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玛的悲剧人生

艾玛的悲剧人生（精选6篇）

篇1：艾玛的悲剧人生

四爱玛与夏尔的思想意识不同

爱玛与夏尔两个人的成长环境导致了爱玛的幻想化与夏尔的现实化。在文章的开始可以看出爱玛和夏尔的结合，就是一场错误的开始。爱玛认为夏尔的出现是来拯救她的，可以脱离农庄生活开始她梦想中的新生活，而不是把夏尔当做爱的人与他在一起，这种婚姻从开始就是错的。例如：夏尔第一次到来时，她认为自己看破了一切，特别盲目，不知所措，对美好生活的憧憬与现实农庄生活差距太大了，她无法接受，一直渴望离开，夏尔的出现瞒足了她的需要。而真正表现他与夏尔的思想意识不同，则是在婚后的生活。比如说爱玛认为一生中最美好的时光莫过于度蜜月了，但是夏尔只会在她身边打转，不会表达自己，不懂什么是浪漫看重的是现实生活。而爱玛是多么希望他的丈夫穿着青蓉燕尾服，脚踏软皮长筒靴，头戴尖顶小帽;她多么渴望丈夫能看透她的内心深处，满足她的愿望啊，可是夏尔却不能看穿女子的心思。夏尔只会忙碌于现实的琐事中甚至连妻子出轨也毫无察觉。爱玛就像他的艺术品一样，只要整整齐齐摆放在家里就可以了，不会留意到妻子的思想浮动。对平淡生活的追求才是夏尔的目标，而爱玛则不是。他自幼受到的就是贵族的奢华教育加上她对现实的不满，对梦幻生活的渴求都是导致她精神毁灭的毒瘤。

五爱玛的理想世界与现实生活的尖锐的冲突

《包法利夫人》中爱玛的悲剧的原因还在于理想与现实的尖锐的冲突，一个生活于幻想主义与现实无法满足的女人，终究走向灭亡。而现

实主义作家福楼拜则将细腻的笔锋停留在对爱玛的思想刻画上。例如爱玛她生活在真实而平淡的现实世界里，然而她的生命之花却只能在理想的世界里、在白日梦里盛开。她生命力旺盛却只能在现实中慢慢枯萎。小说的背景安排在19世纪中叶，法国处于资产阶级胜利之后相对稳定而平庸的时代，工商业有较快发展。农业生产也有很大的进步，特别是农业技术的改良，正如小说所描述的，在肥料、种植、排灌等方面都有所进步。这些都促使法国经济的迅速发展，从另一面也说明了人们对物欲的追求，对金钱的狂热追逐。在《包法利夫人》这部作品中我们可以看到爱玛周围到处都是自私、怯懦、贪婪的人在追求奢靡的生活中开始堕落、沉迷。包法利医生更是忙于四处奔波生计，无暇顾及爱玛的情感需求。“爱玛不知道，婚姻需要面包；夏尔也不知道，爱情需要时时注入新血液”，在这种本身处于危机的婚姻状态下，社会总不失时机的给她些诱惑，侯爵的舞会，罗多尔夫的引诱，莱昂的挑逗，还有精明的商人勒乐的阴险和对她物质上的刺激，进一步促使她选择理想生活，背离现实世界，最终导致她悲惨的人生。

在当时庸俗黑暗的世界里，爱玛美好的理想是不可能实现的，虽然她曾试图改变，有过反抗，但事实证明一切只是徒劳，只能将她推向现实世界与理想世界矛盾的深深渊。

爱玛的悲剧还在于她把自己生命和全部意义寄托在婚姻和爱情上，痴迷的把爱情视为自己一生唯一的追求，苦苦的追寻和经营。也没有遇到自己的“情人”。也许上帝并不眷顾爱玛，在她对爱情和婚姻的美好

憧憬中，等来的是毫无激情的夏尔，令她觉得与夏尔的婚姻犹如死水一般，激不起一丝涟漪。在爱情的第一次寻觅中她失败了，但这并没有打消她的激情，反而激起她对爱的欲望。没能抵住外来的诱惑，混头昏脑的冲出去。

然而上帝不愿放过她，再一次在她身上上演了讽刺色彩的戏剧。她遇到了第一个情人---34岁的庄园主罗多尔夫，“他性情粗犷，和许多女人有来往，”可谓是一个情场老手，他第一次见到爱玛就被她的美貌所吸引，甜言蜜语的哄骗，令爱玛坠入爱河，然而片刻的欢愉之后，他对爱玛毫无真挚的情谊都显露无疑，爱玛转身成了遗弃者。爱玛的爱情产生严重的错位，以至于她在现实世界中找不到自己的坐标，一味的幻想，追求不切实际的虚渺爱情，而走向人生毁灭。爱玛的最终毁灭既是腐朽的社会造成的也与她自身的因素密不可分的。所嫁非人的家庭悲剧也是她人生的悲剧。爱玛的这种对爱情的追求并没有错，但是她注定没有完美的结局一切只是她的幻想而已。

六结语

爱玛的人生悲剧具有普遍性，福楼拜曾说过：“就在此刻，同时在二十个村庄中，我可怜的包法利夫人忍受苦难，伤心饮泣”是的爱玛为自己所做的一切付出了惨痛的代价，在绝望中死去。在世人的唾弃中悲剧还在继续，当我们看着爱玛的遭遇给我们的是警惕：世间没有纯粹的浪漫爱情，人们在追求完美爱情，实现人生价值的时候。往往会陷入欲

望与现实的冲突，理想与真实的矛盾中，最终导致毁灭，所以我们在现实生活中要找准自己的位置，确定自我的价值，从而实现人生目标。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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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福楼拜．包法利夫人[M]．许渊冲译．南京：译林出版社，1997．

[3]福楼拜．包法利夫人[M]．罗国林译．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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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韩耀成等主编．外国争议作家、作品大观[M]．南京译林出版社，l992．

篇2：艾玛的悲剧人生

伽达默尔认为，理解者与他所要理解的对象都具有自己的视界。文本总是含有作者原初的视界(亦称“初始的视界”)，而理解文本的人，有其时代氛围中形成的视界(亦称“现今的视界”)。蕴含于文本中的作者的原初视界与对文本解读者的“现今视界”之间存在着各种差距。这种由时间间距和历史、文化情景变化引起的差距是任何理解者都不可能消除的。伽达默尔主张，应在理解过程中，将两种“视界”交融在一起，达到“视界融合”，从而使理解者和理解对象都超越原来的视界，达到一个全新的视界。这个更高、更优越的新视界既包含了文本和理解者的视界，又超越了这两个视界，而给新的经验和新的理解提供了可能性。但是，我认为超越文本的原初视界和文本理解者的现今视界不是没有条件的。如果文本理解者无法正确理解文本的原初视界，那么理解者的现今视界就可能是一种不合法的偏见。“视界融合”就可能成为一种虚假的融合。从这点看，阶级论的观点，甚至启蒙的观点都是对鲁迅小说《祝福》视界的曲解。鲁迅的小说《祝福》之所以有如此强大的艺术生命力，不仅在于小说通过祥林嫂的人生悲剧，批判了封建礼教和封建迷信的吃人本质，而且文本还站在更高的人文高度表达了作者对自己笔下人物的人文关怀。在一般理解者的视界里，祥林嫂人生悲剧的根源是她生存的那个社会现实。许多文学评论把鲁镇封建意识、迷信意识视为是祥林嫂人生悲剧之最终根源，并把鲁四爷视为封建礼教的代表者和祥林嫂之死的谋害者。但在文本的原初视界里，鲁迅并没有绝对地把人分为富人和穷人，剥削者和被剥削者，压迫者和被压迫者，而是把人看作不同生存状况的人。人生悲剧的诞生与其生命存在的外界因素有密切的关系，但悲剧的根源往往隐藏在于个人自身的存在之中。小说《祝福》就揭示了这样一个人生的真理：祥林嫂人生的悲剧是其生命意义被解释的悲剧。

伟大的作家总是立足于真理的高度来俯瞰人生的。在小说《祝福》的文本中，鲁迅并不像有些理解者那样,只懂得同情穷人而对富人抱有阶级的偏见。鲁四爷也并不是封建礼教和封建迷信的化身，相反，他本身也是封建礼教和封建迷信的受害者。如果说鲁四爷是祥林嫂的直接迫害者，那么柳妈与鲁四爷有什么不同？如果柳妈的愚昧对祥林嫂的伤害我们能谅解的话，那么我们为什么不能谅解鲁四爷呢？人们往往将祥林嫂的悲剧归结为以鲁四爷为代表的封建礼教对祥林嫂迫害的结果。其实文本中的鲁四爷并不像黄世仁迫害喜儿那样迫害祥林嫂。相反鲁四爷对祥林嫂的遭遇还抱有同情心。他虽然“讨厌她是一个寡妇”，但还是收用祥林嫂做女佣；他也没有意要欺凌祥林嫂，倒是如数给祥林嫂工钱。当祥林嫂再度守寡后，鲁四爷虽然很是忌讳，“起初还踌躇”，但听了祥林嫂的不幸遭遇后，“眼圈就有些红了”，最后仍然收留了她。对祥林嫂后来做活的迟钝，鲁四爷“已颇有些不满了”，但也并没有怎样苛待她，只是不许她插手祭祀活动而已。至于祥林嫂丧失了劳动力之后被鲁四爷辞退，这在当代理念下也没什么不合情理之处。我们再来看着鲁镇上的一般人，虽说他们对祥林嫂也没有什么恶意，然而因为祥林嫂寡妇再嫁，他们和祥林嫂讲话的音调就和先前很不同，“笑容却冷冷的了”。他们对祥林嫂其后的不幸遭遇虽然“还要陪出许多眼泪来”，但人们“立刻改换了鄙薄的神气”。祥林嫂最终从他们的笑容和声调上知道他们在嘲笑她，嘲笑她“头上带着大家以为耻辱的记号的那伤痕”。相比之下，鲁四爷对祥林嫂善意多了。可见，把鲁四爷视为祥林嫂命运悲剧的制造者是阶级论意识下对文本产生的一种曲解。

封建的礼教是中国封建社会对人性美的理解和解释。不可否认，它曾经是积极的、进步的、文明的。在封建社会走向没落之前，中国人曾经幸福地陶醉于其中。到了十九世纪欧美已经进入工业化文明的现代社会，中国社会仍然要求人保守着封建礼教。由于理解和解释的历史性原因，封建礼教中的人生观和价值观已发霉变质，成为一种毒素。封建礼教、封建迷信的思想在现代文明之光的照射下，其愚味的本质便是一览无遗了。这点不仅鲁迅能认识到，与鲁迅同时代的知识者，甚至鲁迅上一辈的知识者也早就认识到。但封建礼教、封建迷信思想是怎样毒害人的，这点却是鲁迅的独到的发现。鲁迅先生发现，社会是通过撑控人的思想能力，控制人的理解能力，使人不能或不能独立去理解、解释自身存在的意义而处在生命意义被解释的生存困境之中。封建社会宣扬“女子无才便是德”的思想，其目的就是使女子丧失生命的理解能力和自我解释的能力。“无才”使人缺乏海德格尔所说的“理解的前结构”，伽达默尔认为，“没有理解的前结构，理解就不可能发生”。这是人生的愚昧真相。对于国民的这种愚昧，鲁迅是“哀其不幸，怒其不争”。鲁迅并没有把人生悲剧的根源完全归结于社会。相反，他把人生悲剧的根源追溯到人个体的生存状况。鲁迅虽然没有直接用理论阐明他这一方面的思想深度，但小说《祝福》就十分明晰地体现了作者这一视界。

在鲁迅看来，祥林嫂的人生悲剧就在于她个人严重缺乏对人生、对社会、对自然、对宇宙的理解能力，从而造成祥林嫂自身理解能力的限定，使她一辈子无法走出自我生命被解释的愚昧困境。简而言之，祥林嫂的人生悲剧就是生命意义被解释的悲剧。

小说开头用倒叙的手法写祥林嫂之死，并且鲁迅先生着重描写了祥林嫂死前对“我”的一问。祥林嫂无法解释“一个人死了之后，究竟有没有魂灵的”、有没有“地狱”、死掉的一家人能不能见面等困惑。于是，她必须找他人替她解开生命中的这个困惑。她遇到了“我”，认为“我”能解开她之困惑，并且理由是，“你是识字的，又是出门人，见识得多”。鲁迅这样写祥林嫂死前的这一问，其意义是十分深刻的。首先小说点明了祥林嫂不是死于社会暴力的迫害，而是死于自身的精神压力。其次，揭示了祥林嫂死前对自己命运悲剧的一点觉悟：她的痛苦和不幸来自不识字、没见过世面、见识少。这些文本语言已表达的意义背后隐藏着未表达的关联意思是：祥林嫂理解能力的限定使她无法接近生命存在的真理。她的生命意义只好由别人或社会替她解释。于是，小说通过写祥林嫂逃婚、抗婚、再婚、丧夫失子、再次回到鲁镇的种种遭遇，逐步揭开了祥林嫂生命被解释的悲剧根源。

祥林子死后，祥林嫂的婆婆为了筹钱给小儿子结婚，逼迫祥林嫂改嫁，但祥林嫂不肯服从。对封建的礼教观念来说，这是不孝之举。但为了保住女人的贞洁，她放弃了孝道而逃婚去鲁镇。被贺老六抓到贺家沟，她以死抗婚，也是为了捍卫女人的贞洁观。在祥林嫂看来，女人最重要的东西就是贞洁，有了贞洁才有脸做人，失去贞洁就没脸做人。这是封建礼教写入个体生命价值观中的“道德”直觉。不但祥林嫂有这种“道德”直觉，鲁镇上所有的人都有这种“道德”直觉。这就是鲁四爷为什么厌恶寡妇、鲁镇上的人鄙视祥林嫂头上伤疤的原因所在。封建礼教所宣扬的孝道、妇道、世道等观念，以思想碎片的形式构成了祥林嫂理解人生意义的前结构。但由于这个前结构是以思想碎片构成的，其肤浅程度使祥林嫂缺乏的超越理解的能力，使她对人生意义的理解停留在理解的前结构上。这就造成了生命意义被解释的困境。

不识字、少见识、不见世面所造成的祥林嫂的精神状态，不仅社会容易占领她的理解能力和解释能力，就是像柳妈这样精神匮乏者也能轻易地在祥林嫂的生命画布上涂画。柳妈告诉祥林嫂，死后阴间里的祥林子和贺老六会争要她，阎王为了公正，会用大锯把她劈成两半，一半分给祥林子，一半分给贺老六。在柳妈看来，祥林嫂和第二个男人过活不到两年，倒落了一件大罪名。柳妈还告诉祥林嫂，“你不如及早抵当。你到土地庙里去捐一条门槛，当作你的替身，给千人踏，万人跨，赎了这一世的罪名，免得死了去受苦。” 祥林嫂未曾知道的有这种事，她先是显出恐怖的神色来，后就非常苦闷起来，“第二天早上起来的时候，两眼上便都围着大黑圈”。小说让我们看到，封建的迷信思想就这样轻而易举地侵入祥林嫂的精神之中，并且毫无阻挡地解释了祥林嫂的过去、现在和将来的生命意义。在这里不难让人感悟到，人生也许本无意义，人生的意义是解释出来的。每个人都要去解释自己人生的意义，这就像一台电脑，不管这台电脑是哪一代的产品，不给电脑安装操作系统，这台电脑就没有意义，而给这台电脑安上怎样的操作系统（DOS系统？WINDOWS95？WINDOWS98？WINDOWS XP？或其他的操作系统？），这就造这台电脑不同的存在境遇。人自身对生命、对社会、对世界、对宇宙意义的不同解释，形成了个体人生不同的人生观、价值观和世界观。而人的人生观、价值观和世界观就是掌控人自身命运的“操作系统”。但是，由于个人受理解能力的限定，并不是所有的人都有足够的理解能力去解释自我人生的意义和把握自我价值的。从这个意义上看，解释人生的意义就像在一张洁白的画布上画画，有绘画能力的人喜欢自己画，不愿意让别人替他画，但是没有绘画能力的人，其人生画布也不会空白着，它必定会遭到被别人或社会以他人的意志涂画。这就是生命被解释的悲剧。实际上我们每个人都处在这种悲剧之中，只是被解释的程度不同而已，就是思想家的思想也难免会被打上时代的烙印。可见祥林嫂的人生悲剧具有普遍性的意义。祥林嫂只是这种人生悲剧中的典型。生活在鲁镇上的人，特别是那些鄙薄、嘲笑祥林嫂失贞的人，他们的人生同样具有被解释的悲剧性。主张祥林嫂不如再强一点一头撞死了事的柳妈，也是活在非自我的精神世界里，其自身生命真实被遮蔽的悲情不亚于祥林嫂。就是鲁四爷也逃不出这一时代性的人生悲剧的游戏法则。鲁四爷作为一个讲理学的老监生，他讲理学，自身却也困在理学的视界里，不能自拔。所以他也躲不开自我人生被封建思想解释的悲剧命运。在鲁迅的视界里，鲁四爷厌恶寡妇、忌讳祥林嫂端他祖宗祭器的愚昧和祥林嫂的捐门槛信地狱的愚昧没有本质的差异，却显得更可悲，更值得我们去同情。

当然，鲁迅先生隐藏在《祝福》文本中的原初视界远不止上文所描述的那么简单。上文所分析的只是敞亮了长期以来被理解者的解释所遮蔽的文本原初视界一个方面的真实。当我们敞亮了这个真实，我们才能认识到《祝福》文本所包涵的人文关怀的高度和深度，才能理解《祝福》的艺术魅力之所在。

鲁迅小说《祝福》中的祥林嫂。祥林嫂是一个被封建礼教和封建迷信毁灭的悲剧形象。在探究祥林嫂死亡原因的时候，鲁镇人的冷漠应是重要原因。在这样的环境里，祥林嫂缺少真正的倾听者、同情者。在祥林嫂第二次到鲁镇时，丈夫和幼子的死对祥林嫂的打击是可想而知的。所以，她才会和老车夫姚纳一样，神经质似的不断向周围的人诉说阿毛的死。

反观鲁镇人的态度，我们看到同情心的缺失使鲁镇的人一开始就怀着寻找谈资的心态来听阿毛的故事，他们不是要来安慰祥林嫂的，即使一开始他们听了阿毛的故事，会“陪出许多眼泪来”，但他们脸上却分明有着“鄙薄的神气”，然后是“叹息一番，满足地去了”。很显然，听阿毛的故事，只不过在满足着他们猎奇的心理，是在对别人不幸的咀嚼中获得对自己卑微生活的满足感。在他们眼里，祥林嫂是个不值得同情的不祥之人，鲁镇的人不会慷慨施舍自己的同情心给这样的人，在礼教和人性面前，鲁镇人是毫不犹豫的选择了前者。“存天理，灭人欲”，高高在上的冰冷的封建礼教和伦理道德压抑着人本身的同情、怜悯。在这个冷漠的世界里，当祥林嫂的悲哀“经大家咀嚼赏鉴了许多天，早已成为渣滓”之后，她再讲阿毛的故事，就“只值得厌烦和唾弃”。这是比姚纳得到的更有过之的一种冷漠和麻木，姚纳还能和老马倾诉，而祥林嫂只能“看了天空，叹息着，独语似的说着‘我真傻’

:以祥林嫂的悲惨经历来控诉封建社会里封建制度及封建统治对人性的残害和销毁,写人世间的冷漠和冰冷杀死了一个贫弱的下层劳动人民，以说明封建统治的黑暗和无情。顺便也有她的反抗和不满。

篇3：论约娜的人生悲剧

《一生》描写了一个出生在19世纪中期法国没落贵族家庭的女儿约娜一生追求幸福而不得的悲惨故事。约娜——一个活泼漂亮、聪明伶俐的女孩儿,她生活在一个温馨融洽的贵族之家。父亲乐善好施,约娜正是他们的独生女儿,在他的一生一切都开始的那样优美,那样令人羡慕,“所以说, 他一生的幸福万事俱备,只欠……”到底是什么是本来幸福的纯洁少女变成了频遭遗弃,流落街头的老妪?“女人并不是生就的,而宁可说是逐渐形成的。胜利、心理或经济上, 没有任何命运能决定人类女性在社会的表现现象。决定这种介于男性与阉人之间的、所谓具有女性气质的人的,是整个文明”约娜也正是这样,她的一生不是生就的,造成他一生悲剧的因素也是多种多样的,下面我从三个方面进行分析, 即社会因素,家庭因素和其性格的弱点。

一、社会因素

约娜的一生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悲剧,造就他人生悲剧的原因是多种多样的,这里首先从大环境的社会原因上来分析。

小说《一生》发生在十九世纪的法国,正是法国历史上最为重要的转折时期,经过法国革命、拿破仑战争等一系列事件,使得法国当时的政局动荡不安。一些经济政治方面缺乏独立性的生活在社会最底层的弱势群体遭受着多方面的痛苦,他们一方面,承受着统治者利用封建主义对其进行的麻痹和奴役;另一方面,承受着宗教利用信仰对其进行的束缚和欺骗。《一生》中的女主人公约娜就是其中一个典型代表。

从封建主义思想方面看,十九世纪的法国,千年沿袭下来的封建主义传统无视女人的地位,不希望女人在社会这个大舞台上拥有独立的角色,女人始终只能被束缚在家庭的小天地里,这有些类似于我国古代的封建“三从四德”思想, 未嫁从父,即嫁从夫,夫死从子。即女性成为了男权主义的牺牲品,伟大思想家恩格斯曾经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说道:“女性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失败”。约娜作为生活在那一特定时代的特定人群不可避免地困在那样的樊篱之中。

从宗教思想方面看,统治者利用人民需要一个情感宣泄口和一种精神安慰的弱点,通过宗教不断的欺骗、束缚着民众。 “仿佛神父的粗手,经常替人赎罪,给人以希望和慰藉, 凭它这一摸,给他带来了不可思议的和平心境”。这怎么能不称得上“愚人”。《圣经》在两性起源这样说:上帝在创世第六天,按照自己的形象用土造了个男人叫亚当。为了让他有个配偶替他管理伊甸园,上帝陈亚当熟睡的时候从她身上取下一根肋骨,创造了夏娃。亚当看到夏娃后很高兴,说: “' 这是我的‘骨中骨,肉中肉’,因为她是从他身上取出来的(Man-Woman)。”这就从宗教的根源上说明了女性的附属地位,女人一生的幸福与不幸是无权由女性自己来支配的。 “女人出生就是男人的附属品,注定不能独立,要听命于男性”。就如约娜一样,从修道院出来后一心勾勒着自己的美好爱情,之后她认识了于连,“反正他就是他。她只知道自己会一心一意的爱他”。

二、家庭因素

勒佩秋•德沃男爵——约娜的父亲,她是一个怎样的人? “仁慈,既体现他的巨大威力,也体现他致命的弱点。他这种造物主的仁慈,要爱怜,要施舍,要广为行善,有求必应, 倒显得意志薄弱,缺乏主见,几乎成了一种毛病。”这就是约娜生命中出现的第一个男人,他安排了约娜的童年,将她送进了与外界隔绝的修道院。她沿袭了父亲的善良,怎奈何她生活的世界不那么尽善尽美,总有太多的邪恶,在这善与恶的较量中,可以说,约娜必败无疑。

三、性格弱点

体现在她性格上的奴性,自我意识的缺失。即原始的自我需要的缺失,在生活上不能起到主导的作用,总是排己而利他。对于自己应有的地位不去争,不去夺。 “女性缺少力量、智慧、勇气等等,如果说男性是logos、理性和文化的象征,代表主动、权威与光明的话,女性就是eros、情欲和无知的象征,代表着被动、服从于黑暗”真正达到了可恶的程度,约娜正是全盘接受了这样的理论,被男性操控着被利用着。可怕,女人的一生,可怕的就是这样无休止的失去自我依赖他人。

总而言之,约娜一生是一个即成的、不可否认的悲剧。 对于这个悲剧作者那样平和地说“一生不像想象的那么好, 也不像意想的那样坏。”这说明一个人的一生的一生不是预先安排的,二是结合所处的环境及个人的信念一步一步脚踏实地走出来的,要拥有幸福的一生,就要拒绝孔祥,拒绝懦弱,拒绝贪婪,拒绝诱惑,当你用真实的想法向生活敞开怀抱的时候,相信幸福便离你不远了!

摘要：一生要如何过,医生又是如何过来的,这是摆在女人面前的真正终身大事,《一生》主人公约娜勇气悲剧的一生向我们展示了现实是怎样战胜幻想的。悲剧总有其成因,约娜就是再做个因素共同作用下一步步走入命运的悲剧漩涡。

篇4：王汉伦:悲剧女王的悲剧人生

王汉伦原名彭剑青，1903年出生于苏州一个名门望族，彭家祖上出了两位双料状元，苏州十全街上规模宏大的南畇草堂，就是彭家的老宅。南畇草堂俗称彭状元府，内有兰陔堂、环荫室、含清阁、幔仙阁、延绿轩……亭台楼阁，移步换景，正堂上高悬一块乾隆亲笔的匾额，气象不凡。

到了王汉伦父亲这一代，虽然无缘科举，但凭着祖荫，依旧谋到了安徽招商局总办一职，家境殷实。王家共有七个孩子，王汉伦最小，且生得风流标致，聪明伶俐，但由于母亲是不得宠的姨太太，这在封建社会是命中的硬伤，注定她在家里处弱势的地位。

不管如何，毕竟是大户人家的千金小姐，派头还是有一些的，父亲待她不错，送她到上海教会女校圣玛利亚书院读书。以她的聪明，读好书当然不在话下，但时运不济，16岁那年，父亲病逝了，按旧制，姨太太虽然是孩子的母亲，但并不能主宰孩子的命运，父亲死了，还有大哥大嫂呢，长兄如父，长嫂如母。父亲尸骨未寒，王汉伦便被迫休学，被兄嫂强配给东北本溪煤矿的一个姓张的商人。丈夫仗着有钱，在外面拈花惹草，王汉伦劝之，反而被骂不贤惠。不久，王汉伦发现丈夫竟然勾结日本人，王汉伦好心提醒他这是卖国行为，会受到舆论攻击的，丈夫不听，挥拳便打，王汉伦受不了如此凌辱，提出离婚，丈夫给了她300元钱，算是赡养费。要强的王汉伦分文未收，离开了他，回到上海。

在兄嫂家里，王汉伦受尽白眼，那时离婚还是新生事物，旧式家庭对此很排斥，对待离婚的女子很不客气，王汉伦回到娘家，身无分文，靠兄嫂养着，这日子怎么好过？

为了谋生，王汉伦当过小学老师、洋行打字员、烟草公司职员，过着入不敷出的生活。她在洋行的同事中，有一位叫任矜苹，曾在电影公司工作过，她见王汉伦长相漂亮，中英文俱佳，举手投足间有一股不同寻常的气质，心中一动，忍不住为她搭桥牵线进电影公司。恰巧当时导演张石川正在筹拍郑正秋编写的家庭伦理片《孤儿救祖记》，女主角一直没有物色到合适人选，张石川见王汉伦一派大家闺秀风范，但婉转的双目中却不自觉地流露出丝丝忧伤，这恰是女主角的感觉。张石川让她即兴表演喜怒哀乐的神情，她从小喜欢看戏，私下里也喜欢琢磨戏，没事的时候会对着镜子模仿戏中人的神情动作，当下她毫不扭捏，自然放松地表演了喜怒哀乐，张石川顿时惊喜，当场跟她签订合约，片酬500元，每月20元津贴。

王汉伦高兴地回到家中告诉兄嫂这个好消息，谁料，兄嫂竟以为耻，说她堂堂状元之后竟自甘下流，沦为戏子，声言要将她逐出家门。王汉伦骨子里的叛逆被逼了出来，当下表示：从今以后，我跟你们一刀两断，我不姓彭便是，我改姓王。王汉伦一名由此而来。

《孤儿救祖记》大获成功，王汉伦塑造的悲剧形象深入人心，大受追捧，成为了中国第一位女电影明星。

电影公司凭着这部电影大发其财，从道具到摄影器材统统鸟枪换炮，办公室从亭子间搬进了洋房，老板的腰包肥了，买了洋房洋车，但主演王汉伦仍然是每月20元的工资，靠片酬吃饭，这令王汉伦感到不值，心怀委屈。

更令人气愤的是，电影公司欺她是没有靠山的单身女人，拍《弃妇》时，讲好片酬1000元，拍完后又变了卦，说要再拍一部再给片酬，接着拍了两三部后，电影公司无理由可找时，干脆耍起了流氓，拒付片酬，王汉伦一气之下，将电影公司告到了法庭，王汉伦赢了官司，但只收到电影公司的一张空头支票。

面对不公与挫折，坚强的王汉伦决定逆流而上，她不屑于依靠哪个大老板，更不屑于当什么人的姨太太或是情妇，始终以独立的新女性自居。

王汉伦不甘心给电影公司白打工，瞅准机会，成立了汉伦电影公司，自主创业。她买下了包天笑的新剧本《盲目的爱情》请卜万苍当导演，自任主演，《盲目的爱情》是一部爱情悲剧，自出道以来，王汉伦所拍的几乎都是悲剧，这是她擅长的戏路，此片一经播出，立刻大受欢迎，王汉伦很懂经营，她带着影片全国巡回播演，演完后她上台与观众见面，这种别开生面的方式赢得了观众的喜欢，毕竟那时候看电影已是奢侈事，见明星更是难能可贵了。

《盲目的愛情》让王汉伦发了财，她心知此次成功大多是运气好，从影这些年，她见多了此中的种种不公和黑幕，饱尝委屈辛酸，她无依无靠，凭一己之力难以大展拳脚，于是见好就收，1931年后，她暂时息影另谋出路。她当演员时，发现演员都非常爱美，对国外的美容术推崇至极，看准这个商机，她师从法国美容博士学习美容术，不久，汉伦美容院在霞飞路（今淮海中路）和合坊口挂牌营业。王汉伦真是生不逢时，那时候，上海一片混乱，地痞流氓时常到美容院寻畔找茬，趁机敲诈勒索，王汉伦竭力容忍，在艰难中求发展，直到上海沦陷，敌伪主持的广播电台要王汉伦去作宣传，王汉伦立场坚定，绝不肯为伪政府工作，借口有病拒绝了，得罪了日本人，结果，汉伦美容院被迫关门。 在上海沦陷期间，王汉伦穷困潦倒，靠变卖家具和衣物维持生活。

1933年，王汉伦30岁，其时她已离婚十余年，十余年来，她一直忙于事业没有时间去考虑婚姻大事，现在事业一停，嫁人之心不由得萌生了出来，时局不稳，她境况亦不佳，找个依靠也是好的。这年秋天，她与杭州有名的风雅文士王季欢在天然饭店举行婚礼，为显郑重其事，她邀请著名律师章士钊证婚。这王季欢外表是君子，骨子里却是酒疯子，他对王汉伦初是百般热情，新鲜劲一过，打骂成了家常便饭，个性倔强独立的王汉伦哪里受得了这个委屈，迅速与王季欢离了婚。两次婚姻失败后，王汉伦心冷了，独身四十多年，直到去世。

解放后，王汉伦拍了几部戏，渐感力不从心，一来上了年纪，二来戏路变了，过去她以演反映封建社会的家庭伦理剧为主，现在要她演工农兵，戏路不合，只好作罢。

1978年8月17日，75岁的王汉伦在上海逝世，她没有子女，骨灰由外甥李家震安葬在位于苏州横塘的青春公墓。

她一生都在追求独立，除了父亲，她没有依靠过任何人，单枪匹马在乱世中打拼，她的人生悲剧是时代所铸，就她个人的奋斗精神和成就，依旧值得后人敬仰。

篇5：论柳永的悲剧人生

关键词：柳永;现实;矛盾;悲剧

词，作为中国古代诗歌的一种抒情诗体，是配合隋唐之际新兴的音乐“燕乐”而写下来的歌词，最初称为“曲子词”，别称长短句、曲子。其产生于唐，兴盛于五代，至两宋达到顶峰，上自唐下迄明清千余年间，词家辈出，然在文学史上争论之最大者，毁誉之最大者，当属柳永及其词作。这位在正史中未曾记载的词人，却在文坛上掀起了不小的**。有推崇备至者称其为北宋正宗，更有甚者将其词作与杜甫诗相提并论;有贬之极者称其为卑俗放荡，淫靡之音泛滥导致雅奏断绝。至今对于柳永的生卒年仍未有定论，据唐圭璋先生考证柳永生于太宗雍熙四年(约公元987年)或太宗雍熙二年(约公元985年)福建崇安五夫里人。原名三变，字景庄，好为艳冶之曲，仁宗临轩放榜，特绌之。后改名为永，字耆卿，于景佑元年(1034年)进士及第，因排行第七，又称之“柳七”。他自称“奉旨填词柳三变”并以“白衣卿相”自诩，是开北宋词之大家，婉约派代表人物。其一生仕途坎坷，穷困潦倒，出殡时，群妓合金葬柳七，轰动满城，之后每年清明节歌妓相约去祭祀，称之为“吊柳会”或“吊柳七”。柳永为何被世人冠以“风流浪子”其词又被称为“浅近卑俗”?为何从一开始就注定了其一生的悲惨结局?笔者从社会学、心理学角度加以考察分析。社会唯实论的代表人物迪尔凯姆认为：社会事实具有强制性、客观性和普遍性，大部分人类的意向，不是自己自然而然产生的，而是受外界熏陶、引导下生成的。个体存在于社会之中，其思想是经社会的塑造决定的，并不服从于个体之理性，这确切说明了社会环境、家庭环境对个体发展的深刻影响。

1 柳词文风之继承性

词一直被视为艳科，为“娱宾遣兴”的工具，题材多集中在离愁别绪、风花雪月等方面，与孔子主张的雅乐背道而驰，被称为淫靡之音。自晚唐五代以来，出现了大量的华丽香媚词句，词风脂粉气息浓郁。柳永《乐章集》213首词中关于描写歌妓作品的就有103首之多，其中《菩萨蛮》十四首充分体现了“花间鼻祖”温庭筠声律和谐之特色。尹鹗词云：“其写冶游，写情思，均分明如画，不避详琐，《柳塘》以为开屯田俳调，洵为知言”，由此可知，柳永的《乐章集》对《花间集》的词风题材得到了继承。《云谣集》作为唐代最具代表性的民间词集，其浅近鄙俚的词体为柳永提供了作词的蓝本，在此基础上柳永凭借超群的音乐天赋与文学才能，对词的声律句式加以革新突破。柳永以宋玉自居，《史记》卷八四《屈原贾生列传》云：“屈原既死之后，楚有宋玉、唐勒、景差之徒者，皆好辞而以赋见称”。从柳永《乐章集》中可以看出其铺叙展衍之功，其风流悲情正是继承了宋玉之风。

2 北宋政治经济发展的影响

北宋之初，为了加强其统治地位，杯酒释兵权解除武官的兵权，且优待官吏，赐良田钱财，让他们安于享乐，以此消磨锐气。宋太祖曾对当朝大官说：“人生驹过隙尔，不如多积金帛田宅以遗子孙，歌儿舞女以终天年。”①，于是大官们纷纷依旨奉行。处在太平昌盛的北宋时期，举国上下无不笼罩着奢靡、享乐的社会风气。上起朝臣下至百姓，皆热衷于写词唱曲，宴饮游乐，据陈师道《后山诗话》记载张先“多为官妓作词，而不及靓。靓献诗云：‘天与群芳十样葩，独分颜色不堪夸。牡丹芍药人题遍，自分身如鼓子花。’张子野于是为作词也”。在这种糜烂习气的熏陶下，对于柳永性格以及创作风格的影响可想而知，由此我们更容易的理解他为何毫不掩饰的`往返于妓馆的行为。

3 儒家思想的追崇

自“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后，儒家思想便成为了政教经典，其“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人生追求成为儒士追崇的理想人格。士人作为传统文化的传承者，决定了其与政治不可分割的必然性，“学而优则仕”成为读书人唯一的出路。柳永恰恰出生在一个“奉儒守官”的传统士大夫家庭，儒家思想根深蒂固，同许多士子一样，以考取功名作为自己安身立命之根本。真宗咸平五年(10)，柳永二十岁左右便离开家乡崇安到繁华的汴梁参加应试，然而一切并不尽如意，蹉跎了近三十载。宋仁宗景佑元年特开恩科，柳永借此机会进士及第，时年约五十岁，为官后的柳永，尽忠职守，曾被《大德昌国州图志》列为“名宦”，而被此书记为名宦者寥寥四人，柳永位列其中。足可见柳永在为官期间的政绩被世人称道，并非是一个空腹才情的词人。

4 个人原因

柳永天性浪漫，狂放不羁，出生于传统士族家庭，思想行为受到了儒家“克己复礼”教条的束缚。当他来到汴梁应试，这里繁华的市貌，无不吸引着这位好奇痴狂的少年，他的心如脱缰之马，肆意纵情于歌舞声色中。柳永从小便赋有卓越的才情，宋人杨《古今词话》中所载，有一《眉峰碧》一词，“柳永少读书时，遂以此词题壁，后悟作词章法。一妓向人道之。永曰：‘某于此亦颇变化多方也。’然遂成‘屯田蹊径’”，柳永自幼颇爱民间词，这也是其经常出没市井教坊，其词曲通俗的根源所在。当时的北宋笼罩在一片奢靡享乐的生活气息下，大部分文人士大夫阶层也擅于创作艳词媚曲，并且官员府邸有专门跳舞唱曲的官妓，为其宴饮助兴。然在儒家传统观念盛行的北宋，都以儒家“诗教”规范自己，克制自己的思想行为，不敢肆意张扬，偶有越轨，也都遮遮掩掩。对于一个生性狂傲，并且生活在这样一个繁华背景下的柳永，最终导致其被冷落于官场之外。据《柳七》记载吕夷简六十寿辰，派人向柳永讨词，曾作一首《江西月》，当吕夷念到‘纵教疋绡字难偿，不屑与人称量’，笑曰：‘当初裴晋公修福光寺，求文于皇甫，每字索绢三匹。此子嫌吾酬仪太薄耳。’当念到‘我不求人富贵，人须求我文章’，便怒斥曰：‘小子轻薄，我何求汝耶?’从此衔恨在心。然仁宗见之，亲笔批道：“柳永不求富贵，谁将富贵求之?任他白衣卿相，风前月下填词。”柳永因其恃才高傲的性格，断送了自己的仕途。马斯洛的需要层次理论认为：人在多种需要未能满足之前，首先满足的是迫切需要，只有在该需要满足之后，后面的需要才能起到激励作用。柳永一生漂泊不定，在其失意、煎熬的之时迫切需要栖息之地，以及被人欣赏理解的渴求。在北宋吟词唱曲的市井小巷，柳永只能寄情于秦楼楚馆，只有在那里他才能寻得自身存在的价值，柳永在自觉不自觉的意识中，被推向了风口浪尖，注定了他一生的悲剧色彩。

注释：①《宋史》卷二百五十《石守信传》，中华书局版。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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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唐圭璋，潘君昭.论柳永词[J].徐州师范学院学报，1979(3).

[3] 叶嘉莹.柳永及其词[J].南开学报，1982(3).

[4] 丰家骅.柳永思想评价刍议[J].学术月刊，1985(5).

[5] 曾大兴.柳永的生活道路与创作分期[J].中南民族学院学报，1986(4).

[6] 曾大兴.试论柳永的创作道路[J].齐齐哈尔师范学院学报，1987(1).

篇6：浅析贾宝玉的悲剧人生

张彩绘

【摘要】：《红楼梦》是我国古典文学的顶峰杰作，是曹雪芹“呕心沥血，披阅十载，增删五次”长期艰辛劳动才留传下来的艺术珍品。小说以贾宝玉和林黛玉的爱情悲剧为线索，展示了一个多重层次、又互相融合的悲剧世界。贾宝玉的人生悲剧，是由众多的人生矛盾形成的，原因比较复杂，时代的震荡、家族的衰败、思想的深刻矛盾等，都是构成其悲剧形象的重要因素。

【关键词】：悲剧；贾宝玉；成因分析；悲剧意义

《红楼梦》是我国古典小说中一部最优秀的文学巨著，是曹雪芹“呕心沥血，披阅十载，增删五次”长期艰辛劳动才留传下来的宝贵的艺术珍品。纵观小说始末，不管是小说情节还是小说中人物，大多都是以悲剧式结尾。有人说《红楼梦》这部小说是中国文学史上的顶峰，小说以贾宝玉和林黛玉的爱情悲剧为线索，赞美了自由爱情，描写了贾、史、王、薛四大家族的矛盾生活，解释了封建社会由兴到衰的必然规律，但是展示的却又是一个多重层次、又互相融合的悲剧世界。

艺术的创作都是来源于真实生活，小说中主要人物贾宝玉的原形来源于曹雪芹，这是一种公认的观点，所以《红楼梦》的悲剧性和贾宝玉的悲剧人生大概也与作者曹雪芹的人生经历有直接的关系。

贾宝玉是一个悲剧式的人物，曹雪芹笔下的贾宝玉是一个封建叛逆者的形象，性格“乖僻邪谬”，可以想象在正统封建思想的社会下，他的结局会怎样了。当然，贾宝玉的人生悲剧，是由众多的人生矛盾形成的，原因比较复杂。

一、曹雪芹的人生遭遇对贾宝玉形象塑造的影响

经众多学者专家考证，曹雪芹祖籍辽阳，先世原是汉族，后为满洲正白旗“包衣”人，其曾祖曹玺任江宁织造，曾祖母孙氏做过康熙帝玄烨的保姆，祖父曹寅做过玄烨的伴读和御前侍卫，后任江宁织造，兼任两淮巡盐监察御使，极受玄烨宠信。玄烨六下江南，其中四次由曹寅负责接驾，并住在曹家。曹寅病故，其子曹顒、曹頫先后继任江宁织造。他们祖孙三代四人担任此职达60年之久。曹雪芹自幼就是在这“秦淮风月”之地的“繁华”生活中长大的。雍正初年，由于封建统治阶级内部政治斗争的牵连，曹家遭受一系列打击。曹頫以“行为不端”、“骚扰驿站”和“亏空”罪名革职，家产抄没。曹頫下狱治罪，“枷号”一年有余。这时，曹雪芹随着全家迁回北京居住。曹家从此一蹶不振，日渐衰微。

另外，曹雪芹曾被匙空房三年，在这三年中写书《风月宝鉴》，据说是后来《红楼梦》的雏形，经历了生活中的重大转折和封建制度的残害,曹雪芹深感世态炎凉,对封建社会有了更清醒、更深刻的认识。他蔑视权贵，远离官场，过着贫困如洗的艰难日子。晚年,曹雪芹移居北京西郊，生活更加穷苦,“满径蓬蒿”，“举家食粥”。

从曹雪芹的家世中可以知道，他出身于富有官宦家庭，但最终结果却是没有官职，流落街头，并且生活穷困，“满径蓬蒿”,“举家食粥”。可以说，曹雪芹的一生就是一个悲剧，因此不免在塑造贾宝玉这个人物形象时，贾宝玉的悲剧人生就已经定型了。正如书中的石头，宝玉的来源，传说女娲炼石补天时，单有一块未有，将其丢弃，谁知此石自经煅炼之后,灵性已通,因见众石俱得补天,独自己无材不堪入选,遂自怨自叹,日夜悲号惭愧。虽然出身不平凡，却也是不得起用之才，也是一种悲哀吧。在贾宝玉身上，曹雪芹寄托了自己对人生太多的困惑和矛盾。宝玉选择爱情还是婚姻的过程，也许就是曹雪芹选择理想还是现实的过程。随着贾家的衰败，最后一个并不高明但很有效力的掉包计帮助宝玉做出了最后的选择，其实这也就意味着曹雪芹在生活压迫下不得不做出选择。这也是人生的一种悲哀吧。

二、贾宝玉人物分析

贾宝玉作为荣国府嫡派子孙，出身不凡，又聪明灵秀，是贾氏家族寄予重望的继承人。但他的思想性格却使他背叛他的家庭，他的叛逆性格的形成不是偶然的。小说充分描写造成他的性格的生活环境和他的具体境遇的各方面特点，深刻揭示了他性格成长的主客观原因。一方面，以男子为中心的贵族社会是那样虚伪、丑恶和腐朽无能，使他因自己生为男子而感到终身遗憾；另一方面，少女们的纯洁美好又使他觉得只有和她们在一起才称心惬意。他也曾被送到家塾去读《四书》、《五经》，但家塾的内容和风气是那样的腐朽败坏，那些循着这个教育路线培养的老爷少爷们是那样的庸陋可憎，他对于封建教育的一套，在感情上就格格不入。他很少接触做官的父亲，畏之如虎，敬而远之。家长从小把他交给一群奶娘丫鬟。那些围绕着他，各以一颗纯真的心对待他的丫鬟，才是他的启蒙老师。丫鬟们的深挚纯洁、自由不羁的品格感染着他，她们由于社会地位所遭到的种种不幸也启发着他。在贾宝玉的直感生活里，她们和那些以世俗男性为主的居于中心统治地位的势力，在每一点上都形成鲜明的对照：天真和虚伪，善良和邪恶，美好和丑陋。贾宝玉在这样的环境里，逐渐形成自己思想感情的爱憎倾向。

另外，贾宝玉是个半现实半意象化的人物。贾宝玉的性格特征就是警幻仙姑所说的：“天分中生成一端痴情。”他的“痴情”，不仅表现在对林黛玉的钟情，还表现在他对一切少女美丽与聪慧的赞赏，对她们不幸命运的深切同情。在大观园里，宝玉对女儿们关怀备至。如第三十回他看到龄官画蔷，就想到她“心里不知怎么煎熬呢？模样这么单薄，可恨我不能替你分些过来”。忽然一阵雨来，他首先想到的是提醒龄官避雨而忘了自己也站在雨中，身上淋湿了都不知道。

贾宝玉的叛逆性格以“似傻如狂”、“行为乖张”的形式表现出来。“囫囵不可解”的疯话、呆话，带着点孩子气的可笑的行为。作品着力描写了他性格发展成长的历史，他生活在罪恶腐败的贵族环境里，不可避免地沾染着一些贵族公子的恶劣习气和腐朽观念，这些坏的东西和他性格中好的倾向并存着。但随着生活中他所见闻的重大事件给予的刺激和教育，随着他在卷入现实矛盾时精神上所受的挫折和打击，他的思想品格里一些腐朽恶劣的东西就慢慢减少了，清除了。例如书中所说，宝玉特别讨厌四书五经和八股文章，可是全家人都竭力劝他、逼他去读经写文、谋取功名，后来就连林黛玉也在当时环境影响下劝说宝玉念四书写八股，但随着众多亲眷家人的再三劝导，随着封建时代历史潮流的不断影响，尤其是抄家后家业破败的境况下，这也就促使宝玉听从了宝钗要他用功读书，聊以安慰母亲遭抄家的那颗破碎的心，因而他就参加了考试，果真中举名列第七。但他赴考中举之目的并非为了想当官，只是仅仅为了使抄家后的贾府门庭再度生辉，以使母亲得到安慰。而后，就在他中举之日，便立即弃官出家、离尘为僧，贾宝玉的这一结局，符合其从来厌恶官场、厌恶仕途，始终不为封建统治者效劳的那种叛逆者的个性。

三、贾宝玉人生悲剧成因分析

贾宝玉的人生悲剧，是由众多的人生矛盾形成的，原因比较复杂。时代的震荡、家族的衰败、思想的深刻矛盾等，都是构成其悲剧形象的重要因素。

首先，贾宝玉的悲剧命运，与他的贵族家庭的衰败，乃至他的阶级的衰败有着必然的联系。在《红楼梦》所描述的封建社会中，封建贵族地主阶级日趋没落，政治上极度腐败。在第四回中，作者借门子之口，道出了护官符的作用，点出了贾、史、王、薛四大家族的黑暗内幕。他们上通朝廷、下结州县，“一损皆损、一荣皆荣”。而像贾雨村这样的封建官员，更是投机钻营、趋炎附势。“他的良心是写在‘护官符’上的”。这一切都揭示了封建官僚的腐败，更是预示了其从腐败到衰败的必然命运。贾府就是这个衰败的典型。《红楼梦》所描写的贾府已是由盛转衰的时节，家族内部已是“一代不如一代”。但就在这种情况下，其生活仍是穷奢极欲。一顿螃蟹是庄稼人一年的生活费，秦可卿死后光是棺材板就用了一千两银子。为了迎接元妃归省，更是大兴土木，造得“琉璃世界、珠宝乾坤”，连元妃本人都感叹“太奢华浪费了”。而可悲的是贾宝玉就出现在这样的一个时代。

在家族衰败的关键时刻，贾宝玉是最后一个有可能，也有条件实现金榜题名、家族振兴的人物。他是贾府的继承人，是贾家的希望所在，他应该走一条科举荣身之路，以便立身扬名，光宗耀祖。他也应该找一个“德言工貌”俱备的女子做妻子，主持家政，继续家业。贾政也正是按照这样的标准来设计和塑造宝玉的，但是他却力图挣脱家庭强加于他的名缰利索，要做个无拘无束、自由自在的“富贵闲人”，他“最不喜务正”，“不肯念书”，不愿走“仕途经济”的人生道路。在婚姻问题上，他也不愿考虑家族利益，不愿按传统道德的要求去做。这就与家族、阶级的需要形成了一对无法解决的矛盾。拒绝了封建家庭给他规定的生活道路，他便成了“不肖子孙”。与家族要求形成的格格不入之势，就注定贾宝玉人生的最终结局必将是悲剧的。

其次，思想的深刻矛盾使贾宝玉的形象充满悲剧色彩。贾宝玉生长在一个极度动荡的时代，此时整个家族，乃至整个社会都受到各种思想的冲击，在这样的背景下，他的思想是有着深刻矛盾的。一方面，贾宝玉的思想中有着许多不同于传统的东西，但同时，他的思想又与封建传统，与其所属阶级的意识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有着很多割不断的东西。

在贾宝玉看来“女儿是水作的骨肉，男人是泥作的骨肉，我见了女儿便清爽，见了男子便浊臭逼人”，这一点，极大地驳斥了封建传统中男尊女卑的思想。但在同时，他对不同身份的人，又能一视同仁。见了未婚女子便是“无价之宝”，见了已婚女子就又成了“鱼眼珠”；做官的都是“国贼禄鬼”，不做官的又都是奇士雅人了。此外，贾宝玉厌恶贾府男性主子的淫荡生活，同情鸳鸯、平儿的遭遇，然而他自己却在青天白日下与袭人“同领警幻所训云雨之事”，甚至当着王夫人，调戏金钏，导致金钏跳井身亡。他还强烈批评“文死谏、武死战”的道德信条，但是，他却从未否定君权与父权的威严。

这一切充分说明贾宝玉在冲破封建思想束缚的路上已走了很远，但他却始终难以割断同家庭、阶级、社会的联系，他的一切民主主义色彩的观念与维护本阶级利益的意识是共存的。这种思想上的矛盾对于贾宝玉而言是痛苦的，面对这种痛苦的矛盾，他既无法担当封建家族给他的天赋重任，也做不到一个彻底的叛逆者。最终，他只能选择逃避，选择到佛门中去求精神上的解脱，选择一个悲剧的了结。所以说，思想的深刻矛盾，也促成了贾宝玉的悲剧结局。

贾宝玉受时代的局限，找不到现实生活的出路，他要摆脱贵族社会桎梏，而又不能不依附贵族阶级。这就使他的思想性格具有悲剧性的严重矛盾。他否定封建主义社会秩序，但思想上并没有达到否定君权和族权亦即封建主义统治权的高度。一方面他步步发展自己的叛逆思想，完全倾向着被压迫者并且支持他们；他坚持着与林黛玉的爱情，迫切要求婚姻自主；其实这一切，都是凭借封建势力给予他的特权而产生的，他还不可能否定封建主义的统治。他所深恶痛绝的，正是他所仰赖的；他所反对的，正是他所依靠的。他无法与封建主义统治彻底决裂，又不可能放弃自己的民主主义思想要求。他的理想无疑是对封建主义生活的否定，却又十分朦胧，带着浓厚的伤感主义和虚无主义，这也正是贾宝玉悲剧人生之所在吧。

四、贾宝玉形象的悲剧意义

《 红楼梦》 是一部震撼人心的大悲剧。鲁迅曾说过：“悲剧是将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看《 红楼梦》的第一人物就是贾宝玉，在他看来，一切有价值的人都毁灭了，生活在这样的世界已经毫无价值，因而毅然决然走上“却尘缘”的道路。作者对其人生矛盾的描写和悲剧命运的安排，对贾宝玉而言，不能说是一个是完美的结局，但对《红楼梦》这部作品而言，却是有着积极意义的，是为了作品的完美。这个悲剧形象既是对社会悲剧的影射，也是表达作者创作意图的需要，更是曹雪芹本人的思想在作品中的集中反映。因为“《红楼梦》就是一部隐去真事的自叙”。

首先，作者通过对贾宝玉的悲剧形象的刻画，深刻的批判了封建社会的罪恶，揭示出封建家族自然枯萎的悲剧命运。作者曹雪芹成长的背景正是封建社会由盛转衰的时代，处在这个时代的封建贵族地主阶级，已逐渐没落，这种没落在曹雪芹的经历中留下了深深的印记，也就自然的流露在他的作品中。《红楼梦》正是通过对通过贾府“一代不如一代”的深刻描写展示了这种衰败。所以说，贾宝玉的悲剧首先就是贾府的悲剧，也就是整个封建贵族地主阶级的悲剧。贾宝玉的悲剧形象，揭示了这个阶级，这个社会不得不走向灭亡的历史命运。而这正是对这个社会、这种制度最为深刻的批判。

其次，作者通过创造贾宝玉这一悲剧任务的形象写出了自己对封建社会传统文化的强烈反思。这些反思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对“入世”思想的批判与否定，这也是贾宝玉的叛逆性格最为核心的内容，他反对“仕途经济”，把科举说是“沽名钓禄之阶”，将醉心仕途的人痛斥为“国贼禄鬼”，这种思想就是对儒家“学而优则仕”和“君子杀身以成仁”等封建教条的批判和否定，也是对儒家“入世”思想的批判和否定；二是对性别观念的批判，在古代中国的封建礼教思想中，夫权与君权、父权并为三纲，男性是高贵的，女性是卑贱的，然而，在宝玉的眼中，女子都是清爽的，男子都是浊臭的，这种“男贱女贵”的看法正是对封建社会“男尊女卑”思想的深刻批判；三是对儒、释、道的认识，贾宝玉在反对儒家思想的同时，也批判了道家与释家，批判其混盖庙、乱敬神的形式。贾宝玉的这些认识就其实质而言，应该就是作者曹雪芹借贾宝玉这一人物形象在经历了一番痛苦挣扎之后，当世界观陷入悲观的时候，对哺育他的封建传统道德文化所进行的反思。

最后贾宝玉的悲剧，尤其是爱情悲剧，也是曹雪芹对“才子佳人”小说陈旧模式的一种突破。在《红楼梦》创作之前，“才子佳人”式的爱情是小说创作的一个重要特征，在这些作品中，大都是男女一见倾心，然后经历一番斗争，最终“状元及第，奉旨完婚”。这类故事在小说发展的过程中不断演变，最终使小说完全成了一种公式化、概念化的作品，使其思想性和艺术性大大降低。而《红楼梦》中贾宝玉不是一个才富八斗，金榜题名的状元郎，而是一个“于国于家无望”的情痴，然而，这种爱情违反了传统道德的要求，也就违背了封建家庭给他们，尤其是给宝玉规定的生活道路。最终只能是一个凄美的悲剧。正如鲁迅所说：“自有《红楼梦》出来以后，传统的思想和写法都打破了”（《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所以说，贾宝玉的悲剧，实际上是作者对传统写法的一种突破，是小说思想性的一个极大突破。

总之，《红楼梦》中贾宝玉的悲剧不是一个简单的个体悲剧，它的产生有着极为复杂的主客观原因。应该说是他内在的悲剧细胞成就了外在的悲剧条件。同时，这个悲剧对于整个《红楼梦》以及创作者本人都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可以说，贾宝玉的悲剧就是贾府的悲剧，就是整个地主阶级的悲剧，是那个社会的悲剧，最后，它也是作者的悲剧。

【参考文献】：

[1] 袁行霈.中国文学史，第四卷[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8 [2] 罗宗强、陈洪主.中国古代文学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