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贾宝玉的人生悲剧

2022-08-19

第一篇：论贾宝玉的人生悲剧

浅析贾宝玉的悲剧人生

浅析贾宝玉的人生悲剧

张彩绘

【摘

要】：《红楼梦》是我国古典文学的顶峰杰作，是曹雪芹“呕心沥血，披阅十载，增删五次”长期艰辛劳动才留传下来的艺术珍品。小说以贾宝玉和林黛玉的爱情悲剧为线索，展示了一个多重层次、又互相融合的悲剧世界。贾宝玉的人生悲剧，是由众多的人生矛盾形成的，原因比较复杂，时代的震荡、家族的衰败、思想的深刻矛盾等，都是构成其悲剧形象的重要因素。

【关键词】：悲剧;贾宝玉;成因分析;悲剧意义

《红楼梦》是我国古典小说中一部最优秀的文学巨著，是曹雪芹“呕心沥血，披阅十载，增删五次”长期艰辛劳动才留传下来的宝贵的艺术珍品。纵观小说始末，不管是小说情节还是小说中人物，大多都是以悲剧式结尾。有人说《红楼梦》这部小说是中国文学史上的顶峰，小说以贾宝玉和林黛玉的爱情悲剧为线索，赞美了自由爱情，描写了贾、史、王、薛四大家族的矛盾生活，解释了封建社会由兴到衰的必然规律，但是展示的却又是一个多重层次、又互相融合的悲剧世界。

艺术的创作都是来源于真实生活，小说中主要人物贾宝玉的原形来源于曹雪芹，这是一种公认的观点，所以《红楼梦》的悲剧性和贾宝玉的悲剧人生大概也与作者曹雪芹的人生经历有直接的关系。

贾宝玉是一个悲剧式的人物，曹雪芹笔下的贾宝玉是一个封建叛逆者的形象，性格“乖僻邪谬”，可以想象在正统封建思想的社会下，他的结局会怎样了。当然，贾宝玉的人生悲剧，是由众多的人生矛盾形成的，原因比较复杂。

一、曹雪芹的人生遭遇对贾宝玉形象塑造的影响

经众多学者专家考证，曹雪芹祖籍辽阳，先世原是汉族，后为满洲正白旗“包衣”人，其曾祖曹玺任江宁织造，曾祖母孙氏做过康熙帝玄烨的保姆，祖父曹寅做过玄烨的伴读和御前侍卫，后任江宁织造，兼任两淮巡盐监察御使，极受玄烨宠信。玄烨六下江南，其中四次由曹寅负责接驾，并住在曹家。曹寅病故，其子曹顒、曹頫先后继任江宁织造。他们祖孙三代四人担任此职达60年之久。曹雪芹自幼就是在这“秦淮风月”之地的“繁华”生活中长大的。雍正初年，由于封建统治阶级内部政治斗争的牵连，曹家遭受一系列打击。曹頫以“行为不端”、“骚扰驿站”和“亏空”罪名革职，家产抄没。曹頫下狱治罪，“枷号”一年有余。这时，曹雪芹随着全家迁回北京居住。曹家从此一蹶不振，日渐衰微。

另外，曹雪芹曾被匙空房三年，在这三年中写书《风月宝鉴》，据说是后来《红楼梦》的雏形，经历了生活中的重大转折和封建制度的残害,曹雪芹深感世态炎凉,对封建社会有了更清醒、更深刻的认识。他蔑视权贵，远离官场，过着贫困如洗的艰难日子。晚年,曹雪芹移居北京西郊，生活更加穷苦,“满径蓬蒿”，“举家食粥”。

从曹雪芹的家世中可以知道，他出身于富有官宦家庭，但最终结果却是没有官职，流落街头，并且生活穷困，“满径蓬蒿”,“举家食粥”。可以说，曹雪芹的一生就是一个悲剧，因此不免在塑造贾宝玉这个人物形象时，贾宝玉的悲剧人生就已经定型了。正如书中的石头，宝玉的来源，传说女娲炼石补天时，单有一块未有，将其丢弃，谁知此石自经煅炼之后,灵性已通,因见众石俱得补天,独自己无材不堪入选,遂自怨自叹,日夜悲号惭愧。虽然出身不平凡，却也是不得起用之才，也是一种悲哀吧。在贾宝玉身上，曹雪芹寄托了自己对人生太多的困惑和矛盾。宝玉选择爱情还是婚姻的过程，也许就是曹雪芹选择理想还是现实的过程。随着贾家的衰败，最后一个并不高明但很有效力的掉包计帮助宝玉做出了最后的选择，其实这也就意味着曹雪芹在生活压迫下不得不做出选择。这也是人生的一种悲哀吧。

二、贾宝玉人物分析

贾宝玉作为荣国府嫡派子孙，出身不凡，又聪明灵秀，是贾氏家族寄予重望的继承人。但他的思想性格却使他背叛他的家庭，他的叛逆性格的形成不是偶然的。小说充分描写造成他的性格的生活环境和他的具体境遇的各方面特点，深刻揭示了他性格成长的主客观原因。一方面，以男子为中心的贵族社会是那样虚伪、丑恶和腐朽无能，使他因自己生为男子而感到终身遗憾;另一方面，少女们的纯洁美好又使他觉得只有和她们在一起才称心惬意。他也曾被送到家塾去读《四书》、《五经》，但家塾的内容和风气是那样的腐朽败坏，那些循着这个教育路线培养的老爷少爷们是那样的庸陋可憎，他对于封建教育的一套，在感情上就格格不入。他很少接触做官的父亲，畏之如虎，敬而远之。家长从小把他交给一群奶娘丫鬟。那些围绕着他，各以一颗纯真的心对待他的丫鬟，才是他的启蒙老师。丫鬟们的深挚纯洁、自由不羁的品格感染着他，她们由于社会地位所遭到的种种不幸也启发着他。在贾宝玉的直感生活里，她们和那些以世俗男性为主的居于中心统治地位的势力，在每一点上都形成鲜明的对照：天真和虚伪，善良和邪恶，美好和丑陋。贾宝玉在这样的环境里，逐渐形成自己思想感情的爱憎倾向。

另外，贾宝玉是个半现实半意象化的人物。贾宝玉的性格特征就是警幻仙姑所说的：“天分中生成一端痴情。”他的“痴情”，不仅表现在对林黛玉的钟情，还表现在他对一切少女美丽与聪慧的赞赏，对她们不幸命运的深切同情。在大观园里，宝玉对女儿们关怀备至。如第三十回他看到龄官画蔷，就想到她“心里不知怎么煎熬呢?模样这么单薄，可恨我不能替你分些过来”。忽然一阵雨来，他首先想到的是提醒龄官避雨而忘了自己也站在雨中，身上淋湿了都不知道。

贾宝玉的叛逆性格以“似傻如狂”、“行为乖张”的形式表现出来。“囫囵不可解”的疯话、呆话，带着点孩子气的可笑的行为。作品着力描写了他性格发展成长的历史，他生活在罪恶腐败的贵族环境里，不可避免地沾染着一些贵族公子的恶劣习气和腐朽观念，这些坏的东西和他性格中好的倾向并存着。但随着生活中他所见闻的重大事件给予的刺激和教育，随着他在卷入现实矛盾时精神上所受的挫折和打击，他的思想品格里一些腐朽恶劣的东西就慢慢减少了，清除了。例如书中所说，宝玉特别讨厌四书五经和八股文章，可是全家人都竭力劝他、逼他去读经写文、谋取功名，后来就连林黛玉也在当时环境影响下劝说宝玉念四书写八股，但随着众多亲眷家人的再三劝导，随着封建时代历史潮流的不断影响，尤其是抄家后家业破败的境况下，这也就促使宝玉听从了宝钗要他用功读书，聊以安慰母亲遭抄家的那颗破碎的心，因而他就参加了考试，果真中举名列第七。但他赴考中举之目的并非为了想当官，只是仅仅为了使抄家后的贾府门庭再度生辉，以使母亲得到安慰。而后，就在他中举之日，便立即弃官出家、离尘为僧，贾宝玉的这一结局，符合其从来厌恶官场、厌恶仕途，始终不为封建统治者效劳的那种叛逆者的个性。

三、贾宝玉人生悲剧成因分析

贾宝玉的人生悲剧，是由众多的人生矛盾形成的，原因比较复杂。时代的震荡、家族的衰败、思想的深刻矛盾等，都是构成其悲剧形象的重要因素。

首先，贾宝玉的悲剧命运，与他的贵族家庭的衰败，乃至他的阶级的衰败有着必然的联系。在《红楼梦》所描述的封建社会中，封建贵族地主阶级日趋没落，政治上极度腐败。在第四回中，作者借门子之口，道出了护官符的作用，点出了贾、史、王、薛四大家族的黑暗内幕。他们上通朝廷、下结州县，“一损皆损、一荣皆荣”。而像贾雨村这样的封建官员，更是投机钻营、趋炎附势。“他的良心是写在‘护官符’上的”。这一切都揭示了封建官僚的腐败，更是预示了其从腐败到衰败的必然命运。贾府就是这个衰败的典型。《红楼梦》所描写的贾府已是由盛转衰的时节，家族内部已是“一代不如一代”。但就在这种情况下，其生活仍是穷奢极欲。一顿螃蟹是庄稼人一年的生活费，秦可卿死后光是棺材板就用了一千两银子。为了迎接元妃归省，更是大兴土木，造得“琉璃世界、珠宝乾坤”，连元妃本人都感叹“太奢华浪费了” 。而可悲的是贾宝玉就出现在这样的一个时代。

在家族衰败的关键时刻，贾宝玉是最后一个有可能，也有条件实现金榜题名、家族振兴的人物。他是贾府的继承人，是贾家的希望所在，他应该走一条科举荣身之路，以便立身扬名，光宗耀祖。他也应该找一个“德言工貌”俱备的女子做妻子，主持家政，继续家业。贾政也正是按照这样的标准来设计和塑造宝玉的，但是他却力图挣脱家庭强加于他的名缰利索，要做个无拘无束、自由自在的“富贵闲人”，他“最不喜务正”，“不肯念书”，不愿走“仕途经济”的人生道路。在婚姻问题上，他也不愿考虑家族利益，不愿按传统道德的要求去做。这就与家族、阶级的需要形成了一对无法解决的矛盾。拒绝了封建家庭给他规定的生活道路，他便成了“不肖子孙”。与家族要求形成的格格不入之势，就注定贾宝玉人生的最终结局必将是悲剧的。

其次，思想的深刻矛盾使贾宝玉的形象充满悲剧色彩。贾宝玉生长在一个极度动荡的时代，此时整个家族，乃至整个社会都受到各种思想的冲击，在这样的背景下，他的思想是有着深刻矛盾的。一方面，贾宝玉的思想中有着许多不同于传统的东西，但同时，他的思想又与封建传统，与其所属阶级的意识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有着很多割不断的东西。

在贾宝玉看来“女儿是水作的骨肉，男人是泥作的骨肉，我见了女儿便清爽，见了男子便浊臭逼人”，这一点，极大地驳斥了封建传统中男尊女卑的思想。但在同时，他对不同身份的人，又能一视同仁。见了未婚女子便是“无价之宝”，见了已婚女子就又成了“鱼眼珠”;做官的都是“国贼禄鬼”，不做官的又都是奇士雅人了。此外，贾宝玉厌恶贾府男性主子的淫荡生活，同情鸳鸯、平儿的遭遇，然而他自己却在青天白日下与袭人“同领警幻所训云雨之事”，甚至当着王夫人，调戏金钏，导致金钏跳井身亡。他还强烈批评“文死谏、武死战”的道德信条，但是，他却从未否定君权与父权的威严。

这一切充分说明贾宝玉在冲破封建思想束缚的路上已走了很远，但他却始终难以割断同家庭、阶级、社会的联系，他的一切民主主义色彩的观念与维护本阶级利益的意识是共存的。这种思想上的矛盾对于贾宝玉而言是痛苦的，面对这种痛苦的矛盾，他既无法担当封建家族给他的天赋重任，也做不到一个彻底的叛逆者。最终，他只能选择逃避，选择到佛门中去求精神上的解脱，选择一个悲剧的了结。所以说，思想的深刻矛盾，也促成了贾宝玉的悲剧结局。

贾宝玉受时代的局限，找不到现实生活的出路，他要摆脱贵族社会桎梏，而又不能不依附贵族阶级。这就使他的思想性格具有悲剧性的严重矛盾。他否定封建主义社会秩序，但思想上并没有达到否定君权和族权亦即封建主义统治权的高度。一方面他步步发展自己的叛逆思想，完全倾向着被压迫者并且支持他们;他坚持着与林黛玉的爱情，迫切要求婚姻自主;其实这一切，都是凭借封建势力给予他的特权而产生的，他还不可能否定封建主义的统治。他所深恶痛绝的，正是他所仰赖的;他所反对的，正是他所依靠的。他无法与封建主义统治彻底决裂，又不可能放弃自己的民主主义思想要求。他的理想无疑是对封建主义生活的否定，却又十分朦胧，带着浓厚的伤感主义和虚无主义，这也正是贾宝玉悲剧人生之所在吧。

四、贾宝玉形象的悲剧意义

《红楼梦》是一部震撼人心的大悲剧。鲁迅曾说过：“悲剧是将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看《红楼梦》的第一人物就是贾宝玉，在他看来，一切有价值的人都毁灭了，生活在这样的世界已经毫无价值，因而毅然决然走上“却尘缘”的道路。作者对其人生矛盾的描写和悲剧命运的安排，对贾宝玉而言，不能说是一个是完美的结局，但对《红楼梦》这部作品而言，却是有着积极意义的，是为了作品的完美。这个悲剧形象既是对社会悲剧的影射，也是表达作者创作意图的需要，更是曹雪芹本人的思想在作品中的集中反映。因为“《红楼梦》就是一部隐去真事的自叙”。

首先，作者通过对贾宝玉的悲剧形象的刻画，深刻的批判了封建社会的罪恶，揭示出封建家族自然枯萎的悲剧命运。作者曹雪芹成长的背景正是封建社会由盛转衰的时代，处在这个时代的封建贵族地主阶级，已逐渐没落，这种没落在曹雪芹的经历中留下了深深的印记，也就自然的流露在他的作品中。《红楼梦》正是通过对通过贾府“一代不如一代”的深刻描写展示了这种衰败。所以说，贾宝玉的悲剧首先就是贾府的悲剧，也就是整个封建贵族地主阶级的悲剧。贾宝玉的悲剧形象，揭示了这个阶级，这个社会不得不走向灭亡的历史命运。而这正是对这个社会、这种制度最为深刻的批判。

其次，作者通过创造贾宝玉这一悲剧任务的形象写出了自己对封建社会传统文化的强烈反思。这些反思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对“入世”思想的批判与否定，这也是贾宝玉的叛逆性格最为核心的内容，他反对“仕途经济”，把科举说是“沽名钓禄之阶”，将醉心仕途的人痛斥为“国贼禄鬼”，这种思想就是对儒家“学而优则仕”和“君子杀身以成仁”等封建教条的批判和否定，也是对儒家“入世”思想的批判和否定;二是对性别观念的批判，在古代中国的封建礼教思想中，夫权与君权、父权并为三纲，男性是高贵的，女性是卑贱的，然而，在宝玉的眼中，女子都是清爽的，男子都是浊臭的，这种“男贱女贵”的看法正是对封建社会“男尊女卑”思想的深刻批判;三是对儒、释、道的认识，贾宝玉在反对儒家思想的同时，也批判了道家与释家，批判其混盖庙、乱敬神的形式。贾宝玉的这些认识就其实质而言，应该就是作者曹雪芹借贾宝玉这一人物形象在经历了一番痛苦挣扎之后，当世界观陷入悲观的时候，对哺育他的封建传统道德文化所进行的反思。

最后贾宝玉的悲剧，尤其是爱情悲剧，也是曹雪芹对“才子佳人”小说陈旧模式的一种突破。在《红楼梦》创作之前，“才子佳人”式的爱情是小说创作的一个重要特征，在这些作品中，大都是男女一见倾心，然后经历一番斗争，最终“状元及第，奉旨完婚”。这类故事在小说发展的过程中不断演变，最终使小说完全成了一种公式化、概念化的作品，使其思想性和艺术性大大降低。而《红楼梦》中贾宝玉不是一个才富八斗，金榜题名的状元郎，而是一个“于国于家无望”的情痴，然而，这种爱情违反了传统道德的要求，也就违背了封建家庭给他们，尤其是给宝玉规定的生活道路。最终只能是一个凄美的悲剧。正如鲁迅所说：“自有《红楼梦》出来以后，传统的思想和写法都打破了”(《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所以说，贾宝玉的悲剧，实际上是作者对传统写法的一种突破，是小说思想性的一个极大突破。

总之，《红楼梦》中贾宝玉的悲剧不是一个简单的个体悲剧，它的产生有着极为复杂的主客观原因。应该说是他内在的悲剧细胞成就了外在的悲剧条件。同时，这个悲剧对于整个《红楼梦》以及创作者本人都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可以说，贾宝玉的悲剧就是贾府的悲剧，就是整个地主阶级的悲剧，是那个社会的悲剧，最后，它也是作者的悲剧。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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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篇：论文之贾宝玉与西门庆的悲剧

1 课题论证

(1)国内外研究现状

中国的两大世情小说《红楼梦》、《金瓶梅》。对他们的研究是中国古代小说研究领域中的两大学术热点。被称为中国第1奇书的《金瓶梅》从106世纪末问世后，研究者1开始不是很多，但是随着中国学术的从古典向现代转型，随着小说价值观念的变革与更新。对《金瓶梅》的研究渐渐的由微入深，被学术界称为“金学”。并受到国外学者的高度重视。现如今的外文译本有英、法、德、意、拉丁、芬兰、俄、日、朝、越、蒙等10几多种文种。对其做出了各方面的重大研究，并称其为中国通俗小说的发展史上1个伟大的创新。国内外的众多评论者并对其的创作时代、作者，及其所要暴露的社会矛盾和小说中所剖视扭曲的人性、悲剧性，性的描写，人物性格的刻画，语言的运用，并对其形成的网状结构做出了大量的归纳和探究。《红楼梦》与《金瓶梅》之间有着10分明显的继承和发展的关系。《红楼梦》是《金瓶梅》的1个重大的突破。引起了众多的人对《红楼梦》的评论和研究的兴趣，并形成了1种专门的学问——红学。《红楼梦》这部伟大的作品是属于中国的，也是属于世界的。《红楼梦》在国外有多种的译本：英、法、日等10几种语种的译本。并且国内外众多的评论者对其版本、作者，以及其的社会悲剧，人生悲剧，爱情悲剧，人物性格，个性化的文学语言，写实与诗化的融合，浑融1体的网状结构做出了大量的归纳和探究。然而，贾宝玉与西门庆作为是《红楼梦》和《金瓶梅》的两位男主人公。国内外的众多评论者都对其2人的人物形象，语言风格，现实原型，性格内涵，性的体验，个人悲剧等都做出了归纳和探究。《红楼梦》作为是《金瓶梅》的1个延续、1个发展，它的男主人公贾宝玉与西门庆有着1定的联系，对其2人的研究在今后应趋向于2人的社会悲剧，人类悲剧，男人悲剧的诠释及分析。

(2)现实意义

《金瓶梅》作为是中国的第1奇书，自问世以后，就为中国的世情小说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并且把我国长篇小说的发展划分成了才子佳人的故事和家庭生活为题材描摹世态的及以社会生活为题材、用讽刺笔法来暴露黑暗的两大派系。而《红楼梦》在批判的继承了《金瓶梅》的才子佳人小说的创作经验后又有了重大的突破。成为了世情小说最伟大的作品。在“54”文学革命者做出了新的评价，鲁迅等阐述了《红楼梦》的现实主义精神和杰出成就后，使《红楼梦》的现实主义精神得以回归。直到现在，《红楼梦》、《金瓶梅》仍是许多作家永远读不完、永远值得读的好书。成为中国作家创作出高水平的作品的不可多得的借鉴品。然而，探讨两大名著的男主人公贾宝玉与西门庆的悲剧性，可以对两大名著中的社会悲剧，人类悲剧，男人悲剧更好的认识和了解，以供后人借鉴。从而启发后世的世情小说的创作，使今后的世情小说创作中的人物悲剧性达到1个更高的巅峰。

2 方案设计

(1)总论

没有《金瓶梅》就写不出《红楼梦》，从《红楼梦》与《金瓶梅》题材类似的角度引出中心论点。

(2)分论

全文分3个部分

第1部分：阐述西门庆的悲剧性

西门庆1个市井无赖、流氓、淫棍，1个精明的商人，靠着他对金钱的占有肆意的挥霍、放纵，以自我为中心来实现他对放纵，及其通过金钱获得了强大的权利，随意的鄙弃人间，在此背后所体现出的社会的黑暗、。构成了其特有的社会悲剧、人类悲剧、男人的悲剧。

第2部分：阐述贾宝玉的悲剧性

贾宝玉1块晶莹剔透的宝玉1个显耀的贵族，他的个性、他的自我、他对女孩子的尊崇迫使他与封建传统相背道。他作为荣国府的唯1继承人，他肩负着荣国府的全部希望。但是他自身的性格特点，使他成为了“大逆不道的不肖子。”

第3部分：论证传统的价值观、传统的伦理观与贾宝玉、西门庆的悲剧性

传统的价值观、传统的伦理观，在贾宝玉与西门庆的行为中被肆意的践踏，新兴的与传统的极大的对立，但是封建的旧势力是无比强大的，最终，贾宝玉是失败的，西门庆是失败的，形成1个永恒的悲剧。

第三篇：【毕业论文】论顾城诗歌人生之悲剧

【标题】论顾城诗歌人生之悲剧顾城??诗歌??人生??悲剧??自然??童话业】中文【正文】

【作者】杨正顺

【关键词】?

【指导老师】梁平

【

专1993年10月8日，顾城作出了让世人惊跳的举动，杀妻自缢。当这噩耗自激流岛传遍海内外文化界时，人们对他以及与他相关现象褒贬不一，昔日的“童话诗人”也许成了凶残的杀人恶魔，成了文学史上的一个隐痛。无论是偶然也好，还是必然也好，事实毕竟是事实。顾城用斧子给人们劈下了一个叹号，结束了他的童话幻境，震惊了世界，同时，也给人们划下了重重的问号。顾城为什么要杀妻?顾城为什么要自缢?顾城为什么在后期选择了激流岛?在这个文化扩张的时代，顾城事件毋庸置疑地成为大众文化消费的一部分，成为文化媒体的关键词。这一事件的传递过程难免有所衍生、变异，从而这过程中就渗入了质变的非客观的文化语境层次。由顾城事件带来的文化语境虽不乏对顾城现象作入里的解析，但表层的感性色彩多于深层次的理性思考，难以公允。顾城死了12年有余，我们不能偏颇地从伦理、道德、法律上来审视这一现象，尽可能地少一份冲动和茫然，多一份理智和清醒，不至于无法言说的尴尬。“一切血迹都可能因为时间的推移变得黯淡和冰凉，而诗人留下的诗作却作一种固化的精神产品继续延伸着诗人的精神生命”〔1〕。顾城，以诗歌为生命，以生命为诗歌，这也可看作是他诗歌人生的悲剧的必然性。

一?、“自然的我”

???“顾城从诞生、学语、到最后，一直在寻找自己的梦”〔2〕，两岁时就发明了一种近乎鸟叫的语言，六七岁时，自己口授，姐姐顾乡执笔，写下了“星星在闪耀/月亮在微笑/我和姐姐呵/等得爸爸回来了”这样只限于顺口溜式的押韵诗，在其父亲顾工的单位里还引起了一点小轰动。顾城说自己真正有诗歌感觉是在读小学时，看见“塔松绿汪汪的，枝叶上挂满亮闪闪的雨滴”时。十一二岁时，顾城的童稚心灵里有了“自然”这一表象，许多时候沉迷于大自然世界里，甚至法布尔的《昆虫记》使得他在一夜之间，“变成了狂热的昆虫爱好者”。在当时文化语境下，是大自然给了他诗的语言。他梦中浮动的是瓢虫和蛱蝶身上怪诞的图案，大自然把他引入了无限神奇的世界，这为他往后的童话世界铺就了坚硬的基石。 “我在幻想着，/幻想在破灭着;/幻想总把破灭宽恕，/破灭却从不把幻想放过”(《我的幻想》)。怀着无奈的心绪，1969年顾城与父亲被下放到山东东北农场火道村。顾城本以为无奈中能够走到昆虫中去，然而眼前出现的是“暗色的茅顶、土墙和漫无边际的碱滩”。“一个人只有在达不到目的时才会有值得为之生、为之死的理想，从而也才能找到自我。在绝望的境地里继续抱有希望的人，比别人更接近星光灿烂、彩虹高挂的天堂”〔3〕。顾城没能上学，没能去研究昆虫，然而改造成了放猪者和拾柴者，在艰苦的生存环境下，用他自己的话来说，“我对美的信仰却并没有削减，这种信仰有了另一种表达，就是写诗”〔4〕。在下放期间，碱滩上划下了《生命幻想曲》、《怀念》、《铭言》、《割草谣》、《找寻》、《无名的小花》、《我赞美世界》等等让人憧憬、向往的童话世界，大自然的气息扑鼻而来。顾城同情路边孤寂的小花，把这期间写的新诗自编成诗集《无名的小花》，由于喜爱古诗、古典文学，还自编了一册格律体诗《白云梦》。当然，在那凄清的荒滩，顾城与父亲只有在猪棚对诗取乐，那时的读者只有土灶的火焰，许多诗歌随稻草化为了灰烬。

?在下放长达五年的艰辛历程中，顾城长期与大自然身心交融，提升了他的审美直觉捕捉能力，透过大自然光和影的奇妙变化，顾城窥见了生命的另一重自由境界;大自然从而同化于他的心理结构，成为他内在生命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冰柱碎成晶亮亮的一片，雪水映照着深蓝色的苍穹，紫色绿色的小草在路边微笑，大雁和野鸽的鸣叫声充彻整个荒原„„顾城的灵魂何尝不为之溶化呢?这一溶化就成了诗。

?文学,是一个神奇的精神领域。顾城立足大自然，凭着幻想和纯美之爱，打开了诗歌这扇门。顾城局限于大自然的审美体验的心理定势，其诗洋溢着唯灵浪漫主义色彩。他的审美意识源于自然，也就构成了他的原初童话意识。

?文学世界是人为主体与客观世界(自然、社会、人以及自我)之间错综复杂的审美关系结构而构成的精神世界、情感世界和心理世界。在顾城认知、把握文学世界时，自然作为大部分的审美心理结构，支撑着他的诗歌创作内驱力。自然是顾城在审美实践中人化了的自然，是以主体认知与感知的方式来充分展现主体认识的自然。

顾城一直追求一个纯粹、简单的田园世界。他想要建造一座诗的童话的世界，一个与尘俗世界相对立的“天国”。他生活在疼痛、贫乏而动荡的年代，少年时期在碱滩度过，苦难的烙印在他幼小的心灵里，是无言以对的。顾城是一个富有幻想质的孩子，在寂寥的大自然中与外界社会失去了联系，在他的审美理想中，自然是富有诗趣和美的。他以稚嫩的心眼，纯情般地触动自然的每一根神经，怀着感恩的心，用朴实、明净的诗回报自然。他以独特的审美价值来回于自我与自然之间，是自然教会他写诗，他也永远感谢自然。生命与自然应该有一种感应。这也就在顾城潜意识中，寻觅一方没有污染的净土来建自己的诗歌牧场，是必然的心理效应。

自然，作为顾城早期诗歌创作的内核，有着不可忽略的场性效应。顾城沉浸在审美创作的境界中，自然与自我相拥，他“像青草一样呼吸”，他的诗像无名的小花，“随着季节的风雨，悄悄地开放在寂寞的人间”;在自然的律动中，他的脚步声如同一支歌，生命也如同白云一样展开。“时间带来死亡，也为人带来生命”，顾城凭着自己的悟性和灵感，运生出一种生命意识、死亡意识。

早在五岁时，顾城就和梁小斌那样恐惧、惊怕着那“雪白的墙”，“那时候已经知道每个人都可能要死，但是我没想到我要死，我知道人死了要变成一种灰，白色的，我想到这灰烬离我这么近。我看着白色的墙，心里忽然有种空虚的感觉，好象第一次清楚地知道了我是要死的，第一次看见离我这么近„„”〔5〕。在幼小的心灵里，有着惊骨悚然的死亡意识，历史动荡的黑暗中，赋予了顾城心灵创痛，深沉、颓废的情绪以及恐慌的生命意识植入了本该嫩绿、年轻的童年经验里。法布尔的《昆虫记》曾打动了顾城，“它来到这个世界上，没有谁欢迎它，石头是摇篮”。一些虫子在岩石中间顽强地求存，有的被阳光晒死，有少数活下来，变成了飞虫，飞走了。这仿佛是世间的人们在死神的追踪下本能地挣扎，小小的顾城感受到死亡和命运的逻辑演绎。

顾城在童年经历中，在草丛中悉听蟋蟀的歌声，一个小虫子的生命就是一支歌曲。可见，顾城在自己的自然情怀下，是何等痴迷而固执，有着堂吉?诃德式的意念。“文革”初期，他就想“躲开人类的纷争，躲开喧嚣的激越的声音，只想去那只有天籁的世界。这个天籁世界一直在他的心理机制里演化成浓郁的自然情结。他在自我世界旅行，用孩童的纯银般的声音赞美世界，“用蜜蜂的歌，蝴蝶的舞，和花朵的诗”。用一首《生命幻想曲》建造了一个没有被污染的童话天国，奠定了他以后创作的大致方向。在顾城的童话天国，自然表象和自我达到了异质同构的境界。凭着他的天赋，敏锐地捕捉到了“幻想曲”的节奏，也寻到了实现这种可能的审美把握方式――“大自然给了他诗的语言”。《生命幻想曲》成了他早期有代表性的诗作，审美个性淋漓尽致地发挥，以纯真而奇幻的心感应着人类在文革时代的沉痛反思，渴望真善美，形成了顾城的审美范式。这种审美范式占据着顾城的主导创作风格，规范着他以后的审美实践。这个审美范式下的先验内容注定将会艰难跋涉，并以一种箴戒、召唤、启悟的抒情情调无限地逼近他的精神世界，甚至现实生活。

顾城在现实生活以及诗歌创作中，偏爱于自然，对自由无羁的异类、纯净无暇的大自然寄予无限的深情和向往。由是他在更多的时间里将自己完全地封闭起来，并在心中精心而又无意识地营造了一个完完全全的童话世界。在虚幻的童话世界，没有真实，唯有虚幻;没有凶恶，唯有善良，而顾城则在自己营造的温房做着浆果一样的梦，然而生活毕竟是生活，无情的现实生活冲撞着顾城童话似的梦。社会生活的反自然的城市生活在不断地削弱和扭曲人的天性，横流的物欲使人性之光变得越来越暗淡、微弱，几乎趋于熄灭。

顾城从小就显现出了孤僻、自卑、内敛的心理，“堂吉?诃德式的性格：不太合乎潮流的好心?、勇敢和在根本愿望上的不屈服”〔6〕。他的诗“太阳是我的纤夫/它拉着我/用强光的绳索”，显示了早期他心中已雕塑出了自我意识的雏形，在自然中他是主角，张扬着主体意识。只有沉浸在梦幻世界里，顾城才能获得温暖纯净的抚慰，解放自己倍受现实生存原则压抑的心灵，使梦想的非理性激情得以尽情释放。然而，悲剧的序幕已经在黑暗中不知不觉地拉开了。

二、“文化的我”

1974年夏天，顾城父子被允许回北京。“强大的社会风向我吹来，听天由命的薄帆破碎了”，顾城怀着一种幼稚的责任感，到街道服务所里拼命地干活，当过木工、油工、钳工、壮工，“他狂热地劳动着，好象真正成了枚万能螺丝钉”〔7〕。用顾城自己的话说，“为了生存，为了艺术，我走向城市”〔8〕。回到城市的顾城，凭着往前冲的精神，为所欲为，开始面对大社会，探求真理，在众多的书籍里吮吸精神营养，试着与外界讲和。有一天，他接触到与他写的《无名的小花》相似的诗，唤醒了他心灵深处的那块净土。

他开始投稿，脚步迈向了现实中的大世界，与当时崛起的朦胧诗接轨，搭上了时代的列车。

朦胧诗崛起于上个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朦胧诗人们以反叛形象出现于诗坛，既有对荒谬现实和专制暴力的反叛，也有对文学为政治服务的意识形态写作的反叛。他们以愤怒的呼喊，无情的控诉，沉重的反思，成为“文革”末期的“异端”，成为新时代来临之前的思想启蒙者。顾城以其独特的美学风格，在诗歌中着意于给被专政践踏、损害、侮辱的芸芸众生提供温暖的情感抚慰，象一个人性修补者而立身于诗坛。当其他的朦胧诗人都在忙于揭开社会的伤疤，控诉“文革”给生存个体带来的深重灾难，意欲彻底颠覆过去的意识形态话语时，他却思索着怎样修补被文革十年践踏、摧毁贻尽的创作忧愁。他也继续张扬“自我”，理想色彩上的“自我”。“我想在大地上/画满窗子/让所有习惯黑暗的眼睛/都习惯光明”(《我是一个任性的孩子》)，他仍然是以一个任性的孩子的口吻来传达审美理想，执着地以一颗似乎永远不大的心，醉心于乌托邦的童话抒写和自然描绘，专注地营构诗性而浪漫的精神世界，在“布满齿轮的城市”里，继续讲“绿色的故事”。

承传上部分论及的“自然中的我”，顾城的“童年经验”对他这个时期审美创作的影响，愈是明显。在他的“童年经验”世界中，他没有朋友，也没有对手，只是和父亲两个人，在远离人世的碱滩，自然成了他的伙伴、倾听者。他曾说，“合上双眼，世界就与我无关”，但进入城市的喧哗中，社会、文化则是一种压抑性的力量，它毁灭和摧残自我与自然间的二元和谐的关系。城市一时间无法接纳他这个来自农村的城市人，当他对不可驾驭的社会话语恐惧到了尽头时，抗衡也就油然而生。他固执地信奉在他的诗中，城市将消失，最后出现的是一片牧场。即使他的精神世界被现实世界挤得沉重起来，也要“去寻求相近的灵魂，/因为我的年龄”。

顾城生活在混浊的尘世，仍没有改变他的追求，对自己、对世界、对诗，采取一贯的态度。他承认自己身上有种堂吉?诃德的意念，老向着一个莫名其妙的地方高喊前进，这种堂吉?诃德精神依然是他城市生活的精神动力。虽然，有朋友为他做了心理测试后警告他要小心发疯，可顾城的心理结构中，存在偏执、绝对的不良的元素起作用。他也承认自己一直在走各种极端。在悲剧的历程中，他无法力转命运，更不会宽恕自己。

疏离和歌吟虽是一种逃逸，但其实又何尝不是一种自我拯救、重生的有效方式呢?由这种对自然美的强烈眷念而产生的，便是对归隐的渴望。在诗作中，顾城尽情地唱着自己的“回归之歌”，希望回到“史前的寂寞”，做着“穷居而野处”，“坐茂树以终日”的精神隐士，以“心斋”、“坐望”的静悟方式在“非人间”里实现无忧无虑的精神超脱。他说“我喜欢古诗，刻满花纹的古建筑，殷商时代的铜器，我喜欢屈原、李白、李贺、李煜，喜欢《庄子》的气度，《三国》的恢宏无情，《红楼梦》中恍若隔世的泪水人生”〔9〕。古建筑、古铜器令人肃目的凝重庄严，古圣先贤浓重的忧伤气质，崇高的人文关怀精神，愤世嫉俗的情怀，不受羁绊、放浪形骸的心性，以及中国古典文学中“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的空幻意识，都深深濡染着他，都是他寂寞精神的无声伴侣，都是他构筑与世隔绝的精神世界的秦砖汉瓦，

第四篇：艾玛的悲剧人生二

四爱玛与夏尔的思想意识不同

爱玛与夏尔两个人的成长环境导致了爱玛的幻想化与夏尔的现实化。在文章的开始可以看出爱玛和夏尔的结合，就是一场错误的开始。爱玛认为夏尔的出现是来拯救她的，可以脱离农庄生活开始她梦想中的新生活，而不是把夏尔当做爱的人与他在一起，这种婚姻从开始就是错的。例如：夏尔第一次到来时，她认为自己看破了一切，特别盲目，不知所措，对美好生活的憧憬与现实农庄生活差距太大了，她无法接受，一直渴望离开，夏尔的出现瞒足了她的需要。而真正表现他与夏尔的思想意识不同，则是在婚后的生活。比如说爱玛认为一生中最美好的时光莫过于度蜜月了，但是夏尔只会在她身边打转，不会表达自己，不懂什么是浪漫看重的是现实生活。而爱玛是多么希望他的丈夫穿着青蓉燕尾服，脚踏软皮长筒靴，头戴尖顶小帽;她多么渴望丈夫能看透她的内心深处，满足她的愿望啊，可是夏尔却不能看穿女子的心思。夏尔只会忙碌于现实的琐事中甚至连妻子出轨也毫无察觉。爱玛就像他的艺术品一样，只要整整齐齐摆放在家里就可以了，不会留意到妻子的思想浮动。对平淡生活的追求才是夏尔的目标，而爱玛则不是。他自幼受到的就是贵族的奢华教育加上她对现实的不满，对梦幻生活的渴求都是导致她精神毁灭的毒瘤。

五爱玛的理想世界与现实生活的尖锐的冲突

《包法利夫人》中爱玛的悲剧的原因还在于理想与现实的尖锐的冲突，一个生活于幻想主义与现实无法满足的女人，终究走向灭亡。而现

实主义作家福楼拜则将细腻的笔锋停留在对爱玛的思想刻画上。例如爱玛她生活在真实而平淡的现实世界里，然而她的生命之花却只能在理想的世界里、在白日梦里盛开。她生命力旺盛却只能在现实中慢慢枯萎。小说的背景安排在19世纪中叶，法国处于资产阶级胜利之后相对稳定而平庸的时代，工商业有较快发展。农业生产也有很大的进步，特别是农业技术的改良，正如小说所描述的，在肥料、种植、排灌等方面都有所进步。这些都促使法国经济的迅速发展，从另一面也说明了人们对物欲的追求，对金钱的狂热追逐。在《包法利夫人》这部作品中我们可以看到爱玛周围到处都是自私、怯懦、贪婪的人在追求奢靡的生活中开始堕落、沉迷。包法利医生更是忙于四处奔波生计，无暇顾及爱玛的情感需求。“爱玛不知道，婚姻需要面包;夏尔也不知道，爱情需要时时注入新血液”，在这种本身处于危机的婚姻状态下，社会总不失时机的给她些诱惑，侯爵的舞会，罗多尔夫的引诱，莱昂的挑逗，还有精明的商人勒乐的阴险和对她物质上的刺激，进一步促使她选择理想生活，背离现实世界，最终导致她悲惨的人生。

在当时庸俗黑暗的世界里，爱玛美好的理想是不可能实现的，虽然她曾试图改变，有过反抗，但事实证明一切只是徒劳，只能将她推向现实世界与理想世界矛盾的深深渊。

爱玛的悲剧还在于她把自己生命和全部意义寄托在婚姻和爱情上，痴迷的把爱情视为自己一生唯一的追求，苦苦的追寻和经营。也没有遇到自己的“情人”。也许上帝并不眷顾爱玛，在她对爱情和婚姻的美好

憧憬中，等来的是毫无激情的夏尔，令她觉得与夏尔的婚姻犹如死水一般，激不起一丝涟漪。在爱情的第一次寻觅中她失败了，但这并没有打消她的激情，反而激起她对爱的欲望。没能抵住外来的诱惑，混头昏脑的冲出去。

然而上帝不愿放过她，再一次在她身上上演了讽刺色彩的戏剧。她遇到了第一个情人---34岁的庄园主罗多尔夫，“他性情粗犷，和许多女人有来往，”可谓是一个情场老手，他第一次见到爱玛就被她的美貌所吸引，甜言蜜语的哄骗，令爱玛坠入爱河，然而片刻的欢愉之后，他对爱玛毫无真挚的情谊都显露无疑，爱玛转身成了遗弃者。爱玛的爱情产生严重的错位，以至于她在现实世界中找不到自己的坐标，一味的幻想，追求不切实际的虚渺爱情，而走向人生毁灭。爱玛的最终毁灭既是腐朽的社会造成的也与她自身的因素密不可分的。所嫁非人的家庭悲剧也是她人生的悲剧。爱玛的这种对爱情的追求并没有错，但是她注定没有完美的结局一切只是她的幻想而已。

六结语

爱玛的人生悲剧具有普遍性，福楼拜曾说过：“就在此刻，同时在二十个村庄中，我可怜的包法利夫人忍受苦难，伤心饮泣”是的爱玛为自己所做的一切付出了惨痛的代价，在绝望中死去。在世人的唾弃中悲剧还在继续，当我们看着爱玛的遭遇给我们的是警惕：世间没有纯粹的浪漫爱情，人们在追求完美爱情，实现人生价值的时候。往往会陷入欲

望与现实的冲突，理想与真实的矛盾中，最终导致毁灭，所以我们在现实生活中要找准自己的位置，确定自我的价值，从而实现人生目标。

参考文献

I-1]中国青年出版社编.外国文学名著题解[M].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l983.

[2]福楼拜.包法利夫人[M].许渊冲译.南京：译林出版社，1997.

[3]福楼拜.包法利夫人[M].罗国林译.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2000.

[4]郑克鲁，黄慧珍等译，l9世纪法国文学史[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l997.

[5]柳鸣九主编.法国文学史(中册)[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l981.

[6]韩耀成等主编.外国争议作家、作品大观[M].南京译林出版社， l992.

第五篇：浅论《人生》中的爱情悲剧

【摘要】爱情是永恒的母题，而大多数文学作品中的爱情都是以悲剧收尾。在路遥的小说《人生》中，高加林、刘巧珍和黄亚萍三个年轻人的爱情纠葛最终成为了悲剧。本文将从这三个青年不同的爱情观，高加林的“前途高于爱情”，刘巧珍的“依附式爱情”，黄亚萍的“爱情理想主义”来分析导致他们爱情悲剧的原因，例如性格、境遇变化、社会历史等原因。而了解他们爱情悲剧的原因既有助于我们对整部小说的解读，且对我们现在的青年仍然具有借鉴意义。

【关键词】《人生》;爱情观;悲剧

路遥的《人生》发布于1982年，三十多年来依旧广受读者的喜爱，没有失去其独有的魅力，不仅是因为其特有的时代意义，在新的时代浪潮下，年轻人的奋斗与抉择，还是因为书中高、刘、黄三个人的爱情悲剧打动人心，也让许多读者产生共鸣与思考，分析《人生》中的爱情观与爱情悲剧，有利于我们深化认识小说的主题。

一、三人不同的爱情观

(一)高加林的爱情观

高加林出生在乡村，却想要离开农村，成为城市人，他有能力，有志向。在未考上大学的情况下，他靠自己的能力成为了一名乡村教师，却被大队书记儿子三星的顶替，从教师变成了农民，他难堪、惆怅与痛苦。

从县城卖馍回来的路上，巧珍向加林表白，加林被动地接受了，但很快就后悔了，“他甚至觉得他匆忙地和一个没文化的农村姑娘生这样的事，简直是一种堕落和消沉的表现;等于承认自己要一辈子甘心当农民了......要是和巧珍结合在一起，他无疑就要拴在土地上了。”高加林后悔是因为他认为如果和巧珍恋爱，就得当一辈子农民，而他不愿意。在加林看来，巧珍的爱只是在他落难时的安慰，对他的前途却没有助力，所以在后来也抛弃了巧珍。

之后加林去县城当宣传干事，亚萍强烈地追求他，并想让他跟她去南京工作时，“他反复考虑，觉得他不能为了巧珍的爱情，而贻误了自己生活道路上这个重要的转折――这也许是决定自己整个一生命运的转折!”他决定与巧珍分手，与亚萍在一起。

由此可见高加林的爱情观是“前途重于爱情”。

(二)刘巧珍的爱情观

刘巧珍虽然没有上过学，但是她有着殷实的家底和“盖满川”的样貌，而且聪明、悟性高。她虽没能接受教育，可是她没有自暴自弃，她选择了有文化的高加林。

她对高加林的爱更多表现在对他的关心与依附上。高加林去城里卖馍失败，她会考虑他的心情，帮助他卖馍;在“卫生革命”后，她给予苦闷的加林以关心与支持;她想象和加林在一起后的生活是男主外女主内，加林是她的依靠。

同时巧珍对加林也有决断。在高加林去城里当了干事，抛弃了巧珍，她在爱情无可挽回的时候，敢于正视现实，果断放弃。而在高加林因举报而被撤职回村当农民后，巧珍会阻止想要前去羞辱他的姐姐和母亲，甚至希望村小学增加教师时，首先考虑高加林。在这一方面，巧珍的爱格局更大了。

(三)黄亚萍的爱情观

黄亚萍是接受现代教育的爱情理想主义者，她崇尚爱情平等与独立自主。“在她看来，追求个人幸福是一个人的权利和自由，‘我是我自己的’，谁也没有权力干涉她的追求。”

然而，她同时也囿于理想与现实的矛盾之中。她在高中时欣赏高加林的才华，毕业后由于家庭和身份的缘故与高加林联系不多，当加林成为了通讯部干事后，似乎他们的身份变得平等了，亚萍对加林的爱慕之情重燃，在一次次交流接触后，他们就恋爱了。而当加林被人举报失去工作时，亚萍甚至想要和他一起去农村成为一个农民，但这也只是亚萍的异想天开的冲动而已，在残酷的现实面前无比脆弱。她的“理想主义的爱情”在现实面前终究是个理想罢了。

二、造成爱情悲剧的原因

(一)高加林与刘巧珍的爱情悲剧

1.对爱情与人生追求的侧重不同

之前说到高加林的爱情观是个人前途高于爱情的，而刘巧珍的爱情观更多是对加林的依附。巧珍的家庭观念还是传统的男主外女主内，“她就在家里好好劳动，把娃娃抚养好。将来娃娃大了，有个工作的老子，在社会上也不受屈。再说，自己的男人在门外工作，她脸上也光彩”。而加林更加看重于他的个人前途，他可以为了个人前途而抛弃爱情，他想要往上爬，成为城市人。

2.文化水平的差异

高加林有文化，而巧珍却一个大字也不识，文化上的巨大差异导致他们没有一致的精神追求和共同语言。高加林可以和黄亚萍谈论文学，谈论世界形势，但是和巧珍的话题却只能是家里的母猪产了几个仔。这样的相处模式让高加林感到了情感上的空虚。“现实满足的不能实现，使人宁可沉溺于审美的境界之中，而不愿面对现实”。

(二)高加林与黄亚萍的爱情悲剧

1.性格因素

高加林自尊心很强。他去城里掏粪时被嘲讽的不服与决心，成为通讯部干事后被赞美的自豪与骄傲。

但他又很矛盾地自卑。他为了生计去?h城卖馍时害怕遇到熟人，遇见了高中同学只能酸酸地说了句：“你现在位置高了，咱区区老百实在不敢高攀”。一句话将加林的自卑展露无遗。

而后来加林被撤职回家时坚决地同亚萍提出了分手，既由于他自卑于和亚萍的身份差距，又自尊于应有的担当，所以也导致他的爱情悲剧。

2.复杂的社会因素

小说反映了上世纪80年代初中国农村的社会面貌，先进的城市和落后的农村对比鲜明，农村的高加林恰巧生活在这特殊的时代背景下，内心对农村厌倦，强烈渴望能到城市里去施展自己的才华但却受到环境和现实的制约，只能苦苦挣扎。

其实高加林和黄亚萍高中毕业不再联系，之后的分分合合，说白了就是他们之间身份阶级变化的体现，或者说是建立在加林是不是农民的基础上。是，他们身份就有差距;不是，成了通讯部干事，身份似乎平等了。所以归根结底还是农村与城市的差异的问题导致了他们的爱情悲剧。

三、总结

总的来说，高加林和刘巧珍、黄亚萍俩人之间的爱情都是悲剧，究其原因不仅仅是他们迥异的三观和爱情观，也是由于当时复杂的社会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