报酬争议申请的时效

报酬争议申请的时效（精选6篇）

篇1：报酬争议申请的时效

有关报酬争议申请的时效

问：用人单位拖欠、克扣劳动报酬（包括加班报酬）的，其申请劳动仲裁的期限和劳动报酬请求权的时效如何计算？

答：用人单位明示拒绝支付劳动报酬，或承诺另行支付劳动报酬的期限己届满，或劳动者追索劳动报酬被拒绝的，一般可以视为争议己发生，劳动者应在劳动法规定的60天期限内申请劳动仲裁。如果用人单位未明示拒绝支付劳动报酬，或承认欠付劳动报酬，但未明确偿付期日的.，争议发生时间可从劳动者追索之日起算。鉴于劳动部《工资支付暂行规定》明确规定，用人单位必须书面记录支付劳动者工资的数额、时间、领取者的姓名以及签字，并保存2年以上备查，故劳动者在劳动报酬发生争议之日起60日内申请劳动仲裁的，其实体追索劳动报酬的时效以2年为限。追索2年以上的劳动报酬，则以用人单位没有异议为限。

由于劳动法规定当事人申请劳动争议仲裁的期限是60天，所以实践中有的人认为劳动报酬只能保护60天，即，到约定发薪日单位未发工资的，劳动者就应当在次日起60天内主张，否则就不能得到法律保护。我们认为，劳动法规定的60天是申请仲裁的期限，是从争议发生之日起计算。发薪日未发薪，并不意味着争议已发生。故本条作出该规定。申请仲裁的期限是从争议发生之日起计算。从目前实际状况看，用人单位未按时发薪的，大多会作“等经济情况好转再发”、“到某一时间发放，”的承诺。我们认为，这种情况下，劳动者有正当、合理的期待，不应该认为争议已经发生。由于单位处于优势地位，劳动者为保往工作，往往在单位欠薪时忍气吞声，故对争议的发生，可以从宽理解。但由于劳动部规定工资记录保留2年以上备查，故劳动报酬实体追索可以2年为限。当然如果单位有证据证明争议实际已经发生的，则劳动者应当在劳动法规定的60天申请仲裁期限内申请劳动仲裁。

篇2：报酬争议申请的时效

《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41条规定，当事人申请劳动争议仲裁后，可以自行和解，达成和解协议的，可以撤回仲裁申请。

劳动部办公厅《关于已撤诉的劳动争议案件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是否可以再受理的复函》（劳办发[1997]61号）规定：“„„当事人撤诉或者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按撤诉处理的案件，如当事人就同一仲裁请求再次申请仲裁，只要符合受理条件，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应当再次立案审理，申请仲裁时效期间从撤诉之日起重新开始计算。”目前该复函仍然现行有效。因此，当事人达成和解协议而撤回仲裁申请的，如果在重新起算后的仲裁时效内，应可以再申请仲裁，仲裁委员会应予受理。

但2008年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发布的《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办案规则》第38条规定：“申请人收到书面通知，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或者未经仲裁庭同意中途退庭的，可以按撤回仲裁申请处理，申请人重新申请仲裁的，仲裁委员会不予受理”，因此实务中，有的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根据该条规定推理，对撤回仲裁申请再申请仲裁的案例会裁定不予受理。参考法规：

1.《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27条第1款、第2款，第41条； 2.《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办案规则》第10条第2项、第38条、第42条； 3.劳动部办公厅《关于已撤诉的劳动争议案件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是否可以再受理的复函》。例：

23岁的女工王某于2008年3月到北京某纺织集团下属的纺织厂工作，双方签订了劳动合同，期限自2008年3月17日到2010年3月16日。2010年2月16日，纺织厂人事部门向王某发出了《终止劳动合同通知书》，劳动合同期满当日，双方办理了终止劳动合同的手续。

2010年3月26日，王某的爱人刘某到纺织厂人事部，要求纺织厂收回与王某终止劳动合同的决定，并出示了王某在北京红十字朝阳医院早孕8周的超声波检查结果复印件，但上面没有医院公章，提出应将王某的劳动合同期续延至王某哺乳期满。

纺织厂请示上级公司得到的答复是“没有公章，不能作为证明”。得到这个通知，5天后，王某的爱人陪同王某又将加盖了北京妇产医院门诊部诊断证明章的怀孕证明拿到纺织厂，并递交了该证明的复印件。这次公司的答复是：终止合同在先，诊断证明在后，所以不认可这样的诊断证明。

王某只好向当地的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仲裁委员会通知双方开庭后，王某突然接到纺织厂人事部门的电话，说可以将王某的劳动合同期限延至哺乳期满，但具体事项双方再协商，但希望王某撤回仲裁申请。经过协商，王某与纺织厂签订了和解协议：纺织厂延长王某的劳动合同期限至王某哺乳期满，王某同意由纺织厂根据其身体特殊情况调整工作岗位。岗位调整后王某的月工资比原来少了200元。

和解协议达成后，王某撤回了仲裁申请。王某因为身体原因，医院开了一个月的病假，因此没有到纺织厂安排的新岗位上班，但向纺织厂出具了医院的病假证明。1个月后，王某查工资卡时发现纺织厂并没有给自己发病假工资，于是打电话到纺织厂询问，得到的答复是：目前公司没有同意纺织厂和王某的和解协议，厂里正在争取协调。但3个月过去了，王某仍然没有拿到自己的工资，而且没有能到纺织厂正常上班。王某只好重新申请仲裁，当地的仲裁委员会受理了王某的申请，依法裁决纺织厂应继续履行劳动合同，直至王某哺乳期满。解：

本案提示了以下法律要点：

 当事人申请仲裁后，可以撤回仲裁申请；撤回仲裁申请后，当事人可以在法定仲裁时效内，重新申请仲裁。 符合受理条件的，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应予受理。

本案中，王某是在劳动合同终止前怀孕的，根据《劳动合同法》第42条和第45条的规定，纺织厂应该与王某延续劳动合同至王某哺乳期满，王某申请仲裁后，纺织厂要求和解，双方达成和解协议后，王某撤回了仲裁申请，但由于纺织厂没有履行和解协议，王某重新申请了仲裁，并得到了仲裁委员会的支持。操作提示

1）员工和企业达成和解协议而撤回仲裁申请后，在履行过程仍然有可能再次申请仲裁，因此，企业在仲裁阶段与员工达成和解的，最好请求仲裁委根据和解协议制作调解书，这样任何一方均无权就争议事项再次申请仲裁或提起诉讼，避免发生同一纠纷重复参加仲裁的成本。

2）企业需要注意：员工再次申请仲裁的时效是从申请仲裁撤诉之日起算的，而不是从争议发生之日起算。

3）企业申请仲裁后而与员工达成和解协议时，慎用撤回仲裁申请的权利。

篇3：报酬争议申请的时效

【案情】

原告：上海浦江打捞疏浚工程有限公司

被告：上海金色港湾疏浚工程有限公司

2006年12月2日，被告所属“银锄”轮在上海董家渡海事处辖区沉没。为快速处置，海事处征用原告“浦江叁号”、“浦江肆号”两轮前往进行救助作业，至同年12月25日结束。

2011年3月10日左右，原、被告双方派员前往海事处协商救助费用事宜。原告告知海事处双方已对救助费用金额达成了人民币180 000元的意向。被告未提出异议，仅表示目前无法支付。

2011年3月16日，原告向被告出具确认函，明确原告对“银锄”轮进行了探摸、潜水封堵油舱透气孔、钢缆加固等工作，共计24天，救助费用合计人民币180 000元；希望被告尽快支付上述救助费用。该确认函经被告财务负责人朱俊华签字确认后，由原告取回。2012年1月8日，原告再次就欠费问题向被告出具催款函称，救助费用原为人民币503，710元，因事发时被告资金困难，一直未洽谈及支付费用；后2011年3月经海事处调解后，双方经协调决定由被告一次性支付原告应急抢险、守护费用共计人民币180 000元；因被告仍未支付，特此催收。被告员工朱俊华在催款函上签署“朱俊华收”，原件由原告取回。

原告诉称，原告船舶对被告船舶实施了救助作业，并与被告就救助费用金额达成合意，被告应按约定向原告支付救助费用人民币180 000元及相关利息。

被告辩称，原、被告间不存在海难救助合同关系；原告起诉已超过诉讼时效期间，请求驳回原告诉请。

【裁判】

法院经审理认为，原、被告间通过口头形式在救助作业发生后建立起了海难救助合同关系，并约定救助费用金额为人民币180 000元，该合同关系成立且已生效，双方均应按约行使权利并履行义务。现被告不履行约定的救助费用给付义务，已构成违约，理应承担继续履行及赔偿损失的违约责任。时效方面，双方在2011年3月对原告享有的报酬请求权金额进行了约定，其诉讼时效应自原告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被侵害时起计算。由于双方并未约定债务履行期限且未有证据表明被告在本案成讼前明确表示拒绝履行，因此，本案不存在诉讼时效期间已开始起算的问题。即使自此诉讼时效期间开始起算，原告后来出具“确认函”和“催款函”的行为亦应视为主张权利而引起时效中断。

据此，法院判决被告应向原告支付救助费用人民币

180 000元及相关利息损失。

【评析】

海难救助性质特殊，从救助行为发生、结束到最终确定救助费用往往持续较长周期。如何确定救助人报酬请求权行使的时效期间不仅关系到对权利人合法利益的维护，也关系到禁止权利滥用以维护社会交易秩序的诉讼时效制度立法初衷。

关于海难救助的诉讼时效，《海商法》第262条规定：“有关海难救助的请求权，时效期间为二年，自救助作业终止之日起计算。”有学者认为救助作业终止是指遇险船舶或海上财产的全部或部分，经救助作业已脱离危险，并将其拖至安全港口或地点。 由于海难救助往往需要投入大量人力物力，通常会有多方主体参与救助，因此，任何一方救助人的请求权的时效期间都应从针对该事故的全部救助作业结束之日起开始计算。

本案中，原告参与的救助工作于2006年12月25日结束，现有证据也显示，针对被告沉船的打捞工作亦于次年上旬全部结束。在此期间，未有证据证明双方之间存在《海商法》第二百六十七条所规定的“请求人提起诉讼、提交仲裁或者被请求人同意履行义务”等引起时效中断的事由，因此，就《海商法》意义上的海难救助请求权而言，救助人的报酬请求权的确已过诉讼时效。但是，本案的特别之处在于，原、被告曾在诉讼时效结束后的2011年3月对救助费用的金额进行了协商并最终达成具体合意，且被告随后又在原告出具的救助费用确认函和催款函上签字，对上述行为的评价将直接影响法院对被告债务性质的认定。

一、双方的就救助费用协商的行为是否构成被告对诉讼时效利益的放弃？

根据最高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以下简称诉讼时效规定）第22条的规定：“诉讼时效期间届满，当事人一方面向对方当事人作出同意履行义务的意思表示或者自愿履行义务后，又以诉讼时效期间届满为由进行抗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实务中，“债务人以口头方式向权利人明确表示其愿意履行诉讼时效期间届满的债务”通常被认定为属于债务人同意履行诉讼时效期间届满的债务的情形。 本案中，双方在诉讼时效届满后存在就救助费用进行口头协商的行为，被告对180 000元的费用金额亦做了确认，但是双方对被告行为是否属于“明确表示愿意履行债务”存在分歧。被告认为自己仅就费用金额确认，并不承认与原告之间存在债权债务关系，因而更谈不上是同意履行债务。笔者认为，双方对救助费用协商这一行为本身就是对双方存在债权债务关系的确认，而且，双方还在协商之后达成了具体支付金额的合意，说明被告本身亦有履约意愿。试想，如果被告不同意履行支付救助报酬的义务，根本没有必要与被告就费用金额进行协商并确认。因此，即使此时原告的报酬请求权已过诉讼时效，被告亦以同意履行的方式放弃了诉讼时效抗辩权，这一行为的直接法律后果是，债务从自然债务转为完全债务，被告不能再行使诉讼时效抗辩权拒绝给付。

二、被告放弃时效利益后双方的债权债务关系处于何种状态？

债务人向债权人作出愿意履行诉讼时效届满的债务的意思表示，这一行为的法律后果是重新确认原债务还是成立新的债权债务关系法律上没有明确说明。法复[1997]4号《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超过诉讼时效期间当事人达成的还款协议是否应当受法律保护问题的批复》规定：超过诉讼时效期间，当事人双方就原债务达成的还款协议，属于新的债权、债务关系。有学者认为“双方达成书面协议实质是达成一项和解协议，形成一个新的合同。因为和解协议是指在纠纷发生后，双方当事人通过协商互相让步，已达成和解，终止纷争……通过双方达成协议，由债务人继续承担全部或者部分债务，此项债务已非自然债务，乃是一种新债务。” 债权人与债务人就诉讼时效期间已过的债务达成和解协议，约定新的履行期限或者约定新的还款数额，甚至约定新的担保方式。因此，有别于原债务，“成立新的抽象之债。” 但也有观点认为，既然还款协议是基于原债务而产生，故其未脱离原债权债务关系的存在，只是双方当事人通过签订还款协议的方式达成合意，明确表明义务人放弃原债务的诉讼时效抗辩权，使自然债务恢复为完全债务，是对原债务的重新确认。即使还款协议改变了履行期限、债务数额，但这只表明当事人之间对原债务的变更，对原债务达成和解，而并不意味着成立新的债权债务关系。结合本案，在双方2011年3月到海事局协商之前，双方对救助报酬的金额、支付方式并没有达成明确合意，原债务内容本身并不明晰。直至协商结束，双方对费用金额才有了口头合意。在此意义上，债务内容已然发生变更，原告的请求权基础虽源于原来的海难救助法律关系，但请求权内容已经发生了变化，此时认定双方成立新的债权债务关系更为合适。

三、被告在确认函、催款函上签字的行为是否构成诉讼时效中断？

在时效中断认定问题上，《民法通则》与《海商法》的规定各有不同，民法中的时效中断法定事由规定得较为宽泛，只要一方当事人能够证明向债务人提出要求履行的意思表示，就构成时效中断的法定理由。而海商法则规定一定要债务人同意履行债务才构成时效的中断。如前所述，笔者认为被告放弃时效利益后双方实际建立了新的债权债务关系，对于这一法律关系项下的请求权应适用民法中的诉讼时效还是海商法中的诉讼时效有待考究。海商法具有特殊性，某些特殊的法律制度不是建立在普遍适用的民事法律基础之上，而是基于海上特殊风险。以时效中断的规定而言，正是由于海商事纠纷中义务人本身已承担较大的潜在风险，所以才对权利人主张权利的行为苛以更高标准以督促其及时、全面地行使权利。但是，从目前司法价值取向而言，法院更倾向于保护权利人的实体权利而非对其权利睡眠状态苛以责难。因此，对本案中新成立的权利义务内容较为明晰的、债务人给付义务单一的债权债务关系适用较为宽泛的诉讼时效规定更符合时效立法初衷和司法价值取向。因此，原告向被告出具“确认函”和“催款函”这一行为本身就已经构成主张权利而引起时效中断。换言之，即使适用海商法上的时效中断规定，被告在2011年3月16日和2012年1月8日先后在原告出具的“确认函”和“催款函”上签字，也应认定为其“同意履行义务”。对于“义务人同意履行义务”，有学者认为：“应包括义务人承认债务，要求缓期履行，提供担保及表示原因承担责任。” 在原告出具的两份函件中，显示明确的债务金额以及督促被告尽快履约的意图，在此情况下，被告财务人员在函件上签字并交由原告带回，本身就表明了对债务的承认和明确的履行意愿。如果被告有心否定债务存在或者表示拒绝履行，根本没有必要在确认函，尤其是催款函上签字。因此，法院关于被告的签字行为可以引起诉讼时效中断的认定，亦是合情合理。

篇4：工资报酬劳动争议仲裁代理词

首席仲裁员、仲裁员：

我们接受XX县法律援助中心的指派，作为二申请人与被申请人xxxx轻工有限公司劳动争议仲裁一案的代理人，出庭参加仲裁活动。下面，本代理人发表以下代理意见：

本案二申请人在被申请人公司2009年4、5月份，除了4月22日-5月2日回家处理母亲丧事即请丧假外，全部出勤；6月份至11日离开公司出勤10个工作日。上述二申请人在上述时间的工资，被申请人公司没有在其依法终止事实劳动关系时结算支付清楚，拖欠至今。对这些事实，应该说被申请人公司没有否认也无法否认的。现在争议的焦点问题，一个是二申请人在上述时段的工资应该如何计发，二申请人的月工资标准和请丧假工资能否照发；另一个是被申请人公司要否加付拖欠二申请人工资的赔偿金，以及赔偿金的标准、数额应如何确定？ 一、二申请人主张按月基本工资1150元计算上述时段被拖欠的工资包括丧假期间工资按上述标准照发，是有充分的事实和法律依据的。由于被申请人公司没有按照劳动合同法的规定，与二申请人签定劳动合同，双方只是在招工时口头约定月基本工资1150元，超出月工作量定额后另加奖励（因为公司的定额量一般情况下难于超出，所以极小有机会能得到奖励）。口头约定月工资，在不违反法律规定时，自然是有法律效力的；并且在举证阶段，我们已经出示了被申请人公司在发放2009年3月份工资向二申请人提供的一份工资清单，也是被申请人公司财务制作的兼作工资袋的证据，该证据直接证明了该月份二申请人的“基资”即基本工资1150元。由于被申请人公司没有举证也无法举证证明从4月份起改变以前的约定内容，所以以此类推，4、5、6月份的基本工资当然也是1150元了。这是其一。其二，二申请人从4月22日起至5月2日期间丧假工资应该照发，这是法律规定的，劳动法第五十条规定，“劳动者在法定休假日和婚丧假期间以及依法参加社会活动期间，用人单位应当依法支付工资”；原劳动部劳部发[1994]489号《工资支付暂行规定》第十一条更加明确规定，“劳动者依法享受年休假、探亲假、婚假、丧假期间，用人单位应按劳动合同规定的标准支付劳动者工资”。由于二申请人是异地奔丧，除了3天是正式假期外，来回路途时间也要加算，况且5月1、2日也是法定节假日。其三，二申请人6月份10个工作日工资的计算。根据劳动与社会保障部《关于职工全年月平均工作时间和工资折算问题的通知》（劳社部发[2008]3号）第二条规定，日工资：月工资收入÷月计薪天数，月计薪天数=（365天-104天）÷12月＝21.75天，二申请人6月份10个工作日工资为1150元（月基本工资）÷21.75天（国家规定计薪天数）×10天=52.87元/天×10天=528.7元，这样计算与法律规定是相符合的。

综上，二申请人主张被申请人公司支付拖欠工资每人2828.7元既有事实依据，也有法律依据，应得到仲裁庭的支持。

二、申请人基于现行法律规定，主张被申请人公司应加付二申请人拖欠工资的赔偿金各1414.35元是理所当然的。

原劳动部劳部发[1994]489号《工资支付暂行规定》第九条规定，“劳动关系双方依法解除或终止劳动合同时，用人单位应在解除或终止劳动合同时一次付清劳动者工资”。

劳动合同法第八十五条规定，“用人单位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劳动行政部门责令限期支付劳动报酬、加班费或者经济补偿；劳动报酬低于当地最低工资标准的，应当支付其差额部分；逾期不支付的，责令用人单位按应付金额百分之五十以上百分之一百以下的标准向劳动者加付赔偿金：

（一）未按照劳动合同的约定或者国家规定及时足额支付劳动者劳动报酬的；

（二）低于当地最低工资标准支付劳动者工资的；

（三）安排加班不支付加班费的；

篇5：报酬争议申请的时效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解释》)第3 条规定：“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根据《劳动法》第八十二条之规定，以当事人的仲裁申请超过六十日期限为由，作出不予受理的书面裁决、决定或者通知，当事人不服，依法向人民法院起诉的，人民法院应当受理;对确已超过仲裁申请期限，又无不可抗力或者其他正当理由的，依法驳回其诉讼请求。”该条规定将劳动争议仲裁申请人的仲裁申请时效与劳动争议诉讼时效划上等号，以至于造成审判实践中有大量劳动争议诉讼的权益人因超过60日的仲裁申请期限，又无不可抗力或者其他正当理由，被判决驳回诉讼请求而得不到司法上的救济。笔者认为，《解释》的该条规定有进一步商榷的必要，以澄清劳动争议仲裁申诉时效与诉讼时效的关系，切实保护劳动关系当事人各方的合法权益。笔者不揣浅陋，拟就劳动争议仲裁申诉时效与诉讼时效的联系与区别作一探究，以期抛砖引玉，就教于方家。

一、劳动争议仲裁申诉时效与劳动争议诉讼时效的联系与区别

诉讼时效是指民事法律规定的保障权利人通过诉讼实现请求权利的有效期限。在诉讼时效届满后，权利人无权依诉讼程序强制义务人履行义务。在诉讼时效届满后，权利人虽可提起诉讼，但其权利得不到法律保障。故诉讼时效属于消灭时效。劳动争议诉讼时效是指劳动争议关系中的权益主张人在法定期限内不行使权利，即丧失请求人民法院依诉讼程序强制义务人履行义务的权利的法律制度。

劳动争议仲裁申诉时效，是指劳动争议纠纷案件当事人因劳动争议向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提出仲裁申请，要求保护其合法权益的法定期间。劳动争议仲裁申诉时效制度最早出现于国务院1987年7月31日发布的《国营企业劳动争议处理暂行规定》(以下简称《规定》)第十六条中：“当事人向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应当提交书面申请。属于本条规定第二条第一项(因履行劳动合同发生)的劳动争议，当事人应当从争议发生之日起60日内，或者从调解不成之日起30日内，向仲裁委员会提出;属于本规定第二条第二项(因开除、除名、辞退违纪职工发生)的劳动争议，当事人应当自企业公布处理决定之日起15日内向当地仲裁委员会提出。”《规定》对劳动争议仲裁申诉时效进行了分门别类的规定，依据劳动争议的种类分别规定为60日、30日和15日。国务院1993年7月6日发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劳动争议处理条例》(以下简称《条例》)第二十三条规定：“当事人应当从知道或应当知道其权利被侵害之日起六个月内，以书面形式向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当事人因不可抗力或者有其他正当理由超过前款规定的申请仲裁时效的，仲裁委员会应当受理。”《条例》将劳动争议仲裁申诉时效由原来的分门别类规定统一规定为6个月。1994年7月5日颁布的《劳动法》以法律的形式对劳动争议仲裁申诉时效做出了规定。该法第八十二条规定：“提出仲裁要求的一方应当自劳动争议发生之日起60日内向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提出书面申请。”而1995年8月11日劳动部发布的《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若干问题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第85条规定：“‘劳动争议发生之日’是指当事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权利被侵害之日。”

《劳动法》第82条是对《条例》第23条的修改。修改有两点：一是仲裁申请期限的起点由“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权利被侵之日”改为“劳动争议发生之日”;二是仲裁申请期限的长度由6个月改为60日。对于“争议发生之日”作何理解，理论界存在不同观点，概括起来大致有三：1、劳动争议发生之日是指“当事人知道或应当知道其权利被侵害之日。”(这也是劳动部《意见》第85条的规定);2、劳动争议发生之日是指用人单位对劳动者的劳动权利和义务作出处分决定之日;3、争议发生之日是指劳动关系当事人因劳动权利义务问题发生分歧，并有一方向对方明确主张权利(提出解决分歧)遭拒绝之日。

本来“劳动争议发生之日”不等同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权利被侵害之日”，因为争议的发生需要以当事人一方知道其权利被侵害并且能够和敢于或愿意与对方争议为前提，若当事人一方尚不知道其权利被侵害或者虽知道其权利被侵害却不能、不敢或不愿与对方争议，就不可能发生争议。因而《劳动法》第82条才未把“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权利被侵害之日”而把“劳动争议发生之日”规定为60日仲裁申请期限的起点。劳动部的《意见》第85条却仍把“劳动争议发生之日”解释为“当事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权利被侵害之日”。这样，就把《条例》所规定的6个月仲裁申请期限缩短为60日。在如此短的60日期限届满之后，劳动者就丧失了申请仲裁的权利，进而丧失了向法院提起诉讼寻求终极司法救济的权利(虽仍有程序上的起诉权，但依据《解释》第3条的规定，法院受理后经审查确已超过仲裁申请期限，又无不可抗力或者其他正当理由的，则被依法驳回诉讼请求，丧失了实体上的胜诉权)，以致把《劳动法》保护劳动者的作用限制于60日内。这显然不利于对劳动者权益的保护，与劳动法的宗旨不符。从一定程度上讲，《解释》第3条所规定的补救措施是软弱无力的，甚至可以说是没有意义的。①这是因为：(1)《解释》第3条在把仲裁申请期限转化为诉讼时效时并未改变《劳动法》第82条和《意见》第85条所规定的60日期限及其起点(知道或应当知道其权利被侵害之日);(2)对当事人来说，《解释》第3条规定的超过劳动争议诉讼时效的后果与《劳动法》第82条和《条例》第23条所规定的超过仲裁申请期限的后果几乎是一样的，即“不予受理”和“驳回诉讼请求”，都意味着对主张合法权益被侵害的当事人不能给予有效的救济。因此，上述观点一显不可采。第二种观点不利于切实保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因为用人单位相对于劳动者处于强势地位，其对劳动者的劳动权利和义务的处分，可能从利于本单位的角度出发，而致劳动者利益以损害。且该处分决定是否已清楚明白地以合乎规定的方式方法通知到了劳动者不无疑问。

笔者同意上述第三种观点，理由有二：一是最高人民法院在其机关刊物《人民司法》中的“司法信箱”中作了相关解答。“司法信箱”是最高法院各业务庭对全国法院系统疑难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答，虽然是学理解释，不是司法解释，在判决中不能直接作为依据来援引，但由于每个回答都经过各业务庭的集体研究，因此在司法实践中有重要指导和参考意义。《人民司法》第4期上《乙是否超过了仲裁的期限》一文中对《解释》用司法信箱的形式做了符合社会实际的变通。该解答对《劳动法》第82条和《解释》第3条中“劳动争议发生之日”解释为：“注意期限的起算点是劳动争议发生之日，如果仅有企业拖欠职工工资的事实，但双方并无争议，则不发生60日期限的起算问题……如果经审查，发现当事人的仲裁申请是在发生争议之日起60日内提出的，属于仲裁部门决定有误，人民法院应当依法进行案件的实体审理。”司法信箱解释避开了是按《解释》60天，还是按《民法通则》2年诉讼时效的理论难题，认为主要是查清楚“劳动争议发生之日”，将自由裁量权赋予法官。“拖欠事实不等于发生劳动争议”，这个理解比较符合我国国情，因为劳动关系的特殊性，劳动者与用人单位的隶属性造成

了劳动者往往先通过内部反映寻求解决问题，如果这样就造成实体权利的丧失，显然对劳动者极为不公。②二是劳动关系当事人在发生权利义务分歧后，一方向对方明确主张权利(提出解决分歧的意见)遭到拒绝之日方视为双方真正发生争议，此前，双方虽有分歧，但一方容忍或不愿、不敢提出解决争议的要求，不应视为争议已经发生。虽然有人认为这不符合劳动关系及时解决的原则，且往往使双方当事人的举证、仲裁和司法部门对争议事实的确认成为困难，不利于劳动争议的解决，但基于劳动法保护弱者和倡导协商解决争议的特殊性，我们没有理由为求劳动关系的稳定和秩序而强调劳动争议自权益人知道或者应当权益被侵害之日起即为劳动争议发生之日。我们也有理由相信大多数心智正常的劳动关系当事人会选择适当的时机向相对方当事人明确提出要求，而不会等到对方破产、倒闭或容忍上几年甚至几十年才提出要求，我们不能为追求解决争议上的所谓效率而忽视了争议解决的公正性。

在劳动争议案件处理中，对劳动争议仲裁申诉时效与诉讼时效的这两种时效的关系问题出现不同观点，有的认为，《劳动法》第82条对仲裁时效60天的规定就是劳动争议案件的诉讼时效，即认为《劳动法》与《民法通则》是特别法与普通法的关系，劳动争议案件的诉讼时效不应适用《民法通则》所规定的2年的诉讼时效，而应适用《劳动法》关于仲裁申诉时效60日的规定。基于这种认识，诉讼实践中，出现了大量的以权利人超过《劳动法》第82条规定的60日的仲裁时效未向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而迳行判决驳回其诉讼请求的案例。笔者认为这种观点和处理是错误的，错误的原因在于未明晰劳动争议仲裁申诉时效与诉讼时效的联系与区别。

(一)二者的联系

1、二者都属于丧失时效，即超出法定期间就丧失了向有关法定机构请求保护的权利。法律规定这两种时效制度的目的都是为了及时保护权利人的合法权益，同时促使权利人积极行使权利。

2、二者都是法定的，不具有任意性，当事人不得以约定的方式改变。

3、二者规定的都是权利行使或存续的期间，期间届满权利人均丧失一定的权利，但实体权利本身并不消灭。

4、二者都是可变期间，可以中止、中断。

(二)二者的区别

1、二者的性质和期限不同。

诉讼时效是民事审判活动所适用的时效期间。申请劳动仲裁的时效是向劳动争议仲裁机构申请仲裁裁决的法定期间，属带有劳动行政性质的法律规范所适用的时效期间。

在期限上，诉讼时效又有普通时效和特殊时效之分，普通时效为两年。特殊时效方面，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136条规定情形的，诉讼时效为1年。因涉外货物买卖合同争议提起诉讼或仲裁的期限为4年。我国法律所规定的最长诉讼时效为。而申请劳动仲裁的时效，自《劳动法》生效以后为60日(当事人因不可抗力或者有其他正当理由超过60日的除外)。

2、诉讼时效有延长的法律规定，而劳动仲裁时效没有延长的规定。二者虽都有中止、中断的规定，但中止、中断的情形不同。

申诉时效受“迅速、及时”原则的限制，因此不可以延长，而最长诉讼时效可以延长。《民法通则》第137条规定：“诉讼时效期间，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被侵害时起算。但是，从权利被侵害之日起超过20年的，人民法院不予保护 .有特殊情况的，人民法院可以延长诉讼时效期间”。

二者中止的情形不同。申诉时效的中止有三种情形：一是劳动争议当事人在申诉时效期间内向企业劳动争议调解委员会申请调解，从当事人提出申请之日起，申诉时效中止，结束调解之日起，申诉时效继续计算。企业劳动争议调解委员会应当在30日内结束调解，即中止期间最长不得超过30日，调解超过30日的，申诉时效从30日之后的第一天继续计算。二是当事人在申诉时效内因不可抗力或者有其他正当理由时，申诉时效可中止。三是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对其办事机构的未予受理的仲裁申请，认为应当受理的，从当事人申请至受理的期间视为时效中止。

而诉讼时效的中止则不同。《民法通则》第139条规定：“在诉讼时效期间的最后6个月内，因不可抗力或者其他障碍不能行使请求权的，诉讼时效中止，从中止时效的原因消除之日起，诉讼时效继续计算”。

二者中断的情形不同。依据民法原则，时效的中断，是指在时效期限内因法定事由的发生，致使已经进行的时效期限全部归于无效，法定事由消除后，时效重新起算。《劳动法》对劳动争议仲裁申诉时效的中断未做出任何规定。劳动部办公厅劳办发[] 61号《关于已撤诉的劳动争议案件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是否可以再受理的函》规定：“当事人撤诉或者劳动争议委员会按撤诉处理的案件，如果当事人就同一仲裁请求再次申请仲裁，只要符合受理条件，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应当再次立案审理，申请仲裁时效期间自撤诉之日起重新开始计算。”据此，仲裁申诉时效的中断只有一种情形，即权利人在申诉时效期间内向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诉后撤诉或者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按撤诉处理的，申诉时效中断，从撤诉之日起重新开始计算。

而诉讼时效的中断有三种情形：一是因提起诉讼而中断;二是因权利人向义务人主张权利而中断;三是因在诉讼时效期间内，义务人同意履行义务而中断，从中断时起，诉讼时效期间重新计算。

3、时效届满的后果不同。诉讼时效是当事人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其实体权利的期间，期间届满后，权利人丧失的只是实体意义上的诉权即胜诉权，而程序意义上的诉权及实体权利本身并未丧失。仲裁时效是当事人提出仲裁申请的权利，期间届满后，权利人不但程序意义上的仲裁申请权丧失，其实体意义上的仲裁申请权更是无从谈起。

4、适用范围不同。劳动争议仲裁时效适用于劳动争议仲裁程序中，该程序是一种行政程序;而劳动争议诉讼时效适用于人民法院审理劳动争议案件的诉讼程序之中，该程序是一种司法程序。法院对劳动争议案件的受理虽然以仲裁为前提，但法院的审理既不应是对仲裁实体认定正确与否的评定，亦不应适用仲裁期限的规定。③否则，法院以超过仲裁申诉时效为由驳回当事人的诉讼请求，则法律设立劳动争议诉讼程序对超过仲裁申诉时效的当事人就没有任何意义了。

二、几点思考与建议

通过上文对劳动争议仲裁申诉时效与劳动争议诉讼时效的联系和区别的分析，笔者提出以下几点思考和建议：

(一)人民法院应否审查仲裁申请期限?《解释》第三条规定人民法院对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关于当事人仲裁申请已超过六十日时效而做出不予受理的裁决、决定或者通知进行审查，经审查确已超过仲裁申请期限，又无不可抗力或者其他正当理由的，驳回其诉讼请求。笔者认为这种审查是不合法理的。司法审查是人民法院对行政机关的具体行政行为是否合法进行审查。这种审查是行政诉讼的范围，提起的诉讼是行政诉讼，应由人民法院行政审判庭审理，做出的判决、裁定是行政判决或裁定。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按《劳动

法》第八十一条规定，由劳动行政部门代表、同级工会代表、用人单位方面的代表组成。工会是社会团体，用人单位也有企业、事业单位，它们均不是行政机关。由这些代表组成的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自然也不是行政机关。由它做出的裁决、决定或者通知自然也不是行政行为，更谈不上是具体行政行为。因此，对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的裁决、决定或者通知进行司法审查是不合法理的.，此其一。其二，司法审查是行政诉讼，由人民法院行政审判庭适用《行政诉讼法》进行审理，所作的判决、裁定是行政判决或者裁定。法院审理的劳动争议案件是民事案件，适用《民事诉讼法》，做出的判决、裁定是民事判决或者裁定。其三，如果是司法审查的话，就应以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为被告，而人民法院审理的劳动争议案件并不以它为被告，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不是人民法院审理劳动争议案件中的当事人。如果人民法院把《劳动法》第八十三条中规定的当事人对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的裁决不服可以向法院起诉理解为只是对该争议仲裁裁决是否合法进行审查的话，那么从上述的分析可以看出实质上是人民法院理解上的误区。《中国劳动保障报》11月30日刊载的《劳动法》疑难问题研讨会综述谈到，劳动争议仲裁部门和人民法院在处理劳动争议时应引入民法的有关规定，对于劳动者有证据证明曾向单位提出请求，或到行政部门信访举报的，应当按照民法有关诉讼时效的规定，劳动争议申诉时效也可中断，在处理劳动争议时，仲裁部门应当适用60天的时效规定，而法院应当按照民法通则时效两年的规定来审理。⑤

《劳动法》虽为全国人大通过的法律，但却是由劳动部所起草，带有明显的“部门立法”色彩，中间有强烈的部门利益条款。《劳动法》规定设立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仲裁劳动争议，而且劳动争议必须先经它仲裁，然后才可以进入诉讼程序。同时又规定了极短且极不合理的仲裁时效，这些都是为了部门利益。为了本部门的利益而不惜牺牲广大劳动者的合法利益是其特点之一。这样做的结果导致法律偏离了公平和公正的轨道，公平和正义得不到伸张。而人民法院直接适用诉讼时效审理劳动争议案件正可以弥补《劳动法》立法上的瑕疵，伸张公平和正义，而且合情合理合法。按法律适用理论，特别法与一般法都有规定的，且特别法规定不一样的适用特别法。特别法没有规定的，而一般法有规定的适用一般法。《劳动法》作为特别法并没有规定人民法院审理劳动争议案件应适用什么样的时效，也没有规定只是对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的裁决是否合法性进行审查。根据特别法没有规定，一般法有规定应适用一般法的法理原则，人民法院审理劳动争议案件自然应适用《民法通则》的诉讼时效。即普通时效为2年，工伤纠纷适用特殊诉讼为1年，且可以中断、中止和延长，经中断、中止和延长后总的期限最长不超过二十年。

(二)《解释》第3条存在法理上的明显不足，应予废止。

1、《劳动法》第82条和《条例》第23条所规定的仲裁申请期限届满的后果不是实体意义上诉权(胜诉权)的消灭，而是程序意义上诉权(起诉权)的消灭。而《解释》却视仲裁申请期限能够消灭实体意义上的诉权。

2、即使《劳动法》第82条和《条例》第23条规定的仲裁时效有实体意义上权利的消灭效力，也只应适用于仲裁，而《解释》第3条却将其适用于诉讼。

207月1日起施行的《立法法》第八条规定，对于民事基本制度和诉讼仲裁制度应当由全国人大制定法律。劳动者寻求司法救济的权利属于基本的人权，最高人民法院以司法解释的方式规定劳动争议案件的诉讼时效为劳动争议发生之日起60日显属依据不足，有越权立法之嫌。司法解释应与立法的宗旨、目的和立法的原则相一致，不能与之背道而驰。《劳动法》的立法宗旨、立法目的体现在该法的第一条：“保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 ⑥如果仅因为超过了六十天极短且不合理的仲裁申请时效，就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那么保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的立法宗旨和立法目的又如何体现呢?该项规定违反了劳动法保护弱者权益的立法精神，也未考虑到社会实际情况，脱离了劳动争议关系的实际。“在市场经济的条件下，必须十分注意劳动者权利的保护。通过司法程序的补救，不应该也没有必要受行政仲裁申请期限的限制。如果法院的审理也只能服从仲裁申请期间的规定，那么这无异于剥夺了劳动者通过司法程序获得补救的权利。”⑦

(三)仲裁时效的起算应有别于诉讼时效的起算。

《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七条规定：“诉讼时效期间从知道或应当知道权利被侵害时起计算。但是，从权利被侵害之日起超过二十年的，人民法院不予保护。有特殊情况的，人民法院可以延长诉讼时效期间。”第一百四十一条规定：“法律对诉讼时效另有规定的，依照法律规定。”《劳动法》既然仅对劳动争议仲裁申诉时效作出了规定，而未对劳动争议诉讼时效另有规定，那么作为民事案件的一种，劳动争议诉讼时效在当前理应适用《民法通则》所规定的诉讼时效，起算时间也应从知道或应当知道权利被侵害时起计算。在审理中法院也无需再去审查当事人向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是否超过60日的仲裁申诉时效以及有无不可抗力或其他正当理由，仅需审查诉讼时效期间的起点以及诉讼时效在出现了法定中断事由而引起中断。法院审理劳动争议案件，是要审查当事人一方对另一方作出的处理决定是否正确，当事人的诉讼请求是否应予支持，而不是对劳动争议仲裁和会裁决的正确与否作出评判。法院在诉讼阶段再去审查当事人申请仲裁是否超过了仲裁申诉时效，以及有无正当理由，实际是在审查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的不予受理决定书是否正确，这与法院审理劳动争议案件的宗旨是相悖的。⑧劳动争议仲裁申诉时效的起算前文已作分析，在此不再赘述。(作者单位：山东省日照市中级人民法院)

参考文献：

①王全兴、吴文芳：《<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的不足及其完善建议》，载中国民商法律网―商事法学》学者论坛 3月17日;

②褚宸舸：《仲裁时效保护了谁?-质疑我国劳动争议处理有关规定》，载法律教育网 民法论文;

③;孙永金、叶世臣：《论劳动争议仲裁申诉时效的特点及适用》，载《人民司法》第7期第37页;

④于敏：《劳动合同纠纷中违约受害人补救之研究》，载《法学研究》第十九卷第五期第138页;

⑤褚宸舸：《仲裁时效保护了谁?――质疑我国劳动争议处理有关规定》，载法律教育网(www.chinalawedu.com)民法论文;10月23日年10月23日

⑥虽然笔者认为《劳动法》的立法目的应为保护劳动关系当事人各方的合法权益，而不应仅保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但令人遗憾的是，即便如今的规定，贯彻落实起来也往往发生“异化”，损害劳动者合法权益的情形屡见不鲜，高擎起劳动法这面旗帜“难于上青天”，这不能不说是一种讽刺和调侃;

⑦于敏：《劳动合同纠纷中违约受害人补救之研究》，载《法学研究》19第十九卷第五期第141页;

⑧张爱云：《劳动争议仲裁申诉时效与诉讼时效的适用》，载《山东法制报?审判周刊》年7月21日第3版。

篇6：报酬争议申请的时效

杨红良

劳动争议仲裁时效，是指劳动争议纠纷案件当事人因劳动争议向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提出仲裁申请，要求其保护其合法权益的法定期间。由于我国对劳动争议的处理实行“仲裁前置”制度，一旦劳动者与用人单位发生劳动争议，只有先向劳动争议仲裁机构申请仲裁，等仲裁机构作出相应的实体或程序性处理后，当事人才有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权利，所以，劳动争议仲裁时效对当事人显得非常重要，有时候具有决定性作用。

随着我国已经颁布并将于今年5月1日实施的《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的出台，社会各界普遍有一种认识，即当事人申请劳动仲裁的时效将得以大大延长。然而，仔细分析对照有关规定，结合司法实践后可以看到，其实并不能一概而论地得出这个“乐观”的结论。

一、现行规定下的劳动争议仲裁时效

我国现行有关劳动立法对劳动仲裁时效的规定可以说“政出多门”，给当事人理解和运用带来很大的障碍。

1、《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劳动争议处理条例》的规定

从1993年7月6日开始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劳动争议处理条例》(以下简称“《条例》”)第二十三条规定：“当事人应当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权利被侵害之日起六个月内，以书面形式向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

劳动部办公厅在1994年8月16日发布的《关于对〈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劳动争议处理条例〉第二十三条如何理解的复函》”中明确：“‘知道或应当知道其权利被侵害之日’，是指有证据表明权利人知道自己的权利被侵害的日期，或者根据一般规律推定权利人知道自己的权利被侵害的日期，即劳动争议发生之日。‘知道或应当知道其权利被侵害之日’，是劳动争议仲裁申诉时效的开始。因此，‘知道或应当知道其权利被侵害之日’不应从侵权行为终结之日起计算。”

可见，在此《条例》规定下，劳动争议仲裁时效是明确的，即从当事人“知道或应当知道其权利被侵害之日”起算的六个月。

2、《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的规定

1995年1月1日起开始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以下简称“《劳动法》”)第八十二条规定：“提出仲裁要求的一方应当自劳动争议发生之日起六十日内向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提出书面申请。”这一规定看似明了，其实不够严密，关键在于如何理解其中的“劳动争议发生之日”。是指用人单位对劳动者的劳动权利和义务作出处分决定之日，还是劳动关系当事人因劳动权利义务问题发生分歧，并有一方向对方明确主张权利遭拒绝之日?不得而知。正因为存在这样的疑惑，紧跟着出台了相应的补充性规定。

1995年8月4日，劳动部印发了《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若干问题的意见》(以下简称“《若干意见》”)的通知(劳部发〔1995〕309号)，其中规定：“‘劳动争议发生之日’是指当事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权利被侵害之日。”

3、理解上的分歧和困惑

由于《劳动法》和《条例》的位阶和效力不同，所以，《劳动法》实施后，原《条例》的相关规定已经被《劳动法》的规定所取代，“六十日”说被明确，并且同样明确了“知道或应当知道”说。但是，已经规定明确的这一时效制度，仍然不具有足够的权威性。

一方面是出于对《若干意见》效力的质疑。根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加强法律解释工作的决议》的有关规定，该《若干意见》“不属于审判和检察工作中的其他法律、法令如何具体应用的问题”，所以，其关于“劳动争议发生之日”的解释，就不具备立法解释与司法解释的权威和效力。正因为此，实务中，有的地方和机构就有了不再遵循从“当事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权利被侵害之日”起算六十天之规定的“法律依据”。

另一方面是从劳动争议的特殊性和保护劳动者权利出发。比如，有的企业长期经营不善，企业劳动人事管理水平不高，许多员工在没有办理任何手续的情况下就离开了单位，也没有提出任何权利主张。等到他们有朝一日“觉悟”，意识到需要通过法律途径维护自己权益时，如果一味坚持“知道或应当知道”其权利被侵害之日起算六十日的话，这些劳动者的权利就很难得到有效救济。而这样的情况在我国各地比比皆是，处理不当，极易引发群体性社会矛盾。此外，相对于用人单位来说，劳动者处于弱势地位，发生劳动争议后，即便劳动者知道自己的权利被侵害，也出于“保住饭碗”、“碍于情面”等原因而暂时只好“息事宁人”，而等到矛盾激化，没有“商量余地”的时候，劳动者想提起劳动仲裁，已经为时已晚。如果坚持“知道或应当知道”说，劳动者的合法权利事实上很难得到有效保护。

4、仲裁实践中的不同做法

可见，在劳动争议仲裁时效问题上，《劳动法》的相关规定存在着不合情理之处，加之我国社会和经济发展的特殊性，在劳动仲裁时效的处理实践中，出现了“口径”不统一的现象。有的仲裁机构坚持“知道或应当知道”说，计算时效的起始时间点相对明确，从而容易确定该时效究竟何时终止，但这种做法的弊端是当事人，特别是劳动者的合法权利往往没能得到充分保障，有保护“强势”的嫌疑和可能。而有的仲裁机构则考虑到劳动争议的特殊性，坚持“劳动争议发生之日”说，特别是注重“从国情出发”，往往放松劳动争议仲裁时效的起算时间点，把当事人特别是劳动者明确提出争议甚至是仲裁之日才视为“劳动争议发生之日”，而对当事人出于多种原因没有利用的期限“网开一面”。这样，有些劳动者已经过去了多时甚至好几年的“沉睡的权利”一旦被“旧事重提”，也可能得到有效救济。许多法制意识不强或处于弱势地位的劳动者，正是凭着仲裁机构的这一“宽容”才追回了自己的权益。

值得一提的是，上述两种做法中，显而易见是前一种更加符合现行法律规定，但事实上，后一种做法在劳动仲裁实践中也经常存在，也得到多有关司法机构的认同。()比如，2002年2月6日，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民一庭在《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解答》中，针对用人单位拖欠劳动报酬问题，解释道：“如果用人单位未明示拒绝支付劳动报酬，或承认欠付劳动报酬，但未明确偿付期日的，争议发生时间可从劳动者追索之日起算。”

二、《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规定下的劳动争议仲裁时效

即将于2008年5月1日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以下简称“《调解仲裁法》”)第二十七条规定：“劳动争议申请仲裁的时效期间为一年。仲裁时效期间从当事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权利被侵害之日起计算。”

可能是吸取了现行《劳动法》和《条例》对劳动争议仲裁时效规定不统一的立法教训，这次的《调解仲裁法》在这一问题上可谓“毕其功于一役”：既明确了起算时间点，即“当事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权利被侵害之日”，又明确了时效长度，即“一年”。相比现行规定，直观的变化是从“六十日”延长到了“一年”，延长了五倍;而“当事人知道或应当知道其权利被侵害之日”作为时效起算点，并不是这次首创。但问题在于，这次的《调解仲裁法》一次性规定了起算点和时效长度，所以，此后的劳动仲裁实践中，在时效问题上，当事人和仲裁机构都将不能和在现行制度下一样，利用立法当中的不统一、不严密性而拥有回旋余地。也就是说，《调解仲裁法》实施以后，劳动争议仲裁时效制度的刚性将大大增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