假设3a:在不考虑组织特点的情况下, 资产报酬率与分部经理基础报酬水平 (base pay) 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 企业业绩随着分部经理基础报酬水平 (base pay) 的增加而上升

假设3b:在不考虑组织特点的情况下, 资产报酬率与分部经理报酬结构 (pay mix) 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

假设3c:在不考虑组织特点的情况下, 人均销售收入与分部经理基础报酬水平 (base pay) 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

假设3d:在不考虑组织特点的情况下, 人均销售收入与分部经理报酬结构 (pay mix) 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

假设3e:在不考虑组织特点的情况下, 利润与分部经理基础报酬水平 (base pay) 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

假设3f:在不考虑组织特点的情况下, 利润与分部经理报酬结构 (pay mix) 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

(二) 变量选取

本文数据需要采取问卷调查的方式从民营企业取得, 所以, 如果数据过多, 则问卷回收率可能会降低。从这个考虑出发, 本文采用简洁的五级度量的方法来计量各变量。解释变量是报酬水平的相关变量, 按利克特多项目量度方法确定。考虑到问卷数据的可收集性, 从员工特点、组织特点、财务业绩三个方面选取有代表性的变量进行研究。第一, 员工特点:员工特点是影响报酬方案的内生因素, 它表现为分部经理的工作能力和工作责任, 并和分部经理的努力程度密切相关。按照激励理论中的路径-目标理论, 高薪应该是经理人努力带来的公司绩效提升的必然结果, 换句话说, 良性的激励机制应该是经理人努力带来业绩越好, 经理人的薪酬越高;而不是薪酬越高, 经理人的业绩越好。而委托代理理论则认为, 委托人和代理人之间的信息不对称和风险偏好的差异使得代理人的风险规避程度不易直接观测, 代理人努力的成本系数反映了不同努力程度带来的成本大小的敏感性, 主观努力的效果不易衡量, 但是努力实现的客观条件如制度环境、公司规模、市场竞争环境、社会责任等在很大程度上间接反映了代理人努力和风险偏好, 因为公司规模越大, 所处市场竞争越激烈, 职工总人数越多, 领薪与公司业绩联系越紧, 经理人员的工作难度赿大, 需要付出的努力越大, 其报酬相应就比较高。因此, 本文主要关注分部经理工作难度 (低、较低、一般、大、非常大) 、工作努力程度和责任心 (差、较差、一般、强、非常强) 两个项目。第二, 组织特点:根据组织管理理论, 不同规模的企业具有不同的层级结构。规模大的企业具有更多的层次管理结构, 并且每一层都有一个报酬级别, 这就意味着规模大的企业其分部经理的报酬将超过小规模企业分部经理的报酬。为此, 设计如下主要量度项目:企业规模 (很小、小、中等、大、很大) 。第三, 财务业绩:分别考虑绝对数、相对数和平均数三类变量, 具体选取的量度项目如下:资产报酬率高低程度;人均销售收入高低程度;利润高低程度。

(三) 样本选取和数据来源

本文的问卷调查是在西部某省级工商联合会的协助下完成的, 通过该工商联合会的正式公文, 由其所管辖的地区级工商联合会组织本地区范围内规范以上民营企业参加“新税法学习班”, 课题组成员免费授课, 作为回报, 学员填写调查问卷。共有12个地区级工商联合会于2008年1月下旬至2008年3月组织了13个“新税法学习班”, 参加人员都是民营企业的财务主管, 约680人, 本文的调查对象是民营企业生产部门或营销部门的负责人, 让财务主管带回企业, 由企业生产部门或营销部门的负责人填写, 发放调查问卷600份, 收回问卷164份, 其中有效问卷114份, 有效问卷率为19%。

(四) 模型建立

根据前述理论分析, 采用线性回归的方法来检验假设, 建立线性回归模型如下:yit=zit+eit… (1) ;yit=zitA+xitB+witC+eit… (2) 。其中:y为管理人员薪酬水平 (根据不同假设, 选取基本薪酬、薪酬结构等变量) ;Z、X、W为解释变量;A、B、C为系数;e为除解释变量外其他随机扰动因素的影响。

三、实证结果分析

(一) 描述性统计

样本企业分部经理职位分布情况如 (表1) 所示;样本企业的主营业务行业分布情况如 (表2) 所示;企业的规模分布情况如 (表3) 所示。上述样本数据可信度检验采用Cronbach Coefficient Alpha进行检验, , 其中k为所探讨问卷项目个数。检验结果如 (表4) 所示, 从该表可以看出, 不同维度的信度系数大于0.8, 说明调查量表具有较高的信度, 样本通过了内部一致性信度系数检验。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如 (表5) 。可以发现2008年该省民营企业大多为中小企业, 主要分布在服务业, 其次为制造业和矿业。调查对象中大多为中高层分部经理。从基本工资来看, 基本工资平均分值为3.3509, 标准差为1.13654, 属水平中等偏高的工资水平, 但工资差别可能较大。从报酬结构来看, 长期激励水平不高, 居中等或中下水平, 这可能反映出中小民营企业比较注重基本工资激励, 而对长期激励计划考虑不足。从员工特点来看, 民营企业员工的工作难度和技巧居中等水平, 而工作努力程度和责任心的分值中等偏下, 原因可能在于民营企业员工素质还不太高, 精神激励强度不足。从财务业绩来看, 民营企业比较重视利润指标和人均销售收入, 这两个指标均处于中上水平, 但资产报酬率水平低于利润指标和人均销售收入指标, 基本处于中等水平。

Cronbach Coefficient Alpha

(二) 相关性分析

当yit与解释变量不一定是线性关系时用spearman相关更能测度广义的单调关系 (如表6) 。可以看出, 除企业规模与基本工资, 资产报酬率与基本工资之间的相关程度显著外, 其他解释变量与依存变量之间均不存在相关关系。因而除假设2a、3a外, 假设1a、1b、2b、3b、3c、3d、3e、3f均不成立。

(三) 回归分析

为了进一步检验员工工作难度和技巧、员工工作努力程度和责任心对报酬水平的影响, 采用模型 (1) 检验二者的拟合程度 (表7) 。根据 (表7) 对变量数据的拟合优度判断, 各指标的拟合程度很差, 均没有达到0.7以上的标准, 其中解释能力最强的是工作难度和技巧对报酬结构的影响, 它的拟合优度也仅为12%, 说明用工作难度和技巧、工作努力度和责任心反映员工特点, 并用其解释对报酬水平的影响, 其解释性差, 回归模型不具有代表性。进一步检验假设2a、假设3a, 建立假设为:H20:r≤0, H21:r>0;H30:r≤0, H31:r>0。对基本工资和企业规模、基本工资和资产报酬率之间进行单变量回归分析, 结果如 (表8) 。经检验, 显著性水平p分别为0.002、0.000, 拒绝原假设H20和H30, 企业规模与基本工资正相关, 资产报酬率与基本工资正相关。

四、结论与建议

本文研究民营企业分部经理报酬方案的影响因素, 这些因素包括:以员工工作难度和技巧、工作努力程度和责任心反映的员工特点;以企业规模反映的组织特点;财务业绩:分别用资产报酬率、人均销售收入、利润指标衡量。根据114家民营企业的数据, 经过统计分析后, 本文有如下发现:一是员工工作难度和技巧、工作努力程度和责任心与分部经理报酬方案之间不具有统计上的显著相关性, 其原因可能一方面在于工作难度和技巧、工作努力程度和责任心在实践中难以量化, 另一方面也可能在于民营企业的激励机制设计不够合理。二是组织特点中企业规模与分部经理基础报酬之间有正相关关系, 与报酬结构不具有显著相关性, 这可能是由于大部分民营企业比较注重工资等日常短期激励, 而长期激励强度不足。也说明企业规模大小集中反映了分部经理劳动复杂程度的高低, 成为影响民营企业工资制度的一个重要因素。三是财务业绩中, 人均销售收入和利润指标与分部经理报酬之间不具有统计上的显著相关性, 而资产报酬率与分部经理基础报酬之间有正相关关系, 与报酬结构不具有显著相关性。这可能是由于利润数字易受人为操纵, 同时, 也反映出利用财务业绩设计分部经理报酬方案时, 民营企业依然关注的是短期激励。影响我国民营企业长期持续发展的原因很多, 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没有设计并推行科学合理的激励机制。从上述因素分析可以发现, 民营企业采用的主要激励方式依然是工资激励, 激励方式单一, 分部经理的报酬结构不合理, 长短期激励失衡, 侧重于短期激励、物质激励, 其结果是人才流失严重, 导致民营企业“长不大”、“走不远”。因此, 建议民营企业积极探索各种多元化的激励方式, 增强长期报酬的激励力度, 根据企业实际设计与分部经理报酬挂钩的多指标的业绩评价机制, 将物质激励与精神激励相结合, 引导分部经理处理好企业短期利益与长期利益的关系, 促进企业健康、持续发展。

摘要：本文根据114家民营企业的数据研究了民营企业分部经理报酬方案的影响因素, 结果发现, 员工工作难度和技巧、工作努力程度和责任心与分部经理报酬方案之间不具有统计上的显著相关性;企业规模与分部经理基础报酬之间有正相关关系, 与报酬结构不具有显著相关性;财务业绩中, 人均销售收入和利润指标与分部经理报酬之间不具有统计上的显著相关性, 而资产报酬率与分部经理基础报酬之间有正相关关系, 与报酬结构不具有显著相关性。上述发现对于民营企业设计合理、有效的激励方案有重要指导意义。

关键词：分部经理,报酬方案,基础报酬,报酬结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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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李增泉:《激励机制与企业绩效——一项基于上市公司的实证研究》, 《会计研究》2000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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