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人生悲剧宿命范文
被解释的人生悲剧 祥林嫂的人生悲剧
被解释的人生悲剧 ——谈祥林嫂之死
伽达默尔认为，理解者与他所要理解的对象都具有自己的视界。文本总是含有作者原初的视界(亦称“初始的视界”)，而理解文本的人，有其时代氛围中形成的视界(亦称“现今的视界”)。蕴含于文本中的作者的原初视界与对文本解读者的“现今视界”之间存在着各种差距。这种由时间间距和历史、文化情景变化引起的差距是任何理解者都不可能消除的。伽达默尔主张，应在理解过程中，将两种“视界”交融在一起，达到“视界融合”，从而使理解者和理解对象都超越原来的视界，达到一个全新的视界。这个更高、更优越的新视界既包含了文本和理解者的视界，又超越了这两个视界，而给新的经验和新的理解提供了可能性。但是，我认为超越文本的原初视界和文本理解者的现今视界不是没有条件的。如果文本理解者无法正确理解文本的原初视界，那么理解者的现今视界就可能是一种不合法的偏见。“视界融合”就可能成为一种虚假的融合。从这点看，阶级论的观点，甚至启蒙的观点都是对鲁迅小说《祝福》视界的曲解。鲁迅的小说《祝福》之所以有如此强大的艺术生命力，不仅在于小说通过祥林嫂的人生悲剧，批判了封建礼教和封建迷信的吃人本质，而且文本还站在更高的人文高度表达了作者对自己笔下人物的人文关怀。在一般理解者的视界里，祥林嫂人生悲剧的根源是她生存的那个社会现实。许多文学评论把鲁镇封建意识、迷信意识视为是祥林嫂人生悲剧之最终根源，并把鲁四爷视为封建礼教的代表者和祥林嫂之死的谋害者。但在文本的原初视界里，鲁迅并没有绝对地把人分为富人和穷人，剥削者和被剥削者，压迫者和被压迫者，而是把人看作不同生存状况的人。人生悲剧的诞生与其生命存在的外界因素有密切的关系，但悲剧的根源往往隐藏在于个人自身的存在之中。小说《祝福》就揭示了这样一个人生的真理：祥林嫂人生的悲剧是其生命意义被解释的悲剧。
伟大的作家总是立足于真理的高度来俯瞰人生的。在小说《祝福》的文本中，鲁迅并不像有些理解者那样,只懂得同情穷人而对富人抱有阶级的偏见。鲁四爷也并不是封建礼教和封建迷信的化身，相反，他本身也是封建礼教和封建迷信的受害者。如果说鲁四爷是祥林嫂的直接迫害者，那么柳妈与鲁四爷有什么不同?如果柳妈的愚昧对祥林嫂的伤害我们能谅解的话，那么我们为什么不能谅解鲁四爷呢?人们往往将祥林嫂的悲剧归结为以鲁四爷为代表的封建礼教对祥林嫂迫害的结果。其实文本中的鲁四爷并不像黄世仁迫害喜儿那样迫害祥林嫂。相反鲁四爷对祥林嫂的遭遇还抱有同情心。他虽然“讨厌她是一个寡妇”，但还是收用祥林嫂做女佣;他也没有意要欺凌祥林嫂，倒是如数给祥林嫂工钱。当祥林嫂再度守寡后，鲁四爷虽然很是忌讳，“起初还踌躇”，但听了祥林嫂的不幸遭遇后，“眼圈就有些红了”，最后仍然收留了她。对祥林嫂后来做活的迟钝，鲁四爷“已颇有些不满了”，但也并没有怎样苛待她，只是不许她插手祭祀活动而已。至于祥林嫂丧失了劳动力之后被鲁四爷辞退，这在当代理念下也没什么不合情理之处。我们再来看着鲁镇上的一般人，虽说他们对祥林嫂也没有什么恶意，然而因为祥林嫂寡妇再嫁，他们和祥林嫂讲话的音调就和先前很不同， “笑容却冷冷的了”。他们对祥林嫂其后的不幸遭遇虽然“还要陪出许多眼泪来”，但人们“立刻改换了鄙薄的神气”。祥林嫂最终从他们的笑容和声调上知道他们在嘲笑她，嘲笑她“头上带着大家以为耻辱的记号的那伤痕”。相比之下，鲁四爷对祥林嫂善意多了。可见，把鲁四爷视为祥林嫂命运悲剧的制造者是阶级论意识下对文本产生的一种曲解。
封建的礼教是中国封建社会对人性美的理解和解释。不可否认，它曾经是积极的、进步的、文明的。在封建社会走向没落之前，中国人曾经幸福地陶醉于其中。到了十九世纪欧美已经进入工业化文明的现代社会，中国社会仍然要求人保守着封建礼教。由于理解和解释的历史性原因，封建礼教中的人生观和价值观已发霉变质，成为一种毒素。封建礼教、封建迷信的思想在现代文明之光的照射下，其愚味的本质便是一览无遗了。这点不仅鲁迅能认识到，与鲁迅同时代的知识者，甚至鲁迅上一辈的知识者也早就认识到。但封建礼教、封建迷信思想是怎样毒害人的，这点却是鲁迅的独到的发现。鲁迅先生发现，社会是通过撑控人的思想能力，控制人的理解能力，使人不能或不能独立去理解、解释自身存在的意义而处在生命意义被解释的生存困境之中。封建社会宣扬“女子无才便是德”的思想，其目的就是使女子丧失生命的理解能力和自我解释的能力。“无才”使人缺乏海德格尔所说的“理解的前结构”，伽达默尔认为，“没有理解的前结构，理解就不可能发生”。这是人生的愚昧真相。对于国民的这种愚昧，鲁迅是“哀其不幸，怒其不争”。鲁迅并没有把人生悲剧的根源完全归结于社会。相反，他把人生悲剧的根源追溯到人个体的生存状况。鲁迅虽然没有直接用理论阐明他这一方面的思想深度，但小说《祝福》就十分明晰地体现了作者这一视界。
在鲁迅看来，祥林嫂的人生悲剧就在于她个人严重缺乏对人生、对社会、对自然、对宇宙的理解能力，从而造成祥林嫂自身理解能力的限定，使她一辈子无法走出自我生命被解释的愚昧困境。简而言之，祥林嫂的人生悲剧就是生命意义被解释的悲剧。
小说开头用倒叙的手法写祥林嫂之死，并且鲁迅先生着重描写了祥林嫂死前对“我”的一问。祥林嫂无法解释“一个人死了之后，究竟有没有魂灵的”、有没有“地狱”、死掉的一家人能不能见面等困惑。于是，她必须找他人替她解开生命中的这个困惑。她遇到了“我”，认为“我”能解开她之困惑，并且理由是，“你是识字的，又是出门人，见识得多”。鲁迅这样写祥林嫂死前的这一问，其意义是十分深刻的。首先小说点明了祥林嫂不是死于社会暴力的迫害，而是死于自身的精神压力。其次，揭示了祥林嫂死前对自己命运悲剧的一点觉悟：她的痛苦和不幸来自不识字、没见过世面、见识少。这些文本语言已表达的意义背后隐藏着未表达的关联意思是：祥林嫂理解能力的限定使她无法接近生命存在的真理。她的生命意义只好由别人或社会替她解释。于是，小说通过写祥林嫂逃婚、抗婚、再婚、丧夫失子、再次回到鲁镇的种种遭遇，逐步揭开了祥林嫂生命被解释的悲剧根源。
祥林子死后，祥林嫂的婆婆为了筹钱给小儿子结婚，逼迫祥林嫂改嫁，但祥林嫂不肯服从。对封建的礼教观念来说，这是不孝之举。但为了保住女人的贞洁，她放弃了孝道而逃婚去鲁镇。被贺老六抓到贺家沟，她以死抗婚，也是为了捍卫女人的贞洁观。在祥林嫂看来，女人最重要的东西就是贞洁，有了贞洁才有脸做人，失去贞洁就没脸做人。这是封建礼教写入个体生命价值观中的“道德”直觉。不但祥林嫂有这种“道德”直觉，鲁镇上所有的人都有这种“道德”直觉。这就是鲁四爷为什么厌恶寡妇、鲁镇上的人鄙视祥林嫂头上伤疤的原因所在。封建礼教所宣扬的孝道、妇道、世道等观念，以思想碎片的形式构成了祥林嫂理解人生意义的前结构。但由于这个前结构是以思想碎片构成的，其肤浅程度使祥林嫂缺乏的超越理解的能力，使她对人生意义的理解停留在理解的前结构上。这就造成了生命意义被解释的困境。
不识字、少见识、不见世面所造成的祥林嫂的精神状态，不仅社会容易占领她的理解能力和解释能力，就是像柳妈这样精神匮乏者也能轻易地在祥林嫂的生命画布上涂画。柳妈告诉祥林嫂，死后阴间里的祥林子和贺老六会争要她，阎王为了公正，会用大锯把她劈成两半，一半分给祥林子，一半分给贺老六。在柳妈看来，祥林嫂和第二个男人过活不到两年，倒落了一件大罪名。柳妈还告诉祥林嫂，“你不如及早抵当。你到土地庙里去捐一条门槛，当作你的替身，给千人踏，万人跨，赎了这一世的罪名，免得死了去受苦。” 祥林嫂未曾知道的有这种事，她先是显出恐怖的神色来，后就非常苦闷起来，“第二天早上起来的时候，两眼上便都围着大黑圈”。小说让我们看到，封建的迷信思想就这样轻而易举地侵入祥林嫂的精神之中，并且毫无阻挡地解释了祥林嫂的过去、现在和将来的生命意义。在这里不难让人感悟到，人生也许本无意义，人生的意义是解释出来的。每个人都要去解释自己人生的意义，这就像一台电脑，不管这台电脑是哪一代的产品，不给电脑安装操作系统，这台电脑就没有意义，而给这台电脑安上怎样的操作系统(DOS系统?WINDOWS95?WINDOWS98?WINDOWS XP?或其他的操作系统?)，这就造这台电脑不同的存在境遇。人自身对生命、对社会、对世界、对宇宙意义的不同解释，形成了个体人生不同的人生观、价值观和世界观。而人的人生观、价值观和世界观就是掌控人自身命运的“操作系统”。但是，由于个人受理解能力的限定，并不是所有的人都有足够的理解能力去解释自我人生的意义和把握自我价值的。从这个意义上看，解释人生的意义就像在一张洁白的画布上画画，有绘画能力的人喜欢自己画，不愿意让别人替他画，但是没有绘画能力的人，其人生画布也不会空白着，它必定会遭到被别人或社会以他人的意志涂画。这就是生命被解释的悲剧。实际上我们每个人都处在这种悲剧之中，只是被解释的程度不同而已，就是思想家的思想也难免会被打上时代的烙印。 可见祥林嫂的人生悲剧具有普遍性的意义。祥林嫂只是这种人生悲剧中的典型。生活在鲁镇上的人，特别是那些鄙薄、嘲笑祥林嫂失贞的人，他们的人生同样具有被解释的悲剧性。主张祥林嫂不如再强一点一头撞死了事的柳妈，也是活在非自我的精神世界里，其自身生命真实被遮蔽的悲情不亚于祥林嫂。就是鲁四爷也逃不出这一时代性的人生悲剧的游戏法则。鲁四爷作为一个讲理学的老监生，他讲理学，自身却也困在理学的视界里，不能自拔。所以他也躲不开自我人生被封建思想解释的悲剧命运。在鲁迅的视界里，鲁四爷厌恶寡妇、忌讳祥林嫂端他祖宗祭器的愚昧和祥林嫂的捐门槛信地狱的愚昧没有本质的差异，却显得更可悲，更值得我们去同情。
当然，鲁迅先生隐藏在《祝福》文本中的原初视界远不止上文所描述的那么简单。上文所分析的只是敞亮了长期以来被理解者的解释所遮蔽的文本原初视界一个方面的真实。当我们敞亮了这个真实，我们才能认识到《祝福》文本所包涵的人文关怀的高度和深度，才能理解《祝福》的艺术魅力之所在。
鲁迅小说《祝福》中的祥林嫂。祥林嫂是一个被封建礼教和封建迷信毁灭的悲剧形象。在探究祥林嫂死亡原因的时候，鲁镇人的冷漠应是重要原因。在这样的环境里，祥林嫂缺少真正的倾听者、同情者。在祥林嫂第二次到鲁镇时，丈夫和幼子的死对祥林嫂的打击是可想而知的。所以，她才会和老车夫姚纳一样，神经质似的不断向周围的人诉说阿毛的死。
反观鲁镇人的态度，我们看到同情心的缺失使鲁镇的人一开始就怀着寻找谈资的心态来听阿毛的故事，他们不是要来安慰祥林嫂的，即使一开始他们听了阿毛的故事，会“陪出许多眼泪来”，但他们脸上却分明有着“鄙薄的神气”，然后是“叹息一番，满足地去了”。很显然，听阿毛的故事，只不过在满足着他们猎奇的心理，是在对别人不幸的咀嚼中获得对自己卑微生活的满足感。在他们眼里，祥林嫂是个不值得同情的不祥之人，鲁镇的人不会慷慨施舍自己的同情心给这样的人，在礼教和人性面前，鲁镇人是毫不犹豫的选择了前者。“存天理，灭人欲”，高高在上的冰冷的封建礼教和伦理道德压抑着人本身的同情、怜悯。在这个冷漠的世界里，当祥林嫂的悲哀“经大家咀嚼赏鉴了许多天，早已成为渣滓”之后，她再讲阿毛的故事，就“只值得厌烦和唾弃”。这是比姚纳得到的更有过之的一种冷漠和麻木，姚纳还能和老马倾诉，而祥林嫂只能“看了天空，叹息着，独语似的说着‘我真傻’
:以祥林嫂的悲惨经历来控诉封建社会里封建制度及封建统治对人性的残害和销毁,写人世间的冷漠和冰冷杀死了一个贫弱的下层劳动人民，以说明封建统治的黑暗和无情。顺便也有她的反抗和不满。
其实这些东西是有的，但是跟重要的我个人为是对人性的扼杀和毁灭。是因为很久以来我们的民族，我们的国家，都是人不在场的，更不用说什么人间的真情和觉悟。人本身是不同与动物的，但人的愚昧和邪念让人几乎成了与动物无疑的生物。我们生存不是为了追求更高意义的价值，而是仅仅为了生而活。我们的民族没有信仰和宗教情结，缺乏控制力和抑制力。所以善良的人更善良，邪恶的人更邪恶。
第二篇：浅论《人生》中的爱情悲剧
【摘 要】爱情是永恒的母题，而大多数文学作品中的爱情都是以悲剧收尾。在路遥的小说《人生》中，高加林、刘巧珍和黄亚萍三个年轻人的爱情纠葛最终成为了悲剧。本文将从这三个青年不同的爱情观，高加林的“前途高于爱情”，刘巧珍的“依附式爱情”，黄亚萍的“爱情理想主义”来分析导致他们爱情悲剧的原因，例如性格、境遇变化、社会历史等原因。而了解他们爱情悲剧的原因既有助于我们对整部小说的解读，且对我们现在的青年仍然具有借鉴意义。
【关键词】《人生》;爱情观;悲剧
路遥的《人生》发布于1982年，三十多年来依旧广受读者的喜爱，没有失去其独有的魅力，不仅是因为其特有的时代意义，在新的时代浪潮下，年轻人的奋斗与抉择，还是因为书中高、刘、黄三个人的爱情悲剧打动人心，也让许多读者产生共鸣与思考，分析《人生》中的爱情观与爱情悲剧，有利于我们深化认识小说的主题。
一、三人不同的爱情观
(一)高加林的爱情观
高加林出生在乡村，却想要离开农村，成为城市人，他有能力，有志向。在未考上大学的情况下，他靠自己的能力成为了一名乡村教师，却被大队书记儿子三星的顶替，从教师变成了农民，他难堪、惆怅与痛苦。
从县城卖馍回来的路上，巧珍向加林表白，加林被动地接受了，但很快就后悔了，“他甚至觉得他匆忙地和一个没文化的农村姑娘生这样的事，简直是一种堕落和消沉的表现;等于承认自己要一辈子甘心当农民了......要是和巧珍结合在一起，他无疑就要拴在土地上了。”高加林后悔是因为他认为如果和巧珍恋爱，就得当一辈子农民，而他不愿意。在加林看来，巧珍的爱只是在他落难时的安慰，对他的前途却没有助力，所以在后来也抛弃了巧珍。
之后加林去县城当宣传干事，亚萍强烈地追求他，并想让他跟她去南京工作时，“他反复考虑，觉得他不能为了巧珍的爱情，而贻误了自己生活道路上这个重要的转折――这也许是决定自己整个一生命运的转折!”他决定与巧珍分手，与亚萍在一起。
由此可见高加林的爱情观是“前途重于爱情”。
(二)刘巧珍的爱情观
刘巧珍虽然没有上过学，但是她有着殷实的家底和“盖满川”的样貌，而且聪明、悟性高。她虽没能接受教育，可是她没有自暴自弃，她选择了有文化的高加林。
她对高加林的爱更多表现在对他的关心与依附上。高加林去城里卖馍失败，她会考虑他的心情，帮助他卖馍;在“卫生革命”后，她给予苦闷的加林以关心与支持;她想象和加林在一起后的生活是男主外女主内，加林是她的依靠。
同时巧珍对加林也有决断。在高加林去城里当了干事，抛弃了巧珍，她在爱情无可挽回的时候，敢于正视现实，果断放弃。而在高加林因举报而被撤职回村当农民后，巧珍会阻止想要前去羞辱他的姐姐和母亲，甚至希望村小学增加教师时，首先考虑高加林。在这一方面，巧珍的爱格局更大了。
(三)黄亚萍的爱情观
黄亚萍是接受现代教育的爱情理想主义者，她崇尚爱情平等与独立自主。“在她看来，追求个人幸福是一个人的权利和自由，‘我是我自己的’，谁也没有权力干涉她的追求。”
然而，她同时也囿于理想与现实的矛盾之中。她在高中时欣赏高加林的才华，毕业后由于家庭和身份的缘故与高加林联系不多，当加林成为了通讯部干事后，似乎他们的身份变得平等了，亚萍对加林的爱慕之情重燃，在一次次交流接触后，他们就恋爱了。而当加林被人举报失去工作时，亚萍甚至想要和他一起去农村成为一个农民，但这也只是亚萍的异想天开的冲动而已，在残酷的现实面前无比脆弱。她的“理想主义的爱情”在现实面前终究是个理想罢了。
二、造成爱情悲剧的原因
(一)高加林与刘巧珍的爱情悲剧
1.对爱情与人生追求的侧重不同
之前说到高加林的爱情观是个人前途高于爱情的，而刘巧珍的爱情观更多是对加林的依附。巧珍的家庭观念还是传统的男主外女主内，“她就在家里好好劳动，把娃娃抚养好。将来娃娃大了，有个工作的老子，在社会上也不受屈。再说，自己的男人在门外工作，她脸上也光彩”。而加林更加看重于他的个人前途，他可以为了个人前途而抛弃爱情，他想要往上爬，成为城市人。
2.文化水平的差异
高加林有文化，而巧珍却一个大字也不识，文化上的巨大差异导致他们没有一致的精神追求和共同语言。高加林可以和黄亚萍谈论文学，谈论世界形势，但是和巧珍的话题却只能是家里的母猪产了几个仔。这样的相处模式让高加林感到了情感上的空虚。“现实满足的不能实现，使人宁可沉溺于审美的境界之中，而不愿面对现实”。
(二)高加林与黄亚萍的爱情悲剧
1.性格因素
高加林自尊心很强。他去城里掏粪时被嘲讽的不服与决心，成为通讯部干事后被赞美的自豪与骄傲。
但他又很矛盾地自卑。他为了生计去?h城卖馍时害怕遇到熟人，遇见了高中同学只能酸酸地说了句：“你现在位置高了，咱区区老百实在不敢高攀”。一句话将加林的自卑展露无遗。
而后来加林被撤职回家时坚决地同亚萍提出了分手，既由于他自卑于和亚萍的身份差距，又自尊于应有的担当，所以也导致他的爱情悲剧。
2.复杂的社会因素
小说反映了上世纪80年代初中国农村的社会面貌，先进的城市和落后的农村对比鲜明，农村的高加林恰巧生活在这特殊的时代背景下，内心对农村厌倦，强烈渴望能到城市里去施展自己的才华但却受到环境和现实的制约，只能苦苦挣扎。
其实高加林和黄亚萍高中毕业不再联系，之后的分分合合，说白了就是他们之间身份阶级变化的体现，或者说是建立在加林是不是农民的基础上。是，他们身份就有差距;不是，成了通讯部干事，身份似乎平等了。所以归根结底还是农村与城市的差异的问题导致了他们的爱情悲剧。
三、总结
总的来说，高加林和刘巧珍、黄亚萍俩人之间的爱情都是悲剧，究其原因不仅仅是他们迥异的三观和爱情观，也是由于当时复杂的社会环境。
但同时也正是高加林的爱情悲剧导致了他的人生悲剧。而作者路遥没有对其进行单纯的道德审判，而是从人物遭遇中去寻找矛盾的深层冲突点，让读者不仅仅局限于爱情的思考，而是延向更远的社会层面。
高加林的爱情悲剧即使在现代社会中依旧存在，例如传统的家庭生活与去大城市闯荡之间的矛盾等。而通过对小说爱情悲剧的探源，将有助于我们甚至现代“高加林”们正确地看待人生和爱情道路上所出现的矛盾和问题。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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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周燕芬.路遥《人生》爱情内涵新解[J].名作欣赏，201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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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刘好梅.浅析高加林和刘巧珍的爱情――重读路遥《人生》[J].电影评介，2008(9).
第三篇：论贾宝玉的人生悲剧特点
内容摘要：
曹雪芹的《红楼梦》向世人昭示一个人们在感情上难以承受，但却无可改变的哲理，人生和社会永远处于无法摆脱的命运悲剧之中。作者从社会，道德文化、人生三个层面揭示了从社会到个人，从表面到深层的悲剧意含。而书中以贾宝玉和林黛玉、薛宝钗的恋爱不能自由、婚姻不能自主的悲剧为中心。而贾宝玉又是其中的中心人物，他的悲剧不仅是个人的悲剧，而且是历史发展过程中具有特殊意义的社会悲剧，现在试从家庭悲剧、感情悲剧及造成这些悲剧的原因等方面论述贾宝玉的人生悲剧。
关键词：贾宝玉、家庭悲剧、爱情悲剧、判逆精神
贾宝玉是个非常感情化、世俗化的贵族公子。同时又是个跛足的免为其难的人生哲理的探索者，他在先天给他规定的环境中，凭直感、生活感受和思考，而在小说中被称为“情种”①“情痴”的贾宝玉永远也无法像他希望的那样。永远生活在②一个与女性水乳交融的桃花源式的环境里，愿望与现实相抵触的悲剧不可避免的上演。
- 1⑤③④会相抵触，跟封建秩育相违背。当然，贾宝玉之所以会在其隶属着封建统治阶级的眼里形成这样的印象，是和他自幼的表现分不开的。
贾宝玉自“衔玉”而生开始，被视作“奇异”，周岁时抓取“脂粉钗环”的举动，更是若人关注，使贾政老爷不喜欢，十来岁时是异常淘气，说出“女儿是水做的骨肉”，“我见了女子便清爽”的混话，这在当时那种社会里，简直是一种叛逆，一种大逆不道。这种叛逆，也必然引起“百口嘲谤，万目睚眦”的。象他这种“无故寻愁觅恨，有时似傻如狂”，“潦倒不通庶务，愚顽怕读文章”的纨绔子弟，在当时那种“成则公侯败败贼”的价值取向里，在当时那种社会环境中，当然是得不到正统思想的认可的。我们知道：贾宝玉在荣国府是处于继承人的地位，他聪俊灵秀的天赋，使这个贵族家庭对他寄予了特别殷切的希望和要求，然而，他不仅丝豪无意于立身扬名，治国经家，而且他对那个家及国已经彻底绝望，并走上背叛的道路，他和他的父亲是那样的水火不容，势不两立。他不爱读书，偏偏要他读;他不爱做八股文，偏偏要他做;他不要和那峨冠博带的家伙应酬，偏偏逼他出去应酬;他认为茫茫尘世，只有女子的世界的一片净土，他的父亲总要把他拉出来，他的母亲总要来摧残这一片净土。不，还有他的伯父、哥哥、侄辈之流总要来污秽，践踏这片净土。特别是他爱的人，偏偏不让他爱;他不愿结的姻缘，偏偏要他结。若说没有奇缘，今年
- 3天混在一起，会被认为没出息，沉湎于儿女情长。然儿贾宝玉毫不理睬灾切，他整日与女子厮混，这实际上是他生活的最主要内容。用史湘云的话说，便是：“你成年家只在我们群里。”而袭人也在三十四回中说：“他偏好在我队里闹。”贾母因此说：“想必原是个丫头投错了胎不成”?男人本应有男人的事情做，去求取功名。但贾宝玉却偏偏对女子的事情兴趣，这也是应该出于他的性别平等意识。传统男性社会性别角色中重要组成之一便是男性霸权主义，是高高凌驾于女人之上的那价权威。要贾宝玉时代，男人是社会的主宰，女人的奴仆，是被轻视与奴役的。贾宝玉有男人解放主义所要求的对女人的尊重，在小说的具体描写中，我们看到，贾宝玉同贾珍、贾琏、贾蓉之辈以至于上一代人贾赦，是完全不同的人。他们是把女人当做自己发泄的玩物，他们过的是奢靡淫乱的生活。而贾宝玉“女儿是水做的骨肉”，像水一样的清澈、晶莹、明洁的少女，她们青春生命里闪耀着真和美的光彩。贾宝玉正是从她们身上看到了美，发现了优美的灵魂和纯真的心。这感动着他，使他甚至忘却了自己。他对许多少女多情，并且体贴关爱女子到忘我的境界。《红楼梦》的作者以极大的气魄开拓了贾宝玉的感情世界，可能说把贾宝玉的人之至情发挥到淋漓尽至的地步。他不但对活人，就连画上的美人也怕她寂寞，特意去望慰一番。他既然对许多女子都多情，就不能不发生的时候，他就不能不越想无趣，目下不过两个人，尚未应酬妥协，将来又欲何为?
- 5长的尊严压制他。贾环用蜡烛烫伤他，贾宝玉仍说：“明日老太太问只说我自己烫的就是了。”对于满脑子嫡庶思想的一心想取而代之的赵姨娘母子，贾宝玉处处尊重、容让，避免矛盾发生。可是不管他怎么去做，都不会得到他人的谅解，更不会改变他们对他的敌意。
贾宝玉与林黛玉的爱性是一见钟情，是经过长期的接触与了解后建立的。并且他们之间是重情不重物，重实质而不重表面。如贾宝玉把北静王赠给的念珠给林黛玉，这挂念珠可是皇帝亲赐给北静王，可林黛玉说：“是臭男人拿过的，我不要它。”逐掷在地上，可见她是不重物的。后来贾宝玉挨打后，托晴雯给林黛玉捎去一块旧手帕，倒使她心领神会，感到礼轻意重了，并在上面题诗表达自已的感情。这时的林黛玉才真正觉得贾宝玉是给自己的真爱，从心底里接受了贾宝玉的爱。
从贾宝玉的自主恋爱来分析，他不考虑门当户对，家世利益，爱而知其恶，爱一个人，只要是真正是知音，真正是自己喜爱的，可以包容对方的诸多弱点、缺点，这种恋爱观不仅不合封建礼教，而且是很多前瞻性的。不过即使是如此向往仅此而已，在现实生活中，具有诗意的“木石结盟”最终被代表世俗关系的“金玉良缘”所取代。而这个悲剧比之前的那些伤来说犹如蝎子之于蚂蚁。爱情是贾宝玉对社会道路失望之后的精神寄托，但是他的家人，社会没有让他如愿。所以他最终神志不清，选择了出世走入佛门。悲剧就这样无止境的循环着无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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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胡帮炜《红楼梦B面解读》重庆出版社2002年。
5、吕启祥《红楼梦寻》文化艺术出版社2005年。
6、周策纵《红楼梦案》文化艺术出版社2005年。
7、《中国古代文学史》自学考试课本第七章《红楼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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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丕立 2014.3.13
第四篇：《人生》中巧珍的爱情悲剧成因
内容摘要：在《人生》所描写的高加林和刘巧珍的爱情里，巧珍以火般的热情和水般的温柔包容高加林。可她的爱情最终是一场悲剧，这悲剧的原因在于她和高加林之间爱情基础的薄弱、阶层差距，也在于她自身的悲剧性格。
关键词：《人生》 刘巧珍 爱情悲剧 阶层 悲剧性格
路遥的《人生》描写了一段让人叹惋的爱情，高加林和巧珍的一段感情纠葛让人印象深刻。小说塑造了一个像火也像水的善良女子――巧珍。
路遥是带着喜爱的笔触去写巧珍的，她“并不是那种简单的农村姑娘”、“精神方面的追求很不平常”。路遥说：“她那火一样热烈和水一样温柔的爱。”给了高加林温柔和安慰。她以火一般的热情全身心地投入到爱情中去;在被高加林无情抛弃后，她又以水一般的温柔包容了高加林。然而，最终她的爱情也只是一声叹息。
一、火焰般的热烈
未见其人先闻其声，巧珍的“歌声甜美而嘹亮„„带有一点野味”，她全身洋溢着一种生命的味道，带着一种生命的张力，让人忍不住一睹其容。路遥让巧珍的出场给失意而沉闷的气氛带来一种生命的气息，一股破土而出的生机。
加林以为的偶然相遇，实际上是巧珍的刻意为之。这个饱受相思之苦的姑娘曾经因为高加林的教师地位望而却步，可是在加林失意之时迫切地“想破开脸皮去安慰他一下”。这样近乎直白的含蓄在加林赶集那一天显现得尤为明显。
加林被迫要放下矜持去赶集卖馍，觉得他“成了一个最无能的人”时，巧珍义无反顾地帮助了他，“我给你卖去!”，她“从他的胳膊上把篮子夺走了”。对加林来说，难的是在在人群中张开嘴叫卖，可对于巧珍来说，难的却是走到加林的面前。她被心中掩埋的感情逼得走投无路，“她要爆发了!否则，她觉得自己简直活不下去了!”她怕加林拒绝，甚至是抢过了篮子!这场偶遇她已等待多年，这是她追求幸福的一次冒险，她从阴影里走到加林的面前，迈入了一场爱的献祭。
巧珍在这场爱情里像一团火火，扑着加林而去，奋不顾身。“她如果跟了加林这样的男人，就是跟上他跳了崖也值得!”她一往情深，哪怕付出一切也在所不惜。
走在田野的路上，当加林自我贬低时，巧珍却说：“你如果不嫌我，咱们两个一搭里过!你在家里盛着，我给咱上山劳动!不会叫你受苦的„„”这样的话绝不是一时兴起说的，在巧珍的心里一定已经百转千回了。
像火一样的巧珍，义无反顾的追逐获得了加林的回应。至此，巧珍更是像迎风而起的火舌一样，对加林燃起更加炽热的爱意。为了加林，她在只有文化人才刷牙的村里刷起了牙，遭众人围观、父亲辱骂，可她说“让他们笑话!我什么也不怕”;她敢在众目睽睽之下和加林相跟着去城里。巧珍以前恐怕是想也不敢想的，可她和加林谈起恋爱了，她敢了!
如一团火扑着自己的爱情而去，巧珍以自己的温度温暖了加林。
二、海水般的包容
巧珍以火般的热情爱着加林，同时又以海水般宽广的怀抱包容着他。这点在她遭加林抛弃后的态度上可以看出。
巧珍的爱情给了加林莫大的安慰，可当加林想要外出闯一片天地之时，她的爱情终究替代不了加林的理想。她看加林苦闷不堪，想“只要加林高兴和愉快，她也就感到心里好受一些”。加林开玩笑说，“你叫我出去，不怕我不要你了吗”?巧珍却在玩笑里哭了，可还是忍着痛苦，说“只要你活得畅快”。
但她的爱情最终还是败给了命运。在被抛弃后，巧珍如水的胸怀宽容了他，即使他和她已再无可能走到一起。
加林在进城接到黄丽萍伸出的橄榄枝之后，他终于决定抛弃没读过书的巧珍。加林在城里反复想着要和巧珍分手，而可怜的巧珍却以为是加林病了而整晚睡不着觉，可痴心换来的却是加林的抛弃。
巧珍却没有恨加林的负心，“她两只手痉挛着抓着桥栏杆”，泪流满面，“你走你的，到外面找个更好的对象„„你不知道，我是怎样爱你„„”巨大的痛苦席卷着巧珍的心，她“说不下去了，掏出手绢一下子塞在了自己的嘴里”!这个坚强的姑娘忍受着被恋人抛弃的巨大痛苦，却还惦念着爱人，让恋人找个好对象，可是她却不知加林早已觅得佳人。
在加林被人举报而回到高家村时，已经嫁给马栓的巧珍却极力阻止姐姐去找加林的麻烦，她哽咽着，“你要是这样整治加林，就等于拿刀子捅我的心哩”。巧珍爱着高加林，不管高加林是不是还和她在一起。她像是最温柔而又最有包容度的水，以爱而博大的胸怀容纳着高加林的一切。她的爱像是波涛推动着高加林往前走，可是当高加林在外面受尽了苦楚返乡时，却又给予他关怀与照顾，以水之温柔替他缓冲着痛苦与伤悲。
三、爱情悲剧的原因
巧珍以全部的少女情怀深深爱着加林，她像是火一样，驱散了高加林心中的阴霾，又如水一般包容着失意的他。巧珍的爱是纯洁无私的，可是最终还是以悲剧收场。
关于巧珍的爱情悲剧产生的原因，我认为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单向的爱情
加林接受了巧珍，可真的是因为爱情吗?在我看来并不是。
在巧珍向加林说出自己对他的痴恋时，加林“被巧珍的感情深深感动了”，在感动之下，他没有拒绝巧珍。可是后来，他后悔了，“匆忙地和一个没文化的农村姑娘发生这样的事，简直是一种堕落和消沉的表现;等于承认自己要一辈子甘心当农民了”。加林接受了巧珍的爱情，更多的是一种感动，一种在孤独中寻求慰藉与承认的迫切。加林苦闷不堪之时，像一朵花一样的巧珍冲进他的生命，让他觉得自己是被人爱着的，是和身边的其他农民不同的，因为巧珍还是财神爷刘立本的女儿。这种近乎炫耀的心理在他叫上巧珍一起去城里买漂白粉时表现了出来。
加林并不是真的爱着巧珍，寂寞、孤独、感动、炫耀等等让他接受了巧珍，可却没能还以巧珍同等的爱情。这场爱情里恋爱着的只有巧珍一人，她的爱情是一场单向的追逐。在面临命运的选择时，加林几乎是毫不犹豫地舍弃了巧珍，选择了对他的前途有益的黄亚萍。
(二)阶层的差异
虽然加林是农民的儿子，也曾是农民，可他骨子里还是个“文化人”。而巧珍却是什么文化也没有的农村姑娘。巧珍和加林聊天，她只能絮叨水井、母猪这些琐事。加林不能忍受，这些和他此刻的生活相隔千里;而曾经亲近无比的恋人也像是另一个世界的人。“他想起刚才和亚萍那些海阔天空的讨论，多有意思!现在听巧珍说的都是这些叫人乏味的话。”
与此同时，加林“理想中的爱人”黄亚萍出现了。黄亚萍的出现时刻提醒着高加林他和巧珍之间的阶层差异。而巧珍并没有意识到这种差异，导致了高加林对她的疏远与抛弃。加林如今在城里，他向往的是外面更广阔的天地;而巧珍还是在闭塞的山村，他们的阶层差距越来越明显，最终巧珍没能逃脱被加林抛弃的命运。
(三)巧珍的悲剧性格
巧珍的爱情悲剧另一原因是她自身的悲剧性格。笔者认为巧珍的爱虽然如同水包容了高加林，但也如水，卑微地依附着加林。
巧珍觉得被抛弃只能怨他们之间差距太大了，可她从未想过去努力改变这种差距，只是保持着自卑的状态爱着高加林，仰视者她心中的文化人，而未能成长为能与之并肩的女性。
巧珍在有文化的人面前，有一种深刻的自卑感。这种自卑曾使她对高加林望而却步，“她时时刻刻在想念着他，又处处在躲避着他。她怕她的走路、姿势和说话在他面前显出什么不妥当来，惹她心爱的人笑话”。在巧珍的身上，缺乏一种自我价值的认同，她自卑，姿态低到尘埃里却未能开出花来。
她爱到卑微，惴惴不安地等待着高加林每一次的回应，就像等待判决的人。最后的判决却是加林亲手斩断了彼此间的关系。巧珍忍着剧痛说：“你参加工作后„„我尽管爱你爱得要命，但知道我配不上你了。”她只是对高加林尊敬与爱慕，却从不曾想过努力使自己与加林相配。
爱慕而起的爱情，让加林成为巧珍心里的神;而巧珍在加林眼里只是人生失意之时的一个心灵上的慰藉，所以当高加林能够拥有更好的人生时，巧珍遭到抛弃是必然的。
巧珍的性格悲剧主要在于她未能形成独立的人格与自尊意识。她所处的社会环境局限了她的眼界，阻止了她的发展，闭塞的乡村使她传统的女性意识根深蒂固。她一心依赖高加林，以他为天，在高加林面前她是自卑的，是怯懦的女性自尊自强的独立精神在她身上毫无踪迹。
巧珍以一半火焰一半海水的爱情追逐、包容着加林。在巧珍和加林的这段爱情中，巧珍付出了所有，可最终还是未能得到高同等的回应。巧珍的身上缺乏自立自强，缺乏自我价值的认同，她只是一味地在爱情里扮演一个仰视者的身份，这是她爱情悲剧的一个重要原因。我们作为今天的新女性，既应当如巧珍一般为自己的幸福而努力，同时又要独立自强，追求自己的价值，与其做那仰望太阳的一朵小花，不如努力绽放出一片属于自己的天地。
第五篇：【毕业论文】论顾城诗歌人生之悲剧
【标题】论顾城诗歌人生之悲剧 顾城??诗歌??人生??悲剧??自然??童话 业】中文 【正文】
【作者】杨正顺
【关键词】?
【指导老师】梁平
【
专1993年10月8日，顾城作出了让世人惊跳的举动，杀妻自缢。当这噩耗自激流岛传遍海内外文化界时，人们对他以及与他相关现象褒贬不一，昔日的“童话诗人”也许成了凶残的杀人恶魔，成了文学史上的一个隐痛。无论是偶然也好，还是必然也好，事实毕竟是事实。顾城用斧子给人们劈下了一个叹号，结束了他的童话幻境，震惊了世界，同时，也给人们划下了重重的问号。顾城为什么要杀妻?顾城为什么要自缢?顾城为什么在后期选择了激流岛?在这个文化扩张的时代，顾城事件毋庸置疑地成为大众文化消费的一部分，成为文化媒体的关键词。这一事件的传递过程难免有所衍生、变异，从而这过程中就渗入了质变的非客观的文化语境层次。由顾城事件带来的文化语境虽不乏对顾城现象作入里的解析，但表层的感性色彩多于深层次的理性思考，难以公允。顾城死了12年有余，我们不能偏颇地从伦理、道德、法律上来审视这一现象，尽可能地少一份冲动和茫然，多一份理智和清醒，不至于无法言说的尴尬。“一切血迹都可能因为时间的推移变得黯淡和冰凉，而诗人留下的诗作却作一种固化的精神产品继续延伸着诗人的精神生命”〔1〕。顾城，以诗歌为生命，以生命为诗歌，这也可看作是他诗歌人生的悲剧的必然性。
一?、“自然的我”
???“顾城从诞生、学语、到最后，一直在寻找自己的梦”〔2〕，两岁时就发明了一种近乎鸟叫的语言，六七岁时，自己口授，姐姐顾乡执笔，写下了“星星在闪耀/月亮在微笑/我和姐姐呵/等得爸爸回来了”这样只限于顺口溜式的押韵诗，在其父亲顾工的单位里还引起了一点小轰动。顾城说自己真正有诗歌感觉是在读小学时，看见“塔松绿汪汪的，枝叶上挂满亮闪闪的雨滴”时。十一二岁时，顾城的童稚心灵里有了“自然”这一表象，许多时候沉迷于大自然世界里，甚至法布尔的《昆虫记》使得他在一夜之间，“变成了狂热的昆虫爱好者”。在当时文化语境下，是大自然给了他诗的语言。他梦中浮动的是瓢虫和蛱蝶身上怪诞的图案，大自然把他引入了无限神奇的世界，这为他往后的童话世界铺就了坚硬的基石。 “我在幻想着，/幻想在破灭着;/幻想总把破灭宽恕，/破灭却从不把幻想放过”(《我的幻想》)。怀着无奈的心绪，1969年顾城与父亲被下放到山东东北农场火道村。顾城本以为无奈中能够走到昆虫中去，然而眼前出现的是“暗色的茅顶、土墙和漫无边际的碱滩”。“一个人只有在达不到目的时才会有值得为之生、为之死的理想，从而也才能找到自我。在绝望的境地里继续抱有希望的人，比别人更接近星光灿烂、彩虹高挂的天堂”〔3〕。顾城没能上学，没能去研究昆虫，然而改造成了放猪者和拾柴者，在艰苦的生存环境下，用他自己的话来说，“我对美的信仰却并没有削减，这种信仰有了另一种表达，就是写诗”〔4〕。在下放期间，碱滩上划下了《生命幻想曲》、《怀念》、《铭言》、《割草谣》、《找寻》、《无名的小花》、《我赞美世界》等等让人憧憬、向往的童话世界，大自然的气息扑鼻而来。顾城同情路边孤寂的小花，把这期间写的新诗自编成诗集《无名的小花》，由于喜爱古诗、古典文学，还自编了一册格律体诗《白云梦》。当然，在那凄清的荒滩，顾城与父亲只有在猪棚对诗取乐，那时的读者只有土灶的火焰，许多诗歌随稻草化为了灰烬。
?在下放长达五年的艰辛历程中，顾城长期与大自然身心交融，提升了他的审美直觉捕捉能力，透过大自然光和影的奇妙变化，顾城窥见了生命的另一重自由境界;大自然从而同化于他的心理结构，成为他内在生命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冰柱碎成晶亮亮的一片，雪水映照着深蓝色的苍穹，紫色绿色的小草在路边微笑，大雁和野鸽的鸣叫声充彻整个荒原„„顾城的灵魂何尝不为之溶化呢?这一溶化就成了诗。
?文学,是一个神奇的精神领域。顾城立足大自然，凭着幻想和纯美之爱，打开了诗歌这扇门。顾城局限于大自然的审美体验的心理定势，其诗洋溢着唯灵浪漫主义色彩。他的审美意识源于自然，也就构成了他的原初童话意识。
?文学世界是人为主体与客观世界(自然、社会、人以及自我)之间错综复杂的审美关系结构而构成的精神世界、情感世界和心理世界。在顾城认知、把握文学世界时，自然作为大部分的审美心理结构，支撑着他的诗歌创作内驱力。自然是顾城在审美实践中人化了的自然，是以主体认知与感知的方式来充分展现主体认识的自然。
顾城一直追求一个纯粹、简单的田园世界。他想要建造一座诗的童话的世界，一个与尘俗世界相对立的“天国”。他生活在疼痛、贫乏而动荡的年代，少年时期在碱滩度过，苦难的烙印在他幼小的心灵里，是无言以对的。顾城是一个富有幻想质的孩子，在寂寥的大自然中与外界社会失去了联系，在他的审美理想中，自然是富有诗趣和美的。他以稚嫩的心眼，纯情般地触动自然的每一根神经，怀着感恩的心，用朴实、明净的诗回报自然。他以独特的审美价值来回于自我与自然之间，是自然教会他写诗，他也永远感谢自然。生命与自然应该有一种感应。这也就在顾城潜意识中，寻觅一方没有污染的净土来建自己的诗歌牧场，是必然的心理效应。
自然，作为顾城早期诗歌创作的内核，有着不可忽略的场性效应。顾城沉浸在审美创作的境界中，自然与自我相拥，他“像青草一样呼吸”，他的诗像无名的小花，“随着季节的风雨，悄悄地开放在寂寞的人间”;在自然的律动中，他的脚步声如同一支歌，生命也如同白云一样展开。“时间带来死亡，也为人带来生命”，顾城凭着自己的悟性和灵感，运生出一种生命意识、死亡意识。
早在五岁时，顾城就和梁小斌那样恐惧、惊怕着那“雪白的墙”，“那时候已经知道每个人都可能要死，但是我没想到我要死，我知道人死了要变成一种灰，白色的，我想到这灰烬离我这么近。我看着白色的墙，心里忽然有种空虚的感觉，好象第一次清楚地知道了我是要死的，第一次看见离我这么近„„”〔5〕。在幼小的心灵里，有着惊骨悚然的死亡意识，历史动荡的黑暗中，赋予了顾城心灵创痛，深沉、颓废的情绪以及恐慌的生命意识植入了本该嫩绿、年轻的童年经验里。 法布尔的《昆虫记》曾打动了顾城，“它来到这个世界上，没有谁欢迎它，石头是摇篮”。一些虫子在岩石中间顽强地求存，有的被阳光晒死，有少数活下来，变成了飞虫，飞走了。这仿佛是世间的人们在死神的追踪下本能地挣扎，小小的顾城感受到死亡和命运的逻辑演绎。
顾城在童年经历中，在草丛中悉听蟋蟀的歌声，一个小虫子的生命就是一支歌曲。可见，顾城在自己的自然情怀下，是何等痴迷而固执，有着堂吉?诃德式的意念。“文革”初期，他就想“躲开人类的纷争，躲开喧嚣的激越的声音，只想去那只有天籁的世界。这个天籁世界一直在他的心理机制里演化成浓郁的自然情结。他在自我世界旅行，用孩童的纯银般的声音赞美世界，“用蜜蜂的歌，蝴蝶的舞，和花朵的诗”。用一首《生命幻想曲》建造了一个没有被污染的童话天国，奠定了他以后创作的大致方向。在顾城的童话天国，自然表象和自我达到了异质同构的境界。凭着他的天赋，敏锐地捕捉到了“幻想曲”的节奏，也寻到了实现这种可能的审美把握方式――“大自然给了他诗的语言”。《生命幻想曲》成了他早期有代表性的诗作，审美个性淋漓尽致地发挥，以纯真而奇幻的心感应着人类在文革时代的沉痛反思，渴望真善美，形成了顾城的审美范式。这种审美范式占据着顾城的主导创作风格，规范着他以后的审美实践。这个审美范式下的先验内容注定将会艰难跋涉，并以一种箴戒、召唤、启悟的抒情情调无限地逼近他的精神世界，甚至现实生活。
顾城在现实生活以及诗歌创作中，偏爱于自然，对自由无羁的异类、纯净无暇的大自然寄予无限的深情和向往。由是他在更多的时间里将自己完全地封闭起来，并在心中精心而又无意识地营造了一个完完全全的童话世界。在虚幻的童话世界，没有真实，唯有虚幻;没有凶恶，唯有善良，而顾城则在自己营造的温房做着浆果一样的梦，然而生活毕竟是生活，无情的现实生活冲撞着顾城童话似的梦。社会生活的反自然的城市生活在不断地削弱和扭曲人的天性，横流的物欲使人性之光变得越来越暗淡、微弱，几乎趋于熄灭。
顾城从小就显现出了孤僻、自卑、内敛的心理，“堂吉?诃德式的性格：不太合乎潮流的好心?、勇敢和在根本愿望上的不屈服”〔6〕。他的诗“太阳是我的纤夫/它拉着我/用强光的绳索”，显示了早期他心中已雕塑出了自我意识的雏形，在自然中他是主角，张扬着主体意识。只有沉浸在梦幻世界里，顾城才能获得温暖纯净的抚慰，解放自己倍受现实生存原则压抑的心灵，使梦想的非理性激情得以尽情释放。然而，悲剧的序幕已经在黑暗中不知不觉地拉开了。
二、“文化的我”
1974年夏天，顾城父子被允许回北京。“强大的社会风向我吹来，听天由命的薄帆破碎了”，顾城怀着一种幼稚的责任感，到街道服务所里拼命地干活，当过木工、油工、钳工、壮工，“他狂热地劳动着，好象真正成了枚万能螺丝钉”〔7〕。用顾城自己的话说，“为了生存，为了艺术，我走向城市”〔8〕。回到城市的顾城，凭着往前冲的精神，为所欲为，开始面对大社会，探求真理，在众多的书籍里吮吸精神营养，试着与外界讲和。有一天，他接触到与他写的《无名的小花》相似的诗，唤醒了他心灵深处的那块净土。
他开始投稿，脚步迈向了现实中的大世界，与当时崛起的朦胧诗接轨，搭上了时代的列车。
朦胧诗崛起于上个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朦胧诗人们以反叛形象出现于诗坛，既有对荒谬现实和专制暴力的反叛，也有对文学为政治服务的意识形态写作的反叛。他们以愤怒的呼喊，无情的控诉，沉重的反思，成为“文革”末期的“异端”，成为新时代来临之前的思想启蒙者。顾城以其独特的美学风格，在诗歌中着意于给被专政践踏、损害、侮辱的芸芸众生提供温暖的情感抚慰，象一个人性修补者而立身于诗坛。当其他的朦胧诗人都在忙于揭开社会的伤疤，控诉“文革”给生存个体带来的深重灾难，意欲彻底颠覆过去的意识形态话语时，他却思索着怎样修补被文革十年践踏、摧毁贻尽的创作忧愁。他也继续张扬“自我”，理想色彩上的“自我”。“我想在大地上/画满窗子/让所有习惯黑暗的眼睛/都习惯光明”(《我是一个任性的孩子》)，他仍然是以一个任性的孩子的口吻来传达审美理想，执着地以一颗似乎永远不大的心，醉心于乌托邦的童话抒写和自然描绘，专注地营构诗性而浪漫的精神世界，在“布满齿轮的城市”里，继续讲“绿色的故事”。
承传上部分论及的“自然中的我”，顾城的“童年经验”对他这个时期审美创作的影响，愈是明显。在他的“童年经验”世界中，他没有朋友，也没有对手，只是和父亲两个人，在远离人世的碱滩，自然成了他的伙伴、倾听者。他曾说，“合上双眼，世界就与我无关”，但进入城市的喧哗中，社会、文化则是一种压抑性的力量，它毁灭和摧残自我与自然间的二元和谐的关系。城市一时间无法接纳他这个来自农村的城市人，当他对不可驾驭的社会话语恐惧到了尽头时，抗衡也就油然而生。他固执地信奉在他的诗中，城市将消失，最后出现的是一片牧场。即使他的精神世界被现实世界挤得沉重起来，也要“去寻求相近的灵魂，/因为我的年龄”。
顾城生活在混浊的尘世，仍没有改变他的追求，对自己、对世界、对诗，采取一贯的态度。他承认自己身上有种堂吉?诃德的意念，老向着一个莫名其妙的地方高喊前进，这种堂吉?诃德精神依然是他城市生活的精神动力。虽然，有朋友为他做了心理测试后警告他要小心发疯，可顾城的心理结构中，存在偏执、绝对的不良的元素起作用。他也承认自己一直在走各种极端。在悲剧的历程中，他无法力转命运，更不会宽恕自己。
疏离和歌吟虽是一种逃逸，但其实又何尝不是一种自我拯救、重生的有效方式呢?由这种对自然美的强烈眷念而产生的，便是对归隐的渴望。在诗作中，顾城尽情地唱着自己的“回归之歌”，希望回到“史前的寂寞”，做着“穷居而野处”，“坐茂树以终日”的精神隐士，以“心斋”、“坐望”的静悟方式在“非人间”里实现无忧无虑的精神超脱。他说“我喜欢古诗，刻满花纹的古建筑，殷商时代的铜器，我喜欢屈原、李白、李贺、李煜，喜欢《庄子》的气度，《三国》的恢宏无情，《红楼梦》中恍若隔世的泪水人生”〔9〕。古建筑、古铜器令人肃目的凝重庄严，古圣先贤浓重的忧伤气质，崇高的人文关怀精神，愤世嫉俗的情怀，不受羁绊、放浪形骸的心性，以及中国古典文学中“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的空幻意识，都深深濡染着他，都是他寂寞精神的无声伴侣，都是他构筑与世隔绝的精神世界的秦砖汉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