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面小编整理了一些《金融知识论文范文(精选3篇)》仅供参考，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摘要：本文基于《中小投资者权益保护调查问卷》数据，研究了金融知识、投资经验对投资者权利能力的影响。研究发现，基础金融知识对投资者权利能力没有显著影响，更专业的金融知识的提高能够显著增强低收入投资者的权利能力，但对高收入投资者的权利能力并没有显著影响，这可能是因为高收入投资者有效的社会性学习的替代作用;丰富的投资经验能显著提高各收入阶层投资者的权利能力。
第一篇：金融知识论文范文
金融知识对大学生互联网消费金融风险防范意识的影响研究
摘要： 本文通过对福州某高校在校大学生的问卷调查，运用描述性统计分析与多元回归分析法，分析金融知识对大学生互联网消费金融风险防范意识的影响。结论是大学生金融知识较欠缺，互联网消费金融风险防范意识薄弱，金融知识水平显著影响大学生互联网消费金融防范意识。提升大学生金融知识储备与提高互联网消费金融风险防范意识，需要学校、银行、政府联合行动，采用多样化的宣讲形式;依据年级差异和接受能力的不同，丰富金融教育内容;培养良好的消费习惯，树立正确的信用价值观。
关键词： 金融知识 互联网消费金融 风险防范意识
随着互联网技术的不断发展与社会经济的不断进步，互联网金融的地位愈加重要，互联网支付结算、P2P网络信贷、互联网保险等业务层出不穷。对于“网生代”的大学生群体而言，互联网金融操作简单、效率高、运用场景广泛，很好地契合了大学生旺盛的消费需求，大学生群体也成为互联网金融机构的重要客户群体。契合大学生需求的消费金融产品不断涌现，现金支付逐步退出大学校园，支付宝、微信支付等第三方支付手段已经成为在校大学生日常消费的主要支付手段，花呗、京东白条等分期付款的消费方式在校园日益盛行。梳理文献发现，有关金融知识的研究成果颇丰，尤其是基于CHFS数据的相关研究，研究的样本群体以家庭和农民为主，如金融知识对中国城市和农村居民家庭商业保险的参与度的影响[1];金融知识对降低中国家庭金融排斥的概率[2];金融知识对家庭财富差距产生影响[3];金融知识对家庭消费有促进作用[4];金融知识会显著影响农户的金融行为[5]。以大学生群体为样本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大学生金融知识水平[6]、互联网金融行为[7]、金融保护意识[8]等方面，以金融知识为主题的研究已屡见不鲜，而仅有少量文献研究大学生互联网消费金融风险防范[9]。互联网金融给大学生日常消费带来极大便利的同时，其风险也随之增加，提升大学生的金融知识水平，增强互联网消费金融风险防范意识，采取合理措施减少风险显得极为重要。
一、数据来源与样本特征分析
（一）数据来源
本研究采用调查问卷与面对面访谈相结合的调查方式进行，数据来源于2019年6月23日至30日福州市某高校在校大学生的问卷调查。问卷主要包含样本基本特征、金融知识问题、风险防范意识问题三个部分内容。金融知识部分主要参考西南财经大学中国家庭金融调查与研究中心开展的中国家庭金融调查 （CHFS）中的题目[1-2]，风险防范意识部分题目主要参考已有的金融行为、金融安全意识等相关研究[8-9]。调查对象为福州市某高校在校大学生，问卷采取线下现场发放方式，在学校食堂门口随机拦截，由于调查时间在期末，多数同学已经结束考试回家，所以共发放180份问卷，回收180份，剔除部分漏填、错填导致的无效问卷后，有效问卷151份，问卷有效率83.9%。使用SPSS22.0进行数据录入与分析。
（二）样本基本情况分析
由表1可知，女性98人，占比64.9%，男性53人，占比35.1%，女性多于男性;大一学生83人，占55%，大二至大五样本数百分比均分布在9.9%-15.2%，研究生及以上学历受访者人数较少;在户口所在地情况中，农村户口样本占比48.3%， 城市户口样本占比51.7%，总体来看，城镇户口学生与农村户口学生样本数量相当。被调查者中，86.8%的收入来源包含家庭供给，兼职和奖学金虽在位次中仅次于家庭供给，占比分别为23.8%和22.5%，说明在校大学生的主要经济来源是家庭。由此，受访学生解决消费资金缺口的首选途径是父母，样本中有61.6%的学生在遇到资金缺口时选择向父母索要，打工攒钱或向同学朋友借，以及透支信用卡、网络贷款等所占比例較小。
二、数据分析
（一）大学生金融知识水平较低
问卷分别从利率计算、通货膨胀率计算、汇率计算、风险收益及投资风险五个方面设计了5个问题了解大学生客观金融知识。回答正确得“1分”，回答错误或不知道“0分”。
由表2可知，汇率问题回答的正确率最高，为82.1%;其次为通货膨胀问题，正确率70.2%;利率问题的正确率最低，为33.8%。表3表明，客观金融知识问题回答全部正确的有5人，占3.3%;全部错误或不知道的有12人，占7.9%;平均得分2.62，可见被调查样本客观金融知识掌握得不理想。
主观金融知识度量问题是“对自己金融知识水平的整体评价”。具体见表4。调查结果表明，大学生普遍对自己金融知识水平的评价不高，均值为2.87，和客观金融知识调查结果吻合。
（二）大学生互联网消费金融风险防范意识较弱
问卷设计了5个问题来度量大学生的风险防范意识，分别是：一，在使用金融产品或服务时，若权益受到损害，您是否知晓求助的途径？二，在选择某项金融产品或接受某种金融服务时，您是否对同类金融产品或服务进行比较？三，您在使用互联网金融产品时是否会仔细看相关合同、协议？四，您知道当您未缴足蚂蚁花呗、京东白条等消费借款最低还款额时，相关消费金融公司收取的违约金是如何计算的吗？五，您使用的互联网消费金融产品一旦发生逾期或违约是否上传到人民银行征信系统，您知道吗？ 正向回答得1分，负向回答不得分。
由表5可知，受访大学生当权益受到侵害时知晓求助途径人数比例较低，比较知道或完全知道求助途径的人数较少，占比分别为4%和2%;只有18.5%的大学生对同类互联网金融产品或服务进行了比较。在没有进行比较的学生中，最主要的原因是“想比较，不知如何比较”，说明金融专业知识的匮乏是导致大学生风险防范意识水平低的原因之一。在合同签署以及互联网金融违约金计算等方面，55%受访大学生不会仔细查看互联网金融产品开发商与其签订的合约内容，大学生的这种无戒备心理很可能被捆绑消费导致其财产损失，后期被侵权或违约而维权困难;而在违约金计算方式上，不知道计算方式的受访大学生高达47.7%，44.4%为大致知道，仅有7.9%的受访大学生非常清楚互联网消费金融产品违约金计算方式，这很可能导致违约情形发生后，大学生背负高额的消费贷利息而不自知，给自身带来财产损失;有41.7%受访大学生并不了解自己使用的互联网消费金融产品一旦发生逾期或违约是否会上传人民银行征信系统，说明大学生对个人信用的风险防范意识不强。另外从受访大学生选择具有吸引力的互联网消费金融特性或功能看，“手续费低，信用额度高”“免息期长短”“审核程序繁简”三项选择人数较多，分别占总数43.7%、29.1%和23.8%，然而这三项特性都有一定程度的不安全风险。
表6显示，71.5%的学生风险防范意识得分低于3分，平均得分为1.8。综合上述分析可见，受访大学生总体表现出风险防范意识薄弱的特性。
（三）金融知识水平显著影响风险防范意识
为了进一步分析大学生主客观金融知识水平与风险防范意识之间的相关性及其影响，以风险防范意识为因变量，设为Y;以客观、主观金融知识水平为自变量，分别设为X1和X2，选择强迫进入法进行回归分析。表7皮尔逊（Pearson）相关系数显示，X1与X2之间没有相关关系，说明主客观金融知识水平之间没有相关性;Y与X1、X2有较强依存关系且在0.01水平上显著相关，说明主客观金融知识水平与风险防范意识相关关系较强，可以用回归直线描述它们之间的关系。得到多元回归方程如下：
Y=0.213X1-0.32X2
表8回归结果显示，VIF值为1.001，小于2，可见自变量之间不存在多重共线性。F值为13.15，且在0.01水平上达到显著，R2值为0.152，说明模型中的自变量对因变量有较大解释力，模型的拟合优度较好，DW检验值2.046，模型通过残差独立性检验，可以用于风险防范意识的估计与预测。X1、X2的标准化β系数均在0.01水平上通过显著性检验，β系数分别为0.213與（-0.32）。说明客观金融知识水平对风险防范意识有显著正向影响，即大学生客观金融知识水平越高，其风险防范意识越强;主观金融知识对风险防范意识有显著负向影响，即大学生对自身金融知识评价越高，其防范意识越弱。根据访谈发现，对自身金融知识水平评价高的学生在使用互联网消费金融产品时由于比较自信，反而使他们忽略一些风险因素，而且往往有较高的风险偏好，导致风险防范意识较弱。
三、结论与建议
（一）研究结论
由前文分析得出以下结论：第一，大学生金融知识比较欠缺。无论是主观还是客观金融知识，得分都低于3分;第二，大学生互联网消费金融风险防范意识比较薄弱，平均得分只有1.8，71.5%的学生得分低于3分;第三，金融知识水平显著影响大学生互联网消费金融防范意识。客观金融知识水平对风险防范意识有显著正向影响;主观金融知识对风险防范意识有显著负向影响。所以，提升大学生客观金融知识水平，以及准确的自我评价将有助于增强其风险防范意识。
（二）建议
大学生普遍认为金融知识很重要，同时他们也认识到自身金融知识水平较低。随着互联网金融产品日益丰富，普及金融教育，提升大学生的金融知识，正确认知金融风险，增强风险防范意识显得尤为重要而迫切。
1.校、企、政联动，宣讲形式多样化。根据访谈调查，大学生对各类金融知识都有较高需求，尤其是金融投资知识与银行理财产品知识，但金融知识的欠缺以及自我评价的不准确可能使他们面临较大风险。学校及教育部门应该联合金融机构在大学校园内开展全面的金融知识教育，商业银行以及学校等可以从学生需求出发，通过趣味讲座、投资人小课堂等同学们喜闻乐见的方式普及投融资知识及互联网消费金融风险防范相关知识。同时，商业银行可以通过网络、新媒体、手机 APP等实时发布真实案例、宣传小视频或者通过线下服务站点开辟解答专区并由专人进行疑难释惑等学生喜欢的方式开展金融教育。
2.丰富教育内容，区分年级差异。随着互联网消费金融产品的普遍运用，金融教育内容应不断更新。大学生对金融知识需求是多方面的，高校应构建完善的金融教育体系。可以根据不同大学生群体的需求开展有针对性的金融知识普及教育;低年级学生主要开展金融基础知识与个人信用相关内容的教育，开设金融基础知识通识课程，定期开展金融与诚信主题活动;高年级学生对投融资与住房和汽车贷款有较高需求，可以开展一些投资理财、贷款等专业知识教育。让大学生在提升客观金融知识水平的同时，对自身金融知识水平形成准确认知。
3.培养良好的消费习惯，树立正确的信用价值观。大学学习阶段是大部分人开始独立的关键时期，许多学生初次获得独立的金钱控制权，所以这个阶段的消费习惯培养与正确价值观的形成对大学生的人生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高校应当主动邀请互联网消费金融机构进入校园，为大学生普及互联网消费金融产品申请与运用、风险与防范，以及征信系统的相关知识，通过案例分享，让学生直观了解违约的后果，不良的个人信用记录对未来工作、生活的严重影响。此外，高校在思政课程建设过程中，应注重培养学生良好的消费习惯，树立正确的信用价值观，减少违约行为的发生。
参考文献：
[1]秦芳，王文春，何金财.金融知识对商业保险参与的影响：来自中国家庭金融调查（ CHFS） 数据的实证分析[J].金融研究，2016（10）：143-158.
[2]张号栋，尹志超.金融知识和中国家庭的金融排斥：基于 CHFS数据的实证研究[J].金融研究，2016（07）：80-95.
（下转第页）
（上接第页）
[3]尹志超，张号栋.金融知识和中国家庭财富差距：来自CHFS数据的证据[J].国际金融研究，2017（10）：76-86.
[4]宋全云，肖静娜，尹志超.金融知识视角下中国居民消费问题研究[J].经济评论，2019（1）：133-147.
[5]刘营军，张龙耀，赵阳.金融知识对农户金融行为的影响研究：基于江苏省522个农户调查数据[J].江苏农业科学，2017，46（8）：288-293.
[6]崔静雯.大学生金融知识及其影响因素分析[J].现代商贸工业，2016（14）：164-165.
[7]王菁.大学生互联网金融行为调查[J].合作与科技，2017（3）：64-65.
[8]崔静雯.金融知识及其对大学生金融保护意识的影响研究[J].金融教育研究，2016，29（5）：70-77.
[9]施维，黄萍.互联网消费金融对大学生的影响及其风险防范：基于淮海工学院大学生的调查分析[J].时代金融，2019（30）：09-11.
基金项目：福建农林大学大学生创新性训练项目（编号：201910389304）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作者单位：福建农林大学 经济学院（海峡乡村建设学院）
作者：陈蔚岚
第二篇：金融知识、投资经验与权利能力
摘要：本文基于《中小投资者权益保护调查问卷》数据，研究了金融知识、投资经验对投资者权利能力的影响。研究发现，基础金融知识对投资者权利能力没有显著影响，更专业的金融知识的提高能够显著增强低收入投资者的权利能力，但对高收入投资者的权利能力并没有显著影响，这可能是因为高收入投资者有效的社会性学习的替代作用;丰富的投资经验能显著提高各收入阶层投资者的权利能力。另外，本文还发现投资者的受教育水平越高，其权利能力也就越强。研究结果表明，专业金融知识的缺乏与投资经验的欠缺是制约我国中小投资者权利能力的重要因素，因此监管部门应进一步普及金融知识，特别是专业金融知识，加强投资者特别是低收入群体的教育，同时，应加强对各层次金融市场参与者投资经验的差别要求。
关键词：权利能力;基础金融知识;专业金融知识;投资经验;权利感
文献标识码：A
一、 引言
中小投资者权益保护问题一直是我国理论界和监管层最为关注的问题。经过二十多年的发展，我国股票市场投资环境不断改善，法律制度愈加健全，目前已经形成了一个相对健全、完善的中小投资者保护体系[1]。例如，为了便于中小投资者参加股东大会，降低其行使参与权成本，上市公司采用了现场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制度，但是，即便如此，“投票冷漠”现象仍较为严重[2]，为什么中小投资者参与率这么低呢?这除了跟公司治理水平和股权结构等外部因素有关外[2]，还跟投资者权利能力(即投资者恰当、充分行使其合法权利的能力)较低有关。已有研究表明，我国中小投资者是有意愿参与公司重大决策的[3]，但有将近34%受访投资者不知道如何参加股东大会，约16%受访投资者不知道如何获知股东大会召开时间，约21%受访投资者甚至不知道其有参加股东大会的权利①。
投资者较差的权利能力限制了法律所赋予投资者的权力，一定程度上造成了我国中小投资者权益保护较差的局面。过去三年，新增违法违规案件数以25%左右的年平均增长率持续攀升，各种新案、难案数急剧增长。“十三五”规划建议提出了“积极培育公开透明、健康发展的资本市场，推进股票和债券发行交易制度改革，提高直接融资比重，降低杠杆率”，中小投资者普遍较低权利能力水平已成为我国资本市场发展进程中亟待解决的问题。
如何才能提高投资者的权利能力呢?哪些因素制约着投资者的权利能力呢?对这些问题的深入探讨对于建设健康发展的资本市场具有重大意义。《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资本市场中小投资者合法权益保护工作的意见》(国办发〔2013〕110号)指出“完善投资者保护组织体系，构建综合保护体系，加快形成法律保护、监管保护、自律保护、市场保护、自我保护的综合保护体系”。投资者保护最基本的是让投资者学会自我保护[4]，自我保护的关键是提高其权利能力。在证券法修订草案二审，资本市场稽查执法工作愈加严苛的背景下，提高投资者权利能力，提高其自我保护能力十分重要。另外，提高中小投资者权利能力，不仅能够在一定的程度上缓解公司代理问题[56]，提升公司价值[3]，而且能够调动其主观能动性，使政策效果立竿见影，有利于资本市场平稳健康发展。因此，深入探讨影响权利能力的重要因素对保护中小投资者权益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关于中小投资者保护，国内现有文献多从制度角度(如法律制度[7]、股权结构[8])，以及其他利益方角度(如机构投资者[910]、媒体[11]、会计机构[12])研究，较少有从投资者自身角度考虑的，同时未见有针对权利能力的定量分析。这为本文的研究提供了契机。
本文创新性地将心理学、法学的研究成果应用于本文研究中。基于与中国证监会四川监管局合作的2015年《中小投资者权益保护调查问卷》数据，本文运用最小二乘法与分位数回归法估计了金融知识、投资经验对投资者权利能力的影响。研究发现：基础金融知识对投资者权利能力没有显著影响，更专业的金融知识的提高能够显著增强低收入投资者的权利能力，但对高收入投资者的权利能力并没有显著影响;丰富的投资经验能显著提高各收入阶层投资者的权利能力，这种显著的正向影响呈现在[012，087]区间内。另外，本文还发现投资者受教育水平越高，其权利能力也越强。本文的研究结果说明，加强投资者教育，特别是专业金融知识的教育，积累投资经验是增强中小投资者自我保护的有效途径。
本文可能的贡献在于：①已有研究忽视了投资者的主体地位，若投资者不能主动利用好法律赋予的权利以及政府在投资者保护所作的有关政策措施，那么在监管层行政资源有限的情况下，投资者权益受到侵害的情况仍将大量发生。因此，本文以投资者权利能力作为研究对象，分析金融知识与投资经验对投资者权利能力的影响，为投资者保护研究提供了新的微观视角;②本文探讨了金融知识对不同收入投资者权利能力的影响差异，以及哪类金融知识对投资者能力有着更显著的影响。这为监管层政策制定提供了参考;③本文拓展了权利领域的有关研究，着重研究了权利感的前因变量，为权利领域的研究提供了新的切入点。
本文的结构如下：第二部分回顾国内外相关理论，并提出相关假设;第三部分介绍本研究的数据、变量和实证模型;第四部分回归结果分析;第五部分进一步的研究;第六部分稳健性分析;第七部分结论及建议。二、 研究假设
权利[13]被心理学家理解为对金钱、信息、决策的控制性[14]或对他人思想和行为(结果)的影响力[15]。个体的决策行为受实权大小和对实权感知程度的影响[16]，个体对自己权利的感知比实际拥有的权利对其行为的影响更大[17]。权利的感知是对自己影响他人能力的知觉[18]，与个体真实拥有的权利并不成直接的对应关系[19]，也就是说，在特定的情境下，个体会产生与实际不符的拥有权利或缺少权利的感知，比如当消费者阅读令人眼花缭乱的保险条款时，其一般会产生缺少能力的感知。权利领域的经典理论之一“接近抑制理论”[14]认为高权利感的个体可以激活“行为接近系统”(Behavior Approach System，BAS)，更容易主动做出行为、追求目标，高权利感的人更加关注某事件的积极结果所带来的潜在回报[20]，有更强的自信[15]，更能体验到积极的情绪[21]，而低权利感的个体可以激活“行为抑制系统”(Behavior Inhibition System，BIS)，会抑制或者中断行为[22]。已有研究证实，个人权利感知与进谏行为[23]和冲动行为[24]之间存在显著关系。高权利感的人更倾向于做出有利于组织但却有一定风险的进谏行为，更容易购买实用品，而低权利感的人则相反。另外，受到抑制的权利感会使得人們愿意忍受不公平的现状，甚至认为其合理[15]，即人们会内化外在的不平等，以致调整他们的预期来适应现状。由此可见，权利感较低的投资者可能会更倾向于忍受侵犯自己合法权益的行为，进而无法有效通过使用权利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因此提高投资者权利感有助于其充分行使合法权益，达到自我保护的目的。
如何才能提高投资者权利感呢?一方面，定势启动有助于提高投资者权利感。定势启动是指有目的地激活个体的某种观念、思维倾向或心理过程[25]。当某种定势被启动后，相应的一整套心理程序便会被激活，进而影响随后的任务[26]。金融知识能够帮助投资者定势启动其权利感，积极地做出有关其拥有的合法权利的行为。已有研究表明，一方面，金融知识的多寡显著影响投资者的投资决策和投资收益，投资者金融知识的欠缺不利于提高其投资福利[4，2729];另一方面，金融知识也能够显著影响投资者风险判断，经常低估风险也是造成金融水平较低的投资者投资损失的最重要原因之一[30]。由此可见，投资者所拥有的金融知识能帮助其针对某些情景形成一整套习惯化的认知方式、态度、情感和行为方式，能够帮助投资者启动其权利感，以及正确使用该权利。另外，已有文献表明，高收入的投资者一般拥有较高的社会地位，人脉、资源较广[31]，因此高收入投资者的社会性学习(即个体从周围人群的行为和收益中搜集相关信息而进行理性决策)[32]较低收入投资者更有效，这种高质量的社会互动[33]可能会替代金融知识对高收入投资者权利能力的效应。
另一方面，累积记忆也有助于提高投资者权利感。魏秋江等[34]研究表明，借助参与者与权利有关的内部信息(如长时记忆)，能够唤起参与者权利感。Galinsky，Gruenfeld和Magee[35]研究表明，投资者长期在市场上摸爬滚打的投资经验能够帮助他累积有关股东权利的记忆，提高其权利感，即投资者的投资经验能够在其权利感唤醒中起到关键作用。投资经验的增长是投资者不断学习积累的过程，它既能够帮助投资者提高预期准确性[36]，又能帮助投资者调整自己的投资策略以适应市场[37]。综上所述，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H1：金融知识水平的提高有利于提高投资者的权利能力水平。
H1a：金融知识水平的提高有利于提高低收入投资者的权利能力水平。
H1b：金融知识水平的提高不能显著提高高收入投资者的权利能力水平。
H2：投资经验的积累有利于提高投资者的权利能力水平。三、 变量与模型
本文的数据选自2015年与中国证监会四川监管局合作的《中小投资者权益保护调查问卷》，调查问卷经测试表明题目设置未出现歧义和难理解等现象。本次调查采用了整群抽样调查方法。调查时四川省境内共有62家证券公司，258个营业部。由于每家证券公司、每个营业部之间均存在一定的差异性，因此本次调查将每个营业部看成是一个群。在这258个群里面，计算机从每家营业部个体投资者信息数据库随机抽样，每家营业部采用等额抽样的方式，即每家营业部的样本量控制在3～4个。调查范围包括四川省多个城市，调查对象是随机抽取的四川省境内所有证券公司营业部的1400名普通股票投资者，共收回有效问卷1294份，有效回收率达到92%。
(一)数据与变量
我们剔除了部分数据缺失的样本，实际有效样本为1290。从年龄结构上看，年龄在20～29、30～39、40～49阶段的比率均超过了20%，而50～59、60以上年龄段的占比分别仅为1815%、1228%，可见中小投资者大部分是中青年。从学历上看，未持有本科文凭的投资者的占比高达4347%，投资者的整体文化水平一般。从职业结构来看，仅有2111%受访投资者从事金融财务相关的职业，而从事与金融财务无关职业的投资者高达7889%。从投资时间来看，具备2年以下投资经验的投资者占比为2861%，2～5年投资经验的投资者占比2274%，5～10年投资经验的投资者占比达2351%，10年以上投资经验的占比为2514%，可见大部分投资者具备一定的投资经验。从持股周期上来看，受访者更倾向于采取短期策略，持有周期在三个月以下的占到了7074%。从收入水平上看，月收入在5000元以上的投资者比例仅占3902%，可见股票市场参与者并不富裕。
1.权利能力指标
本文选取投资者权利能力水平作为被解释变量。上文已经解释投资者权利能力水平是衡量投资者恰当、充分行使其合法权利的能力强弱的指标。本文从四个基本权利方面选取相应指标，利用美国著名运筹学家Saaty提出的“层次分析法”(Analytic Hierarchical Process)来计算投资者权利能力水平的得分。层次分析法适合于对决策结果难于直接准确计量的场合，特别适用于那些难于完全定量分析的问题。层次分析法是通过将定量研究与定性分析相结合， 将评价目标分解细化为若干层次和若干指标， 并对各细化指标进行重要性判定， 得到各指标相应权重后最终得出结论的分析方法。另外， 该方法通过设定一致性检验环节， 能够对专家判断的结果进行检验， 如果无法通过检验， 专家则需重新讨论判定， 直至通过检验为止。因此相比其他方法， 该方法具有防止不一致观点、降低主观决断的优势。投资者权利能力水平的研究难于准确计量并且判断准则多样化，层次分析法正好适用于本文的研究。韩伯棠[38]总结指出层次分析法的决策过程包括四个步骤：①画层次分析图;②构造判断矩阵;③一致性检验;④归一化处理。具体的指标构建和权重如表1所示。表1投资者权利能力水平评价指标体系一级指标中国证券业协会指出，中小投资者购买上市公司股票，成为该公司的股东，享有的四项基本权利有：一、资产收益权，投资者购买上市公司股票，成为该公司股东的重要目的之一，就在于获得收益;二、知情权，股东虽然将公司的经营权授予了董事会和经理管理层，但是，股东依然享有了解公司基本经营状况的权利;三、参与权，股东作为公司的所有者，有权参与公司治理，具体包括重大事项决策权、选择管理者的权利、临时提案权等;四、求偿权，股东基于股权，对其权利的侵害人就其个人范围内造成的损害提起的调节、仲裁以及诉讼。二级指标三级指标投资者
权利能力知情权
(0250)理解能力(0540)a您對上市公司年报披露信息的理解程度是?分析能力(0164)b通过分析已披露年报的公司的业绩，您能预测尚未披露年报的同类公司的业绩吗?运用能力(0296)c上市公司年报披露信息对您的投资决策影响如何?参与权
(0250)参与权(1000)d您认为投资者行使参与权最大的难点是什么?收益权
(0250)收益权(1000)e您认为投资者行使回报权最大的难点是什么?求偿权
(0250)时事关注(0252)f您知道海联讯求偿事件吗?权利认识(0748)g您认为投资者行使求偿权的最大的难点是什么?注：(1)括号里的数字是权重。(2)作者与投资者权益保护的5位专家进行了讨论研究，并根据各影响因素(指标)重要程度的不同并按照1～9标度法予以1～9赋值，构出各层次中的所有判断矩阵。囿于篇幅限制，作者并未列示各层次中的所有判断矩阵，数据留存备索。(3)a.该题选项为：①完全理解(1分);②理解大部分(2/3分);③理解一部分(1/3分);④不理解、理解很少(0分);b.该题选项为：①全能够(1分);②部分可预测(05分);③不能预测(0分);④不知道(0分);c.该题选项为：①没有影响(0分);②影响较小(1/3分);③一般(2/3分);④影响较大(1分);d.该题选项为：①股份太少无法影响股东大会决策;②不知道如何参加股东大会行使参与权;③不知道股东大会何时开;④不知道参与权，如果投资者单选1，则赋值为1，否则赋值为0;e.该题选项为：①上市公司不回报中小股东不受强制约束;②不知道怎么行使回报权;③对所投资的上市公司不了解;④不知道回报权。如果投资者单选1，则赋值为1，否则赋值为0;f.该题选项为：①知道(1分);②不知道(0分);g.该题选项为：①取证难;②渠道不清楚;③程序太复杂;④成本高;⑤不知道求偿权。如果投资者选择有2或者5，则赋值为0，否则赋值为1。
2.金融知识指标
简单询问受访者对金融知识的了解程度会因为受访者过度自信或悲观而出现偏差[39]。沿用前人的研究方法[27]，我们采用客观金融知识调查方法，设计了有关银行计息方式、通货膨胀对实际利率的影响、股票与基金的风险差异、市盈率计算方法、净利率的本质等5个问题来考察个人投资者的金融知识水平。我们的调查问卷在以往研究[27](中国家庭金融调查问卷)的基础上增加了更为专业的股票市场的有关问题， 力求更全面地衡量受访者金融知识水平具体问题设计为：(1)利率计算问题：“假设您将100元钱存入中国工商银行， 年利率5%， 存5年定期， 到期您得到的本金和利息一共是多少”， 选项有：①小于125;②等于125;③大于125。(2)通货膨胀问题：“假设您把100元钱存进银行， 年利率5%， 通货膨胀率3%， 那么一年以后您用这笔钱能够买到的东西将会如何变化?”， 选项有：①比1年前少;②与1年前一样多;③比1年前多。(3)投资风险问题：“您觉得投资股票与基金哪个风险更大?”， 选项有：①股票;②基金;③一样。(4)市盈率问题：“PE的计算方法是什么?”， 选项有：①每股收益/每股市价;②每股市价/每股收益;③每股净资产/每股收益;④每股收益/每股净资产。(5)净利率问题：“净利率反映的是什么?”， 选项有：①投资回报率;②毛利率;③公司杠杆率;④销售利润率。
从各问题回答情况看，我国中小投资者对于基本经济概念的掌握较好，但对专业性的金融知识掌握较少。投资风险知识(基金与股票的风险比较)正确率最高，但仅为611%，而对公司财务方面的净利率问题的回答正确率最低，仅有291%。表2给出了受访者问题回答正确的分布情况。可以发现，大部分中小投资者对金融知识有一定的了解，答对0题和全部答对者比较少，但受訪者平均正确回答的问题数量为26个，投资者的金融知识仍较匮乏。表2金融知识有关问题回答正确分布情况012345平均数量正确38%140%313%309%168%34%26
关于金融知识指标的构建，现有文献[4，27，29，39]有两种处理方法：一种是因子分析法;另一种是评分加总法。我们用问卷设计当中的关于金融知识的五个问题(主要包括利率知识、通货膨胀知识、投资风险知识、股票市场知识和公司财务知识)构建了五个哑变量，采用迭代法进行因子分析，发现仅有一个变量的特征值大于1，说明样本可能不太适合用因子分析方法。本文进一步地对该方法进行了统计检验，检验结果中KMO值仅为0233，远小于05，表明衡量投资者金融知识不适合用因子分析方法。因此本文采用评分加总法来构建金融知识指标。
3.投资经验
现有研究对投资经验的衡量较为一致。沿用以往文献[27，36，40]的做法，本文用受访投资者的股票投资年限来衡量投资经验。
4.控制变量
参照以往的研究[4，27，29]，年龄、性别、学历、专业情况、职业以及收入情况等都会影响到投资者的投资决策和行为模式。本文选取的控制变量包括投资者特征变量(包括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婚姻状况，收入水平)，资产配置特征变量(股票投资额占家庭资产之比)。其中，年龄根据选项20～29岁、30～39岁、40～49岁、50～59岁、60岁及以上、分别赋值1、2、3、4、5、并进行对数处理;性别中男性赋值为1、女性为0;婚姻状况中已婚赋值为1、未婚为0;受教育程度根据选项“初中及以下”、“高中(包括中专、职高)”、“本科”、“硕士”、“博士”、分别赋值1、2、3、4、5、并进行对数处理;收入根据选项1000元以下、1000～3000元、3000～5000元、5000～10000元、10000元及以上分别赋值1、2、3、4、5、并进行对数处理;股票投资额占家庭财富比例根据选项10%以下、10%～30%、30%～50%、50%以上分别赋值1、2、3、4、并进行对数处理。表3主要变量说明变量类型名称变量标识被解释变量权利能力Ability解释变量金融知识
投资经验Financial_literacy
Experience控制变量
(controls)性别
年龄
婚姻状况
教育程度
收入
股票投资额占比Gender
Age
Marriage
Education
Income
Ratio
(二)模型设计
根据前文分析，本文设立基本模型如下：
Abilityi=αi+βiFinancial_literacyi+
β2Experiencei+βcontrols+εi
为了单独考察文中关键变量(金融知识、投资经验)对投资者权利能力的影响，将以上模型分别表示为模型(1)、模型(2)，如下所示：
Abilityi=αi+β1Financial_literacyi+
βcontrols+εi(1)
Abilityi=αi+β1Experiencei+βcontrols+εi(2)
为了考察金融知识与投资经验对投资者权利能力的影响，建立模型(3)，如下所示：
Abilityi=αi+β1Finacncial_literacyi+
β2Experincei+βcontrols+εi(3)
其中，上式中i=1，2，3，…，n;n为样本量的个数;controls为所有控制变量的集合。四、 回归结果分析
(一)描述性统计
(二)金融知识、投资经验与权利能力
为了全面考察金融知识、投资经验与权利能力之间的关系，本文分别利用了普通最小二乘法(OLS)与分位数回归法对模型(1)、模型(2)、模型(3)进行参数估计，具体分析结果见表6与表7。
从均值回归的角度来看，表6的模型(1)的全样本回归结果中可以看出金融知识的系数在1%水平上显著为正，为0121，这表明金融知识水平的提高对中小投资者的权利能力存在显著的正向影响，模型(3)中金融知识的系数的显著性与符号均不变，从而支持了H1。我们进一步地根据收入水平进行了分组(月收入小于5000元的投资者归入低收入组内，高于5000元的归入高收入组内)回归发现，低收入水平的中小投资者的金融知识对其权利能力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但这种关系在高收入组内并不存在。这与H1a和H1b一致。从表6的模型(2)的全样本回归结果中可以看出投资经验的边际影响为0038，在1%的水平上显著，这表明投资者投资经验的增加有利于提高其权利能力水平;同样，模型(3)投资经验的系数的显著性与符号均不变，从而支持了H2。与金融知识不同，根据收入水平进行了分组回归发现，投资经验对低收入水平以及高收入水平的投资者的权利能力均有正向影响。
金融知识、投资经验对投资者权利能力的影响详见表6的模型(3)。全样本回归结果说明，金融知识对投资者的权利能力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这与前面的结论一致。另外，投资经验对投资者的权利能力在5%的水平上显著为正，再次验证了H2，即投资经验同样对投资者的权利能力有显著的正向效应。与模型(1)、模型(2)回归结果类似，较高收入投资者的金融知识对其权利能力并没有显著影响(系数为0060，但不显著)，但低收入投资者的金融知识对其权利能力存在显著正向影响，进一步支持了H1a与H1b。模型(1)、(2)、(3)的结果均显示投资者的受教育程度对其投资能力有显著正向影响。可能的原因是投资者的受教育水平对其认知能力有着积极作用[41]，而这有利于提高投资者接收學习外来信息的能力[42]。而模型(3)的分组回归结果表明，较低收入的投资者的受教育程度对其投资能力没有显著影响(系数为0043，但不显著)，较高收入的投资者的受教育程度则对其投资能力有显著的正向影响(系数为0110，在5%水平下显著)。这可能是因为较高收入的投资者的社会性学习需要其拥有一定的认知能力，较高的认知能力能够提高其社会性学习的效果。
位数回归结果，Panel B是模型(2)的分位数回归结果，Panel C是模型(3)的分位数回归结果。通过表7 Panel A的全样本回归结果，我们发现金融知识对投资者的权利能力的影响与均值回归的结果类似，且随着分位数的增加，金融知识对权利能力的边际影响会增大，即相比于低分位点处，金融知识越丰富权利能力增加得越快。均值回归中性别、年龄以及股票投资额占比对投资者权利能力的影响均不显著。但分位数回归中未列示的结果显示，在5%的水平下，年龄在075与09分位数处对权利能力有显著正向影响;在10%的水平下，股票投资额占比在01分位数处对投资者的权力能力有显著正向影响。受教育程度对权利能力的影响与均值回归类似，但仅在01、05、075分位数处显著，且随着分位数的提高，受教育程度越高所对应的权利能力的边际贡献越大。在低收入组内，金融知识对投资者的权利能力存在正向影响，而且其边际影响逐渐增加;而在高收入组内，这种关系并不存在。这与上文的结论类似。分位数回归中投资经验对权利能力的影响与均值回归的影响类似。从表7 Panel B的全样本回归结果来看，投资经验在01与09分位数点处对权利能力没有显著影响，但在025、05、075分位数点处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为了得到具体的区间，我们在[001，099]区间以005为步长，对模型(2)进行分位数回归，将回归结果中投资经验的系数显著性进行了整体整理，然后发现[012，087]区间内投资经验对权利能力有显著正向影响，这说明当投资者拥有较低或者较高的权利能力时，投资经验对其权利能力的提高没有显著影响。分位数回归中的分组回归结果与上述全样本回归结果类似。
综上所述，从均值回归和分位数回归的结果来看，金融知识的提高能够显著增强低收入投资者的权利能力，但对高收入投资者的权利能力并没有显著影响;丰富的投资经验能显著提高各收入阶层投资者的权利能力，这种显著的正向影响呈现在[012，087]区间内。本文的假设H1、H1a、H1b与H2均得到证实。五、 进一步的分析
作者将进一步深入研究金融知识对投资者权利能力的影响。吴雨等[43]将金融知识分类为初级金融知识与更高级的金融知识，发现更高级的金融知识对居民财富累积的正向影响更大。作者亦拟探究不同类别的金融知识是否对投资者的权利能力具有不同的影响。如前所述，我们采用客观金融知识调查方法，设计了5个问题来考察个人投资者的金融知识水平。按照问题的内容，我们将金融知识细分为两类：一类是基础金融知识(利率计算与通货膨胀问题)，另一类是更专业的股票市场金融知识(股票基金风险比较、市盈率问题以及净利率问题)。相应的，本文利用分数加总法构建了两类金融知识水平指标，基础金融知识指标以及股票市场相关的专业金融知识指标。我们将利用普通最小二乘法(OLS)对模型(1)与模型(3)进行回归分析，控制变量同前所述。具体回归结果如表8所示。在模型(1)列，无论是在全样本还是高收入或低收入组内，基础金融知识的回归系数均不显著。在全样本和低收入组内，股票市场相关的专业金融知识的回归系数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为正;但在高收入组内，股票市场金融知识的回归系数并不显著。这说明，股票市场相关的专业金融知识的积累对投资者权利能力的增强有正向作用，但这种影响只在低收入投资者内存在;基础金融知识的提高无论对高收入投资者还是低收入投资者的权利能力均没有影响。与模型(1)列的结果类似，在模型(3)列，无论是全样本还是高收入或低收入组内，基础金融知识的回归系数均不显著;股票市场相关的专业金融知识对低收入投资者权利能力有着正向的影响，对高收入投资者权利能力没有显著影响。可能的原因是从心理学角度上看，投资者权利能力是一个较复杂、综合的能力，投资者的心理定势的启动需要更高级的金融知识的促进。这说明，在全面普及金融知识水平时，有必要加强对高风险的股票市场相关的更为专业的金融知识的培训，这可能带来更大的政策效果。另外，与前文结论一致，无论是低收入投资者还是高收入投资者，投资经验对其权利能力有着正向影响。
六、 稳健性检验
为了检验上述结果的稳健性，本部分对上文的结果进行了以下的稳健性检验。首先，参考尹志超等[27]剔除从事金融、财务投资领域的受访者样本，对各模型进行了全样本以及分组估计。未列示的各模型的回归结果与前文基本一致。其次，本文调整了权利能力指标体系中的分值设定，对各模型进行了回归，未列示回归结果与前文一致。最后，运用chow检验方法，将样本分成数量差不多的两部分，对各模型进行回归。回归结果见表9，3个模型的概率值均大于01，表明对于上文各模型，两部分样本单独进行的回归模型没有显著差异。这说明原模型具有稳健性，本文的回归结果是可靠的。七、 结论及建议
本文利用2015年中国《中小投资者权益保护调查问卷》数据，运用分位数回归方法和最小二乘法表9Chow检验结果Panel A模型(1)Fstatistic0920Prob.F(81274)0499Log likelihood ratio7428Prob.ChiSquare(8)0491Wald Statistic7357Prob.ChiSquare(8)0499Panel B模型(2)Fstatistic1323Prob.F(81274)0228Log likelihood ratio10669Prob.ChiSquare(8)0221Wald Statistic10581Prob.ChiSquare(8)0227Panel C模型(3)Fstatistic0864Prob.F(91272)0557Log likelihood ratio7862Prob.ChiSquare(9)0548Wald Statistic7776Prob.ChiSquare(9)0557
(OLS)估計了金融知识、投资经验对投资者权利能力的影响。调查发现，我国中小投资者权利能力普遍较差，自我保护能力较低。研究发现，金融知识的提高能够显著增强低收入投资者的权利能力，而且其边际影响随着投资者权利能力的增加而递增，但它对高收入投资者的权利能力并没有显著影响;丰富的投资经验能显著提高各收入阶层投资者的权利能力，这种显著的正向影响呈现在[012，087]区间内。进一步的研究发现，基础金融知识的积累并没有显著提高不同收入水平投资者的权利能力，但更专业的金融知识能对低收入投资者的权利能力有着显著正向影响，这种显著的正向关系在高收入投资者上不存在。另外，本文还发现投资者的受教育水平越高，其权利能力也越强。本文的研究发现极大程度上创新了中小投资者保护的相关研究。
本文的研究具有以下启示：监管部门在加强制度建设的同时，应注重中小投资者自身权利能力的培养。金融知识的缺乏与投资经验的欠缺是制约我国中小投资者权利能力的重要因素。因此对于参与股票市场的投资者，监管部门应进一步普及金融知识，特别是有关股票市场的更专业的金融知识，同时加强投资者，特别是低收入群体的教育，提高国民整体金融素质。其次，应加强对各层次金融市场参与者投资经验的差别要求。这不仅有利于提高居民福利，而且有利于调动投资者维权的主观能动性，提高政策有效性与精准性，促进资本市场健康发展。当然，本文的研究存在如下值得改进之处：因为数据的制约，本文只探讨了基础金融知识和更高级的专业金融知识对权利能力的影响，却无法围绕不同类别的金融知识对不同类别的权利能力的影响进行研究。另外，高收入投资者的社会性学习的作用机理未作详细研究。上述问题有待进一步深入探究。参考文献：
[1]喻永会. 中小投资者保护关键在于主动维权 [N]. 中国证券报， 20060209(A12).
[2]孔东民， 刘莎莎， 黎文靖， 刑精平. 冷漠是理性的吗?中小股东参与、公司治理与投资者保护 [J]. 经济学(季刊)， 2013(1)： 128.
[3]黎文靖， 孔东民， 刘莎莎， 刑精平. 中小股东仅能“搭便车”么?——来自深交所社会公众股东网络投票的经验证据 [J]. 金融研究， 2012(3)： 152165.
[4]张腾文， 王威， 于翠婷. 金融知识、风险认知与投资收益——基于中小投资者权益保护调查问卷 [J]. 会计研究， 2016(7)： 6673.
[5]Chen Zhihong， Ke Bin， Yang Zhifeng. Minority shareholders’ control rights and the quality of corporate decisions in weak investor protection countries： A natural experiment from China [J]. The Accounting Review， 2013， 88(4)： 12111238.
[6]黎文靖， 孔东民. 信息透明度、公司治理与中小股东参与 [J]. 会计研究， 2013(1)： 4249.
[7]沈艺峰， 许年行， 杨熠. 我国中小投资者法律保护历史事件的实证检验 [J]. 经济研究， 2004(9)： 90100.
[8]姜国华， 徐信忠， 赵龙凯. 公司治理和投资者保护研究综述 [J]. 管理世界， 2006(6)： 161170.
[9]李维安， 李滨. 机构投资者介入公司治理效果的实证研究——基于CCGINK的经验研究 [J]. 南开管理研究， 2008， 11(1)： 414.
[10]傅勇， 谭松涛. 股权分置改革中的机构合谋与内幕交易 [J]. 金融研究， 2008(3)： 88102.
[11]李焰， 王琳. 媒体监督、声誉共同体与投资者保护 [J]. 管理世界， 2013(11)： 130143.
[12]谢志华， 崔学刚， 杜海霞， 等. 会计的投资者保护功能及评价 [J]. 会计研究， 2014(4)： 3441.
[13]杨红玲， 何佳， 刘耀中. 心理学视野下的面孔宽长比研究 [J]. 心理科学， 2016(3)： 707713.
[14]Fast N J， Sivanathan N， Mayer N D， Galinsky A D. Power and overconfident decisionmaking [J]. Organizational Behavior and Human Decision Processes， 2011， 117(2)： 249260.
[15]Keltner D， Gruenfeld D H， Anderson C. Power， approach， and inhibition [J]. Psychological Review， 2003， 110(2)： 265284.
[16]段锦云， 卢志巍， 张涵碧. 权力感对风险决策框架效应的影响 [J]. 心理科学， 2016(2)： 412417.
[17]Haidt J， Rodin J. Control and efficacy as interdisciplinary bridges[J]. Review of General Psychology， 1999， 3(4)： 317337.
[18]Anderson C， John O P， Keltner D. The personal sense of power [J]. Journal of Personality， 2012， 80(2)： 313344.
[19]Fast N J， Chen S. When the boss feels inadequate： Power， incompetence， and aggression [J]. Psychological Science， 2009， 20(11)： 14061413.
[20]管延华， 迟毓凯， 王梦怡， 江巍. 权力对控制错觉的影响 [J]. 心理科学， 2016(2)： 418423.
[21]Berdahl J L， Martorana P. Effects of power on emotion and expression during a controversial group discussion [J]. European Journal of Social Psychology， 2006， 36(4)： 497509.
[22]王雪， 蔡頠， 孫嘉卿， 等. 社会心理学视角下权力理论的发展与比较 [J]. 心理科学进展， 2014， 22(1)： 139149.
[23]段锦云， 黄彩云. 个人权力感对进谏行为的影响机制： 权力认知的视角 [J]. 心理学报， 2013(2)： 217230.
[24]靳菲， 朱华伟. 消费者的权力感与冲动购买 [J]. 心理学报， 2016， 48(7)： 880890.
[25]云祥， 李小平. 权力感的无意识启动： 方法研究 [J]. 心理与行为研究， 2014， 12(3)： 315320.
[26]Bargh J A， Chartrand T L. Studying the mind in the middle： A practical guide to priming and automaticity research [C]∥ Reis H， Judd C. Handbook of research methods in social and personality psychology.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0： 253285.
[27]尹志超， 宋全云， 吴雨. 金融知识、投资经验与家庭资产选择 [J]. 经济研究， 2014(4)： 6275.
[28]Almenberg J， Dreber A. Gender， stock market participation and financial literacy [J]. Economic Letters， 2015， 137： 140142
[29]Van Rooij M， Lusardi A， Alessie R. Financial literacy and stock market participation [J]. 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 2011， 101(2)： 449472.
[30]Von Gaudecker HM. How does household portfolio diversification vary with financial literacy and financial advice? [J]. Journal of Finance， 2015， 70(2)： 489507.
[31]张号栋， 尹志超. 金融知识和中国家庭的金融排斥——基于CHFS数据的实证研究 [J]. 金融研究， 2016(7)： 8095.
[32]孟涓涓， 赵龙凯， 刘玉珍， 尤炜. 社会性学习、从众心理和股市参与决策 [J]. 金融研究， 2013(7)： 153165.
[33]李涛. 社会互动、信任与股市参与 [J]. 经济研究， 2006(1)： 3445.
[34]魏秋江， 段锦云， 范庭卫. 权力操作范式的分析与比较 [J]. 心理科学进展， 2012， 20(9)： 15071518
[35]Galinsky A D， Gruenfeld D H， Magee J C. From power to action [J].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2003， 85(3)： 453466.
[36]谭松涛， 陈玉宇. 投资经验能够改善股民的收益状况吗——基于股民交易记录数据的研究 [J]. 金融研究， 2012(5)： 164178.
[37]Nicolosi G， Peng Liang， Zhu Ning. Do individual investors learn from their trading experience? [J]. Journal of Financial Markets， 2009， 12(2)： 317336.
[38]韩伯棠. 管理运筹学 [M]. 北京：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0.
[39]Guiso L， Jappelli T. Financial Literacy and Portfolio Diversification [R]. EUI Working Paper No. ECO 2008/31， 2008.
[40]Seru A， Shumway T， Stoffman N. Learning by Trading [J]. Review of Financial Studies， 2009， 23(2)： 705739.
[41]王大華， 申继亮， 彭华茂， 等. 教育水平对老年人认知能力的影响模式 [J]. 心理学报， 2005， 37(4)： 511516.
[42]孟亦佳. 认知能力与家庭资产选择 [J]. 经济研究， 2004(S1)： 132142.
[43]吴雨， 彭嫦燕， 尹志超. 金融知识、财富积累和家庭资产结构 [J]. 当代经济科学， 2016， 38(4)： 1929.
责任编辑、 校对： 郑雅妮
作者：张腾文 鲁万波 张涵宇
第三篇：金融知识、风险态度对借贷行为的影响
摘 要：金融知识是消费者负责任金融行为的重要驱动力。本文区分主观金融知识和客观金融知识，从微观视角分析了金融知识通过风险态度改变借贷行为的作用机制，基于CHFS抽样数据的结果表明，客观金融知识和主观金融知识对金融行为都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关系，而且通过风险态度与之间接的影响关系也显著成立。这些发现揭示了金融知识以及心理特征如风险态度在解释金融行为差异方面的重要性，为消费者金融教育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和实践依据。
关键词：主观金融知识;客观金融知识;风险态度;借贷行为
DOI：10.19647/j.cnki.37-1462/f.2018.04.008
一、引言
随着金融市场的发展，金融产品和服务也越来越多地被普通消费者所接受，对金融市场参与的深入也意味着更多的风险暴露。为了寻求居民金融行为的合理和有效，学者们开始研究个人金融行为的决定因素。良好的金融行为与高水平的金融知识正相关(Edmiston和Gillett-Fisher，2006)，金融教育和经验积极影响金融知识和行为(Lyons等，2006)。另一方面，心理学家也强调了考虑心理原因来解释金融行为的重要性(Van Raaij，2014;Brown和Taylor，2014)。然而，现有的研究仅限于金融知识和金融行为之间的关联，心理变量并未纳入研究模型，从而阻碍了研究的普适性(Yurchisin和Johnson，2004)。
本文通过调查风险态度和金融知识作为金融行为的前因变量，将金融知识区分为主观金融知识与客观金融知识，着重研讨主客观金融知识是否对居民风险态度产生影响，进而风险态度能否影响借贷行为，以及金融知识和风险态度二者对借贷行为的联合影响。通过利用西南财经大学中国家庭金融调查与研究中心所发布的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数据，从金融知识和风险态度的角度进行居民借贷行为的实证分析，以期为消费者借贷提供扎实的微观基础。
二、文献综述与理论分析
(一)文献综述
金融知识具有二维性质：即个人实际知道什么(客观金融知识)和他相信他知道什么(主观金融知识)。Asaad(2015)和Parker等人(2012)的研究证明金融知识的两个维度，即客观的和主观的金融知识在影响个人金融行为方面发挥不同的作用。具有相同客观金融知识水平的两个人对他们的知识水平可能有不同的主观评价，这导致不同的行为结果。Guiso等(2009)认为仅仅通过询问受访者对金融的了解程度来度量金融知识(即主观金融知识)是错误的，这是因为过度自信的投资者往往会高估自己的金融知识，但是消极的投资者会低估自己的金融知识。
Hilgert等(2003)研究发现人们某一特定领域的金融知识与该领域的金融实践正相关。Bernheim和Garrett(2003)指出金融知识能够帮助个体更好地做金融决策。然而，另有研究发现改进的客观金融知识不会自动产生良好的行为(Parker等，2012)，即客观的金融知识是产生良好的金融行为的重要但不充分的因素(Johnson和Sherraden，2007)。
主观金融知识是个体在行动前对自身完成该活动能力的一种主观评估，这种预先的估计对后续的行为会产生多方面的影响，它与个人金融行为结果密切相关。Brucks(1985)发现主观知识会依赖于个人的客观金融知识而有差异，从而会影响对个人的金融行为。Campbell(2012)在研究中提到，金融管理活动是有关于目标设定和目标实现的，具有较高的主观金融知识的个人易于实现更多的目标，从而产生更高水平的目标追求行为，表现出对目标达成更大的满足感。在某些情况下，主观金融知识在确定金融行为方面比客观金融知识更有影响力(Allgood和Walstad，2013;Hadar等，2013)。在面临具有挑战性的金融环境时，人们往往还需要持久性和应对能力。主观金融知识水平高的人在面对困难的任务或失敗等挫折时具有较强的忍耐性。而且主观金融知识水平也体现为个人的自信水平，高度的自信心对于某人开始艰难的金融管理过程可能是至关重要的。主观金融知识水平越高，表明自信水平越高，则借贷的可能性越高。
Davidson(2002)认为借贷者的金融知识水平与信贷质量密切相关，提高借贷者的金融知识水平不仅可以提升其还贷能力，还能增加其信贷需求量，降低其信贷约束的可能性。金融知识的缺乏会影响家庭借贷行为，如过度负债或借款成本较高等。Sevim等(2012)研究发现拥有不同层次金融知识消费者的信贷行为存在差异，拥有更高层次金融知识的消费者不会表现出过度借贷行为;试图增加消费者金融知识对预防过度借贷具有重要意义。Lusardi和Tufano(2008)认为，金融知识水平越高的个人更加理解正规信贷流程、利率等等方面的借贷信息，这会使其有更强的正规借贷意愿和需求;另一方面，金融知识作为一种人力资本(Lusardi等，2013)可以彰显个人能力和信用水平等，因而也更加有可能通过金融机构对贷款者的资质审查，进而获得贷款。
态度中的认知成分与一个人的知识密切相关，个体对某些对象态度的形成，受他对该对象所获得的知识的影响。Dohmen(2010)研究发现金融知识越多的人可能越偏好风险，而风险态度与人们的金融决策密切相关。同时客观金融知识充足的消费者往往更加自信，这些人更有可能参与风险性金融资产配置，即金融知识与风险态度可能正相关。Guiso(2009)认为居民的风险态度差异也影响着他们的股市参与决策，厌恶风险的居民参与投资的可能性较低。尹志超等(2015)研究发现金融知识水平的提高可显著增强个体的风险偏好，提高金融知识水平将有利于改善风险态度。周弘(2015)研究发现消费者金融知识的改变会影响个人及家庭的风险态度，进而影响到在股票等风险市场上的参与行为。
在金融行为的研究过程中，学者对于心理变量的关注相对较少，已有的研究大多基于客观金融知识研究其与金融行为之间的相关性，忽视了主观金融知识的作用，缺乏研究调查主观与客观金融知识之间不匹配的决定因素。关于客观金融知识和主观金融知识如何通过风险态度间接地作用于金融行为的文献少之又少，而这一研究对于准确把握居民的借贷行为颇为重要。而且填补这个研究差距需要一个丰富的数据集，它应具有心理特征、金融知识、金融行为和其他社会经济控制变量的量度。使用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的具有全国代表性的数据集，能够在模型中结合客观金融知识和主观金融知识，以检验它们与金融行为之间关系的强弱，此外，明确地区分客观和主观金融知识，也能够发现客观金融知识对金融行为的直接效应以及通过主观金融知识和风险态度影响金融行为的间接效应。
(二)理论分析和影响机理
上述分析支持主观金融知识在金融决策中的作用，丰富的主观金融知识是个人金融管理过程的各个阶段中积极的心理情感资源，是个体对自身能力的一种主观评价，它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个人的客观金融知识，进而会影响个人的金融行为。而客观金融知识是金融行为产生的一个重要因素，但其不会自动产生负责任的金融行为。客观知识与个人的能力和专业知识密切相关，而主观知识与产品相关经验和消费者对做出有效决策能力的信心更为密切。我们假设金融知识水平较高的个人，即使在控制了他们的客观金融知识和其他社会经济因素后，也更有可能参与金融实践，即主观的金融知识与金融行为间接相关。金融知识水平的提升将有利于改善风险态度，对金融产品和金融市场了解的程度越深，其购买金融产品时所持有的风险态度也会越强，参与金融实践活动的主观能动性也会越强，进而影响到在金融市场上的参与行为。据此，本研究提出如下影响机理模型：
图1：影响机理模型
H1：客观金融知识正向影响借贷行为。
H2：主观金融知识正向影响借贷行为。
H3：风险态度水平越高越易于发生借贷行为。
H4：客观金融知识通过风险态度与借贷行为间接相关，以主观金融知识和其他社会经济因素为条件。
H5：主观金融知识通过风险态度与借贷行为间接相关，以客观金融知识和其他社会经济因素为条件。
三、模型、数据与变量
(一)样本数据选取
本研究使用由西南财经大学中国家庭金融调查与研究中心所发布的2013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该调查收集中国家庭金融微观信息，样本覆盖了全国29个省、262个县( 区、县级市) 、1048个社区( 村) ，共包含28000 多户家庭的资产与负债、收入与支出、保险与保障、家庭人口特征及就业等方面的详细信息。本文重点关注主观金融知识、客观金融知识及风险态度对借贷行为的影响，下面分别就相关变量进行说明。
(二)变量的定义和度量
本文参考肖经建(2014)对客观金融知识和主观金融知识的定义，结合2013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采用计算能力的题项(A4004)來测度消费者的客观金融知识，能正确计算出利率的表明客观金融知识水平较高，算错的为有一定的客观金融知识但是水平一般，算不出来结果的表明客观金融知识水平低。主观金融知识是消费者自我感知的金融知识水平，来自对信息的掌握以及个人主动学习的能力，因此本文采用消费者对财经信息的关注程度作为主观金融知识水平的代理测量变量(A4002a)。对风险态度主要依据 CHFS 问卷中被调查者的投资意愿，测量投资者的风险态度(A4003)， 选择高风险、高回报项目的消费者表明冒险意愿强烈，而选择不愿意承担任何风险项目的消费者则表明其保守，冒险意愿弱。而因变量借贷行为的测度，主要使用二元离散变量，即借贷与否，主要考察了农业贷款和工商业贷款的使用情况，本研究将数据中变量B3001选项赋值为1，即有农业贷款的用户及B3001选项为0，但B3002选项为4，即曾经有贷款，现在已经还清的，仍被认为是有借贷行为的用户。经过对数据的整理，去除缺失值较多的观测值，最后形成研究数据10960条。
(三)实证模型
本文的研究目的是分析客观金融知识、主观金融知识以及风险态度对消费者借贷行为的影响。更具体地，我们将考察消费者获得借贷的可能性以及这些变量之间的相互影响关系。我们将使用二元离散选择模型，研究相关人口统计变量与消费者获得借贷的可能性，Probit模型设定如下：
[Credit=α0+α1influence+μ]
当借贷额度为0时，Credit取值为0，否则取值为1;influence为影响借贷的因素集。
对于图1中客观金融知识、主观金融知识以及风险态度与消费者借贷行为之间的关系，即对于假设H1—H5，采用AMOS分析软件的路径分析来进行验证。
四、实证结果与分析
(一)描述性分析
对经过筛选的有效样本进行分析后发现，10960个填写农业/工商业银行贷款的样本数据中，现在有借贷或原有贷款后来还清的消费者占总量的13.5%，而86.5%的用户既没有贷过款，现在也没有贷款。这些样本的人口统计指标见表1。总体看来，男性占大多数，学历水平以初高中为主，年龄集中在25—45岁阶段，家庭婚姻状况多为已婚。
因借贷行为是二元离散变量，因此使用二元离散选择模型(Probit)分析借贷行为与人口统计变量的关系。由于选择样本是从以家庭为单位的样本中抽取的个体用户，因此对收入的计量是基于整个家庭而言的，这里不做收入变量的分析。人口变量的统计结果显示，女性更有可能参与借贷行为，而年龄平方、受教育程度对借贷行为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中年人和受教育程度较高的人更倾向于使用银行借贷，而年少的或年老的人考虑健康风险而不考虑借贷。
(二)概念模型的实证分析
基于图1给出的研究模型，本研究采用AMOS模型来分析主客观知识、风险态度与借贷行为之间的路径关系，结果如表3所示。
1. 客观金融知识对借贷行为影响的实证分析。客观金融知识与借贷行为在前述假设中认为是有关系的，进一步分析认为客观金融知识的多寡会对借贷行为产生正向影响，即客观金融知识越丰富，越容易发生借贷活动。表3中显示客观金融知识与借贷行为之间是正相关关系，边际影响为0.025，在1%水平上显著，表明客观金融知识水平高可提升其还贷能力，并增加信贷需求量，避免过度负债问题。同时对客观金融知识与借贷行为之间的关系进行交叉分析显示，客观金融知识水平较高的人在借款人群中占比较大，而客观金融知识水平较低的人则占有较小比重，印证了客观金融知识水平越高越可能发生借贷行为，即客观金融知识水平的高低与借贷行为是否发生是正相关关系，验证了H1。
客观金融知识得分的频数分布情况见表4。累计79.4%的被调查者显示出客观金融知识水平处于一般及较低水平，仅有20.6%的消费者客观金融知识水平较高，可见我国居民整体客观金融知识水平偏低。
2. 主观金融知识对借贷行为影响的实证分析。主观金融知识主要反映消费者自我感知的知识水平，自我感知知识水平越高，越易于产生借贷活动。表3中主观金融知识对借贷行为的直接影响效应为0.089，且在1%水平上显著，表明主观金融知识水平越高的人越倾向于借款。主要是因为高主观金融知识水平的个体更为自信，高度的自信心对于个体实施信贷管理是至关重要的。
对主观金融知识与借贷行为之间关系的交叉分析显示，主观金融知识水平非常低的人群中仅有10%的发生借贷，而主观金融知识水平非常高的人群中有25.3%的人会去借款，因此可以说随着人们主观金融知识水平的提高，发生借款的可能性也在增大，即主观金融知识水平的高低与借贷行为是否发生是正相关的关系，验证了H2。但是从表5也可见，虽然数据显示主观金融知识的提升会增加借贷可能，但表中数据显示居民主观金融知识水平较低，拥有较高及非常高水平主观金融知识的人只占到12%。
另外根据表3可知，主观金融知识与客观金融知识之间的关系路径系数为0.258，且在1%显著性水平上显著，也为正向相关，说明二者正相关关系存在，客观金融知识越丰富，消费者主观感知就更强烈，更加有自信，更敢于冒险，从而敢于积极参与金融市场活动，购买金融产品。
3. 风险态度对借贷行为影响的实证分析。风险态度表明消费者面对金融决策时所持有的谨慎或激进的态度，从表6可见，有借款的消费者中，风险态度为非常激进的消费者占据了38.7%，只有17.2%的消费者属于谨慎型，越爱冒险的消费者越敢于贷款，说明风险态度与借贷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
根据表3显示，风险态度与借贷行为之间的直接影响路径系数为0.074，风险态度的提升会直接影响到金融市场的参与行为。主观金融知识与风险态度之间的路径系数为0.201，表明随着主观金融知识的水平提升，消费者掌握更多的金融信息，自信心提升，因此更容易参与金融市場活动。客观金融知识与风险态度之间的路径系数为0.161，也是正相关，即个人对金融知识掌握得越扎实，那么其选择贷款等金融产品时所持有的风险态度也会越强。至此，假设3、假设4、假设5均得到了验证。
五、结论与启示
本文将区分主观金融知识和客观金融知识，从微观视角分析了金融知识通过风险态度改变借贷行为的作用机制，基于CHFS抽样数据的实证分析显示，客观金融知识和主观金融知识对金融行为都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作用，说明金融知识水平越高，越了解信贷的程序和风险，主观金融知识水平越高，对风险把控的能力也就越强，因此越易于接受贷款类金融产品。数据分析显示，仅1/5的被调查者客观金融知识水平较高，说明目前我国消费者金融知识水平有很大的提升空间，通过主客观金融知识水平的提升可促成消费者更积极地参与金融市场活动，有利于金融市场的活跃。而且实证研究发现主客观金融知识对风险态度也呈现显著的正向影响，即随着消费者对金融知识了解程度的增强，其对借贷可能发生损失的心理承受力会增强，进而更有可能参与金融市场。人口变量的统计结果显示性别、年龄的平方、受教育程度对借贷行为都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作用。女性群体，中年人群体以及受教育程度较高的人群更有可能选择借贷产品。
本文研究结果的政策意义在于：首先，政府和金融机构应将广泛的金融知识宣传与教育常规化，增加金融教育公共产品的供给，组织专业人员对消费者进行金融专业知识的讲解，提高我国国民整体金融素养，对金融产品进行合理的宣传，使居民树立正确合理的金融产品消费理念，同时也有利于我国借贷市场风险的防范。其次，金融知识水平的提升有利于提高消费者的信贷需求，同时，金融知识的提升能增加消费者对信贷流程的理解，提高信贷的可得性。再次，对消费者的金融知识教育普及和信贷风险宣讲应具有针对性，考虑到消费者的异质性，对其风险态度进行识别，按照风险态度的差别进行投资引导，因材施教，确保不同类型消费者的积极主动参与。最后，消费者个体也应该积极学习金融知识，提升自身金融素养，结合自身风险承受能力，理性参与各类金融市场，优化家庭金融资产配置。
参考文献：
[1]Raaij W F V. 2014. Consumer Financial Behavior[J].Foundations & Trends? in Marketing，7(4).
[2]Edmiston K， Fisher M G. 2006. Financial education at the workplace： evidence from a survey of Federal Reserve Bank employees[C].Federal Reserve Bank of Kansas City.
[3]Lyons A C，Chang Y，Scherpf E. 2006. Translating Financial Education into Behavior Change for Low-Income Populations[J].Journal of Financial Counseling&Planning， 17(12).
[4]Brown S，Ghosh P， Taylor K. 2014. The existence and persistence of household financial hardship：A Bayesian multivariate dynamic logit framework[J].Journal of Banking & Finance，46(3).
[5]Yurchisin J，Johnson K K P. 2010. Compulsive Buying Behavior and Its Relationship to Perceived Social Status Associated With Buying， Materialism，Self-Esteem，and Apparel-Product Involvement.[J].Family & Consumer Sciences Research Journal，32(3).
[6]Lee D. Parker ?. 2012. From Privatised to Hybrid Corporatised Higher Education：A Global Financial Management Discourse[J].Financial Accountability&Management， 28(3).
[7]Asaad C T. 2015. Financial Literacy and Financial Behavior：Assessing Knowledge and Confidence[J].Financial Services Review，2015， 24.
[8]Brucks M. 1985. The effects of product class knowledge on information search behavior.[J].Journal of Consumer Research，12(1).
[9]Guiso L，Jappelli T. 2009. Financial Literacy and Portfolio Diversification[J].Csef Working Papers，10(5).
[10]Hilgert M A， Hogarth J M， Beverly S G. 2003. Household Financial Management： The Connection between Knowledge and Behavior[J].Federal Reserve Bulletin，89.
[11]Bernheim B D， Garrett D M. T2009. he effects of financial education in the workplace：evidence from a survey of households[J].Economic Inquiry，87(4).
[12]Johnson E，Sherraden M S. 2007. From Financial Literacy to Financial Capability smong Youth[J].Journal of Sociology & Social Welfare，34(3).
[13]Campbell J R，Hercowitz Z. 2005. The Role of Collateralized Household Debt in Macroeconomic Stabilization[J].Ssrn Electronic Journal.
[14]Campbell J R， Hercowitz Z. 2015. Liquidity Constraints of the Middle Class[J].Ssrn Electronic Journal， 2015-009.
[15]Hadar L， Sood S， Fox C R. 2013. Subjective Knowledge in Consumer Financial Decisions[J].Journal of Marketing Research，50(L).
[16]Neymotin F. 2010. Linking self-esteem with the tendency to engage in financial planning[J].Journal of Economic Psychology，31(6).
[17]Dohmen T，Falk A，Huffman D， et al. 2008. Are Risk Aversion and Impatience Related to Cognitive Ability?[J].American Economic Review，100(3).
[18]Davidson S. 2002. Take the long outlook on credit quality and financial literacy[J].Community Banker，(May).
[19]Sevim C， Kalyoncu F， Sezgin Z. 2015. Küresel Krizin Türkiye Ekonomisine Etkileri[J].Biomed Research International，2012，(1).
[20]Sevim N，Temizel F，?zlem Say?l?r. 2012. The effects of financial literacy on the borrowing behaviour of Turkish financial consumers[J].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onsumer Studies，36(5).
[21]Lusardi A， Tufano P. 2015. Debt Literacy，Financial Experiences，and Overindebtedness[J].Journal of Pension Economics & Finance，14(4 (Household Finance)).
[22]Lusardi A，Michaud P C，Mitchell O S. 2013. Optimal Financial Knowledge and Wealth Inequality[J].Social Science Electronic Publishing.
[23]Gan L，Yin Z，Jia N， et al. 2014.，Data you need to know about China[J].
[24]尹志超，宋全云，吳雨，彭嫦燕.金融知识、创业决策和创业动机[J].管理世界， 2015，(1).
[25]周弘.风险态度、消费者金融教育与家庭金融市场参与[J]. 经济科学， 2015，(1).
[26]甘犁，尹志超，贾男，徐舒，马双.中国家庭资产状况及住房需求分析[J].金融研究，2013，(4).
[27]肖经建.消费者金融能力的培养和教育：美国的经验与启示[J].清华金融评论， 2014，(12).
作者：赵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