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信企业发展思考论文

【摘要】伴随着我国社会主义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与互联网通信技术的不断进步，电信网络诈骗越来越智能化、信息化，呈现出组织性强、高发频发之势。以下是小编精心整理的《电信企业发展思考论文(精选3篇)》，欢迎阅读，希望大家能够喜欢。

电信企业发展思考论文 篇1：

“国家安全”壁垒对我国电信企业国际化的影响及改善途径

一、 引言

近年来，我国电信企业发展迅速，在国际市场上的地位不断提高。但是在已符合当地法规、通过技术检测等前提下，我国电信企业的出口、对外投资、收购、承包等国际化行为却屡次受阻，主要原因之一是“国家安全”壁垒的阻碍，即其它国家以“国家安全”为由对我国电信企业的贸易投资行为进行限制。欧美等发达国家一向自诩采用自由的贸易和投资政策，但在电信领域，却频频对我国企业动用“国家安全”壁垒。

2007年9月，华为与贝恩联手收购美国电信设备制造商3Com公司，美国政府担心华为将从这次交易中获得美国的敏感军事技术，最终迫使3Com公司撤回了已提交给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的交易审查申请。2009年12月，出于国家安全考虑，印度国有电信运营商BSNL单方面取消给予华为的20亿美元采购订单。2011年2月，美国政府以“国家信息安全”为由，迫使中国华为放弃对美国3Leaf公司的收购。2011年3月，澳大利亚以担心来自中国的网络攻击为由，禁止华为投标该国的宽带网项目。2011年10月，中国移动向美国政府提出在美国开展中美两地长途电话业务、建设通信设施的申请，但遭到美国“国家安全小组”的拒绝。2012年10月8日，美国众议院情报委员会公布了《中国电信企业华为与中兴影响美国国家安全事务的调查报告》，认为华为和中兴有可能对美国国家通信安全造成威胁，建议禁止华为和中兴在美的收购行为，并提议美国网络提供商或系统开发商不要与其进行业务往来。

2013年3月28日，美国国会通过并由奥巴马总统签署了《2013年合并与进一步持续拨款法案》，其第516条明确指出美国各政府机构考虑购买信息技术系统时，评估必须包括“信息技术系统由中国拥有、主导或资助的一个或多个实体生产、制造或组装相关的任何风险”。该法案还规定，美国商务部、司法部、国家航空航天局和国家科学基金会不得利用任何拨款采购由中国政府拥有、管理或资助的一个或多个机构生产或组装的信息技术系统。该法案一经公布，立刻引起巨大反响，多数人认为该法案对中国的电信企业将是一个沉重的打击。

经过GATT与WTO的历次谈判，世界平均关税已大幅度降低，然而非关税壁垒却层出不穷，从技术壁垒、绿色壁垒，再到最近几年频繁出现的以“国家安全”名义设立的壁垒。“国家安全”壁垒首先具有隐秘性，是以保护国家安全为名来达到限制贸易和投资的目的；其次具有形式合法性，它是WTO所肯定的、合法的保护措施；最后它所宣称的目标内容具有合理性，因为保护国家安全对任何一个国家来说都是责无旁贷的。本文将重点研究针对我国电信企业以“国家安全”名义设定的贸易投资壁垒，首先分析这种壁垒产生的原因和对我国电信企业国际化的影响，然后给出应对措施和政策建议。

二、 我国电信企业遭受“国家安全”壁垒的原因

我国电信企业在国际化过程中频遭某些发达国家的“国家安全”壁垒限制，这种现象背后既有来自经济方面的考虑，也有政治方面的原因。

（一） 保护本国相关企业

当前全球经济复苏乏力，发达国家的经济也面临着比较严峻的形势，在这种背景下，阻碍其它国家的企业进入本国市场，保护本国相关企业就成了发达国家的必然选择。在国际电信行业中，欧美发达国家一向占具优势，但近年来中国的华为和中兴两家企业发展迅速，开始对其市场份额形成挑战。从销售收入来看，2012年华为排名世界第二，中兴排名第五，而在2013年上半年，华为销售收入高达1138亿元人民币（约合185.4亿美元），已经超越世界电信巨头—爱立信，成为全球销售收入最高的电信设备制造商。相比之下，美国电信企业思科的市场份额在不断下降。此外，2004年底华为进入欧洲市场之前，爱立信和阿尔卡特朗讯的毛利润率达到45%-50%，然而华为的进入，大大挤压了它们的利润空间。由此可见，欧美国家以“国家安全”为由对中国电信企业发难，并不是真正担心国家安全问题，而是在这个幌子下，对中国电信企业的国际化发展设置障碍，以保护本国相关企业。

（二） 发达国家力图维护高科技领域的垄断地位

发达国家特别是美国维持其全球霸主地位的支柱之一即是高科技领域的垄断地位，而电信产业的水平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一个国家的技术能力，因此发达国家为维护高科技领域的垄断地位就一定会限制其它国家该产业的发展。我国改革开放以来，逐渐成为全球低端工业品的生产基地，在高科技领域缺乏自主产权的核心技术，对欧美发达国家的依赖性较强。高科技领域的垄断地位给欧美发达国家带来了巨大利益，它们有动力继续维持这种对己有利的产业分工格局。虽然目前中国电信企业的实力与欧美发达国家相比还有很大的差距，但华为、中兴等中国电信企业近年来迅猛地发展势头，具有挑战欧美等国电信技术核心竞争力的潜力。电信行业技术含量高，一般的反倾销、反补贴等措施难以有效地限制对手的竞争，且容易受世界贸易组织争端解决机制的约束，而“国家安全”壁垒能使欧美发达国家更容易更简单地把中国电信企业挡在国门之外，以维护自身在高技术领域的垄断地位。

（三） 滥用“安全例外”条款

“国家安全”壁垒来源于WTO 规则中的“安全例外”条款，即允许成员国可以国家安全为由进行贸易投资方面的限制，但是由于这个条款抽象的措辞和宽泛的界定，在实践中会被一些国家滥用。如美国在没有确凿证据和可信服理由的情况下，就认为中国电信企业华为和中兴的产品会威胁到美国的国家安全，从而对其进行限制，这就是典型的滥用“安全例外”条款的情况。在我国电信企业国际化的过程中，对某些国家而言，当传统的限制措施效果不佳时，“国家安全”壁垒就成为最佳选择。这种壁垒表面上具有合法性，实际上是借保护国家安全为名，行贸易保护之实。

（四） 意识形态的差异

中国与很多国家，特别是欧美国家存在着意识形态的差异，这些国家经常戴着有色眼镜看待中国企业，近年来甚嚣尘上的“中国威胁论”就是典型的例子。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综合国力不断增强，发达国家特别是美国倍感压力，于是不断在贸易投资领域对中国企业进行限制。尤其是电信行业对一个国家而言具有战略意义，因此更容易遭到贸易投资伙伴国的限制。如美国在《外国投资和国家安全法案》里明确规定通信产品涉及到美国“核心基础设施”，依据该法，对于类似金融、供水、供电、通信等领域的交易，外国投资委员会必须进行审查。

三、 “国家安全”壁垒对我国电信企业国际化的影响

我国电信企业在国际化的过程中，不断遭到一些国家以“国家安全”为由的限制措施，这给我国电信企业的发展带来深远的影响。

（一） 当前利益和长期发展均受影响

我国电信企业要想做大做强，就不能局限于国内市场，一定要在国际市场上站稳脚跟。近年来，我国电信企业着力于进行国际化发展，取得了一定成绩。但欧美国家以“国家安全”为由，阻碍我国电信企业开拓国际市场，当前利益和长期发展均受影响。

我国电信企业一旦遭受“国家安全”壁垒，贸易与投资活动受阻，会造成企业前期投入成本的浪费，企业在接受调查的过程中，战略意图也容易暴露，这都会直接影响企业利益。近年来，我国电信企业在国际市场上不断扩展，华为与中兴的国外市场收入目前已经成为公司收入的主要来源。尤其是华为，已经进入了除美国之外的全球其它主要市场，但美国市场进展缓慢。作为全球最大的单一国家电信市场，美国电信市场规模大约占全球电信市场50%的份额。因此，美国以“国家安全”为由的贸易投资壁垒给华为和中兴的打击是不言而喻的。美国市场的未攻克对华为、中兴来说，不仅影响当前收入，而且意味着未来的增长前景暗淡。美国正在进行 4G 网络建设，这个市场潜力非常大，如果错过这次机会，损失的不仅是当前的利益，还有未来的竞争力。

此外，已经进行国际化的电信企业遭受"国家安全"壁垒的限制，会给将来要进行国际化发展的其它电信企业传递负面信息，使它们望而生畏，推迟开拓国际市场，或者避开某些重要的市场，以致错过发展机会，不利于我国电信行业的整体发展和未来发展。

（二）应对比较困难

“国家安全”壁垒表面上是基于维护国家安全，实际上是以此为由来限制贸易和投资，由于这种性质，它在实践中的做法使我国电信企业应对比较困难。首先，设置权威性的审查机构，如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的成员来自联邦政府中的重要部门，能够对涉及国家安全威胁的事项进行准确的评估，他们的报告及建议具有很强的权威性，对美国政府的政策和行为产生重要影响。其次，审查范围比较笼统。“国家安全”壁垒是对影响“国家安全”的贸易和投资行为进行审查，“国家安全”到底指什么，没有明确的界定。这样就使得“国家安全”壁垒在实施过程中具有较大的随意性，只要是想限制某国的贸易和投资，就可以声称其对“国家安全”产生影响，反正“国家安全”没有明确的范围。再次，审查程序缺乏透明度。一般情况下，“国家安全”壁垒的审查中没有公开的审查流程，这会使得安全审查以更有利于本国的形式来进行。审查机构只是就审查事项和当事人进行沟通，审查资料也不公开，最终只是将审查决定通知当事人，并不给出作出某项审查决定的依据。

（三） 美国的不良示范效应引发连锁限制

美国以“国家安全”为名设立贸易投资壁垒，会带来不良的示范效应。2012年10月8日，美国众议院情报委员会发布质疑中国华为和中兴安全问题的报告，两天后，加拿大政府根据国家安全例外条款，对华为展开调查。该条款对某些被认为危险的企业可以进行贸易和投资的限制。加拿大政府声称，从安全角度考虑，将禁止华为参与加拿大政府通讯网络的建设。此外，2012年10月12日，英国议会情报和安全监管部门也开始质疑华为，调查其是否对英国的国家安全构成威胁。由此可见，美国政府对华为与中兴的调查会引发其它国家对中国电信企业的连锁限制，这对中国电信企业的国际化发展是极其不利的。

四、 我国电信企业应对“国家安全”壁垒的改善途径

虽然欧美的“国家安全”壁垒给我国电信企业带来极大的负面影响，国际化道路仍是我国电信企业应该坚持的发展方向，这就需要电信企业和政府加强合作，相互配合，共同应对“国家安全”壁垒。

（一） 加强电信企业的自身建设

我国电信企业在国际化过程中，要加强自身建设，以应对“国家安全”壁垒的限制。首先，合理提高透明度。在进入国际市场的时候，国有企业与有政府背景的私营企业，容易遭到其它国家的限制与排斥。例如，华为虽然是私营企业，没有政府背景，但其在国际市场上信息披露较少，与欧美一些电信企业相比不够透明，当遭遇类似“国家安全”壁垒限制时，不能给出具有公信力的证明。如果不想被外国政府认为有政府背景或受政府操控，我国电信企业必须在透明度上有所提高。其次，资本结构和管理结构的多元化有助于消除外国政府的顾虑，促进国际化发展。我国电信企业可以与东道国企业进行合资经营，从而分散股权、决策权和经营权，以降低东道国政府的担忧，获取其信任。

（二） 提升电信企业在当地的公关技巧

首先，加强对当地政府的公关。政府作为一个利益体，在作决策时有可能从自身利益出发，出台违背公众利益的政策。而在欧美，各个阶层都拥有数量众多的院外游说集团，它们通过各种形式去影响公共政策的制定。根据美国政治捐献数据库的统计，思科多年来累计投入高额资金游说国会，以期出台有利于自身的政策。我国电信企业同样可以借鉴这种做法，在当地政府中寻找代理人，争取符合自身利益的政策的出台。其次，与当地产业链上下游企业建立密切的合作关系，从而和本土厂商共进退，才能在后续的市场运营中拥有更多令人信服的发展理由以及谈判砝码。再次，提高与当地主流媒体的沟通和公关力度。基于国家间的不同政治制度及社会形态，我国电信企业在国际化发展中需要积极协调与当地主流媒体的关系，通过媒体让当地政府和公众知晓，中国电信企业的贸易和投资与政治和军事没有任何关系，并强调此类活动对当地社会的贡献。此外，积极参与当地的公共事务，扩大影响力，树立良好的公众形象，对我国电信企业的国际化发展也很重要。

（三） 通过法律和外交等手段维权

欧美发达国家以“国家安全”为由来限制我国电信企业的国际化发展，违背了保护国家安全的原则，是对WTO“安全例外”条款的滥用。美国众议院的报告认为，华为与中兴两家公司与中国政府关系密切，进而推断出两家公司对美国的贸易和投资会对美国的国家安全产生威胁，由此建议对这两家公司的贸易与投资行为进行限制。可是，根据WTO协定“安全例外”条款的规定，“与政府关系密切”这一理由本身就不在GATT1994第21条“安全例外”规定的法定情形之中，因此援引该条例限制我国电信企业贸易与投资的行为就缺乏了法律依据。因此，我国电信企业和政府在确认该报告不当指责的基础上，可以探索采取法律手段来维护自身的利益。例如，世界银行下设的国际投资争端解决中心（ICSID）主要是解决《关于解决国家和其他国家国民之间投资争端公约》成员方之间的投资争议，由于中美均是该公约的成员，在美国投资的我国电信企业若遇到美国的不公正待遇，可以向该中心投诉。

另外为缓解我国电信企业在国际化发展中面临的非难，我国政府的外交支持是非常重要的。我国政府在与伙伴国进行贸易与投资磋商时，与对方充分探讨中国电信企业在当地市场的准入和非歧视待遇等问题，争取获得当地政府的公平待遇。

（四） 适时采取反制措施

虽然我国一向坚持采取对话协商的机制来解决问题，避免出现贸易战，但如果我国克制理性的方法不奏效，就可以在某些特定情况下，采取反制措施来震慑对方，使其权衡利弊，不能轻易使用“国家安全”壁垒。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入世以来，市场开放程度不断提高，并且对外资企业还提供了大量优惠措施。事实上，近些年来，苹果、摩托罗拉、IBM、微软等美国企业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受益于我国市场的开放。反观美国市场对我国企业的态度，准入程度非常严格，因此，在必要的情况下，我国也可以“国家安全”为由，对进入我国市场的外国电信企业进行审查，以此来保护我国电信企业在外国的合法权益。

从长远来看，我国可以借鉴欧美发达国家的做法，对涉及电信安全的贸易和投资进行严格的安全审查，建立和健全相应的法律法规，完善国家安全审查机制。这不仅会加强对我国国家安全的保护，而且也为我国采取反制措施提供了强有力的保障。

五、结语

金融危机以来，美国等发达国家的经济遭受重创，贸易投资保护主义愈演愈烈。在这种背景下，我国电信企业不断遭到“国家安全”壁垒的限制，在国际化进程中困难重重。虽然这种壁垒对包括华为、中兴在内的我国电信企业的国际化发展带来了巨大的障碍，但如果这些企业能够充分认识自身所处的竞争环境，检视自身存在的问题，加强能力建设，以法律和外交手段来维权，变压力为动力，就能更好地促进国际化发展。

参考文献：

[1] 杜仲霞. 美国外资并购国家安全审查制度及对我国的启示—兼评三一重工、华为在美投资并购受阻案[J]. 现代经济探讨，2013（3）.

[2] 孙海泳. 华为、中兴在美深陷“成长的烦恼”[J]. 国际融资，2012（12）.

[3] 李默文.华为、中兴在美受阻的思考[J]. 世界电信，2012（10）.

[4] 王书巍. 中美贸易摩擦之现状分析—以美“封杀”华为中兴为背景[J]，知识经济，2012（19）.

[5] 王慧敏. 隐性贸易保护主义的初步分析[J]. 黑龙江对外经贸，2009（6）.

作者：张鲁青

电信企业发展思考论文 篇2：

协同治理理论下我国电信网络诈骗共治措施分析

【摘要】    伴随着我国社会主义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与互联网通信技术的不断进步，电信网络诈骗越来越智能化、信息化，呈现出组织性强、高发频发之势。这类犯罪危害波及面广，而且具有变化速度快、涉案数额大、资金追回困难、打击难度大等特点，给人民群众财产及精神造成了巨大损失和伤害，破坏了社会诚信和政府公信力，严重影响了社会正常经济秩序与和谐稳定。对此，本研究提出以协同治理理论为指导，探究电信网络诈骗共治措施，仅供参考借鉴。

【关键词】    协同治理    电信网络诈骗    共治

引言：

在互聯网时代，网络技术给我们带来便捷的同时，也诱发了各种社会问题。近几年来，我国电信网络诈骗案件持续增长，社会影响十分恶劣，极不利于社会秩序的稳定。虽然在打击此类案件中，公安机关机会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诈骗分子骗术不断翻新，被骗者甚至有高知人群，涉案金额巨大，案件数量依然不减。本文针对我国当下出现的电信网络诈骗情况，提出了相应的防治措施。

一、电信网络诈骗产生根源分析

（一）操作层面

从操作层面看，远程和非接触的特点给打击犯罪带来困难。电信诈骗多为团伙分组作案，剧本组、诈骗组、取款组通常不在一个区域，甚至不在同一个国家或地区;其人员分工明确，多是单线联系，且从不越级，只做明确分工给自己做的事情。在此种情况下，公安部门即便尽最大努力，也只能针对在我国境内的诈骗组进行打击，而对于可能在境外的真正核心高层诈骗犯罪嫌疑人却无法予以打击。逍遥在外的犯罪团伙在极短时间内便可招募其他人员继续作案。同时，诈骗分子通过频繁地更换境内犯罪小组的成员和活动地，频繁地更换和使用大量的银行卡，都增加了犯罪行为的隐蔽性。

（二）道德层面

从道德层面看，行骗者受利益驱使，受骗者人性弱点被利用。对于行骗者而言，诈骗成功后高额的利益驱使他们为了金钱铤而走险、不择手段。由于道德、法制观念淡漠和利益驱使，导致一些人趋之若鹜或包庇纵容这种诈骗行为，甚至还形成了“诈骗村”。对于受骗者而言，从社会工程学的角度来看，行骗者利用了人性的弱点，使受骗者正中下怀。受骗者往往具有趋利避害的心理，有些人面对中奖的诈骗电话和短信不加思辨，见利则心动。正是这一贪之念使得犯罪分子步步诱惑，成功实施诈骗;有些位居高层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当被诈骗者告知“法院传唤”、“你在洗钱”、“你家摊上大事了……”时，便产生了莫名的恐惧，诈骗者正是利用这种恐惧心理，告知对方可以保护其财产，进而将受骗者的财产骗入黑账户。还有一些受教育程度较低、年事较高、体弱多病的老年人群体，由于缺乏安全防范意识，获取社会新知识和相关信息的渠道有限，对花样翻新的诈骗手段没有抵抗能力，成为犯罪分子最愿意选取的诈骗对象。

（三）技术层面

从技术层面看，电信网络诈骗犯罪是现代科技快速发展的副产品。随着通信技术的迅速发展，通信资费越来越便宜，在普通家庭得以广泛普及和使用。与此同时，一些犯罪分子却利欲熏心，利用现代化的通讯技术和手段以及网络本身特有的虚拟性、开放性及共享性实施诈骗活动。通讯信息诈骗便是时代进步与现代科技发展共同催生的一种新型诈骗犯罪形式。网上银行的普及使转移诈骗所得赃款更加便捷，各大电商的发展为转移赃款提供了更多渠道;VoIP技术的发展，改号软件的泛滥，伪基站的产生等使诈骗行为的科技性和隐蔽性进一步增强，使受害人轻易受骗。

（四）经济学角度

从经济学角度看，低门槛高收益促使了犯罪数量的飙升。我国电信网络诈骗犯罪自2008年下半年起呈现高发态势，此时正值金融风暴对我国实体经济产生影响的相对高峰，高存款率为通讯信息诈骗犯罪提供了成功条件和经济动机。与此同时，严峻的就业形势为诈骗犯罪提供了源源不断的人力资源。近一个时期，虽然我国经济态势总体平稳，但电信网络诈骗犯罪组织化、产业化的特点却日益明显。从犯罪成本来看，诈骗分子的犯罪经济成本是极低的，诈骗成功的收益却迅速而且丰厚，导致诈骗组织规模越来越大。犯罪分子只需要购买电话卡、通信设备或服务、购买个人信息就可以实施“广撒网”诈骗，即使单笔诈骗金额不高，但广撒网式诈骗短时间内仍会有多个受害人受骗，合计受骗金额仍然可观。另一方面，法律法规不够完善，导致惩罚措施轻、破案率低，让犯罪分子有空子可钻，也是电信网络诈骗迅速泛滥的重要因素。

二、协同治理理论在我国电信网络诈骗治理中的体现

（一）治理理论

协同治理实际上是把政府、非政府组织、企业、公民等各方组建成开放性的整体系统，在这一系统中各方互相配合、协作与行动，共担风险、共享成果的一种力量[1]。基于社会运行过程中所出现的社会问题，构建全方位、多层次的治理格局，在互相依存的环境中分享权力，进而对社会公共利益进行最大化地维护，实现“1+1>2”的协同效应。但是，协同治理并不是单纯地“协同+治理”，也不是平等、合作、去中心的治理，而是良性协同，共同善治，积极整合碎片化资源，实现“整体协同功能>局部功能”。

（二）多方共治

共治，即在电信网络诈骗治理上进一步克服体制上的障碍，实现治理主体统筹化、协同化。即以政府、公安、通信监管部门为主导，统筹协调电信运营、大众传媒、银行金融企业、社会组织和相关经营主体等，形成一个多方参与、任务明确、职责清晰、分工合作、共同施策的治理体系。此外，针对跨境作案的电信网络诈骗活动，加强国际间的互助、协作也是“共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三、我国电信网络诈骗共治措施分析

（一）多元主体树立协同治理的意识

1.促使政府部门、企业树立协同治理意识

对于政府职能部门而言，各部门应增强协同治理意识，贯彻执行政府决策及公安部门的部署，严格遵循协同治理的全面要求及行动纲要[2]。另外，在微观层面上，各个职能部门应根据本行业的具体工作情况，构建与电信网络诈骗协同治理要求相符的工作方案。如果开展协同治理工作的过程中出现困难，应及时向国家反诈中心予以汇报。从企业层面进行分析，作为社会成员，企业等相关私营机构需加强社会责任感，并意识到，电信网络诈骗犯罪不仅会对公民个人财产安全造成侵害，还会让社会成员间的安全感、信任感逐渐减弱，进而影响社会的和谐发展与正常秩序，最终对企业发展带来负效益。所有社会成员都无法在系统中做到独善其身，所以企业应履行更多的社会责任，主动积极地参与到公共事务中。

2.强化公众的防范意识与协同监管意识

首先，应充分发挥各类媒介的传播力量，加强全民防范电信网络诈骗犯罪的意识[3]。全方位、立体式地综合应用制作宣传小册子、张贴民警告示、报纸杂志、广播传媒等传统方式和利用互联网、微信公众号、自媒体等新媒体以及电信营业窗口（大厅）发布防范提示，提高人民群众自觉防范意识和积极防范能力，鼓励群众举报犯罪线索，营造一个全社会共同防范打击电信网络诈骗犯罪行为的氛围。其次，积极创新宣传方法，采用多渠道、多元化的宣传方式，构建预防电信网络诈骗犯罪的防火墙。公安机关对已出现的各类电信网络诈骗手段和个人信息泄露途径要及时开展社会普及宣传，针对热点问题和事件应及时做好诈骗风险警示。借助官网，开设防治电信网络诈骗犯罪专栏，及时刊登相关报道，重点内容为协同治理的工作动态、重大成果等。同时，借助网络新媒体，及时推送打击电信网络诈骗工作典型案例及重点报道、文章，精心制作符合网络传播的新媒体产品，并借助“两微一端”等信息媒体平台精准推送给不同受众，拓展网络传播范围。2020年4月，北京市公安局推出了一款“全民反诈”APP，用户不仅可以在上面看到最新案例，还可以使用“诈骗预警”“号码标注”等服务，这就是一种十分便捷有效的反诈宣传手段。最后，加强公安部门处置情况通报。牵头开展打击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工作新闻发布会，如实通报打击结果，并对典型案例进行深入报道，反馈协同治理所取得的成功，促使社会大众真切地感受到政府打击电信网络诈骗的决心，调动公众同电信网络诈骗做斗争的信心。

（二）建立跨界联动的综合监管治理机制

电信网络诈骗协同治理中，国家反诈中心是统筹机构，主要对公安系统内部进行协同合作，同时也是一个专设机构，为公安系统与其他政府部门、企业及其他组织的合作搭设桥梁，构建协同机制，促使各治理主体纷纷参与其中（详见图1）[4]。

1.加强治理主体之间的沟通协作

（1）加强公安机关与政府职能部门协作。积极构建以公安机关为主导，银行、银监局、通信管理局等职能部门及企业参与到电信网络诈骗防控联动机制中，治理主体覆盖了银行、广电、电信、移动等通信运营商[5]。同时，公安局积极同当地宣传部、司法局、广新局等沟通与合作，广泛宣传，创设浓厚的舆论氛围，强化群众防范意识。另外，建立打击电信网络诈骗联席会议机制，采取召开会议、联合宣传以及专项治理行动等方式，构建事前“加强防范”、事中“及时处置”、事后“打击治理”三位一体化的运行模式，为电信网络诈骗犯罪集中打击奠定基础。

（2）加强公安机关与电信运营商、银行协同治理。与电信部门建立共享电信诈骗账户的黑名单制度，通过公安部门协助依法限制涉案银行卡的境内外使用。同时，通过技术手段，加强与公安部门的协作，建立健全与公安、司法机关的“防、查、控”联系人协作机制，推行建立可疑资金流查控平台，从而使公安部门查控涉案资金变得及时、准确、合法。2020年10月10日，国务院针对打击治理电信网络新型违法犯罪开展了“断卡”行动部署会，20日时，开展了全国“断卡”行动第一轮集中行动，共抓捕“两卡”违法犯罪嫌疑人5000名，缴获电话卡、银行卡6.6万余张。深圳市公安机关反电信诈骗中心联合银行、通信运营商、网络技术企业合署办公，联合开展了报案接警、冻结被害人银行账户、拦截诈骗电话、追踪诈骗电话位置、锁定诈骗窝点、摧毁犯罪窝点处置机制等一站式打击治理模式[5]。

（3）公安机关与企业协同治理

公安机关积极主动同企业合作，构建警企合作模式，利用企业技术优势，将被动应对转为主动出击，对潜在电信诈骗犯罪嫌疑人进行精准预判，对改号、隐藏主叫号码“黑名单”等高风险电话进行重点打击。公安机关借助伪基站检测、大数据研判、声纹识别、机器学习等反制技术，特别是区块链技术，在防范与治理电信网络诈骗中发挥了积极作用。

腾讯的守护者计划即利用了大数据、AI技术，开发了智能反诈中枢，通过灵鲲、鹰眼、宾果、火眼等反诈系统，同司法机关合作，共同打击与治理电信诈骗。阿里巴巴联合公安部开发了“钱盾”反诈预警系统，对各种电信网络诈骗风险进行实时分析与研判，精准预警，第一时间将其推送到各地反诈骗中心。“360”开发了“应龙综合反诈平台”，利用诈骗电话金融合数据分析、短信反诈骗拦截等防护功能，同公安机关、运营商合作开展反诈骗工作。

2.提升人才队伍建设

为了能够顺利侦破电信网络诈骗案件，应加强人才队伍建设，培养与引进高科技人才，强化科技强警的意识，提高公安科技水平。同时，组织开展一系列专业技能培训活动，不断强化办案人员侦查技能，切实做到精准打击。注重反诈骗中心的软硬件建设，采取一体化预算机制，有利于推动信息化建设进程，构建综合型、全国性网络技术平台，有利于跨区域侦查。

（三）强化治理主体协同治理的责任

1.完善对行政部门的问责机制

制定与实施行政部门及责任人授权限度及问责机制，以政策法规等方式对政府部门授权、职能与责任进行明晰划分，一旦出现行政乱作为、不作为的现象，迅速问责单位及主要负责人;针对违法渎职的行为，应由司法机关负责处理。

2.加强行业内部管理和外部监管

其一，各治理主体注重内部管理。为有效预防电信网络诈骗，各治理主体下的各部门应积极践行协同治理的责任。加强银行内部的监管职责，加强行业自律，规范银行卡安全管理。注重内部管理及客户信息保密管理，构建个人信息保密系统，并要求从业人员签订保密协议，针对故意泄露或出售客户信息的员工，必须严厉惩戒，将惩戒措施做到机制化、常态化，触及法律则应依法交给公安机关处理。

其二，加强行业外部监管。治理主体中的各部门应制定相关法规制度，依法严肃处理行业中出现的违法犯罪行为。加强对电信行业刑事和民事责任的追究力度，约束其提供干净的通信环境，在要求网络通讯信息实名制的同时，对新兴的语音专线业务也必须实行网络实名登记。同理，对银行等相关部门也要加强法律约束，各行各业落实责任，嚴格执法，才能真正应对新媒体时代的电信网络诈骗犯罪行为。

四、结束语

电信网络诈骗防治并不能单依靠政府解决，还需多元主体共同配合与协作，构建沟通协商机制，践行各自社会职责。电信部门“管好线”、银行部门“看好钱”、公安部门“盯住人”、公众群体“守住心”，共同建立电信网络诈骗防范体系。同时，近年来出台的《反电信网络诈骗法》（草案）等法律法规，补足了法律监管的漏洞与短板，为反电信网络诈骗防不断筑起防护网。治理电信网络诈骗并不是一蹴而就的，新的形势要求我们必须建立起一整套完善的法律法规制度监督体系，不断加强行业自律与监管能力，不断提升政府部门和企事业单位履行社会责任的能力，不断提高司法执法机关工作能力，多管齐下，确立“开放合作”、“协同共治”的理念，统筹社会各职能部门的管理资源作为应对电信网络诈骗的有力抓手，构建完善的治理体系。

参  考  文  献

[1]崔岱瑶.互联网背景下浅析合成作战对网络犯罪的应用——以电信网络诈骗为例[J].网络安全技术与应用，2021（10）：164-167.

[2]葛悦炜.运用新时代枫桥经验治理电信网络诈骗研究[J].辽宁警察学院学报，2021，23（05）：21-25.

[3]黄俊杰.电信网络诈骗犯罪治理难题及应对[J].中国检察官，2021（17）：12-15.

[4]虞乔木，王铮.公安机关打击电信网络虚假信息诈骗案件的实践研究——基于公安部推广的“厦门经验”之思考[J].网络安全技术与应用，2021（08）：162-1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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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单位：孙晓晨    国家计算机网络应急技术处理协调中心

作者：孙晓晨

电信企业发展思考论文 篇3：

信息产业部奚国华副部长强调中国电信业要实现由大到强的转变

日前，信息产业部奚国华副部长在中国电信业高层论坛上，结合我国电信业发展面临的形势和任务，强调当前电信行业要求真务实，用科学的发展观推进中国电信业实现由大到强的转变。当前应做好以下几方面工作

1．增强大局意识，促进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是党的十六大和十六届三中全会基于我国实际作出的战略判断，是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宏伟目标的重大举措。电信业作为国民经济的基础产业、支柱产业和先导产业，必须有所作为。我们要进一步提高对电信业地位、作用的认识，要站在全局的高度，将行业的发展置身于国内大环境中进行思考，使电信业服务国民经济的水平更高，提高人民生活质量的作用更大。要在实现自身超前发展的同时，充分发挥对经济、社会的促进和倍增作用，为信息化的推进、经济结构的调整和传统产业的改造升级提供强有力的支撑，有效满足社会各方面的通信需求，更好地推动经济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当前，要紧紧围绕国家重点发展战略，在西部大开发、振兴东北等老工业基地、解决”三农”问题等方面发挥积极的作用。

2．坚持求真务实，努力实现向电信强国的转变。一是要抓紧开展系统性研究。要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结合“十一五”计划的编制和战略规划工作，以及软课题研究，尽快研究确立电信强国的基本框架，制订系统的指标测评体系，明确应达到的标准、应采取的举措，重点是从政府、企业这两个层面，如何提高政府的监管能力、增强企业的竞争力，要把问题研究深、研究透，真正成为明确方向、引导发展的战略。二是要坚持科学务实的态度。建设电信强国是一篇大文章，需要长期艰苦奋斗甚至几代人的不懈努力。信息产业部已将这项工作列为今后一个时期的重点任务。

3．加快職能转变，为行业发展创造良好环境。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强调，要把政府经济管理职能转到主要为市场主体服务和创造良好环境上来。这是电信监管工作必须遵循的指导思想，也是电信监管部门推进行业由大到强转变的着力点和立足点。为此，信息产业部明确提出要创造两个环境。一是要为行业发展创造良好的政策环境。政府要充分发挥政策的引导、支持和保障作用，为市场主体服务，为行业发展服务。二是要为行业发展创造公平公正、有效有序的市场竞争环境。监管部门要采用多种手段，综合治理，整顿和规范电信市场竞争秩序，逐步扩大法律手段的比例。目前，我们正在加快推进有关工作，包括加快电信立法、加强规划指导、完善市场监管等，通过引导、规范、监管、服务，为行业发展创造环境、改善环境、优化环境。

4．提高核心竞争力，建设世界一流电信企业。建设电信强国，政府是关键，企业是根本，打造一批国际一流企业是实现由大到强转变的基础。企业在发展过程中应把握两个方面一是要坚持发展是硬道理，做大规模。做大规模，包括提升技术水平及业务水平。将来竞争会越来越激烈，如何在激烈的竞争中取胜，建立比较优势，这是企业所要考虑的。对于高科技的企业来说，必须掌握好企业发展的两个驱动力，即市场驱动力和技术驱动力，这两个驱动力是相辅相成的。二是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尽管近年来电信企业在机制转换、贴近市场等方面的步子迈得比较快，但改革的任务仍然非常繁重，建立现代化的经营管理机制和体制刻不容缓。企业一定要在加强管理、完善机制、规范运作等方面多下工夫，争取早日建成现代企业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