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下是小编精心整理的《金融论文范文(精选3篇)》，欢迎阅读，希望大家能够喜欢。本文运用新兴古典的分析范式，对金融全球化、金融安全和金融演进进行了一个深入细致的经济学考察和分析。
第一篇：金融论文范文
农村金融缺口金融抑制与非正规金融
摘要：农村经济发展离不开金融服务。当前农村金融服务不足，广大农户的金融需求与实际的金融供给不相适应，从表象上看是资金不足，从深层次找原因是农村金融体系建设滞后，而根本症结则在于制度供给的缺失。分别从以上三个层次进行了相关理论探讨、计量分析和数学推理。在佐证观点的同时也提出了相关的建议。
关键词：农村金融 体系建设 VAR模型 GRANGER检验
一、问题的提出：当前农村金融的根本问题
一个对农村金融比较全面的定义是：农村金融是“通过各种正式、非正式和半正式的制度机构安排多样化的产品和服务(如贷款、存款、保险和汇兑)，为不同的、各种收入水平的农村、农业和非农业人口提供金融服务”[1]。因此，农村金融要解决的根本问题就是满足农村各种收入水平的人群的金融需求。
中国农村金融发展是近年来受到广泛重视的一个问题。为中国农村金融发展设计一条符合国情的道路，需要对中国农村金融现状进行深入的了解，厘清中国农村金融的根本问题，在此基础上才能提出可行的解决途径。
二、文献综述：国内外的学术观点与研究方法
20世纪70年代，金融发展理论比较系统地研究了农村金融发展问题，并提出了一系列的解决方案。金融抑制和金融深化理论认为欠发达地区农村要素市场的分割和金融压抑是制约农村经济发展的主要因素，过度的利率控制会减少储蓄降低资金使用效率，导致资金外流，因而必须放松利率控制，实行金融自由化;戴蒙德(Diamend)和库格曼(Krugman)认为，由于经济结构刚性和低经济供求弹性在十分落后的农村地区金融市场，将会引起过度资金需求与资金供给不足的非均衡结构，导致金融服务阻碍农村经济增长;还有学者通过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理论和实证研究后认为，金融市场或资本市场的发展会减少投资成本，可通过发挥风险管理、信息揭示、公司治理、动员储蓄和便利交换等功能来配置资源和服务以促进资本积累和技术创新。在欠发达地区的农村金融服务研究中，印度是国外学者普遍关心的焦点，其中陇(Long)利用印度1951—1952年的国家调查数据进行了模型估计;伊库巴(Iqbal)通过1970—1971年的印度数据对自己的理论进行了验证;伯根斯(Burgess)和潘德(Pande)通过研究印度1961—2000年间银行业政策变革后认为，印度农村银行业改变了农村的生产活动和雇佣行为，导致了贫困减少和产出增加。此外，亨瑟(Hesser)和斯昆(Schun)、帕尼(Panni)、噶塔克(Ghatak)、琳斯(Lins)、尼甘拉加(Nagarajan)和胡沙克(Hushak)、昆查(Kochar)、巴里斯温(Bali Swain)等人也作了相关研究。
国内不少学者也对中国农村金融发展问题开展了相关研究。温涛、冉光和、熊德平对中国整体金融发展、农村金融发展与农民收入增长的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得出中国金融发展与农民收入存在长期协整关系，且中国金融发展对农民收入增长具有显著的负效应;张兵、朱建华等对中国农村金融深化的绩效作了实证检验;张小琴对全国及区域农村金融发展与农民收入增长的关系进行了实证分析后认为，总体上中国农村金融发展水平仍然不足，对农民收入的增长贡献不大;庞智强、仇菲菲对中国农村金融和农民增收之间的关联性进行了实证分析，得出中国农村金融对促进农民增收具有积极作用。赵冬青、李子奈通过2006—2007年中国12省区农户开展调查，指出中国农村金融的根本问题是解决农村经济发展所需的资金问题。
总结关于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研究成果发现，绝大多数研究主要停留在国家层次或者产业层次上，而单独考察农村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研究成果甚少。比如戈林伍德(Greenwood)仅仅研究了财政演进、经济增长和收入分配的总体关系，但没有就农业问题展开深入分析。主要原因在于发达国家在经济上不存在城乡割裂，而二元经济是发展中国家的特有现象。因此，在中国的二元经济结构十分突出的情况下研究农村金融服务的效率问题，不仅是十分必要，而且十分紧迫。本文拟从农村金融发展水平指标、农业存贷款额，农村金融中介发展效率等变量进行分析的基础上，通过对变量进行ADF单位根检验，并在此基础上建立VAR模型与Granger因果检验，以此分析变量之间的关系。
三、农村金融现状：需求旺盛与供给不足
(一)农村金融体系──逐年来可怕地萎缩
面对着农村地区逐年上升的金融需求和农村金融固有的业务成本高、风险大、收益低的矛盾，不仅相对应的金融供给长期滞后，而且伴随着正规金融在市场化的利益边界的驱使下，纷纷在农村大量裁撤网点，金融供给只能是每况愈下。归结来看，当前中国农村金融服务资源难以延伸到乡镇一级的农村地区，人均金融网点的资源占有率低，平均每个乡镇的银行业网点平均不足3个。以银监会公布的2008年农村金融机构数据为例：全国3万多个乡镇，平均每1万农民拥有的金融机构是1.54个，只有1个银行营业网点的乡镇有8901多个，什么都没有的乡镇达2 868个。① 皮之不存，毛将焉附!──金融机构都撤销了，何来金融服务?考察与农户金融需求最紧密的小额农贷情况，可以看出，长期以来，农户从体制内正规金融机构获得信贷的比例长年在30%左右徘徊。
(二)体制内金融机构──“离农”有其必然性
正规金融机构的逐利本质决定着资金要流向风险低而收益更高的城市和工业部门，加之信息不对称、高成本交易、利率管制等因素，使得正规金融机构在农村难以盈利，使得它们或是无法向农村经济提供足够的金融服务、或是纷纷脱离农村金融市场、或者干脆要么蜕变为“抽水机”──事实上成为农村资金外流的主渠道③ ──即便是向农村提供贷款的农村正规金融机构，也主要为农村的中小企业和专业大户服务(温铁军、姜柏林)。即使通过小额信贷创新信贷产品，对农户提供无抵押的联保或者信用贷款，短期内也难以改变农村金融机构储蓄多于贷款的现实。国外成功的微型金融机构，吸收的存款也远远超过发放的贷款，如印度尼西亚的BRIUD [3]。
(三)体制外民间金融──充作廖化的急先锋
按照国际经验，发展中国家的农户如果无法从正规金融获得资金，就会转而通过非正规金融寻求金融服务，从而导致农村非正规金融“不得不”发展壮大起来。民间金融在中国分布广泛，形式多种多样。比如江浙、福建、广东存在各种合会，东北存在“对缝”业务，陕西、山西存在各种“基金”。这种分布广泛、分散、多元化的民间金融在满足大量分散农户和小企业的金融服务需求方面有着明显的天然优势。
回顾近二十年中国金融业的发展历程，民间金融经历了“产生→繁荣→禁止→地下→繁荣”的漫长过程：1980—1990年间是中国民间金融发展兴盛的黄金时期，民间金融以公开半公开的形式发展，自由借贷、私人钱庄、合会、典当等传统的民间金融形式日趋活跃;1993年国家重点治理金融秩序，1998年7月又颁布《非法金融机构和非法金融业务取缔办法》，严厉打击民间金融。此后，民间金融虽然彻底处于地下状态，但规模却有增无减。Montiel&Richard Agenor等人估计，中国非正规金融占贷款总量的33%～67%;IFAD的研究报告也指出，中国农民的信贷需求主要信赖于非正规金融，其从非正规金融获得的信贷支持相当于正规的4倍;根据陈锡文的研究，中国2.4亿个农民家庭中，大约只有15%左右从正规金融机构获得贷款;85%的农户获得贷款基本上通过民间借贷解决;温铁军对中国东、中、西部15个省的调查发现，民间借贷发生率高达95%;何广文的调查也发现，农户贷款中来自民间借贷的比重高达75%……虽然各种研究结果不太一致，但中国非正规金融在农村金融市场的先锋作用不可否认。究其原因──“蜀中无大将”──农村正规金融的严重缺失。中国农村金融缺口是正规金融功能性缺失与政府长期金融抑制共同作用的结果。
四、数据检验──VAR模型、GRANGER检验、民间金融的内生性
(一)体制内正规金融的效率分析
1.相关指标设计。(1)农村金融发展水平。考虑到目前农村资本市场极其微弱，在广大农村地区最基本的金融工具是存款和贷款以及金融统计数据的完整性和可靠性，选取时间序列相对完整、可信度比较高的农村金融机构存贷款年末余额作为农村正规金融的相关数据。因此，本文定义农村金融发展水平指标(文中以X1表示)为：农业存款余额、农业贷款余额之和与农业GDP 的比率。(2)农村金融发展效率指标。农村金融发展效率主要是指农村金融中介的发展效率。在本文中，农村金融发展效率(文中以X2表示)是指在目前城市资本很难来到农村的情况下，农村金融中介将农村存款转化为农村贷款以支持农村经济增长的效率，用农业存款余额与农业贷款余额之比表示。(3)衡量农村经济水平指标。基于Greenwood & Jovanvic的产出增长率模型，本文选取农村人均纯收入作为衡量农村经济水平的指标(文中以Y表示)。
2.研究方法与数据。首先对相关的变量进行ADF单位根检验，并在此基础上建立VAR模型与Granger因果检验，以此分析变量之间的关系。为了客观地监视中国农村正规金融发展水平与发展效率对农村经济之间的关系，本文选取了1990—2008年间的相应指标数据，数据来源于中经数据库与WIND数据库。(1)变量的平稳性检验。首先利用Eviews软件，对各变量进行单位根检验，以确定变量的平稳性。为了剔除异方差影响，在检验过程与后面的模型中，我们对各列据均取对数值(相应地，取对数后的变量分别对应表示为：LX1、LX2、LY)，通过检验我们发现LX1为但整变量，其余均为平稳变量(见表1)。
(2)农民收入与相关变量之间关系的验证。由于LX1是单整变量，我们引入平稳变量ΔLX1，建立VAR模型，具体结果如下：
LY=1.716962*LY(-1)-0.628652*LY(-2)-0.113130*
D(LX1(-1))- 0.075711*D(LX1(-2))-0.174162*LX2(-1)-
0.069611*LX2(-2)+-0.827642
R-squared=0.990959，S.E.equation=0.050414， F-statistic= 164.4187
从模型中可以看出，农民收入与农村金融发展水平、农村发展效率之间呈负相关关系，说明农村正规金融的发展并没有起到推动农村经济的作用。
(3)GRANGER因果检验。进一步，我们利用GRANGER检验来揭示变量之间的关系，其检验结果(见表2)。从表2中可以看出，农村金融发展水平与农村人均纯收入之间互不为Granger因果关系，农村人均纯收入不是农村金融发展效率的Granger原因，但农村金融发展效率是农村人均纯收入原因。
结合VAR模型与Granger因果检验综合来看，农村金融发展效率是引起农村居民收入的Granger原因，且农村金融发展效率对于农村居民收入是负向的抑制作用关系，这在实证上验证了农村正规金融对农村经济发展的制约性。
(二)体制外非正规金融的“内生性”：可贷资金理论
农村金融需求的多样化决定了农村金融组织形式的多元化。农村的金融需求具有多样化的特征，包括各种不同收入水平的农户和农村企业的各种生产性和非生产性的金融需求。需求的多样化决定了供给也应该是多样化的，也不可能由单一的供应方能够满足所有的需求。国际经验表明，机构的多样化是农村金融的特点。在农村金融市场中，没有任何一种单一的机构是万能的，没有最好的组织形式。一个多样化的农村金融市场要比一个单一形式的金融机构更能迅速地反馈各种信息，满足不同主体的需求。
从实践上，中国正在形成多元化的农村金融的组织形式。并且建立包括民间信贷在内的多样化的农村金融体系也是很多学者和实际工作者的共识。中国国土辽阔，地区经济发展存在巨大的不平衡。在经济发展程度不同的地区，不同形态的农村金融机构所发挥的作用也应该是不同的。不应该也不可能期望某一种农村金融组织形式能够适用所有的地区。在经济发达的东部，有些地区可能已经不存在农村和农民，农业已经完全产业化，那么在这些地区的金融也应该是商业化，也就不存在农村金融的问题了。而在比较贫困的中西部地区，农户的经济活动所产生的资金流量和经济效益根本无法支撑起任何商业性金融机构的运行，这些地区的农户的资金需求只能依靠政策性金融机构或民间借贷来解决。
(三)民间金融：存在的“理性”──以民间合会为例
相比农村正规金融，农村非正规金融服务的灵活多样性，也注定了其对农村经济发展的“内生性”。我们以农村较为普遍的非正规金融形式──民间合会为例，通过简单的数理推导来说明这一问题。①
假设由N个人组成一个轮会，每一期都会有一个获得资金B，用于投资一个不可分割的项目，这个项目可以在以后的每一期带来b的收益，r为正规金融机构的储蓄利率(在此不计复利)，项目的收益率b/B≥r，否则项目不具备可行性。对于在j期获得资金B分配的个人来说，每期的收益可以表示为：
Yt=w-c，此时，t
Yt=w-c+b，此时，t≥j
这里，c是每一期个人储蓄的份额，个人储蓄N期才能完成投资，w是每一期个人获得的收入，该变量是外生的。
考察第一个获得资金B的人，其总收益可以表示为:
■Yi=N(w-c+b)=N(w-c)+Nb
一般地，可以将第j个收到资金的人的总收益表示为：
R(j)=N(w-c)+(N-j+1)b
最后一个收到资金B的人总收益为：
■YNi=(N-1)(w-c)+(w-c+b)=N(w-c)+b
于是，这个轮会组织中个人的平均收益是：
R=■■=■■[N(w-c)+(N-j+1)b]
因为■j=■;c=■
因而，平均收益可以表示为：
R=(Nw-B)+b(N+1)/2或R=N(w-c)+b(N+1)/2(1)
从式(1)可以看出，前一部分是每个人的总收入减去项目投资的支出，后一部分是由项目投资带来的收益。可以看出，和自己积累资金相比，参加轮会平均可以提前一半时间完成投资。实际上，除了最后获得资金的人外，其他的所有参与者都可以提前完成项目投资。即便是最后一人，完成项目投资的时间也与自己储蓄完成投资的时间保持一致。
与此同时，参加轮会带来了更大的经济效益。
我们可以将个人储蓄的收益表示为：
S=N(w-c)+■jrc=N(w-c)+N■rc(2)
由于c=■，则Nrc=rB，而b/B≥r，代入(1)、(2)，可以得到：
N(w-c)+■b>N(w-c)+N■rc
这表明，轮会给参与者带来了福利的改善，能够实现帕累托最优。在中国，由于存在着很低的储蓄存款利率(相比贷款利率过低)，因此，该结论能很好地说明为什么有广大农村地区，非正规金融能得以广泛地发展。诚然，农村民间金融虽然有其存在的原因和空间，却也无法掩盖其固有的缺陷：不够规范、风险较大、缺乏法律保护、容易滋生非法金融等等。
五、相关政策建议
(一)农村金融体系建设──多样化的农村金融组织
农村的金融需求具有多样化的特征，各种不同收入水平的农户和农村企业具有各种生产性和非生产性的金融需求，需求的多样化决定了供给也应该是多样化的。从理论上，不可能由单一的供应方能够满足所有的需求。
国际经验表明，机构的多样化是农村金融的特点。在农村金融市场中，没有任何一种单一的机构是万能的，没有最好的组织形式。一个多样化的农村金融市场要比一个单一形式的金融机构更能迅速地反馈各种信息，满足不同主体的需求。
要为新农村建设提供全方位、深层次的金融支持，应逐步完善农村金融服务体系建设，体制内的正规金融和体制外的民间金融。
农业银行应定位于主要服务于农业和农村的商业银行，巩固和稳定在县域的分支机构，赋予县域支行更大的经营自主权。农业发展银行应借助网点优势，拓宽信贷服务领域，增加支持农业和农村发展的中长期贷款，充分发挥政策性金融作用。农村信用社要深化改革，发挥支农主力军的作用。还要放宽农村金融市场准人条件，在有效防范金融风险的前提下，鼓励各种经济主体积极兴办直接为三农服务的金融机构。总之，要适应农村多层次金融需求，在发挥农村政策性金融作用的基础上，形成多种形式的金融机构并存、分工合理、功能互补，适度竞争，并且可持续发展的多层次农村金融体系。
(二)切实承认民间金融的积极作用，促成其合法化
诺奖得主斯蒂格利茨(Joseph Stieglitz)曾指出，将正规金融市场与非正规金融市场，按照公平竞争的原则合理整合起来，可以更好地满足农村各个阶层和部门对金融服务的需求，同时，也有利于金融部门自身提高效率并积累可持续发展能力。实际上，美国、日本等都曾通过使民问金融“合法化”的方式来规范民间金融，并取得成效。在加强和改善金融监管的同时，适度放松农村金融的市场准入条件，允许农村民间金融组织合法化，允许外资金融介入农村金融业务，重点支持农民自主参与的各种形式的合作金融，以增加农村金融的服务供给。许多经济学家通过对发展中国家的研究发现，正规金融组织对农户金融服务的覆盖面往往不足农户总数的20%，大量的农村金融服务需要农村非正规或民间金融来满足。中国也不例外。有条件地允许民间金融的合法化，可以为发展农民自主参与的各种农村合作金融提供良好的环境条件。发展民间金融可以有效利用民间的乡土信用资源，解决农村融资难问题。农村民间金融的形式可以多种多样，如民营的小额信贷银行、合作银行、私人银行等。中国有不少非正规金融机构虽然未取得合法地位，但它们突破了不合理的金融管制，具有金融创新性质，又为地方民营经济发展提供了金融支持，对这类地下金融机构应当加以甄别引导，允许其有条件地合法化。
(三)政府要正确地定位──“制度是第一生产力”(汪丁丁)
农村金融体制变迁始终而以诱致性制度变迁为辅是以强制性制度变迁为主，这是由政府强大的控制力决定的。虽然1979年经济进入转轨阶段，但政府实施的一系列农村金融深化措施，诸如成立农业发展银行及其商业化运作和经营、农业发展银行的新建及其业务的调整、农村信用社的隶属关系调整及其规范化运作商业化、股份合作制改革以及关闭农村合作基金会等等，均采取了政府供给主导的、自上而下的、强制性变迁方式。严厉的金融管制和半封闭的金融环境，又使得这种强制性制度变迁向一种非需求导向性的机制演进。政府是金融制度的主要供给者，这些措施均是政府从实现自身目标的角度对农村金融市场所做出的制度性安排，它仅仅从满足制度供给者和制度生产者本身的需求出发，不能适应农村金融需求者的金融需求，从而多方面表现出制度供给上的错位和不足。这种情况，只能采取政府定位并主导的强制型制度变迁。这其中，可以想象会遭到来自既得利益集团的强大阻力。正因为如此，也只能采取从官方层面的制度供给，从而解放农村金融生产力。
参考文献：
[1]Nagarajan，Geetha and Richard L.Meyer.Rural Finance：Recent Advancement and Emerging Lessons，Debates，and Opportunities[Z].
Reformatted version of Working Paper AEDE-W P-004l-05，Department of Agricultural，Environmental，and Development Economics.
The Ohio State University，2005.
[2]熊学萍，易海法.农村信用社农户小额信贷融资制度的效率：一个分析的框架[J].改革，2007，(10).
[3]Robinson，Marguerite S-the Microfinance Revolution：Sustainable Finance for the Poor [M].The International Bank for Reconstruction
and Development/the World Bank，2001.[责任编辑 陈丽敏]
作者：姜林
第二篇：金融全球化、金融安全与金融演进
本文运用新兴古典的分析范式，对金融全球化、金融安全和金融演进进行了一个深入细致的经济学考察和分析。本文认为，金融全球化是一股不可逆转的时代潮流，它是由分工演进和经济发展本身的逻辑所决定的，也是由金融本身的特点和演进逻辑决定的;对发展中国家而言，顺应金融全球化潮流、推进金融对外开放进程与保卫本国金融安全、维护本国金融利益始终是一对相伴相生的矛盾;要在一个全球化日甚的金融宏观背景下维护本国金融安全，关键在于实现金融创新的不断展开，而金融创新包括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两方面内容;文章最后探讨了维护我国直接、间接金融安全的可行途径。
Financial globalization and financial security and financial evolution
XiaChunYan langfang radio and television university
In this paper， new classical analysis paradigm， the financial globalization and financial security and financial evolution had a deep and detailed investigation and analysis of economics. This paper argues that financial globalization is a inevitable trend of The Times， it is by the evolution of labor division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itself logic decision， also by the financial itself characteristics and evolution logic decision;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conform to the trend of financial globalization， promoting financial opening up process and defend their financial security， maintain their financial interests is always a pair of associated phase raw contradiction; Should be in a globalization day what financial macro background for safeguarding financial security， the key lies in the realization of financial innovation continuous expansion， and financial innovation including technical innovation and institutional innovation two aspects; In the end， the article discusses our country maintain direct， indirect financial security a feasible way.
一、引论
所谓金融全球化，是指金融业跨国发展，金融活动按全球同一规则运行，同质的金融资产的价格趋于等同，巨额国际资本通过金融中心在全球范围内迅速运转，从而形成全球一体化的趋势。
金融的全球化浪潮起源于20世纪80年代，主要在麦金农与肖等人的金融深化理论的影响下，许多发展中国家开始着手打破“金融抑制”，推进本国金融的自由化和国际化，以金融因素的增长来促进本国经济的启动和发展，其中取得较明显效果的突出代表是所谓的亚洲四小龙，它们的发展经历在相当大程度上为金融深化理论提供了实践证据，并极大刺激了金融全球化的发展。进入20世纪90年代，金融全球化已蔚然形成一股浪潮，具体表现为金融市场迅猛扩大、世界各国金融市场开放程度越来越高、金融管制越来越松、资本流动速度大大加快、金融创新层出不穷、各国金融政策相互影响程度不断增大，因此越来越倾向于一体化。然而，金融的全球化浪潮给世界经济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经济带来的不仅仅是推动促进作用，伴随这股浪潮而来的是金融危机的频繁爆发及由此引致的经济衰退和政局动荡，20世纪90年代爆发的金融——经济危机举其大者而言就有1992年英镑危机、1994-1995年的墨西哥及拉美金融危机、1997-1998年的东南亚-东亚金融危机及嗣后的俄罗斯金融危机等若干起。一系列金融危机的爆发及其引致的严重后果使人们对金融全球化的评介进入反思阶段，反映在具体国家金融发展路径选择上，就呈现出各行其是的多样化状态：在马来西亚宣称重新思考金融开放路径的正确性并走向其反面开始推行一定程度的金融封锁政策的同时，欧盟却正积极酝酿并在不久之后催生了欧洲统一货币——欧元。进入新千年以来，尽管各国对本国的金融开放路径安排和政策选择表现出并不完全一致的态势，理论界对全球化的利弊分析乃至争论也持续展开，但金融的全球化(尤其是区域内的一体化)作为世界经济发展的大势所趋则是人所共见的。事实证明，金融因素的国际渗透和融合已经达到这样的高度，以致单凭一国力量已不可能从根本上改变这一趋势。
在这样的世界金融格局下，我国于2001年 12月10日正式加入了WTO，承诺在10年的准备期后将全面放开国内金融市场。这表明了我国顺应金融全球化潮流，实现金融领域全面、真正意义上的对外开放的决心和态度。WTO的加入就我国对外开放政策演变乃至整个经济体制改革和变迁而言，是一个标志性的事件;尽管如此，我国现有金融因素的脆弱和不完善又使人们有理由对如何在金融全球化的浪潮中保障本国金融安全心存疑虑，4年前的东南亚各国是否会成为我国对外开放金融业的前车之辙呢?于是，金融全球化背景下本国金融安全的保障遂成为目前值得深入探讨的一个重要论题。
二、金融全球化：基于新兴古典范式的一个分析框架
金融全球化成为一股不可逆转的浪潮，这是由现代经济的发展和现代金融的演进变迁所决定的。
何谓“现代经济”?这是一个众说纷纭的基本概念。按照新兴古典(New Classical)分析框架，分工演进决定经济发展和社会演变，因而定义现代经济也需以分工为出发点。依据这一框架，所谓现代经济，即指实现高度分工和专业化的经济，它在物质上的标志是工业革命;在制度方面的标志则是一个“非人格的”、“保护和执行界定产权的契约”的法律系统的建立和实施。工业革命是分工演进史上的一次质的飞跃，从那时起，知识的积累和分工的加速以一种前所未有的高速度进行，从而使人类进入一个经济、社会高速发展的时代。在这样的背景下，原先局限于一国内部甚或是一个区域内的小规模资源配置和社会分工日益成为阻碍经济发展的桎梏;知识和信息的积累与交流改变了原先不同交易区间的信息不对称状况;技术的进步和交易条件的改进则为不同区间的交易成为可能并日渐频繁。而如我们所知，一个“非人格的”、“保护和执行界定产权的契约”的制度框架在事实上就成为一个“扩展秩序”的最好机制：在这一框架下，由于交易契约的“非人格化”特点，区外交易者可以无阻碍地进入交易范畴，进而参与分工，而“保护和执行界定产权的契约”又为跨区的交易和分工提供了经济法权上的保护;随着跨区交易和分工的不断展开和日益频繁，原先的区际间隔不复存在了，现代经济的“秩序”于是得到“扩展”。简言之，不断的“扩展秩序”是现代经济的一大特点。如果说在工业革命后的数十年里，秩序的扩展还主要局限于一国内部(的不同区间)的话，那么，一旦一国的国内统一市场6逐渐形成，秩序的跨国扩展就是大势所趋了：一国的资源禀赋和人口禀赋有其先天限制，经济发展、技术进步、知识信息的积累和社会分工的展开则要求突破这一限制，而“非人格化”的契约制度框架则为这一跨国秩序扩展提供了最大的可能性。就这个意义上看，称经济的全球化趋势是现代经济发展的一大特点，并不为过。
如果说现代经济在制度方面的主要标志是一个“非人格的”、“保护和执行界定产权的契约”的法律系统的建立的话，那么，金融因素的作用及其在现代经济中的地位就是不言而喻的了。如黄仁宇所说的，“农业社会管制的方式为新型商业管制方式所取代”，其等价的表达方式是“全国进入以数目字管理的阶段，自此内部各种因素大体受金融操纵”。这可从现代经济的两个标志性特征中看出。从分工角度看，如上所述，货币的出现使价值形式独立出来，为知识的积累和分工的全面展开提供了广阔的空间;信用则将不同地点和时点的价值凝聚，使大规模的社会生产成为可能，从而内生出对扩大分工的要求。从制度(法律)角度看，“非人格”的法律系统之能得以建立并付诸实施，其前提是“全国进入以数目字管理的阶段”，这才能为之提供客观而明确的确立依据和仲裁依据;而使经济乃至社会因素数字化和精确化正是货币与信用的主要功能。具体而言，现代经济的交易关系主要通过金融契约连接和深化，马克思曾说过，“货币作为一般支付手段，变成契约上的一般商品”，这使契约自由成为可能，交易频率和规模因之大大提升，从而产权博弈得以展开，产权制度框架逐渐构筑;而信用制度“是资本主义的私人企业逐渐转化为资本主义股份公司的主要基础”，这一转化从根本上重构了经济社会的微观构成，并成为现代经济“扩展秩序”的起点和加速器。简言之，现代经济的分工演进和秩序扩展都深深依赖于金融;同样，作为现代经济一大特点的经济全球化也是以金融要素为主要媒介展开的，因此，经济全球化在相当大的意义上即是金融全球化的宏观表现。
不仅如此，金融本身就具有不断扩展其自身秩序的特点，不是为经济全球化充当媒介而才具有全球化趋向。这是因为金融本身是一种“以数目字管理”的手段，它的出现使千差万别的经济要素和资源要素得到统一的可比较的数目字表现，并使不同时点的经济要素得以在同一的基础上进行对比(通过信用的形式)权衡，这一机制一旦形成，则无待于经济的全球化对其提出诉求，金融因素将自发展开其扩张进程。一个最具说明力的例子是1694年英格兰银行成立伊始，就在西、葡、荷、瑞士和意大利各城邦筹款20万英镑，其动因不在于扩大再生产的经济因素，而是为英法战争中的英军筹措军费。其时光荣革命刚刚发生，资本主义经济才初露端倪，统一的国内市场远未形成。金融(信用)市场的扩展不仅先于经济的全球一体化，甚至先于经济的全国一体化，由此可见金融市场的自发扩张趋势之强烈。
经济的全球化必须以金融契约的形式通过金融媒介展开，这为金融的全球化提供了最为强大和持久的动力;这又与金融的自发扩张性相互推动、相互促进，终使金融全球化成为现代经济的一大特点。
三、金融安全和金融创新
1.金融安全是相对金融风险而言的
我们知道，金融的全球化是现代经济的一大特点，而在金融交易外延不断扩展、各国金融往来范围越来越大的同时，不同国家地区间不同的金融制度环境(Institutional Circumstances，包括文化传统、风俗习惯等无形因素)和制度结构 (Institution Structure)的碰撞和矛盾遂不可避免。而如我们所知，交易总是在一定的制度环境和制度结构下进行的，宏观制度性信息在交易双方被视为默认信息发挥其社会共同知识 (Common Knowledge)的作用，保证契约在有限的成文条款之外还受社会理性和无形的社会公约的制约。而在交易双方分属不同的制度环境和制度结构的情况下，由于默认信息的不尽相同(不对称，Asymmetric)，社会共同知识的作用无法发挥，其对交易双方的默示性制约也就处于不对等的状态，由此可能滋生出制度性风险;而事后(Ex post)的风险概率的存在又使事前的关于交易结果的稳定预期难于形成，国际交易规范也无有囊括所有细节的信息基础，于是金融风险的国际分摊遂难于实现;其间又因制度信息的“误认”(Misunderstanding)可能衍生出新的金融制度性风险。
如果说金融制度性风险基本上是由交易双方共同承担的话，那么，金融技术性风险则更多地是由发展中国家交易者来承担。这是因为就金融工具和金融交易技术的发展演进来看，西方发达国家是远远地走在了前面，对于这些金融技术性知识的占有上，发达国家交易者和发展中国家交易者处于严重的不对称状态;交易前的信息分布情况决定了交易后利润分配情况，在这种条件下，显然交易利润更多地为发达国家交易者所攫取，而交易风险则更多由发展中国家交易者承担。
在微观层面上，发展中国家交易者既成为国际金融交易的主要风险承担方，则在宏观层面上，其金融体系稳定也就受到因微观风险不断积累而越来越大的宏观金融风险的持续冲击而日显脆弱。而作为一个金融不发达的国家，其金融资源有限，金融风险的识别、防范、监管、抵御能力也相当有限;于是，在金融成为现代经济核心、金融全球化成为现代经济发展一大特点的条件下，金融安全和金融保障课题遂成为金融全球化的不可分割的伴生物为各国，尤其是广大的发展中国家所广泛关注。
2.实现金融安全的根本途径在于促进金融创新的不断演进
金融创新(financial innovation)指在金融领域内建立起“新的生产函数”，从而实现金融领域各种要素——包括金融产品、交易方式、金融组织、金融市场——的重新优化组合和金融资源的重新配置，进而实现金融风险的消弭和经济发展的平稳展开。具体而言，金融创新可大致分为制度创新和技术创新两类，前者指各种金融制度(包括广义含义上的制度，即也包括了制度结构和无形的制度环境)的主动被动演进，后者指交易技术的改进。对广大的发展中国家而言，所谓金融创新，在更大的意义上是实现本国金融领域的“传统的创造性转换”;也即在坚持立足于本国金融资源禀赋和金融发展现状特点的基础上顺应金融全球化的潮流，实现本国金融制度和金融交易技术与国际的接轨。只有通过制度的创新和技术的创新，发展中国家才能改变(或至少是减小)与发达国家在制度和技术上存在的信息不对称状态，逐渐消弭(或减小)因信息居劣而不得不承担的金融风险，进而保证本国金融的安全。
在技术层面上，创新的必要性是显而易见的。如上所述，发达国家在近几十年里由于知识的积累和技术的飞速发展，发展出一整套先进、完善的金融交易技术，极大减小了交易费用，扩大了交易量和交易范围，从而使经济的金融化和金融交易的效率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在这方面，广大的发展中国家处于十分明显的劣势地位，只有通过不断吸收发达国家先进的交易技术、实现本国交易技术的不断创新和持续的现代化转变，才能缩小与发达国家在这方面的差距，为保障本国的金融安全提供技术层面上的支持。
如果说技术创新相当于“硬件”的升级的话，则制度的创新则可以说是“软件”的升级。如上所分析的，金融制度的作用在于为金融交易提供一个社会共同知识环境和框架，俾使金融交易得以在一个相对简单的契约文本约束下顺利展开，并使交易双方对交易结果形成稳定预期。在金融全球化已达相当高度的今天，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的金融交易日益频繁，在彼此金融制度提供的社会共同知识存在相当大相异性的条件下，由于发达国家具有更雄厚的金融禀赋和更久远的跨国金融交易经历，主要是发达国家而非发展中国家主导着国际金融交易规范的方向和具体制定，发展中国家基本上只能通过修正本国的金融交易规范去适应国际规范(也即发达国家规范)来逐步实现对国际规范及其隐含的(国际范围)公共信息的内在化，并逐步在其交易者中建立起将国际规范作为默认信息包含入成本——收益分析的行为模式，以此减小其在国际金融交易中所承担的制度性风险。倘若不然，在对制度默认信息彼此不对称的条件下，发展中国家将因无力将本国制度及其隐含的默认信息推进至国际范围使共同遵守而使自身处于持续不断的信息劣势地位，从而使本国作为国际金融交易风险的主要承担方的地位难以扭转，于是本国的金融安全也就难以实现。换言之，为减小国际金融交易风险，保障本国金融安全，发展中国家除在交易技术上应致力于创新和改进外，还应从金融制度的重构上着眼，充分吸收发达国家金融制度的特点和优越性，实现本国金融制度的现代化和“创造性转化”，以期能顺利“与国际接轨”。
四、金融全球化背景下的我国金融安全和金融演进
2001年11月，我国顺利加入了WTO，这标志着我国的对外开放政策和经济开放程度进入一个全新的阶段，就金融领域而言，则意味着在完成为时10年的过渡期准备后，我国金融将全面融人金融全球化的浪潮中去，直接面临来自国际的挑战。在新的竞争形势和竞争背景下，我国金融业应如何合理作为和积极应对，才能有效控制、消弭既有的金融风险和开放后将不可避免面临的技术性风险和制度性风险，充分保障自身的安全，并在一个国际范围的竞争环境中确立自身的竞争优势呢?笔者认为个中关键在于充分借鉴西方发达国家经验、充分参考国际规范，推进金融制度安排的创新和金融制度结构的整体演进，实现我国金融业规范化转变和与国际的接轨。
就间接金融领域看，由于种种原因我国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在经过近10年的“商业化”改造后，至今仍未真正实现市场化运营和商业化运作，“国家的银行”性质根深蒂固，由此衍生出种种问题，如信贷业务质量不能有效提高、不良资产比重始终居高不下、经营管理思想保守并严重趋同、机构臃肿、运转效率不能有效提高等等。如果说在我国加入WTO之前，国有银行仍可依靠其长期以来对国内信贷市场的垄断地位继续按既有模式运行而不虞受到严重威胁的话，那么，WTO的加入以及随之而来的国内银行业的开放形势及由此打开的国际竞争大门，将使其不得不因市场竞争地位的转变而对其既有制度模式进行反思。要实现国有银行制度模式的根本性转变，使其真正的银行商业化，从而使其与国际银行业处于同一的默认信息背景中，笔者认为关键在于逐步淡化、最终消除其“国有”属性，实现银行制度结构的现代化演进，这就要求国家在银行产权方面逐渐退出，国有银行的股份化改制也就成为一种必然的选择。至于具体改革程序的安排，笔者赞同“三阶段”论，即组织体系改革――银行控股公司组建――上市。当然，这只能作为一个大致的方向，具体时机的掌握和行为的确定仍应根据实际情况具体确定。同时，应注意银行股权分配(认购)的优先次序(国内先于国外、机构先于个人)，并可借鉴波兰经验，引进国外大银行，与之建立比较固定的关系，俾使我国银行的再造得到有益的襄助和经常的引导，这也有利于我国商业银行更快地适应国际游戏规则和默认信息体系。值得强调的是，银行的股份制改造应该是一个较长期的过程，其国有属性的淡化更必须是渐进性的，不能期望毕其功于一役，否则将会使信息替换机制出现真空 (旧的已破，新的未立)，从而导致市场主体信心危机，酿成金融――经济灾难，前苏东国家(尤其是前苏联)转轨的失败便是前车之辙。国有银行的根本性制度演进须假以时日才能完成，而银行业的对外开放却有一个固定的时间表，其间必然存在时间上的矛盾：在制度演进完成之前和为时10年的过渡期结束之后，我国商业银行只能通过在原有制度结构框架下的适当调整和应时作为，以减轻国际竞争压力，保护国内银行业安全。具体而言可从以下7个方面着手：(1)在国际竞争中立足本国特点、扬长避短、发挥既有优势;(2)积极寻求与国外银行的业务合作之路;(3)推进银行组织体系的扁平化改造，完善内控机制;(4)尽快建立起比较合理的用人制度，力争在短期内建立起报酬与绩效相对应、权益与责任相挂钩的人才激励――约束机制;(5)综合运用各种手段清理既有不良资产;(6)积极寻求银证、银保合作途径;(7)强调我国发展中国家的身份，充分利用过渡期，实现市场配套措施的推进。
就直接金融领域看，我国证券市场的不规范和高风险是人所共见的，其根本性原因归根到底在于我国证券市场建立和嗣后发展的动因也即制度变迁起点的扭曲。我国股票市场从一开始(1992年国务院证券委员会及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成立)的较大规模发展，就不以国企的转机建制或为市场交易主体提供流动性保护为目的，而是在政府的规划设计下为国企融资寻求新的途径，以及间接融资渠道的不足，这使我国股市的发展从一开始就走向一条“岔道”。市场建立的动因和制度变迁的起点决定了市场的特点和其自发发展的方向，目前股票市场上广为人们所诟病的种种不规范现象无不植根于此：不可流通的国有股(包括国有法人股)占据2/3比例造成国有股一股独大现象是出于国家控制国企、保证上市公司“国有”性质的必要手段;国家股和可流通A股同股不同价、不同权的不合理现象是因为如此才能实现圈钱的杠杆效应;上市公司凭仗信息优势对 (中小)投资者进行信息隐瞒或信息欺诈是因为在国有股一股独大的股本结构状况下上市公司基本上仍是传统意义上的国有企业，不可避免地会存在代理风险和发生败德行为;市场中介和监管部门行为的不规范则由市场微观基础(上市公司)不规范所导致，是其对市场的对策性适应。我们知道，制度变迁的进程倘若没有受到大的外力的震动，将因变迁的路径依赖(path dependence)特点基本上循其制度起点的发展逻辑继续演进;反之，一旦外力的冲击足够大，则将予制度演进进程以较大的路径歧异(path divergence)动力，改变其既有演进方向。WTO的加入对我国证券市场的发展演进就是这样一个可能导致路径歧异的外部冲击力。在市场与国际接轨的前景预期下，这一市场的种种不规范(或称为所谓的“中国特色”)现象日益凸显出来，在此背景下，为保证市场的安全和将来的健康发展，对之实现规范化改造、推进市场演进的路径转换、促进市场逐渐与国际规范和惯例接轨、从而使其真正成为一个引导资源优化配置的有效机制的努力就是迫在眉睫的一项任务了。正是基于这一考虑，我国证券市场决策层才在近一年来不遗余力地推进规范和监管、加大各种市场改造性措施的推行力度。当然，在短短的10年期间将我国的证券市场改造成与发达国家一样完善成熟的程度是不太现实的，因此笔者认为在这一期间，关键在于构建起一个大致的制度结构框架，形成路径歧异本身的不断自我强化趋势，从而克服既有制度的路径依赖性，改变制度起点扭曲造成的演进路径扭曲，为今后更长远的发展和演进奠定基础;至于具体某项制度安排的完善化，则非当务之急。具体而言，显然目前市场演进的重点就在于如何合理、有序、渐进式地妥善解决国有股份的流通问题。至于具体方案设计，目前研究已多，在此不再赘述。
五、结论
综合上面分析，我们得出以下结论：金融全球化是一股不可逆转的时代潮流，它是由分工演进和经济发展本身的逻辑所决定的，也是由金融本身的特点和演进逻辑决定的;在这样的背景下，只有顺应这一潮流，才有可能将本国的发展和进步融入到世界整体发展中去，从而实现“与时俱进”的良性循环;对发展中国家而言，顺应金融全球化潮流、推进金融对外开放进程与保卫本国金融安全、维护本国金融利益始终是一对相伴相生的矛盾;要在一个全球化日甚的金融宏观背景下维护本国金融安全，关键在于实现金融创新的不断展开;对比技术创新而言，制度创新更显得重要，因为在国际范例和其隐含的默示信息基本已经确定的全球制度背景和制度结构框架下，只有将本国的金融制度改造成能够将上述隐含信息包孕其中的形式(也即对西方金融制度进行具创造性的模仿和借鉴)，在不断频繁的国际金融交易中才能改变自己的制度信息劣势地位，进而才能消减交易中的金融风险(制度性风险)、保证本国金融的安全;对我国而言，无论是间接金融领域还是直接金融领域，由于历史原因，都具有众多缺陷性特点，并在其中包含了巨大的制度性风险;WTO的加入使我国面临在金融业渐次开放的背景下捍卫本国金融安全的重任，这就要求我们尽力推动间接金融和直接金融领域制度演进的不断进行，从而实现与国际接轨的最终任务。
作者：夏春艳
第三篇：金融创新、金融风险与我国金融监管模式研究
[摘要]金融创新的产生对宏观政策的制定、金融市场运行、商业银行透明度都有影响,金融创新能够管理和控制金融风险,也能加剧金融风险的扩大,对金融稳定性会产生很大的负面影响。我国的金融监管应建立健全银行、证券、保险监管机构间以及同宏观调控部门的协调机制,通过中国金融监督管理委员会与国际性金融监管组织的合作,积极参与国际金融监管准则的制定,借鉴国外金融监管经验,不断提高金融监管的专业化水平。
[关键词]金融创新;金融风险;金融监管
一、金融创新的主要影响
(一)对宏观经济的影响
本文以IS-LM模型来分析金融创新对宏观经济的影响,如图1所示。金融创新的发展改变了投资者对于利率变动的反应方式。比如,无论通过什么样的渠道,利率上升会导致实际投资下降这个大方向不会变。但是有没有金融创新,结果是有差别的[1]。金融创新使投资者获得资金的渠道增加了(可以运用衍生工具筹集资金),为投资者增加了资金的可获得性。从而,同样在利率上升的情况下,因为金融创新的影响,实际投资的下降可能就没有那么多。可以认为实际投资对利率的敏感性随着金融创新的发展而减弱。例如,期货和期权市场的建立,有助于价格波动的减缓和风险的降低,这会促进企业的投资[2]。企业投资的增加会使IS曲线向右移动,由IS移至IS',这将导致均衡利率的上升和均衡产出的增加,利率由i0增加到i',产出由Y0增加到Y';同时,各种金融资产的替代性会增加,这将导致货币需求对债券收益率的变动更加敏感,LM曲线趋于平缓,呈LM'状。显然,这将导致产出的增加和利率的降低。如图1,在新的均衡点E"处,产出为Y",利率为i",虽然由于货币需求的利率弹性的增大,货币政策的效应减弱,但是财政政策的效应会有所增强(见图1)。
(二)对金融系统运行效率的影响
一般来说,创新手段的丰富应该使金融市场运行更加有效。市场参与者可以从多样化的创新手段中筛选出适合自己的工具,从而降低业务成本并加强营运的安全性。同时,由于金融中介手段的比重降低和金融机构间竞争的加剧,借款人的资金成本降低了,收益提高了。资金的直接或间接提供者也得到了相对过去较高的资本收益。这种趋势从理论上讲应该能使现有的资金配置更加有效,并促进储蓄额和投资额的增长[3]。此外,市场自由化可以降低一部分金融市场参加者的交易成本,从而促进市场的进一步深化。初级借款人、中小企业、新企业、政府甚至消费者都能从市场上得到满意的资金来源。这样的市场也能有效的向资产持有人提供更好的流动性。流动性和资产多样性使金融机构调整资产状况和进行负债管理更加方便有效。新的金融手段也能够将各种风险进行分离、平衡和分散,使风险转移到最有承受力的一方。
由于市场内在的不完善性以及不合理管制的存在,金融市场资金的配置效率并未得到应有的体现。但这并不意味着所有金融管制都应该取消,重新回到像美国早期的“野猫银行时期 ①”。有些制度对货币政策、投资和促进金融系统稳定是必需的。监管当局在效率和稳健之间取舍并力求平衡前进。
由于发展阶段和政策取向不同,各国金融创新速度和金融监管措施也不尽相同,由此所导致的金融市场的效率也不相同[4]。一些国家在发展的早期实行人为压低企业借款成本的政策,以发育企业制度。但随着经济的深化和成熟,市场配置资金必然会成为首选手段,政策调整也势在必行。金融自由化和各国国内市场的开放为资金自由流动创造了条件,但有些国家仍存在一些明显的问题,如管制、高额的资本市场融资成本、企业债务比例过高等等;证券化趋势会助长企业杠杆收购(有些是恶性事件),对生产性投资造成冲击。尽管企业合并有助于资源优化配置,但经验表明,实际情况并非总是如此。此外,面对不确定的金融市场,借助于信息技术,市场参与者会对市场上的新情况迅速做出反应,在一定的条件下,金融市场的分配效率会提高,这一点已得到公认。但参与者的行为总是与市场所要求的资金流动方向相一致吗?是否在某种程度上加剧了市场波动(有时会造成金融危机,甚至经济危机)?目前,研究者的看法不一。一些新式的金融手段,如计划交易和套头技术,是否会长期影响价格,尚无定论。
(三)对商业银行透明度的影响
金融创新所导致的新的金融手段的多样化和银行资产负债表外业务重要性的上升,向监管者提出了透明度问题。传统的银行监管侧重银行贷款质量,在排除了宏观经济形势的重大变动后,银行资产质量一般是比较平稳的。新的金融手段的采用和银行在证券市场上作用的增加,向监管提出了挑战。在证券交易中,重大损失可能在瞬间发生。目前,尚无足够严密的监管网络,可以及时监测银行的证券交易行为。因此,加强对银行的管理和内部控制的监督,比任何时候都显得更加重要,这需要银行增加其经营管理的透明度。
巴塞尔监督委员会在促进银行资产风险的评估和管理的标准化方面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在其推动下,各国纷纷推行最低资本金要求,确定银行资产负债表外业务中各种不同风险的相应比重要求,规定认购票据发行交易的具体比重等。但由于各国会计原则和税收政策不相一致,反映银行透明度的财务报表标准不统一,这对跨国银行的监管提出了挑战[5]。尽管会计组织的标准化面临许多困难,但各国在促进银行财务报表尽可能全面地、有实际意义的、比较连贯的披露其资产状况方面仍有大量工作可做。
二、金融创新与金融风险的逻辑联系
金融创新促进了金融发展,而金融风险从另一个角度也迫使金融向前发展。金融创新与金融风险两者之间又是一种相互促进、相互发展的关系。近代金融创新的目的之一就是规避金融风险。金融创新特别是以金融工程形式出现的金融创新,为管理和控制金融风险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但是,金融创新毕竟是一种工具,它可以用于好的方面兴利除弊;也可以用于不好的方面。即使不被利用和操纵,金融创新本身在规避了某些风险的同时也带来了新的风险,特别是金融工程,在很大程度上只是将一种金融风险转换为另一种金融风险[6]。另外,有些金融创新在初期能够有效地规避金融风险,当其成熟以后反而会带来更多的金融风险。金融风险与金融创新的内在关系如下：
(一)不是所有的金融风险都可以用金融创新来规避。有些金融风险可以依靠金融创新来管理,有些金融风险则只能依靠管理和其他手段来规避。
(二)不是所有的金融创新都是用来规避金融风险的。金融创新有不同的动因,有的是为了提高效率、有的是为了规避管制,也有的规避了金融风险以外的其他风险,当然也有相当一部分的金融创新的确是用来规避金融风险的。因此,并不是所有的金融创新都肩负着规避或消除金融风险的职责(见图2)。
(三)金融创新增强了各主体规避金融风险的各种能力。在规避直接金融风险方面,承担金融风险的主体可以适当的使用金融创新来减少损失。在规避间接金融风险方面,由于直接金融风险的规避,所引起的间接金融风险必然会减少,所以金融创新也能帮助规避间接金融风险。
(四)金融风险促进了金融创新的发展。从金融创新的起源来讲,最初的金融创新就是为了规避金融风险[7]。金融创新的发展过程证明,金融创新发展最迅速的时期也就是金融风险表现最为激烈的时期。金融创新产生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它与金融风险的加剧有着直接的关系。
(五)在规避金融风险的同时,金融创新也带来了一些新的金融风险。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到现在,金融创新与金融风险加剧一直是国际金融市场最为鲜明的发展特征。20世纪90年代以来,全球几乎每一场金融风暴都与金融创新有关。金融创新对金融风险推波助澜的作用令人谈虎色变。金融创新可以规避金融风险,金融创新也会带来新的金融风险。
总之,现代虚拟金融资产和实物资产的倒金字塔结构是现代经济金融体系不稳定的内在根源。金融工具或金融市场运作体制的不断创新、不断演化在促进金融发展的同时构建了这个巨大的倒金字塔。金融创新特别是金融衍生工具创新越发展,这个倒金字塔也就越庞大,金融体系也就越不稳定。在庞大的衍生市场面前,金融机构的脆弱性表露无疑,一旦某一部分出现问题,整个倒金字塔就会轰然倒塌。不可否认,金融创新对金融发展、经济发展起了相当积极的促进作用,给金融体系结构、功能以及制度安排带来巨大改变,这种深刻变化极大推动了经济金融化与金融自由化的进程。然而,金融创新也是“双刃剑”,如果使用监管不当,金融创新对金融稳定性会产生很大的负面影响。以衍生金融工具为代表的当代金融创新成果,为投机者提供了大批操纵市场的先进手段和便利工具,使之拥有了撼动一国或地区金融市场的巨大能量;在金融自由化成为当代金融发展的主旋律时,以确保金融系统稳健运行为目的的金融监管在如雨后春笋般的金融创新面前,显得十分无力。这些都成为增大金融系统风险,造成金融系统不稳定性的重要因素。但是,尽管如此,金融创新必须进行,否则会阻碍金融发展。我们在金融创新中规避金融风险,发展金融;在监管由金融创新带来的新的金融风险中推动金融创新,形成良性循环。金融风险与金融创新以及金融监管三者的关系由图3表示。
三、我国金融监管模式探索
(一)“十一五”期间成立中国金融监督管理委员会(局)的构想
根据我国“十一五”规划第三十三章第四节：“建立健全银行、证券、保险监管机构间以及同宏观调控部门的协调机制”的指导思想,同时从我国金融发展的长期趋势来看,中国金融业迟早要走上混业经营、混业监管的道路。因此,有必要未雨绸缪,提前设计和规划金融监管模式。在混业经营的情况下,也可以有两种选择,即统一监管模式和功能监管模式[8]。由于在混业经营模式下,金融产品复杂、金融风险多样,因此,理想的监管模式应该是有统有分、统分结合的模式,具体而言,可以在统一监管框架下实行监管机构内部专业化分工,也可在功能监管模式的基础上设立一个协调和风险综合控制机构,实现专业化监管和统一监管的结合。联系到中国实际,面对现实,着眼未来,可以采用在统一框架下实行监管机构内部专业化分工的方式构建中国的金融监管模式。具体来说,可由人民银行来牵头,发改委、财政部、银监会、保监会、证监会、国务院法制办及中编办等部门共同参与设立。成立中国金融监管委员会(局)作为一个集中统一的监管框架,内部构建由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组成的专业化分工的“三合一”的功能型监管体系;与此同时,还应加强金融机构的内控机制,在金融监管委员会(局)金融中介机构服务管理部的协调下,充分发挥金融自律性组织、会计事务所、审计事务所等社会各界的监督作用,构造起一个广泛的金融监管体系[9]。
建立我国集中统一的金融监管模式,是要对银行业、证券业、保险业监管资源进行整合,目的是要以精简机构、提高效率为原则,通过优化监管组织结构,建立一支高效、精干的金融监管队伍,实行金融监管政策的统一制定和执行。这样做的好处在于,既可以防止出现决策与执行“两张皮”或分业监管模式下“各自为政”的弊端,又能从根本上消除多层次监管、重复监管、机构性监管所产生的问题,有利于增强我国金融业的整体竞争实力,防止发生金融风险和金融危机。实际操作过程中,为了将模式改革成本降低到最低限度,要努力缩短组建中国金融监督管理委员会(局)的时间。由于金融监管体模式化较大,人员调整较多,如果改革时间拖得过长,部分工作人员会因工作和职责调整的不确定性而出现等待心理和短期行为,容易导致一定时期内的金融监管缺位。有关国家金融监管模式改革的经验表明,改革方案确定之后,在一年内完成组建有关监管机构比较可行[10]。与此同时,要尽可能克服不同监管部门存在的监管文化差异,并在法律上为建立统一的金融监管模式提供支持。
我国金融监管模式的建立还需要采取相应措施解决目前金融监管中存在的三大弊端：
1.金融监管部门之间信息共享机制尚未建立,监管真空、重复现象仍然存在,金融监管协调效率低、法律约束力不强。以金融控股公司为例,其交叉性金融创新工具的出现使得银行、证券、保险机构在业务领域互相渗透,但目前未有任何法律对此做出规定,存在监管空白点[11]。
2.当央行与各金融监管部门或者其他政府部门在货币政策取向、金融系统性风险程度判断、处置突发性金融事件等问题上产生分歧或争执不下时,由于没有一个权威决策部门,最终只能将问题提交到国务院解决,决策的低效率在所难免。
3.特别是在基层,当涉及维护地方金融稳定、防范和化解地方金融风险问题时,地方政府、央行、各金融监管部门之间如何进行协调不明确,一旦发生风险,容易延误最佳处置时机。
因此,加快金融监管协调立法势在必行。建议国务院制定《金融监管协调条例》,主要内容包括协调目标、基本原则、协调组织机构、央行和各金融监管部门及其他政府部门、地方政府在协调机制中权利和义务等。《金融监管协调条例》应明确央行在协调机制中的具体牵头组织职能,将央行、金融监管部门在履行职责上的分歧、冲突和盲点作为协调重点。
鉴于我国金融监管方面存在着相当的风险,成立中国金融监督管理委员会(局)之后,为了加强金融监管与货币政策之间的协调,需要处理好金融监管机构与中央银行在防范风险方面的合作,建立跨部门的金融稳定机构,专门负责协调货币政策与金融监管之间的关系,可以设立货币安全与稳定局(见图4),因为金融监管和货币政策二者虽有显著差别,但在政策操作中却存在着作用与反作用的关系。适当的金融监管不仅能够有效维护金融体系的稳定,为货币政策运行提供良好的外部支持,同时也有利于培养健康、有活力的金融体系,增强对货币政策变化反应的灵敏性,提高货币政策传导效率。正确的货币政策则可以有效的促进实体经济的健康平稳运行,而这又是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维护金融业安全的根本保证,人民银行在政策操作中如能使二者相互配合,形成合力,货币政策和金融监管的效果就会产生倍数效应。但是如不能保持协调一致,则都会给对方造成不利的影响。实践证明,不当的货币政策会加大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的压力,增加金融监管的难度;过于严厉或宽松的金融监管则会干扰货币政策的有效运行,影响货币政策的实施效果。因此,将金融安全与稳定局作为一个常设的协调机构,既可以在该机构的协调下营造稳定的金融体系,又可以提高监管效率的双重功效。同时,要加强金融监管的国际合作与交流,尤其要加强与在华外资银行的母国金融监管当局的联系,密切关注外资银行的经营状况,防止国外金融风险向我国蔓延。
在金融监管协调具体工作制度层面,央行应与各金融监管部门根据国务院有关规定联合制定协调机制的配套制度。一是建立信息共享制度。明确共享信息范围、信息采集具体分工、交换方式、保密规定等内容。二是建立联合检查制度。对一些关联业务和交叉业务尽量采取联合行动,避免重复检查,提高监管效率。三是建立紧急磋商制度。分别针对日常状态、紧急状态和危机状态的不同情况,尤其是金融风险突发事件,规定双边或多边磋商机制启动的条件和程序,明确有关各方的职责、处置手段、法律责任。同时要加强中国金融监督管理委员会(局)与国际性金融监管组织的合作,积极参与国际金融监管准则的制定,借鉴国外金融监管经验,不断提高金融监管的专业化水平(见图4)。
为了发挥金融监督管理委员会(局)的作用,可以在金融监督管理委员会(局)下设立金融监管咨询专家小组,充分利用学术界和金融机构的金融专家、社会知名人士等社会资源,广泛听取社会各界在金融监管和金融发展方面的意见,为金融监管政策的调整提供广泛的群众基础和社会基础。从法律环境上看,为了紧跟金融改革与开放步伐,适应金融业务综合化发展需要,应对监管的法律制度进行清理,要对不适应我国金融发展的法律条款予以废除或修订,尽快修订现有银行、证券、保险监管法规的不适宜条款,制定《中华人民共和国金融安全与监督管理法》和《金融安全与监管协调条例》等法规,增强金融法规的适应性、可行性和可操作性,提高金融执法的专业化和效率,为我国金融业的综合化发展和有效金融监管创造必要的法律环境[12]。
总之,要从我国金融改革与发展的实际出发,循序制定建立中国金融监督管理委员会(局)的具体方案,实行金融监管职能的重新整合,防止部门利益、机构膨胀驱动,实行机构精简,促进监管资源的优化和配置,充分发挥统一金融监管模式带来的好处,提高金融监管效率,保持金融业平稳运行,促进国民经济持续、稳定、快速、健康发展。
(二)未来我国金融监管模式的设计
从长远来看,中国金融业未来要走上混业经营、混业监管道路。因此,我们既要面对现实,又要着眼未来,在现行法律制度下,切实提高金融监管的效率。鉴于金融控股公司模式有可能成为我国金融混业经营的形式,金融监管模式应该进行相应的调整。除此之外,还应加强金融机构的内控机制,并充分发挥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师事务所、金融自律性组织等社会各界的监督作用,构筑一个广泛的金融监管体系。
1.监管主体及其职能
监管主体主要包括：现有的中国人民银行、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简称证监会)、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简称保监会)、银行监督管理委员会(简称银监会)和即将成立的中国金融监督管理委员会(局)和信托监管局。主要职能：中国人民银行的金融稳定局负责对金融控股公司的监管,包括市场准入、资本充足率、风险评估、信息披露等。银监会和信托监管局,分别负责对银行业和信托投资业务的监管,将现由中国人民银行执行的银行业和信托的监管职能移交银监会和信托监管局;证监会和保监会分别负责对证券业和保险业的监管,证监会和保监会继续执行现对证券业和保险的监管职能。
2.未来我国金融监管模式的框架设计图(见图5)
注：带*为未来成立的金融监管机构
3.监管机构间的协调
由中国金融监督管理委员会(局)负责进行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信托监管局的协调。定期召开联席会议,各监管机构要向中国金融监督管理委员会(局)报送监管信息,监管机构提出的问题由中国金融监督管理委员会(局)负责协调解决,各监管机构间要尽可能做到信息共享。
4.建立健全金融自律性组织,充分发挥其监管作用
金融自律性组织是金融业自我管理、自我规范、自我约束的一种民间管理形式,它可以通过行业内部的管理,有效地避免不正当竞争,规范其行为,促进彼此间的协作,与监管当局共同维护金融体系的稳定与安全。金融自律性组织是我国金融监管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金融监管中不可缺少的。目前我国的这类组织很不健全,就是已经建立的,其作用也没有得到充分的发挥。今后,应由中国金融监督管理委员会(局)牵头建立和健全金融自律组织,采取会员制管理方式,金融机构自主决定入会,入会者要交纳会费,遵守该组织章程。金融自律组织参与监管,主要负责金融从业人员的培训、会员的管理、为会员提供信息服务,及时与监管当局沟通情况,及时向社会发布有关监管信息等。
5.加强国际金融监管当局的交流与合作
当前国际金融市场的动荡对一国经济安全的影响愈来愈明显。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大量外资金融机构进入中国,同时中国金融机构也将走出国门,另一方面,随着金融控股公司的设立,由于其业务广泛,经营范围会跨地区、跨国界,而各国的监管政策存在差异,因此,仅靠本国监管当局的监管是不够的,必须加强与国际监管当局之间的协调与交流,密切合作,共同防范金融风险的发生与蔓延。
[注 释]
①“野猫银行时期”是指1836年美国第二银行关闭之后,直到1863年美国《国民通货法》(一年后进行了修改,称为《国民银行法》)的颁布,在这27年里,美国进入了自由银行时期,银行体系完全由私人(非公司)和根据各州发给的公司执照来经营的银行组成,开办银行成了一种赚钱的方法,因而那时又称为“野猫银行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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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Financial innovation, Financial Risk and Financial Supervision System of Our Country
Gao Shan
(Postdoctoral Program of China Merchants Bank,Shenzhen 518040,China)
Key words：financial innovation;financial risk;financial supervision
(责任编辑：张丹郁)
作者：高 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