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科学翻译论文范文(精选3篇)》的文章，希望能够很好的帮助到大家，谢谢大家对小编的支持和鼓励。摘要：20世纪后半叶，复杂性(complexity)这一思维范式在自然科学和系统科学领域涌现出来，随着系统科学从信息论、控制论到混沌理论、耗散结构论、自组织理论及非线性理论的发展，逐渐形成了以非线性为主要特点的新兴边缘、交叉学科，即复杂性科学。复杂性科学的发展，不仅引发了自然科学界的变革，而且也日益渗透到哲学、人文社会科学领域。
第一篇：科学翻译论文范文
国际文学翻译研究的科学知识图谱分析
西方文学翻译研究历史悠久，可以追溯到20世纪20年代。戈吉奥(Emilio Goggio)于1925年在美国Modern Language Journal(《现代语言杂志》)上发表的题为Literature and Translation in Modern Language Courses的文章，据考证是文学翻译研究领域最早出现的历史文献。历经近50年的发展，西方文学翻译研究日趋成熟，并在2000年以后形成爆发式增长态势。詹姆斯·霍姆斯(James Holmes)于1972年发表了一篇划时代的文章The Name and Nature of Translation Studies(《翻译研究的名与实》)，标志着现代意义上的翻译学研究的正式建立。与一般翻译不同，文学翻译作为一项艺术活动和实践活动，成为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逐步形成了多样化的发展态势。文学翻译同时也是一项历时久远的跨文化传播活动，在文化日益多元化的大背景下，不同国家和民族之间文化的传播与交流不断增长。因此，把握文学翻译理论的整体发展脉络，厘清文学翻译研究所关注的领域，深入挖掘文学翻译的研究热点与历时性变化显得尤为重要。本文借助CiteSpace这一科学计量学工具，对国际上文学翻译的研究热点、核心研究领域与机构进行定量和定性的分析，通过对科学知识图谱的绘制，把握该领域的知识体系结构和发展趋势，以清晰和准确的图像将上述内容更直观地呈现出来。
一、研究方法与数据处理
(一)研究方法
科学知识图谱是以知识域为对象，显示科学知识的发展进程与结构关系的一种图像。见陈悦、陈超美、刘则渊、胡志刚、王贤文：《CiteSpace知识图谱的方法论功能》，《科学学研究》2015年第2期，第242页。本研究借助美国德雷塞尔大学陈超美教授开发的科学知识图谱绘制工具CiteSpace可视化软件系统对数据进行分析。本研究主要采用了时间、国家、作者和机构共现，关键词共现和聚类，共被引文献频次等分析方法，通过对可视化网络知识图谱的文献计量学分析，直观地揭示出文学翻译领域的知识结构、研究热点与发展趋势。
(二)数据来源与处理
本文以欧洲翻译协会、鲁汶大学翻译中心和本杰明出版公司联合开发的翻译研究数据库Translation Studies Bibliography(简称TSB)作为数据来源，因为TSB数据库涵盖面广且专业性强，收录了全部翻译学相关的期刊论文、学位论文、访谈和专著等，能够为本研究提供真实全面的数据支撑。文学翻译研究与传播学、语言学和文学等学科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而TSB翻译数据库也涵盖了多学科领域，比如心理学、传播学和社会学等，因此恰好能保障本研究数据采集的全面性与可信度。本研究分别以literary translation和literature translation为关键词，时间跨度为所有年份，在TSB翻译数据库中进行检索和筛选后共获得文献4019篇，经CiteSpace除重后得到3502篇有效文献。数据的最后更新时间为2019年11月30日。
二、国际学术界在文学翻译研究领域的动态分析
针对文学翻译研究的学术场域问题，我们将从文学翻译研究的时间和空间分布、作者机构和国家之间的合作关系图谱以及共被引文献频次等方面进行描绘和分析。
1.从文献时间分布图上看，论文发表数量呈“J”型起伏分布，2015—2018年呈现出井喷式增长态势。
对TSB翻译数据库检索出的3502篇文献进行统计的结果显示，文学翻译研究成果在1975年以后总体呈现逐年上升趋势，且空间分布较为集中。
从时间维度上看，TSB翻译数据库中与文学翻译相关的最早的一条文献产生于1925年，是戈吉奥在美国Modern Language Journal上发表的Literature and Translation in Modern Language Courses，之后直到1974年陆续有文献出版，但最多不超过4条。从文献时间分布图可以看出，文献出版量大致有三次较为明显的波动：第一次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从1975年开始文献量显著增加，之后略有回落，这一阶段是文学翻译研究的发轫期;第二次是在21世纪初，文献数量的提升更加明显，最高的一年达到172篇，这一阶段是文学翻译研究的成长期;第三次是在2014年前后，最高值为一年311篇，随后逐步回落，2019年下降到一年240篇。
很显然，新媒体的发展、互联网的普及以及新兴科技的崛起，对人们阅读习惯与阅读方式产生了巨大的影响。20世纪80年代，随着第一台移动电话的问世以及个人电脑数量的增加，人们阅读书籍的渠道与需求更加多元，尤其进入21世纪以后，社交媒體的广泛崛起方便了人们对阅读时段和阅读方式的选择，多种媒介与渠道的广泛应用使得人们对世界各地的文学阅读有了更迫切和深层次的研究。2014—2019年的发文总量约占到统计总量的50%。
2.从空间分布上来看，文学翻译研究的学术版图以美国、英国、西班牙和中国为重镇，美国具有绝对的影响力，尤以国家合作图谱中空间结构性分布占比的优势为最，同时，俄罗斯、加拿大和巴西等国同样具有一定的学术成果影响力。
利用CiteSpace软件对多个国家/地区进行共现分析就得到了文学翻译研究国家/地区间合作图谱。本研究对相关领域的文献来源国家/地区进行了图谱统计，结果显示：文学翻译研究数量前5名的国家分别为美国、英国、西班牙、中国和加拿大。中国的研究数量较为靠前，排在第4位。数据分析表明，文学翻译研究在地理空间维度上分布不平衡，呈现出较为零散的状态，大量研究主要分布在欧美等发达国家。文献来源的国家之间具有一定的合作关系，且大多数以美国、中国和个别欧洲国家为中心进行合作。针对排位稍后的国家/地区，笔者同样进行了统计，分析显示，排在第5位加拿大之后的依次为俄罗斯、德国、巴西、比利时、法国、意大利、澳大利亚、波兰、斯洛伐克和苏格兰，这10个国家的发文量均未超过100篇，最少的为23篇。客观地说，这些国家在对文学翻译的研究领域中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
3.作者及其合作图谱。论文作者之间关联较少，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并没有形成完整的学术共同体，但从文学翻译研究作者合作图谱中的连接线可看出，围绕中心人物学者产生的联系正在逐步增多。
发文量不仅是衡量学者科研生产能力的一项重要指标，同时也能体现其在某一领域的科研活力。对于某领域高产作者进行详细分析有助于更好地了解该领域的发展趋势，为中国文学翻译研究的发展提供有价值的参考。在进一步了解文学翻译研究作者之间合作情况时，本研究将Time Slice均设置为一年一个时间分区，分析对象选择“Author”，采用Minimum Spanning Tree算法对图谱进行修理和剪裁，最终得到文学翻译研究作者合作图谱。
经过CiteSpace软件分析结果显示，文学翻译研究作者合作图谱的网络节点数量为586，连线数量为74，网络密度为0.0004。显然，文学翻译研究的作者队伍较为庞大，但整体队伍较为松散，作者之间联系极少，并未形成完整的学术共同体。对文学翻译研究最多的是巴西巴拉那联邦大学的Karlheinz Kasper、中国香港大学的Tong King Lee、葡萄牙里斯本大学英语研究中心的Hanna Pieta、美国得克萨斯大学奥斯汀分校的Andre Lefevere和美国得克萨斯大学达拉斯分校的Rainer Schulte。这5位作者均为国际知名文学翻译研究学者，这些发文较为活跃的学者遍布北美、欧洲、亚洲和南美洲的国家和地区。
4.研究机构及合作图谱。各个研究机构较为独立，基本处于单枪匹马的研究状态，彼此联系较少，距构建完整的学术共同体尚有一段距离。
通过CiteSpace软件对研究机构进行共现分析，得到了机构合作图谱。数据分析显示，文学翻译研究的机构网络十分松散，机构之间的联系与合作很少。迄今为止，对文学翻译研究最多的学术机构是：圣卡塔琳娜联邦大学(16篇)、东英吉利大学(11篇)、托木斯克州立大学(10篇)、华威大学(10篇)、里斯本大学(10篇)、巴塞罗那大学(10篇)、香港浸会大学(9篇)。结合机构的整体分布情况可以发现，美国是文学翻译研究的重镇，但其研究机构数量多且十分分散。美国文学翻译研究机构主要有亚利桑那州立大学、宾夕法尼亚大学、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和芝加哥大学等。值得关注的是，中国对文学翻译研究最多的是香港浸会大学，共有9篇，排在第7位;香港大学发文量为6篇，排在第15位;中国内地发文量最多的机构为四川大学，以4篇排在第32位，紧随其后的是北京师范大学，发文量为3篇，排在第43位。当然，这些数据的呈现并不能概括汉语研究机构在文学翻译领域研究的全面状况，却从侧面反映出汉语研究者和研究机构在文学翻译领域具有一定的国际话语权和影响力，但仍有一段很长的路要走。
5.文学翻译研究的知识基础。通过对全部文献的共被引聚类分析可以发现，文学翻译领域的文献知识聚类特征并不明显，这从侧面说明，目前文学翻译研究领域的专注度与深度还需进一步提升和强化。
“科学文献中的引文和共被引的轨迹”刘则渊、陈悦、侯海燕等：《科学知识图谱：方法与应用》，第5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被称为知识基础。“文献共被引”这一概念由美国情报学家Small于1973年首次提出，是指两篇或多篇论文同时被后面的一篇或多篇论文所引证，则这两篇或多篇论文便构成了共被引关系。共被引的频次和强度越大，说明两者的内容越相似，关系也就越密切。据此，我们可以通过文献共被引网络研究，明确共被引强度和中心性较高的文献，深入探究文学翻译研究的发展和演进动态，揭示文学翻译研究的知识基础。
本研究虽然通过TSB翻译数据库获取到相对精确的领域文献，了解到文学翻译研究的整体概况，但TSB数据库并没有提供引文信息，无法动态呈现文学翻译研究的变化以及相关学术共同体的内容。因此，笔者于2019年12月在Web of Science(WoS)数据库中针对“文学翻译”主题，用“literature translation*” “literary translation*”“literary translator*”这3个关键词进行检索后，共得到678条记录。经过二次分领域筛选，将与本研究主题不相关的文献剔除后，得到628条记录。同时将TSB翻译数据库中相关领域的4019篇文献手工录入WoS数据库，最终将导出的4019条数据与剔除后的628条文献一同导入CiteSpace软件进行统计与分析，去除重复文献，得到前文提到的3502条有效数据。
数据全部导入CiteSpace软件后，将分析对象设置为“Cited reference”，节点类型标准选择“Top30”，运行软件后得到共被引分析的结果，详情见表1(此表只列出前10位)。进一步查阅会发现，美籍学者韦努蒂(Venuti)的The Translators’ Invisibility：A History of Translation(《译者的隐身》)一书被引次数最多，达到18次。此书提出了两种不同的翻译策略：归化翻译和异化翻译，主张用“存异”模式的异化翻译取代透明的归化翻译，有助于针对帝国主义与民族中心主义的文化价值观进行文化干预，在有效彰显译者的主体性的同时，推动翻译在社会文化层面的研究。
以色列特拉维夫大学学者吉迪恩·图里(Gideon Toury)的著作A Rationale for Descriptive Translation Studies(《描述性翻译研究的理论基础》)中心度为0.16，此著作强调了描写研究对翻译研究的重要性，通过对描述性翻译研究案例的分析，探究翻译现象及其可接受性的边界，揭示翻译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并提供相应的解决方案。这部著作对后续文学翻译研究的影响较为深远。
值得注意的是，有6部著作或文章同时进入了高被引和高中心性排名的前10位(已用*标注，详情见表1、表2)，这些被标注的文献在某种程度上可算作文学翻译研究领域的关键性文献。按照相关领域研究文献发表時间的远近来看，纽约大学教授艾米丽·埃普特(Emily Apter)的著作The Translation Zone：A New Comparative Literature(《翻译区域：一种新的比较文学》)共被引频次和中心性分别为18和0.03，这部著作围绕着翻译研究中的语言不可通约性、语篇翻译与文化翻译之间的张力、翻译在塑造全球文学经典中所起到的作用、对英语作为主导地位的抵制以及翻译技术对翻译定义的影响等方面进行了分析与研究。Emily Apter，The Translation Zone：A New Comparative Literature，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06，p.168.学者Rebecca L. Walkowitz的Born Translated：The Contemporary Novel in an Age of World Literature(《天生的翻译：世界文学时代的当代小说》)共被引频次和中心性分别为10和0.01，这部著作以当代文学及其理解方式为主题，包括比较性、跨国性、民族性和地域性的文学作品，提倡一种“做”文学的方式，以“天生的翻译小说”为中心，使翻译在生产、流通和接受的过程中得以显现。Walkowitz还认为，即使是“原始”文本也应该在翻译中阅读文本，从而使讨论更进一步。Rebecca L. Walkowitz，Born Translated：The Contemporary Novel in an Age of World Literature，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2015，p.86.
三、文学翻译研究的研究热点及其发展趋势分析
(一)研究文献的主题识别：以关键词共现分析所呈现的学术核心内容
关键词通常是对一篇文献核心内容的高度概括与提炼，反映了该文章的主题内容。通过对某一领域关键词的词频进行分析，对聚类关系进行可视化呈现，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掌握某一领域的研究热点与研究方向。本研究利用CiteSpace软件得到文学翻译研究的高频和高中心性关键词。首先，从表3可以看出“文学翻译”是出现频次最高的关键词，此外，“翻译”“世界文学”“翻译研究”“儿童文学”“接受”和“诗学”等关键词的词频也居于前列。其次，关键词的中心性也能够体现它在网络中的中介性作用，一个关键词的中介中心度越强，则它控制的关键词之间的信息流越多。见张灵芝：《1998年以来中国高等教育研究热点及其知识可视化图谱分析——基于CSSCI高等教育类论文关键词的分析》，《高教探索》2012年第3期。根据表3可知，“文学翻译”作为翻译研究的焦点之一，居于首位，其中心性为0.62，其后的关键词依次是“翻译”“文学翻译”“世界文学”“翻译研究”“儿童文学”“接受”“诗歌艺术”等。
综合以上两个方面的分析，可以基本判定，文学翻译的研究热点主要集中在“翻译”“文学翻译”“世界文学”“翻译研究”“儿童文学”“接受”和“诗歌艺术”等方面，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文学翻译研究的现实背景。
(二)研究热点与发展脉络：通过关键词聚类分析所呈现的学术知识图谱
上文中，我们借助CiteSpace软件对TSB翻译数据库文学翻译文献进行关键词频次以及关键词共现频次进行了统计分析，接下来我们将对关键词聚类关系进行可视化的呈现。为更好体现和解释上述关键词所代表的学术意义，本文通过CiteSpace软件的LLR算法，将文学翻译研究盘根错节的网络划分为若干区域，每个区域代表一个研究领域，通过LLR算法让系统生成高频关键词的聚类图谱，Modularity=0.6453(大于0.3)，Mean Silhouette=0.4212(接近于0.5)，说明聚类情况较好，有明确的轮廓。如图1所示，其中最大的两个聚类是聚类 #0 narrative fiction(叙事小说)和聚类 #1 pragmatic approach(实用方法)。
基于先前学者的研究，并对一系列知识图谱进行分析之后，本文对文学翻译的研究热点进行归纳整合，将文学翻译领域分为以下几个研究热点，以厘清文学翻译研究的知识体系和发展脉络。
1.关于不同语种文学翻译的研究
这类研究主要包括聚类图谱(图1)中的#2和#5，文献内容主要关注不同时期法国文学和希伯来文学的改编与翻译情况，针对具体文学作品论述不同语种的翻译对其国家文化和文学的影响，利用全球化时代国际间商品流、资本流和技术流的高速运转，世界各国之间的相互依赖性逐渐增强，文学翻译的跨国传播俨然成为国与国文化交流的中介场。代表性关键词包括“Chinese literature”“world literature”“multilingualism”等。Basmat Even-Zohar在《希伯来儿童文学的翻译策略：以阿斯特里德·林格伦为例》Basmat Even-Zohar，Policy in Hebrew Children’s Literature：The Case of Astrid Lindgren，Poetics Today，1992，p.244.一文中指出，翻译在模仿自然语言的过程中显现出漠视的态度，但这并不是由对文本的误解或误读造成的，而是源于对文学规范的遵守，这些规范目前似乎在不断变化，翻译产品在不同层次的文学性和口语体之间摇摆不定。Mahmoud Kayyal的文章《萨利姆·达乌迪与现代希伯来文学阿拉伯语翻译的开端》，Mahmoud Kayyal，Salim al Dawudi and the Beginnings of Translation into Arabic of Modern Hebrew Literature， Target，2008，p.52.通过集中讨论萨利姆·达乌迪翻译的第一部希伯来文小说的两个不同译本，分析二者存在的差异，并指出译者在翻译策略层面存在忽视文本的完整性，甚至有意译倾向等现象，从侧面反映出译者渴望被目标文化接受的心境。
2.对于文学翻译文本类型的研究
这类研究出现于图1中的#0、#4、#6，论文内容主要关注文学翻译中的不同类型研究。代表性关键词包括“theatre translation”(戏剧翻译)、“poetry”(诗歌艺术)、“popular fiction”(通俗小说)、“narrative fiction”(叙事小说)和“childrens literature”(儿童文学)等。Leo Tak-hung Chan的《叙述者被翻译成中文了吗?翻译小说评价的文学批评方法》Leo Tak-hung Chan，Does the Narrator Get Translated into Chinese? The Literary-Critical Approach to the Evaluation of Translated Fiction，Babel，1998，p.46-64.一文界定了翻译小说的文学批评方法，指出“翻译叙述者”的失败实际上是未能适应小说文本的文学特性，想要充分全面地翻译一部小说，不仅要考虑语境，还要考虑“共同文本”和“元话语”的意义，即文本本身所產生的文学意义。此外，专门从事儿童文学研究的学者Gillian Lathey从研究儿童翻译的语言特点，到针对翻译文本中儿童读者的叙事交流模式的探讨，为儿童文学翻译研究提供了全新的视角，同时也对儿童文学翻译所面临的问题与挑战给出了全新的见解。
3.对于文学翻译内容的研究
这类研究主要体现在图1中的#8，文章重点讨论文学作品中的性别话题、隐喻手法与专有名称的运用，利用翻译的改写、重译等功能改进文学翻译策略。代表性关键词包括“rewriting”(重写)、“gender”(性别)、“retranslation”(重译)、“translation theory”(翻译理论)、“ideology”(意识形态)、“translation strategy”(翻译策略)和“metaphor”(隐喻)等。Haruko Nawata Ward在《妇女与基里希坦文学：日本近代早期的翻译、性别与神学》中介绍了日本早期的宗教文学，在将基督教翻译成一种新的宗教的过程中，妇女发挥了重要作用，翻译在日本近代早期语境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Alfred J. Macadam的《作为隐喻的翻译：博尔赫斯的三个译本》Alfred J. Macadam，Translation as Metaphor：Three Versions of Borges，Comparative Literature：Translation：Theory and Practice，1975，p.747-754.通过对博尔赫斯《死亡与指南针》三个英译版本的分析，寻找翻译本身的目的与根源，强调所有的文学作品都是具有隐喻性的，文学中的一切都处于变化之中，三个译本恰好论证了翻译的不可能性与必然性。
4.对于文学翻译中文本参与者的研究
这类研究主要体现在图1中的#1、#7、#9、#10，论文内容主要关注文本参与者(作者、译者和读者)在文学翻译过程中发挥的作用和面临的阻碍。代表性关键词包括“adult readers”(成人读者)、“Shakespeare”(莎士比亚)、“Tagore”(泰戈尔)、“translator style”(译者风格)和“authorship”(作者)等。意大利优尔姆大学学者Tim Parks的《翻译风格：翻译的文学方法与文学的翻译方法》Tim Parks，Translating Style. A Literary Approach to Translation，Routledge，2007，p.152.一书详细论述了翻译的基本原理，以译者的角度为出发点，通过举例的方式佐证翻译过程是如何为文学批评提供助力的，指出高度发展的批判性意识对译者来说至关重要。
(三)文学翻译研究前沿领域及趋势辨析
从宏观角度对文学翻译领域进行全局梳理，有助于全面把握该领域的发展和演变过程。我们通过CiteSpace软件的LLR算法让系统生成高频关键词的聚类时间线图谱。
从高频关键词的聚类时间线图谱可以看出，本文的数据集共形成了11个关键词聚类，在2000年之前并没有形成某一关键词的聚集性研究，第一个关键词聚类“africaans”在2000年第一次密集出现，故时间线的起始节点为2000年。其后20年间，文学翻译的研究大致可以划分为2000—2007年、2008—2011年、2012—2019年三个阶段。2000—2007年由于电脑和信息技术的限制，文学翻译研究数量相对较少。2008年以后，我们会明显发现，文学翻译的相关研究进入高产阶段，随着电脑、信息通信技术和大数据技术的高速发展，为翻译者的工作环境、翻译的生产方式以及翻译的过程带来了一系列变化。面对数字范式时代的到来，文学翻译研究领域也在逐步拓宽，儿童文学翻译、犯罪小说的译介和翻译策略是受关注较多的研究领域，有学者针对翻译与文本之间的概念与关系、翻译策略的更新变化、翻译人才的培养方式，以及翻译质量的提高等问题，进行了全面分析与探讨。
同时，我们还可以通过突现词(burst term)在某段特定时间的变化，来呈现文学翻译领域研究的新趋势和前沿词汇。通过突现词的时间轴知识图谱可以看出，1975—2000年文学翻译研究文献虽然在数量上有所增长，但这一时期文学翻译研究还处于尝试阶段;随着电脑和信息通信技术的发展，从2003年开始突现词集中爆发，这一时段印刷范式逐步过渡到了数字范式。国际学术界也就社交媒体的普及、网络翻译社区的兴起、翻译的生产方式与环境的变化，以及文学翻译策略的更新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和探讨。我们探测到的突现词有“literary translation”“children’s literature”“adaption”“translation”“theatre translation”“domestication”“censorship”“reception”“culture”“equivalence”“translation theory”“comparative literature”“Shakespeare”等。值得關注的是，“children’s literature”(儿童文学)这一领域在2003—2013年持续密集出现，“globalization”(全球化)则在2006—2015年保持着热度，二者是持续时间较长的研究前沿话题。这些突现词也与本文前面的分析相契合。
四、研究结论与不足
本文基于计量分析法，以CiteSpace可视化软件为依托，将TSB翻译数据库与WoS数据库中有关文学翻译的文献作为研究样本，把握了文学翻译研究现状、知识基础、研究前沿及热点等内容，得出结论如下：
1.文学翻译的概念自提出和运用以来，就受到学术界的广泛关注，尤以近10年来的研究更显深入，研究整体呈现出较为良好的发展态势。从空间分布上可以看出，欧美国家的研究成果数量遥遥领先，值得关注的是，亚洲国家的文学翻译研究数量相对较少，唯有中国以134篇的研究总量排在世界第四位，亚洲国家在该领域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
2.就文学翻译相关研究的合作共现情况来看，文学翻译学术场域的作者和机构合作团队都较为松散，多为个人的研究成果。文学翻译研究的作者之间有一定的联系，但整体较为松散;文学翻译研究的机构网络极其松散，并没有形成完整的学术共同体;文学翻译研究的国家/地区合作相对紧密，如以美国、英国和中国等国家为中心的合作较为紧密。
3.借助文献共被引路径信息探析到一些对文学翻译研究有深远影响的重要文献，通过对比分析共被引强度和中心性等数据，形成文学翻译研究的知识基础。但共被引文献的聚类特征并不明显，文学翻译研究的专注度有待提高。
4. 通过CiteSpace软件对TSB翻译数据库文学翻译文献进行关键词聚类关系分析后可发现，文学翻译研究大致可以归纳为以下几个内容板块：关于不同语种文学翻译的研究、对于文学翻译文本类型的研究、对于文学翻译内容的研究、对于文学翻译中文本参与者的研究。随着过去20年电脑和信息通信技术的不断发展，文学翻译的环境发生了变化，文学翻译的相关研究也越发密集和深入。
本次研究过程中，数据收集环节较为烦琐，目前所使用的检索方式仍可以进一步优化。此外，本文借助CiteSpace软件从宏观角度着手，利用文献关键词共现与共被引分析对文学翻译领域的知识结构进行了梳理，但对一些前沿领域和高影响力的文献个案分析还需更加深入，对文献全文内容的关注度有待提高，这些都有待于在后续研究中扩展数据内容，进而能够深入探析数据背后所呈现的丰富意旨。
〔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项目青年基金“跨文化视野下莫言小说在美国的译介与研究”(19YJC751044)、吉林省哲学社会科学博士和青年扶持基金项目“90年代以来中国电影在美国的传播与接受”(2019c90)、吉林省教育厅“十三五”科学研究规划项目“跨文化视野下中国当代文学经典在美国的译介与研究”(JJKH20201132
SK)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王汝蕙，吉林大学文学院暨新闻传播学院讲师，吉林大学社会学在站博士后。
(责任编辑 李桂玲)
作者：王汝蕙
第二篇：复杂性科学与翻译研究
摘要：20世纪后半叶，复杂性(complexity)这一思维范式在自然科学和系统科学领域涌现出来，随着系统科学从信息论、控制论到混沌理论、耗散结构论、自组织理论及非线性理论的发展，逐渐形成了以非线性为主要特点的新兴边缘、交叉学科，即复杂性科学。复杂性科学的发展，不仅引发了自然科学界的变革，而且也日益渗透到哲学、人文社会科学领域。考察国内外翻译理论发展史，翻译理论界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将复杂性科学这一最新的系统科学思维范式应用到开放性、复杂性的翻译研究中，如火如荼的翻译理论论争大部分没有摆脱传统简单性思维范式的束缚。
关键词：复杂性科学;翻译研究;非线性
一、复杂性科学的兴起
20世纪后半叶，复杂性(complexity)这一思维范式在自然科学和系统科学领域涌现出来，随着系统科学从信息论、控制论到混沌理论、耗散结构论、自组织理论及非线性理论的发展，逐渐形成了以非线性为主要特点的新兴边缘、交叉学科，即复杂性科学。复杂性科学的发展，不仅引发了自然科学界的变革，而且也日益渗透到哲学、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复杂性研究是对传统科学研究简单性思维的超越，摆脱了统治现代自然科学及思想史三百年的科学理性主义一统天下的局面。人们对现代主义所表现出来的工具理性主义简单性思维的反思与批判由来已久。从早期希腊哲学家到近代笛卡尔哲学都曾经玄学的提出过宇宙从混沌到有序的复杂涡旋式演化模式。斯宾塞关于生命结构进化的复杂增长的社会达尔文主义，柏格森关于时间绵延的复杂演化问题，彭加勒对天体三体问题混沌现象的非线性研究等，都是思想史中对自然世界及时空问题的复杂性或非线性研究的典型。但直到20世纪中叶以后，随着一般系统理论、信息论、控制论及60年代后的耗散结构论、协同论、突变论、超循环论、混沌学和分形学等系统自组织非线性理论的兴起，复杂性问题才受到思维发展的格外关注。复杂性科学诞生的标志性事件是美国新墨西哥的桑塔费研究所(SFI)的沃尔德罗普1993年出版的《复杂：诞生于秩序与混沌边缘的科学》。尼古拉斯.雷舍尔的《复杂性：一种哲学概观》(2007)、埃德加.莫兰的《复杂思想：自觉的科学》(2001)等著作的相继问世，促成了西方人文科学界复杂性思维研究的浪潮。随着复杂性科学及其思维范式的发展，吴彤等国内学者在《哲学动态》、《科学技术与辩证法》等刊物相继发表文章，介绍该思维范式的发展情况，为我国哲学及人文科学界提供了科学研究的方法论及思维指向。欧阳康(2003)、赵刚健(2005)在《哲学动态》、《文艺理论研究》上发表文章，呼吁用复杂性思维来开创我国人文科学及文学理论的新局面。[1]
跨学科理论研究是当前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趋于相互渗透与依赖的必然发展趋势，对于大自然由“变化莫测”到“秩序井然”的科学研究与观测中，人类无时不在反思自身发展，这种反思与展望就表现为一种思维范式，并支配人类对待人文科学的态度，最终成为系统的方法论基础。但考察国内外翻译理论发展史，翻译理论界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将复杂性科学这一最新的系统科学思维范式应用到开放性、复杂性的翻译研究中。尽管复杂性科学及其思维范式的研究在国内外自然科学界及人文社会科学界引起了广泛的关注，被视为学科发展的开拓性研究，但翻译理论界却对此思维范式的研究谈论甚少，到目前为止，很少有关于这方面研究的著作跟文章面世。而作为跨学科综合性的翻译研究涉及到如原文作者、译者、原文与译文的接受者等主体因素，源语符号系统、译者所使用的语言符号系统、译文接受者所植根的语言文化符号系统等系统符号学因素，是一门集语言学、符号学、人类学、传播学、哲学、心理学及思维学等于一体的复杂的人文社会科学,是“开天辟地以来最为复杂的”问题，[2]更应采纳复杂性科学思维范式对其进行系统的探索。但国内外如火如荼的翻译理论论争大部分没有摆脱传统简单性思维范式的束缚，因此出现了“翻译理论的危机”。
二、翻译研究中的简单性思维范式探索
作为复杂性科学力图超越的简单性思维范式主要表现为经典科学的机械还原论与活力论，对其的哲学思考及深入研究深刻影响着翻译理论的演变。考察翻译理论发展史，翻译理论研究经历了语文学(文艺学)范式、结构主义语言学范式以及解构主义范式这三种范式发展过程，总体来说都受到简单性思维的制约：语文学范式受到古典活力论影响;结构主义语言学范式受到机械还原论的影响;解构主义范式受到现代新活力论的影响。
古典活力论渊源于古希腊的亚里士多德，他认为事物是形式和质料的统一，形式构成事物的本质，在事物的形成中起决定作用，而生物的形式是灵魂，它赋予有机体以行为完善性和合目的性，灵魂的性质决定有机体的机能和结构。这种注重精神力量及直觉本能的古典活力论，对自然现象的认识乞求于非科学的神秘因素。在翻译研究中表现为一种语文学式的翻译观。这种翻译范式不是凭借任何系统的理性知识为指导，强调译者及翻译批评者的主观直觉判断，重视译者的悟性与灵感。以此范式发展起来的翻译理论也多为译者的只言片语的体会和感悟。其研究方法主要是一种直觉主义，以内省或者主观体验和感悟为主。所以就翻译理论研究本身而言，语文学范式难以形成能够系统解释复杂翻译现象的综合系统性理论，翻译学“巴别塔”建立的设想也只是一种乌托邦式幻想。
随着以牛顿经典力学代表的近代科学革命的到来，还原论这种构成了科学和哲学思维中的机械论范式盛行。其最基本的思维方法论是“归纳”，既通常所说的“科学方法”，就是通过构造最简单最经济的结构，使可资利用的数据合理地居于其中，并且提供给我们解决问题的答案。机械还原论的盛行极大的改变了人们看待自然世界的方式，推翻并取代以往那种“以人为本、注重主观思辨、意识形态色彩浓厚的人文主义”，及其习以为常的历史阐释方式。[3](P253)受机械还原论的思维范式的影响，译学理论步入结构主义语言学范式研究。以奈达、威尔斯等代表的翻译科学派注重对语言系统的封闭式研究，排除了对人的主观性创造性因素，认为在千变万化的语言差异之下有深层语言同一系统，对其做理性的分析，找到内部规律，就能穷尽千变万化的言语差异。这样翻译研究就表现为纯理性、技术性的语言研究，人的因素被排除在外，意义是确定的，先于人存在的。然而作者与文本之间的关系极其复杂，将一文本简化为“单一结构”不可避免地会导致文本意义的丧失，将其从一种深层结构转换到另一种深层结构在翻译实践中也是很难做到的。这种翻译研究过分地“强调了语言规律的作用，实用技术工具理性占据了统治地位，人的主体因素被压抑了，人听命于语言。人们甚至认为只要掌握了语言规律就可以得到语言所表达的确切意义，结果翻译活动几乎等同于机械操作”。[4](P272)
20世纪初，德国胚胎学家和哲学家H.A.E.杜里舒提出新活力论，他把活力论定义为生命过程的自主理论，并企图依据胚胎学的成果予以证明。研究结果无法用机械的还原因果关系作出解释，因此他反对胚胎发育的机械还原论观点，认为卵作为一个和谐的、等潜能的系统，隐藏着一种能调节生物发育的精神实体，即“活力”或“隐德莱希”，以保持胚胎的完整性并使机体具有自己修复和再生的能力，并将这一科学发现推广到其哲学思考中。尽管新活力论仍然未脱离古典活力论视精神实体为决定要素的自然科学线性、封闭性简单思维范式，但它对机械还原论为主要思维特征的科学理性主义发起了挑战，其怀疑主义精神预示着解构主义思潮的到来。翻译研究也受到解构主义思潮的冲击，焕发出活力。例如，以功能理论为依据的目的论派根据赞助人、译文读者的情况等着重研究翻译过程的行为、参与者的角色、翻译活动发生环境等;文化建构派将翻译研究与文化研究结合起来，探讨翻译研究中的后殖民话语等，并提出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操控学派重点揭示文本作者与译者潜意识的社会基础、意识形态、文化传统等，并提出翻译研究的社会学转向;诠释学派主张意义的对话生成性，等等。受此影响的解构主义范式使原来静止封闭的结构主义语言学范式研究被质疑，原来被简化的结构所排斥在外的诸要素进入翻译研究的视域，从而形成多元的、多向度的翻译研究局面。但其实际上是摆脱了语言本体论的翻译学外部研究，实质是一种观念思辨性译学研究范式，将翻译研究囿于观念性文本之中，而脱离了以语言文中心的现实性文本。可以说解构主义的语言本体论不断使语言神秘化，不仅没有带领我们走出虚化文本，反而把真实生活这一现实文本也置于语言中的本体而语言化、虚化及观念化，看似具有开放性实质是对虚化文本内即精神世界的开放。是以自我为中心的个体主体意识的张扬，从而使意义任意生成，使得翻译活动混乱而无序，翻译活动只能走向无政府主义的泥潭或相对主义与虚无主义的陷阱。[2]
三、复杂性科学对翻译研究的启示
复杂性科学是指以复杂性系统为研究对象，以超越还原论为方法论特征，以揭示和解释复杂系统运行规律为主要任务，以提高人们认识世界、探究世界和改造世界的能力为主要目的的一种“学科互涉”的新兴科学研究形态。科学理论界已基本达成共识：这种新的思维范式是以非线性思维为其主要特征的考察事物运动变化的方式。
非线性思维是一种“化直为曲”的复杂系统探究方式，以多样循环性为其主要特征，是对“化曲为直”的线性还原论简单思维的超越。在线性相互作用的系统中，两个量之间是一种比例关系，即存在一个比例常数，而这一常数的存在表明这种线性相互作用在时空上是均匀、对称的，在性质上是等价的即具有某些相同的性质，可加性与可分性是这种等价关系的一个重要特征。在相加或相减的过程中不会产生也不会丧失某些原来的性质。受此线性思维的影响，中西翻译理论界曾经出现了“等值翻译论”的主张，认为不同语言在等价关系上可分与可加不会改变原文的性质，更不会受到时空等外部因素的影响，不同语言可在逻辑规律的作用下达到互换性与互译性。巴尔胡达罗夫认为，“主张可以在音位、词素等6个层次上建立等值翻译，译者在翻译时要根据具体情况在相应的层次上选择翻译单位，以期达到等值。[5]这种对于翻译等值的线性追求已经受到译界的质疑与否定，有的学者认为“等值”一词不适合翻译研究。[6]
翻译活动是一复杂的系统实践活动，复杂性科学要求我们对于一个复杂的非线性系统，如果要想全面的认识其本质，我们需要尽量从认识的各种不同的层次、角度、途径将问题提出，而不能满足于一因一果的简单解释。由于认识论的发展过程，对于非线性事物的认识我们需要做到两点。第一，一定程度的简化。由于人类认识的有限性及认识的迫切性，采用某种简化的方式是必要的。在这一点上，协同论把复杂性与简单性加以综合而提出新型的简化方法对我们进行翻译研究具有启示意义。尽管归纳、还原的简单线性思维支配的科学主义错在对工具理性的盲目崇拜和迷信，迷失了人的意义，造成了人学的空场。但人毕竟是理性的动物，不应因噎废食。[7]翻译活动存在着非线性的普遍规律，对其做系统的理性研究是必要的。因为尽管翻译活动主要涉及不同语言与文化间的个性、差异性、复杂性，但不同语言和文化的共性构成了翻译的可行性。语言作为思维的物质外壳、思想的物质载体和音义结合的符号系统，具有相对的稳定性和一定的社会性。在翻译中，思维的普遍性与语言的规律性就表现为翻译的共性，它使翻译活动具有规律可循、有理性可依。彻底否定翻译共性的线性简单研究途径，就会导致翻译活动对个性差异的过分强调而失去其合理存在的理论基础，而“化曲为直”地简单得出“翻译即差异”，陷入不可译论的怪圈。但对于翻译规律的非线性简化研究绝不同于结构主义语言学范式那样只强调静态的语言规律，没有注意到它实际交际(翻译中)人们对语言的具体运用，即言语;而是探求开放的、动态的、使用中的言语规律。这种非线性的简化方式倡导的是翻译研究的理性回归，即弄清楚翻译研究的主干框架——言语规律：包括人们语言资质与交往资质在内的理论框架。只有确立了主干理论框架之后，才能更好地调节多元理论的关系，并形成主干清晰、多元丰富的总体理论模式。第二，有限的预测性。复杂性科学揭示，混沌或潜在混沌是非线性系统的本性，一个系统中最小的不确定性通过反馈耦合而得以放大，在某一分叉点上引起突变，使即使是一个简单的系统也可能发生惊人的复杂性，从而使整个系统的前景变得完全不可预测。因此，在非线性世界中，精确预测在实际中和理论上都是不可能的。这种精确预测是科学技术工具理性所竭力主张的，据此，有学者认为翻译理论所要做的就是要精确找出解决翻译难点与指导翻译实践操作的规律，翻译学要建立就必须找出亘古不变的精确规律，否则翻译学作为一种独立的学科只能是“难圆的梦”。[8]这种对翻译研究的精确预测不仅是对翻译理论的苛求，更是对翻译理论的贬低，因为翻译理论的价值之一在于向人们提供了一个基础，去探讨更多的其他人文科学的智慧。翻译学的建立并不仅仅致力于对以往翻译现象实际情况进行回溯性的实然研究，从而寻求唯一的精确的规律。翻译研究应该持有一种有限预测的应然性态度，采取前瞻性的眼光，致力于对未来翻译活动的指导。这是一种信仰，指翻译实践主体相信应该如何行事的看法，它只是一个价值判断，而不是事实陈述，是基于实然性翻译实践描述性基础上的有限性预测，而不是对复杂的翻译现象进行长期预测的虚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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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杜玉生. 复杂性思维与翻译理论创新[J]. 湖北大学学报，2010，(3).
[3]赵一凡等. 西方文论关键词[M]. 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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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韩子满. 翻译等值论探幽[J]. 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1999,(2).
[6]吴义城. 对翻译等值论问题的思考[J]. 中国翻译，1994,(1).
[7]侯向群，吕俊. 让翻译研究回归生活世界[J]. 中国翻译, 2008,(3).
[8]张经浩. 再谈“翻译学”之梦[J]. 上海科技翻译, 2001,(2).
[责任编辑：小 渔]
作者：杜玉生
第三篇：科技翻译的科学性和艺术性
摘 要： 翻译的科学性和艺术性几千年来一直是翻译界争论的话题。很少有人否定科技翻译的科学性原则，但是很多人忽视了科技翻译的艺术性。本文通过分析科技翻译的特点指出科技翻译中同样存在艺术性，并分析了科技翻译具有艺术性的原因、表现形式和目的。
关键词： 科技翻译 科学性 艺术性
1.引言
翻译是门科学，还是艺术一直是翻译界争论的话题。近代西方翻译理论倾向于认为翻译是一门科学，而中国传统译论则以“翻译艺术论”为主线。翻译科学论和翻译艺术论在很长时期内形成为了对立的两派，双方互不相让，双方都有论据支持各自的观点。翻译艺术论的支持者以文学翻译证明翻译的艺术性。事实上翻译的科学性和艺术性是统一的，只是在不同的文体上表现的形式不同而已。翻译的科学性与艺术性是内在联系、相互渗透、彼此难分的。在翻译活动当中，二者并无高低之分，只有强弱之别。本文以科技翻译为例，探讨了科技翻译的艺术性和科学性。
2.科技翻译的科学性
相对于文学来说，科技用语更加严肃，缺少生动性和相像力。所以我们过去常常认为科技翻译的特点是具有逻辑、精确和严肃的特点。然而我们没有意识到科技英语可以分为一般科技英语和专业科技英语。一般科技英语在语言和表达方法上比专业科技英语更加形象、生动和有趣。二者面向的读者也不同，一般科技英语面向的是想了解科学的普通读者，而专业的科技英语面向的是科技专业人士。
科学性是任何翻译的本质属性。科技文本主要是为了传递科技信息，其翻译要求客观、逻辑和精确，因此科技翻译相对文学翻译来说更具有科学性的特点。科技翻译的科学性不仅具有共性，还有其自身的特点。
首先，其共性是所有翻译的共同特点：双语所指基本基本同一。翻译者不能主观臆造，他在译语中所代表的概念必须与源语中所代表的概念相对一致。其次，翻译转换过程中必须遵循语言学的一些规则。双语之间意义对应转换都要经过严密的科学分析论证。最后，翻译思维也具科学性。翻译排斥主观随意性，因为翻译重概念、判断和推理。总之，翻译的科学运作在于“科学的分析意义，科学的处理形式，科学的体现功能”(刘宓庆：13)。
3.科技翻译的艺术性
翻译是科学性与艺术性的统一。翻译的科学性与艺术性是普遍存在的，科技翻译中同样存在艺术性。翻译转换本身的艺术性并不以文本类型的不同而不同，只是由于内容与形式在不同的文本类型中轻重主次有所不同，这种艺术性转换在程度上有所差异而已。文学语言与科技语言并没有确定的界限。随着电脑的普及和科学知识的传播，越来越多的科技用语出现在文学作品中。
3.1科技翻译同样具有艺术性的原因
3.1.1艺术也可以指一门技能。翻译作为一种专业技能本身就是一门艺术。因此，不管是文学翻译还是科技翻译，都是艺术。
3.1.2科技翻译与文学翻译的同样具有艺术性，只是表现形式不同。科技翻译要求用词精确，表意清楚，逻辑严密、客观等。要做到这些必须认真思考，同时怎样做到使翻译用词准确，表意清楚，逻辑严密、客观等也是门艺术。
3.1.3科学家和文学家一样都是社会化的人。他们都努力探索科学或人类灵魂的秘密。科技翻译者在翻译过程中试图避免主观的想法，但是他们难以避免将个人的直觉、灵感赋予作品。虽然科技文本本身是客观的，但是原文转化为译文还需要走很多路。首先要理解原文，然后要组织语言，最后把原文转化为译文。在这些过程中翻译者要发挥自我的主观能动性，难免受自己翻译思想和个人感情影响。翻译的过程也是再创造的过程。这就可以解释为什么同样的原文不同的人翻译可以产生不同的译文。艺术的主要特点是具有创造性、想象力和实践性。这些特点被译者在翻译过程中表现出来。
3.1.4科技英语可以分为一般科技英语和专业科技英语。科技英语除具有严肃和客观的语言外，还具有其他特点。如在流行的科学普及读物中很多修辞方法被用到，这些修辞方法在文学中也常常用到。这些读物已经很难与文学作品区分。翻译这些文本具有明显的艺术特征。当然科学的成分在科技翻译中比文学翻译更明显。科技翻译主要是为了传递知识和信息交换，而文学翻译主要是为了传递情感和美学感受。所以在文学翻译中翻译者有更多的空间来想象和创造，而在科技翻译中也有想象和创造的空间只是相对有限。
3.1.5原因之五
从翻译思维来看，翻译思维既包含逻辑思维又包括形象思维。翻译离不开感知。直觉或“灵感的火花”无论在理解抑或在表达的阶段都可能迸发出阿基米德解决“王冠之谜”的那种爆发力(刘宓庆：107)。需要直觉、感知和灵感的翻译绝对不可能是纯科学的一种活动，而应是科学和艺术的结合体。
3.2表现形式
3.2.1准确之美
我们在翻译科技术语时应该准确理解其内涵，务必使其译的精确。如walkie talkie(步话机)，dead air(静空气)，dead-man’s pedal(紧急踏板)，Oedipus complex(恋母情结)等。如果我们按字面意义翻译的话，它的真实含义反而说不清楚。准确形象的翻译也是一种艺术美。
3.2.2逻辑与客观之美
生物学家L.A.Borradaie在描绘人时说：“Man is metazoan，triploblastic，chorale，vertebrate，pentadactyl，mammalian eutherian，primate...The main outlines of each of his principal system of organs may be traced back，like those of other mammals，to the fishes.”
人属于后生动物，系五趾，三胚层高级动物，属脊索动物门，脊索动物亚门，乳纲，真兽亚纲，灵长目……像其他乳动物一样，他的每一个器官系统的轮廓可以追溯到鱼类(的器官系统)。
从上面例子中可以看出译文语言客观得体，逻辑清楚严密。
3.2.3形象之美
哥本哈根学派的创始人波尔(Niels Bohr)认为科学也需要形象：“最高的科学境界同最高的诗的境界都是只能用形象表现的。”很多科技类文献同样具有文学中常有的形象化的语言，同时综合运用很多修辞方法。如下文：
(1)What is life?It is a material process that sifts and surfs over matter like a strange，slow wave;a planetary exuberance;a solar phenomenon——the astronomically.Local transmutation of Earth’s air，water，and received sunlight into cells.
什么是生命?生命是肉体的一段过程，在此过程中物质犹如在缓缓波浪的异动中得到筛洗;生命是地球的勃勃生机;生命是一种太阳现象——地球上的空气、水和接收到的阳光大量地局部转化为细胞的现象。
(2)What a piece of work is man!How noble in reason!How infinite in faculty!In form and moving how express and admirable!In apprehension how like a god!The beauty of the world!The paragon of animals!(Hamlet)
人类是一件了不起的杰作!多么高贵的理性!多么伟大的力量!多么优美的仪表!多么文雅的举动!在行为上多么像一个天使!在智慧上多么像一个天神!宇宙的精华!万物的灵长!
两者都以生命为题，描写了生命的历程，并以不同方式歌颂了生命。两者在不同程度上都采用了形象、比喻等手法。(1)中既用air，water，sunlight(空气、水、阳光)等对人生作客观描述，又用slowwave，exuberance，network(悠悠波浪、勃勃生机)等作形象描述。
(2)中对人类进行了讴歌用了形象、比喻、排比等手法。二者都可以激发读者的想象力。
由上可知，无论是艺术形象的创造，还是科学的描绘，都离不开形象。由于描述的形象和手段不同，便会产生不同特点的描述意象。而艺术语言是塑造形象的工具。翻译中，对再造形象都力求神形毕肖。
3.3目的
科技活动是人类的一项社会活动。参与科技活动的人都生活在一定的社会环境之中，他们有信仰和偏见、爱好和主张、感情与欲望。科技人员为了更好地表达自己的主张，发表某种科学见解，说服别人，等等，完全可以用形象化的语言，以及多种修辞手段来表达他们的观点。从现代修辞学的观点来看，文学家和科学家都是阐释者(interpreter)，尽管阐释的内容和方法不尽相同。
4.结语
在科学技术高度发达，人们文学艺术水平普遍提高的今天，科学和艺术结合已显而易见。科学性和艺术性是许多原作本身就存在的，因此翻译中必然出现科学性与艺术的结合。科技翻译的艺术性也不仅停留在准确、严谨、简明上，还要有正确的艺术观念。而现代文学作品科技含量增加，文学翻译家也需要有正确的科技观念，这就是说，文学翻译家在再现原作艺术性的同时，对科技内容也需要正确处理。因此不管是文学翻译还是科技翻译，都要把科学性和艺术性结合起来。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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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邹本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