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正式金融论文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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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篇：非正式金融论文范文

农村非正式金融对农民增收的作用机制研究

摘 要：非正式金融是农村正规金融市场的重要补充，农村非正式金融对农民收入增长的促进作用已被实证检验证明。文章从农村非正式金融动员储蓄、满足借贷需求、促进产业结构调整和优化资源配置等方面阐述了农村非正式金融对农民增收的作用机制，并对如何正确对待农村非正式金融提出了建议。

关键词：农村;非正式金融;农民增收

一、问题的提出

非正式金融由来已久。2011年，温州区域性金融问题的爆发，更使非正式金融、民间借贷受到前所未有的关注。那么，应如何正确对待非正式金融呢?

对于非正式金融的研究成果已有不少，但主要集中于非正式金融的产生根源、规模、利率决定、对经济增长的作用等方面，对于非正式金融与农民增收关系的研究并不多。如高艳(2008)基于1986—2006年的数据，对农村非正规金融与农民人均纯收入间的关系进行了计量分析，发现两者之间存在长期稳定的正向关系，但非正规金融对农民收入的促进作用短期不如长期明显[1];唐礼智(2009)以福建泉州为例，研究发现：农村非正式金融与农民纯收入间存在长期稳定的正向关系,且非正式金融在促进农民增收的效率上高于正规金融，非正式金融水平对农民增收的短期促进效应比长期更为明显[2]。现有的研究主要是构建计量模型实证检验非正式金融与农民收入的相关关系，但对于农村非正式金融对农民增收的作用机制却鲜有涉及。因此，本文试图研究其作用机制。

二、非正式金融的内涵及主要形式

对于非正式金融的定义目前国内外尚无定论。姜旭朝(1996)采用民间金融的概念，认为就是为民间经济融通资金的所有非公有制成分的资金活动[3]。张军(1997)认为，一个非正规的部门是相对于官方正规金融制度和银行组织而言，自发形成的民间信用部门[4]。谈儒勇(2001)则把金融体系中非正式的、未被登记的、未被管制的和被未被记录的部分称为非正式金融[5]。王曙光(2006)把非正式金融与民间金融等同，认为农村非正式金融是泛指采用非标准化的金融工具，通过正式金融机构以外的非官方监管的民间渠道，为农村的生产、经营和消费提供各种资金借贷或资金融通的形式及其活动。张宁(2003)将非正式金融区分为狭义、广义和标准义。狭义的非正式金融是指犯罪金融与违法金融，主要是指直接与现有法律法规相对抗的、对经济金融生活产生直接破坏性影响的金融活动，其基本特征是隐蔽性或形式的公开而实质的隐蔽性;广义的非正式金融是指官方或法定金融体系以外的未被法律法规认可的金融。它除了上述狭义的非正式金融之外，还包括：地下金融(非公开或秘密金融, 也称黑色金融/黑市金融/灰色金融)、民间金融( 局部半公开金融);非正式金融的标准义是指未得到法律法规及其他正式形式认可或直接认可的金融，它除了上述广义的非正式金融之外，还包括正式金融主体的未被法律法规正式或直接认可的金融、民间及官方的非正式金融主体的未被法律法规正式或直接认可的金融，以及暂未被法律法规认可的金融创新[6]。

我国农村非正式金融活动较活跃，参与主体多，借贷的主要形式包括基于血缘、地缘及业缘关系的民间私人自由借贷、地下私人钱庄、合会、农村基金会、典当行、民间集资、民间贴现等。

三、农村非正式金融对农民增收的作用机制

(一)动员农村储蓄，通过储蓄——投资转化机制促进经济增长和农民增收

金融抑制使农村金融资源匮乏，由于某些非正式金融的高收益性，一部分闲置资金受利益驱动流向了非正式金融市场，这样就动员和吸引了农村储蓄。非正式金融活动形成的财富示范效应，又会吸引更多的资金流向非正式金融市场，有利于更大规模投资资金的形成，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农村资金供求关系紧张的局面。国际上非正规金融动员储蓄的案例很多，如埃塞俄比亚的ROSCAS存贷款总额占该国国民收入的8%以上;喀麦隆的ROSCAS吸引了全国48%的储蓄。投资是经济增长的源泉，而储蓄是决定资本存量的关键因素，通过储蓄—投资转化机制的功能和作用，引导农户和农村中小企业将资金投向合适的领域，可以促进技术进步和农村经济增长，增加农民收入。

(二)满足农户和农村中小企业的借贷需求，有利于扩大投资和带动农民增收

一方面，农业经济活动的较大风险使农村正式金融机构向农户和农村中小企业贷款时的外生交易成本较高;另一方面，信息不对称、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问题产生了内生交易成本，农村正式金融机构往往把资金投入到国有经济领域，对农户和农村中小企业实施信贷配给，或直接拒绝其贷款申请。而农村非正式金融运作形式灵活，申请贷款手续简便，贷款期限可长可短，额度可大可小，违约率较低，其制度绩效要强于正式金融。另外，由于其自身具有独特的治理机制，有效地解决了金融市场中的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问题，使其具有可持续性，大大满足了农户和农村中小企业的借贷需求。刘莉亚等(2009)基于全国31个省(区、市)近1000个自然村的调研表明，有超过70%的样本农户从非正式金融渠道取得贷款，而仅有不到30%的农户从农村信用社或银行获取贷款[7]。魏源(2010)基于广东的调查也表明，被抽样的农户从非正式融资渠道获得的贷款约占60%，超过从正式金融机构获得的贷款[8]。

获得贷款后，有些农户用于满足生活性消费需求，平滑消费曲线，使消费优化，减少贫困，有些农户则用于维持和扩大生产，或从事新的投资领域，从而促进生产的发展，提高农户的收入和福利水平，形成良性循环。Zhu和Li(2007)实证研究了农业信贷对农户收入的影响，发现非正式金融有助于农业投资的增加和农户收入的增长，并能减少贫困，但对不同收入水平的农户影响不同，不能显著地促进最贫困和最富裕农户的收入增加，但能使中低收入的农户获益[9]。

农村中小企业获得资金支持后就具备了技术创新的物资条件，促进了中小企业发展，为农户提供了更多就业岗位，通过合理利用农村剩余劳动力，带动农村经济发展和农民增收。张希慧(2009)研究发现，非正式金融不仅在短期内对我国民营经济的发展具有支撑作用，而且这两者还存在着长期均衡关系[10]。

(三)有利于农业产业结构的调整，促进农民增收

传统种植业经济效益低，资金的趋利性使得通过农村非正式金融形式筹集的资金更多投入到畜牧水产业及农产品加工业等经济效益相对较高的农业产业部门，而投入种植业的比例较少。另一方面，投入农村中小企业的风险投资成为促使高科技成果转化为生产力且使之产业化的重要途径，促进了农业产业结构的优化调整。调整农业产业结构又会促使农民转变生产方式，在农村非正式金融资源持续增加的支持下，会大大缩短农村依靠自身的缓慢积累提高农民收入的增长的历史进程，加快农民收入增长。而且农村劳动力中从事非农业的人口越多，农民收入的增长越快。

(四)提高了资源配置效率，促进农村金融发展，提高农民收入

金融体系的主要功能就是动员和配置资金，一个运转健康的金融体系在于储蓄能最大限度地转化为投资，这就要求金融资源配置效率要高。我国农村正式金融体系经常把资金错配给国有经济，金融资源配置效率低下。由于非正式金融市场利率水平较高，资金的逐利性使它向最有效率的领域配置，弥补了正式金融资金供给的不足，在一定程度上纠正了正式金融的错误配置，促进了储蓄向投资的转化，提高了资金使用效率和金融资源配置效率。

非正式金融发展形成了与正式金融的互补效应，改善了金融资源非均衡分布，使农村金融市场形成竞争性机制，在一定程度上促进整个农村金融的发展，而金融发展使农村经济发展，提高农民收入。

四、树立正确的农村非正式金融发展观

(一)辩证看待农村非正式金融的负面效应

任何事物都有两面性，农村非正式金融也有它的负面效应，这里只考虑其对农业、农民、农村的负面影响。第一，利率较高的非正式金融使得一些农民背上了沉重的债务负担。由于高利贷的利率很高，借期较短，但农民的收入来源单一，农业收获周期长。这样一些借贷者就拆东墙补西墙，债务负担越来越沉重。第二，加速农民收入两级分化。在农产品价格不变的情况下，农民的收入是稳定的，在支付利息之后实际的收入可能下降，因此贫困户越变越贫困，而放贷人逐步成为农村的食利阶级。第三，阻碍了农村剩余资金对农业的投入。高额收益使先富的农民将资金投放在放贷上，这减少了对农业的投入。这样长期下去，对农业的可持续性发展产生不利的影响。第四，不利于农村金融市场的稳定。农村非正式金融在组织方式、业务经营、内部管理、监管机制等方面都不规范，存在隐蔽性、高利率、高风险等弊端，扰乱了正常的金融秩序，一旦放贷者投资难以收回，必然引发金融市场的动荡。第五，不利于农村社会的稳定。放贷者可能利用债权人的身份迫使借贷者在农村干部选举中支持他们或其代理人，在获取政治地位后他们反过来用权力获取经济利益，甚至控制整个村庄的事务。这大大破坏了农村民主制度的建设，造成农村管理的混乱，为农村工作增加了难度。

(二)区别对待各种农村非正式金融形式

自由借贷是一种发生在亲戚、朋友、乡亲、邻里等熟人网络之间的借贷关系，一般数额较小，期限较短。亲友之间的自由借贷大部分属于非营利的低息乃至无息贷款，以满足农民建设房舍、婚丧嫁娶、子女上学、医疗等基本生活必需，是一个处在人情关系和血缘关系中的“社会人”规避生活风险的理性选择，应不予干预。大量针对发展中国家或欠发达地区的调研表明，在农村非正式金融市场上，很高比例的借贷为低息借款。非亲友之间的自由借贷多以营利为目的，主要用于生产投资，可促进农民增收，但是对于这类借贷应区别对待，引导、鼓励其采取比较规范的契约形式，利率应符合国家政策规定，防止高利贷的蔓延。

合会是基于亲缘、地缘等关系形成的带有互助合作性质的群众自发融资形式，是我国东南沿海发达地区的民营中小企业和农户的重要融资渠道，也为资金富余者提供了一条高收益的投资渠道，但由于其运行缺乏有效监管，仅仅依靠自律和信用维持，一旦有外部诱因刺激，合会就极其容易演变为投机行为。

私人钱庄是在合会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具有类似银行功能的、专门从事资金交易活动的金融组织，但比合会在更大范围内吸收存款，资金交易规模更大。近年来，有些地方的钱庄开始涉足银行中间业务领域，如出现了专门从事票据贴现的地下钱庄，还有一些钱庄专门从事倒卖外汇和洗钱等非法交易。必须理性区分私人钱庄不同业务的性质和其产生的根源，采取以“改”为主、以“堵”为辅、“堵改”结合的综合治理方法，使地下钱庄自觉分化，然后分而治之，使其随着金融体制改革的深化逐步融入正式金融体系。

农村合作基金会是一种合作制集体经济组织，创办的初衷是管好、用好农村集体资金，但后来广泛涉足金融市场，并采用高息揽储等不正当竞争手段，扰乱金融秩序，最终被国家在1999年取缔。

民间集资在改革开放初期孕育了债券、股票等金融资产的初始形态，也创造出合作制和股份制的萌芽，对于我国金融业的发展起过重要作用。但目前我国民间集资尚处于无规矩可循，许多集资单位乱集资，给社会上利用集资行骗者以可乘之机，扰乱了正常金融秩序，给广大参资人造成无可挽回的经济损失。因此，对非法集资应坚决取缔。

高利贷在我国当前农村地区并不是非正式金融的普遍形态，极少数的赤贫农民为了解决眼前的生计问题，在农户的亲戚朋友都贫穷且无法取得国家信贷的情况下，不得不求助于高利贷，但是高利贷的存在影响了社会治安，严重扰乱了国家金融秩序。一些高利贷发放者为追讨债务往往不惜动用非法手段，甚至出现了一些带有黑社会性质的地下追债公司。一些债务人因无法还债被迫走上绝路，甚至走向犯罪道路，因此对高利贷应严厉打击，防止黑色金融组织渗透和控制农村非正式金融。

(三)规范发展农村非正式金融

农村非正式金融内生于农村经济内部，是正式金融的有益补充，必须进行规范和引导，将其塑造成为农村金融市场规范的合作金融机构，鼓励其与正式金融以及准正式金融机构竞争，填补农村金融市场的空白领域，促进农村经济的快速发展。第一，设立非正式金融机构准入标准，只有达到监管标准，才允许其进入农村金融业，创办合规的农村金融机构。第二，加强非正式金融立法，为农村非正式金融构筑合法的活动平台，以规范、保护正常的非正式金融形式。第三，建立非正式金融的监管机制和危机预警机制，加强对非正式金融的管理和统计监测，以保证宏观金融调控体系的正常运转。第四，建立多种类型的信用中介机构，为非正式金融提供个人征信、法律咨询和担保服务，支持和引导非正式金融的规范化运作。

(责任编辑：张恩娟)

参考文献：

[1]高艳.农村非正规金融对农民收入增长支持的实证分析[J].南京财经大学学报，2008(2):26-28.

[2]唐礼智.农村非正规金融对农民收入增长影响的实证分析——以福建省泉州市为例[J].农业经济问题，2009(4):76-79.

[3]姜旭朝.中国民间金融研究[M].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96.

[4]张军.改革后中国农村的非正规金融部门：温州案例[J].中国社会科学院季刊(香港)，1997(秋季卷).

[5]谈儒勇.非正式金融批判的批判.甘肃社会科学[J].2001(1)：42-43.

[6]张宁.试论中国的非正式金融状况及其对主流观点的重大纠正[J].管理世界，2003(3).

[7]刘莉亚等.农户融资现状及其成因分析——基于中国东部、中部、西部千社万户的调查[J].中国农村观察，2009(3):2-10.

[8]魏源.广东农村民间借贷调查及民间信用发展的启示[J].财经问题研究，2010(8):59-64.

[9]Zhu Xi, Zi-nai Li. Heterogeneous Impact of Farmer Credit: An Empirical Investigation Based on IVQR Model[J]. Systems Engineering Theory & Practice，2007,27(2):68-75.

[10]张希慧.民间金融与我国经济增长的实证分析[J].湖南社会科学，2009(1):204-206.

作者：曾艳

第二篇：农村非正式金融存在的原因及发展前景探讨

摘要：当代，非正式金融对整个金融体系以及宏观经济的积极作用，决定了其存在具有客观必然性，证明了非正式金融内生于经济发展，在很长一段时期内不会被正式金融的发展所取代，它的存在也有利于农村金融业的市场化发展，但需要采取措施以推动其进一步发展和完善。

关键词：农村;非正式金融;正式金融;发展前景

研究我国农村金融，不能忽视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就是农村非正式金融。农村非正式金融，是指处于国家金融监管当局监管之外，不受法律法规认可和规范的发生在农村地区的零星、分散的金融，是相对于正式金融而言的。2004年以来，受多种因素的影响，我国非正式金融市场融资趋于活跃。据国际农业发展基金的一份研究报告指出，中国农民来自民间金融市场的贷款大约是来自正式金融市场的四倍。在民营经济发达的温州、福建、广东地区，民间借贷十分活跃。鉴于非正式金融的比较优势，对于金融体系和宏观经济健康完善的有利作用，央行于近年已认识到非正式金融的重要地位和作用，并给予了积极的肯定和政策扶持。央行发布的《2004年中国区域金融运行报告》一改往日对民间金融的抑制政策，对其作出合理的评价：“民间融资具有一定的优化资源配置的功能，减轻了中小民营企业对银行的信贷压力，转移和分散了银行的信贷风险。”

一、非正式金融产生的原因及其必然性

1.中国传统文化背景是非正式金融根植的土壤

在西方契约社会中，经济主体之间按照一定的制度、法律、规范办事，便于人们之间的交易范围扩大到陌生人群体之间。而在传统中国社会中，人们更依赖于彼此熟悉信赖的熟人关系网。这表现在信贷行为上，必然是先寻求人情信贷，其次才是官方信贷。缘于大家相互知根知底，在地缘范围内农户是非常讲信誉的，发生互相欺骗的概率极低。有一项调查显示非正式金融履约率保持在80%以上。信誉的出现是因为人们谋求长远利益而愿意放弃眼前利益的结果。如果只有一次交易，不论对方选择诚信还是欺骗，农户的最优选择都是欺骗。一次性博弈的当事人是没有建立其信用的激励的。因此这点可以解释当交易主体扩展到陌生人层次，或者说农户与正式金融之间的交易，原来诚信的农户就会不讲信誉。原因主要是与陌生人的交易在传统农户看来是一次性博弈，而一次性博弈最优的策略就是选择欺骗，从而使自己利益增加。对于一个地域内的农户，由于双方交易不止一次，而是重复博弈，农户如果在第一次交易就选择欺骗，就等于自断后路。乡土社会有着天然的信息优势，信息的传播速度极快，一次违约就会造成在未来达成交易的概率极低，欺骗的成本极高。他会因为欺骗给家族声誉抹黑，承受舆论打击、暴力和群体惩罚。

2.缺乏良好的金融生态环境是形成非正式金融的制度性成因

正式金融基于交易成本和国家产业政策的考虑，往往倾向于服务经济实力较好的大企业，特别是国有企业，一方面有利于满足国家政策需要，同时也有利于自身经营目标的实现。而对于广大分散的农户，中小型民营企业，对其的信息收集成本高昂，缺乏合适的抵押品或担保，以及抵押品拍卖市场，风险较大，一般拒绝贷款。而对于农户而言，作为理性经济人，面对正式金融的贷款手续繁杂，门槛高等现实，基于交易成本考虑，也会转向民间借贷。相反，非正式金融对农户，中小企业的资信状况、偿债能力、资金投向等信息比较了解，可有效解决信息不对称问题。而对于那些信息交流不充分的客户，非正式金融会制定一个较高的市场利率(一般高于官方利率)来规避交易风险。

3.现有正式金融有效供给严重不足是形成非正式金融的“催化剂”

随着金融改革，迫于经营压力，四大国有商业银行收缩农村地区的金融机构，基本取消了县一级分支机构的放贷权，只保留了吸储功能。邮政储蓄之前只存不贷，大量资金流向城市，导致农村金融的资金支持减弱。农信社是主要为农业生产发放贷款的正式金融机构，挂着合作的牌子，实质上商业化运作，资金非农化倾向严重，有的成为地方政府的小金库，信贷资金财政化，加上历史上遗留的原因，自身经营管理不善等原因，农信社亏损严重，支农效益低下，不能满足现存农村融资需求;政策性的农业发展银行只对国有粮棉油企业的粮棉购、销、储和粮棉流通的信贷资金服务，不存在对农户的直接服务。据调查，现在很多农户贷款主要为了满足非生产性需求，如嫁娶、建房等，这些资金需求很难从正式金融机构得到满足，从而转向非正式金融。另外，官方对正式金融的市场准入限制严格，实行利率管制，也造成了供给的不足。

4.生产力发展的不平衡性、多层次性，客观上决定了金融制度的多层次性

如果统一搞政府认为是先进的但却不适合实际经济发展状况的制度，那样只会适得其反。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应生产力发展是铁的规律。非正式金融于正式金融是优势互补，相得益彰的，而不是互相排斥的。它不是一种短期的过渡性制度安排，不会因为正式金融的发展而被取代。只不过在经济较发达阶段，其运作和管理水平更高一些罢了。在美国、日本等一些发达国家中，相当一部分居民要通过小额信贷公司、私人借贷渠道融资就是明证。

5.充裕的民间资金成为民间借贷的供给源

由于经济的发展，很多农民收入得到很大提高，手头有了富余资金，需要追求较高回报率的投资，而银行存款利率较低，民间利率高涨，一些人利用自己的地位、权势、人情关系、声望，从事放贷活动，获得利润。在农村乡土社会结构，这种投资相对于投资私营企业、房地产、股票、债券等，贷款还款率高，风险要小得多，而且操作方便，不失为一种理想的选择。

二、非正式金融的利弊分析

非正式金融作为诱致性制度变迁的产物，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不被官方认可和支持，说明它自身存在一定的缺陷，比如它是在地缘小范围内进行金融交易，规模不经济，一旦扩大交易范围，原先具有的信息优势、信誉优势不复存在，资金供给方在收集对方信息方面成本加大，风险加剧。资金需求方也面临风险无法通过多样化投资来分散。服务品种单一，不能满足客户的需求。一些民间投资人大量从正式金融机构贷款后又放贷，这种体系外的资金循环会对国家的货币政策产生不利影响。缺乏相关法律法规约束，又处于国家的监管之外，民间的高利贷活动、非法金融，都会对金融秩序造成冲击，甚至引发社会安定问题。

这些负面问题是存在的，但我们不能因噎废食，而是更应该去发展它，完善它。非正式金融自身包含的比较优势及其对经济发展的功效就是明证。一是非正式金融在广大农村地区为农户、中小企业提供了巨大的资金支持，这种资金支持恰恰是正式金融所不能提供的，弥补了当地资金缺口，促进了当地农村经济的发展。二是非正式金融不像正式金融那样要求有严格的抵押品和担保，这对于农户、中小企业缺乏合格的抵押品、担保的特点是天然吻合的，所以它更契合农村地区经济发展。三是非正式金融是建立在彼此熟悉的关系基础上的，信息传递速度极快，这种信息机制决定了民间融资的违约率极低。四是非正式金融的交易成本远远低于正式金融，没有庞大的机构和人员，经营成本低于正式金融，效率优势明显。五是非正式金融的产权关系明晰，减少了机会主义行为。六是非正式金融的利率随市场供求状况、交易对方的资信状况等自由决定，更有利于资源的优化配置，降低金融风险，有利于正式金融据此制定科学的利率。七是非正式金融的存在和健康发展，会对正式金融形成竞争压力，迫使正式金融改善经营管理，提高服务质量，进行金融创新，从而使整个金融体系得以完善。

三、发展非正式金融的政策和建议

1.制定规范非正规金融的法律法规，将其纳入国家监管体系内。明确对非正式金融机构的市场进入和退出、经营范围、财务制度等细则做出规定。降低农村金融组织进入门槛，鼓励外资、民间资本参与农村金融。加强对农村金融犯罪的执法力度，对高利贷可采取征收高税率的办法加以克制。科学鉴定民间融资与高利贷、非法金融的界限。建立以政府监管、行业内控、行业自律相结合的监管体系。

2.积极探索有效的信用担保体系和信贷担保的新途径。组建中小企业贷款担保基金，专门为企业提供贷款信用担保，不从事其他金融业务。由政府、金融机构和企业三者共同出资。还可以建立会员制的互助担保机构，互助担保、个人担保和企业担保相互结合。鼓励现有的担保公司业务向农村地区延伸，为农村地区融资提供担保服务。成立农民贷款协会。推动土地产权制度改革，探索将农地使用权作为抵押物，同时要配套解决好农户不能还款的后续工作，解决其后顾之忧，组织农民工向第二三产业转移。

3.积极发展农业保险，分散金融风险。2007年中央“一号文件”《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积极发展现代农业扎实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若干意见》指出，积极发展农业保险，按照政府引导，政策支持，市场运作，农民自愿的原则，建立完善农业保险体系。扩大农业政策性保险试点范围，各级财政对农户参加农业保险给予保费补贴，完善农业巨灾风险转移分摊机制，探索建立中央、地方财政支持的农业再保险体系。鼓励龙头企业、中介组织帮助农户参加农业保险。

4.进行金融服务、产品创新，金融机构创新，发展民间小额信贷公司、民间银行等新型农村金融机构。2006年2月13日，金融体系改革以来，内地首批民间小额信贷公司日升隆和晋源泰在山西平遥正式营业，集中向农户、中小企业提供贷款，随后各地纷纷效仿建立此类金融组织。这有利于民间金融逐步规范化。专家认为，小额信贷公司的成功运营，是为随后即将建立的民间银行探路。另外，农村非正式金融应保持适度规模，过大可能导致原有优势的丧失。

参考文献：

[1] 孙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新制度经济学的比较分析[J].高校理论战线，2002，(3).

[2] 张杰.农户、国家与中国农贷制度：一个长期视角[J].金融研究，2005，(2).

[3] 谢平，徐忠.公共财政、金融支农与农村金融改革[J].经济研究，2006，(4).

[4] 杨莲娜.当前农村非正式金融的运行状况及发展前景[J].财经科学，2005，(4).

作者：胡　颖

第三篇：金融缺口、非正规金融与农村金融制度变迁

摘要：本文在对国内外有关农村非正规金融进行理论综述基础上，运用制度变迁理论对我国农村金融缺口产生的原因、非正规金融的演变与农村金融制度变迁进行探讨。文章认为，我国农村金融缺口是正规金融功能性缺失和国家长期金融抑制政策共同作用的产物。金融缺口产生了获利机会，而非正规金融的存在是对这一利润机会的理性回应;我国农村非正规金融的形成和发展以及金融制度变迁是诱致性制度变迁与强制性制度变迁协同发展的必然结果，而不仅仅是一种诱致性制度变迁过程。农村金融制度变迁是一个我国经济转轨过程中经济基础演变引发国家对金融制度重新思考的过程。

关键词：农村金融缺口;非正规金融：制度变迁

一、引言

非正规金融是一种因未得到现有金融政策和法律支撑而游离于现有金融体制和制度安排之外的具有强烈的市场化、自由化、隐形化色彩的体制外金融活动。在我国经济转轨过程中，非正规金融的存在有利于缓解农村资本形成不足的问题，推动农村经济增长。非正规金融与正规金融并存是发展中国家乃至美、日等发达国家的普遍现象，我国农村信贷市场同样存在典型的“金融二元结构”。

近几年，致力于重新解释和探究非正规金融现象已经成为发展经济学、制度经济学、信息经济学以及契约理论的重要内容。一是研究非正规金融现象产生的体制性根源和内生性。非正规金融的产生和发展是现有正规金融制度滞后于现实和潜在需求的客观产物，非正规金融是对转轨经济中政策扭曲和金融抑制的理性回应。Stiglitz和Weiss的均衡信贷配给模型为我们从信息经济学角度理解非正规金融形成的内生性提供了理论框架。二是运用博弈论和契约理论等分析工具考察非正规金融交易契约的治理机制。林毅夫、孙希芳认为，信息不对称造成的事先的逆向选择和事后的道德风险问题是非正规金融广泛存在的根本性原因，金融监管和金融市场的不健全只是强化因素。史晋川等对非正规金融的兴起和发展给出了一个博弈论解释，即非正规金融现象实质上是各种利益制衡的结果，是政府部门、原有金融机构以及各种经济成分及企业家、社会公众相互博弈选择的结果，其背后体现的仍是人的自利动机和来自各方面的约束条件的不断冲突与融合的过程。三是考察了非正规金融交易的市场特征和利率形成机制。

国内外对非正规金融制度演进与农村金融制度变迁的研究不多，且大都从诱致性制度变迁出发，忽视了政府强制性制度变迁在农村金融制度变迁中的重要作用。本文认为，我国农村非正规金融的形成与发展是农村金融制度不均衡的必然产物，这种非均衡性主要表现为正规金融制度的功能性缺失以及政府长期的金融抑制政策。金融制度的非均衡性是产生农村金融缺口的根源，金融缺口则产生了获利机会，这为非正规金融(相对于正规金融制度，它本身就是一种创新型的制度安排)的产生提供了市场空间，为金融制度创新提供了激励，非正规金融的存在是对这一利润机会的理性回应。我国农村非正规金融的形成和发展以及金融制度变迁是诱致性制度变迁与强制性制度变迁协同发展的必然结果，而不仅仅是一种诱致性制度变迁过程。

二、农村金融缺口、金融抑制与非正规金融

随着农村市场化改革的深入和农村经济的快速发展，农村正规金融难以满足农村经济发展对金融服务多元化的需要，农村金融缺口不断增大，在市场期望和需求催生下，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以农村民间金融及合作基金会为代表的农村非正规金融迅速崛起，为农村社会与经济发展提供了有力的金融支持。

众多调查研究表明，在中国广大农村地区，非正规金融非常普遍。《发展中国家的非正规金融市场》(Monti-el，Richard Agenor等，1994)一书中估计，中国的非正规金融占贷款总量的33%～67%。Kellee Tsai认为我国乡村非正规信贷约占正规信贷总量的25%，非正规金融交易参与率占总人口的20%左右。WAD的研究报告也指出，中国农民的信贷需求主要依赖于非正规金融，其从非正规金融渠道贷款的规模大约相当于来自正规金融机构的四倍。据陈锡文研究，中国2.4亿个农民家庭中，大约只有15%左右从正规金融机构获得贷款，85%左右的农户要获得贷款基本上都是通过民间借贷来解决。温铁军对我国东中西15个省24个县41个村的调查发现，民间借贷发生率高达95%。何广文等的调查也发现农户贷款中来自民间借贷的比重高达75%;农村固定观察点办公室的调查显示，2000年每个农户累计借入款中来自民间借贷的约占68.8%，私人借款中有息借款的比重高达47.7%。

尽管我国农村非正规金融的组织形式、发展规模等存在着明显的地区差异，各种统计口径所得出的研究结果也不太一致，但我国非正规金融的普遍性已是不争的事实，这很大程度上却隐含着农村正规金融的严重缺失。究其原因，我国农村金融缺口是正规金融功能性缺失和政府长期金融抑制政策共同作用的产物。

(一)农村正规金融的功能性缺失

正规金融功能性缺失是导致农村金融缺口的直接原因。与农村经济相对应，农村金融具有自己的鲜明特征：农业基础设施投资多属长期性投资;农业金融短期信用对象是众多小农户或农作物，贷款额度小、种类多，而且业务对象分散，地域分布广;农业生产规模效益小，平均利润率低;农业金融资金周转时间长，风险高，资金运用缺乏规模效应，贷款对象数量多且分布广，贷放成本高，融资收益率低。农村经济金融环境中存在的特殊风险，加之农村人口相对贫困，储蓄不足，大规模的金融中介和金融市场缺乏存在的基础，正规金融机构在农村地区的经营往往无利可图，使得正规金融机构不愿在农村开展金融业务，农村的金融服务严重不足。现实情况表明，更多的正规金融机构往往在农村吸收存款，把大量农业剩余转化为储蓄，进而把资金转移到城市发放贷款而盈利。瞿照艳等通过分析农村信用社的存贷差和邮政储蓄机构在农村吸收的存款，测算出，1978-2001年农村资金净流出7196.3亿元，如果再考虑农村资金通过农业银行等国有银行流出的情况，实际上自1978年以来，农村资金通过金融渠道的净流出要大于9842.3亿元。因此正规金融供给短缺即金融缺口最容易发生在农村地区。

正规金融的缺位为非正规金融的产生创造了条件。杜朝运等人的研究指出，由于渐进式改革要求正规金融部门必须首先保证国有经济的资金需求。另外，在农村地区，非公有制经济部门数量多、规模小，从而需求面广、需求金额不大，若正规金融部门扩展其原有的服务内容，需要支付的网点建设，信用评估、贷款使用监督等成本相应地需要大幅度提高，从成本收益角度分析，正规金融部门所付出的成本可能远超过所能得到的收益，基于此，农村非公有制经济部门就往往被隔离在正规的信贷市场之外。正规金融与非正规金融总是存在各自的效率

边界。

在正规部门无法顾及农村非公有制经济时，他们只能从官方正规金融之外寻找融资途径，非正规金融应运而生。与分散的、小规模的、兼业经营的小农经济相适应，非正规金融可以有效避免正规金融机构手续繁琐且须抵押等交易成本过高的问题，而且非正规金融借贷数额自由，期限灵活，投向自由，交易方式比较隐蔽，适合农户的心理习惯。

(二)农村长期金融抑制政策的制度性缺失

政府对农村金融实行长期的金融抑制政策是非正规金融产生的制度性原因。易秋霖和郭慧认为，在我国除去那些非法的非正规金融形式，如地下经济中的现金交易等，可以说非正规金融的主要根源在于金融管制。这些金融管制主要包括：对信贷额度的计划控制、对存贷利率的计划控制、对设立非公有制金融机构的限制、对向非国有制企业贷款的限制、对银行金融领域的限制等。政府处于纠正市场失灵或弥补财政赤字的需要，也会采取金融抑制政策。金融抑制政策往往会造成存贷利率过低、社会资金配置低效率以及资金供给与潜在需求量之间出现巨大差额等后果。我国农村金融市场几十年来一直存在严重的金融抑制现象，资金管理的落后及资金配给的低效率造成中小企业或乡镇企业等非公有制部门被排斥在正规金融市场外。

江曙霞认为，中国的“地下金融”是为克服相对滞后的金融体制改革的缺陷而产生的，它旨在改变原有资金流动格局，是由中国的金融二元主义制度安排、金融抑制造成的。长期的金融抑制政策压缩了我国农村金融制度集合，而我国非正规金融制度本身就是创新的制度安排，对现有的制度集合的一个补充。

由于一些发展中国家的政府为了推进工业化，往往对金融部门采取金融抑制政策。金融抑制政策不但导致金融体系发展的不充分，而且还会导致许多部门发展面临严重的金融短缺。

在计划经济时期以及改革开放后很长一段时间，我国实施优先发展资本密集型重工业的赶超战略，在资本稀缺的条件下，这种战略内生决定了金融资源配置上的城市偏向行为，农村金融机构只是动员农村储蓄，以为城市工业化提供资金的一个渠道，国家对农村金融的控制是赶超战略下必然的逻辑结果。国家以金融剩余的形式对农村经济剩余的切割和转移，构成了改革以来中国农村金融制度变迁的一个鲜明特征。总的说来，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中国农村改革，一方面是国家集中控制农村社会和经济活动的弱化，另一方面是农村社区和农民私人所有权的成长和发展，但在农村金融领域，国家并没有退却。

一直以来，国家在金融市场上实行利率管制政策，这促使正规金融普遍实行信贷配给，这种金融资源配置方式是一种“被约束的帕累托效率”，降低了配置效率，而农村非正规金融的存在有利于资本形成，减少了资金缺口，降低了信贷配给比率，提高了资金的配置效率与使用效率。

由此可见，中国农村金融市场出现的严重金融缺口、资金配置的低效率是正规金融机构的功能性缺失和我国长期实行金融抑制政策共同作用的结果。

三、非正规金融演进与农村金融制度变迁的逻辑思考

制度经济学认为，制度创新、制度变迁是制度均衡不能维持的情况下发生的，制度不均衡将导致为获得潜在利润的制度创新行为，从一个历史时期来看，一个个的制度创新交错进行便构成制度变迁。制度不均衡伴随着获利机会的出现，为得到由获利机会带来的利润，而最终导致制度创新，但是，制度结构(包括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是由一个个具体的制度安排构成的，因此，“一个特定的制度安排的不均衡就意味着整个制度结构不均衡”，一个社会中一定时期中的制度都是紧密相连的，一个特定制度安排的变迁也必然引起其它相关制度安排的不均衡。就制度变迁的形式而言，主要包括市场诱致性制度变迁和政府强制性制度变迁。市场诱致性制度变迁指一群(个)人在相应由制度不均衡引致的获利机会时所进行的自发性变迁，强制性制度变迁是指政府为追求租金最大化和产出最大化目标而对现有制度安排进行变革的过程。

(一)非正规金融的产生与市场诱致性制度变迁

强大的制度需求是诱致性制度变迁的源泉。影响制度变迁的需求因素提供了进行制度变迁的潜在收益，而影响制度变迁的供给因素降低了进行制度变迁的成本，二者共同促成了旧制度向新制度转变。从制度变迁的主导因素看，在诱致性变迁中，制度需求是主导性的，而制度供给是适应需求而提供的。在制度不均衡的条件下，经济主体发现潜在利益并采取行动，对现有资源进行重新组织并努力创造条件以降低制度变迁成本，进而使得适当的制度能被供给出来。

诱致性变迁一般由民间发动，也可能由政府发动，但这种变迁都以微观主体的制度需求为基础，有广泛的社会经济基础，不同的利益集团虽也有不同看法，但适应这种需求推动变迁无疑能获得更大政治支持，而反对者即使能从中获得一定经济利益，但只有当经济利益所得超过政治利益损失时，才可能采取行动阻挠变迁，因而诱致性制度变迁面临的阻滞成本较小。

诱致性变迁的实现是微观主体对制度变迁的利得与利失进行比较的产物，只有利得大于利失时，经济主体才有激励实施制度变迁。从单个主体角度看，经济主体预期收益大于实施成本;从组织角度看，集体行动是多方自愿参与的产物，因而行动的结果必然是一种帕累托改进。

我国农村以家庭联产承包制度为主要内容的农村经济体制改革，促进了经济的高速发展，以及我国促进农村乡镇企业等非公有制经济主体的政策，农村金融制度所依存的经济基础发生了根本性的变革，促使了农村经济主体的多元化与对金融服务的多元化需求。而农村正规金融却存在业务相对萎缩，经营不善和农民贷款困难等问题，正规金融供给的制度性和功能性缺失已不能完全适应农村经济发展的实际需要。相对于分散的、多层次的农村金融需求而言，农村正规金融的基本制度特征是官办性、垄断性或集中性。从制度变迁看，其主要表现是政策性金融弱化、商业性金融退化、合作性金融异化。农村金融制度与农村经济发展的不和谐产生了获利机会，这种获利机会为非正规金融的形成(一种适应农村经济新形势的制度创新)打下了坚实的市场基础。

我国非正规金融是在我国经济多元化发展格局和正规金融机构信贷资金局部供给缺位并存的双重特征下逐步发展起来的。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村金融制度一直蕴含着经济体系内在的非均衡性，这种非均衡性主要体现在我国农村金融市场存在较为严重的金融抑制和国家对金融市场的垄断式控制，导致长期存在且愈演愈烈的“金融二元结构”，这表现在私人部门经济面临的融资约束、金融资源配置中的低效率等诸多方面。

总的来说，我国农村金融制度的不均衡性产生了获利机会，这为非正规金融(相对于正规金融制度，它本身就是一种创新型的制度安排)的产生提供了市场空间，为金融制度创新提供了激励，非正规金融的存在是对这一利润机会的理性回应，它是非均衡的长期发展而导致农村金融市场的自发“矫正”，从而逐渐孕育出另一种更为

有效的制度安排，从而实现对现有农村金融制度集合的补充和完善。

农村非正规金融的产生过程是一个典型的市场主导的需求诱致性制度变迁过程，但我国非正规金融的有序演进与农村金融制度的合理变迁离不开政府政策的引导，它具有市场诱致性制度变迁和政府强制惶制度变迁相互交织的特征。

(二)非正规金融的发展与政府强制性制度变迁

诱致性制度变迁并不排斥强制性制度变迁。诱致性制度变迁并非都是自动完成的，由于搭便车行为的存在，它需要人们之间进行自愿的联合行动来完成，但集体行动常常面临高成本壁垒，为此制度供给可能不足。为提高制度供给水平，需要引人政治资源，“由技术与制度创新所形成的新收入流提供了利用政治资源来分割收益的激励”。也就是说诱致性制度变迁有时不仅不排除政治力量的参与，反而需要政治力量来促成制度变迁。诱致性制度变迁并不能提供市场经济运行的所有制度供给，诸如市场经济的法律建设，宏观经济调控、教育、交通等社会公共产品、社会保障体系、明确界定的产权体系等，没有强制性制度变迁提供游戏规则的情况下，将导致某些制度安排畸形发展，最后影响经济的发展。

诱致性制度变迁到一定程度可能向强制性变迁转化。诱致性制度变迁不断推进将促使政府采取新的制度安排，打破利益格局的平衡。其次，诱致性制度变迁能形成市场绩效，为政府提供试点式经验;当诱致性制度变迁形成的制度安排成为全社会主流制度安排时，社会的制度构架会发生质的变化，为强制性制度变迁的推进提供了一个全新的制度安排，为实现新的制度均衡创造良好的环境条件。

我国农村金融制度变迁既包括非正规金融的演进，又包括对原有金融制度集合进行变革。从制度变迁的动力和机制的角度看，非正规金融是作为正规金融制度的“边际”而存在的，部分非正规金融可以在一定条件下向正规金融制度演变。因此，非正规金融演进与农村金融制度变迁是相互交织、相互促进的，即非正规金融的演进(市场诱致性制度变迁)会对现有的正规金融造成强烈冲击，从而引发政府对农村现有金融制度进行有效变革(强制性制度变迁)。而这种对现有金融制度的变革本身就是对非正规金融进行批判、继承的过程，即把非正规金融逐渐纳入农村正规金融体系的过程。同时，强制性制度创新可以克服正式制度在诱致性制度创新(它由个人或一群人在响应获利机会时自发倡导、组织和实行)中，因外部性和“搭便车”问题而产生的制度供给不足。同时，政府的偏好和有限理性、政治统治基础情况对非正规金融演进与农村金融制度变迁的方向和方式也会有很大影响。

从现实情况来看，农村非正规金融的兴起既是一个诱致性制度变迁过程，又是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和非正规金融部门之间的一个博弈过程，而这种博弈正说明了农村非正规金融的产生和发展有一种隐性的政策背景。从总体上看，我国为了加快工业化、城市化进程、维持正常金融秩序、社会稳定，必然要压制农村非正规金融(因为非正规金融要和正规金融竞争有限的金融资源)。在分权制背景下，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往往具有不完全重合的动机。为了缓解资金不足的压力，促进地方经济增长，增加地方财政收人，地方政府对农村非正规金融的态度往往更加宽容，有时甚至是支持其发展，从这个角度看，农村在上世80年代中期以后出现的各种各样半官方的金融组织(例如农村合作基金会、农经社)，可以被认为是地方政府与民间力量之间的“合谋”。“地方保护政策”正是农村非正规金融能够长期存在、屡禁不止的一个关键原因。

由此可见，从我国农村非正规金融的产生及其成长历程来看，如果没有地方政府对非正规金融的“默许”、“隐形支持”与“地方保护”，我国农村非正规金融绝对不会发展成为农村的普遍现象，也无法对我国农村正规金融与金融制度造成较大的冲击。而这种对农村非正规金融的“默许”和“隐形支持”却是促进我国农村金融强制性制度变迁的一种特殊形式。非正规金融的发展以及农村金融制度变迁离不开政府的政策供给与制度供给，即非正规金融的发展以及所引发的农村金融制度的变迁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是政府强制性制度变迁过程。

总之，市场诱致性制度变迁产生了农村非正规金融，而政府强制性制度变迁能推动非正规金融的有序演进、逐渐融入农村金融体系与金融制度变革。其发展逻辑是，农村金融制度的非平衡性，即农村金融的“二元结构”促使了诱致性制度变迁，促进了经济发展及其农村金融制度运行的经济基础、社会基础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从而推动了政府主导的金融制度变革。农村金融制度变迁是一个我国经济转轨过程中经济基础演变引发国家对金融制度重新思考的过程。

四、对策及建议

从国际上看，非正规金融不仅仅是我国的“专利”，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与大量的发展中国家都存在或多或少的非正规金融现象。从国内来看，我国农村非正规金融已经成为一种普遍的金融现象，非正规金融作为一种适应农村经济新形势和经济转轨过程中的制度创新，满足了农村经济主体的融资需求，提高了金融资源的配置效率，促进了我国农村经济增长。对此，国家的态度不应该是“默许”，也不是“放任自由”，更不是“镇压”，通过制定相应的法律法规，对非正规金融进行规范、引导，赋予其合法地位，从而促使农村金融制度变迁才是正确的选择。

{一)赋予农村非正规金融合法地位

农村非正规金融的发展、壮大是不可逆转的趋势，也是我国农村金融制度优化的必然要求，阻碍其发展不利于我国农村金融制度变迁。因此，必须赋予农村非正规金融合法地位，这是农村非正规金融的首要条件。为此，国家有关部门应尽快制定相关法律法规，科学界定农村金融市场准入门槛，鼓励非正规金融交易形式、产品创新，促进其与正规金融的公平、公正、公开竞争。

(二)构建有利于非正规金融发展的制度安排

国家应尽快制定合理的产权制度，确立非正规金融的法律地位，有效保护投资者权益;促进利率市场化改革，建立利率市场化制度，真正建立其反应资金供求状况的利率形成机制;制定和完善配套、相关法律法规，做到金融监管有法可依。

(三)加强对农村非金融的监管、规范

构建以中国银监会金融监管为主，行业管理、自律管理为辅的农村非正规金融监管体系;对非正规金融的进入门槛、业务范围、组织形式等方面进行科学界定;建立对非正规金融市场的检测系统，将其纳入我国金融监管体系，促进金融政策的科学化、合理化。

(四)优化农村金融生态环境

建立和完善农村信用体系;对民众进行宣传教育，构建有利于农村非正规金融发展的民俗风范和道德准则;优化农村中介服务体系。

(五)渐进性、因地制宜规范和发展非正规金融是我国农村金融制度变迁的必然选择

我国地区间经济、社会发展极不平衡，各个地方的非正规金融发展形式、规模、成熟度千差万别，应根据各地实际情况，遵循非正规金融发展逻辑，对非正规金融进行规范和发展。

责任编辑　张颖超

作者：王亚飞　杨华荣　唐　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