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等教育治理模式

高等教育治理模式（精选十篇）

高等教育治理模式 篇1

在英国高等教育发展的历史上,1963年颁布的《罗宾斯报告》(Robbins report)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它明确指出,“每一个具备资格和能力的适龄青年,都享有加入高等教育的机会”[2]。报告直接促使了英国高等教育二元结构(大学系统和多科技术学院系统)的形成,高等教育的规模也步入大众化的阶段。和强调自主的传统大学不同,多科技术学院和持续教育学院受地方政府管治,原因在于“多科技术学院提供的职业性课程,更能直接适应当地工业和商业界的需求。同时,多科技术学院不强调研究,生师比高,因此需要的经费较少,比较容易控制”[3]。在二元结构的形态下,英国高等教育开始大规模扩张。直到1970年代,这种上升趋势由于受到经济衰退和石油危机的影响,并没有如《罗宾斯报告》所预期的那样对经济发展和社会流动起到刺激推动作用,相反,让英国民众更多地看到了失望,规模增大反而使得高等教育质量出现滑坡。

20世纪80年代保守党政府执政时期,政府认为应该提升高等教育的效率,促使教育体系更加配合产业界的需求,但是传统大学自行其是的做法成为政府施政的主要障碍。当时的英国政府对于大学的控制仅仅可以通过删减部分经费稍微发挥影响[4],大学拨款委员会的体制也决定了大学不可能完全听命于政府的安排。另一方面,多科技术学院大多坐落在人口密集的都市地区,而这些地区基本上由工党把持,执政党对多科技术学院的影响无法渗透进去。为了加强中央政权的控制,以及多科技术学院自身的学术漂移(Academic drift)(多科技术学院在发展中也越来越趋近于传统大学),英国政府于1988年颁布了《教育改革法案》,以大学基金委员会(University Funding Council,UFC)取代了自1919年就存在的大学拨款委员会,并同时设立多科技术学院及持续教育学院经费委员会(Polytechnics and Colleges Funding Council PCFC),主管大学以外的高教机构的经费资助,两个委员会都必须向当时的教育与科学部负责。随后,又根据1992年颁布的《持续与高等教育法案》(Further and Higher Education Act)合并了两个委员会,按地区设置高等教育基金委员会(Higher Education Funding Council,HEFC),并同意多科技术学院升格为大学,享有自行颁授学位的权力。

从英国政府的角度而言,多科技术学院灵活的管理体制和适应地方的能力本身就符合执政党提升效率的观念。在质量保障上,多科技术学院在教学方面受到皇家督学的督控,在学位上受到国家学位委员会(Council for National Academic Awards,CNAA)的认可,这些也都符合政府官僚体制和外部控制的理念。1992年以后英国高等教育的治理实际上体现的是政府的意志,执政党通过一系列的政策法案,实现了其对于高等教育的控制。值得一提的是,传统大学对于双轨制并轨、多科技术学院升格大学的现象并没有过多地发表言论。正如福尔顿所指出的,传统大学有着自己的想法,与其让多科技术学院在体系之外威胁大学的传统价值,不如将其直接纳入到体系内进行引导[5]。可以看出,政府和大学的博弈并没有因为政策的改变而停止,这样的牵拉过程直到目前依然持续,同时影响着高等教育宏观治理的诸多方面。

一、英国高等教育宏观治理的体制架构

与欧洲大陆模式相比,英国大学的高度自治一度让政府部门和其他国家机关没有什么权力。随着1992年《持续与高等教育法案》的颁布,政府通过设置基金委员会而强化了宏观调控的作用。在国家一级,负责高等教育宏观管理的部门是2009年新成立的商业、创新与技能部(BIS)。具体组织架构见图1。

英国政府的高等教育行政管理部门几经变迁和更名,几乎成为世界上易名最为频繁的高教管理部门。1964年以前,管理高等教育事务的权力是在财政部和大学拨款委员会之间分享的。当时英国也有教育部,但仅负责非高等教育的范畴。1964年以后,教育部更名为教育和科学部,大学拨款委员会从财政部转由教育和科学部领导,委员会在政府和大学之间起到缓冲的作用。1992年《持续与高等教育法案》颁布以后,随着按地区设置高等教育基金委员会,教育和科学部又相继更名为教育部(1992-1995)、教育与职业部(1995-2001)、教育与技能部(2001-2007)。2007年开始,高等教育正式划归创新、大学与技能部管理,而原先的教育与技能部重新更名为教育部(2007-2010年间,曾使用儿童、学校与家庭部的名称),负责19岁以下青少年安全与教育。2009年6月5日,创新、大学与技能部和商业、企业和管理变革(Regulatory Reform)部合并成为现在的商业、创新与技能部。该部建立的目标是通过创造商业成功的条件,促进创新、进取和科学以及赋予每一个人成功的机会和技能,实现充满活力的、富有竞争力的英国经济。为了实现这个战略目标,政府将致力于培育世界顶尖大学和全球经济的一体化[6]。

商业、创新与技能部(以下简称BIS部)是一个跨领域非常广的大部,其职责范围涉及商业管理、公司法律、竞争、消费者事务、公司管治、出口、持续教育、高等教育、创新、知识产权、空间技术、邮政、地区经济发展、科学和研究、技能、贸易、培训等方面,由一位内阁大臣兼国务秘书总体负责。BIS部的最高治理机构是部评议会(Departmenta Board),由国务秘书任主席,成员包括常务秘书长以及其他三位来自商业和大学领域的非执行评议会成员。常务秘书长通过执行评议会(Executive Board)总体负责部评议会决议事项的落实和所有日常管理工作的运行,其下负责高等教育方面事务的是知识与创新发展厅,包括高等教育政策、高等教育学生基金、创新以及研究基地等范畴。在政府层次上,BIS部通过高等教育政策的制定以及学生资助策略对大学和学院进行宏观调控,而在整个国家范围内则鼓励知识创新以及研究基地的培育。

高等教育基金委员会是直接与大学、学院发生联系的非政府公共组织,但是要向BIS部负责,并在BIS部大学与科学国务大臣指导下独立开展工作。以英格兰为例,英格兰高等教育基金委员会受评议会领导,对组织的策略发展负责,而评议会的所有成员全部由BIS部的最高行政长官国务秘书(内阁)任命。为了使基金委员会与政府密切联系,BIS部的知识与创新发展厅厅长担任基金委员会评议会(Funding council board)的审核员(Assessor),便于政策的沟通和审议事项的上传下达。基金委员会评议会决议的主要事项包括:首席执行官的任免、审计决算的批准、院校资助的分配、向国务秘书建议的高教事项等[7]。委员会的高等教育策略范畴主要是透过下属的几个策略顾问委员会展开的,具体包括教学、质量与学生经验委员会,增加入学机会与参与委员会,研究与创新委员会,企业参与和技能委员会,领导、治理与管理委员会。从高等教育基金委员会的体制架构以及组成可以看出:第一,委员会治理模式是英国高等教育系统内的主要模式,高层及一般行政职员通过成为委员会成员或委员会秘书处成员发挥服务和执行作用。对于一些特别强调学术自治的策略委员会范畴,如教学、质量与学生经验委员会,研究与创新委员会,基金委员会的高级主管人员一般不作为其当然成员,而仅仅是通过提供服务的方式,使策略顾问委员会能够民主、公正、客观地发表意见和提供建议。第二,治理职能涉及范围广泛。除了高等教育基本涉及的教学、研究以及与产业合作之外,治理中还特别强调学生入学机会公平的意识、管理以及高质量的学生经验的形成。第三,治理程序上有着完善的反馈机制。在建立合作顾问委员会的基础上,基金委员会还专门设有审计委员会和申诉小组,针对拨款或者处理高等教育事务中容易出现的问题进行审计,同时也赋予认为受到不公平对待的个体或团体以申诉的机会。

二、英国宏观高等教育治理模式:政府与大学的博弈

在1992年高等教育基金委员会建立之前的大学拨款委员会曾经是政府和大学之间的“缓冲器”,因为英国早期并没有如同欧洲大陆模式那样将院校置于某一政府部门管辖之下,甚至没有相对固定的政府部门与院校联系起来。虽然英国政府在教育开支上涨的压力下,也试图通过拨款中介机构对大学的自治进行限制,但是并不奏效。1992年按地区成立的高等教育基金委员会是政府实施对大学进行干预的一种政治策略,一方面政府借助基金委员会,完成了对英国大学和多科技术学院的统一管治;另一方面,基金委员会的性质依然是非政府的公共组织,所以在管治方面,政府有意回避了行政权力的直接介入,但通过资金分配、人员任命、派遣审核员、政策引导等方式达到了调控大学的目的。

一般而言,大学自治的程度可以用伯顿·克拉克教授的三角协调模型来解释,“每个角代表一种形式的极端和其他两种形式的最低限度”[8],而“学术权威”这一顶点代表着最大限度的院校自治和学术自由。伯达尔进一步认为,自治分为实质性自治和程序性自治,实质性自治涉及高等教育目的问题,即大学以什么为理念决定自身目的和程序的权力[9]。程序性自治则指学术运行过程中所涉及的权力,如开设课程、自主研究、财务预算、学位授予等。实际上,在英国政府和大学的博弈中,政府的根本利益诉求在于通过引导大学的发展,服务于公众、社会利益;而大学的利益诉求则是要维护自身的学术自由,同时争取到更多的资源,因为只有经济上的收支平衡才是实现价值理想的基础。所以,英国政府在大学传统自治的前提下,最想予以引导的是有关大学实质性自治方面的议题:是希望大学对于高深知识追求保持价值中立态度呢,还是使大学的知识生产与商业密切配合,更好地适应社会经济发展的需求?而在程序性自治方面,英国政府认为这是大学的特色所在,根本不会也没有想过要去撼动学术的尊严和权力。因为政府更容易相信“自治的价值在于保持机构活力,外界太过直接的问责,将导致大学把握潜在机会的效率大幅下降”[10]。

当前,英国政府在高等教育方面的一个显著导向就是希望大学与商业联动发展。首先,政府通过组建商业、创新与技能部统合了商业与高等教育的范畴,其最终目的就是让大学更好地处于知识经济的中心地带,能够为国民经济的发展带来最直接的效益。其次,从政策上倡导商业与大学的合作。1997年发布的《迪尔英报告书》(Dearing report)针对新时期高等教育的功能、性质、走向提出变革式的构想。报告认为,大学应该适应地方工业与商业的需求,积极寻找有效策略,使企业能够分享本区域大学的资源服务;地方政府与企业要深入到高校内部,帮助教师和学生形成企业思维[11]。而2003年1月的《大学与商业合作的兰伯特报告》则直接将这种合作关系带入到大学内部治理环境中,甚至强调由工商业决定教学的内容,学院的教学工作要直接面对劳动力市场。大学与商业合作调查报告是2011年发布的英国高等教育白皮书的重要内容,威尔逊教授受邀对2010-2011年度的大学与商业合作进行调查,所形成的报告于2012年2月发表。报告开创性地呼吁大学应该成为经济的中心,支持知识成果转化合作项目的开展,统合知识产权的管理政策,培养具有企业精神的毕业生以适应社区和经济发展的需求等[12]。政府于2012年6月回应并跟进了《威尔逊报告》的内容,希望通过改进“三明治课程”(1)的体制,促进校企联合新的合作框架的出台以及确保毕业生和工作之间更加适合等途径,努力使英格兰地区成为世界上大学和商业互动最富有成果的地方。第三,高等教育基金委员会在治理架构和功能上凸显了大学与商业互动的要素。基金委员会利用拨款的手段,有效引导大学在教学和研究方面主动与商业密切联系,例如资助雇主参与到高校的课程建设中;设立一些共同合作的奖励项目激励院校的公共参与活动。此外基金委员会专门设有企业与技能合作顾问委员会,与教学、质量和学生经验委员会一起,共同推动雇主、学生以及其他利益关系人的参与,通过促进高质量学习经验的形成,满足学生和社会经济的需求;其还与研究和创新委员会一起,通过发展、创新知识,推动知识成果的转化,服务于地区性的第三产业活动[13]。

英国政府在日趋紧张的国际竞争力面前、世界一流学术地位受到挑战之时,积极订立大学与商业密切联系的发展目标,并在整个高等教育治理过程中都体现出明确的导向性。大卫·帕尔弗瑞文曾尖锐地指出政府行为对学术自治的威胁:“政府的要求和问责像吹笛手一样,吹出的好像是学术的‘曲调’,但这明显具有政治倾向性。大学的内部管理也因此妥协,被外界热情似火地塑造‘具有企业精神的大学’模式所引导。”[14]与此同时,大学对此的反应也是表现不一。一些古老的研究型大学,如牛津大学、剑桥大学、伦敦大学学院,仍然坚守传统的学术理念以及信奉“知识本身即为目的”的价值理想。伦敦大学学院校长迈克尔·沃顿(Michael Worton)就明确表示:“英国政府希望企业界参与大学、甚至参与课程的设置,好像企业可以比大学做得更好,但是我们认为这是错误的。追求利益与追求高等教育是完全不同的理念,企业目标和商业利益的过多介入会改变大学的性质。”[15]而另外一些研究型大学迫于资金紧张的压力,受政府的影响较大而积极投身于产业化的建设中。这些大学同时认为空泛的学术理想远没有发展符合商业实践的学科更为让人信服,大学的副校长也更愿意遵循企业的效率原则,以最小的投入寻求最大的回报。

从治理模式而言,高等教育基金委员会充当了政府和大学之间的“联结器”,而非“缓冲器”。基金委员会对各个大学和学院的拨款效能核定,主要是通过财政备忘录(Financial Memorandum)进行的。委员会在每学年下拨经费之前,都根据政府要求与各个院校签订财政备忘录。除了要求各个大学合理使用公共资金之外,财政备忘录还通过一些量化的绩效标准对大学效率进行核定,并针对性地对接受资助的大学进行风险评估,对处于高风险状态的大学提出“警告”[16]。基金委员会甚至认为,财政备忘录应该增加一些刚性要求,如允许基金委员会在某些状况下,直接要求大学治理机构罢免最高执行官。这样的建议从侧面反映出一个事实,即政府对于公共资金的使用效率越来越关心,而大学也不能像以往一样毫无风险意识。虽然,基金委员会通过拨款、问责的手段传递着政府的意志,但是很多策略的采用还是需要经过不断的协商,基金委员会的决策主体———评议会中依然有着数量众多的大学副校长和资深专家,他们也会代表大学的利益,传递大学的意愿和信息。事实上,高等教育界所出现的“商业化”倾向并不完全是政府导向的结果,拥有程序性自主的大学反而更容易在利益的驱动下,走向一种“趋同”模式———老牌大学效仿新加入大学崇尚管理、效能高的特点,新入大学不断追求在大学排行中的学术排名。于是,高等教育基金委员会的治理也变得“顺理成章”,因为错综复杂的原因交织在一起,促成宏观高等教育治理形态的出现。某种程度上,英国当前的高等教育治理模式恰恰是政府和大学相互博弈的结果,各自的利益诉求使得治理逐渐趋于均衡,政府通过政策和拨款导向使大学更加密切联系社会经济,大学在自主的理想状态下进行学术漂移。同时,基金委员会也在博弈中逐渐寻找到合适的定位,而所有的制度、报告也成为博弈均衡下,更加符合多方利益的内生规则和手段。

三、利益相关者治理:形式和内涵的统一

在英国高等教育系统内部,有一个非常典型的特征——委员会治理的形式。无论是政府工作部门、高等教育基金委员会还是大学内部,都有着形式不同的委员会决策组织。宏观治理方面,BIS部是一个典型的内阁官僚部门,但是最高决策委员会——部评议会也有着来自商业和大学领域的人士参与。而高等教育基金委员会则受评议会的领导,评议会一般由12-15个成员以及5个观察员组成,分别来自大学、基金委员会、商业、出版、银行以及其他资助组织等领域,评议会的决策也是通过其下的一些常设委员会行使咨询或者具体的功能。而所有的策略顾问委员会、合作顾问委员会、审计委员会、任命委员会等也都包括了学者专家、产业界人士。在这样的体制下,行政权力相对而言得到了有效控制,高级主管人员在涉及教学和研究的领域并没有参加到策略顾问委员会的决策权,而仅仅是通过职能服务保证所有决策行为的具体落实和信息渠道的畅通。

本质上来说,高等教育是一个需要向多方利益主体负责的领域。所以,委员会治理形式也同时体现了利益相关者治理的内涵。在1992年高等教育基金委员会成立以前,大学拨款委员会作为英国大学的拨款主体,成员大多是来自大学的副校长和学科专家,所以,外界对于高等教育的治理机制、功能、效果很少能形成评价意见。即使是质量保障方面,大学的质量评价也是通过组建大学副校长委员会(CVCP)学术审计部(Academic audit unit)进行的,这充分体现了大学内部维护自治的力量。而随着政府在高等教育治理上责权的增强,加强外部人士在治理中作用的呼声也越来越高。先后执政的保守党和工党政府都持有相同的观点:与学术团体自治相比,外部人士(尤其是商业人士)治理更能够把握国家政策的核心所在,更能从知识经济的角度思考高等教育的发展。此外,外部利益相关者治理更能对大学的绩效问责提供明确指导[17]。所以,在当前的高等教育基金委员会评议会中,学术机构内外的人数大致是持平的,而政府官员一般并不直接作为评议会成员,仅仅以审核员的身份出席。尽管如此,政府的意志已经能够在高等教育治理中得到体现,利益相关者治理范式也逐渐变为现实。

应该说,委员会治理的形式是英国的治理传统,也形成了英国自身的文化特色,被各个国家争先效仿。但是,形式背后的内涵更加值得关注。从学术团体内部的民主协商走向利益相关群体的参与治理,经过了一个较长的时间,这实际上也是大学的实质性自治从文化向实用转变的过程。其间,政府通过政策调整和高等教育基金委员会的拨款、问责,影响着大学的发展走向;新、老大学也必须在政府和高等教育基金委员会所设定的框架下,实施与商业更加密切合作的计划。当然,众多商业人士参与到宏观高等教育治理中,是政府目标得以实现的关键所在。事实上,府学之间的博弈并没有导致大学程序性自治受到压制,而只是着眼于如何在利益相关者治理中更好地执行政府的政治目标。各个决策委员会中的不同利益群体基于各自的利益诉求,在协商中逐渐取得协调一致,从而推动着高等教育哲学观念的变迁。英国的利益相关者治理范式彰显出当代高等教育活动已经深深影响到社会各界以及国家整体的经济发展。在政策制定时为求平衡而纳入各方意见,既是政府的聪明之举,也是历史发展到现阶段的使然。

浅析公司治理模式 篇2

公司治理模式是用以处理不同利益集团即股东、债权人、管理人、职工的利益格局关系，实现一定经济目标的制度安排。公司治理模式的争论，在西方是经久不衰的话题。公司治理模式大致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英美模式”，另一种是“德日模式”。

一、公司治理模式的环境

任何一个公司选择何种治理模式均不是随意为之的，而是受到多种因素的制约，如制度环境、市场发育程度、股权结构、文化背景等。

(一)制度环境

每个国家的政治制度、经济制度、文化制度均不可能是完全相同的，在公司治理的实践过程中，每个国家间的差异也是非常明显的，这些差异在资本市场的发育程度、公司股权的集中与分散程度、国家对中小投资者利益的的法律保护程度以及公司对外部金融的依赖程度上都会有一定的体现。

(二)市场发育和股权结构

英国和美国法律是习惯法、判例法，而法国、德国是制定法。有研究表明，在保护投资者利益不被公司内部人侵害方面，习惯法对投资者和所有者利益的保护程度最高，而法国的保护程度最低，德国则处于中间状态。因此，英国和美国的资本市场发育完善，股权分散程度高，但法国和德国的资本市场规模较小，股权集中程度较高。

(三)文化背景

一个国家的社会文化背景包括很多方面的内容，如社会伦理、道德、宗教等，它与监管和法律的约束是不同的，其约束力主要是潜在的、无强制力的，像公司的社会责任、高级管理人员的道德准则、社会诚信等。

二、公司治理模式的选择

1932年，伯利和米恩斯提出现代公司所有权和控制权分离的著名论断。这一论断在公司治理诸多问题中备受关注，而公司治理模式亦与此理论有关。股东的权利、董事会的结构主要取决于公司股权结构，公司治理结构安排由公司股权结构决定。由于各国的政治法律制度，经济制度、历史文化背景的差异，各国上市公司的股权结构也不尽相同，股权结构的不同决定了公司治理结构的不同，也形成了不同的公司治理模式。

(一)英美模式

以英美为代表的公司治理模式是外部监控模式，英国、美国、加拿大等国是主要代表。这些国家秉承自由的资本主义经济制度，有高度发达的证券市场和宽松的金融传统。实现股东利益的最大化是公司的目标，有如下主要特征。

1、股权相对分散，流动性强。

英美公司股权相对分散，从股权结构上来看，机构投资者一般是最大的股东。个人投资者的股权比例、短期持股的机构投资者的股权比例都比较高，而企业法人股权比例、长期持股机构投资者的股权比例相对较低。

2、公司治理结构是“董事会中心说”

英美国家公司的董事会是公司经营管理的.核心。董事会下设一些专门委员会来完成其职能，董事分为内部董事和外部董事。一般不设监事会，由董事会履行监事会的职责，是单层委员会制。

3、经理，首席执行官(CEO)的股票期权激励机制

股票期权制是指企业向主要经营者提供的一种在一定期限内按照某一既定价格购买的一定数量本公司股份的权利。由企业的所有者向经营者提供激励的一种报酬制度。这种制度可以减少公司股东的代理成本，同时还可以抑制管理层的短期治理行为。

4、信息披露制度

美国公司治理模式强调股票市场的流动性，要求上市公司增加信息透明度，禁止内幕交易，用市场机制对管理层进行监督和激励，以保护股东利益。追求公司市场价值最大化是企业经营目标，管理层的经营理念只需对股东负责。

(二)德日模式

1、德国模式

在德国，最大的股东是公司、创业家族、银行等，所有权集中程度比较高，形成金字塔般的股权结构，即一家典型的公司股份是由几个大股东集中持有的，而这些大股东又被其他公司所控制。

德国公司治理模式的另外一个特征是银行对上市公司的持股。德国的银行是全能银行，可以持有工商企业的股票，银行对公司的控制方式是通过控制股票投票权和向董事会派驻代表，因此银行往往是大股东。各企业之间交叉持股也非常普遍。其原因主要是德国的资本市场不够发达，企业融资渠道主要都通过银行来进行的。因此，德国企业实行“以手投票”的内部治理机制，这与英美国家外部监控模式不同。

德国企业实行管理董事会和监管董事会共同治理的“双层董事会”制度，也即董事职能与监事职能分离。两会中包括股东、银行和员工代表，对管理层进行监控。其中，职工代表在两会中扮演着重要角色。

“工人参与决策制”是德国公司治理的一大特点。职工可以参与公司重大经营决策，维护自身权益，也可以持有公司股票，分享公司利润，主要是因为职工可以选派代表进(下转第19页)(上接第22页)入监事会和董事会。

2、日本模式

日本企业的公司治理结构最明显的特征是“财团”体系。财团是一组关系密切的公司，他们通常是以一个“主银行”为核心，成员之间存在着长期的商业往来关系。“主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拥有集团中大部分企业股份，公司反过来再持有银行或集团中其他公司的股份，形成交叉持股。集团内企业间的管理层和董事会成员也可以交叉任职，集团中最重要企业的高层经理组成总裁委员会。公司的大部分债务融资来源于财团中的银行或其他成员，银行既是公司的债权人也是公司的股东，并且银行实质性地参与公司治理。

日本企业设股东大会、董事会和监察会，监察会也就是监事会。董事会基本上全部由内部董事构成，因此，日本企业的“内部人控制”现象明显，经营者起主导地位，对公司经营者的控制机制主要来源于主银行和交叉持股关系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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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群模式推进区域教育治理现代化 篇3

区域教育问题是当前中国教育改革的核心问题，对区域教育现代化治理模式的探索是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随着丰台区在北京市率先进行教育集群发展模式改革试验，方庄教育集群成为北京市最早建立的教育集群。三年来，集群建设步步深入、不断升级，已经从最初的“抱团取暖”式的、以资源共享为主要功能的初级区域教育共同体，发展到以课程为中心的区域生态教育共同体。又开始了以打通各学段学生的出口、改变区域教育结构为主要任务的现代化区域教育共同体建设，走过了一条由低级到高级不断发展、不断走向成熟的道路，探索出了一种推进区域教育治理现代化的新模式。

一、方庄教育集群的酝酿和建立

方庄教育集群的建立不是自上而下的捆绑发展的行政指令，而是源于自下而上的教育主体意识的萌发。早在2009年暑假，北京十八中和中央音乐学院附中就开始了联合办学的尝试。众所周知，中央音乐学院附中作为音乐专业学校，拥有强大的音乐师资和课程优势。作为市级示范校，北京十八中名师荟萃，拥有优质的基础教育课程资源，文化课教学具有很强的优势。两校虽然同在方庄社区，但因归属不同，长期以来基本上是“各自为政”，自我发展。如果两所学校联合起来，资源共享，优势互补，一定能够极大地推动两校的共同发展。北京十八中的想法迅速得到了丰台区教委和方庄地区办事处的大力支持，也得到了中央音乐学院附中的积极响应。在区教委和办事处的积极推动下，两校的资源共享的合作办学试验从2009年暑假一开学就进入了实施阶段。

合作办学使双方在没有增加任何投资的情况下，中央音乐学院附中的学生享受到了市级示范高中的优质文化课教学，基础文化素质迅速提高。北京十八中的学生享受到了音乐专业院校师资的教学，极大地提高了音乐素养，使音乐课成为最受欢迎的课程。资源共享的合作办学试验受到了两校学生和家长们的一致欢迎。

北京十八中和中央音乐学院附中合作办学的初步尝试，使丰台区教委产生了将这种资源共享的合作办学进一步拓展的工作思路。丰台区教委的工作思路得到了方庄地区办事处的大力支持，也得到了方庄地区其他学校的积极响应。方庄地区汇聚了27所高中、初中、小学、幼儿园、职业学校、民办教育机构，已经具备了区域联合办学的条件。经过充分的调研、沟通，在区教委和办事处的主导下，以北京十八中为龙头，涵盖方庄地区27所学校的教育集群开始筹划建立。同时，教育集群这种区域教育发展模式得到了丰台区政府高度重视和肯定，在《丰台区“十二五”时期教育事业发展规划》中对教育集群实验进行了明确的规划，确立了“政府主导、学校协同、资源共享、特色衔接、共同发展”的集群机制，使方庄教育集群成为丰台区政府主导的教育实验项目，以北京十八中为龙头的方庄教育集群宣布正式建立。

二、以资源共享为主要功能的初级形态

2011年5月，以北京十八中为龙头的方庄教育集群全面展开教育集群的实验和实践。第一，成立了由区教委、集群校、龙头校、社区和家长代表共同组成的方庄教育集群管理协调中心，作为集群的管理、协调机构，并在十八中设立了方庄教育集群办公室负责集群的具体工作；第二，制定了《方庄教育集群实验区规划方案》，积极进行联系、沟通、协调，调度集群课程建设和资源共享等工作。集群各学校也设有专门的集群联系人进行集群共建；第三，十八中在学校校园网上建立了专门的“方庄集群”专栏，后来又建立了“北京方庄教育集群数字云平台”，及时发布关于方庄教育集群的课程信息并进行资源共享建设。第四，集群还建立了集群教师教科研中心、集群教师培训基地、集群家长培训中心、集群教育质量测评中心、集群校长论坛、班主任论坛等集群发展支撑平台，集群实行教学硬件、软件、课程、师资等教育资源的共享。例如，对于十八中的音乐厅，集群校要使用的话只须提前在网上预约即可免费使用，如果使用冲突则由集群办公室协调。北京十八中的“名师大家进校园”活动，集群数字平台将及时发布信息，集群校无偿共享。到目前走进集群的名师大家有三十余人次。在师资共享方面，中央音乐学院附中与北京十八中教师交叉站讲台的做法非常成功。

在区教委的领导和全体集群人的共同努力下，到2011-2012学年度结束时，方庄教育集群资源共享的目标已经基本实现，方庄教育集群的实验取得了初步成功。

三、以课程为中心的

区域生态教育共同体的中级形态

以资源共享为主要功能的初级教育集群，只能解决方庄地区教育的“温饱问题”。要全面提升方庄地区的教育水平，使方庄地区的教育达到“小康”，必须对方庄教育集群进行升级。在丰台区教工委、区教委的积极支持下，方庄教育集群确立了“立足于师生的生命价值，服务于师生身心的全面健康发展，打造以课程为核心的优质区域教育生态，推动方庄地区教育的优质、均衡、内涵发展”的集群升级战略。

1.横向贯通

（1）构筑区域生态精品课程体系。集群突破了学校间的边界，实现了课程资源开放共享、优势互补，不断打造出新的精品课程，构筑区域生态精品课程体系。例如 “新音乐教育”课程，由中央音乐学院教师授课，立足于我国音乐教育优良传统，借鉴目前世界上流行较广的音乐教育体系——奥尔夫体系、柯达伊体系、达克罗兹体系的成功经验，探索出的一条融合中国本土音乐文化与国际先进音乐教育理念、方法的中国特色的音乐教育之路。

（2）构筑职业成长、人生规划体验课程体系。集群充分发挥集群内职业教育、普通教育和成人教育的作用，采用学历教育和非学历教育相配合的方式，采取签订合作协议的弹性合作机制，充分实现精品课程优势互补、共享，构筑职业成长、人生规划体验课程体系。例如，将普通校的劳技教室建在职高，请职高教师对普通校学生进行基本生存技能培训、家政培训等。同时，让职高学生也有学习普通校课程的机会，让他们也有进入高校深造的机会，充分调动了职高学生的学习积极性。

（3）形成区域生态校本课程体系。针对各集群校形成的独具特色的校本课程，集群在特色共享的基础上，实行跨校、跨学段开发，基本形成了区域生态校本课程体系，满足了不同学段、不同层次的学生个性特长发展的需要。例如，十八中金鹏科技团选派骨干帮助集群内小学、初中、高中组建航模、机器人、天文观测等学生科技社团，形成了区域生态科技社团课程体系。

（4）实践活动集群联动，形成区域生态实践课程体系。集群采取了集群联动的模式开发学生实践课程资源，举行了一系列丰富多采的学生实践活动，形成了区域生态实践课程体系。目前集群举办或以集群形式参加的活动有：丰台区中小学践行北京精神主题教育活动、“安全在我身边”主题演讲比赛、“走向未来祖国颂——全国青少年诵读演讲大赛”、“生态文明——我的低碳生活”第十二届北京市青少年科普短剧汇演、2013年全国青少年书画大赛、“金路杯——2013年全国校园（双语）主持人大赛”、“我们一起成长—方庄教育集群艺术教育成果展”、“十八中博智杯”2013年全国中学生桥牌锦标赛暨全国中学生桥牌夏令营等。

2.纵向衔接

（1）开发贯通学段的生态课程体系。学生个体的成长是一个连续的过程，这种连续性体现在其身心发展的各个阶段及其教育的不同阶段，这些阶段应该是相互联系或衔接的，它要求教育的每个阶段都应该充分考虑彼此间的过渡与衔接。目前，因学制等原因，中小学在教学目标、教学方式、教学内容、评价方式等方面没有做到较好的衔接与延伸，这些都严重影响了学生教育的连续性。比如，某小学的学生练了6年篮球，有了很好的球技和很浓厚的兴趣，但上了初中，学校的项目却是足球，既不能满足学生的兴趣需求，初中又没有享受到小学的教育成果。方庄教育集群打破学段限制，开发贯通学段的课程体系。例如，《中华传统文化》课程，我们根据集群学生的实际，打通学段，统一规划，开发了贯通小学和初中的集群地方课程，并且形成了地方课程教材。集群的足球、击剑等采取了从小学到初中、高中的一贯制培养。

（2）构建了区域生态德育课程体系。集群在德育课程建设过程中，围绕以下几个方面展开工作。

一是设立家长交流中心。 为克服家长数量多、差别大，培训教育资源相对缺乏的困难，集群建立了家长学校，集中集群内所有学校的师资力量，对家长进行分层次培训，并建立家长培训家长的同侪互助制度，还开展了“妈妈课堂”和“隔辈育人”等课题研究，使许多家长掌握了正确的教育观念和科学的教育方法，提升了家庭教育质量，产生了极大的教育合力。

二是学习和学习方法教练。为帮助学生提高自我主导学习能力，集群引进了“自我主导学习能力”项目，培养了学生的正确学习动机，提升了学生自我学习的能力，使学生养成了主动学习的良好习惯。

三是传统德育课程。该课程由生命教育、礼仪教育和诚信教育构成，涵盖了中国传统文化中优秀德育思想，也涵盖了各个学校课程中分散的心理教育、爱心教育、生活技能教育等内容。

四是三合一课程。为提高学生的“亲社会行为”和“未来生涯发展”规划能力以及“认知、思辨能力”，集群建立了“三合一”干预教育实验基地，对集群各年级学生进行“三合一”干预教育。实验小组统一进行通识培训、方案设计，定期进行经验交流、总结，统一组织外出参观、学习等。

3.纵横融通

（1）打造区域生态国际课程体系。集群打破学校和学段的限制，制定通盘计划，形成了一个幼儿园、小学、初中、高中一体化，前后衔接的完整的国际理解教育培养体系，构建了一套区域推进、整体打造的区域生态国际课程体系。

（2）设立低碳生活课程。集群校北京十八中、芳古园小学参与了“以符合自然规律的生活方式实现青少年可持续发展”的教育实验。在课题组专家指导下，我们从中华传统养生文化出发，根据四季养生规律，加入中医时令养生的调理手段，制定了学生日常饮食、起居、运动、情志和学习的复合处方，使学生的生活符合自然规律，帮助学生形成一种低碳、绿色、积极、健康、高效的生活及学习方式，促进了学生身心健康、道德完善和智力发展。

（3）创建“爱读书、读好书”的集群书院文化。例如，集群在北京十八中成立了以“读书塑造心灵，读书启迪智慧”为宗旨的方庄书院，方庄书院积极挖掘图书资源，举办读书理论研讨和专题讲座，组织系列读书活动，开展阅读竞赛和读书经验交流活动。“走出去、请进来”，有序地策划以“读书”为主题的专家报告和主题学术研讨，扩大教师交流平台。贯彻“知行合一”的教育理念，将阅读与实践紧密结合，进一步提高师者爱读书、生者乐读书的“致用”效果，并积极筹划创办书院半年刊《大家书斋》。

（4）加强集群与社区互动，建设成社区支持教育、教育辐射社区的生态文化圈。如不定期地派集群内的名师到社区学校、老年学校进行社区培训，邀请社区内的成功人士和名人到学校开设讲座；举办校园开放周；与社区联合举行文化活动等，在方庄地区形成理解教育、关心教育、终身教育的良好氛围。

四、以打通各学段学生出口为核心的

区域教育共同体的高级形态

在方庄教育集群的实践中，我们进一步认识到，区域教育的根本问题是解决出口问题，方庄教育集群只有打通各学段学生出口，彻底改变金字塔式的教育结构，使方庄学区的学生们都能够接受适合自己的优质教育，改变和满足方庄社区对优质教育的需求。正如集群校芳城园小学一名学生家长所说，虽然女儿感兴趣的是十八中定期请区域内的音乐附中表演一些世界名曲，集群校的学生都可以过去欣赏。但家长更关心的是集群校孩子的“小升初”，不知道女儿能不能就近上集群里的好中学。

要打通方庄教育集群学生出口，必须将集群金字塔式的教育结构改为圆柱式教育结构，这是一项非常艰巨的工程。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并没有将目光仅仅盯在升学出口上，而是立足于多出口、多元化，全面打通集群各学段学生出口。

集群目前已经采取了七项措施，一是做大做强集群的龙头学校，龙头学校集团化发展，以集团化带动集群化发展；二是打通集群内学生直升通道。进一步加强集群内各级学校的联系，在集群内打通各学段学生出口，确保优秀学生能够在实验区内享受到从幼儿园到高中的一条龙的优质特色教育；三是职普融通办学，与集群内职业学校合作办学，打通部分学生的就业渠道；四是实行“高考加会考”模式，打通学生升入高等职业院校通道；五是打通音乐、美术、体育等特长学生的升学通道，走特长升学之路；六是积极联系高等院校，努力实现中学与高校联合办学，以解决打通文化课成绩优秀高中学生的升学问题；七是积极发展国际教育，为学生打通国外留学的通道。

五、方庄教育集群发展的经验

在方庄教育集群的发展过程中，我们总结出了集群教育发展的一些具有普遍意义的经验。

1.龙头带动，优质共享

教育集群化发展，需要借助集群内龙头学校的带动辐射作用。龙头学校拥有的教育资源，在一个相对固定的区域内，一般具有明显的优势。其学校硬件基础设施、师资力量、管理模式、生源质量、社会声誉都明显优于区内其他学校，很自然会成为其他学校模仿和学习的榜样，龙头学校在教育改革和学校建设方面的举措会对其他学校具有明显的示范带头作用。教育集群化发展的目的，就是要促进区域教育的优质、均衡、内涵发展。要实现这个目标，就必须同时开展两个方面的工作。一是充分利用龙头学校的资源优势，把龙头学校建设成区内其他学校的楷模和榜样，二是通过优质资源共享，把龙头学校的优势扩展到其他学校，实现教育的均衡发展。资源共享，就是集群内所有学校共享龙头学校的教育资源，包括师资力量、管理模式、硬件设施等，同时，龙头学校也能共享其他学校的资源。

2.一体多元，生态共生

一体多元就是各集群校在同一个区域教育共同体——方庄教育集群内，实行多元化发展。因为优质均衡是基础教育发展的核心目标，内涵发展是实现这一目标的根本途径，张扬差异是实现这一目标的有效方法，各美其美是优质均衡的具体表现。集群不同于集团，集群建立后，集群校的法人地位不变、办学性质不变、人事关系不变、资源的所有权不变，这是一种既自主又合作的“1+N”体制的区域教育共同体，集群校是平等的战略伙伴关系，互相尊重，共赢共生。这种体制激发了每一所学校自我管理、自主发展的内驱力。

集群发展不仅是资源的简单整合、平均，实质上集群内各种元素组合方式的根本变革，是一种结构的调整和优化。通过结构的优化调整，能够实现集群治理效率的提升，而要实现这种提升，必须基于深度资源合作、整合与共享，才能实现区集群的良性互动、循环和升级。也就是说必须将集群建设成为优质区域教育生态，不仅生态共生，而且必须不断发展，创造出更高级的课程教育资源。

3.内生外引，打通各学段学生出口

区域教育根本目是解决学生的出口问题，教育集群如果不能打通各学段学生的出口，彻底改变金字塔式的教育结构，那就只能是一个低级的教育共同体。所以，集群必须从内外两个方面着手，内生外引，打通各学段学生出口，才能实现集群的根本任务。

方庄教育集群建设取得的成绩，得到了社区、家长和学生的好评，《人民日报》、《中国教育报》、《中国教师报》、《北京日报》、《北京青年报》、《北京晚报》、《北京晨报》、《北京商报》、《北京考试报》、《新京报》、《京华时报》、《法制晚报》、《竞报》、《现代教育报》、《丰台报》、《劳动午报》等十余家新闻媒体先后进行了五十多次报道。丰台区教委也适时地将教育集群这种发展模式进一步推广，目前除方庄教育集群外，又建立了东高地、云岗及南站3个教育集群。2014年，丰台镇、马家堡、卢沟桥、长辛店等地区将建成4个教育集群。2015年，万丰、大红门、南苑、丽泽金融区等4个教育集群也将建成。预计到2017年，还将建成科技园区、首经贸、园博园、青龙湖等4个教育集群。届时，丰台教育集群将达16个，集群化发展将成为丰台区教育的突出特色。

当然，方庄教育集群作为一个区域教育共同体，其发展也存在一定的问题，例如封闭性、同质性、依赖性、资金链等。为克服这些问题，目前方庄教育集群正在进行第二期规划，规划主要从加强集群研究，深化集群发展机制，完善集群保障机制等方面进行。集群研究我们主要以专家理论研究和集群实践研究为主。深化集群发展机制我们主要从加强集群内教师流动机制、完善资源共享机制、建立创新激励机制、建立集群评价机制、建立集群教研选择制、建立集群图书资源一卡通制度、充分发挥赢利性培训机构的作用、深化开放发展战略等方面进行。完善集群保障机制方面，我们计划采取完善集群发展资金链，实行龙头学校负责制等措施。

方庄教育集群是区域教育治理现代化的一种新模式的探索，现代教育治理的内在要求，首先，是在政府主导下形成包括政府、学校、社会组织和公民个人等多元主体共同参与的教育治理架构。其次，形成各方面不同主体参与教育决策过程，从根本上体现以受教育者为核心的教育需求和主体地位。其成果得到了学生、家长、社会和教育主管部门的一致认可。所以，教育集群模式应该是一条推动区域教育治理现代化的成功之路，一条实现中国教育梦的成功之路。

参考文献（编者略）

柬埔寨高等教育治理模式演进研究 篇4

一、1863~1989 年柬埔寨高等教育的治理模式

柬埔寨高等教育从1863 年到1989 年历经了法国殖民、柬埔寨王国、高棉共和国、民主柬埔寨、柬埔寨人民共和国五代政权的更替,其治理模式也随着国家政治生态的更替相应变化,先后经历了三种高度差异化的治理模式———殖民地时期治理模式、红色高棉时期治理模式和越南占领时期治理模式。

(一)殖民地时期高等教育治理模式

殖民地时期高等教育治理模式存在的时间跨越了法国殖民时期(1863~1953 年)、柬埔寨王国时期(1953~1970 年)和高棉共和国时期(1970~1975年)。法国殖民之前,柬埔寨以佛塔为中心由和尚对民众进行宗教和文化教育。[2]法国对柬埔寨保护和殖民达90 年之久,但是到了20 世纪初,殖民政府才开始引进法国教育系统,以提升传统教育的现代化水平。20 世纪30 年代之前,法国对柬埔寨教育没有投入资金。法国不愿意改善教育的原因是考虑到教育会提升柬埔寨人民的素质,妨碍法国的殖民统治。[3]刚开始,殖民政府只是引进基础教育,并采用法语教学。只有富家子弟或者国家资助的杰出学生才有机会到法国和越南接受高等教育。后来,法国政府为了从基础教育中选拔最好的学生接受高等教育,以便在殖民地培养大量能力出众的现代公务员,[4]于是在1949 年开办了柬埔寨第一所大学———国家法律、政治和经济学院(National Institute of Juridical,Political and Economic Sciences)。但高等教育发展当时遇到办学资金不足、师资短缺、教学方法落后等问题。此外,高等教育发展还要面对西方教育体系与传统教育理念的冲突与整合问题。[5]法国殖民地时代的遗产之一是引入了西方正规的学校体系和高等教育制度。

柬埔寨于1953 年从法国殖民地获得独立,在西哈努克亲王(Prince Sihanouk)领导下成立柬埔寨王国。西哈努克认为,教育的目的是为学生做好职业准备,使国家脱离对原宗主国的依靠。[6]西哈努克政府重视教育的规模发展,从国家预算中拨出20%以上的经费用于发展从基础教育到高等教育的整个教育体系,以建设技术先进的工业化现代化国家。直至1970 年,柬埔寨先后建立了16 所高校,其中9 所设在首都之外的各省或地区,高等教育得到持续发展。[7]当时的高等教育体系主要受法国高等教育模式的影响,由教育部统一领导,开设了人文、科学、医学、法律和经济等专业学院(Facultés),以及工程、农业、管理、艺术、建筑等职业学校(professional school),大部分大学采用法语教学。[8,9]当时高等教育发展遇到的问题是劳动力市场需求与教育发展增长不相适应,问题的根源在于规划不足。[10]总之,在西哈努克执政的这段时期是柬埔寨高等教育快速发展的黄金期。

从1970 年到1975 年,朗诺(Lon Nol)在美国政府支持下建立了高棉共和国(Khmer Republic)。朗诺政府同样把教育发展放在国家发展的优先位置。由于朗诺政府与越共和红色高棉爆发战争,部分大学被摧毁或者关闭。[11]当时柬埔寨的高等教育系统面临意识形态对立、冷战、师资不足、教育设施减少等诸多问题,但是依然维持了法国高等教育的治理模式。[12]

殖民地时期高等教育治理模式虽然历经三个政权,但却表现出一些共性的特点:一是照搬法国的大学治理架构、课程设置和教学语言;二是依靠法国师资支持,教学方法落后,教育质量较差;三是办学经费紧张,教育资源不足。

(二)红色高棉时期高等教育治理模式

红色高棉时期高等教育治理模式存在的时间集中在红色高棉执政的民主柬埔寨时期(1975~1979 年)。[13]从1975 年到1979 年,在红色高棉(Khmer Rouge)统治下的民主柬埔寨政府将其革命目的确定为“完全废除旧社会及其社会、政治、经济等基础结构,重建自己的新结构”,[14]宣扬“自力更生和自主发展”(self reliance and self mastery)的指导思想。“自力更生”的提出,为清除盲目照搬的法国教育模式提供了合法性,推动柬埔寨的教育体系向着满足社会经济发展的方向发展。[15]1975 年5 月20~25 日的金边会议提出了红色高棉最初的执政纲领———“撤出城市,废除市场和货币,农业采用集体所有制,关闭学校”。“关闭学校”不仅意味着关闭学校大门和停课,还包括清理过去的遗迹。[16]红色高棉认为,教师和学生是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制度的产品,是原来社会制度的受益者,他们反对红色高棉的变革,是阻碍新柬埔寨进步的障碍。清除这些知识分子,可以保障新的社会方向不被逆转。[17]在教育上,红色高棉政府倡导“学习不重要,重要的是工作和革命”的教育理念,对高等教育设施进行了大肆破坏。据估计,期间90%的学校建筑被毁,75%的教师、教授和教育管理人员和96%的大学生遭受迫害,[18,19,20,21]学校和教育管理机构被关闭,书籍、教学资料和印刷设备被毁掉,[22]红色高棉当时的极端共产主义思想和教育政策,几乎摧毁了柬埔寨的高等教育系统。

红色高棉时期,波尔布特在1976 年的《国家四年发展规划》(Four Year Plan)(1976~1980)中提出了新的教育制度。该规划提出了中学、技校和高等技术学院各3 年的教育制度。波尔布特的终极愿景是用10 年的时间通过训练和实际工作把学生从文盲培养成工程师。事实上,红色高棉政府建立了一个与西哈努克时代教育形式和目的显著不同的新教育系统,旨在服务其社会目标。这一教育目的是为革命服务,教育形式是“半工半读”,教师选自工农阶级,选择依据是其革命态度,另外教师还要未曾受过教育。教学中禁止使用外语,以断绝与其他国家的人民和观念的接触,以便与国际社会隔离。在建设红色高棉的教育体系时,红色高棉政府试图运用教育的力量,服务于他们宣扬的平等、自力更生和农业化的社会主义建设计划。[23]《国家四年发展规划》还提出,教育中的系统性学习要在社会主义建设和革命的具体活动中以集体形式开展。教育地点设在合作社、工厂和军队等革命基地。红色高棉时期的学校和师徒关系仍然存在,其教育不被外界所理解,主要是因为它不同于西方的教育形式,教学方法比较原始。[24]

红色高棉时期高等教育治理模式,其特点在于:其一,摧毁原来政权建立的封建主义或资本主义的教育体系;其二,高等教育开展职业技术教育;其三,学习形式采用半工半读,教学方法原始;其四,工人农民担当教职,教学质量堪忧。

(三)越南占领期高等教育治理模式

这一模式存在的时间集中在越南占领期的柬埔寨人民共和国时期(1979~1991 年)。1979 年1 月越南占领柬埔寨,[25]韩桑林(Heng Samrin)在越南扶持下,建立起柬埔寨人民共和国。越南为了柬埔寨和自身的利益引进了包括教育在内的一整套管理体系。这些体系既是强制的国家工具,也是意识形态的国家工具。[26]当时柬埔寨政府努力恢复整个教育体系。政府提出的一项政策是“受过高层教育的人教育受过底层教育的人,受过底层教育的人教育没受过教育的人”。[27]苏联、越南及东欧的盟友为建立友好的共产主义政权,向柬埔寨提供了巨额的援助。这些援助包括向柬埔寨教育部提供顾问、设施、书籍、设备、课程资料,以及设立资助学生到东欧国家深造的奖学金等。[28]期间,越南派出10~20名医生、95 名教授,前苏联派出71 名教授,乌克兰派出56 名教授,东德、保加利亚、捷克、匈牙利和古巴等国也分别派出教授到柬埔寨高校直接开展教学。[29]这些国家对柬埔寨的高等教育机构实施点对点、一对一的定向建设计划,从专业计划、开设课程、教材、教师和教学方法完全照搬过来。此外,为了将柬埔寨人的思想转变为社会主义的新思维,保证学生掌握社会主义方向,所有大学生必修5 门思想品德类课程———“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Marxist-Leninist Theories)、“世界革命史与柬埔寨革命史”(World Revolutionary History and the History of the Cambodian Revolution)、“党的形势、革命角色与政策”(The Situation and the Role of the Revolution and the Policy of the Party)、“道德教育与革命生活方式”(Moral Education and the Revolutionary Way of Life)、“面对人民的态度”(Attitude to the Common People)。大学课程的设置具有两个目的———传授良好的技术与进行政治培训。[30]虽然不同国家参与了柬埔寨高等教育的建设,但是柬埔寨当时高等教育的组织架构、教育理念、课程设置、教学方法等与前苏联类同。[31]另外,越南语和俄语在大学的教学语言中占主导地位。[32]当时,学院(Facultés)设置在教育、青年与体育部之下,其他的高等专业学院(Grandes Ecoles)依据行业分别设置在其他不同的部委下面。[33]

越南占领期高等教育治理模式,其特点包括:其一、高等教育机构、专业、教学配置从苏联和越南照搬;其二、社会主义思想教育成为必修课;其三、师资依靠国外援助,教学采用俄语和越南语教学。

二、从20 世纪90 年代至今改革开放时期的高等教育治理模式

柬埔寨改革开放期的高等教育治理模式始于20 世纪90 年代。柬埔寨从1991 年开始参加教科文组织、世界银行等国际发展机构发起的“全民教育”(Education for All),约50 个国际组织为柬埔寨教育发展提供资助。[34]美国著名的高等教育学者阿特巴赫(Altbach)认为,西方发达国家的学位和知识在边缘区域更受重视,[35]柬埔寨社会也普遍认为外国培养的学生或者外国师资更加优秀。同样,在政策层面,柬埔寨政府更加喜欢引入西方高等教育的各种模式,其中最有影响的当属美国模式。[36]柬埔寨由于缺乏高等教育方面的专家,使得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等国际机构在国家层面和大学层面的高等教育改革规划与咨询中发挥着核心作用。[37]从20 世纪90 年代开始,柬埔寨在世界银行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等国际机构支持下,开展高等教育改革,制定高等教育的政策法规,将私有制引入高等教育,推广具有国际水准的教育认证和质量保障,在公立高校推行大学自治改革,[38]创造了柬埔寨特有的开放式高等教育治理模式。

李福华认为:“治理实际就是一种制度安排,制度安排是管制特定行为或特定交易关系的一套框架或机制。一般而言,制度安排通过三个方面表现出来:一是建立某种组织机构;二是形成某种制约或运行机制;三是上升为某种法律制度。”[39]柬埔寨高等教育在21 世纪初,逐渐建立起自上而下的治理决策、业务主管、大学办学三层治理架构,初步建立了高等教育协调机制和质量保障机构,制定了《教育法》和15 项法规,制定了国家教育发展规划和高等教育政策愿景,为高等教育的有序与可持续发展提供了制度保障。

(一)高等教育的三层治理架构

第一层国家教育治理最高决策机构:根据2007年柬埔寨《教育法》第二章第五款,全国最高教育委员会(Supreme National Councilof Education,SNCE)是国家教育治理的最高决策机构。[40]其职能包括:“根据政府的社会与经济发展需要提出长期的教育政策与策略;根据政府政策评估教育、技术和专业培训工作,为开展教育工作调动资源。”[41]

第二层高等教育的业务主管机构:教育、青年和体育部(Ministry of Education,Youth and Sports)是柬埔寨教育的主管机构,也是直接管理高校数量最多的部委。[42]教育、青年和体育部下设高等教育总司,负责向高校发放办学执照,协助高校开发学术课程和管理制度,以保障其达到认证标准,提升全国高等教育的质量和效率。[43]除了教育、青年与体育部直接管理9 所公立和54 所私立高校之外,还有劳动与职业培训部(Ministry of Labor and Vocational Training)等13 个国家政府的部级主管机构根据所辖行业分别直接管理对应的大学。[44]劳动与职业培训部直接管理9 所公立高校和10 所私立高校。其他12 个部委管理23 所公立高校。[45]

第三层大学层次的高等教育治理机构:柬埔寨公立高校传统上都是由主管部委或柬埔寨机构直接领导和管理,没有自主权。2007 年柬埔寨出台了《高等教育机构执照颁发的条件和详细标准之部长令》,规定大学层面的最高治理机构是大学理事会。每所公立的、具有公共管理机构地位的和私立的大学都要设置大学理事会,开展大学治理。不同类型大学的理事会构成略有不同。大学理事会的职能包括:制定高校政策和发展方向;确定高校组织架构与领导角色;确定下设单位的职能;决定和审批员工数量;批准预算方案和财务报告或资产负债表;批准采购申请;审定内部规章制度;确定员工招聘、晋升和激励制度等。[46,47]

(二)全国高等教育协调机制

从理论上来讲,全国最高教育委员会负责全国高等教育发展协调,但迄今尚未发挥实质作用。目前,柬埔寨王国政府的部长理事会(Council of Ministers)会议为跨部门的高等教育合作与讨论提供协调平台。此外,部委间特别委员会为跨部门教育问题商议提供另一个协调平台。根据维科斯·森(Vicheth Sen)和索维卡·罗(Soveacha Ros)的研究,教育、青年与体育部及其下设的高等教育总司和其他部委的协调与合作,仅仅“局限在选拔享受政府资助奖学金的学生,对某些特定课程提供技术支持和一些政策对话”。[48]因此,教育、青年和体育部仅仅发挥部分高等教育的协调职能。政府在教育、青年与体育部内设立的“高等教育技术工作组”(Technical Working Group on Higher Education)为“教育、青年与体育部”、其他负责教育与培训政府机构、当地与国际的高等教育非政府组织和大学代表之间提供了另外一个交流和协调平台。[49]虽然柬埔寨高等教育协调已经有了一定的平台和渠道,但是全国性的、正式的、长期的高等教育协调机制尚未成熟。

(三)高等教育质量保障机构

柬埔寨王国政府在其发展伙伴世界银行和亚洲开发银行等机构的协助下,于2003 年通过王国法令,批准成立了柬埔寨认证委员会(Accreditation Committee of Cambodia)。该委员会作为部长理事会监管的独立机构,系高等教育外部的、官方的质量保障机构,负责保障和提升高等教育质量,以达到区域性或国际性的质量标准,保障高等教育机构办学效能的提升。[50]到目前为止,柬埔寨认证委员会只是对高校本科一年级课程开展评估,没有开展高校办学情况整体的评估。

(四)柬埔寨高等教育的治理政策

柬埔寨的高等教育治理从《宪法》、《教育法》到政府的相关法令、规定和高等教育的长远规划,都对高等教育的治理做出了规范,为高等教育发展提供了制度保障。

1.柬埔寨高等教育治理法规

柬埔寨《宪法》没有针对高等教育及其治理的专门章节。其中,有三个条款(第65、66 和67 条款) 强调国家应该保障全体公民享受优质教育的权利。[51]柬埔寨也没有专门的高等教育法,但是《教育法》对高等教育办学的目的、目标和原则;高等教育机构的类型、高等教育机构内部治理架构、质量保障与认证、财务管理、招生制度;教职员工的管理等做出了界定和规范。[52]

有关高等教育治理规定还体现在有关教育和培训的各种法令和次法令中。从1992 年到2014 年柬埔寨先后出台了15 项高等教育治理的法规,内容涉及大学设立标准、主管机构职能、大学评估认证、学分转换、研究生学位授予、职称评定等高等教育治理的不同方面。[53]这些法规根据发展需要逐年递增,日臻完善,为高等教育治理提供了制度保障。

2.柬埔寨高等教育战略规划

在柬埔寨出台的国家战略规划中,高等教育已经成为不可或缺的部分。柬埔寨王国政府在21世纪初,制定了3 期的《柬埔寨发展、就业、平等和效率的矩形战略》、[54]三个五年期的《全国战略发展规划》。[55]两个规划都要求对高等教育进行系统改革,使高等教育发展达到区域性或国际标准,以提升高等教育的人才培养质量。

柬埔寨教育、青年与体育部从2006 年起,先后制定了三个五年期的国家《教育战略规划》,高等教育在其中占有重要地位。2014 年4 月,教育、青年与体育部首次制定了专门针对全国高等教育发展的《高等教育2030 政策愿景》,确定了高等教育的长期发展战略方向和路线图,在柬埔寨高等教育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的重要意义。两种战略规划都指出了高等教育发展中的问题与挑战,确定了政策目标,制定了发展战略和行动方案,确定了可测量的指标,以衡量高等教育的发展。[56]

综上所述,柬埔寨高等教育在各国际相关机构的援助和技术指导下,已经建立了功能较为全面的分层治理架构,既有决策机构、业务主管和执行机构,还有全国性的高等教育协调机制与质量保障机构,参与治理的各利益相关方构成了较为完整的治理体系。此外,国家《教育法》和高等教育发展法规,从不同角度为高等教育发展提供了制度保障,国家出台的发展规划和教育规划为高等教育的未来发展确定了明确方向与路线图。柬埔寨高等教育治理架构、协调机制与治理政策三者有机互动,形成了柬埔寨开放式的高等教育治理模式。

(五)改革开放期高等教育治理模式的特征

这一时期柬埔寨的高等教育治理具有以下5个特征:

1.规划设计具有整体性

为实现国家发展目标,柬埔寨王国政府通过国家战略、全国规划、教育规划和高等教育政策愿景,对未来高等教育发展做出全面、系统规划。其《教育战略规划》和《高等教育2030 政策愿景》强调建立分层的高等教育治理架构。在协调机制上充分发挥教育、青年与体育部的枢纽作用,全面协调政府、大学与社会三方关系,充分发挥“教育、青年和体育部”、高等学校、柬埔寨认证委员会等不同治理利益相关人的功能,实现了不同层级和跨越部门的整合。在法律政策框架保障下,期望实现多元化、异质化高等教育治理主体的自发协调和行动,形成治理的整体合力,促进和保障高等教育的健康发展。这种治理设计体现了整体性治理的新理念和新取向。

2.办学体制推行市场化

在20 世纪90 年代早期,柬埔寨财政与人力不足,主要投入放在基础教育,高等教育放在次要地位。[57]90 年代后期,随着基础教育毕业生数量的增加,对高等教育的需求日渐增加。同时,柬埔寨王国政府受到“大市场,小政府”的新自由主义理论的影响,基于公私合作的原则,开始在高等教育中推行市场化办学。[58]1997 年柬埔寨建立了第一所私立高校。柬埔寨的私立高等教育机构有外国独立投资大学、与国外大学合作办学和现代远程教育等不同类型。[59]由于社会需求旺盛,私立大学到2014 年增加到64 所。2000 年柬埔寨王国政府允许公立高校招收缴费班(fee-paying class),[60]由此公立大学数量也从1997 年的8 所增加到2014年的39 所。全国大学生数量从20 世纪90 年代早期的10,000 万人,增加到2013 年的216,053 人。[61]由于推行市场化办学,柬埔寨高等教育的格局发生了重大转折,高等教育从“稀缺产品”变成了普通民众的“日常消费品”。

3.治理制度建设体现国际化

柬埔寨自1990 年4 月加入东盟,其经济、政治、教育、文化发展受到东盟一体化治理制度的深刻影响。自20 世纪90 年代内战停止之后,柬埔寨得到中国、法国、美国、日本、韩国和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等众多国际组织大量的经济援助以及教育援助。很多教育法规和规划都是由国际专家帮助起草的。[62]因此,柬埔寨的高等教育治理理念、治理制度、高等教育战略规划和学术话语运用都呈现国际化的特点,具有较高的国际水准。

4.质量认证推广普及化

为了应对东盟一体化对经济社会发展带来的挑战,为实现2030 年成为中高收入国家的愿景目标,柬埔寨王国政府把培养高质量的人力资源放在重要的战略地位。2001 年柬埔寨王国政府向世界银行申请贷款筹建柬埔寨认证委员会。[63]2003年,柬埔寨出台《高等教育认证的王国法令》,认证委员会正式成立。认证委员会成立旨在提升和保障柬埔寨高等教育的质量达到国际水准。[64]根据王国法令,在柬埔寨境内办学的所有国内外大学均须接受认证,方能获得颁发学位权力。[65]大学办学的内外部认证评估已经成为柬埔寨普遍推行的认证制度,对人才培养质量具有基础保障作用。

5.大学内部治理体现自治化

传统上柬埔寨实行对高校治理的条块分割,由国家部委对所辖行业内高校直接管理,高校缺乏自主权。1997 年国家政府出台了《公共管理机构法律地位的王国法令》,允许高校获得“公共管理机构”的自治地位。2010 年已经有10 所公立高校获得公共管理机构的法律地位。[66]具有公共管理机构法律地位的高校在大学董事会的领导下开展大学自治,可以招收自费生,增加学校收入,自己决定开办的专业,同时为人才培养质量负责。这项举措增强了公立大学的自治性,增强了大学办学的积极性和主动性,盘活了大学的人力资源,提高了专业教学与社会匹配度,提升了公立高校办学的效益和效能。

三、柬埔寨高等教育治理的发展路向

无论是法国殖民时期、越南占领时期,还是20世纪90 年代之后各国际组织和国家政府援助时期,各国对柬埔寨高等教育系统的援助其首要动因是施加政治影响,而不是帮助柬埔寨国家与个人发展。[67]在第四种模式中,国际组织和不同国家通过教育援助施加影响,协助制定制度与规划,体现的是后殖民主义的发展中国家对发达国家“中心”地位的依附关系,柬埔寨高等教育的治理模式中更多地体现西方模式“杂糅”的特点。这从侧面反映出柬埔寨高等教育治理变迁的轨迹———由殖民主义向后殖民主义治理模式转变,由单一国家模式向西方国家混合开放模式的转变。

沟壑治理模式及效益 篇5

[关键词]沟壑治理；模式；效益

彰武县位于辽宁省的西北部。全县呈东低山、西丘陵、北沙荒、中南平洼，大体是三丘三沙四平洼地势。沟壑主要分布在东、西部浅山丘陵区，以大郑铁路为轴线，向东向西分布逐渐增多。近几年加大了对沟壑的治理力度，取得了一定成效，项目区治理后水土流失明显减轻，生态环境得到了改善。

1治理模式

彰武县沟壑治理主要采用“沟坡兼治，涵养水源；层层设防，节节控制；围沟固沿，植物封沟；因地制宜，综合开发”，从坡面到沟道、从沟头到沟口、从支沟到干沟的科学治理模式。

1.1沟坡兼治，涵养水源。根据当地水土流失特点，以防风固沙、控制水蚀为目的，工程措施与植物措施相结合，在沟道治理的同时，对坡面采取水平槽整地、果树梯、台田，大面积造林栽果，同时坡耕地修建农业水平梯田，形成水土保持体系的第一道防线。几年后再形成绿色屏障，涵养了水源，减少了风沙和地面径流，为沟道治理开发创造了有利条件。彰武县后新秋镇东西平小流域从1999年开始治理，到2000年年底已累计完成治理面积1.2万亩，山上水平槽整地造林，山腰梯台田栽经济果林，山下农业水平梯田，造林栽果主要为紫穗槐、柠条、大扁杏等。坡面治理，拦蓄坡面径流，减少了入沟流量，沟道内修建了谷坊、沟头防护等措施。

1.2层层设防，节节控制。修建沟头防护工程，沟头防护采用截水槽，一般上口宽1米，下底宽0.6米，深0.8米，长3米，两槽之间留0.5米的间隔，防止水在槽内串流，槽内挖出土方修成梯形断面的围埂，围埂必须连上。支沟及主沟的沟沿修沟边埂，支沟内修谷坊群，主沟内修塘坝。做到从斗、毛沟、支沟到主沟层层设防、节节控制，从而有效地减少了水土流失。彰武县大四家子乡千佛山小流域沟道治理，做到了斗毛沟修建截水壕；在支沟沟头以上5米和20米处，围绕沟头修筑二条围埂，总长1.6公里，减少了径流入沟流量，延长了集流时间；支沟内修建谷坊180座，起到了稳定沟坡，巩固并抬高沟床，制止沟底下切、沟岸扩张的目的；主沟内修建塘坝一座，坝体为浆砌石溢流坝，下接石笼防冲，坝长43米，最大坝高3米，最大溢洪水深0.38米，库容7.5万立方米。

1.3围沟固沿，植物封沟。在沟头防护、截水壕及沟边埂上种植沙棘或柠条，防止沟沿扩展，以工程养植物，以植物固工程；在沟头垂直水流方向结合水平槽整地，营造乔灌混交林带，防止沟头前进；在支沟、主沟的沟坡营造护坡林，由于沟坡一般比较陡，首先需要在沟坡采取穴状整地，然后造林，增加植被覆盖度，以达到固持沟坡，防止沟沿扩展的目的；沟内宜林地块营造沟底防冲林及速生丰产林，乔灌结合，采用树种主要为杨树、柳树等防冲耐湿性的树种。护坡林和速生林连成一片，从而形成了水土保持综合治理体系的第三道防线。另外，林内枯枝落叶层不断增加，沟内土壤有机质含量随之提高，而且达到了外水不入沟，沟内清水流，为沟道的开发利用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1.4因地制宜，综合开发。根据治理后地下水位上升，水源丰富，水质好，沟底土壤肥沃等特点，可在塘坝下游开发水田和经济作物，利用沟道水源发展灌溉，建立高产稳产田。同时，还可大力开展塘坝水面养殖、坡面原有野果培育和新果树栽植等经济开发，逐渐形成立体开发的粮果沟。

2治理效益

2.1经济效益。千佛山风景区是全县十大旅游景点之一，山色秀美，摩崖造像闻名遐迩，吸引了许多游客。千佛山沟道塘坝的修建，不仅可养鱼，供游人垂钓，发展旅游业，带来可观的旅游效益；而且还可灌溉粮田，增加粮食产量，提高当地群众的生活水平。现该沟道治理每年可带来旅游、养鱼、果业增产粮食等效益20余万元。

2.2生态效益。通过对该沟道的治理，沟道内建立了较为完备的综合水土保持防护体系。增加植被覆盖率47％，涵养了水源，改善了小气候条件和土壤理化性质，使项目区的水土流失及风沙危害得到有效控制，生态环境得到明显改善，农业生产条件实现了良性循环。

高等教育治理模式 篇6

关键词：基金委员会,高等教育治理,英格兰高等教育基金委员会,财政备忘录

一、英国高等教育治理模式的变革

英国高等教育治理也经历了一系列变革:从最初的大学拨款委员会模式,转变为大学拨款委员会和全国咨询委员会(National Advisory Body for Public Sector Higher Education)并存的二元治理模式,到20世纪80年代末期则转变为基金委员会模式。

(一)大学拨款委员会的一元治理模式

大学拨款委员会成立于1919年,它标志着英国政府与高等教育新型关系的开始。在大学拨款委员会诞生之前,英国高等教育机构几乎很少接受政府财政资助,而如果当时政府不对大学进行财政援助,许多大学会面临财政危机甚至关闭的风险。[1]为了解决大学资金不充足、不稳定的困境,大学拨款委员会应运而生。大学拨款委员会最初隶属于英国财政部,主要职能是为大学定量分配政府资金,并对大学的资金使用提供建设性意见。

大学拨款委员会一度被视作政府与大学关系的“缓冲器”,体现了英国人处理大学与政府关系的智慧:既保障了大学接受充足的经费支持,又使得大学免受政治等外部因素的影响。[2]

(二)高等教育二元治理模式

高等教育的二元治理模式与英国高等教育二元制密不可分。20世纪60年代《罗宾斯报告》颁布之后,英国确立了大学和高等教育公共部门的二元体制。在治理模式上,大学拨款委员会于1964年从财政部转移到教育与科学部,接受教育与科学部的领导,这意味着大学被充分整合到英国教育系统中,受到政府的政策干预。尽管如此,大学拨款委员会仍然坚持维护大学的立场;新成立的高等教育公共部门主要由地方教育当局负责管理和提供经费。1982年,全国咨询委员会成立,由此,咨询委员会开始负责联邦大学高等教育机构的拨款事宜。

(三)统一的基金委员会模式

20世纪70年代末,英国陷入了严峻的经济危机之中,撒切尔政府为保证公共支出而削减公共部门财政预算,大学经费也位列其中。大学拨款委员会代表政府,负责削减对大学的财政资助,努力进行财政改革以实现大学院系合理化。然而,这一切仍未能满足政府对大学的新要求。因此《1988年教育改革法》废止了大学拨款委员会,建立大学基金委员会(University Funding Council),同时终止了全国咨询委员会,设立了负责高等教育部门的多科技术学院与其他学院基金委员会(Polytechnics and College Funding Council)。这两个新成立的拨款机构在成员构成上体现了政府要求高等教育更加积极回应社会需求的政策初衷,与旧有机构学术人员占主导地位不同,新机构增加了工商业和金融界为主的外部人员。

《1992年高等教育与继续教育法》提出以统一的高等教育系统取代英国传统的“双重制”,取消地方政府对高等教育的过多干预,将大学基金委员会与多科技术学院基金委员会合并,成立高等教育基金委员会(Higher Education Funding Council)。由此,英国高等教育治理开启了基金委员会的时代,基金委员会是非政府的公共组织,是政府的代理机构而非“缓冲器”,是审计和评价机构。[1]基金委员会提高了工商界和财政界成员的比例,在管理上具有商业经营的特色;基金委员会分配给各个大学的经费,并附加“财政备忘录”(Financial Memorandum)以保障资金按照备忘录的要求正确使用。事实上,高等教育部门被看作将教学和科研(科研仅限于大学)出售给政府的机构,因而其拨款机制更加具有合同制特点。[4]

二、英国当前的高等教育基金委员会治理模式

(一)英国高等教育拨款机构设置

英国高等教育基金委员会不是战略规划机构,而是负责资助的机构,它下设三个子机构,分别面向英国的三个地区:英格兰的高等教育基金委员会(Higher Education Funding Council for England,以下简称HEFCE)、苏格兰的基金委员会(Scottish Funding Council,以下简称SFC)和威尔士高等教育基金委员会(Higher Education Funding Council for Wales,以下简称HEFCW)。

北爱尔兰的高等教育与其他地区存在差异,北爱尔兰没有高等教育基金委员会,高等教育由北爱尔兰就业与学习部(The Department for Employment and Learning,North Ireland,以下简称DELNI)资助。DELNI发挥了政府和基金委员会的双重作用,负责北爱尔兰3所大学、2所大学学院。[5]苏格兰基金委员会是非政府的公共机构,根据2005年的《苏格兰继续教育与高等教育法》成立,取代了以前的苏格兰继续教育基金委员会和苏格兰高等教育基金委员会。它的资助对象是苏格兰境内的43所学院和20所高校。威尔士的高等教育基金委员会则根据《1992年高等教育与继续教育法》于1992年成立,它是一个独立机构,负责向威尔士境内的高等教育机构分配威尔士国民议会的公共预算。每年威尔士国民议会拨给基金委员会全部预算,由基金委员会负责向12所大学和高等教育学院以及其他提供高等教育课程的继续教育学院分配资金。

虽然各地区负责财政的具体机构有所差别,但英格兰、威尔士、苏格兰和北爱尔兰高等教育治理的过程与结构大致相同。由HEFCE负责英格兰地区130所大学与高等教育学院财政的治理结构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因此本文以HEFCE为例,阐释英国大学基金委员会治理的新颖之处。

作为面向英格兰地区的高等教育基金委员会,HEFCE承担着向英格兰大学和学院分配教学与研究公共资金的任务。HEFCE的目标是在财政健康的环境中促进高质量的教育与研究。

(二)HEFCE的治理框架

HEFCE的目的不同于大学拨款委员会,它主要是面向高等教育院校分配公共资源,保证大学财政健康,防范大学出现无可挽回的财政亏损与赤字。为了实现这些目标,基金委员会创立了一个完整规范的治理模式,由政府、基金委员会自身以及高等教育机构三个层次构成,各自的工作重点很明确。政府的责任是政策控制并指导高等教育的发展,对流向高等教育院校的拨款进行审查和问责制,同时在教学和科研领域实施质量保障与评价战略[6];基金委员会的首要目标是分配大学公共资金份额,确定满足政府政策目标的战略;高校则有责任在国家与基金委员会设定的工作体系内有效运作。[7]

HEFCE治理框架最突出的就是对问责制的重视,通过加强对大学财政的监督与审计以保障高等教育教学与研究的质量。随着高等教育在政府政策中的地位的提升,政府打着保障货币价值的旗号,直接干预高等教育的诸多事务。

(三)HEFCE对高校的资助

1. HEFCE支持大学教学

HEFCE按照质量保障署提供的大学教学排名对高校进行相应资助,不仅如此,它还为部分四年制学生和成年本科生提供额外资助,帮助他们获取进入高等教育的机会。尽管高校在教学上依赖HEFCE资助,但高等教育院校有权决定课程以及课程内容。教学资助方法的另一个主要原则是大学根据HEFCE每年决定的标准,可以竞标额外资助的学生席位。

HEFCE还承担着改善教育公平的重任。在整个教学资助内部,HEFCE划拨资金,为劣势学生和非传统背景的学生、有可能无法完成课程的学生以及残疾人提供资助。2003年～2004年,HEFCE总额高达33亿英镑的教学拨款中,有2.6亿英镑用于这一群体。[8]

2. HEFCE支持大学的科研

对英国高校来说,获取研究基金有两个主要来源——HEFCE与各研究委员会(Research Councils,包括人文、社会科学委员会、科学与工程研究委员会、医学研究委员会、量子物理学委员会和自然环境委员会),这就是著名的“双重支持制度”(Dual Support System)。HEFCE的资金主要支持基础研究设施建设、学术人员的工资、图书馆和IT费用等。

HEFCE资助科研的主要原则是有选择性地为高等教育机构分配资金。大学需要证明它们达到了科研评估活动(Research Assessment Exercise)阶段性的评价要求。HEFCE按照科研评估活动的结果向高等教育机构提供资金支持,资金与研究活动的质量和数量有关。科研评估活动的根本特征是大学在要求的时间内向HEFCE指定的审查人员提交科研人员的研究工作绩效。这些审查人员按照六个等级为各个院校的学科绩效打分,该排名决定每所大学接受的拨款数额。

在英国高等教育的财政资助中,可以发现国家仍然扮演了重要作用,但是在近年的大学平均收入中,来自基金委员会的拨款不超过45%,这打破了大学拨款委员会时期大学收入的90%都来自国家财政的局面,改变了国家资金在高等院校中的绝对支配地位。[9]

(四)HEFCE与高校签署的财政备忘录

1. 财政备忘录的工作流程

财政备忘录是高校向HEFCE承担绩效责任的有效措施,由HEFCE制定和颁布。大学在接受政府拨款的同时也要与HEFCE签署财政备忘录。财政备忘录有两个组成部分,第一部分是制定一些普遍的应用于各高校的要求,第二部分则每年更新一次,针对每所高校的具体情况量身打造。

财政备忘录包括三个参与主体:第一个是HEFCE的首席执行官,要向议会保证政府拨款的正确使用;第二个参与主体是大学的治理机构;第三个是大学的首席官员(通常是指副校长)。

英国大学都设有治理机构,是大学内部最高权力机构,负责处理大学内部事务以及大学与外部环境的各种关系。一般来说,1992年前大学的治理机构大都是校务委员会(Council),而1992年后大学中的治理机构则多为董事会(Governing Board)。无论哪种类型的大学,治理机构的成员都包括大学员工、学生、以工商业界人士为主的大学外部人员。大学的治理机构是大学的舵手,决定大学未来发展战略,同时要为公共资金最终负责。

由治理机构任命产生的副校长(Vice-Chancellor)是大学的首席执行官(Chief-Executive),合理利用HEFCE分配的资金是副校长的责任。副校长要代表大学与HEFCE签订协议,如果大学有任何政策或活动与备忘录有冲突必须报告治理机构;如果治理机构不能够解决,则需要向HEFCE报告。[10]

在财政备忘录中,责任与资金相伴而行。财政备忘录要处理HEFCE和其资助的高等院校关系,保证按照既定目标合理使用公共资金;力求高等教育部门中的风险管理与控制机制以及治理措施富有成效;实现金钱物有所值。高校的治理机构必须保证大学内部财务管理控制健全合理,保证大学有偿还能力,财政赤字不能超过备忘录中的底线。

2. 财政备忘录对大学进行有效的风险管理

2007年5月,HEFCE更新《高等教育机构问责制》报告,从该报告可以看出在HEFCE的问责制框架中,风险管理(Risk Management)或风险评估(Risk Assessment)是HEFCE与大学关系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内容。HEFCE作为向议会负责的公共机构,要对接受其资助的高等教育机构进行风险评估。如果HEFCE没有意识到某所大学存在的不足或不能够为解决这种不足提出建设性意见,反而继续资助该机构,则会受到公共账目委员会(Public Accounts Committee)滥用公共资源的指责。

高等教育的机构保障和风险框架有3个要素:大学要在每年12月份定期提交自身的绩效问责信息;HEFCE官员每5年要对大学实施监督,包括对每所高等院校进行为期一天的防问;HEFCE要审计大学提交的报告。这3个要素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HEFCE对每个大学的风险评估结果。

HEFCE对大学的风险评估通常有两类:一种是“较高风险”机构,另外一种则是“较低风险”的大学。HEFCE的风险评估主要是在每个大学在市场和大学发展战略计划的基础上,对大学进行可持续发展以及问责制的评价。英国大多数高校都处于较低风险状态,只有极少数被HEFCE视为高风险类型。对高风险的那些大学,HEFCE会在3月底与大学一并达成风险评估。假设有一所大学被认定处于高风险状态,一般都是因为它的财政以及市场地位都不能保证长期发展的可行性;也可能是战略计划的等级、范围以及成本超过大学的资源管理能力。秉承体现信息自由以及加强公共问责制的原则,这些评估结果原则上要对外公开。一般来说,风险评估信息都在3年后公开,这样会给大学一个缓冲期,改善其自身存在的问题。

三、高等教育基金委员会的特色

(一)基金委员会是政府的代理机构

基金委员会不是大学与政府之间的缓冲器,相反,是政府的代理机构,它的工作就是实施政府预定的目标,[11]负责确立大学绩效标准,要求大学按照这些标准接受评估。

作为体现政府意志的代理,基金委员会在目标以及人员组成上都积极回应政府的高等教育公司化与市场化要求。基金委员会更加注重外部人员的参与,越来越多的商业人士应邀加入到基金委员会中,对高校所接受的资金支持与使用提供公司性质的建议。这逐渐导致学术人员在大学治理中主导地位的下降。不仅如此,基金委员会还在高等教育内部引进了市场竞争机制,同时削减对大学的公共资助,在所有接受政府公共资助的高校中创立了一个准市场,促使大学为获取有限的公共资源而接受基金委员会的目标管理。

(二)以财政支持为杠杆,引导高校战略

基金委员会对大学提供的财政支持与大学拨款委员会相比逊色很多,但是基金委员会却越来越多地调控高校事务,并逐渐以财政为杠杆干预大学事务,大学享有的自我规制被新自由主义的问责制所替代。虽然大学在预算方面被赋予了越来越大的自治权力,但是也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来自外部调控的压力。

基金委员会利用其对大学的财政支持,将大学的科研、教学质量都与财政支持挂钩,通过科研评估活动和质量保障署等第三方机构执行对大学的调控,使得高校按照最佳实践准则,采取相应的战略更好地适应市场竞争,积极回应政府与社会需求。

(三)强调问责制,加强审查

基金委员会突出对大学的绩效问责,基金委员会追求可测量的目标,强调大学效率以及量化绩效标准。在基金委员会的问责框架中,政府与大学机构形成了新的关系,这种关系已经成为详细审查的对象[12]

财政备忘录体现了议会、创新、大学与技能部、HEFCE等外部机构对大学的审查,务必保证高等教育机构具备有效的风险管理、风险控制的治理制度。英国高等教育逐渐迈入审查阶段:议会是HEFCE的外部审查人员,有权质疑任何接受HEFCE资助的高等院校的财务;创新、大学与技能部要求HEFCE具备审计服务以及会计制度,接受创新、大学与技能部审计检查;HEFCE按照与创新、大学与技能部签署的备忘录向议会问责,为高等教育审计提供资料;而在大学内部,治理机构要保障公共资金的正确使用,大学与HEFCE的财政备忘录规定大学副校长要配合治理机构的工作,向公共账目委员会汇报工作。

由此可以看出,英国高等教育制度进入了评价型和审计型发展阶段,高校、HEFCE以及创新、大学与技能部都参与其中,形成一股合力,借助公共财政支持创造的便利条件,进一步向前发展。

四、高等教育基金委员会产生的影响

从大学拨款委员会到高等教育基金委员会模式的变革,代表了英国高等教育治理的转型。当前英国基金委员会的治理模式意味着英国政府与大学关系的新发展,代表了国家和大学协商后的立场。基金委员会更加突出调控大学发展的责任,通过绩效问责等方式管理大学,使大学成为经济再生产的中心,加强对大学财政的监督与审计以保障高等教育教学与科研的质量。大学要想获得政府资助必须要通过绩效成绩表明有能力正确使用政府资金,政府对大学的财政干预不再温和,相反高等教育政治化的一面则被强化。

HEFCE也存在一些问题:如加强对大学的详细审查进一步破坏了大学自治的土壤,使得大学只能维持程序自治而无法享有实质意义上的自治。

参考文献

[1][3][7]Tapper,T.The Governance of British Higher Education. Springer,2007.147,40,10-11.

[2]Shattock,M.The UGC and the Management of British Universities. Society for Research into Higher Education & Open University Press,1994.142.

[4]詹鑫.八、九十年代英国高等教育的市场化与大众化改革[J].外国教育研究,2000,27(4):59-64.

[5]Action Acess.Widening Participation in North Ireland [EB/OL].http://www.actiononaccess.org/index.php?p=1_8, 2008-04-14.2009-02-12.

[6]Taylor,J.“Big is Beautiful.”Organisational Change in Universities in the United Kingdom:New Models of Institutional Management and the Changing Role of Academic Staff. Higher Education in Europe,2006(3):251-273.

[8]HEFCE.HEFCE's Accountability Framework[EB/OL] http://www.hefce.ac.uk / aboutus/accframe/#hesec.2008- 12-28.2009-02-12.

[9]Universities UK.Patterns of Higher Education Institution in the UK:fifth report,London:Universities UK,2005,62.

[10]HEFCE.Model Financial Memorandum between HEFCE and Institutions[EB/OL].http://www.hefce.ac.uk/pubs/ hefce/2008/08_19,2008-09-06.2009-03-05.

[11]Scott,P.The Meaning of Mass Higher Education.Buckingham: Open University Press,1995.33.

高等教育治理模式 篇7

综合性大学办高职教育实质上就是大学高层管理在综合考虑主管部门的委托目标及其可控资源的基础上, 做出的在教育类型上的相关多元化决策。一般认为, 综合性大学办高等职业教育可发挥其剩余资源和能力 (大学所拥有、尚未被利用或者完全利用的资源和能力) 的作用, 进而可获范围经济之益。而经过近十年的实践, 这一战略在大学之间所显现出来的办学成效差异, 显然用主观上意愿和两个办学类型上的不相容性是难以解释的, 而需充分考虑资源和能力两个维度才能对这一现象加以阐释。事实上, 高等职业教育和普通高等教育在资源和能力的要求上存在显著差异, 因此, 原有资源和能力的基础上, 综合性大学举办高等职业教育这一新的办学活动不仅需充分考虑既有可利用的资源和能力及其与不同层次高等职业教育匹配度, 而且还需充分考虑高等职业教育本身的资源和能力要求。

(一) 普通高等教育与高等职业教育在资源和能力上的差异性

从资源和能力的角度考察分析, 普通高等教育与高等职业教育既有相通之处, 又存在显著区别。普通高教与高职教育在部分资源和能力 (如后勤保障) 的要求上是完全一致, 但就其培养目标、人才培养方式以及教学活动的组织等方面来看, 两类办学活动在关键性资源和能力上要求是完全不同的。作为从事学术教育的普通高等教育, 其所需的关键性资源应明显具备学术性, 例如在师资队伍上要体现“高层次创造性”, 在实验资源的配备和开发上不仅要注重培养学生创新能力、实践能力和综合能力的需要, 同时应满足教师和科研人员进行学术研究的需要。而对于高等职业教育, 所需的关键性资源则需具备“技术技能职业性”的特征, 如师资队伍要具备与相关专业相匹配的“实践技能”, 实验 (训) 资源的开发和使用上要满足相应职业岗位技能所需。此外, 普通高等教育与高等职业教育在社会资本、组织资本等方面的特征上也是完全不一样的, 如两类教育的高层决策机构中的学术委员会在人员构成、治理机制等方面就具有显著区别。

就能力而言, 两种教育类型所需的关键性能力及其结构也是不相同的。对于普通高等教育, 应具备把握科学研究前沿动态、提出并组织实施相关学科 (及其交叉) 前沿性研究以及围绕学术性教学、科研、社会服务三类基本活动组织、协调和配置资源的能力。而对于高等职业教育, 则应具备把握地区或行业的职业类型和结构变化趋势, 开发和发展针对相关职业技能的培养所需资源并加以组织、协调和配置的能力。事实上, 由于能力是资源及其有机结合所具有的内在动力特征, 而高等职业教育和普通高等教育在资源上又存在诸多差异, 因此, 两者在办学活动潜力及其在办学活动过程中表现出来的现实能力也是显著不同的。

总之, 高职教育与普通高教之间尽管可共享部分资源和能力, 但两种办学类型在资源和能力上存在显著的系统性差异。综合性大学在实施办高职教育这一多元化战略时, 需要在部分可共享资源的基础上开发、创造新的资源, 并形成高职教育特有的资源系统, 在此基础上形成其特有的能力系统, 唯有如此, 综合性大学办高职才会卓有成效。

(二) 综合性大学办高职教育的现实基础及其差异性特征

大学高层管理者在进行多元化办学决策时首要考虑的是各类可资利用的资源和外部环境。从大学高层管理者的视角考察大学, 大学是由主管部门或投资方的委托目标以及相应的委托—代理合约, 师资、图书馆藏、管理团队、后勤保障以及其它有形与无形资产, 大学历史、文化以及制度和规范等等组成的。一些大学的成功经验表明, 综合性大学办高职教育可充分利用综合性大学丰富的资源。这些资源就形成了综合性大学办高等职业教育的既有资源基础。如上所述, 综合性大学办高职教育不仅要对现有资源的重新组合, 尚需开发、创造、积累高职教育所需新的资源, 并在此基础上对既有资源和新增资源加以协调和配置, 进而形成高职教育特需的资源系统。这一资源系统就形成了综合性大学办高职教育的现实资源基础, 且这一资源系统在不同大学之间是存在差异的。

另一方面, 当大学高层管理者在做出大学的相关多元化战略选择——关于大学资源的分配、协调和应用的抉择时, 还会使大学表现出对既有和新增资源进行协调和配置的能力。这里的“资源协调和配置的能力”是由大学高层管理者自身的能力、主管部门或投资方与大学管理者之间的委托代理关系、大学的历史文化和现有资源等诸多因素所共同决定, 是为大学高层管理者所难以观察和分析的。当综合性大学在执行高等职业教育活动时, 不仅要对其存量资源进行重新协调和配置, 而且还需对其新增资源进行协调和配置。考虑到不同大学在可控资源的量、类型以及结合方式等方面的差异, 其资源协调和配置的能力也必将表现出差异。同时, 由于大学在既有资源和能力上的差异性, 其资源开发和发展能力也具有差异性。而正是这些差异性能力构成了各个大学执行高等职业教育活动时的差异性能力系统。

综上所述, 普通高等教育与高等职业教育在资源和能力上存在系统性差异, 而不同大学之间由于历史和现实的原因所造成的资源的异质性和能力上的差异性, 表现在执行高等职业教育活动时亦存在差异性的资源和能力基础。从综合性大学创办高等职业教育的历史来看, 大多数综合性大学创办高等职业教育受主管部门委托目标以及相应的委托—代理合约影响极大, 加之大学确实有与发展高等职业教育可共享的资源, 做出这样的决策也是情理之中的事情。应该明确的是, 综合性大学在其以往办学过程中所积累的资源和能力在执行新的办学活动中会表现出明显的路径依赖特征。近十年的实践表明, 综合性大学之间在办高职教育活动的成效上是存在显著差异的, 而这种差异性产生的原因正是由于综合性大学之间在资源和能力上的系统性差异以及资源和能力的路径依赖双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综合性大学办高等职业教育的成效不仅受制于其剩余资源和能力的制约与约束, 而且还取决于其在执行高等职业教育活动时所积累的资源与能力系统。

二、综合性大学办高职教育的内部治理模式

我国综合性大学办高职教育可以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在1998年之前的自主创办阶段, 该阶段创办高职教育的综合性大学也是目前办高职教育卓有成效的综合性大学。第二阶段是1998年之后的政府主管部门委托创办阶段, 我国目前绝大多数的综合性大学高职教育都是在这个阶段创办的, 其显著特征是其创办目标受政府主管部门委托目标以及相应的委托—代理合约的影响极大。目前为止, 这些大学的高职教育已显现出明显分化。实践表明, 作为能力形成基础的综合大学高职教育治理模式及其机制对于综合性大学高职教育的办学成效起到决定性的作用。因此, 下面我们在大学一般治理模式基础上, 初步探讨基于资源和能力的相关多元化战略下的综合性大学高职教育的几种有效治理模式。

(一) 我国大学的一般治理模式

大学治理形式可分为内部治理和外部治理。内部治理是指党委、校长、职代会、学术委员会、教学委员会等大学内部权力机构相互制衡实施对大学的治理, 是我国《高等教育法》所确定的一种正式制度安排, 构成了大学治理的基础。外部治理是指政府、社会团体、学生家长以及就业市场等利害相关者对大学办学活动、管理行为所施加的影响和监督。

(二) 综合性大学办高等职业教育的三种基本内部治理模式

高职教育所面对的外部治理环境与普通教育是不一样的, 例如两类教育分属两个并列性法律法规监督, 所面对的社会团体和就业市场也是有差异的。综合性大学办高职教育经过近十年的实践, 各大学逐渐摸索出适应本校的内部治理模式。总的来看, 可将其归属于三种基本内部治理模式:一是关系型内部治理模式;二是官僚科层型内部治理模式;三是复合型内部治理模式。

关系型内部治理模式的主要特点是执行高等职业教育的机构 (如××大学职业技术学院) 能够独立行使办学主导权, 有不同于普通高等教育的教务管理办法和制度, 有一套稳定的师资队伍, 有专门负责高职教育的管理运作和研究的团队, 甚至有独立的校区以及其他办学基础条件 (如实验实训场所) 等等。相对于其他两种模式, 该治理模式的高职教育只能共享其母体有限的资源和能力, 尚存大量本可共享资源未获充分利用。

官僚科层型内部治理模式的综合性大学高职教育机构完全附属于其所属综合性大学母体, 虽然有专门的高职教育管理团队, 但该团队与其母体之间是完全的行政隶属关系, 师资队伍、实验实训场所基本和普通高教混用。有的大学也将这种模式称之为组织资源型模式, 但又要求尽量使用本校的既有师资和其他办学资源。这种治理模式的最大缺点是难以形成高职教育特有的资源和能力系统。

复合型内部治理模式是介于关系型和官僚科层型之间的一种治理模式。该种模式下的综合性大学高职教育机构能够相对独立地行使办学主导权, 但在有关资源和行政管理上与其母体有千丝万缕的联系, 因此, 受其母体普通高等教育办学活动的影响较大。一旦高职教育与普通高教活动发生冲突, 一般情况下得先满足普通高教需要, 结果会严重影响高职教育正常的办学活动。

(三) 基于差异性的资源和能力系统的综合性大学高职教育目标治理模式

考虑到各个大学在资源和能力上的异质性, 且高职教育和普通高职教育在资源和能力上存在系统性差异, 如何既能够充分利用各个大学的既有资源和能力, 进而获范围经济之益, 又能够在办学过程中逐渐形成高职教育特有的资源和能力系统, 是大学办好高职教育的关键所在。我们认为, 要实现这一目标, 关键在于成立由大学治理机构部分成员、职业技能专家和职业技术教育家共同参与的职业技术教育委员会对执行职业技术教育的机构进行指导, 职业技术教育执行机构向该委员会纵向说明责任。这种治理模式既有利于充分利用大学既有资源, 又有助于开发、创造新的资源, 进而形成高职教育特有的资源和能力系统。

综合性大学的异质性、高职教育和普通教育在资源和能力上存在的系统差异性, 以及综合性大学在其以往办学过程中所积累的资源和能力系统的路径依赖性, 是综合性大学办高职教育成效分化产生的原因。要避免现有办学模式对高职教育产生不利影响, 又能够既充分利用既有资源和能力, 并形成高职教育特有的资源和能力系统, 唯有建立有别于传统治理模式的新型治理模式。

摘要：综合性大学之间的异质性、高职教育和普通教育在资源和能力上存在的系统性差异以及综合性大学在其以往办学过程中所积累的资源和能力系统的路径依赖性, 造成了综合性大学办高职教育的成效分化。本文在系统分析综合性大学办高职的现实基础及其差异性的基础上, 提出了既有利于充分利用大学既有资源又有助于开发、创造新的资源, 进而形成高职教育特有的资源和能力系统的综合性大学高职教育的目标治理模式。

关键词：大学办高职,多元化办学,资源,能力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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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李维华, 韩红梅.资源观的演化及全面资源论下的资源定义[J].管理科学文摘, 2003, (2) .

[3]封小超.走多元化办学跨越式发展新路[J].中国高等教育, 2001, (11) .

[4]朱宝贵.普通高等教育与高等职业教育的比较研究[J].河北职业技术学院学报, 2001, (4) .

[5]欧阳河.职业教育基本问题初探[J].中国职业技术教育, 2005, (12) .

[6]曹勇, 刘灿国.高等职业技术教育与普通高等教育之比较研究———兼谈普通本科院校办高职必须注意的几个问题[J].职教通讯, 2001, (9) .

公司治理与财务治理模式初探 篇8

公司治理是现代企业制度中最重要的架构。现代企业最根本的特征是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 两权分离产生了委托代理关系, 委托人 (委托人) 和代理人 (经营者) 之间既需要合作又存在冲突, 因此需要在所有者和经营者之间形成一种相互制衡机制, 协调彼此的责、权、利关系。因此, 概括地说, 公司治理就是一种企业剩余索取权和剩余控制权 (即广义的产权) 分配的一系列制度安排, 通过这种制度首先保证公司股东的利益并以此为重心兼顾各个利益相关者之间的责权利的平衡。

公司治理包含财务治理、生产治理、人事治理等几个方面, 其中, 财务治理是公司治理最为重要的内容和根本体现形式。所谓财务治理, 是指通过财权在公司内部的合理配置, 从而确保财务目标的实现, 并提高公司治理效率的财务制衡的制度安排。财权配置是公司财务治理的核心问题。财权表现为某一主体对财力所拥有的支配权, 包括收益权、投资权、筹资权、财务预测、决策权等权能 (伍中信, 1999) 。对应的, 公司财权则是公司财务主体对公司财力所拥有的支配权。公司经营控制权的核心是财权, 在公司各项制衡制度的安排中, 财权分配及制衡制度的设计是第一位的。

公司治理和财务治理在主体上具有一致性。现代公司治理理论认为, 公司治理的主体是由具有一定资格和能力参与治理活动的公司“利益相关者”, 股东是核心, 主要包括公司经营者、债权人、员工、政府和其他利益相关者。财务治理主体, 即谁参加财务治理, 毫无疑问是公司“利益相关者”, 因为在治理框架下, 公司治理与财务治理是个包容关系, 其主体一定是公司治理主体。

公司治理和财务治理在目标上具有一致性。公司治理的目标是降低代理成本, 解决信息的不对称, 保证公司决策的科学性和公司治理的有效性, 从而保证公司利益相关者利益的最大化。财务治理的目标是公司资源合理配置, 形成有效的财务激励与约束机制, 实现公司财务决策科学化, 从而保证公司利益相关者利益的最大化。

总之, 公司治理是现代企业制度中最重要的架构, 财务治理是公司治理的最为重要的内容, 是公司治理的现实、集中、根本体现。二者紧密相连, 倘若公司治理结构不符合现代企业制度的要求, 财务治理模式就不能达到预期的效果, 就失去相应的意义。所以, 财务治理模式只有在科学合理的公司治理框架内才能成为实现公司价值的重要手段, 而公司治理只有在有效的财务治理模式的具体操作下才能形成有效率的制衡机制。

二、不同公司治理模式下的财务治理

正因为财务治理与公司治理有如此紧密的关系, 在不同的公司治理模式下, 公司的财务治理模式受其牵动, 表现出不同的特点。公司治理模式的演变主要体现在治理主体的演变上, 其内涵变化也决定了财务治理主体的变化, 并带来了其主要内容的变化。

(一) “股东至上”模式下的财务治理

“股东至上”模式下的公司治理遵循的是“资本雇佣劳动”的逻辑, 认为物质资本的提供者——股东, 完全拥有企业的所有权, 企业所有权在委托代理关系中指的是对企业的剩余索取权和剩余控制权 (即广义的产权) , 是由于契约的不完全性而产生的, 剩余索取权是指对企业收入扣除固定的合同支付的余额的要求权, 剩余控制权是指合同中没有特别规定的活动的决策权。“股东至上”这种观点在工业经济时代是比较合适的 (杜胜利, 2003) , 因为在工业经济时代, 股东提供的物质资本具有相对强的稀缺性和专用性, 相应地也就具备了抵押性, 股东成为实际的风险承担者;而人力资本因其具有与其载体不可分离、不可转让与抵押、人力资本信息不易对外显示的特征 (刘大可, 2001) , 从而专用性相对较弱, 并且当时的市场的不确定性因素较少, 企业赖以发展所需要的人资本并不突出, 导致了其在公司权利博弈中的相对被动地位。而同作为物质资本提供者的债权人又由于其让渡的仅仅是物质资源有限时期的使用权, 因此, 股东便当仁不让地成为企业所有者。在“股东至上”模式下, 公司治理的重心是调整股东与经营者的关系, 公司治理的主体是股东和经营者, 治理目标是保证股东财富最大化。

相应地, 财务治理的主体以及目标与公司治理的保持一致, 即公司财务治理主要关注的是股东和经营者的公司内部财权配置, 以解决委托人如何选择或设计最优合同来克服代理问题, 财务治理模式为“二元主体 (所有者与经营者) 共同治理结构”, 所有者与经营者共同分割公司的主要财务治理权 (李心合, 2001) , 治理目标是怎么保证股东财富的最大化。

(二) “共同治理”模式下的财务治理

“共同治理”模式的公司治理遵循的是“物质资本与人力资本并重”的逻辑, 认为公司是利益相关者为了个人利益最大化而结成的一张的“契约网”, 各利益相关者之所以自愿走到一起组成企业而不采取单干的方式, 主要是因为企业内部的协作劳动可以创造更高的生产率, 从而增加每一个人的收益, 所以剩余索取权应由利益相关者共同分享。与“股东至上”模式相比, 我们可以发现, 公司治理模式的分歧, 实质上是对“企业所有权” (即广义的产权) 分配的争论, 演变的内在逻辑是企业核心资产所有者的变化过程。在“共同治理”模式下, 企业不仅要重视股东的利益, 而且要重视其他利益相关者及经营者的监控。因此, 公司治理的主体是利益相关者, 治理目标是利益相关者价值最大化。

相应地, 财务治理模式的主体以及目标与公司治理的保持一致, 即公司财务治理中的财权配置不仅是股东和经营者的企业内部财权配置, 而且扩展到包括各利益相关者的企业内、外部财权配置, 以及为保证利益相关者财权配置实现的相机治理机制, 财务治理模式为“多元主体 (各个利益相关者) 共同治理结构”, 治理目标是以实现利益相关者的价值最大化。

三、公司治理模式国际趋势对财务治理模式的影响

(一) 公司治理模式的国际趋势

以上介绍了不同公司治理模式的理论内容及其主张。实际上, 各国的公司治理模式并非有如此泾渭分明, 不同的公司治理模式之间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背景下也在互相影响和转化。目前公司治理形态主要有两种表现, 即日德 (以银行导向型) 的内部治理为主、外部治理为辅的公司治理模式, 与股东占主导地位的“共同治理”模式对应;英美 (市场导向型) 式的外部治理为主、内部治理为辅的公司治理模式, 与“股东至上”模式对应。但是, 随着经济的发展, 这两种公司治理模式有趋同化的趋势:在两种模式下, 上市公司资本占GDP的比重差距逐渐减弱;无论是“共同治理”模式国家还是“股东至上”模式国家, 非财务部门对企业的持股份额逐渐降低, 而财务部门对企业的持股份额逐渐提高, 两种模式在董事会系统方面也呈现出越来越多的相似性 (杨宗昌, 赵红, 2004) 。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 (OECD) 1999年在《OECD公司治理准则》中为公司治理提供了五条框架性基础原则 (O E C D, 1999) , 其中一条就是“利益相关者在公司治理中的作用”并进一步要求:“治理结构应保证法律所保护的利益相关者的权利得到尊重;受到法律保护的利益部分, 在受到侵害时应有机会得到有效的赔偿;治理结构应允许为了利益相关者的参与而设定的业绩增强机制;一旦利益相关者参与公司治理的过程, 他们应获得相关的信息。”又如美国的《公司治理声明》、韩国的《公司治理最佳实务准则》、日本的《公司治理原则》等都强调要重视各利益相关者在公司治理结构中的作用, 要维护各利益相关者的利益 (张维迎, 1999) 。实际上, 在德国、荷兰、瑞士等欧洲国家, 象员工这样典型的利益相关者参与公司治理是非常普遍的, 而且, 他们是以更高层次的法律来规定这一内容的。这些国家的经验表明, 各利益相关者参与公司治理既有助于形成有效的公司内部制衡机制, 降低代理成本, 也有助于激励各利益相关者为公司持续发展做长期投入, 防止短期化行为, 还有助于促使公司履行社会责任, 为其发展创造一个良好的外部环境。

所以, 按照利益相关者理论, 在公司治理方面建立关注利益相关者利益的“共同治理”模式, 是现代市场经济的内在要求, 是大势所趋。

(二) 财务治理模式所面临的问题

“共同治理”模式与“股东至上”模式相比, 实际上就是公司治理主体即公司所有权者安排的转变, 由原来的一元主体转变为多元主体。由此, 给财务治理模式带来的影响也可从主体的多元性进行思考。

财务治理主体如何确定?“共同治理”模式考虑到的利益相关者, 包括股东、债权人、供应商、经营者、职工、政府和社区等与公司有利益关系的集团 (或个人) 。但应当强调股东作为治理主体的主导地位, 因为在承担公司各种风险及有效监督等方面, 股东都具有无可替代的作用。另外, 由于财务活动的特殊性, 并不是所有的公司治理主体都有能力参与到财务治理中去成为事实治理主体, 并且所处的治理地位也不同。那么, 究竟谁是“其他利益相关者”、“其他利益相关者”应该占有多大比例的所有权等, 应由股东根据股东利益最大化的要求决定。因此, 财务治理主体应由物质资本所有者、人力资本所有者及其他利益相关者多方博弈解决。

利益如何协调?“共同治理”模式的理论强调企业所有权应由利益相关者共同分享, 实现利益相关者的价值最大化。这种观点虽然在理论上行得通, 而在实际中, 各个利益相关者的利益不可能是没有矛盾的, 有时甚至是不可调和的, 这样就使所谓的利益相关者共赢在现实中是很难存在的。袁振兴 (2004) 提出了利益相关者利益均衡的观点, 他指出:企业是各利益相关者利益形成和分配的载体, 也是一个复杂的系统组织。企业的存在和发展就是其作为一个系统而存在的不同均衡状态。因此, 利益相关者要追求的是利益均衡, 而不是最大化。但笔者认为, 这个利益均衡应该有个前提条件, 那就是股东利益占主导地位。在这个前提下的追求利益相关者的利益均衡才是合理的、才是可行的, 并且在现实经济生活中也可以找到根据。

摘要：本文强调公司治理与财务治理模式两者的联系, 分析了在不同的公司治理模式下财务治理模式的特点和内涵。在此基础上, 对当前公司治理的发展趋势及其给财务治理模式带来的影响做进一步展望。

关键词：公司治理,财务治理模式

参考文献

[1]、伍中信:现代经济财务导论.上海:上海立信会计出版社, 1999.

[2]、刘大可:论人力资本的产权特征与企业所有权安排.财经科学, 2001,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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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李心合:关于财务理论若干问题研究.财经研究, 2001, 1.

[5]、杨宗昌, 赵红, 刘悦:公司治理模式发展趋势综述.当代经济科学, 2004, 1.

[6]、OECD:OECD Principles of Corporate Governance1999.

[7]、张维迎:企业理论与中国企业改革.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9.

高等教育治理模式 篇9

随着国家强制性制度的推进, 我国小型农田水利工程治理的制度和模式也发生了改变, 这对农田水利工程的发展是有很大的帮助的。

1 水资源目前的形势

任何资源都是一个国家经济发展的基础, 目前我国正处于经济发展的时期, 经济发展就需要资源的供给, 然而一些和人们生活息息相关的基础资源。例如水资源, 矿产资源等都是我国面临短缺的资源, 所以如何解决资源紧缺, 如何实现资源和经济共同协调发展成为一个急需解决的问题。

水是生命的源泉, 它孕育了世界万物是人们生活的必需品, 但是水也是有双面作用的, 万物都是一把双刃剑, 过多的水会给人类带来危害比如洪涝灾难, 过少又会影响人类的生活需要, 所以管理和使用是政府和社会应该关注的问题。随着世界人口的急剧增张, 全球水资源短缺的状况更加严峻, 据调查表明2002年, 可持续发展世界首脑会议在南非召开, 会议上说水危机被列为未来10年人类面临的最严重的挑战之一。所以呼吁让更多的人喝上安全的饮用水, 享受用水卫生设施, 并加强水资源管理。联合国也做出警告, 缺水或水资源紧张的地区正不断增加, 预计到2025年, 全世界淡水需求量将增加40%, 并且将有近一半人口生活在缺水的地区。所以不管什么地区水资源缺乏的问题都要重视起来, 根据研究表明目前水资源的形势不容乐观。

2 小型水利工程灌溉的现状

2.1 灌溉用水量大

首先我国农业用水量很大, 农田灌溉用水又是农业用水的主要组成部分。新中国建立以来, 灌溉面积的扩大需水量也逐年增加。现在普遍存在问题的是流域的上游和水资源丰富的地区进行漫灌, 下游和缺水的地区争抢水资源, 所以由此可知, 水资源丰富的地方对节约水的意识不强, 认为水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 这种错误的想法导致大量浪费现象的出现。而且水资源是开放使用没有计量使用, 居民便不会把节水放在首位, 这样使节水的措施很难实现。

2.2 地下水肆意使用

因为我国人口的快速增长, 地表的水资源越来越少所以农业用水渐渐地由地表水到地下水, 甚至在北方地下水已经是主要的资源, 地下水位连续下降, 引起海水入侵和取水成本持续上升, 同时加剧了水资源污染问题。为了减少危害, 我国已有很多城市明令禁止开采地下水, 但是农业灌溉取地下水一般是不需要交纳水资源费, 不需审批或审批非常容易, 所以地下水开采用于灌溉非常地容易, 农民也觉得取地下水是天经地义的事。但是这已经给工业用水、城镇生活用水带来了一系列的生态问题。

2.3 灌溉工具老化

受经济条件的制约, 很多农民在灌溉时依然使用很久以前的工具, 在灌溉的过程中就会造成很大的浪费, 由于管理的不完善许多的灌溉工程例如渠道, 水库, 电机井等都处于失管状态, 政府资金和能力有限, 也很难完全地维护和运行资金, 不能新建或者扩建, 在这种情况下灌溉的工程就会造成很大的水资源浪费。目前急需要解决的就是吸引民间资金来管理运营工程, 改善工具的老化陈旧。

3 小型农田水利治理存在的问题

3.1 依靠政府, 缺乏自主意识

小型农田水利工程为我国的粮食安全和社会稳定做出了很大的贡献。新中国成立后, 小型农田水利工程的投资方式一直是由政府组织发动并给予一定补助, 由农民投劳筹资兴建。农民积极进行水利工程的建设促进了农村经济的发展。随着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行,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也逐步完善, 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公有制也展现出了它的矛盾所在。但是小型农田水利工程长期以来被当作农村公益事业进行治理, 运营和管理依靠财政的补贴, 供水也是由各地方政府提供, 所以这样主体单一的产权和使用违背了市场经济规律, 工程管理水平不高、管养经费不足、工程老化失修等原因导致水利工程效益不能正常发挥;也造成水利资产闲置流失严重、工程使用效率不高、用水浪费等等现象和问题, 这些问题和矛盾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呈不断加剧之势。

小型农田水利工程的这种无偿性导致了工程治理和灌溉用水的低效率, 水利工程的经营者因为缺乏有效的激励机制, 很难着眼于提高水利工程的效率, 他们也不会积极主动地降低成本, 用水的人也没有节约水资源的意识, 总是觉得这与自身的利益不大。

3.2 改革不彻底

修复和重建小型农田水利工程具有一定的困难, 资金的缺乏是直接原因, 但是还有一个原因是工程没有进行有效的治理和改革, 所谓改革即采用何种方式来发动、吸引灌溉用水者对工程进行有效管理、维护及运行。小型农田水利工程的改革是以水利工程供水水价调整到满足运行成本、合理收益的价格标准为前提条件, 它按照营利组织的模式安排水利工程产权, 从而调动工程经营者提高水利工程运行效率的积极性。这样的改革足可以满足节水的条件了。

3.3 水渠污染难以恢复

水渠是农村水利工程中的重要环节, 因为农村没有垃圾站, 垃圾桶所以农民的垃圾便流入了水渠, 这样严重的污染水资源的质量, 于是就会发生排水系统的堵塞的现象, 减少了干净水的使用率, 所以要加强对减少污染的宣传, 告诉水渠对农民的重要性这样才能很好地解决污染问题。在使用水时不仅要树立节约用水的意识, 还要减少水的污染, 更要强化对污水的处理水平, 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尤其是城镇居民的生活条件, 但是农民却还要在钻水井里获取水源, 这些水资源没有经过任何处理不知道有没有危害是否被污染过, 所以要强化污水的处理系统, 以免影响到了人们正常用水的使用。

4 小型农田水利工程的治理模式

4.1 集权治理

集权治理是解决公共物品的有效形式, 小型农田水利工程由于所有的东西都是具有公共性的, 所以对个体而言缺乏直接的经济价值, 通过政府的治理是最公平公开的, 但是也是治理成本最高的, 很多人可能在里面动一些手脚来赢得自己的利益。

4.2 合作治理

合作治理模式有利于解决水污染治理, 小型农田水利工程中由于其存在一定的经济效益, 所以我们可以采取收费的形势来解决其外在性, 也可以通过承包租赁的形式使集体和个人有一个很好的合作机会, 这种模式主要用于有一定经济效益的小型农田水利工程, 如过没有利益可言合作的治理方式就会很难进行。

4.3 参与治理

这种模式主要是用于解决排他不可行但可分别使用的公共池塘资源, 该类小型农田水利工程较多, 参与的治理模式是公平的, 每个人都有权利去管理和监督, 但该模式需要用水户具有较强的参与意识和自我管理的观念, 需要每一个都全心全意的投入到这个发展的模式中去。

5 结束语

不管采取何种治理模式和治理制度都需要公众参与到政府为主的治理中去, 或者是农民自我组织、形成集体的行动来进行合作治理, 这些方式都是根据现状采取的应对措施。因为工程管理和灌溉用水的成本太高, 政府和私人都很难独立承担, 所以集中群众的力量才是正确的选择。

参考文献

社区治理创新的武侯模式 篇10

6月5日，成都市武侯区社会治理创新服务园正式开园。800余平方米的园区迎来了16家专注于社区公共服务的社会组织，他们将在这里接受“孵化”。社会力量参与社会治理的探索在武侯区进入了一个新阶段。

事实上，从2013年开始，武侯区率先降低社会组织准入门槛，大力培育“草根”组织，为政府购买服务埋下了伏笔。而这一举措，无疑是从社会管理向社会治理转变的关键性步骤。

4月16日，武侯区申报的《“三社联动”社会化参与机制建设》被民政部确定为“2014年度中国社区治理十大创新成果”。 4月27日到29日，在由民政部基层政权和社区建设司、民政部政策研究中心指导，中国社会治理研究会主办，成都市武侯区人民政府承办的“首届中国社区治理论坛”上，武侯区将这一经验与参会者共同分享。

2013年10月以来，武侯区在全区范围内全面启动了“深化社区治理机制改革”，以“网格化管理、信息化支撑、社会化服务”为方向，以增强社区发展活力、提高社区治理水平为目标，探索构建“网格立体化、主体多元化、服务社会化”的社区治理新机制，即通过建立多层级网格组织体系，实现社区小单元治理架构的“立体化”；充分发挥多元主体在社区治理中的协作共进、参与共享作用，实现社区治理主体的“多元化”；推动社会组织等各类社会主体以竞争性方式承接社区公共服务和社会管理，提供居民需要的各类服务，实现社区服务的“社会化”。

破题：“小单元”划分 搭建治理平台

四级网格小单元治理体系，无疑是武侯区社会治理创新的关键词。以每个社区为一级网格；根据社区人口户数、院落性质、工作现状等因素，按照社区两委成员配备职数，将社区划分成大块的管理区域即二级网格；二级网格下的自治院落、物管小区、驻区单位为网格单元即三级网格；在人口、户数较多的自治院落、物管小区可进一步划小网格单元，即四级网格。全区共建立一级网格87个、二级网格460个、三级网格1742个、四级网格1297个。

如果说以前以社区为单位实行的是“大网格”管理，那么现在实行的就是“小单元”治理。对此，武侯区民政局局长杨海平曾对媒体表示，网格越细，越贴近群众，各项服务越“无缝对接”，从而从体系上保障社会治理和各项服务精细化。

其中，在这张社区治理的大网之中，居民自治是武侯区成功经验的重要一环。武侯区民政局先后组织多期高端培训班，组织社区书记到上海浦东参加培训，学习借鉴沿海地区社区治理先进经验和模式。火车南站街道桐梓林社区负责人也参加了此次培训，学习归来后，他们结合社区实际情况，充分挖掘整合社区居委会、物业管理公司、业主委员会、社区警务室等社区资源，建立“四位一体”联席会议制度，定期研究解决资源共享、社区共建、矛盾纠纷等事项，创新构建桐梓林社区“多元参与、协商共治”新机制。

在此机制下，社区居委会、社区警务室、物业管理公司、业委会明确了各自职责，从不同的角度服务居民。居委会按照自治原则，组织居民进行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自我监督，增强居民参与意识和服务意识。社区警卫室不仅做好日常治安工作，还主动承担起社区猫头鹰巡逻队、调解会、帮教小组等群防群治组织的业务指导与培训职责。在社区居民眼中，“有警必接、有难必帮、有险必抢、有灾必救”已经成为社区警卫室的鲜明特征。业委会作为小区居民表达意愿的重要途径，也是居民自我管理的重要形式，在政府与业主之间发挥着桥梁作用。物业管理公司在业委会的配合下，不仅承担小区的日常管理工作，还帮助小区居民解决水电维修等生活问题，积极参加社区各项精神文明建设活动，为小区建设出谋划策。

据悉，到目前为止，桐梓林社区在中华园、锦绣花园等7个物业小区建立起了“四位一体”联席会议制度，有效地调动了广大居民、物管企业、驻区单位等多元主体参与社区治理的积极性，充分发挥了“四位一体”协商共治平台的联动作用，提升了社区治理水平。联席会共召开各类办公会议26次，解决了诸如停车、维稳等各类大小问题11个，社区居民满意度明显提高。

深化：多元参与 协商共治

武侯区充分发挥社会组织、驻区单位等社会资源在社区治理中的重要作用，合理界定各类社会资源在社区治理中的定位和责任，坚持社会协同、资源共享理念。

“多元参与，协商共治”是社区治理的基本思路，武侯区在社会治理创新实践中将其由理念变为了现实，逐渐形成了以社区党组织为核心，社区自治组织为主导，社区居民为主体，社区社会组织、志愿服务组织和驻区单位等共同参与的社区治理新机制。

华兴街道南桥社区算得上是该思路指导下实现华丽转身的典型。地处城乡结合部的南桥社区，在2013年才由村改为社区，常住人口与流动人口的比例高达1：6。外来人口多、矛盾纠纷复杂、城市化进程慢等一直是社区治理的难题。为破解坚冰，街道党工委、办事处创新提出了社区治理“四五五”工作模式，即通过划分四级平台、建好五类组织、推行五项服务，实现“多元参与，共建共治”的目标。

目前，南桥社区已经建成了一个一级平台，4个二级平台，15个三级平台，12个四级平台，实现了社区服务“横向到边、纵向到底、全方位无死角”。此外，社区通过外部引进、内部孵化等多种手段，整合多元力量，积极培育壮大“五类”组织，即专业社会组织、居民自治组织、志愿服务组织、经济合作组织和企业慈善组织。社区进一步深化了“多元服务”理念，积极为辖区居民提供“五项”服务，即购买专业服务、实施公共服务、开展志愿服务、倡导互助服务和创新定制服务。

南桥社区目前已有20余家社会组织，实现了为民服务的市场化、标准化、专业化。例如，该社区124片区自治管理委员会，他们自筹资金400余万元整治城市消防管网，整改消除隐患16起，疏导道路交通700余次，治安也在好转，盗抢案件发生率同比下降36%。该社区还组建了8支志愿服务队伍，组织600余人参与助老助残、帮贫扶困、居家探访等各类志愿服务。值得一提的是，社区一楼1400余平米被打造成居民服务中心，该服务中心积极协调解决了自来水接通到户、社区自有资金购买全民居民城乡居保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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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方参与社区治理过程中，社会组织无疑是一支极其重要的队伍。

武侯区尤其重视社会组织的发展，各方面给予大力支持，尤其可贵的是率先降低了社会组织登记门槛。2013年，《武侯区社区公益性服务类社会组织登记管理办法（试行）》正式发布。政策“给力”，社区社会组织如雨后春笋般茁壮成长。据悉，目前武侯区社会组织数量最少的社区也已经注册有2家以上的社会组织，社会组织发展较早的社区则已注册有6家甚至更多，此外还有一定数量在街道备案的社会组织。

另外，武侯区注重专业社工的培养，实施了专业社工人才“培育”计划。在社工人才培训方面，积极开展社工人才的基础培训、高校专业培训、实践培训等各类培训。此外，还建立了社工待遇科学增长机制，鼓励社区、社会组织工作人员参加全国社会工作者职业水平考试，加快推进社工人才队伍的专业化职业化建设，并制定了相应的奖励措施。目前，武侯区全区社工人数总量近1500人，其中通过全国社会工作者职业水平考试的人数累计达285人。

提升：政府向“社会力量”购买服务

去年3月，武侯区率全国之先，探索将139项政务服务从社区剥离出来，交由社会组织承接；去年4月中旬，400余名原社区综合服务管理站人员转移至社会组织。由此，政府开始向“社会力量”购买服务。

一直以来，武侯区严格执行政务服务事项准入制度，出台了《武侯区区级部门政务服务事项准入社区管理办法》。该办法规定，在已核准下沉事项之外，区级各部门、街道确实需由社区承担的临时性事务，应在按政务事项下沉准入制度审核批准后，提供必要的人、财、物保障。未按准入制度审批及未实行“费随事转”的事项下沉到社区，社区有权拒绝。

该办法一出，标志着武侯区“小政府大民生”时代的到来。政府将向社会组织购买公共服务，确定将9大类139项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事项纳入政府购买服务目录，通过政府购买服务的形式将上述服务交由社会组织承接。在首批政府购买服务目录中，区残联、区计生局、区人社局等部门都有事项在其中。2014年、2015年武侯区分别投入资金3085万元、3731万元用于购买下沉到社区的公共服务和社会管理事项。

政府如何购买服务呢？武侯区为此出台了《社区平台购买社会服务的指导意见》，明确规定政府购买服务的主体、对象、范围、方式与流程等，按照公开、择优、以事定费的原则，通过委托、采购等方式将政务服务事项交给社会组织、志愿服务组织以及其他符合条件的社会主体来承接。

除此之外，为加强监督，规范购买服务行为，武侯区还先后出台了《社区平台购买社会服务资金管理办法》以及《关于深化社区治理机制改革的社会化评估办法》。资金管理办法用于加强区、街两级对社区平台购买社会服务资金的监管，严格规范政府资金使用，完善资金监管制度。社会化评估办法则是强化评估结果的使用，确保购买服务公开、透明、规范、高效。街道、社区加强对购买服务项目运行的监管，对社会组织、志愿服务组织及其他社会主体的服务情况及时进行跟踪监督，保障服务水平和服务质量。

例如，簇桥街道锦城社区，以购买服务方式引入国内知名社会组织上海新途社区健康促进社，该组织对簇桥锦城新市民中心进行托管运营。新市民中心全面推行公建民营模式，以购买服务的方式委托社会组织托管运营，充分调动专业社会组织参与社区共治的积极性，由居民在自治拟定项目的基础上采取专业化管理，实现社区服务主体的治管分离。

2014年11月19日，武侯区举行“创新治理，社会同行”深化社区治理机制改革项目对接会，对外公布2015年第一批政府购买服务240项，邀请55家社会组织到现场进行“一对一”洽谈。由于过去供需双方信息不对称，社会组织不了解社区居民服务的具体事项，无法满足居民的多元需求，也调动不起来居民参与社区治理的积极性。社会组织通过扎根社区，参与政府购买服务，直接面对社区居民，了解社区居民需求，为下一步更好地开展居民服务提供了科学依据。据报道，240项政府购买服务项目中，社区公共服务项目约占总数的90%，服务类型包括社区文化、社区融合、青少年服务、助老助残、培训评估等，涉及13个街道、5个部门的9大类事项。

此外，武侯区进一步深化“政社分离”，促进社区减负增效。出台了《社区党组织履行职责事项》、《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依法依规履行职责事项》、《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依法依规协助政府工作事项》三份清单，进一步划清“行政权力”与“自治权利”界限，对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职责进行了明确。一系列配套政策的出台，推动了社区两委“还权、赋能、归位”。三份清单充分发挥指导及规范作用，社区依法治理成效明显，社区两委有更多的时间与精力聚焦居民自治。

目前，政府购买服务推动社会组织发展、带动社会资源投入、厘清社区“两委”职能的倒逼机制已经形成，武侯区“政府、社会、市场”共同参与社区治理模式轮廓初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