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沈从文悲剧意识范文
浅析老舍《茶馆》中的悲剧意识
摘要：悲剧意识是一种艺术观念，也是一种人生境界。源于对现实性悲剧的体验和感知。主要表现为冲突和悲剧下的情感效果。《茶馆》代表了老舍话剧创作的最高成就，蕴含着浓厚的悲剧意识。全剧以以小人物王利发、常四爷、秦仲义的个人命运和国家的命运交织。演绎出一场历史悲剧。全剧以“茶馆悲剧”、“人物悲剧”延伸到“社会悲剧”。
《茶馆》是一部悲剧，是老舍戏剧的顶峰之作，是中国当代话剧艺术中的经典，以旧北京城中一个大茶馆--裕泰茶馆的兴哀为背景，通过对茶馆及各类人物变迁的描写，反映了从清末、民初到抗战胜利后三个不同时代的近50年的社会面貌，揭示了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旧中国动荡、黑暗和罪恶。演绎了中国五十年的历史。全剧以“茶馆悲剧”、“人物悲剧”延伸到“社会悲剧”。主要表现为时代性与现实性的统一。然而以小人物以小人物王利发、常四爷、秦仲义的个人命运的悲剧性质。茶馆里的人，茶馆的变迁。社会的现实变化。
一、茶馆悲剧：
茶馆，在中国极为常见，但却是一个很特殊的地方，茶馆几乎浓缩了整个社会的各种形态，并随着社会的变革而同步演出了一幕幕的人间话剧。《茶馆》以旧北京城中一个大茶馆--裕泰茶馆背景，一幅巨大的时代画卷，年代之长，经历的历史事件之多，出场人物之繁杂，涉及的社会面广泛而复杂。
清末时，裕泰茶馆生意兴隆，三教九流，各色人物云集于此。谈国事被抓进监狱的常四爷，卖女儿给太监。在此相面骗钱。主张实业救国的秦仲义和庞太监的对话。这表明了当时政治的黑暗。
军阀混战时期，茶馆生意艰难，尽管王利发苦心改良，却也只能惨淡经营。
抗战胜利后，国民党特务和美国兵在北京横行。剧中所有正直的人都陷于一种不可自拔的困境中。这时的裕泰茶馆更加破败，只有“莫谈国事”的纸条写得更多，字也写得更大。其中，几个主要人物都已老态龙钟并且有了子孙;老的地痞流氓不见了，代替他们是他们的下一代。这些小辈干起坏事来，比他们的父辈更加无耻。这个时候，黑暗势力更加猖獗，百姓生活更加困苦。出名的评书艺人一次挣不上三个杂合面饼子钱，常四爷的生活更加艰苦，秦仲义的工厂被人霸占。已失去生活的信心的王利发，让儿子、儿媳、孙女都跟着康妈妈到西山去逃命。
这一切的一切都在茶馆中发生。茶馆成为了一个见证。茶馆本身是一个休闲的地方，带给人身心的愉悦和欢乐。现实中却成为了一个污浊不堪的场所。不得不说这是场馆本身的悲哀,也是社会的悲哀。
二、人物悲剧：
全剧以以小人物王利发、常四爷、秦仲义的个人命运和国家的命运交织。演绎出一场历史悲剧。在老舍对这些小人物的悲剧性格与悲剧命运的表现中 ,有“含泪的笑”、同情的关注、悲怆的泪和愤懑的控诉。
1、王利发--------在-希望中苦苦挣扎，踽踽前行。
王利发是一个悲剧人物。一个在希望中苦苦挣扎，拥有幻想的是市民。裕泰茶馆的掌柜，也是贯穿全剧的人物。他从父亲手里继承了裕泰茶馆，怀抱希望。希望茶馆生意兴隆。也继承了他的处世哲学，即多说好话，多作揖。如：“在街面上混饭吃，人缘儿顶要紧。我按着我父亲遗留下来的老办法，多说好话，多请安，讨人人的喜欢，就不会出大岔子!” 圆滑世故下折射出人性的扭曲。
他胆小、自私，如在茶馆门口挂着“莫谈国事”。对不同的人采取不同的态度。如对难民、李三等人：“别耽误工夫!”“咱们的事，有功夫再研究!”他对难民强硬、冷漠，对李三虽同情，却有限度。对大兵、警察、特务：“您圣明。”“你多给美言几句，我感恩不尽!”“老总们，实在对不起，还没开张，要不然，诸位住在这儿，一定欢迎!”没有人性的自主性，一味地顺从。
同时，王利发又精明、干练，善于经营、不断改良。’语言上的改良。“西直门的泰德，„„全先后脚的关了门，只有咱们裕泰还开着，„„”(王淑芬)“大茶馆全关了，就是你有心路，能随机应变的改良!”(常四爷)，王淑芬、常四爷的话则侧面表现出王利发善于经营，不断改良，是茶馆业中的佼佼者。但他也胆小怕事，虽对现实抱有不满，却表达得很含蓄。如他和唐铁嘴的对话：“这年月还值得感谢!”;与报童的对话：“有不打仗的新闻没有?”一直处在夹缝中生存和经营。煞费苦心。匍匐前行。
在黑暗的旧中国，尽管王利发善于应酬，善于经营，不断改良，却无法抵御各种反动势力的欺压。他对此也抱有强烈的不满，但表达得十分含蓄。就是这样一个精于处世的小商人，最终仍然没能逃脱破产的命运。王利发无可奈何地走到了人生尽头，才明白，自己几十年的小心谨慎、苦撑苦熬，全是徒劳，迎着死的诱惑，他发出了从来没敢说出口的质问：“人总得活着吧?我变尽了方法，不过是为了活下去!施压，该贿赂的，我就递包袱。我可没做过缺德的事，为什么就不叫我活着呢?王利发的悲剧，是旧中国广大市民生活命运的真实写照。
2、常四爷：-------旗人的痛苦反思
常四爷有着自己的骄傲。性格中正直善良，乐于助人。敢作敢为，对抓过他的特务依然强硬，对正在发愁的王利发则雪中送炭。
常四爷是旗人，在满清时吃皇粮。但是他对腐败的清王朝不满，仍然坚守不移的爱国情操。对洋人更加痛恨。末年他还吃得起钱粮、坐得起茶馆的时候，就从心里瞧不起“吃洋教”的马五爷在人前颐气指使的派头。他因一句“大清国要完”被抓起来，出狱后参加义和团，以后又凭力气靠卖菜为生。他自食其力，乐于助人。如“我卖菜呢!自食其力，不含糊!”
“听说你明天开张，也许用得着，特意给你送来了!”他爱国、敢作敢为。如“什么时候洋人敢再动兵，我姓常的还准备跟他们打打呢!„„”“我爱大清国。”他正直、倔强。如“要是洋人给饭吃呢?”“盼着你们快快升官发财!”“该亡!我是旗人，可是我得说句公道话!”就是这样一个人，最后也穷困潦倒，绝望地喊出“我爱咱们的中国呀，可是谁爱我呢?”
常四爷的形象，代表了不甘受奴役的中国人，反映出旧中国人民的反抗情绪。
常四爷，一个多么希望依靠奋斗来换取国家和个人好前途的中国人，他的悲剧不是来自胆怯、懒惰，而是来自其特定的身份和个性下落伍了的观念。属于旧时代也属于满族传统的人生观，叫他总以为凭着一身正气和不服输的精神，就可以在铺天盖地的社会黑暗间闯开一条生路，这样天真的愿望根本没法实现，邪恶社会永远张着毫不留情地吞食着贫寒的个体的市民小人物，即使你再豪横再不肯屈服也罢。
常四爷的失败，除了社会的责任之外，也因为他的人生哲学已然不合时宜。个性与时代的背离。就这一点说来，他与终于跌进厄运的王利发是殊途同归。
3、秦仲义 希望幻灭后以生命为代价做出无力的控诉
秦仲义作为一个家道殷实的资本家，主张实业救国的维新派。戊戌变法失败之后国势衰微、哀鸿遍野，他凭着一颗殷切的报国之心，毅然变卖祖业，创建工厂，走上实业救国的人生之路。他倾尽了40年的心血，办起了不小的企业，总觉得自己的这些成就是可以“富国
裕民”的。所以，他把一切人都不放在眼里，来到茶馆，有一种居高临下、咄咄逼人的气势。
他财大气粗、自命不凡，对穷苦人民很少有同情，他考虑着多赚钱，想搞实业救国。对王利发摆出主子的态度;对常四爷给贫困的乡妇买了两碗烂肉面，表示不屑一顾，不以为然，他一口咬定，国家能否得到挽救，“并不在于有人给穷人一碗面吃没有”。他对清王朝的统治存在着阶级本能上的对立，在与庞太监的对话中，软中有硬、绵里藏针，表现出了新兴阶级的一种挑战和锐气，从而真正的揭示了资产阶级的本质特征。
然而，他的人生轨迹，和王利发一样，也没有能够摆脱时代的规定性。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制度，帝国主义、封建官僚买办沆瀣一气总制全局的经济形势，没有给他的追求留下一丁点儿施展的空间。他的产业被政府蛮横的算作“逆产”，全部没收，当局非但没有好好的接着办厂，反而把机器全当废铜烂铁给卖了。眼看着工厂的废墟，秦仲义痛心疾首，牢骚冲天：“全世界，全世界找得到这样的政府找不到?”最终他的人生结论比王利发的还可悲。
秦仲义有过比王利发大得多的生存能力，他立志变革中国现实，可是，他的人生也没能逃脱世道的钳制，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制度，帝国主义、封建寡头和官僚买办共同控制的国家经济形势，没给他留下一丁点儿施展的空间。何况，他自视高人一头，跟大众无法沟通感情。他在黑暗岁月里单挑独斗了一辈子，终于惨败下来，也是必然的。
三、社会悲剧
茶馆中所涉及的三个历史时代，每幕戏的背景都发生在每次大的政治事件之后。第一幕是在戊戌变法失败之后，第二幕是在袁世凯死了之后，第三幕是在抗日战争胜利之后。这样不直接描写政治斗争，通过茶馆的社会现实折射出社会现实。并点出了任何的反动统治阶段每次改朝换代都换汤不换药。
通过王利发苦心经营茶馆，最终破产。常四爷正直，爱国却最终不合潮流。秦仲义办厂，最终也破产，只留下一些小东西的怀念。表现为现实性与个性的统一。这些人物的悲惨遭遇，从而造成他们的精神创伤，加深悲剧色调，充分表现主题思想。生动地揭示出旧中国的苦难和生活在旧时代的人们的血泪心酸，也表现了旧时代的罪恶统治是多么不得人心。
作家用多个人的悲剧命运折射社会悲剧。《茶馆》既带有浓厚的悲剧色彩，又是一曲葬歌。剧中安排了这样一个悲惨而又寓意深刻的场面：王利发、秦仲义、常四爷三位老人的饱经沧桑之后，在茶馆里最后一次会面，他们怀着对旧时代的满腔激愤，用撒纸钱来祭奠自己，这是全剧的点题之笔，象征着给旧时代送葬，其社会悲剧意义尤为突出。
从《茶馆》这部剧中我们可以看出老舍对旧中国、旧社会认识得深，对王利发等生活在社会底层的贫苦人民的悲惨命运理解得深。老舍在对旧社会认识理解深入的基础上，融进了正确的悲剧观念构思了王利发等主要悲剧角色的悲剧发展史，写他们与时代的不合拍性，写他们与反面人物的 “彼此不相容 ”，从而增强了悲剧的美感力量。因此从悲剧特征去认识这部悲剧所表现的时代或现实性，可以提高认识该剧的思想意义和审美价值。
1.关纪新《老舍评传》，重庆出版社，2003
2.刘雄平.文化的悲剧 --老舍小说中人物的悲剧实质[期刊论文]-大连民族学院学报2005
3.许明 .浅谈老舍剧本《茶馆》中的人物--王利法[期刊论文]-中州大学学报2001(1)
第二篇：论张爱玲小说的悲剧意识
谭结玲
(广东商学院华商学院，09本汉语言文学班，409170145)
摘要: 20世纪中国文学史上出现了一位充满传奇色彩的作家—张爱玲，她的小说大多写的是上海没落淑女的传奇故事，她把自己的小说集也命名为《传奇》，而她的身世本身也是一部苍凉哀婉而精彩动人的女性传奇。本文通过对张爱玲小说中一系列人物形象的细致读解，以整体的眼光纵览张爱玲创作全貌, 追溯张爱玲小说中女性悲剧意识的形成原因，并探讨张爱玲女性悲剧意识在作品中的具体体现。 关键词：张爱玲;小说;女性;悲剧意识
引言
张爱玲是一位富有传奇色彩的现代女作家,家庭的不幸,情感的失败,坎坷的经历,给他一生都蒙上了传奇色彩。在张爱玲的一系列小说中,刻画出了一个个实实在在的人物,其中女性人物占了绝大多数,这些女人的命运无一不是悲剧性的。她善于运用苍凉的语言和独特的意象渲染悲凉的小说氛围。诚如她所言“生命是一袭华美的袍，爬满虱子” ①。她用她奇巧的笔触为我们揭开华美的袍角，让我们去感受人生的无奈和生命的悲哀，让人不由自主的陷入深思，去思索人生的真谛„„张爱玲是一个彻底的悲观主义者，因此她小说的独特魅力也就在于她的悲剧意识。张爱玲的悲剧意识在于她认为世界是无情的，人生是悲凉的，生命是苦难的，她笔下的世界充满悲剧感，荒诞、畸形。
一、张爱玲小说悲剧意识的形成原因
张爱玲的人生充满了悲剧色彩，她的童年以及婚姻的不幸和她所接触的周围环境，酿成了她的悲剧的人生观，同时也酿成她小说的悲剧创作意识。
(一)家庭生活的不幸
张爱玲虽出身显贵，却并非自幼娇生惯养，在她的生长环境中，缺少的正是普通百姓家的祥和平静的温暖。她比常人过早地感受到了环境的冷酷及生命的不协调性，感受到了人生的悲剧性，她的心态常常无比地苍凉。张爱玲出生在一个有着显赫家庭背景的世家里，其外曾祖父是李鸿章，祖父是清末大臣张佩伦，母亲黄逸梵是个名门闺秀。尽管张爱玲出生在这样的贵族家庭里，但她的童年和青少年时期并未获得一般人想象中的幸福。这主要源于她父母不幸的婚姻。张爱玲的父亲依靠祖上的财产过着奢侈的生活，在与黄逸梵结婚后不久，便开始了养姨太太、赌钱和吸大烟的生活，一步步堕落下去。而黄逸梵决定抛夫别子，赴洋留学。后来她从国外回来，曾试图挽救这个濒临破裂的家庭，然而她并没有成功。从生活方式的不同乃至思想的迥异，发展到家庭无休止的争吵，最终导致了离婚。父母不幸的婚姻，在张爱玲幼小的心灵里过早地投下了重重阴影，无论是谁，在童年这个本该需要父母爱护的时候却被遗忘一旁，看着父母之间的战争应该是惊恐的、无助的，也许就是在这一时期，幼小的张爱玲，感受到人生的悲，世事的难和时事的艰辛，这对其童年的影响是极其巨大的。同时张爱玲父母的离婚，也导致她与弟弟的归属权和抚养权的问题，结果是她俩被判为父亲监护和抚养。几年后，她父亲又娶了姨太太，吸鸦片的后母的到来，结结实实地给了她打击。她虽然已经选择寄宿学院逃避不愉快的相处，但最终还是遭遇后母恶人先告状，父亲狠心踢打、禁闭，以及父亲扬言要用手枪打死她后，她开始计划出逃。当她生了严重的痢疾，父亲不替她请医生，也没有买药，一直病了半年，她差一点儿就死掉了，这种经历是她对生命、死亡、悲剧最直接的体验。父亲萎靡颓废的生活方式和独断、暴虐的封建家长的做派，给幼小的张爱玲体验的无非是生存中的阴暗和没落，乃至绝望。无处可诉、无法改变的家庭环境给张爱玲的潜意识中埋下了自卑、孤独的种子。张爱玲与父亲的冷漠关系影响着她的小说创作。张爱玲小说作品中很多遗老遗少的形象就是有把自己的父亲作为生活的原型的倾向，如《茉莉香片》中的聂介臣、《金锁记》中的姜季泽、《花调》中郑先生等。
(二)个人情感原因
对张爱玲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可以说是与文化汉奸胡兰成的婚变。目睹很多职业女性如苏青等人的不幸婚姻，面对自己婚姻的失败，她可能潜意识中有了准备。这也说明张爱玲对天长地久的爱情观是抱着怀疑的态度的，这也是她笔下的女性人物大多缺情不爱的原因。
如在生活速写式的小说《等》里，一位太太了解到她的丈夫在内地混得阔了，但却总是不寄钱来：“我早就猜着他一定讨小了”，“我也看开了，我是过了四十年的人了”。她愁的是她的头发脱得不成样子，问旁边的太太可有治脱发的方子。“总有一天，她丈夫要回来，不要太晚了——不要太晚了啊!但不要太早，脱了的头发还没有长出来。”女性的命运惟系在男性身上，女性的快乐便是丈夫的垂怜，她们无休止的等待盼望着丈夫有朝一日能回头转意，顾及家中还有一个等待的“她”。这是何等的不幸与悲哀。
(三)《红楼梦》这部作品的影响
张爱玲对《红楼梦》的热爱，是一种与日俱增的热爱。自十来岁开始读《红楼梦》起，几乎每隔数年，她都要再读一遍。以至后来对《红楼梦》的熟读程度，竟到了“不同本子不用留神看，稍微眼生的字自会蹦出来”的地步。 因此，可以说，《红楼梦》中人物的悲剧性塑造或多或少的影响了她作品中的人物形象。
二、张爱玲女性悲剧意识在作品中的具体体现
1、金钱至上
俗话说“千好万好不如钱好”，对黄金的追逐占有几乎成了人类最大的欲望。在这个世界上少有人不为黄金而奔波忙碌着的。妄图占有黄金而被黄金欲泯灭了人性，丧失了自我，于是上演出一幕幕残酷的黄金美梦。透过这类残酷的黄金美梦从而观照人生之悲，这是张爱玲一类小说的主题之一。
《金锁记》正是其中典型的一部。女主人公曹七巧是麻油店出身的社会底层妇女。因为哥嫂攀附权贵，将她嫁入了没落的大户人家姜家，做了一个患软骨症的残废人的妻子。“床上睡着她丈夫，那没有生命的肉体"②，不幸的婚姻让曹七巧爱上了她的小叔子---姜季泽。但风流成性的姜季泽虽然也不是什么好人，但碍于种种原因也不敢去招惹她。七巧在情欲上得不到满足，便将所有生活重心转移到对黄金的崇拜与占有上。人是靠不住的，靠的住的只有钱。她只得戴着黄金的枷锁，来侍候残废的丈夫。她嫉妒妯娌，同哥嫂吵架，没一点得人心的地方。好不容易丈夫和婆婆相继过世，姜家分了家产。七巧终于分到了她用一生换来的几个钱，她原以为“这以后就不同了” 可是她的后半生过的并不如意。这时，她人性的内涵几乎全部为金钱所充塞着。本来人是金钱的主人。但由于钱对人太重要了，眼里只装的下钱，钱便反过来成为人的主人，使人成了金钱的奴隶。为了保住这卖身得来的黄金，当旧时她曾托以幻想的意中人三爷季泽去找她时，她毫不犹豫地拆穿了他的骗财把戏。赶走了他的挑逗，把她生命里最后一点点关于爱情的幻想也给葬送掉了。她无奈而残酷地扼杀了自己的情欲，但她无法容忍儿女的生命乐趣，她的心理开始变得不可理喻与变态—诱使儿女吸毒，以求锁住他们，逼迫儿子供出床弟之事以折磨媳妇，终于先后气死了两房媳妇。女儿三十岁时仍未婚嫁，好不容易才找了对象，七巧却从中百般破坏。就像这句话“‘轻重’这俩个字，也难讲„„去掉一切的浮文，剩下的仿佛只有饮食男女这两项。人类的文明努力要想跳出单纯兽性生活的圈子，几千年的努力竟是枉费精神吗?”最后，故事里这个不幸的女人终于在郁郁寡欢中凄凉地死去，结束了她悲凉凄苦的一生。
七巧的悲剧是通过一系列矛盾展开的：一个出身低微的平民女子置于封建大族，本身就是最大的矛盾，也是曹七巧悲剧命运的开始。然后是她和哥嫂、妯娌的矛盾，以及和三爷季泽的矛盾，她和儿女、儿媳之间的矛盾一步一步展开来的。从曹七巧的性格来说，她冷漠自私，而且残暴，具有强烈的情欲和对疯狂的黄金占有欲和控制欲，以及对周边美好事物和感情的强烈的破坏欲。用张爱玲自己的话来说，她是个“极端病态”“彻底的人物”。从七巧的身份来看，她是个不合格的妻子，变态的母亲与婆婆。从七巧的心理状态来看，心理偏激，不健康不正常的疯狂报复心理和极端的妒忌心理，畸形病态。
可以说曹七巧为了守住黄金锁住黄金，她小心翼翼地看守着它的黄金，她不得不按捺自己的情欲，压抑自己，最后反而是锁住了自己，渐渐扭曲了自己的人性。
2、张爱玲女性悲剧意识体现在对人性的探索中
她站在悲哀的基石上冷冷地掀掉华美的生命袍子，露出人性深处的阴暗、自私、虚伪、孤独、冷漠。通过张爱玲的作品，我们触摸到了“人性恶”的一面，人的灵魂阴暗与丑陋的一角。
张爱玲笔下的人物苍白、渺小，没有高尚的情操，没有善良的心，也没有质朴、憨厚的性格。他们在习俗的挤压下沉沦，精神苍白，人与人之间缺乏真情、互助，哪怕是父子母女、兄弟姐妹、妯娌叔嫂;他们在物欲、情欲、性欲的倾轧下，人性变得恐怖不堪，令人不寒而栗，他们全是现代社会“病”了的人。张爱玲从人的“虚伪性”来揭露“人性恶”，人的“靠不住”。
《红玫瑰和白玫瑰》的男主人公佟振保，事业成功，提拔兄弟，办公认真，热心待友，侍奉母亲，“他做人做得十分兴头”，“整个地是这样一个最合理想的中国现代人物”。 ③他先后爱过两个姑娘，玫瑰是个混血姑娘，振保爱她，“她和振保随随便便，振保认为她是天真，她和谁都随随便便，振保认为她有点疯疯傻傻”，这样的女人，在外国或是很普遍，到中国就行不通，把她娶来移植在家乡的社会，那是劳神伤财，不上算的事。后来，振保又同朋友的妻子娇蕊恋上了，对方一旦要与丈夫离婚，他便怯懦得要死，连那他与娇蕊偷情的公寓也“像大得不可想像的火车，正冲着他轰隆隆开过来，遮得日月无光。”他又“疑心自己做了傻瓜，入了圈套”，他怕毁了自己的前程。在世俗和功利的进攻下，他萎缩了，他不愿“堕落”，他要做一个“好人”。于是，他便把“真人”隐蔽起来，匆匆忙忙选了一个好女子烟鹂结婚。婚后，她成了他眼中一个“很乏味的妇人”，他开始宿娼，回来则砸东西打妻子，他尽情的发泄着他的冷酷、变态。但他仍戴着面具做他的“好人”，在善的外衣下裹着恶的本质。张爱玲用嘲讽的笔调冷冷地掀开了这个“大好人”脸上的面纱，露出了灵魂深处的卑鄙，冷酷变态，自私与好色，展示了一个灵肉分离，表里不一，人格萎缩的“两栖人”的心理世界。
张爱玲执着于真实的人性，作品中充满了在古老腐朽文化、物欲、情欲压抑下的人性的扭曲、畸形、变态。
3、张爱玲女性悲剧意识体现在对婚姻爱情看法上
”恋爱与婚姻是张爱玲小说的中心题材，作品中的人物为男女间问题的噩梦所困。噩梦没有边际，也无从逃避。张爱玲用“男女问题”作为主线，叙述了一个个牵牵绊绊的情爱悲剧，但大量的“情爱”故事中却无法找到一个纯粹精神意义上的“健康的，正常的”爱，情爱在游戏中进行，情与爱的结局指向虚无。
张爱玲曾说“现代人多是疲倦的，现代婚姻又多是不合理的”，振保对红玫瑰单纯肉的喜悦，范柳原与白流苏之间的调情，沁西亚为结婚而结婚等等，没有一个是感情的产物，只是某种目的的实现。在这个男权统治的时代，女性改变现状的唯一途径恐怕只能是婚姻了。背负着中国传统的封建礼教，这些普通女性只能把婚姻作为最终的归宿。她们所受的教养也并不是去做女店员、女办事员、女商人，仅仅是如何做一个“女结婚员”，她们最终的目标是找一个好人家把自己嫁出去，去做一个金色鸟笼中的金丝雀。正因为如此，《倾城之恋》中离了婚的白流苏必须重操旧业——进入婚姻才能摆脱麻烦，《沉香屑第一炉香》中受过新式教育的葛微龙的最高愿望也仅是找个爱自己的人结婚而已，《红玫瑰和白玫瑰》的王娇蕊，家人把她送到英国读书，也“无非是为了嫁人，好挑个好的”。这些生活在古老中国屋檐下的最普通的女性，禁锢在婚姻牢狱下的女性，被男性世界所支配和统治的女性，她们全都做不了自己的主，她们被一只巨手扼制着，除了白流苏被一场“传奇”成就了一段契约式的婚姻外，其他的如《花凋》中的川嫦，《金锁记》中的长安，《红玫瑰和白玫瑰》中的烟鹂、娇蕊，及葛微龙无一不成为苍凉人生的牺牲品。
生之苍凉、生之苦难是她悲剧意识的集中体现，是女性婚姻悲剧的真实写照。女人在男人那里只是一个点缀，婚姻在女性那里只是一种职业。不是为了爱情，仅是为了生存，其悲剧的命运是不言而喻的。
同样，在现代都市中，婚姻也不是安全岛，情爱的虚假、无爱的婚姻，生命的残酷与脆弱，把一个个挣扎的女性碰的体无完肤，“一级一级，走向没有光的所在”。 ④
三、结语
张爱玲的悲剧意识表现在小说中，首先是社会悲剧、家庭悲剧，没落的家族、冷漠的亲情、卑劣的心理、变态的人格组成了一个病态的社会;再者，就是女性悲剧、婚姻悲剧。在张爱玲的小说中，寄予关注最多的是女性，涉猎最多的是女性的爱情和婚姻，抒写最多的是女性的婚姻悲剧。究其实质，她最关注地还是人性，真实的人性，荒凉的人性，甚至有点丑陋的人性。
【注释】
①、《天才梦》《张爱玲文集》(安徽文艺出版社)第四卷 第18页 ②、张爱玲.金锁记【M】.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9年版，第21 6页 ③、张爱玲.红玫瑰与白玫瑰【M】.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9年版.第55页 ④、《金锁记》《张爱玲文集》(安徽文艺出版社)第二卷第123页第103页 参考文献
[1]张爱玲.张爱玲典藏全集(卷三)【M】.哈尔滨：哈尔滨出版社，2003年10月第一版. [2]张爱玲.红玫瑰与白玫瑰【M】.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9年版. [3]于青.天才奇女张爱玲【M】.百花文艺出版社，1992年版. [4]水晶.张爱玲的小说艺术【M】.大地出版社，1995年版. [5]张爱玲.张爱玲文集.北京：人文社,2003年 [6]张爱玲与胡兰成.北京：北京青年报,2002年6月
第三篇：1、俄狄浦斯王悲剧意识
俄狄浦斯王的命运悲剧，影射着雅典奴隶主民主派英雄的历史悲剧。《俄狄浦斯王》一剧中，
俄狄浦斯正视现实，刚毅勇敢，体贴民众，敢于承担责任，是一个堂堂正正的英雄，也是一
个理想的民主派领袖的形象。这样的英雄和领袖，下场竟如此悲惨，贴切地表现了英雄意志
逃不脱命运桎梏的痛苦惶惑。这里，索福克勒斯对命运的合理性提出了怀疑，还表达了个人
反抗命运的思想。在俄狄浦斯王身上，寄托着剧作家对民主派领袖的崇高评价和深厚同情。
剧本热烈歌颂了俄狄浦斯的坚强意志和对国家的责任感，并对当时流行的命运观提出了怀
疑。
2、首先，《伪君子》是一部古典主义创作原则与民间喜剧手法结合的杰作。莫里哀创造性地
运用了“三一律”：剧情围绕揭露达尔杜弗的伪善性格而展开，没有一点旁驰，地点始终是
在奥尔恭家里，时间24小时。莫里哀在吸收了各种戏剧手法的基础上，创造了风格独具的
近代喜剧，既严整均衡、单纯集中，又曲折活泼，富有情致。("三一律"是古典主义戏剧的
艺术法则，要求戏剧创作在时间、地点和情节三者之间保持一致性，即要求一出戏所叙述的
故事发生在一天(一昼夜)之内，地点在一个场景，情节服从于一个主题。莫里哀的喜剧《伪
君子》就是按"三一律"写成的，全剧五幕，单线发展，情节发生在一个地点，即奥尔恭的家
里;所描写的全部事件都在一昼夜之内发生;主题集中在揭露答尔丢失的伪善面目这一点
上。)
3、(1)径向对照
首先是径向对照，即爱斯梅哈尔达与圆周线上各个人物的对照，在图中用径线表示。爱斯梅哈尔达与孚罗诺的对照。他们的矛盾是小说的主要矛盾，贯穿小说始终，因此他们的
对照也是人物圆心结构里的中心对照。他们是两种对立的力量，一个是善的化身，一个是恶
的代表。这种径向对照，表现了各个人物对爱斯梅哈尔达的不同感情和态度。
(2)弧向对照
其次是弧向对照，即圆周线上各个人物之间的对照，在图中用弧线表示。这种弧向对照，提示了各个人物心灵间的差距。
3)人物自我对照，这种自我对照，使人物的性格特征更加鲜明突出。
作者的美学追求：以上三种对照归纳起来，是真善美与假丑恶的对照，它反映了作者的美学
思想，体现了作者对美的追求。雨果早在《〈克伦威尔〉序》中指出：“滑稽丑怪作为崇高
优美的配角和对照，要算是大自然给予艺术的最丰富的源泉。„„崇高与崇高很难产生对照，
人们需要任何东西都要有所变化，以便能够休息一下，甚至对美也是如此。相反，滑稽丑怪
却似乎是一段稍息的时间，一种比较的对象，一个出发点，从这里我们带着一种更新鲜更敏
锐的感受朝着美而上升。鲵鱼衬托出水仙;地底的小神使天仙显得更美。
第四篇：浅谈刘长卿诗歌当中的悲剧意识
2014103136 聂玮 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
【摘要】： 刘长卿，中唐早期诗人，自诩 “五言长城”。其诗歌里多写贬谪漂流的感慨和世事沧桑、 人情变故的无奈，常体现出一种浓浓的悲剧意识。这种悲情与他的挣扎、抗争相互交融体现在诗中，使刘诗孤高幽深、又带有轻轻的哀怨。本文试从造成其诗歌悲剧意识的原因加以分析，并例举其悲剧意识的类型方面对刘长卿诗歌中的空漠哀愁加以阐释。
【关键词】： 刘长卿 诗歌 悲剧意识
历数中国古代文人我们就会发现，很多赫赫有名的大诗人之所以能做出流传千古的好诗都与其所处时代的背景和人生阅历有很大关系，不同时代、不同际遇所造就的诗人以及其诗歌创作的风格都不一样。那么在盛产诗人的唐朝，除了盛唐气象和晚唐之悲，处在唐朝由盛转衰转折点上还有一位诗人，在历尽了繁荣强盛之后，用自己独特的风格和经历在诗歌史中诗歌唱出了自己的声音。这个人就是刘长卿。
纵观刘长卿的诗歌创作，我们多能感受到其诗风的寂寞感与深深地悲剧意识。悲剧意识在唐代诗歌创作发展中有不同的表现形式：有对自然天道无常的怀疑，上下求索而不得所形成的自然悲剧意识;对时光易逝、岁月无情所形成的生命悲剧意识;对追逐功名、怀才不遇、官场失意所产生的政治悲剧意识;对远离故土、漂泊无依而没有归属感所形成的人生空漠之悲······而关于悲剧意识，不论东西方都认为其核心在于对不可抗因素或者命运所表现出来的不满而进行的抗争与追求。在唐代诗人中，刘长卿就是悲剧意识的典型代表之一。
诗如其人，这与刘长卿的悲观的性格有很大关系，刘勰在《文心雕龙·体性》篇曾说过：“才性异区，文辞繁诡”[1]，这说明作家个性之不同将形成作品风格的差异。正是由于其个性的悲剧感影响了他的诗歌创作的风格，使他的诗歌从整体上看倾向于一种悲剧之美。那么是什么原因导致了这种性格上的悲观呢?这与其所处的时代环境、人生经历有很大的关系：
(一)、家境清贫之苦：刘长卿对家庭生活的描写常见于创作的诗歌当中，从中我们可以看出他家境的贫寒与清苦：其诗《酬包谏议见寄之作》：佐郡愧顽流，殊方亲里闾。家贫寒未度 ，身老岁将除。过雪山僧至，依阳野客舒。药陈随远宦，梅发对幽居 。落日栖鹗鸟，行人遗鲤鱼。高文不可知，空愧学相如[2]。就透露刘氏晚年生活的情景与心境，诗人不仅晚年过着清贫的生活，其早年的生活也未见得丰裕。初年的家寒凝炼了诗人刚愎自用与沉郁的性格，清寒生活培养了诗人刻苦耐劳、自命清高与坚韧刚强的性格 。
其《睢阳赠李司仓》：云白露变时候，萤声暮啾啾。飘飘洛阳客，惆怅梁园秋。只为乏生计，尔来成远游。一身不家食，万事从人求。且喜接余论，足堪资小留。寒城落日后，砧杵令人愁。归路岁时尽，长河朝夕流。非君深意愿，谁复 [1][2]刘勰，《文心雕龙注释》 周振甫，注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1 年，第309页 刘长卿，《刘长卿集编年校注》杨世明，校注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1999年，第417页 能相忧?[1]我们可以看出诗中表达了他流离浪迹陌生之地的心情。生活的痛苦加深他生存的悲剧感，而他的欲求导致他困在曲折的命运里。“而我倦栖屑[2]”，是指他为了生活困苦而奔波劳碌，同时为了科举的事，一年复一年来回奔走应考 。
[3]至于，生计住宿皆需要费用。“ 穷居长蓬蒿”自居的处所长满蓬草，是简陋生活的写照。显然，诗人未及第 ，必须面对生活的贫苦,为了谋生之计远游异地，乞求亲友的资助，所以家境的贫穷也是促使他早年矢志苦读、争取功名的原因之一。因此可说这种人生经历所带给他的某种程度上的早熟使他更能体会人生中别人所不易察觉的东西，对于人情冷暖体会的更加深刻，这种早熟与敏感体现在诗歌当中就是一种颇为悲剧性的感伤。
(二)、科举不第之怨 “学而优则仕”，这是传统文人植入骨髓的观念。刘长卿有着远大的政治理想和抱负，希望能通过科举之路一展宏图，从十八岁到三十多岁，他一直为科举奔忙，但却屡试不第。其间，屡经科场失败之折磨的他曾在 《落第赠杨侍御》诗中云：“念旧追连茹，谋生任转蓬。泣连三献玉，疮惧再伤弓。[4]”全诗刻画出了一个屡困屋场的寒门书生如惊弓之鸟般无枝可栖、报国无门的尴尬。咏物诗《杂咏八首》，更是明确表明了自己怀才不遇，渴望被人引荐的强烈愿望，是典型的投卷之作。以下两首则更加强烈地表达了这类感情：“此地常无日，青青独在阴。太阳偏不及，非是未倾心。”《游南园偶见在阴墙下葵因以成咏》“百丈深涧里，过时花欲妍。应缘地势下，遂使春风偏。”《入百丈涧见桃花晚开》作者自比为阴墙下葵花和涧底之桃花，因地势原因，得不到阳光和春风的眷顾，无论怎样努力，都无法与众花争妍，此时诗人的感情亦不仅仅是渴望，更多的是愤懑，对现实有了更加清晰的认识此外。刘长卿作有代言体宫怨诗，借不幸失宠妃子和宫女之口来表达自己不遇的感受，如《王昭君歌》《昭阳曲》《长门怨》《上阳宫望幸》，诗风凄清，可见作者对君王社稷的一片“痴心”，同时也反映出封建社会文人的凄惨处境，一直追求而不得的悲愤。
(三)、乱世流离之悲
经历了多次科举不第的刘长卿终于在他32岁时中进士第，但是还没有得到官做，安史之乱便爆发了，玄宗带领一帮大臣仓皇出逃，刘长卿不得已， 只有南奔，后流落苏州、扬州一带。至德元载，肃宗即位。第二年，宰相崔涣宣慰问江南，兼知选贤举能并补授官吏。刘长卿才终于获得苏州属县之长洲县尉之职，第三年曾摄海盐令。 但因为他为官刚正不阿， 被贪官污吏诬陷而被捕入狱。 后来，适逢大赦才得以重见天日。 上元元年被贬到潘州做南巴县尉，但没有到任，得以漫游江南，约于广德元年至大历初年，方入朝为殿中侍御史。大历四年，以检校祠部员外郎出任转运使判官，知淮西鄂岳转运留后，为观察使吴仲孺诬奏犯赃，被贬为睦州司马。后来迁为隋州刺史。建中三年因淮西节度使李希烈作乱遂辞去官职，客居扬州乡村。他大约卒于贞元六年。综观刘长卿的一生，在诗人约65年的生命历程中，贬谪事件占去了约16年的时间，影响了他的一生。
多次应举不第， 及第后又恰逢安史之乱， 在乱离中奔命。安史之乱后， 方得做官， 但又命运多舛，两遭贬谪，虽最终官至刺史，却又因为身处乱世，疲于兵灾而无所建树，最终终老江湖。可为不幸之甚矣。严酷的现实投射在诗人心 [1] 曹寅、彭定求等，《全唐诗》卷一百四十九第三十九首，清康熙四十四年(1705年)
刘长卿，《刘长卿集编年校注》杨世明，校注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1999年，第47页 [2] 刘长卿，《刘长卿集编年校注》杨世明，校注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1999年，第47页 [4] 曹寅、彭定求等，《全唐诗》卷一百四十九第七十五首，清康熙四十四年(1705年) [1]中身上，使诗人密切地关注自己身边的琐事和分合聚散，而对于年轻时期保家卫国，造福黎民的志向逐渐淡化而至于无。这种变化反映在是做上就是诗歌在是做上就是个体生命意识的回归和悲剧意识，从他的诗歌中我们能看到他被贬谪漂流的感慨和退居山林的山水隐逸的闲情，以及大量的赠送之作。如《别严士元》、《送灵澈上人》、《寄万州崔使君》 等，多写离别之情，关怀之意，以及朋友间的深厚友谊，还有怀念已故朋友之诗而与社会现实无关。
正是以上原因导致了他悲剧性的人生和具有悲剧意识的创作风格，这种“悲”体现在诗歌中也有不同的特点：
(一)、离别之悲：刘长卿交友广泛，友人中有晚辈，亦有官场上患难之交，也有方外之士⋯⋯他生性厚道，无论贫贱他都真诚待之，尤其是曾有恩于自己的故人。其诗集中仅表达与亲朋之间离情别绪的就有250首之多，约占其全部诗歌的一半。这源于其忠厚的品行，但跟作者人生坎坷、长期过着不如意的日子也有关。如《送裴郎中贬吉州》《重送裴郎中贬吉州》两首诗中的裴郎中被远贬他乡、身处逆境，人情冷漠的世人唯恐避之不及，同在贬途、自身难保的刘长卿却用一颗真心去抚慰对方，热情地一送再送，全然不顾自身安危。患难之交见真情，真挚的友情成了他生活的支撑点之一，一旦离别来临，作者的心情就异常忧伤，充满想留却留不住的无奈。
(二)、漂泊之悲：安史之乱起，诗人南奔，开始了颠沛流离的生活，除安史之乱结束后曾回过一次京城长安外，其余的时间都在南方度过，直至老死。一生漂泊，孤苦无依，多感的诗人无时无刻不在思念着自己的家乡。乡愁伴其度过了一生的大半岁月，尤其是到了晚年，这种感情更是炽烈。他的《新年作》形象地表明了这一点：“乡心新岁切，天畔独潸然。老至居人下，春归在客先。岭猿同旦暮，江柳共风烟。已似长沙傅，从今又几年。[1]”每逢佳节倍思亲，新年来临，作者的这种感觉更加强烈，思念家乡的心情更为迫切。头发花白依然寄人篱下，独在天涯与岭猿为伴、与江柳共风烟的诗人禁不住潸然落泪。赴南巴途中所作《夕次檐石湖梦洛阳亲故》更写出他对故土亲人的魂牵梦萦。因此怀乡诗也占了相当大的比重。悲凉的环境感染着诗人的情绪，而他又以同样的心情去体会万物，于是，万物皆被淡淡的哀愁所笼罩。春夏秋冬，作者对故乡的思恋从未停止过，他的诗常用“夕阳”、“落叶”、“水”、“白发”、“猿”等意象构成凄凉之意境，也跟他的游子身份有关。
(三)、仕途之悲：仕途上的坎坷表现在刘长卿的身上就是前人盛唐时慷慨激昂的进取精神的消失，取而代之的是对现实的失望、 无奈的叹息与咏唱， 流露出一种惆怅衰飒的心绪和冷落寂寞的诗歌情感基调。而这在其边塞诗方面表现得尤其明显。如盛唐时高适的 《燕歌行》：“相看白刃血纷纷， 死节从来岂顾勋。” 王翰的 《凉州词》：“醉卧沙场君莫笑， 古来征战几人回?”既慷慨激昂又情怀壮烈， 充满着立功疆场， 献身报国的精神。 而到了中唐，到了刘长卿笔下， 却只有 “黄沙一万里，白首无人怜。报国剑已折，归乡身幸全。„„草枯秋塞上， 望见渔阳郭。胡马嘶一声，汉兵泪双落。谁为吮疮者，此事今人薄”(《从军六首》)了。诗人的眼里只剩下 “白首无人怜”，暗处庆幸 “归乡身幸全”，至于国家苦难，谁人承担， 则只有 “今人薄” 了。很显然，这与盛唐时人那种慷慨激昂， 情怀壮烈 “死节从来岂顾勋” 的风格与思想感情已是大相径庭。
贬谪的经历给诗人的心灵造成了严重的创伤，对身世的幽愤不平的情感反复 [1] 刘长卿，《刘长卿集编年校注》杨世明，校注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1999年，第67页 出现在诗人的诗作中。在他的作品中经常出现屈原贾谊的形象就是一个证明，以此表现自己的幽愤，如“绛老更能经几岁，贾生何事又三年”(《岁日见新历因寄都官裴郎中》)：又如名篇《长沙过贾谊宅》：“三年谪宦此栖迟，万古惟留楚
[1]客悲。秋草独寻人去后，寒林空见日斜时。等等。
时代变乱的痛苦及个人坎坷的生活遭遇， 使诗人常有不胜沧海桑田、 世事变幻无常之感。他的一生是悲剧的一生，他的诗歌总是饱蘸着多难的人生经历，满腹的悲伤、挣扎的苦痛而酝酿的悲剧之歌。他的悲剧不仅是一己之悲，更是所处社会和时代的悲剧。他的生存状态反映了那个时代文人的生存状态。中国文人往往就是在吟唱悲剧的过程中，在对痛苦的体会、挣扎和抗争中来完成自己的人生答卷的，刘长卿更是如此。通过解读刘长卿的诗歌，可以体会到中国古代文人在坎坷人生中的无奈与抗争，以及渴望改变现实而不得的心灵状态。最终，蚌病成珠，浓郁的悲剧意识无法消解，诗人把它倾注到诗歌中，情郁于中而泄于外。通过对山水的描绘，与佛老禅宗的交心，与酒神的交流，通过梦境中的畅游和放松来排解心中的忧愤，也从而成就了他的独特风格，成为了诗歌史上璀璨的明珠。
[1] 曹寅、彭定求等，《全唐诗》卷一百五十一第二十三首，清康熙四十四年(1705年)
第五篇：沈从文
沈老先生擅长用极为精简的笔墨勾勒出湘西的山水人物。在他的笔下，人是鲜活的，景是生动的，物是立体的。这段文字描写的是湘西酉水边常常能见到的景致。比如古老的凤凰城，里耶镇，还有我更熟悉的母亲的家乡洗车河镇。
到底是古镇，说道文化还是有些底蕴的。一些古老的土家族习俗还没有被现代文明迅速地淹没到无处寻觅踪迹的地步。在这里你还能见到古老的西兰卡普织锦;在这里你还能品尝到地地道道的苞谷烧酒和糯米粑;在这里你还能听到粗犷纯朴的情歌和号子声;在这里你还能赶上哭嫁的媳妇背亲的队伍;在这里有纯净的天空清澈的泉水;在这里有清新的晨雾和晶莹的露珠;在这里有热情的乡里人家有活泼精灵的孩子。
镇上人家有在沿河居住的，也有像星星一样散居在沿河山上的。一串又长又陡的青石板石梯一直从山脚窜到山顶，淹没到密密麻麻的树丛中。石梯两边是大大小小的庭院，现在还有一些木石结构的吊脚楼依稀可见。
站在高处看山脚，又是另外一番景致。因为是深秋，河水很细，从高处看更像是青悠悠的玉带了，玉带乖巧地从一座木桥下穿过，河岸两边的吊脚楼高高低低,错落有致.清一色的黑瓦，同一色的原木色房板。河床边树木丛生，虽然掉了叶子，可是枝条依旧风姿绰越。不难让人想到春天，碧绿的枝条抚着柔波荡漾的河水的样子。
到黄昏时分，各家各户的瓦檐上开始升腾起淡淡的轻烟。这是山里人用拾来的柴火开始做晚饭了。枞树枝的香气和着米饭的香味慢慢在山坡上散开来，在河边玩耍的小孩不用大人吆喝，闻到香味就纷纷蹦上石梯跑回各自家门。
被现代文明化了的小镇人家传出了流行的旋律，给小镇的夜晚增添了新鲜与活力。
如今的小镇平时就像是躲在闺阁的少女，含蓄文静。只有到了赶集和赛龙舟的时候，才会像出嫁的姑娘，打扮得隆重漂亮，引得各方的人争看热闹。赛龙舟时，安静的小街顿时变窄了，变小了，宁静的河也欢腾起来了。大大小小的船只停在同一直线上，只等锣声一响，众船齐发，力争上游，岸边围观看热闹的人也不闲着，挥着手臂为各自的队伍加油。拍掌的，喊叫的，跟着船向前跑的，把窄窄的街道挤的密密匝匝。有女孩子们忙着和商贩讨价还价，趁机购买自己喜欢的物件，也有借此机会同媒人物色到的小伙子见面相亲的。这里不比城市，天天热闹反觉得不热闹。倒是这一年里数得到次数的集体盛会方显得其隆重让人留有念想。
读沈老先生的文章，使我了解湘西，挚爱湘西。
今日读至《湘行散记》书末，阅遍近二十年之心作，始得先生之爱之深，痛之切，才成其悲悯心，单纯心。人生自是有情痴，此事不关风与月。沈从文笔下的翠翠，湘西，远非刻板式的异族情调可比。先生这种游记的写法，让普通人汗颜，好搏命，好投入，主客一体不分彼此，好像有意从另一方向注解了斯特劳斯的名句“我讨厌旅行，我恨探险家”。那里有性情饱满，爱恨分明的生命之张扬，可城市里，他找不到一条生命之河。彼时的城市，54，新文化运动方兴未艾，再美好的教育理想贯彻下去，旧文化断截，新文化被庸人当急就章，往往敷衍了事，成就于皮毛与末节，反被投机分子钻了空。
40年代初霓虹灯下浮浪翻卷的人事已经让先生厌恶之极，“所谓得失哀乐，离我多远”。“沉默正是这场战争的发展。”后来人事疾速扭曲颠倒，先生弃文从史，实为自然，封以守节。如果先生尚在世，精神状况应该和现在的王朔差不多，又一种自沉，核心同样是守节。将爱超度，进一步抽象化。---“我看到生命一种完整的形式，这一切都在抽象中好好存在，在事实前反而消失。”
关于新近的大学教育，在彼时激进的大背景下，沈从文有更人性化理性化的认识，批评一种新式的庸俗，“生命无性格，生活无目的，生存无幻想”。先生对现代女子教育的呼声声小却理在，誓突破表面上“男女平等”之流俗，倡导“改造”比“解放”重要，“做人”比“做事”重要。否则，以《玩偶之家》《伤逝》为鉴，即是娜拉，也只有死路一条。不由想到眼下的《蜗居》，格调地下，不值一提，理由很简单，不能因为普遍的差而只求相对的好，实乃托儿也。
沈从文在自传中说自己的情感流动不凝固，受水的影响很大。其文字也似溪水，风格清浅而跳跃，没有故作深沉，没有沉淀的郁结，只讲平凡哀乐，却也歌声嘹亮。曾经有段时间，我无比艳羡这样的人，健康热忱，简单良好，能随时产生足够的热度来化解冰冷的郁结，能迸发出强劲的生命力在伤疤上重新长出鲜活的新肉。
今日才知，沈从文原来是极其悲观的人，内心常痛切，而于文字不可达之处，更增绝望。同样要求完美，但不能如钱钟书置身事外，对人对事不能不持有同情关爱，心理负担上始终不能轻装自保，所以也是一直心累。即便终生爱人张兆和，在沈逝世后才道出，“从文同我相处，这一生，究竟是幸福还是不幸?得不到回答。我不理解他，不完全理解他……真正理解他的为人，懂得他一生承受的重压，是在整理编选他遗稿的现在。”恍惚之间，似乎衬托起“我一辈子走过许多地方的路，行过许多地方的桥，看过许多次数的云，喝过许多种类的酒，却只爱过一个正当最好年龄的人”之绝然。
我读《湘行散记》
文 / 蓝键飞声
中文系的课上曾听老师介绍过沈从文的文章，《湘行散记》是有名的一例，对他创作的具有民俗风情的小说略有所闻，当时便为他的小说震惊，将民间的故事写得如此细致感人，又不落俗套的，唯他一人，绝对大师风范。
不知道沈老有多少奇闻逸事，从北岳文艺出版社出版的这本集子里收录的为数不多的文章中，感受颇深的却是七尺男儿对她心爱的女人浓浓的情意，几百里河水流淌的全是殷殷关爱的细语，你听“我在温习你的一切，你占去了我的感情全部。为了这点幸福的自觉，我叹息了”，“你会明白我如何爱你。我眼泪湿湿的想着你一切的过去”。
爱是无数年轻人心中的圣殿，爱是什么?原来这便是爱情，在时间的河流上，一页一页化为文字的倾述，远在异乡没有一点距离只有思念。现代人曾为虚假的爱情所迷惑，彷徨、恐惧、悲哀、痛苦和逃避在沈老的记述里皆无痕迹，有的是温柔和感动，有的是对湘西山水人物爱的向往，完全没有都是人情的娇纵与老辣，一字一句朴实真切发自内心。
为这扑面的纯真而欣悦提笔的是我，一个木讷于文字的人，一个感觉迟钝的人，忽然心念所动，无须压抑，不怕讥讪，迅速地用文字表达出自己想说的话，这是很久以来不曾有过的激情，为这本生活的书籍，为沈老的情怀。沽名钓誉钻营取巧，所谓的文韬武略，已无足轻重，卸下伪装，只见一叶小舟行于桃源两岸。
前半部分是个人心历，注重情感。后一部分关注人生成长，体现人文精神。全文以审慎关照的个人视角，极其细腻委婉的文字语言，间杂口语式的记述，详实记录作者回乡之行的所见所闻，许多鲜有所闻的民间故事耐人寻味。通过阅读可感知哪个年代里人们的生活状态与环境控制下，变化不安的现实并没有使作者放弃写作，相反更是沉着冷静的思考，平淡的字里行间是丰富内涵的显露，意蕴独特。
书中第三部分《新湘行散记》有一篇《张八寨二十分钟》里与一撑船的小姑娘对话，随意的一句话，却激起作者心灵的水化，在乡村女孩的眼中，他不过是寄生城市里的“蛀米虫”，同在自然中成长，生存在湘西村落里的居民，生命的发展却如此的不同，湍湍的流水中，作者深切地感到命运是一种深刻的变化，时时提醒着善于生活的人们。
最后表白，对于乡下的人事，我知道的多是百八十年前的老样式，至于正在风情雨雪里成长，起始当家作主的新人，如何当家作主，我知道的实在太少。这种文明的存在，以示一代知识分子对民间疾苦的无私关怀，它伴随每一个生命相濡以沫。
就你笔触所及看来，如能够试用于散文，人事景物兼叙，将农村土地人民为无终止战乱，所摧毁残杀伤心惨目无可奈何的种种，于篇章中试作各种设计来加以审慎处理，定必有更高成效。近二十年来所处理这方面题材的，如芦焚、废名、沙汀、艾芜诸先生，多因文格各自不同，使景物人事鲜明突出，各有成就。……最近见天津《大公报•星期文艺》常载邢楚均先生有关西南地方故事，用屠格涅夫写《猎人日记》方法，揉游记散文和小说故事而为使人事凸浮于西南特有明朗天时地理背景中。一切还带点“原料”意味，值得特别注意。十三年前我写《湘西散记》时，即具有这种企图，以为这种方法处理有地方性问题，必容易见成功。①
在这里，沈从文所谈的主要是乡村地方题材的写作问题。他由张白的“笔触所及”谈到芦焚、废名等人的乡村题材处理，再由邢楚均的西南地方故事联想到屠格涅夫的《猎人日记》，最后又涉及他自己的《湘西散记》。很明显，沈从文之所以将这些作家联系在一起，其根本原因乃在于他们的作品都“带点„原料‟意味”。质言之，“带点„原料‟意味”不仅是沈从文进行文学批评的重要标准，而且也是他《湘西散记》的创作追求与特色。
自然，作为《湘西散记》的第三篇散文，《鸭窠围的夜》也“带点„原料‟意味”。首先，这种“原料”意味最为明显的表现便是作品真实而又客观地记录了作者夜泊鸭窠围的所见所闻。阅读作品可以知道，在一个飘雪的黄昏，“我”包定的小船在鸭窠围泊岸，眼中所见的有雪花、大石，有两岸高处的“吊脚楼”，还有在大大小小的船只上忙着烧火、做饭的一个个水手。接着是“黑夜占领了全个河面”，“木筏上的火光，吊脚楼窗口的灯光，以及上岸下船在河岸大石间飘忽动人的火炬红光”互相辉映;水手们有的钻进硬棉被休息，有的上岸烤火谈天，有的躲进吊脚楼去吃“荤烟”，还有的因不敢冒昧闯进妇人家里而只好回船看人打牌;而与此同时，岸上船上皆有人说话，吊脚楼上的妇人的歌声、男人们的笑嚷声、吊脚楼下的小羊的叫声，以及远处不知什么地方的锣鼓声高低混杂，远近呼应。到了半夜，水手们陆续回到了船上，一切的声音也已经全部安静，“我”先是听到了一种“单调”、“古怪”的声音，而后又目睹了一幕水上打鱼的场景。可以说，这就是作者所经历的鸭窠围之夜的全部，它虽然只有从黄昏到半夜的短短几个时辰，但所见所闻的内容已经十分繁杂丰富，并且，作者的叙述描画既没有刻意的剪裁选择，也没有肆意的渲染修饰，所有的只是对本来生活的原原本本的“记录”。其次，说《鸭窠围的夜》“带点„原料‟意味”还在于它所表现的人生自然而又率真。众所周知，在沈从文所表现的湘西人生中，水手和妓女的生活是描写最多、也是最富有湘西地方特色的一类。在这些人的身上，尽管作者有时也揭示他们的生存艰难与悲惨命运，但展现更多的还是他们的“优美、健康、自然，而又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②。就《鸭窠围的夜》来讲，它重点展现的也是这样的一种人生。这里且不说作者“仿佛看到”的吊脚楼上的吃“荤烟”情景，也不说“妇人”“一面唱曲一面把那只手理着鬓角”的“动人”图画，仅就吃过“荤烟”以后的那些“嘱咐”来说，就足以见到“妇人”与“船上人”的性格态度:
“大老你记着，船下行时又来!”“好，我来的，我记着的。”“你见了顺顺就说:会呢，完了;孩子大牛呢，脚膝骨好了，细粉捎三斤，冰糖捎三斤。”“记得到，记得到，大娘你放心，我见了就说:会呢，完了。大牛呢，好了。细粉来三斤，冰糖来三斤。“杨氏，杨氏，一共四吊七，莫错账!”“是的，放心呵，你说四吊七就四吊七，年三十夜莫会要你多的!你自己记着就是了!”
显然，这个“妇人”与“船上人”虽然只是萍水相逢，但他们半夜之间已经产生了感情;他们的关系虽然主要以物质为基础，但其中也不乏做人的耿直、豪放与单纯，并且，他们对于这种“人生形式”既不掩藏，也不害羞，而是一任自己的“人性”自然而自由地发挥。第三，如果再从作品的景色描写来看，《鸭窠围的夜》的“原料意味”还包含着“原始”“神秘”的成分。如作品前面的两段描写就告诉我们，鸭窠围作为一个水深、山高的深潭，它不但因为两山深翠而令人感到生机盎然与神秘莫测，而且还由于吊脚楼的“希奇的楼房形体”而让人惊叹“奇迹”。当然，如果说深潭与高山衬托之下的吊脚楼景观还是一个静的“奇迹”，那么，文章结束时的打鱼场面则因其人、鱼、声、光俱在而让人感到轰轰烈烈和惊心动魄:
河面一片红光，古怪声音也就从红光一面掠水而来。日里隐藏在大岩下的一些小渔船，在半夜前早已静悄悄的下了拦江网。到了半夜，把一个从船头伸出水面的铁蓝，盛上燃着熊熊烈火的油柴，一面敲着船舷各处走去。身在水中见了火光而来与受了柝声吃惊四窜的鱼类，便在这种情形中触了网，成为渔人的俘虏。
很明显，这里的黑夜与火光相映，鼓声、柝声与马达声交织，水中的鱼与水面的渔人相搏，它(他)们共同构成了一幅原始、神秘而又悠远的捕鱼图画。因此也就难怪，作为旅行者的“我”非但对于那种“古怪的声音”不感到“单调”，反而“默听着那个单调的声音”，看到了“一种原始人与自然战争的情景”。无疑，在沈从文的眼中，原始的捕鱼方式就是一种“人生形式”!
这样，我们已经可以看出，尽管沈从文在创作中具有表现“原料”的明显“企图”，但他作为一个“乡下的绅士”，特别是当他重新面对和审视自己曾经经历的生活时，他不仅不能无动于衷，而且还自觉不自觉地注入了“个人的想象与感情”。这就正如他在《湘西散记•序》中所说，当他写作《湘西散记》等散文的时候，他的心里常常“具有一种„悲悯‟感”，而当他面对那些纤夫和水手等平凡人物的时候，他对于他们的过去和当前又“都怀着不易形诸笔墨的沉痛和隐忧”③。由此看来，包括“沉痛”和“隐忧”等在内的“悲悯”不仅是沈从文对待“乡下人”的态度，而且也是他乡土写作的情感主调。
具体到《鸭窠围的夜》，沈从文的这种“悲悯”情怀不但表现得相当热烈，而且还始终贯注全文。我们看到，当他听到小羊发出“固执而又柔和”的叫声时，他的心里曾经突然觉得十分“忧郁”和“柔和”;当他“眺望”着吊脚楼的灯光，特别是“估计”着里面的男男女女正在那里打发着“是眼泪也是笑”的日子的时候，他不仅“认识”了他们的“哀乐”，而且还正同阅读描写西伯利亚方面的农人生活的动人作品一样，不觉“掩卷引起无言的哀戚”;而到了深夜，当他看到那个独自上岸的水手不敢冒昧闯进妇人家里而只好回船看牌的时候，他一边“温习”着自己十五年前的旧事，一边又“对于命运感到十分惊异”……不待说，这里的“忧郁”、“柔和”、“哀戚”和“惊异”正是作者面对着生命、女人和往事时所产生的情感与哲思，它们与上述的“沉痛和隐忧”一样，在在都表现了沈从文宗教徒般的“悲悯”情怀。也许，沈从文的这种“悲悯”只是他本人的来源于“古老民族气质上的固有弱点”，或者只是他自己的“来自外部生命受尽挫伤的一种反应现象”，但不可回避的是，这种由“弱点”或“挫伤”而产生的“悲悯”，却也使他的作品“浸透了一种„乡土性抒情诗‟气氛”④。
综上所述，表现“原料”的人生与抒发“悲悯”的情怀既是《鸭窠围的夜》的鲜明特征，也是沈从文乡土写作的共同追求，而两者的同时并存与自然融合不仅昭示出沈从文独特的文学思维和审美理想，而且还显示了其高妙的文学表现技巧。
在沈从文的全部创作中，《湘行散记》和《湘西》具有特殊意义，不仅代表沈从文散文创作的最高成就，而且是中国现代散文的艺术杰构。如果说沈从文的小说是对湘西生命形式乌托邦式的的诗意化想象，那么，他的这两部散文集则在写实与‚造梦‛的有机融合，在对湘西的现实与历史、人事‚常‛与‚变‛的勾连与对照中，将小说中对湘西世界的诗意想象还原为对湘西现实的冷静谛视和具有现场感的写实性追忆，由此彰显出湘西世界在时代变动中的真实图景，使小说中湘西世界的诗性形象在一种苍凉的忧郁和喟叹中以别样的形式出现。《湘行散记》和《湘西》都聚焦于真实的湘西世界，是沈从文对于湘西生命形式的另一种诗性言说，从中不仅可以发现一个现代知识者立足于现实的深沉历史意识和一种潜隐于内心近乎宿命感的生命创痛，而且可以发现一个现代知识者经由返观故土所表现出来的现实忧患意识和对于现代性的质疑以及由此而产生的复杂心态。
《湘行散记》的构思几乎是与《边城》的写作同时开始的。1933年9月9日，沈从文和张兆和在北平结婚，租住西城府右街附近达子营的一套民房。这是一个有三间正房外带一个小厢房的小院落，院子里有一棵枣树和一棵槐树，被沈从文称作‚一枣一槐庐‛。沈从文在这里开始写作《边城》，但未及完稿，11月底从湘西家中传来母亲病重的消息。沈从文在处理好手头的一些紧急事务后，于1934年1月7日一个人离京赴湘。由于沿途战事激烈，湘西的形势也非常紧张，处于风雨飘摇之中，路上的情形颇为艰险。沈从文行前与张兆和约定，途中每天用书信的形式向张兆和报告回湘途中的见闻，以释爱人对自己的担心与挂念，同时也可排遣自己在旅途中的寂寞。沈从文按约每天给张兆和写信，还兴之所至把沿途景物描画下来作为书信的插图。尽管沈从文回乡途中写给张兆和的这些书信结集为《湘行书简》出版，已经是迟至1992年的事情，但这些书信的基本内容作为《湘行散记》的雏形早已广为人知。1934年2月沈从文从湘西老家返回北京后，就在给张兆和书信的基础上加工整理成十二篇散文，自当年4月起陆续在各报刊上发表，1936年3月由商务印书馆结集为《湘行散记》出版。表面上看来，《湘行散记》是沈从文这次回乡的直接产物，实际的情形却要复杂得多，从中不仅可以发现沈从文对湘西故乡萦怀于心的情感，更重要的是可以发现沈从文在深心里对湘西未来前景不可驱除的忧虑。沈从文在晚年回顾《湘行散记》的写作时说：
《湘行散记》是我于一九三三年冬还乡，经过一个月时间写回北京家中一堆通信，后来加以整理贯串完成的。乍一看来，给人印象只是一份写点山水花草琐琐人事的普通游记，事实上却比我许多短篇小说接触到更多复杂问题。……
这个小册子表面上虽只象是涉笔成趣不加剪裁的一般性游记，其实每个篇章都于谐趣中有深一层感慨和寓意，一个细心的读者，当很容易理会到。内中写的尽管只是沅水流域各个水码头及一只小船上纤夫水手等等琐细平凡人事得失哀乐，其实对于他们的过去和当前，都怀着不易形诸笔墨的沉痛和隐忧，预感到他们明天的命运——即这么一种平凡卑微生活，也不容易维持下去，终将受一种来自外部另一方面的巨大势能所摧毁。生命似易实同，结束于无可奈何情形中。
显然，对沈从文来说，《湘行散记》是一部寄托甚深的作品，从沈从文一个人的旅行，从他一个人在旅途上的心境，折射出湘西边地民族在向现代转型过程中的复杂心路历程。与《湘行书简》的‚有意写得十分轻松愉快而有趣‛不同，《湘行散记》在总体基调上是忧郁和苍凉的，在文字的后面有着深一层的感慨和寄托，潜隐着沈从文对湘西民族命运发自深心的沉忧隐痛。
与《湘行散记》一样，《湘西》是沈从文另一次回乡的产物，也有着更深一层的用意和直接服务于抗战的目的。卢沟桥事变爆发后，整个华北岌岌可危。1937年8月12日，沈从文接到教育部的秘密通知，丢下一家老小，和北大、清华的一批教授一起离开沦陷不久的北平，途经南京、武汉、长沙和湘西等地，辗转颠簸，历尽波折，才在次年4月20日抵达云南昆明，此后旅居昆明八年，直到1946年8月复员北平。从北平到昆明的长途迁徙，可以说是沈从文创作《湘西》系列散文的直接契机，正是在取道湘西去云南的途中，他开始痛苦地思索着湘西在抗战中的地位和存在的现实问题。在逗留湘西期间，他曾在大哥的住处‚芸庐‛邀请新任湘西行署主任陈渠珍和‚同乡文武大老‛就团结稳定湘西大后方，支持全国抗战的大局作长时间的垦谈，要求家乡人‚识大体，顾大局，尽全力支持这个有关国家存亡的战事，内部绝对不宜再乱。‛到达昆明后不久，沈从文就着手创作《湘西》系列散文，这些散文于1938年8月25日至11月17日在香港《大公报•文艺》连载，1939年8月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单行本。沈从文在《题记》中指出：‚我这本小书只能说是湘西沅水流域的杂记，书名用‘沅水流域识小录’，似乎还切题一点。‛不过，沈从文并不想把《湘西》写成一般性的游记或通讯，显然也与一般的地方志有所不同，他自己对此有过说明：
到达昆明不久，就又写了这本《湘西》，比较有系统把一条纵横延长将达千里的沅水流域和五个支流地方的‚人事‛、‚生产‛作个概括性的介绍，并用沅陵和凤凰作为重点，人事上的好处和坏处，都叙述得比较详尽些，希望取得‚辟谬理惑‛的效果。而把外人对于两地一些荒唐不经的传说，试为加以较客观分析。某些方面实由于外来贪污官吏无知商人的造作附会，某些方面又和地方积习分不开。特别是地方政治上显明不过的弱点，新的负责人，也应当明白有许多责任待尽应尽。优点和弱点都得有个较新的认识，才可能面临艰巨，一改旧习，共同把地方搞好。
从《湘行散记》到《湘西》，有一条一以贯之的情感主脉，那就是沈从文对湘西生命形式在时代变动中的倾心与凝眸，这使两部作品在主题意向上显示出某种共通性，‚这两部作品内容互为表里，结构互为经纬，以湘西的历史、现实、未来的发展为中心，融会作品对人生的观察与思考，从湘西的政治、经济和人的精神状态的联系中，去把握湘西下层人民的生命形式。‛由于时代的巨大变动和国家遭逢空前浩劫的现实教训，尽管两部作品的创作相隔只有四年时间，沈从文的心境却已大为不同，《湘行散记》在某种程度上的私语性抒情特征已被《湘西》急于‚辟谬理惑‛的公共话语特征所取代，这不仅造成两部作品在叙述视角上的差异，而且使两部作品在风格形态上也表现出不同的特色。
沈从文散文中的湘西世界具有原生态特征，往往给人一种真实的现场感，仿佛让人臵身于湘西的山水怀抱中，与湘西的乡野人物共同承受着生之哀乐与灵魂在自然风光中的淘洗，与沈从文小说中的湘西世界相比，更容易使人感受到一种在温暖中杂糅着忧郁的怀乡之痛和游子情怀。沈从文的早期散文《市集》就已经初步显示出这种特色，编者徐志摩特撰一则《志摩的欣赏》附后，由衷地赞叹说：‚这是多美丽多生动的一幅乡村画。‛不过，沈从文早期散文中的湘西世界虽是对故乡人物与风情的写实或素描，但毕竟显得过于纯净和单一，多少散发出具有草根味的梦幻气息，还远远说不上是对湘西生命世界的深度开掘。即使是《从文自传》中的湘西世界，给人的感觉仍然是‚造梦‛的成分多于写实，湘西世界在整体上给人的印象仍然是模糊的，一定程度上对湘西严峻现实的揭示并不能掩饰住作品骨子里的牧歌情调，作品中所包含的人生意蕴还缺乏坚实的现实支撑，这使《从文自传》与严格意义上的自传存在着内在的裂痕。从根本上说，沈从文是带着一种‚他者‛的眼光来创作这部‚自传‛的，《从文自传》中的‚我‛是作为‚他者‛的一个替代性符号出现的，因此，《从文自传》中对于湘西世界的塑造虽然源于沈从文自身的生命体验，并有着充分的现实依据，却仍然停留于乌托邦式的诗性想象，着意展示湘西生命形式的庄严与幻美，而庄严与幻美背后真实的湘西悲剧人生形式则在一定程度上消解在沈从文悲悯的微笑影子里，沈从文显然在湘西严峻的现实面前还缺乏敏锐的‚问题意识‛。
《湘行散记》和《湘西》的意义就在于沈从文对湘西世界的‚重塑‛与‚还原‛，以及在‚重塑‛与‚还原‛中贴近湘西现实的批判精神和强烈的使命意识。在沈从文的全部创作中，对湘西世界的‚重塑‛是一种基本的创作选择，其小说中的湘西世界正是这种‚重塑‛的产物，但小说中‚重塑‛出来的湘西世界显然不能视同为湘西的本真状态，这也是在一般读者看来沈从文小说中的湘西世界未免现出过多空幻色彩与牧歌情调的原因。诚然《湘行散记》和《湘西》也是对湘西世界的‚重塑‛，却是另一种形式的‚重塑‛，这次的‚重塑‛是贴着湘西的原生态形式进行的，在一定程度上具有还原性意义。沈从文在《湘行散记》和《湘西》中对湘西世界的‚还原‛传达出一种深沉的民族忧患意识和苍凉的人生悲剧意识，从中可以发现沈从文的深刻用心所在和一个现代知识者在时代大变动中曲折隐微的心路历程。
从文本的显性层面来看，《湘行散记》和《湘西》都呈现出游记的结构形态。沈从文采取以沿沅水溯流而上的时空转换方式和移步换形的观察视角作为作品的结构线索，把一条延长千里的沅水及其上游各支流的自然景观、民风习俗、地理物产、人事变迁、历史事件、原始遗迹等鲜活地展示在读者面前，组成一个由湘西风情画、历史沿革史和人物谱系图杂糅为一体的完整的艺术体系，长河沅水是这个艺术体系的中心形象。在沈从文的笔下，沅水是作为一个具有整体感和个性色彩的文学形象而出现的，就此而言，《湘行散记》和《湘西》是关于一条长河的‚自传‛，而沈从文不过是一个忠实的代言者或记录者而已。长河作为作品中的中心形象不仅是写实性的，同时是象征性的，在沈从文建构的湘西艺术世界中，可以说是一个具有巨大包容性和概括力的精神性‚实体‛，负载着沈从文丰盈而沉重的文化乡思与历史省察。经由这条长河的‚自传‛，《湘行散记》和《湘西》呈现出湘西社会真实而严峻的生存状态。作品涉及到湘西社会中方方面面的人物，诸如水手、纤夫、妓女、商人、地方下层官员、兵士、土匪、矿工、农民和乡村社会中的腐坏人物等，可以说是一个由各色人等组成的湘西人物谱。作品以深沉的悲悯意识反映出长期以来受压抑的少数民族的孤独感和悲剧性的生存境遇，彰显出一种在现代性压抑下具有独特形态的生命形式，由此形成作品的深层意义结构。
在延长千里的沅水及其上游各支流上，生活着不计其数的水手、纤夫以及其他从事水上工作的苦力。由于湘西地处偏僻，当时陆路交通非常不便，水路航行成为联结外部的一种主要交通方式，船只对于湘西地方上的运输和人们的日常出行都极为重要，河与船往往联结着湘西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成为沈从文创作中重要的表现对象。沈从文在谈及自己的创作时说：‚我所写的故事，却多数是水边的故事。故事中我所最满意的文章，常用船上水上作为背影，我故事中人物的性格，全为我在水边船上所见到的人物性格。我文字中一点忧郁气分，便因为被过去十五年前南方的阴雨天气影响而来，我文字风格，假若还有些值得注意处，那只因为我记得水上人的言语太多了。‛在沈从文早年的行伍生涯中，曾常常栖身在船上和水边，这使他对水手和水上生活异常熟悉，水手和水上生活是其创作中经常出现的题材。由于长年在船上、水边风餐露宿，过着漂泊无定且凶险无常的生活，这些卑微的水上人物有着不同于常人的独特生活形态。与小说《柏子》中的同名主人公一样，沈从文散文中的水手也显示出生命存在的本真之美，然而散文中对生存严酷与艰难情状的描写更贴近生活的真实状态。《一九三四年一月十八》中有一种强烈的历史意识和对于命运神秘意义的叩问，沈从文在文中描绘了这样几个场景：在寒冬腊月里，一只大船搁浅在激流中，一个水手赤裸着全身，毫不迟疑地向水中跳去，马上就被大水冲走了，岸上的人追着喊着，水中的那一个则回答些遗嘱之类，人转瞬间就不见踪影了。命运摊派了他们这份职业，他们也就把生命和一条长河紧紧连在了一起，并不怨恨命运的不公，照样在险涛恶浪里纵情笑骂，任性放歌，在与风浪的搏击中释放生命的能量。一个七十七岁的老水手，牙齿已脱，白须满腮，却同古罗马人那么健壮，身手还是那样敏捷，他不放过任何一次卖力气的机会，为一百钱的得失与人争吵不休，‚但小船已开出后，老头子方不再坚持那一分钱，却赶忙从大石上一跃而下，自动把背后纤板上短绳，缚定了小船的竹缆，躬着腰向前走去了。‛这就是湘西水手的生活常态，在四时的严酷交替中，他们承受着人生的那份哀乐，简单而庄严地生活着。想起十六年来湘西故土的人事变迁，沈从文不禁发出轻轻的叹息：‚历史对于他们俨然毫无意义，然而提到他们这点千年不变无可记载的历史，却使人引起无言的哀戚。‛沈从文以忧郁和悲悯的目光注视着这些水上人物的苦难人生，对他们怀着无法言说的温爱，‚我心中似乎毫无渣滓，透明烛照，对百汇万物，对拉船人与小小船只，皆那么爱着，十分温暖的爱着!‛在《湘行散记》和《湘西》的人物谱系中，水手是沈从文最为着力展示的人物群体，他们大都有一个简单、粗野、奔放然而彻底忠实的灵魂，情感形态是完全裸露的，有着与湘西自然山水同样充满韧性的质地;他们也许显得放浪不羁，但在职责的承担上则不允许马虎;他们大多有着原始野性般的强力，坦然应对险恶的自然环境和艰苦的工作条件，然而当怀着一颗粗陋的心去吊脚楼里与情人相会时，又显出不无童稚气的柔肠与深情;在平常的生活中，他们见不得恃强凌弱的恶行，同情弱小被他们奉为做人应有的美德。在他们的身上表现出湘西乡下人坚韧顽强的生存意志和融汇自然山水与自然人性于一体的神性气质，这正是沈从文所倾心与神往的生命形式。
在沈从文的创作中，大凡有水手的地方，总会有吊脚楼里从事特殊职业的女人。水手与妓女畸形的婚恋关系不仅构成沈从文观察湘西底层社会的一个独特视角，而且本身构成沈从文湘西艺术世界中的苦难叙事，这使沈从文的创作中呈现出一个充满杂色，具有江湖气味的生命世界，从中可以发现沈从文看取湘西生命形式的独特情感取向和伦理道德态度。由于湘西地方上的极端贫困，手足贴地的乡下人不管如何勤苦耐劳，总不容易把生活对付下去，这就使女人以身体谋生的传统方式也在湘西地方上普遍存在。不过，沈从文笔下的妓女却不是惯常所见的那类风尘女子，她们出卖肉体却不卖出自己的灵魂，有朴实得近乎简单的信仰，在她们身上，湘西乡下人做人处事的美德并没有被悲惨的命运和卑贱的身份所玷污。因此，在沈从文的小说中，妓女往往是以充分诗化的艺术形象出现的，读者所看到的往往并不是她们真实的生活情状，而是从她们的灵魂深处迸发出来的诗意和光华，沈从文从中提炼出独特的人性之美，与都市的婚恋形态形成鲜明的对照。沈从文的这种创作取向同样在《湘行散记》和《湘西》中表现出来，不过值得注意的是，沈从文在小说中彰显出来的主要是湘西世界的诗性形象，当地妓女的悲惨境遇在很大程度上被虚化为一种坚韧从容的人生态度，这种刻意对湘西世界的远距离凝视无疑具有一种遮蔽作用。因此，当沈从文重回湘西，把目光转向当地妓女真实的生活状态时，他发现的是一幅幅底层妇女遭受摧残的可怕图景和令人颤栗的悲哀。在《桃源与沅州》一文中，沈从文对当地妓女的真实生活状况有几段近乎总括性的描写：
还有个名为‚后江‛的地方，住下无数公私不分的妓女，很认真经营她们的业务。有些人家在一个菜园平房里，有些却又住在空船上，地方虽脏一点倒富有诗意。这些妇女使用她们的下体，安慰军政各界，且征服了往还沅水流域的烟贩，木商，船主，以及种种过路人，挖空了每个顾客的钱包，维持许多人生活，促进地方的繁荣。……
妓女的数目，占城中人口比例数不小。因此仿佛有各种原因，她们的年龄皆比其他都市更无限制。有些人年在五十以上，还不甘自弃，同孙女辈行来参加这种生活斗争，每日轮流接待水手同军营中火夫。也有年纪不过十三四岁，乳臭尚未脱尽，便在那儿接待客人过夜的。……
这些人有病本不算一回事，实在病重了，不能作生活挣饭吃，间或就上街走到西药房去打针，六零六三零三扎那么几下，或请走方郎中配副药，朱砂茯苓乱吃一阵，只要支持得下去，总不会坐下来吃白饭。直到病倒了，毫无希望可言了，就叫毛伙用门板抬到那类住在空船中孤身过日子的老妇人身边去，尽她咽最后那一口气，死去时亲人呼天抢地哭一阵，罄所有请和尚安魂念经再托人赊购副四合头棺木，或借‚大加一‛买副薄薄板片，土里一埋也就完事了。
这些妓女大都生活在狭小肮脏的吊脚楼里和空船上，把出卖肉体当作一种赖以谋生的‚职业‛，沈从文把她们的屈辱人生和悲剧命运内化为一种异常沉重的苍凉和悲哀，把当地妓女一部血泪斑斑却无处倾诉的屈辱史异常冷峻地呈现在读者面前，这是怎样的孤独和悲哀!这使他的作品中始终流着一种凄婉与哀伤的调子。《辰溪的煤》中，矿工向大成的大女儿在十三岁时被当地驻军的一个排长诱奸，沦为妓女，最后在屈辱中吞吃鸦片而死。更可悲的是，这个矿工因矿难而死，二女儿才十二岁，全家人转而把谋生的希望寄托在她的身上，再过四年，她也要从事她姐姐那样的‚职业‛。挣扎在沅水流域用身体谋生的这些妓女，地狱俨然就是为她们而设的，‚永远用血和泪在同样情形中打发日子‛。然而，这些挣扎在地狱底层的妇女却对生活怀着深切的爱，她们与水手相依为命，相互从对方身上获得精神上的慰藉和生存下去的勇气，他们爱得如此真诚而热烈，完全袒露出生命中的神性之美，使城市文明人表面上温情脉脉的爱情相形见拙。《一个多情水手和一个多情妇人》一文中，水手牛保在和吊脚楼女子一夜的欢娱后，又要起锚远行，那年青妇人露出‚鬓发散乱的头颅，向河下人锐声叫将起来：‘牛保，牛保，我同你说的话，你记着吗?’‛牛保知道‚妇人起身到窗边时，是还不穿衣服的‛，怕她冷着，就大声叫着要她快上床去，那妇人赌气说：‚我等你十天，你有良心，你就来——‛牛保在得到沈从文的四个苹果后，不怕耽误开船的时间，又跑回吊脚楼里，一股脑儿全送给那年青妇人。酷寒的天气，近乎粗俗的乡野语言，吊脚楼女子赤裸的身体，在众目睽睽下的依依惜别，这一切既有原生态的生活气息，又经过了作者精心的艺术过滤，全然没有肉欲的感觉和肮脏交易的丑恶。美丽的妓女夭夭被一个年过五旬的老烟鬼霸占，只要谁有钱财和烟土就让床让位，但夭夭那颗年轻的心却无从拘束，她‚把一双放光的眼睛尽瞅着我‛，使作者‚几乎本能的就感到了这个小妇人是正在爱着我的‛，然而，夭夭的幻想只能在她敏感多情的心上驰骋，却不可能落到生活的实处，她对于爱的渴望终究是空幻的。沈从文把水手和妓女之间那点可怜的‚露水恩情‛和他们对于爱情的渴望升华为一种发光的生命形式，从这些底层人物身上挖掘出自然人性之美和诚实道德之善，寄托着沈从文试图用湘西原始魂魄重塑民族品德，用湘西生命形式强化民族生命活力的良苦用心。
在《湘行散记》和《湘西》所展开的艺术世界中，土匪和游侠因其元气淋漓和具有浓烈江湖气味的生命形态，成为湘西人物谱系中最为特殊的一群。长期以来，在局外人眼里，‚湘西是个苗区，同时又是个匪区。妇人多会放蛊，男子特别喜欢杀人。‛湘西的诗性形象被外界扭曲为‚匪区‛，这是沈从文长久的心头之痛。当时就有人公开在报刊上发表文章，指责湘西‚匪就是民，民就是匪，民与匪没有区别。‛这篇带有地区和民族歧视的文章使沈从文深受刺激，他创作《湘西》系列散文在一定程度上出于为湘西‚解蔽‛和‚去魅‛的心理动因。对湘西留给外界的‚匪区‛形象，沈从文多有辩护，也在《湘西》中作过比较客观的分析：
因兵役法的缺憾，和执行兵役法的中间层保甲制度人选不完善，逃避兵役的也多，这些壮丁抛下他的耕牛，向山中走，就去当匪。匪多的原因，外来官吏苛索实为主因。乡下人照例都愿意好好活下去，官吏的老式方法居多是不让他们那么好好活下去。乡下人照例一入兵营就成为一个好战士，可是办兵役的却觉得如果人人都乐于应兵役，就毫无利益可图。土匪多时，当局另外派大部队伍来‚维持治安‛，守在几个城区，别的不再过问。
由兵役法的缺憾和外来官吏的苛索所造成的‚湘西多匪‛现象，在沈从文的创作中多有表现。沈从文创作独特性的一个重要侧面，就在于他看取湘西问题时的独特眼光，沈从文对土匪和游侠者诗性形象的塑造关联着他对湘西问题的独特理解。他不是以局外人的眼光，甚至也不是以湘西本土人的眼光，而是用近于一个游侠者本身的眼光来传达出一种犀利而又充满痛楚的文化选择，一种满含温情实则绝望到虚无的大悲情和大哀痛。作为叙述者的沈从文实际上是土匪和游侠者的另一个‚化身‛，是与土匪和游侠者化为一体的另一个诗性形象。沈从文同时作为一个代言者在作品中出现，他的立场不仅仅是他个人的，而且代表一个群体从湘西泥土中发出来的声音，因此，土匪与游侠者作为湘西‚草根‛民性的集中体现，在沈从文的笔下尽管多以另类者的形象出现，但却迥异于人们通常对土匪和游侠者的想象和社会定位。《沅陵的人》中那个土匪团长平时干些打家劫舍的勾当，却也知书达理，而且长得‚实在英俊标致‛，全然没有人们印象中那种青面獠牙的匪气。他爱慕‚合掌洲‛的周家夭妹，强抢她和自己成亲，却极讲究礼仪，没有委屈夭妹，把一场婚事办得热闹风光，而且派人送信给夭妹的父母，尊称岳父岳母，‚报告夭妹安好，不用挂念。信还是用红帖子写的，词句华而典，师爷的手笔。还同时送来一批礼物!‛这个土匪团长的故事在沈从文的创作中曾以不同的形式多次出现。沈从文着力表现的是一种雄强有力的人生形式，土匪在他的笔下并非天生的恶人，从中也许可以发现沈从文较之常人对湘西问题更深一层的理解。《凤凰》中的侠客田三怒威震一方，号称‚龙头大哥‛，一面行侠仗义，一面又滥杀无辜，一生‚结怨甚多，积德亦多‛，在迟暮之年，仍然保持着一代侠客的英雄本色，最后死得惨烈而悲凉。《虎雏再遇记》中的虎雏也多次出现在沈从文的创作中，他身上的游侠者气质似乎属于另一类型，骨子里更多一份军人刚性的钙质，对敌出手时毫不含糊。作者曾想把虎雏调教成一个有教养的读书人，甚或幻想他在将来成个伟人，但这头小豹子却从小性情暴烈，‚只宜于深山大泽方能发展他的生命‛，到他十八岁时，已亲手放翻六个敌人，‚虽一再犯罪却不应受何种惩罚‛，在沈从文的眼里，虎雏是‚好一个漂亮战士!‛他超越通常的善恶是非标准，在虎雏的身上发掘出一种燃烧着湘西民族激情的强健自然精神。
就法律角度而言，‚土匪‛被定义为专事抢劫的暴力团伙成员。在农耕时代，侠匪们往往出身于农民，走投无路的农民通过落草为匪可以获得生存上的庇护，因此，尽管政府与上层阶级视侠匪为罪犯，并加以强力征剿，但在广大的民间，对侠匪的态度就复杂得多。在特殊的时期和某种特定的情境下，民众会对侠匪抱同情的态度，甚至把他们作为英雄来崇拜，‚在民众的眼中，他们是勇士，是复仇者，是献身正义的无畏斗士，甚至是自由的领路人，他们因此而得到景仰和帮助。‛在民间的想象中，侠匪反抗强权与暴政的行为往往被放大，乃至被塑造为除暴安良的化身。反映在文学创作中，侠匪的形象固然异常斑驳，但也大体上和民间对于侠匪的想象同源而合流。啸聚成群的侠匪并不是必然作为广大民众的冤家对头出现的，这在文学作品中是一个显而易见的现象。沈从文‚匪‛与‚侠‛的观念显然是完全民间化的，在他涉及到侠匪题材的作品中，他似乎从未作为一个局外人对侠匪进行斥责和咒骂，倒是可以发现沈从文对侠匪有一种隐秘的崇拜情结，这使他笔下的侠匪往往站在人性和神性之间，代表一种雄强有力且不乏道德圆满性的生命形式。 对沈从文来说，从《湘行散记》到《湘西》意味着从‚一个人的旅行‛到‚一个民族的旅行‛，从沈从文一个人孤独的旅途中折射出一个边地民族在向现代转型过程中蜕变新生的复杂心路历程。在沈从文着力展开的湘西人物谱系中，在水手、妓女、土匪与游侠等‚非常态性‛人物之外，还拥有一个更为开阔的艺术视野和观察视角，沈从文把一条延长千里的长河和湘西地方民族的人事变迁与历史命运融汇为一片在现代性冲击下真实而严峻的生命图景。 《湘行散记》是沈从文‚一个人的旅行‛，从开篇的《一个带水獭皮帽子的朋友》到末篇《滕回生堂的今昔》，沈从文一个人在旅途上的心境是荒凉而寂寞的，他在一条长河上行走的身影，近似于一个历史沉思者在漫长孤旅中漂泊的形象。沈从文返归故乡的路途布满现代性设臵的重重障碍，他怀着深切的忧思清理沉积在湘西历史皱褶里厚重而芜杂的人生内容，反思湘西民族在不可抗拒的现代化浪潮中所遭遇的巨大精神困境，‚这个民族，在这一堆长长的日子里，为内战，毒物，饥馑，水灾，如何向堕落与灭亡的大路走去。一切人生活习惯，又如何在巨大压力下失去了它原来的纯朴型范，形成一种难于设想的模式!‛沈从文重返湘西故乡所目睹的这种严峻堕落趋势和生命形式令人沉痛的萎缩，激起他对湘西未来民族命运较之此前更深一层的思考。沈从文行走的步履和思考却是犹疑和艰难的，在一种近似于梦一般的恍惚状态中呈现出湘西生命形式的真实状态，这使《湘行散记》在总体上呈现出忧郁、沉重与苍凉的底色，在文字的后面浸润着湘西民族长期以来被压抑和边缘化的孤独感和悲剧感，同时可以发现沈从文重造民族生命的理想和愿望。
相对而言，《湘西》更近于‚一个民族的旅行‛，在一定程度上具有湘西地方志的性质，是对湘西民族性格和湘西地方文化的真实纪录与诗性提炼，呈现出湘西民族的总体诗性形象和生命形式。在《湘行散记》中，‚我‛不仅仅是航行在长河上的一个旅行者，代表一个主体性的观察视角，在‚我‛的身上固然去不掉沈从文本人的身份印记，但更重要的是‚我‛作为一个独立的文学形象而存在。‚我‛作为‚一个人的旅行‛并不仅仅是沈从文一个人的旅行，而是指向更为宽泛的存在个体，沈从文把‚一个人的旅行‛在一条长河上展开，在彰显自己作为一个湘西人的身世感之外，显然还有着更深一层的寄托。在《湘西》中，‚我‛的退场形成一种客观化的叙述视角，取而代之的是湘西民族的总体形象，从首篇《常德的船》到末篇《苗民问题》，沈从文没有简单地停留于对湘西问题‚辟谬理惑‛的辩解，而是在一种初步展开的现代性视野下，以自己完整而纯粹的乡土经验，诗性地呈现出‚一个民族的旅行‛。这种由现代性与乡土经验交汇而形成的双重视角，使《湘西》在某种程度上成为一部充满矛盾的作品。沈从文这种游移于现代性与乡土经验之间的文化选择，使《湘西》的写作目的与实际效果之间显然无法达成有机的协调，由此造成《湘西》内部的文本裂痕。湘西民族在一条古老长河上的旅行，是朝向现代性的‚桥头堡‛，还是返回到原本充满诗性而且完整而纯粹的乡土经验中去，沈从文由此陷入到更深的矛盾和困惑之中。
《湘行散记》和《湘西》作为沈从文两次重返故乡的产物，关联着沈从文对于湘西的全部个人经验，并经由这种个人经验的放大与改写，在怀乡与追忆中，用一种极其个性化的方式把湘西的诗性形象凸显出来，成为‚乡土中国‛的一个微型缩影。因此，沈从文笔下的湘西形象既是其个人的，同时也是中国的，是其个人记忆在现代性背景下对‚乡土中国‛的诗性重构，对跋涉在现代性泥淖中的中国乡村来说，也许具有整体象征意义。
小时候上图画课，我总喜欢拿着毛笔点了色蘸着水，在画本上一层层地涂画，任由色彩浸润晕开。那时不懂什么原理，只想着一会儿海水就会由蓝变绿，树会由近及远，天空渐渐开阔，炊烟顺着风的方向袅袅升起，惊起的林间小鸟越飞越远…… 这样涂画着，本子很快湿漉漉起来，晾干，交上去，老师判下的分数却是高分。便由衷地对水彩画有了好感。
看书，有描绘景色的片段，脑子里往往不由自主地将其想像成一幅幅水彩画：暗的、亮的、浅的、深的、黑的、白的、绿的、红的……勾勒出背景，加进活动的人，和作者刻意构思的事，画面便活了。文字生成了画面，想像又把画面连动成了电影，于脑海中不停地放映……喜欢上这种文字的“水彩画”，任由自己喜好地安排剪辑、放大缩小、感动愤怒……
这可能是一种阅读的毛病，常常是主观地把外在的文字隶属成自己内心世界的一部分，由己量文，再感同身受。这两天读沈从文的《湘行散记》，再次致命地执迷于自己的阅读习惯。
应该说，《湘行散记》的“写意”让我不忍卒“读”。意由景起，情由意生。
“一列青黛崭削的石壁，夹江高矗，被夕阳烘炙成为一个五彩屏障。”“四点左右，黄昏已逐渐腐蚀了山峦与树石轮廓，占领了屋角隅。”“船停了，真静。一切声音皆为大雪以前的寒气凝结了，只有船底的水声，轻轻的轻轻的流过去，——使人感觉到它的声音，几乎不是耳朵却只是想象。”……沈从文笔下的岩壁、石窟、码头、河道、渔网、船橹、白帆、落日、云影、暮色、薄冰……都微微敷了一层闲淡的色彩，悠悠地在宣纸上渲染、行走，画面澄明、清澈、纯稚、简洁，到处罩着一层冬日里炉火边的暖意，就连当地水手的粗野对话，也显得极具温情和惬意：“牯子大哥，你怎么的，天气冷得很，大清早还赶来送我!”他钻进舱里笑着轻轻地向我说：“牯子老弟，我们看好了的那幅画，我不想买了。我昨晚看过更好的一本册页!”“什么人画的?”“当然是仇十洲。我怕仇十洲那杂种也画不出。牯子老弟，好得很……”话不说完他就大笑起来。我明白他话中所指了。“你又迷路了吗?你不是说自己年已老吗?”“到了桃源还不迷路吗?自己虽老别人可年青……”
三十年代辰河的水手，长年与湍急的滩头激流为伴，在浪声哮吼中求活。惟一的乐趣便是小船泊到泥滩后，不再蜷伏在潮湿冰冷的船里，而是烧段烂缆绳，照着路，从跳板一端摇摇荡荡地上岸，直向河街头走去，到吊脚楼暖被窝吃“荤烟”：河面静静的，木筏上火光小了，船上的灯光也很少了，另外一处吊脚楼上，又有了妇人唱小曲的声音，灯光摇摇不定，且有猜拳的声音……这是沈从文笔下的水彩画。第二天天光还不很亮，许多在吊脚楼寄宿的人，从妇人热被里脱身，皆在河滩大石间踉跄走着，回归船上。妇人们恩情所结，也多和衣靠着窗边，与河下人遥遥传述那种种“后会有期各自珍重”的话语。
过眼云烟的情和欲，支撑着摇曳的小舟于汪洋不被吞没。沈从文在《一个多情水手与一个多情妇人》中曾想给一个水手几角钱，让他遂吃“荤烟”的愿。也曾在一户人家屋里烤火时碰到一双放光的眼睛，“我几乎本能地感到这个小妇人是正在对我怀着一点痴想头的。不用惊奇，我们若稍懂人情，就会明白一张为都市所折磨而成的白脸，同一件称身软料细毛衣服，在一个小家碧玉心中所能引起的一种如何幻想。”
屋里是熊熊的柴火，主人沉默了，众人也沉默了。沉默中，沈从文体会到了一点“人生”的苦味。“我不能给那个小妇人什么，也再不做给那不手一点点钱的打算了。我觉得他们的欲望同悲哀都十分神圣，我不配用钱或别的方法渗进他们命运里去，扰乱他们生活上那一份应有的哀乐。”
写《湘行散记》时是1936年，沈从文34岁，记录他重归故里的所见所闻所感。那时，他与张兆和结婚三年，已出版了《神巫之爱》、《虎雏》、《月下小景》、《阿黑小史》等多部小说集，《记胡也频》、《记丁玲》、《从文自传》等传记文学。是沈的家庭事业生活稳定期。他用温和的目光感受着辰河的水和山头的阳光。山头那一抹淡淡的午后阳光感动着他，水底各色圆如棋子的石头也感动着他。“我心中似乎毫无渣滓，透明烛照，对万汇百物，对拉船人与小小船只，一切都那么爱着，十分温暖地爱着!”爱着故乡的草草木木光景声色，沈从文笔端自然而然地流淌出了淡淡的水彩画，映照着故乡的山水，也映照着自三十年代以来不断湘西行的足迹。
《湘行散记》与沈从文另一部著名中篇小说《边城》有着一脉相承之势，都属湘西风土人情题材。《边城》的创作早其两年，同样的平和、温情、明亮。翠翠成了美与纯朴的象征。汉学家马悦然翻译《边城》到西方时沈从文已去世，失去了诺贝尔文学奖的参评资格。
与1937年以后的战乱流亡生活及解放后长时间不公平待遇相比，1936年前是沈从文最富有生命力的时期(尽管后来创作了《长河》)。“二十岁以前生活在沅水边的土地上;二十岁以后生活在对这片土地的印象里”，有了这份故土的养育和滋润，“我认识他们的哀乐，这一切我也有份。看他们在那里把每个日子打发下去，也是眼泪也是笑，离我虽那么远，同时又与我那么近。我如今只用想像去领味这些人生活的表面姿态，却用过去的一分经验，接触着了这种人的灵魂。”沈从文，毕竟还是有了安慰。
昨晚，翻出了在凤凰购得的《湘行散记》，自去年五月买回后，未尝翻读过。
扉页上盖了沈从文故居购书留念章，还有沈老头像。
毕业论文写的是对沈从文译文的分析，所以08年的冬日，父亲带我在王府井书店仔细比较，买了书，给我讲沈从文的行文特点，也是自那时起，对沈从文的文字有了更全面的认识，不再偏颇。
《湘行散记》的首文，是用乡间土语描写家乡风物的，这不同于多年后我见到的凤凰。 同样是熙攘吵闹，而前者真实，后者浮于形式，过客居多。 沈从文笔下的灵秀凤凰，早已去了丰姿，莫论涅磐。
那日清晨，薄雾笼于江面，细雨缠绵，船人推舟入江，我看到的是安静的初醒的凤凰。 而如今，沱江依旧，那处于最美好年纪的女子去了何处?
语言是一个作家最重要的脸谱和指纹，而结构方式的优劣又是衡定一个作家艺术才能高下的主要尺度。《湘行散记》《湘西》是沈从文艺术生涯鼎盛期的作品，在上述两方面都已是驾驭随心，自然天成，形成独有的风情风味、风格风华。
一
《湘行散记》《湘西》分别出版于一九三六年和一九三八年。沈从文已历经十余年坐修，笔墨功夫已呈化境。依景属词，随事而文，明心披性，辩理认知，心所欲则笔所至，几乎无不“恰当”。
首先，语言质地简洁而澄明。记人叙事，勾勒山水，或坦露心迹，均简洁明快，一语中的，绝不拖沓。拒矫情，远做作，显本色。尤其是《湘西》中九篇作品，几乎无一笔空疏，每字每句都贴地而生。为了以最少篇幅包容最宏富的内容，他捋去堆砌，掸掉浮华，斩去了冗言缀词，剪落了稠枝密叶，疏疏落落，透明透亮，朴素而且简约，老实而又忠实。传了情，达了意，收锋入鞘，戛然而止。
散文与小说不同，尤其是乡情散文，山水人事皆为实在，皆与作者生命相连，魂魄相依。沈从文阔别湘西十六年，故乡的一切自然在记忆中被不断地翻炒熔炼。十六年后，在透骨的相思里翻越烟雨关山再度重逢，“一个生命，两个天地，十六载似水年华，脚一踏上乡土，心中多少感慨!”①体察之细腻，用情之深切，无以复加。一颗心澄澈如沅水，“毫无渣滓，透明烛照”，自由舒放，随山岚而升举，因谿壑而下沉。吐为文字，自然清灵如水晶，明心见性，秀逸温人。加之沈从文秉性醇厚，心根之正，能始终正视国族苦难、民生多艰，能关注广大遮蔽下的种种生命在欢喜和忧愁，而绝无对世外桃源、逍遥生活的心迷和景慕。发为言自然是庄严、深切而本色。无凌空虚蹈之弊，妄言放诞之疾。笔墨纵横均出自心源，出自人的至性常情，所以，磊磊落落，澄澄明明。
其次，运笔走势轻捷而灵动。沈从文曾苦练过书法，深研过传统绘画，深知运笔走势的精妙所在，也深知真正的大师是在细微毫芒处见功夫。所以转为文字描写，“他能不着痕迹，轻轻的几笔就把一个景色的神髓，或者是人类微妙的感情脉络勾画出来。他在这一方面的功夫，直追中国的大诗人和大画家。现代文学作家中，没有一个人及得上他”②。叙事写人，在鲜活处落笔;画景传情，以光色降人。忌呆板，忌钝重，不铺张，不深掘。用词走笔，一如风推水波，轻灵跳荡，转折无痕。《一九三四年一月十八》开篇写道：
我仿佛被一个极熟的人喊了又喊，人清醒后那个声音还在耳朵边。原来我的小船已开行了许久，这时节正在一个长潭中顺风滑行，河水从船舷轻轻擦过，把我弄醒了。
只五句，不仅将时间的绵延，场景的转换，梦境与现实，感觉和意绪，恍惚之态与清醒之状，以及对未来新途的一点淡淡憧憬悠然写出，而且，也鸟迹无痕地由上篇渡入本文，开启了新的篇章。
沈从文极善于将语言调理成进行时态，即使是静态场景，也写得玲珑多姿，活色生香：
遇晴明天气，白日西落，天上薄云由银红转成灰紫。停泊崖下的小渔船，烧湿柴煮饭，炊烟受湿，平贴水面，如平摊一块白幕。绿头水凫三只五只，排阵掠水飞去，消失在微茫烟波里。一切光景静美而略带忧郁。随意切割一段勾勒纸上，就可成一绝好宋人画本。 (《泸溪·浦市·箱子岩》)
这“静美而略带忧郁”的“宋人画本”，是在一连串动词的排演中完成的，“白日”“薄云”“渔船”“炊烟”“水凫”——这些自然天象人事作为，在一个个“恰当”动词组接中如此完美地趋合在一幅画面里，仿佛有意又仿佛无意，似乎相离又似乎相依。一切都灵逸飞动，自在自为。洗铅华，出意境，真纯现，天趣来。曾深受沈从文影响的贾平凹说过：“语言中多用动词，用常人不用的动词，语言就有了场面感，有了容量和信息，有一种质的感觉。”③上引文字正是如此。
第三，用语典雅与土俗并存，富丽与朴素同在。沈从文曾在写给青年作家的一封信中说道：“兼叙人事的散文„„容许你在景物印象、语言对比、观念诠释、人事发展上作各种不太谨严的拼和，涂金绘彩至于奢侈，素朴无华近于贫俭，粗俗中增饰妩媚，庄素中注入了点点幽默。”④这是沈从文给青年作家的指点，也是他自身语言表达的写照。
在遣词造句方面，沈从文是受古典文学影响最深的现代作家。他把古典词汇中典雅、高贵、精致、飞扬的一面，经过心灵的筛选和内化、编织和组装，裁制成现代散文的金缕玉衣，既古色古香又华严端庄。不仅使一些在白话巨浪中奄奄待毙的古典词汇和句式，再度青葱郁发，熠熠生辉，而且，这文辞的“仿古”与湘西的苍老又是如此的相得益彰，历史感与沧桑感倏然而生。
由源陵南岸看北岸山城，房屋接瓦连椽，较高处露出雉堞，沿山围绕;丛树点缀其间，风光入眼，实不俗气。由北岸向南望，则河边小山间，竹园、树木、庙宇、高塔、民居，仿佛各个位置在最适当处。山后较远处群峰罗列，如屏如障，烟云变幻，颜色积翠堆蓝。早晚相对，令人想象其中必有帝子天神，驾螭乘盩，驰骤其间。绕城长河，每年三四月春水发后，洪江油船颜色鲜明，在摇橹歌呼中连翩下驶。长方形大木筏，数十精壮汉子，各据筏上一角，举桡激水，乘流而下。就中最令人感动处，是小船半渡，游目四瞩，俨然四围是山，山外重山，一切如画。水深流速，弄船女子，腰腿劲健，胆大心平，危立船头，视若无事„„ (《沅陵的人》)
用词走笔显然有骈丽之痕、诗赋之迹，但已滤清了古奥和艰涩，留下了富丽和典雅。这种以现代语汇为砖石、以古典句式为框架的“沈氏笔法”，既严谨、整饬、内敛，又畅达、流丽、放脱。造句中，舍去一切虚字浮词，只保留肌肉和筋骨，所以峭拔警迈、简练柔韧。一个个短小精悍的句段，携着景的壮丽、人的“歌呼”，在铿锵节奏中一如这“洪江油船”、“颜色鲜明”、“连翩下驶”。既古韵悠扬又新姿勃发。可诵可吟，可品可鉴，风骚独在。
然而，如果是以人物对话为主体的生活实录，则一改优雅和唯美，粗言俗语往往逼面而来。《湘行散记》多着意于凡人琐事，流连于俗世间真朴的温馨。文中多次记述水手互相间的辱骂，粗语脏字脱口而出。但沈从文不改动，不修正，照本铺陈。因为“他们并不是吵架，不过在那里‘说话’罢了。这些人说话照例永远得使用个粗野字眼儿，也正同我们使用标点符号一样，倘若忘了加上去，意思也就很容易不清楚了，这样粗野字眼儿的使用，即在父子兄弟间也少不了”⑤。作品要展露的正是这种生命的本相，展露他们为人的简单而简明。爱恨张于外，不掩藏，不伪饰，心口如一。一切优雅文字都将“隔断”这份真实与真纯，世俗和朴素。
第四，节奏舒缓从容，张弛适度。读惯了当下作家的散文，再读沈从文，在语言节奏上显然不适应——它总是与我们的习惯和思维“慢”半拍。作者似乎有意要让我们缓下脚步，定定心，入入神，最好是“停车坐爱枫林晚”。如果像阅读当下小报副刊上的“快餐”小品那样一目十行，是难以走进沈从文散文世界的。我们必须合着他舒缓从容的语言节奏，适应他遣词造句的优雅古风，方能对其描述的一切深究细赏。
这感觉上的舒缓从容，当然首先是因为沈从文言词上的“仿古”放缓了语言的流速，读者必须细嚼慢咽，才能品出滋味。而不是如当下散文语言的纯白和口语化，可大块鲸吞，到嘴到肚。其次，《湘行散记》《湘西》均是散文中的“大制作”，须从容地铺叙，缓缓地勾描，犹如万米长跑，当以稳健见长。而我们看惯的小品多是一题一世界，一篇一情怀，如百米冲刺，转瞬即完。再就是沈从文对表达对象的把握程度远在一般作家之上，入骨的乡愁和巨大的生命悲情往往是深敛而缓发，每字每句均从心底流出，深挚而绵长。“将整个的民族，数千年的历史，浓缩为心灵的哀欢”⑥化为文字，一如那无底的长河水，悠悠而来，缓缓东去。
然而，沈从文的散文语速也并非总是这样“缓”，也常有扬帆飞渡的时候。当他目睹湘西在历史巨变中百业凋零、民生维艰的落寞景况时，总生发无限感慨。但他不谴责，不控诉，不批判，而是拉直了百结愁肠，把一腔怜悯和无奈，失望和忧郁，化为大段抒情独白，一泄而出。清词丽名如点点风帆，“不着一点气力，‘轻舟已过万重山’”⑦。
在结构艺术上，沈从文常用的方式有下列五个方面：
一是点与线链接。《湘行散记》以还乡历程为“线”，以小船停泊处为“点”，点线相连，徐徐展开一幅幅湘西风情画。“线”延展的是长度与宽度，“点”开掘的是深度与力度。作品以“我”的还乡路线为中轴，“我”从常德乘车临桃源买舟上行，经沅陵，过辰州，穿越无数急流长滩，目睹大小数十码头，最终抵达出生地凤凰。一路写来虽然是生活实景的再现，但从艺术处理看，更是一种刻意的选择和框定，把湘西这样一个辽阔、纷纭、琐碎、千头万绪的社会，规约在特定的时空连线中，以“我”为视点，或描或叙，或议或叹。随着一个个小船停泊地渐次出现——桃源、鸭窠围、杨家咀、箱子岩、辰溪、泸溪、辰州„„这“点”与“点”的累积乘加、互通互融，终于缀珠成链，片羽成翼，叠阁成楼。于是，湘西的山河岁月，人伦物态，风情流转，如锦屏彩幛，纤毫毕现地呈在每个读者视野中。
而《湘西》则以地理方位的迁移——由边缘向纵深转换为叙述线，将常德、沅陵、辰州直至湘西腹地凤凰连成一体。前后次序虽与《湘行散记》相同，但幅员要辽阔得多，远远越出了沅水两岸。每个“点”的切入视角又以张显地方特色为重点：从常德的“船”，沅陵的“人”，白河流域的“码头”，泸溪、辰溪、浦市、箱子岩的风俗遗存，到辰溪的“煤”，沅水上游的民情物产，以及关于凤凰苗人“放蛊”“赶尸”“落洞”等神秘传闻„„一一写来，全方位多层次地介绍了湘西近二十县的历史沿革和现实状况。意在告诉“生于斯，长于斯，将来与这地方荣枯永远不可分的同乡”，“故乡山川风物如此美好，一般人民如此勤俭耐劳，并富于热忱与艺术爱美心，地下所蕴聚又如此丰富，实寄无限希望于未来”⑧。
二是实与虚互动。在《湘行散记》《湘西》中，有大量“假定”的场景与故事。如《鸭窠围的夜》近半篇幅是写“我”想象中的人事哀乐：“我把我的想象，追随了一个唱曲时清中夹沙的妇女到她的身边去了。于是仿佛看到了一个床铺，下面是草荐，上面摊了一床用帆布或别的旧货做成脏而又硬的棉被，搁在床正中被单上面的是一个长方木托盘，盘中有一把小茶盏，一个小烟匣，一支烟枪，一块小石头，一盏灯。盘边躺着一个人烧烟，唱曲子的妇女，或是袖了手捏着自己的膀子站在吃烟者的面前，或是靠在男子对面的床头，为客人烧烟。„„”“我到船头上去眺望了一阵，河面静静的，木筏上火光小了，船上的灯光已很少了，远近一切只能借着水面微光看出个大略情形。另外一处的吊脚楼上，又有了妇人唱小曲的声音，灯光摇摇不定，且有猜拳声音，我估计那些灯光同声音所在处，不是木筏上的簰头在取乐，就是水手们小商人在喝酒。妇人手指上说不定还戴了水手特别为从常德府捎带来的镀金戒指，一面唱曲一面把那只手理着鬓角，多动人的一幅图画!”(《鸭窠围的夜》)这里所引并不是正在发生的故事。人物、言语、动作、表情，“灯光摇摇”下的种种设施，均是作者依据过去经验所进行的虚拟和想象。而现实的场景是，时当深夜，远处的山，近处的水，身边的船，沿岸一排排吊脚楼，都深隐在黑暗中。而且，小船又限定了作家的活动空间，成为观察的死角，水与岸遥遥相望，没有实际上的空间转换。然而，沈从文的天才之举正在于能将无可写处写得绚丽奇目，在没有转身之地，拓出一片蓝天。他把留存在记忆中的种种影像不着痕迹地切换到现实场景里，过去与当下同在，想象与实景融合。亦幻亦真，亦虚亦实。或以实带虚，或避实就虚;实是虚的支撑，虚是实的升华。就在这虚与实的互补互动中，我们感到时间不断地涌前退后，感到历史与现实在倏忽间的重叠与分解。从而不自觉地引发对历史、生命等终极命题的思索。
二
在《湘西》系列散文里，沈从文时常虚拟一个“陌生人”对湘西作种种误解或曲解：
一个北方人，一个长江下游人，一个广东人(假定他是读书的)，从不到过湖南，如今拟由长沙，经湘西，过贵州，入云南，人到长沙前后，自然从一般记载和传说，对湘西有如下几种片断印象或想象：
一、湘西是一个苗区，同时又是一个匪区。妇人多会放蛊，男子特别欢喜杀人。
、公路极坏，地极险，人极蛮。„„
三、„„经过辰州，那地方出辰州符，出辰砂。且有人会“赶尸”。„„
四、地方文化水准极低，土地极贫瘠，人民蛮悍而又十分愚蠢。(《湘西·引子》)
这里为种种域外传闻或荒唐想象设定了一个“替身”和“傀儡”，由此作为“立论”的凭依。随着九篇作品的逐一出现，犹如九扇一一推开的门窗，从不同方位，不同视角，不同层面，将这些“误解和曲解”一一破解，并在破解中展现出湘西的实况。这种以虚引实，以实击虚的招数收到了事半功倍、一箭双雕之效果——破了误解，立了正解。
三是远与近结合。在《湘行散记》《湘西》里，“十六年前”“十六年后”、“百年前”“百年后”、“过去”“如今”等表达时间远近的词语出现频率很高。作品正是以时间的不断错位与转换，在散文这一弹丸之地演绎出宏阔而又深邃的生活内容。叙事抒情小品，历来被看作是小制作：尺幅山水，一剪风物，点滴情怀。而沈从文恰恰用时间的分割与组接，将远去的风景、近处的百态，溶凝到三五页纸面，既表现出大时代风云流变，又包容了复杂的人生哀乐。时间遗留在湘西的履履屐痕，民族在失血衰萎中的处处伤疤，如刻如镂，触目惊心。对我们这些芸芸众生来说，时间无处不在却又处处难寻，远去的岁月总是不断被近处的琐碎所填充，时间这面筛子是如何无情地过滤掉金子或沙粒，我们似乎并不关注。当沈从文站在小船甲板上向回望，时间的印痕竟是如此清晰地由远而近一缕缕逶迤而来，使我们在惊悚中顿感到时光的巨大魔力，它是那么残酷地改变着一切，留下了片片废墟!
在空间构图上，沈从文更是深得中国山水画的神髓，将远处的山痕，近处的悬崖，身旁的清流长滩，以及飞鸟花树，茅屋炊烟，时常恰到好处地整合在同一个画面里。看似随意点染实则深藏功力。即便是眼前的人事物态，落笔勾描也同样是远近高低层次明晰井然有序。《一个多情水手与一个多情妇人》中写水手牛保与妓女的“露水恩情”，离别时双方充满缠绵与期待。当牛保从河岸长滩摇摇摆摆向停船处走来时，悬崖高处吊脚楼上妓女的殷切呼叫，山脚长滩处牛保的遥遥回应，“我”身旁其他水手带着几分嫉妒几分不平的咒骂，这些从不同方位传来的声息，将一个开放的、流动的叙述空间霎时架构起来，山、水、人、事，人物的颜容笑貌，甚至隐含在背后的情节，都在这远近格局里聚合碰撞，并在碰撞中绽放出人性的光焰。
四是动与静相融。沈从文的心灵本质上是善于观察的心灵，也是善于沉思的心灵。《湘行散记》《湘西》便是这观察和沉思的结晶。对一个普通的旅行者来说，山长水远、驿路遥遥往往是沉闷而寂寞的。然而，沈从文的《湘行散记》却将千里辰河的艰难旅程，演绎成一串生意盎然的“动感地带”，以其入微的观察和精细的捕捉，以“强盗一样好大胆的手笔”“把死的，静的，变成活的，动的，立体的”⑨。一路写来，山形水势，地貌人情;从容的飞鸟，迎人的翠竹;渐行渐远的街市码头，日出日落的云影霞光;远去的帆，近前的人„„无不是一派活泼泼的生命场景。即便是“我”容身其间的一叶扁舟，以及舟上的老少水手，也是人事丛结，故事连绵，或惊心动魄，或笑谑生趣。
然而，与种种动态场景紧密相连的，还有作者心灵世界对诸多见闻的回应和反刍。由“自我”沉思生发而来的一个一个“静”场：
我坐到后舱口日光下，向着河流清算我对于这条河水这个地方的一切旧账。原来我离开这地方已十六年。十六年的日子实在过得太快了一点。想起从这堆日子中所有人事的变迁，我轻轻的叹息了好些次。„„
望着汤汤的流水，我心中好像忽然彻悟了一点人生，同时又好像从这条河上，新得到了一点智慧。的的确确，这河水过去给我的是“知识”，如今给我的是“智慧”。„„
看到日夜不断千古长流的河水里石头和沙子，以及水面腐烂的草木，破碎的船板，使我触着了一个使人感觉惆怅的名词，我想起“历史”。„„(《一九三八年一月十八》)
这些在记叙和描写中延宕开来的文字，庄重慈和，绵软深情，以淡淡的伤感与悲凉，抚慰着每个读者因种种笑与泪在心头累积的生命之沉。这种在不经意间将生命的表层喧闹翻转过来，让人们看看这喧闹背后的意义和价值等“自我”静思，不仅开掘了思想深度，淘深了情感之河，而且，也顺乎自然地把读者引向了对生命、人生、历史、未来等终极命题的体悟和感知。
正是这种动静相糅、张弛适度的艺术处理，把原本寻常的系列记游散文，升华为一部生命的流动史和心灵的探索史。
五是明与暗交织。《湘行散记》就篇幅而言，白昼阳光下的所见所思与夜晚星辰下的所闻所感几乎平分秋色。白日里，小船溯江而上，“我”侧重在“看”：“看”山形的“风姿娟秀”，云影的“五色相渲”;“看”“白浪从船旁跑过快如奔马”;“看”大小船只上下来去“挂帆起风”;“看”掌舵艄公拦头水手的“镇定从容”;“看”市街码头、村舍田畴的安落布张;“看”“裸露的泥滩”和“堤上的枯苇”;“看”“各种生命的美丽脆弱”和“各样人事的爱怨交缚”„„夜晚，小船泊定后，“我”侧重在“听”：“听”“某个人家禳土酬神还愿巫师的锣鼓”声;“听”吊脚楼妓女“唱曲时清中夹沙”声;“听”渔夫捕鱼时“用木棒有节奏地敲着船舷”声;“听”“邻近船上炒菜落锅声音”和城门边“卖糖人的小锣„„”;“听”水手们相互间的辱骂、老妇人“火塘边”的喃喃自语„„
就在这日月交替山水明灭间，沈从文举重若轻地勾勒出多种人生世相，张显出湘西的风情风味风格风华。伴随着“看”“听”而来的是作者对故乡深情的关爱、理解、宽恕和祈愿。是对人类苦难永久的同情。一切“思”与“感”都紧紧围绕着人类最基本的困境和时代的重大难题而展开。每当黑夜降临、探索无果时，深沉的忧郁和温婉的悲悯，便从灵魂深处如月光水流般弥漫上来，流灌在字里行间，也流灌在每个读者心头。
这里所说的明暗交织还有另外一层解读，那就是作品的明面故事与隐含情节之间的取舍和重组。在《湘行散记》《湘西》里，沈从文多次写到水手与妓女的离合聚散。但有趣的是，他突出的是“散”，而隐去了“聚”。重点放在“牛保们”的“离船”与“回船”上。那有亵文字美丽的“过程”一概被放在暗场里悄然省略。只是通过水手间的讥嘲与笑骂带出那么一点“意思”。沈从文亮给读者的是阳光下的一面，淡出了阴暗中的另一面。因为这故事本身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这些故事所透现出的那份粗粝、质朴、剽悍、侠与野相糅的民族性格。所以在写到田三怒等匪首时，沈从文也同样隐去了种种丑陋和残恶的场景，隐去他们啸聚山林、打家劫舍、刀头舔血等酷烈生涯，而重在勾勒他们谢幕时的那份从容和慷慨。也许正是这明与暗处理的“恰当”，沈从文的文字远离了俗艳和粗鄙，而终能保持一份庄严和高贵。
美丽伤感的夜》——读沈从文《鸭窠围的夜》
1934年，沈从文为探母病，远离新婚妻子，只身前往故乡凤凰。以沿途记录下的感想及写给妻子的大量家信为素材，回来后创作出一篇篇精美散文，结集出版，这就是我们熟知的《湘行散记》。一直以来我都觉得，这本散文集是沈先生才华的集中体现，其成就甚至超过那本最富盛名的《边城》，因为它感情真、刻画细，是直接从心底流出的语言，丝毫不露雕琢之迹。这其中，我又自以《鸭窠围的夜》为诸篇之首。
鸭窠围是什么地方，单从名字看，我们绝猜不出，看了，才知道，原来它是一个深潭。而从沈从文在《湘行书简》中另有三篇写此潭的书信且因其与翠翠的家乡相像(《湘行书简》之《夜泊鸭窠围》)来看，我们又知道，先生对它是喜爱尤佳的。应该承认，那地方确实很美，它紧挨一片沙岨，两岸耸立挺拔伟岸的山，山上尽是“黛色如屋的大岩石”、“长年翠色逼人”的竹子及离开水面三十丈上下的吊脚楼。这样一个地方，当夜幕缓缓降临，天空洒下大把雪花时，又会是怎样一副景致呢?沈从文看到了，事后回想仍按耐不住内心的感动，流露笔端。于是，我们也看到了。
夏志清教授在《中国现代小说史》中将沈从文的文风纳为“田园牧歌”式(这是文学史上重新发现老作家时第一次系统地为沈从文定性，往后的评论家一贯承袭此说)，我认为实乃真知灼见，这“田园牧歌”的情调在《鸭窠围的夜》中展现得淋漓尽致。且不说寒风中披雪静默的山石竹楼如何相映成趣;急于寻找适当靠岸处而将篙子点击岸石的船夫如何眉头紧蹙、口说俚语;船上生火架锅倾入热油炒菜时散发的香味如何迷醉诱人;单看整个河面终被夜色笼罩时——“木筏上的火光，吊脚楼窗口的灯光，以及上岸下船在河岸大石间飘忽动人的火炬红光。”——我们的眼前便展开一副充满诗情的美丽画卷。但画卷不是静止的，旋即有妇人在吊脚楼的唱曲声、临窗与船夫的对话声、人们的笑嚷声、吊脚楼下等待过年被宰的小羊悲哀的“咩咩”声，此起彼伏传来。我们仿佛身临其境体念到这声色并茂搅动画卷的一幕，同时相信先生的心在那一刻亦如石子丢入水平如镜的湖面，荡起一圈圈涟漪，思绪之弩由此拉开满弓之箭。
三流作者写景写情，或按部就班，横铺直叙;或变换花样，插叙倒叙，终究甩不掉眼前所见，脱不开现实底子。沈从文的笔却惯于虚实相映，当他见闻当下实景后，笔锋貌离神合地开始转向。我们发现先生那一晚其实至始至终没有离开那条小船，但通篇文字有大半笔墨都用来描写街上、吊脚楼中细致入微的场景，这便是虚写的效果。更妙处在于，虽是虚写，一字一句却步步落实，一大段一大段言之凿凿，实为虚中有实、实中有虚。粗心的读者却要到翻过两大页才恍然竟一律将其认为实笔，陷入先生有意无意布置的一个迷局。
只有对远离多年而终于有机会重返的那片土地熟悉又饱含深情，当记忆一发不可收拾泛起时，才有百般感触由心底溢出。而沈从文把想象跟定上岸的水手，如数家珍地叙述了鸭窠围一带各色人物、风俗旧物后，一种更深刻的思考在他脑海萌生。他从贴在吊脚楼临街小屋三堵木板壁一面的一个“供奉祖宗的神龛”下空白或另一面的“一些大小不一的红白名片”出发，想到名片的主人“如今也许早已死掉了„„然而这些名片却依然将好好的保留下去。也许有些人已成了富人名人，成了当地的小军阀，这些名片却仍然写着催租人，上士等等的衔头„„”这样的思考之所以深刻，因为它道出了一个永恒的主题，即命运的难以捉摸及人生的飘忽不定。而我每读到此处，总猜疑沈从文是在反观自己这32年走过的路程，他从最初“离乡背井，随了那一群肩扛刀枪向外发展的武士为生存而战斗。”(《湘行散记》之《一九三四年一月十八》)，到在北京西河街沿一家小客店的旅客簿上登记，进到社会这个永远无从毕业的大学校，来学那课永远学不尽的人生(《从文自传》之《一个转机》)，再到运用手中的笔终于在文坛初现端倪——整个经历难道不正是人生飘忽的最好注释吗?沈从文的心应该伤感一点，但思考并不就此打住，因为即刻有更神圣的一幕在这河面上演。
那时已到午夜十二点，河面为黑暗笼罩，不见一丝亮光。忽而有一种奇特的声音在寂静中响起，沈从文透过船舱的罅隙望去，只见无数红光耀人眼目。他凭经验知道这是渔人开始了捕鱼行动，他们白天下了拦江网，夜里出动，在船头铁兜中燃烧油柴，用木棒敲击船舷发出响声，以这样的方式惊吓水中的鱼，让其纷纷落网。
沈从文出神地望着这声光交织为生存而搏斗的方式，说它“已在这河面上存在了若干年，且将在接连而来的每个夜晚依然继续存在。”这一刻，我们明白，先生想到了历史——历史犹如一条河(《湘行书简》之《历史是一条河》)，亘古不变的河水夹杂泥沙滔滔向前，较之个人得失，命运浮沉变迁，长河轨迹依然。面对长河的人，不免感叹自身的渺小及对方的壮阔，醒悟一生的喜怒哀乐投向河面，除了像一颗小石子般溅起一朵水花，旋即复归平静，还能造成多大的影响?
想念及此，先生自言“弄明白了”，但究竟是明白后转而释然还是陷入愈加无法自拔的伤感，先生没说，我们不得而知。我们单知道，先生在全文最末，期待的只是看到那个邻船上岸水手归来时留在雪地的脚印，醒来时却终未见，因为“小船已离开那个泊船处很远了”。鸭窠围美丽的夜及一夜沉思融入船桨拨水荡开的水痕中，久散不去。
返乡之人，还在途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