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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篇：金融债权论文范文
银行金融债权在破产程序中如何有效维权的探讨
2018年11月14日，国家主席习近平主持召开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五次会议，在审议通过的《加快完善市场主体退出制度改革方案》中强调，破产制度改革方案是重中之重，完善破产制度对实现市场主体退出无障碍、提高金融风险可预测性、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重大意义。所以，破产法被认为是市场经济之“宪法”，在新旧经济转换和结构性去杠杆过程中具有逆周期“调节器”和“稳定器”功能，是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的最后一道防线。银行一定要充分认识破产法的重要性，要善于掌握和利用破产法来维护己方的合法权益，维护金融安全。
银行债权人很多时候是一个破产案件中的债权金额最大的债权人，银行金融债权的总额也往往在总债权额中占比很大，仅少数几家银行金融债权就占总债权额半数以上的破产案件并不少见。可以说，有效地处理好银行金融债权，破产案件基本成功了一半。
实践中，银行在遭遇企业不能按期清偿债务时，通过传统的诉讼或仲裁、执行、保全等手段清收债权，均比较熟悉且轻车熟路。但遭遇债务人企业破产清算或破产重整时，如何在破产程序中最大化维护己方的权利，则需要认真的研究和探讨。而实务中发现，很大一部分银行对债务人企业进入破产程序后，如何维护己方债权仍不够重视。通常仅采取一些规定性的动作，如申报债权、参加债权人会议等。而没有对如何申报债权进行细致的研究，如何根据破产重整中重整方案的制定而有针对性的制定己方的债权申报方案及如何与管理人、重整投资人进行谈判等。
对于银行如何在破产程序中有效维权，笔者结合自身的体会，提出几点浅见，仅供参考。
一、首先，银行应加大对破产法的重视
近几年，破产案件数量得到了很大的突破，破产法律规范的建设也是日新月异。可以说，破产法正越来越引起人们的重视。银行金融债权更应该顺应时势，提高对破产法的重视，加强对其的研究。
而笔者在实务中，却感觉到一部分银行对破产法似乎并不了解，或者说了解不深，以至于并不能充分维护己方的权益。就以银行债权的申报为例来说，银行债权相比其他如一般企业、个人等普通债权，在提交债权申报资料、参会表决、与管理人沟通、提起相关异议等方面应该更专业，提交的资料更全面、更充分。但在债权申报环节，却能看出有一部分银行债权人对企业破产并未引起足够的重视。最常见的表现在，申报的利息计算存在瑕疵，被管理人否决。银行债权通常存在罚息、复利等，这些利息的计算方式比较复杂，尤其在结合“结息日、付款日”等专业术语的界定情况下，常存在因结息日的理解不同而导致利息计算的不同。而银行作为专门的金融机构，却在利息、罚息、复利等的计算上与管理人存在差异，并且出现又在异议诉讼中败诉的情况。
其次，表现在未能充分研究破产企业的情况，制定有针对性的方案。应该说，银行对企业还是比其他债权人要更了解，对企业的资产、业务、债务等情况也更熟悉，如果能提前做足功课，该企业能够出台什么样的重整偿债方案，基本上也就能做到心中有数。在此基础上，制定有针对性的方案，包括债权申报方案(是否申报、申报多少，普通债权申报多少、有担保债权申报多少等)、追偿方案(对债务人、对担保人各自如何追偿)、重整方案的表决方案(是否同意重整方案，对重整方案可提出哪些建议等)等，就能够提前做好准备，各个方案相互衔接和配合，最终达到最大化维护银行债权的权益。而大部分银行并没有针对破产企业的应对方案，而只是公式化的债权申报、参加债权人会议等，并不做深入的研究工作。
二、银行应尽量将可能进入破产程序的相关债权的处置、应对工作提前
最近在接触和研究的几个案例，因企业未能按期偿还银行债权，银行因此要求企业追加担保，企业以其名下的某土地为银行设置了抵押担保。结果之后一年内，该企业进入了破产程序，银行设置的该项抵押担保被管理人根据《企业破产法》第31条认为属于人民法院受理破产申请前一年内，涉及债务人财产的“对没有财产担保的债务提供财产担保”的行为，向法院申请撤销，并得到了法院支持。另一个案件是因该企业涉及其他诉讼，触及了银行的加速到期条款，被银行解除了合同，并要求企业提前偿还了贷款。结果触及《企业破产法》第32条的个别清偿的6个月期限，被管理人以在企业已存在破产情状下仍对个别债权人单独清偿为由，申请法院进行了撤销。这些典型案例提示银行，一定要重视破产法与其他法律的特别之处，及早做好相应的工作。
此外，根据企业破产法的特别规定，银行债权的利息从法院受理破产之日起停止计算。企业破产通常周期较长，短则几个月，长则几年，这样虽然银行最后得到一定程度的清偿，但算上破产期间利息的损失，则银行的實际受偿率是更低了。
由于银行监管制度本身的缺陷以及商业银行对破产制度的认识不足，商业银行对企业破产缺乏足够的有效应对策略，甚至束手无策。因此，银行债权的保护需要主动积极，越早越好。
三、要善于利用破产法赋予的债权人权利来维护己身权益
除债权申报外，银行还要善于利用《企业破产法》赋予债权人的权利，通过对债权审查进行异议和监督、行使优先受偿权、对破产财产变价程序监督、积极行使撤销权、追究保证人的责任，或者设立金融债权人委员会、监督审查破产企业的资产评估报告，追究破产企业出资人责任、否认破产企业独立法人资格等方面来维护己方权益。
银行对积极行使撤销权方面要予以重视，防止企业利用破产逃债。作为债权人的银行，应了解有无法撤销情形，并要求管理人就此出具专项意见，尽量保全和扩大供清偿的破产企业财产。尤其是要关注是否存在公司股东利用关联关系等方式进行资产转移的情况。
四、银行也要善于利用破产的手段，尽早申请企业破产，防止企业资产越来越差
对很多企业，甚至是僵尸企业，一些银行还给予到期续贷、以新还旧等支持行为，是对社会资源的极大浪费。对僵尸类企业，或者那些已经陷入经营不善的境地，资产正在逐步恶化的企业，银行也立即采取应对措施，包括积极利用破产的方式，尽早申请其破产。
如果企业能尽早进入破产程序，其拥有的产能、技术、资源、市场渠道等仍然具有较高的市场价值，企业也具有较高的拯救价值，尽早进入破产重整程序，也有利于招募重整投资人。银行也可以充分利用自身拥有的各方面资源，帮助企业招募合格的投资人。
综上，金融稳定对维护我国经济稳定非常重要，银行债权要善于利用各种方式、手段维护自身权益。尤其是要深入了解、研究企业破产法，利用好破产法的独特作用，尽最大力量维护银行债权的利益。
(作者单位：山西华炬律师事务所)
作者：郭伟平
第二篇：债权类教育金融制度效率研究
[摘要] 在我国信用环境不良的条件下，“银行-学生”所构成的核心两主体模式不可能诞生。政府、高校主体的引入虽然可以通过“后入主体”对现存单个主体“成本-收益-风险”平衡性的改良来提升契约的总体效率，但对核心主体之间的“成本-收益-风险”的改良程度微弱，因而债性契约具有天然的缺陷，其效率改良是有限的。尽管贷款违约公示和生源地贷款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银行贷款的风险，但前者破坏了债性契约的可持续性，后者则是债性契约内在规定性的退化。分成制教育金融制度将是对现存金融契约进行的革命性变革，有望从根本上促进银行与学生两主体之间的成本-收益-风险的平衡性。
[关键字] 教育金融制度;债性;分成制;效率
Study on Efficiency of Educational Finance System with Debt Property
Dou Erxiang, Liu Liying
(College of Software and Microelectronics, Peking University, Beijing 102600)
Key words: educational finance system; debt property; sharecropping; efficiency
一、引言
基于教育需求方的筹资机制主要包括财政机制和金融机制(窦尔翔，2008)。随着教育体制改革和高校扩招，财政制度已无法满足教育需求方的筹资需要。一方面，我国财政投入教育的资金所占GDP的比例较低，还达不到4%的世界平均标准;另一方面，由于等待财政支持的受教育者基数大，已投放和等待投放的资金总数巨大。因此，财政制度不堪重负。于是以债权类教育金融工具为代表的教育金融制度便成为了教育需求方的筹资选择。在我国，教育需求方通过金融制度进行教育筹资已有一定的应用，如助学贷款①、教育储蓄等。我们把这类教育需求方通过债权债务模式来筹资的金融制度，称为债权类教育金融制度。目前，我国债权类教育金融制度的最主要的应用就是国家助学贷款制度。
我国国家助学贷款制度经历了1999年在8省市试点、2000年全国推行、2001年调整、2004年深化等几个阶段，不断成熟，而且2007年在5省市试点、2008年在二十多个省市推广的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又进一步补充完善了国家助学贷款制度。目前的国家助学贷款政策以2004年6月实行的《关于进一步完善国家助学贷款工作若干意见》为执行规范，该《若干意见》规定，对高校实行借款总额包干，原则上按全日制普通本专科学生(含高职学生)、研究生以及第二学士学位在校生总数20%的比例、生均每年6000元的标准确定;由政府委托国家助学贷款管理中心通过招投标方式确定经办银行，学生在校期间财政全额贴息，毕业后自付利息;借款学生毕业后在1~2年开始还贷、6年内还清，其中毕业后自愿到艰苦地区、艰苦行业工作，达到一定年限的借款学生，可以奖学金代偿;建立风险补偿机制(具体比例在招标时确定，财政和高校各承担50%)，补偿银行的损失。国家金融管理等有关部门、经办银行、国家助学贷款管理中心及各高校共同建立还款约束机制(朱相诚、黄波粼，2006)。
教育部官方网站信息(朱相诚，黄波粼，2006)，自1999年开展国家助学贷款工作以来至2006年6月底，全国申请贷款累计总人数395.2万人，银行审批人数240.5万人，人数满足率②为60.85%;申请贷款累计总金额305.6亿元，银行审批金额201.4亿元，金额满足率③为65.90%。其中，自2004年6月国家助学贷款新政策实施以来至2006年6月底，全国申请贷款人数211.1万人，银行审批人数154.3万人，人数满足率为73.09%;申请贷款金额171.8亿元，银行审批金额131.7亿元，金额满足率为76.66%。而实际上，按照2006年全国1700万在校生，困难学生平均比例25%，特困生平均比例15%计算，困难学生约425万人，其中特困生约255万(林松涛、聂永江，2007)，与银行已审批人数相比可以发现，助学贷款的需求与供给之间存在很大缺口。实践证明，我国助学贷款在保障贫困学生入学、促进教育机会公平、缓解高校财政经费不足等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但助学贷款制度依然存在许多问题，如贷款力度在地区间、学校间、银行间发展极不平衡;学生贷款拖欠情况严重，违约率高;银行“惜贷”，学生贷款供求不平衡;银行和高校配合不力，管理难度大、申办手续繁杂等。
为了解决这一问题，国家采取了增加利益相关主体的措施对我国教育贷款④进行了制度改良。如加入国家担保，或加入高校主体，以解决教育贷款中存在的各种难题。再如加入家庭信誉变量，实施生源地贷款的模式。
事实和推理表明，引入国家、学校、企业、家庭信誉等利益相关主体，助学贷款制度可以得到一定程度的改良。但违约率高、贷款主体积极性不高、制度运行成本过高等顽疾依然难以去除。原因可能在于主体引入并不能超越助学贷款的债性合约性质，这种固定收益类工具具有其天然的效率缺陷。特别要强调的是，生源地贷款表面上使教育贷款制度的效率得以提高，实则是教育贷款制度某种意义上的倒退。⑤因此分析债权类教育金融制度本身固有的效率特征，并在此基础上探索改进制度效率的新途径显得尤为必要。为此，本文首先在概述效率概念的基础上，针对将研究的债权类教育金融制度界定效率概念，进而分别从静态、动态角度对债权类教育金融制度进行效率分析，尝试寻找效率更高的制度安排。
二、效率概念界定
效率一词现在广泛应用于各个学科，尤其在经济学领域，效率已是核心概念之一，但对效率概念的界定仍然存在很多争议。因此，本部分首先概述效率、制度效率以及考察国家助学贷款时用到过的效率指标，然后在此基础上界定债权类教育金融制度的效率概念。
(一)效率概念概述
1. 效率。效率，顾名思义，就是有效的程度。它在新古典经济学中有两种主要含义(罗磊，2008)。一是在生产意义上，效率是指投入和产出或成本与收益之比。这里的产出或收益，不仅指能够为人们提供满足的有用物品，也指人们的满足程度即效用。这里的投入或成本，从一般意义上是指在特定技术水平下，提供人们所需要的有用物品或满足程度所需要的资源，包括劳动力资源、资金资源和物资资源等。“有效率”就是指在特定约束条件下用有限的资源为人们提供了最大可能的满足的状态(战松，2006)。二是在分配意义上，效率是指社会资源的配置状态达到帕累托最优状态，也称为帕累托效率。帕累托效率指的是这样一种状况，即社会资源配置方式的任何改变，都不能使任何一个人的处境变得更好，而同时不会使其他人的处境变得更坏。
根据考察主体不同，效率可分为微观效率和宏观效率两个层次。微观效率是针对个别经济主体而言的，主要指微观经济主体是否利用给定的经济资源得到了最大化的收益，或者是否在收益既定时利用了最少的资源，也即花费了最小的成本。宏观效率是就各微观经济主体所构成的整体而言的，更宽泛的讲，是就整个社会经济而言的，主要指全部资源的消耗与所有微观个体的总收益之间的对比关系。微观效率和宏观效率是矛盾统一的关系。微观行为主体对微观效率的追求有可能导致对宏观效率的损害，但宏观效率的实现又必然要以微观效率为前提和基础，二者之间的协调是宏观管理层与微观行为主体的博弈的结果(战松，2006)。
2. 制度效率。著名经济学家、诺贝尔奖得主道格拉斯·诺斯(Douglass C.North)认为，所谓制度效率，是指在一种约束机制下，“参与者的最大化行为将导致产出的增加”;而制度无效率则是指参与者的最大化行为将“不能导致产出的增长。”(道格拉斯·诺思，1994)也就是说，制度效率是激励与约束共同作用的结果，制度在提供一种有效激励结构，使得个人能够获得投资的边际社会收益的同时，也建立起相应的约束规则，对无效率的行为和决策进行惩罚。“这些规则不仅造就了引导和确定经济活动的激励与非激励系统，而且还决定了社会福利与收入分配的基础。”(道格拉斯·诺思，1994)
制度效率可以划分为两个层面，一个层面是指制度的外在效率，即制度的社会性效率，它主要表现为通过制度的实施来促进社会经济的发展而产生的社会效益，即制度能够有效地影响宏观经济的运行，而且能够从经济运行反馈的信息中及时地进行调整;另一个层面是指制度的内在效率，即制度本身的设置与运作中能够以最小的成本费用来获取最大的收益，也就是说，通过降低或减少制度安排的建立及实施过程的成本如所花费的时间、人力、物力和财力等，而获得最大的实际效果(战松，2006)。
衡量制度效率的标准是多重的，除经济增长等经济标准外，还包括一些非经济标准，如微观个体的平等、健康以及宏观社会的和谐、稳定等。
新制度经济学派认为，可以从三个方面来判定一种制度是否有效率：第一，制度结构能否在建立社会交易基本规则的基础上通过信息和资源的可获得性拓展人类选择的空间;第二，制度结构能否获得一个正确价格，在存在公共物品、外部性、不充分信息、信息的不对称和高交易费用的前提下，制度能否克服“市场失效”的负面影响;第三，由制度结构所决定的收入和财产分配的规则是否公平，即是否有效地促进了每一个人的生产主动性，财产分配格局是否与全体国民的个人能力相适应?收入和财产分配的规则是否能够促进效率的提高和财富的增长?新制度经济学派同时还从资源配置的角度来评价制度的效率。他们认为，制度的根本目标实质上就是使社会资源达到最佳配置，当一项制度安排不能使资源配置达到“帕累托最优”时，即现在制度不能增加甚至减少资源产出时，那么该制度本身就是缺乏效率(徐宏毅、赵迎红、聂鹏，2008)。
具体来说，评判一项经济制度的效率，可以从以下两个角度考察。
一是根据前文对效率的定义，考察制度收益和成本的对比关系，即：制度效率=制度收益/制度成本。根据制度经济学的理论，任何一项制度的建立都是为了获得潜在的收益，这便构成了制度收益;而任何一项制度的建立和运行都是有成本的，这种成本对制度预期收益进行了一种扣除。因此，一种制度建立以后，即使实现了预期的收益，也不能简单地认为这种制度形式就是富有效率的，而是要在对其收益和成本比较的基础上才能下结论。在制度收益既定的前提下，成本的高低就成为决定制度效率的关键因素(李雯娟，2008)。
二是考察预期收益和实际收益的对比关系，即：制度效率=预期收益/实际收益。任何制度的设计和实施都是有特定的预期收益的，包括经济收益和人们感受到的效用收益等非经济收益，而制度在设计、修改、实施等过程中都存在着成本支出，并且制度实际实施后所获得的实际收益往往和预期收益有偏差。因此也可以用预期收益和实际收益之比来衡量制度效率。
(二)债性教育金融制度效率概念界定
李文利在考察国家助学贷款效率时，使用的效率指标是借款人的违约率，并提到另一个效率指标——管理成本(李文利，2004);彭安臣等考察助学贷款制度的效率指标是制度的收益与成本之比(彭安臣、沈红，2008);邓有高在论述国家助学贷款效率时，分别从宏观效率——国家助学贷款的适用范围、满足需求程度、社会总资源的配置和微观效率——国家助学贷款对银行、学生的独特性来论述(邓有高，2003);黄维等认为，评价国家助学贷款制度是否有效率，主要看三个方面：制度成本最小化、制度收益最大化、制度激励功能化(黄维、沈红，2007)。这些效率内涵都在一定程度上描述了制度效率，但有的过于狭窄和片面，有的过于笼统。本文将在效率、制度效率概念的基础上，针对教育贷款制度本身“债性契约”的内在特征与银行资产原则的内在冲突，设计出债权类教育金融制度的新型效率概念，以期对基于教育需求方的债性合约的革命性演进给以有效的诱导。
1.收益-成本的平衡性。收益-成本的平衡性可以分解为两个指标，一个是(获得的总收益-实际收益)/成本，即外溢收益与成本的比值，主要用来描述单个主体应用制度的外部性问题。若该指标绝对值接近于零，说明几乎没有外部性，制度效率最高;若该指标绝对值很大，说明存在较强的外部性，该指标为正时，存在正的外部性;该指标为负时，存在负的外部性。两种情况都表明制度效率较低。另一个指标是实际收益与机会成本的比值，主要用来表明单个主体行为选择的收益性问题。若该比值大于1，说明单个主体所选择的制度比较有效率，且该比值越大越有效率;相反，若该比值小于1，那么单个投资主体所选择的制度可能是不值得的，效率比较低。
2.收益-风险的对称性。收益-风险的对称性是指：投资需要承担的风险越大，其风险溢价就越高，那么相应的收益也应该越大;反之，若投资需要承担的风险较小，其风险溢价较低，那么相应的其收益也应该较小。具体可以用公式表示为：P=k×R，其中P表示收益，R表示风险，k表示单位风险的收益率，是一个常数或者是一个区间，由历史数据求得或者由经验给定。如果某一制度使公式中左右两边相等，即收益风险对称，说明该制度效率较高;相反，如果公式中左右两边不相等，即收益风险不对称，说明该制度效率较低，而且左右两边的差值越大，制度的效率越低。如对于两笔投资，如果需要承担的风险相同，那么它们的收益也要大体相当，⑥否则收益风险不对称，效率较低;同理，如果两笔投资将获得相同的收益，那么该两笔投资需要承担的风险也要大体相当，否则收益风险不对称，效率较低。
3.制度内各利益相关主体的互动性。制度内各利益相关主体的互动性是指，其一，是指契约中各相关主体的参与性。没有利益相关者的参与，就不存在利益相关者之间的互动。其二，是指契约中各相关主体的自主性。好的契约，应当具有吸引各利益主体自主加入的特性。其三，是指契约中各个主体通过其他主体的引入来强化自身的“风险-收益”的平衡性。制度内各利益相关主体之间的互动性越好，越能规范各主体的行为，越能使制度的秩序良好。
4.实际供给数量与需求数量的差距率。教育金融契约的价值在于促使资金供求双方达到较高的均衡值，而且能够使现实中的潜在需求者的需求尽量得以满足。现实中，从宏观来看，资金的供给是一个相对较充裕的量，而资金的需求却往往不能满足。金融契约的滞后发展正是资金供求差异的成因。一般地，差距率=(需求数量-实际供给数量)/实际供给数量。差距率越小，说明越接近供需平衡，也就越有效率;差距率越大，说明供需缺口越大，效率也就越低。
在衡量制度的总体效率时，可以根据以上每个效率指标在衡量效率时的重要程度分别赋予一个权重，然后求各指标的加权平均值，即得所求制度的效率。可以用公式具体表示为：E=f1×E1+f2×E2+f3×E3+f4×E4，其中E表示制度总效率，E1、E2、E3、E4分别表示通过收益-成本的平衡性、收益-风险的对称性、制度内各相关主体的互动性和实际供给数量与需求数量的差距率四个指标衡量出来的制度效率，f1、f2、f3、f4分别表示上述四个效率指标的权重，主要由实际经验给定，且f1+f2+f3+f4=1。
三、信用环境约束下的债性契约原始模式及其改良
国家助学贷款的原始契约是银行和借款学生间的两主体借贷关系。发达市场经济国家是很少有国家助学贷款模式的，一般来讲，其银行和学生之间的借贷关系很容易建立。然而在我国，由于良性信用环境的缺失，银行和学生之间的两主体借贷关系很难确立。为了在信用环境缺失的条件下促成银行和学生借贷关系的确立，必须引入政府和学校以改善两主体制度下的风险-收益格局。
(一)良性信用环境缺失下的两主体模式不可能定理
两主体概念模型示意图如图-1。
图-1中，学生通过支付利息获得了贷款的使用权，银行通过让渡资金使用权获得利息。由于借贷合约的完整执行具有期间性，期间意味着不确定性，所以，二者都将面临着期间风险。但银行的风险与学生面临的风险具有不同的特征。商业银行作为理性经济人，以追求利润最大化为目标，遵循安全性、盈利性和流动性原则。然而，让学生来使用资金，使银行资产具有不确定性、赢利性小以及流动性差的特点。这与银行的“三性原则”具有一定的冲突。在债性合约下，资金贷出在前，回收在后，银行无权干预学生对所获得货币的支配权，因而银行处于被动地位，要面临“期间风险”。首先是安全性风险。一般而言，学生贷款，具有自然人贷款的性质，没有实物可以抵押，属于信用贷款。信用贷款的风险相比较而言大于抵押贷款的风险。从源头上来看，信用风险可能来自于学生的道德风险，也可能来自于学生人力资本积累失败的客观风险。道德风险的大小与征信体系的健全有关。好的征信机制具有充分的激励-约束机制。一旦学生发生道德风险，学生的征信资源将会受到难以修复的损失。人力资本积累的风险在客观上难以预测，能否对这类风险加以把握，取决于学生是否可以获得针对人力资本积累而进行的专业化指导。由于债性合约不具有激励专家对学生人力资本积累进行指导的客观机制，因此学生的人力资本积累存在一定的风险。其次是流动性风险。教育作为人力资本积累的途径并不是一个短暂的过程，特别是早期人力资本积累。这显然与银行的流动性形成冲突。资产证券化衍生工具的出现为银行改善其流动性奠定了基础。从赢利性方面考察，银行与贷款学生的资金使用权交易价格r受到一定的约束。教育的公益性质决定了政府并不支持银行像一般贷款一样对r要价太高。同时，正如前文所分析，学生人力资本积累的风险特征也不支持高价r。另外，即使学生人力资本积累成功，其回报也是有限的。特别是其回报有别于企业回报，不具有放大效应。企业在横向上具有很强的组织性，可以将各种资源集结起来对利润进行放大。而企业的上市，可以使企业股权价值得到放大，并使得持有人同时获得红利和价差的机会。但个人不具备这两个特点。
发达市场经济由于金融市场比较发达，相比较而言有利于银行“三性”原则的贯彻。从而使银行-学生两主体契约的成本-收益-风险的对称性相对较强。其一，资金安全性较强。债性合约有效运行的前提是征信机制的完善。理想的信用环境下，学生违约的可能性比较小，这是因为，一是学生难以违约。国外有完善的工资和征信记录体系，学生在客观上难以逃避契约的约束;二是学生违约的成本远远大于违约获得的还款资金的节约。国外有完善的违约惩罚机制，不良征信记录会影响后续的信用权利和信用额度。其二，流动性较强。国外银行抵押贷款证券化比较发达，银行可以通过证券化获得流动性。其三，赢利性风险也可以得到一定控制。发达市场经济国家，相对来说资金价格r的形成机制具有市场化特征。
在我国，由于教育信贷制度环境的不足，学生-银行两主体之间的成本-收益-风险的对称性较弱，两主体信贷制度难以建立。其具体原因在于，其一，资金安全性不足。⑦主要源于学生征信体系缺失或发育迟缓。学生贷款的追缴机制、惩罚机制不健全。我国银行学生贷款单笔数额较普通贷款小、笔数多、操作成本较大。业务量和中等额度贷款几乎无差别;但若发生呆坏账，收贷成本却很高。⑧其二，资金流动性不足。与普通贷款相比，我国学生贷款的回收期较长。目前，国家助学贷款政策规定，还款期限为6年。我国金融衍生品发展不足，贷款证券化只是做了尝试性试点，因此银行贷款的流动性难以保证。其三，收益性不足。我国银行资金价格r的市场化还有较长的路要走，r不能反映资金的风险。在以上三大风险中，资金的安全性风险比较突出。因此，可以得出结论，在我国，由于征信制度的约束，银行面临较大风险，因而学生-银行两主体制度难以成立。事实上，我国在逐步完善征信体制的同时，通过逐步引入单个主体的方法增强制度的成本-收益-风险的平衡性。期间，先后引入了政府、学校主体，从而使得教育贷款制度效率有所改善。
(二)教育贷款制度的改良：政府、学校主体的引入
1. 政府的引入。教育具有公共产品的性质，促成教育贷款符合政府的目标选择。政府愿意通过介入银行与学生的两主体模型来促成教育金融制度的产生。由于贷款的需求量远远大于贷款的供给量，出于能力与公平的考虑，政府拟将制度支持的目标重点定位于比较贫穷的学生。其方法是政府担保、政策引导、财政贴息。如图-2所示。
政府引入的效用如下。其一，政府的担保有利于银行转移风险。助学贷款新政策规定通过招标来确定银行。国家于2004年出台的助学贷款新政策中实行风险补偿金办法，即由高校和政府财政共同承担风险补偿金。如果契约中的银行是国有商业银行或国家政策性银行，银行在某种程度上还享受隐形担保机制。其二，政策引导。突出表现在1999年政策指定由中国工商银行独家办理国家助学贷款，2000年扩大到四大国有商业银行，自2004年起才开始实行招标确定银行。其三，政策贴息有利于激励学生的贷款行为。贴息相当于一种配套的转移支付，能激励那些对资金增量边际效应较大的学生产生贷款动力。政府的引入是对两主体制度的改良。然而，政府的引入依然不能解决某些问题，具体表现为。其一，银行和学生之间，依然存在较强的信息不对称问题，依然缺乏学生违约的惩戒机制。其二，银行在选择学生时的避险行为。在三主体借贷关系中，借贷双方依然存在严重的信息不对称问题，为了减小风险，银行按理只愿意将钱带给那些相对较富裕的学生。这与国家政策相比较，是一种“逆向选择”行为。其三，高校与学生之间的“串谋”。在原国家助学贷款体系中，高校负责接受学生贷款申请，经初步核查后提交给银行审核，高校不承担贷款风险。这样会激励高校产生不利于银行的“串谋”行为，这样，高校会产生不利于银行的逆向选择行为。
正面来说，缺乏高校的三主体模型有如下缺陷。其一，没有解决三主体贷款制度对学校的正的外部效应。严格地说，高校作为人才的培养者，享受到学生贷款制度安排的好处，但却没有为这种收益支付成本。一方面，如果学生贷款制度缺失，就会有一部分人不能接受教育，高校的生源数量或质量将会受到影响;另一方面，助学贷款制度的存在使得高校中普遍存在的拖欠高校学费的情况得到了缓解。其二，增大了交易成本。在银行和高校之间，后者对学生的贫富、信用、学习、发展潜力等存在信息优势。尽管在未引入高校前的三主体模式中，高校也参与管理学生贷款工作，但由于缺乏对高校的有效约束而使得高校可能与学生间存在“串谋”⑨，从而增大了制度的交易成本。高校的引入则能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以上问题，提升教育贷款制度的效率。
2. 高校主体的引入。引入高校后所形成的借款学生、银行、政府和高校四主体概念模型如图-3所示。高校引入的制度改良效应分析如下。其一，分担政府的风险，规制高校的逆向选择行为。不但有利于政府的收益-风险的均衡，也有利于高校本身成本-收益的均衡。其二，减小交易成本。高校承担甄别学生和追缴贷款的职责，既能减小管理成本，也能实施国家教育
贷款的指向性初衷。其三，减小学生受教育的风险。学校教育越是能因材施教、因社会需求设置专业、促进满足学生偏好的课程体系的灵活度，就能提升高校教育的效率，从而减小学生人力资本积累的失败率，减小学生的违约风险。这在一定程度上减小了整个制度的风险。其四，规制学校的行为。高校主体引入模型后，要承担本校学生欠款额度一定比例的风险补偿金给银行，从而使高校原来所面临的外部性有所减弱。⑩改良措施要求高校承担管理、审核学生的责任，既有效降低了高校与学生“串谋”的行为，也有利于降低学生贷款的违约率，从而提高了国家助学贷款制度的效率。
3. 教育利益相关者主体对教育金融契约改良的一般定理。教育利益相关者还包括企业与家庭，如图-4所示的“委托培养”模式，其实是“高校-学生-企业(人力资本消费者)”三主体模式。此模式的产生，相当于教育契约首先在高校和学生中间展开，然后在此基础上引入企业主体。在“高校-学生”两主体模式中，学生不但承担了教育资金风险，而且承担了人力资本积累失败的风险。对学生而言，“收益-成本-风险”三要素指标之间具有较大的不平衡性。企业主体的引入，则一方面减轻了学生的教育投资成本，同时也减小了就业风险。提升了“收益-成本-风险”三要素指标之间的平衡性。如果没有企业的存在，企业实际上从教育契约的执行中获得了正的外部效应。我们知道，企业运行的过程，实际上是价值形态依次通过“生产资料准备过程-生产过程-销售过程增值的过程”等三个环节传递和实现的过程，也是使用价值形态同时并存于三个环节的过程。这使得人力资本的储备成为必要的行为。同时，在企业外部，由于人力资本积累存在一定的周期，人才储备也具有周期性。人力资本积累的周期越长，人才储备的周期越长，劳动力待业的周期越长，待业人数越多。也就是说，正是失(待)业大军的存在，才保障了企业的正常运行。而失业的损失却完全或主要由人力资本积累者承担。企业进入教育契约，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消除契约的外部性。其实，如果教育契约中缺失企业主体，雇佣大军的存在不仅仅使人力资本积累者要承担失业的风险，而且使得企业与劳动者之间的谈判地位过度不平等。这表明，企业承担雇佣大军的失业风险是企业的责任和应有之举。企业究竟以什么形式承担这个风险或成本应当尽快加以研究。
其实，家庭主体的引入也可以平衡教育契约“成本-收益-风险”三要素间的平衡性(限于篇幅，将另文探讨)。
以上论述，我们可以得出关于教育契约效率改良的一般规律。
定律一，增量主体的引入，不仅可以改善原始契约中主体的“成本-收益-风险”特征，也可以降低或消除契约中所有主体的外部性。从而改善契约总体的“成本-收益-风险”的平衡性，从而提升契约的总体效率。
定律二，主体引入前的原始教育契约不同，主体引入的顺序不同，契约总体的“成本-收益-风险”的效率改良的节奏和速度将会有不同的特征。
四、债性教育金融制度效率的局限性分析
(一)四主体债性教育金融制度的成本-收益-风险特征
以上研究表明，由于信用环境的硬约束，“银行-学生”两主体债性契约无法诞生。但其他利益相关者的引入可以改善教育金融契约的效率。然而，正如大猩猩无论如何改良，依然是大猩猩，不可能像人类那样聪明一样，债性教育金融制度随着主体增加的效率增进，终究不能超越债性教育金融制度本身的局限性。即便是所有教育利益相关者主体都进入契约之中，债性教育金融制度下的“成本-收益-风险”的非均衡性依然存在。以四主体下的国家助学贷款为例，各行为主体的“成本-收益-风险”特征如表-1所示。
以上分析表明，政府的贴息减小了学生的利息成本，但无法减小学生的本金成本;高校支付管理成本，高校和政府共同承担风险补偿金，11尽管降低了银行风险，但仍然存在以下问题：其一，尽管银行的管理成本有所下降，但是由于助学贷款单笔额度小、笔数多的特点，使得助学贷款依然存在手续繁杂，交易成本大的问题;其二，尽管银行的风险可以通过违约金的形式得到弥补，但违约概率的不确定性风险和流动性风险加大了银行的应对不确定性的成本，相关准备金数量将会加大;其三，补偿金的政府高校共担机制，将会促使政府高校间的博弈，特别是当高校具有私人性质的时候，国家将在博弈中承担更大的风险。从而使得博弈双方的外部性增强。
四主体助学贷款模型中，银行和个人之间的成本-收益，收益-风险的双重平衡性问题依然十分突出。
其一，对于银行来说，主要存在收益-成本的非平衡性。一是随着银行业务范围的增加，银行既可以贷款，也可以购买私募股权，还可以购买其他金融衍生品，这加大了银行个人贷款的机会成本。二是当学生人力资本积累成功时，银行所获得的利息仍然是一个相对固定的量。如果用实际收益与机会成本的比值来度量收益成本的平衡效率，这一比值必然较小，即该制度的效率较低。所以，四主体制度中，银行贷款的积极性并没有解决，从而使得债性合约的效率降低。
其二，对于学生个人来说，主要存在高端收益缺失下的“成本-收益”不平衡问题，以及巨额风险下的“收益-风险”的非对称性。前者是指，债性契约使得资金提供方没有干预学生学习安排的权利，国家助学模式因为主体缺乏自然人性而对学生个性化教育不足，总之，国家助学贷款模式下，缺乏“成本承担方的增值服务机制”。学生培养方案僵化，学生所获得的深度培养、个性化培养不足，难以培养出具备核心素养、具有突出特长的学生。学生人力资本积累的同质性强，垄断性弱，学生很难获得巨额收益。后者是指，学生面临的巨额风险往往很难获得补偿。这是因为，人力资本投资与一般资产投资具有根本性区别。一是，一般资产是“时点性”资产，即在某一时点上其资产的价值相对稳定。而人力资本则属于“期间性”资产，人力资本从开始积累到积累结束，具有较强的“滞后性”。主要表现为决策培养方案和培养完成期间，市场需求可能会发生很大变化。二是，人文性资产。首先，由人个体的心理性和体制所决定的资产特性，资产的价值要受到气候、衣食住行资源、心理体质资源的约束。其次，由人的社会性所决定的资产的特征。指资产的价值要受到社会关系的影响。一方面，体质资源具有一定的先天性，可能对职业规划造成机会上的约束;另一方面，心理资源具有一定的脆弱性，会造成人力资本积累效率的巨大波动。社会关系则兼具波动性和先天性双重特征。所谓先天性指社会关系往往是上一代人的积累形成的，等同于固定资产，所谓皇帝的女儿不愁嫁、学好数理化不如有个好爸爸说的就是这个道理。所谓波动性主要是指社会关系需要维护才有可能保持，犹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而社会关系的破坏却很容易。三是，专业性。人力资本的积累，首先，需要专业化的规划能力，预测其潜力、甄别其能力、明晰其爱好、抓住其性格、预测社会需求。其次，需要专业化的培养能力，培养能力需要知识、因材施教能力、心理疏导能力等的支撑。最后，还需要对人才进行包装、推介以及后续跟踪等。可见，人力资本积累的完成需要的是一个专家团队的支撑。而债性合约性质的国家助学贷款，不具有专家增值服务机制，人力资本积累投资比一般资产投资风险更大。这会降低人力资本积累者的积累冲动，沿海地区存在由于人力资本积累的机会成本太高而导致的不重视教育的现象，落后地区则存在由于风险过大而导致的高失学率现象。
其三，制度内各利益相关主体的互动性还需要改善。一是，契约中各相关主体的参与性有待改进。主要是还缺少同时容纳学生、银行、政府、学校、企业、家庭等六主体参与的制度模式，企业和家庭还没有和其他经济主体互动起来。二是，四主体国家助学贷款契约中，银行和学校的积极性并不高。银行常出现惜贷现象，学校也迫于无奈卷入繁杂的贷款管理工作中。三是，政府和学校的引入，有利于学生和银行“成本-收益-风险”的平衡性。但学生和银行之间互动所产生的“成本-收益-风险”的平衡性没有什么质的变化。据统计，学生贷款的违约率截至2005年12月底已达28.4%。
其四，从实际供给数量与需求数量的差距率来看，据专家测算，我国在校大学生中经济困难的学生大约有240万人，占在校生总人数的20% ，全国每年为贫困生提供的贷款额在70亿~80亿元，而全国每年需要的助学贷款总额为108亿元，实际获得国家助学贷款的人数仅仅占经济困难、需要贷款学生的1/3(肖顺武、赵吟，2008)。可见，国家助学贷款还存在相当大的供给缺口，说明四主体教育金融制度媒介资金的效率有待提高。
(二)学生违约与约束机制的深层思考
为了弥补债性合约所具有的缺陷，国家出台了两项有代表性的治理措施，尽管这两项措施都在一定程度上取得积极效应，但也存在较大的负面影响，需要认真反思。
其一，对违约学生曝光的措施是一种非建设性措施。2004年6月，国家出台助学贷款新政策，重大调整之一是加大学生还款的监管力度，违约借款学生的名单将曝光;2007年7月中旬，中国工商银行广东分行和北京分行分别在网上公布了共计1700余名拖欠助学贷款的大学毕业生信息，引起强烈反响。然而截至8月9日，工行广东分行曝光的500名拖欠贷款的大学生中，只有少数主动联系归还贷款。不少人认为曝光大学生欠款是破坏隐私权的做法，银行则认为欠债还钱是应有之义，而且也符合相关法律。12有些人提出要宽容学生，有些人提出要宽容银行。究竟如何理解这些相互矛盾的观点?应当说这些观点都是片面的。首先，欠款追缴不是暴露隐私，而银行曝光学生隐私的做法对学生信用造成了极大损害，不利于征信制度的建立。其次，法律中的相关规定是一种非建设性策略，客观上不利于征信制度的建立，应当尽快加以纠正。再次，曝光行为及其效应不是宽容所能解决的。如何将事后惩罚变为事前防范，要依赖新型制度才能解决，而这种制度要具有内化贷款契约双方成本-收益-风险的性质。分成制合约正属于这种新型制度。13
其二，生源地贷款是学生贷款制度的一种退化。所谓生源地助学贷款，是学生在家庭所在地向金融机构申请的用于助学的一种贷款。生源地贷款主要面对当地户籍考入普通高等学校或者在读的经济困难学生的家长，在其户口所在地发放的贷款。其用途是帮助贫困生支付学费和基本生活费，以保障其顺利入学和完成学业。生源地助学贷款在家庭经济困难程度的认定、信用约束催还款等方面优势突出，是比较符合金融属性、可持续发展的一个国家助学贷款品种。这类贷款有其增进贷款契约“成本-收益-风险”平衡性的作用，但从根本上说，这种平衡性的增进是以制度退化为代价的。学生贷款，从本质上说是以学生为贷款对象的信用贷款，但生源地贷款却对这种贷款契约的内在规定性做了改动，使其向传统贷款模式回归。表现为一是对信用性质的改变。中国人民银行西安分行规定，“助学贷款分为两种，信用贷款和担保贷款。”(陈静涛，2007)担保贷款的出现改变了信用贷款的性质，这和传统的贷款别无二致。二是贷款对象的扭曲。“生源地信用贷款为信用贷款，学生和家长(或其他法定监护人)为共同借款人，共同承担还款责任。”有的信用社甚至规定“信用社会对贷款学生的资格进行审查，包括家庭收入、还款能力等，由家长出面贷款，或有家长担保进行贷款。”(杨倩，2007)家长出面贷款，等于改变了助学贷款的对象，不具有助学贷款的典型性质。由于家长与学生存在血缘关系，家长对学生的约束力很弱，甚至没有约束力。家长担保的本质实际上有家长代替学生贷款的性质。随着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家庭内部的转移支付现象将会逐渐下降。家长出面担保，也与这种趋势相悖。
五、结论
第一，可以构建一个新的指标体系来反应教育金融制度的效率，一是“成本-收益-风险”的平衡性;二是主体数量及其互动效应;三是资金的潜在需求与实际供给的差距率。该效率指标分为定性指标和量化指标两个层次。本文则主要停留在定性层面。
第二，在我国信用环境不良的条件下，“银行-学生”的核心两主体模式不可能诞生。政府、高校主体的引入则可以改善银行或学生各自的“成本-收益-风险”的平衡性，使“银行-学生”两主体模式改良为由政府、高校、银行以及学生参与的四主体模式。
第三，主体引入效应符合以下定理。其一，增量主体的引入，不仅可以改善原始契约中主体的“成本-收益-风险”特征，也可以降低或消除契约中所有主体的外部性。从而改善契约总体的“成本-收益-风险”的平衡性，从而提升契约的总体效率。其二，主体引入前的原始教育契约不同，主体引入的顺序不同，契约总体的效率改良的节奏和速度将会有不同的特征。
第四，国家实施生源地贷款意在改善助学贷款的效率，然而，这是以制度退化为基础的，不是典型的面对学生的信用贷款模式。违约学生的曝光措施意在增强征信约束力，实际上所起的作用是非建设性的破坏作用，不能对构建征信体系起到良性推进的作用，应当加以废止。
第五，债性契约下，教育金融制度由两主体泛化为四主体的过程是制度改良的过程，其效率提升程度和范围是有限的。难以从根本上解决银行学生两这之间的“成本-收益-风险”对称性问题。分成制契约则是对国家助学贷款制度的革命性变革，制度效率将会有飞跃性提升。
注释：
①按《关于助学贷款管理的若干意见》规定，助学贷款包括国家助学贷款和一般商业性助学贷款两类，而一般商业性助学贷款从2004 年以后就已经基本停办。
②人数满足率为银行审批人数与申请贷款人数之比。
③金额满足率为银行审批金额与申请贷款金额之比。
④本文“教育贷款”特指教育需求方(即受教育者)所筹集到的教育资金。
⑤教育贷款的本质是对教育需求方(即受教育者)的融资制度，而生源地贷款相当于将受教育者家庭信誉引入了贷款契约中，这与家庭贷款模式相混淆。同时，随着市场化元素渗入家庭内部，家庭成员之间的经济金融关系由混沌状态逐渐清晰化，个体之间的经济关系越来越倾向于独立，个人账户管理将会成为家庭内部经济金融关系演化的重要标志。生源地贷款则与这种客观趋势相悖，在本质上是通过整体的制度变异和制度倒退片面解决原有制度中某个方面的问题。
⑥因为单位风险的收益率k可以是一个取值区间。
⑦据中国人民银行披露，截止2007年，全国助学贷款的违约率竟高达28.4%。
⑧据有关人士介绍，每笔5000元到5万元的小额贷款与每笔10万元贷款的操作流程并无区别，业务量相当。但一旦小额贷款发生呆坏账，收贷成本将远大于贷款本金。
⑨高校与学生间的“串谋”是指高校对学生的审查标准并不以银行的损益为原则，而是放宽原则，促使银行为更多或风险较大的学生贷款，一方面对学生有利，另一方面也缓解高校的学费欠款问题。
⑩以湖北为例，2005年9月底，省政府要求各高校每年必须从学费收入中提取10%的资金，用于对贫困家庭学生的资助和承担对经办银行的风险补偿金。当贷款实际违约额高于风险补偿金数额时，先用风险补偿金补偿，不足部分由高校承担60%，经办银行承担40%;当贷款实际违约额低于风险补偿金数额时，将补偿实际违约金后的余额全部返还给高校进行奖励。
11风险补偿金是按照当年实际发放国家助学贷款金额的一定比例(具体比例按照国家助学贷款管理中心与经办银行签订的贷款合作协议执行，常见的比例为15%)对经办银行给予补偿，由高校和政府财政共同承担(各承担50%)。
12《教育部办公厅关于转发〈中国人民银行、财政部、教育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进一步推进国家助学贷款业务发展的通知〉的通知》中要求：为有效防范助学贷款风险，各经办银行应以学校为单位，在公开报刊等信息媒体上公布助学贷款违约情况，对不讲信用的借款人姓名、身份证号及违约行为公开曝光。另外，工商银行与借款人签订的《助学贷款合同》中明确约定了当借款人逾期不还贷款的，工商银行有权公告其姓名、住址、身份证号码等个人信息资料。
13 除了银行“穷追不舍”外，高校和教育部门也积极采取措施保证毕业生如期还款。华南理工大学与银行配合，通过建立短信催款平台等方法进行预防管理，大大降低了违约率;广州大学建立学生提前还贷的奖励机制，对毕业前还清贷款的给予贷款总额5%的奖励。这些方法治标不治本，其运行成本也比较高。广东也在积极探索问题的破解之道，开始改变以往商业银行贷款发放、管理及风险集一身承担的模式，改为由国家开发银行广东省分行作为贷款主体，委托农业银行代理学生卡、发放助学贷款，负责结算利息和贷款本息扣划等有关手续。受委托银行只收取代理手续费，不承担贷款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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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陈雪梅]
作者：窦尔翔 刘丽颖
第三篇：房地产企业阶段性担保债权是否优先于其他债权的探讨
摘要：房地产企业阶段性担保属于买受人与银行签订的《个人贷款担保合同》中的专门条款，极个别部分则由银行与房地产开发生另行签订《担保协议》。法律上，自阶段性担保协议生效后，房地产企业需要履行约定期间内买受人贷款所承担的保证责任。买受人个人债务关系可能十分复杂，在追偿债务的过程中，房地产企业阶段性担保债权，同买受人其他债权之间的关系的，直接影响房地产企业所要承担的财务风险。
关键词：房地产企业;阶段性担保;债权;《担保协议》
房地产企业通过阶段性担保的形式参与到买受人、银行之间的商业博弈之中，以遵守法律为基本标准，以求得在博弈中自身利益最大化为目的。尤其是当买受人债务多样时，房地产企业、银行均作为其债权人，在多种债权竞合的情况下，房地产企业阶段性担保债权是否优先于其他债权的探讨，事关房地产企业自身利益。
1.房地产企业阶段性担保法律分析
1.1阶段性担保行为法律性质
《民法典》中关于担保行为有明确说明，常见的担保行为包括连带保证与一般保证两种，分析阶段性担保行为具体属于何种保证行为，对于分析当房地产企业同买受人发生财务纠纷时，适用何种法律法规具有重要意义。《民法典》中规定“连带责任保证的债务人不履行到期债务或者发生当事人约定的情形时，债权人可以请求债权人履行债务，也可以请求保证人在其保证范围内承担保证责任”（六百八十八条）。“当事人在保证合同中对保证方式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按照一般保证承担保证责任”（六百八十六条）。结合上述法条，阶段性担保的法律行为目的，当前多数银行与房地产企业签订相应担保协议中，使用的字样为“阶段性担保责任”，并未对“阶段性担保责任”作出明确说明，故单纯从担保协议中无法判断房地产企业担保性质。但考虑签订“担保协议”的目的与初衷是及时进行法律风险与财务风险转嫁，促成交易的法律目的，则笔者认为“阶段性担保”中房地产企业需要承担连带保证责任[1]。另外，阶段性担保行为的出现为促成商品房买卖交易，由房地产企业向银行提出承担的保证责任，后续银行决定放贷于买受人也是在充分考量房地产企业担保情况下进行的，银行初衷为即使后续买受人无法承担偿还责任，房地产企业也可承担偿还责任，可见尽管“阶段性担保责任”未标明为连带保证，但其从性质上可以被认定为连带保证。
1.2阶段性担保保证期间界定
阶段性擔保的保证期间界定对整个商品房买卖履行法律风险评估具有重要意义，当前多数银行通用的担保协议中，一般将阶段性担保协议的具体担保期间定义为贷款合同签订之日为起点，抵押权证成功办理并交至银行之日后为止。该期间起算点通常不会出现修改情况，具体房地产房屋买卖过程中，担保保证期间可以定义为“借款全部清偿之日止”或者“预告登记办理完毕之日止”。前者房地产企业所要承担的法律风险巨大。《民法典》六百九十二条对阶段性债权进行规定，指明债权人与保证人之间明确约定或者没有约定的情况下，保证期间为债务履行期限同为主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六个月。考虑贷款购房较为特殊，在房地产企业承担担保责任期间内，买受人存在任意一期未按期履行还款义务时，银行均可根据担保合同追究房地产企业偿还全部借款本息、罚息及其他相关费用。从这点上，阶段性担保责任开始时间需要早于主债务履行期限[2]。最高法民申3474号（2017）大连一方地产有限公司、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大连分行保证合同纠纷一案中判决，保证期间可以延长与缩短，但不可与《担保法》相关规定出现悖论，不可无限延长担保期限。
1.3法律关系分析
阶段性担保主要发生在银行、房地产企业、买受人三方之间，各方所需要呈的责任与权力需要清晰判断，便于三者法律关系分析。整个房屋买卖过程如下：（1）买受人、房地产企业就房屋买卖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自合同签订之日起双方成立买卖合同法律关系，买受人需要按照合同规定向房地产公司支付购买房屋款项，房地产企业需要按照合同要求向买受人过商品房产权。（2）《个人贷款合同》签订。由于房屋买卖涉及资金量比较大，为促使买卖交易顺利进行，买受人向银行贷款用于支付房款，在这个过程中买受人需要同银行签订《个人贷款合同》，买受人、银行形成金融借贷法律关系，买受人需要承担分期偿还借款本息义务，银行向买受人出借相应款项。这一过程出现后，交易活动核心矛盾点出现，资金充足的买受人通常不会通过银行贷款方式买房，而需要通过银行实现买房交易的买受人多为经济能力有限的人，买受人存在一定程度上的失信风险，给银行贷款回笼增加风险。因此银行对每笔贷款发放均会认真核查买受人具体还款能力，尽可能规避法律风险。（3）担保发生。买受人将同房地产企业签订的购房合同中买卖合同标的（房屋）向银行进行抵押，用于担保自身借款的方式出现，在此种情况下，买受人、银行、房地产企业利益均衡[3]。但现阶段买受人房屋担保期间依旧无法覆盖在整个贷款合同的履行期间，若产生买受人无力继续还贷，或者由于买卖房屋因故出现烂尾、毁损、灭失等情形，银行该笔债权依旧无法得到足够清偿。
2.房地产企业承担阶段性担保责任后产生的追偿权是否优先于其他债权的探讨
2.1银行预抵押登记的法律效力
我国《关于人民法院执行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试行）》40条规定，“人民法院对被执行人所有的其他人享有抵押权、质押权或留置权的财产，可以采取查封、扣押措施。财产拍卖、变卖后所得价款，应当在抵押权人、质押权人或留置权人优先受偿后，其余额部分用于清偿申请执行人的债权。”
由于房地产企业在阶段性担保期间内，房屋只是处在预告登记状态，根据《民法典》（第二百二十一条）规定，预告登记后，未经预告登记的权利人同意，处分该不动产的，不发生物权效力。这仅仅是锁定房地产企业不得再对该房屋进行销售，保障买受人的权益的有效举措。经预告登记的房屋可以申请预抵押登记，但，在目前司法审判实务中，大多数法院认为预抵押登记没有正式办理抵押登记，抵押权没在成立，所以银行没有优先受偿权。
2.2房地产企业承担阶段性担保责任后形成的追偿权是否具有优先于其他普通债权
首先，从表面上看，房地产企业承担阶段性担保责任是基于买卖的房屋，而房屋买受人对外形成的其他债务并非基于该房屋，房地产企业的该追偿权应当具有优先性。但目前没有明确的法律规定，也未有类似的司法判例出现。
其次，由于预告登记，债权消灭或自能够进行不动产登记之日起九十日内未申请登记的，预告登记失效（《民法典》第二百二十一条），因此，在预告登记失效前，预告登记具有物权的效力。因此，买受人其他的债权人可以对该预告登记的不动产进行查封、处置。
结束语
综上所述，房地产企业阶段性担保法律性质、关系均较为复杂，房地产企业阶段性担保债权依照《关于人民法院执行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试行）》而言并无优先于其他债权受偿的效力。因此，房地产企业在阶段性担保上需要慎重，并充分考量其中可能存在的法律风险，确保自身利益不受侵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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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罗青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