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面小编整理了一些《保险业论文范文(精选3篇)》相关资料，欢迎阅读！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国际金融创新成了国际金融活动的主流。金融机构为了提升自身的竞争力，充分利用金融创新理论，更新经营管理理念，重新配置其资源，并改进资源配置方式。国际保险业作为金融业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在创新中发展的。如网上保险、银行保险、保险风险证券化等，都是保险创新的成果。
第一篇：保险业论文范文
保险业开放： 股比“铁顶”突破，外资保险变革
27年前，当西装革履的友邦保险营销员们出现在国内第一个保险对外开放试点城市上海的街头，很快在当时尚属封闭的中国保险业掀起了一场巨澜。
彼时，对外开放刚揭开序幕。但对于国内保险业来说，开放意味着“狼来了”。陈恳在《迷失的盛宴》中写道，当时一些保险业高层还曾撰写报告，认为开放的时机尚不成熟。即使寿险业开放也最好采取合資的方式。
历史的浪潮滚滚而来，不可抵挡。时者，势也。“入世”之前，中国保险市场尚属幼小，保险人才奇缺，保险监管和经营管理立章建制未成体系。对于高层和金融监管部门来说，通过对外开放“借河过桥”，引入海外优秀人才和外资机构，亦可反哺中国保险市场。
在20年前的“入世”谈判中，保险业对外开放是其中的谈判焦点之一，保险业亦由此成为中国金融业率先开放的领域。
通过对外开放“借河过桥”，引入海外优秀人才和外资机构，亦可反哺中国保险市场。图/IC
自2004年12月11日保险业全面开放以来，进入中国市场的外资保险公司们，既分享着中国市场开放的机遇，亦面临着自身发展的诸多困局。虽经多年发展，但中国保险业与国际成熟市场尚存差距。“更进一步的开放仍然是必要的，我们应努力加快这一进程。”在10月16日的国新办通气会上，银保监会相关负责人表示。
早在2017年11月中国高层对外发出金融业进一步对外开放的信号以来，近两年间，高层不断对外推出新一轮对外开放的系列举措。
外资保险公司及其外资股东们多年来最值得期待的两项政策松绑诉求，终获实现。今年7月20日，国务院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办公室(金融委办公室)发布的《关于进一步扩大金融业对外开放的有关举措》(下称“金融业开放11条”)提出，外资股东准入中对经营年限和设立代表处两年的要求，以及外资寿险公司50%的股比“铁顶”皆获解除。
“放宽外资保险公司的准入限制，对于外资公司来说非常受鼓舞。”法国安盛中国执行主席兼首席执行官Xavier Veyry(卫泽韦)对《财经》记者表示，“此次开放只是一个开端。”
虽然新政给予在华外资寿险公司独资的选择机会，不过，亦有外资公司人士表示，合资公司的发展离不开现有中方股东的帮助，在目前一些公司中外股东已比较默契的情况下，至少短期内可能不会对进一步增持股权有太大诉求。
多位保险业人士认为，新政放开短期内不会对保险业格局带来明显变化，新政更多的是增加了外资公司更好地参与中国市场的弹性。
穆迪副总裁、高级分析师袁永基表示，外资参与度的提升，将丰富中国市场的保险产品类型并增强行业资产负债管理能力，对退休和养老金等发展不足的领域尤为明显。随着时间推移，将促进行业自身风险管理架构和人才的发展。
新兴公司的机遇
对于外资保险公司及其股东们来说，对中国保险业的一组数字很熟悉：“五三二”。这是外资公司进入中国保险市场的准入门槛。根据2001年12月12日国务院以“第336号令”的形式发布的《外资保险公司管理条例》，申请设立外资保险公司的外国保险公司，应具备的主要条件包括经营保险业务30年以上、在中国境内已设立代表机构2年以上、提出设立申请前1年年末总资产不少于50亿美元，即业内通常所说的“五三二”。
该条例在实施18年间，曾在2013年和2016年经历过两次修订，不过外资公司一直呼吁修改的“五三二”却未有松动。直到今年10月16日，国务院以“第720号令”的形式，发布了《国务院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外资保险公司管理条例〉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外资银行管理条例〉的决定》(下称《决定》)，将“五三二”中的“经营保险业务30年以上”和“在中国境内已经设立代表机构2年以上”予以删除。
这也意味着，外资公司进入中国保险市场的门槛终获实质性降低。值得注意的是，2018年5月银保监
会发布的《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外资保险公司管理条例〉的决定(建议稿)》，仅拟删除“在中国境内已经设立代表机构2年以上”的要求。
在今年7月20日国务院金融委办公室发布的“金融开放11条”中提出，在深入研究评估的基础上，取消了对外资保险公司股东30年经营年限的要求。
正式版本不仅将“三二”皆删除，还新增了“外国保险集团公司可以在中国境内设立外资保险公司”和“境外金融机构可以入股外资保险公司”两项。对于此中变化，诸保险业人士认为，这意味着保险业的对外开放，在原有基础上实现了进一步提速和降低门槛。
在国新办通气会上，银保监会首席律师刘福寿表示，删除设立外资保险公司的外国保险公司30年经营年限的要求，将为规模或经营年限没有达到该标准但具备专业特色的外资机构来华设立机构提供了更多的空间。
保险业对外开放20年来，几乎知名国际金融或保险巨头已悉数进入中国市场，其中不乏百年老店。因此，在一些保险业人士看来，在新能源车、5G技术和生物医学技术日新月异的当下，该新规主要为一些与保险业产业链相关的细分专业领域的新兴专业保险公司进入中国市场，提供了新的机遇。
据了解，因为受限于“五三二”的门槛，一些新兴保险公司望中国保险大门却不得而入，因此通常选择与中国保险公司进行技术合作和服务，或与保险公司合资成立科技类公司的形式，曲线进入中国保险市场。
早在今年1月的“银保监会近期重点监管工作通报会”上，银保监会相关负责人在谈到金融对外开放时表示，2019年将研究新的开放措施，使开放范围更广、力度更大一些，尤其让一些合规经营意识较强的专业领域外资机构能够进入到中国市场。
此前曾有一位银保监会人士对《财经》记者表示，近两年来，监管部门对保险牌照的发放和股东甄选，正向引入专业机构上重点倾斜，希望保险主体和形态更加多元化。在2017年第九次中英经济财金对话中，中方就表达了鼓励符合条件的专长健康保险业务的英国保险机构在中国设立健康保险公司的意向。
据《财经》记者统计，自2017年金融进一步扩大開放以来，共有4家外资公司获批设立代表处，其中2018年设立1家，这些外资公司的母体保险主体为再保险公司、相互保险公司和保险公社等形态。此次“在中国境内已设立代表机构2年以上”的旧规取消后，意味着这4家外资公司正式进入中国将得以提速。
此前民生证券的报告指出，外资保险持股比例加速放开，以及取消外资保险公司设立前需开设两年代表处的要求，将令其在华设立机构的成本显著降低。
穆迪副总裁、高级分析师袁永基表示，对于中国保险业而言，市场加速对外资保险公司开放具有正面的信用影响。在其看来，外资参与度的提升，将丰富中国市场的保险产品类型并增强行业资产负债管理能力，“对退休和养老金等发展不足的领域尤为明显”。
今年3月，恒安标准养老保险有限责任公司获批筹建，成为国内首家外资养老保险机构，迈出了外资公司进军中国养老保险领域的第一步。
不过，据《财经》记者了解，除了已进入中国的外资公司谋求展新的业务领域或成立新主体，目前还没进入中国的外资机构还未有公开发出进入的信号。
一位保险公司高管表示，虽然国际先进机构的经验和技术有助于促进国内保险市场的成熟和专业水平的提升，尤其是在健康管理、车险定价和风控等领域，但是目前中国市场仍未摆脱以规模制胜的旧模式，保险市场距离真正的市场化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尤其是在强者恒强的马太效应日趋显著之下，走细分领域“小而美”路线的外资公司，生存并不易。尤其是对于本身亦为新兴公司、根基尚薄的外资公司来说，对开中国市场的成本的承受力亦需考量。
不过，现有外资保险公司已开始尝到进一步开放的甜头。据《财经》记者统计，自2018年以来，共有21家合资公司获批筹建分公司，其中有5家获批了3家，有8家获批了2家。尤其是今年5月以来批筹的分公司中，仅有4家是中资公司，其他皆为合资公司，掀起一波分公司筹建小高潮。
此前与中资公司相比，合资公司铺设网点申请难、审批慢，常为合资公司所吐槽。
2017年11月中美元首北京会晤经济成果吹风会透露出金融业进一步扩大开放以来，保险业的对外开放进一步提速。
除了保险领域，保险中介领域亦进一步开放。2018年4月11日，央行行长易纲在博鳌亚洲论坛宣布，当年上半年落实的举措还包括允许符合条件的外国投资者来华经营保险代理业务和保险公估业务，以及放开外资保险经纪公司经营的范围与中资机构一致。
一位保险业人士表示，至此，除了再保险的一些领域和出口信保领域，保险业的开放力度已达空前。
不过，作为开放最早、开放程度较高的保险业，本次进一步开放对于目前保险市场格局短期内尚难产生明显的影响。民生证券的报告亦指出，截至目前，外资参股保险公司已有20余年时间，尚难有突破，短期内行业竞争格局不改。从目前外资市场占比来看，预计目前的行业竞争格局仍将延续。
股比“铁顶”突破
如果说删除“三二”是对未来有意向进入中国市场的公司的政策利好，那么对于现有的合资寿险公司们来说，其最关注的新政莫过于50%股比“铁顶”的突破。
2018年4月11日，央行行长易纲曾在博鳌亚洲论坛宣布，人身险公司的外资持股比例上限将放宽至51%，三年以后不再设限。
15个月后，“金融业开放11条”进一步提出，将缩短外资人身险公司外资股比限制从51%提高至100%的过渡期至2020年。
这意味着，股比限制的放开，比原计划进一步提速。
而持续了近30年的友邦保险作为唯一一家外资独资寿险公司一枝独秀的局面，亦将获突破。对于合资保险公司来说，即使未必也能实现全资控股，亦拥有了获得控股权的机会。
“放宽持股比例最重要的是允许控股，这才是真正意义上的保险业对外开放的宽，才能真正地提高外资的积极性。”一位曾操作过国际并购项目的外资保险公司人士表示。
在20年前，中美双方就中国加“入世”贸组织(WTO)即“入世”谈判时，保险业对外开放是其中的谈判焦点之一，其中外资公司的股比正是谈判的关键。双方对股比的分歧，差点导致谈判终结。
据《朱镕基讲话实录》记载，在中美双边协议签订的两天前(1999年11月13日)，时任国务院总理的朱镕基召开会议提出，“入世”谈判有两个50%决不能让步，其中之一就是中外合资寿险公司中的外方股份不能超过50%。
美方提出，“入世”一年后合资寿险公司的外资比例不超过51%，并要求增加外方拥有管理控制权的条款，且每年必须批准若干家保险公司进入中国市场。
在漫长的“入世”谈判过程中，寿险业还曾衍生出四家“壳公司”。中方曾提出，与外资保险公司合营的中方公司须为非银行金融机构。据此，恒安人寿、民生人寿、东方人寿和生命人寿于2000年10月拿到批文，成为四家保险史上的所谓“壳公司”，以作为未来与外资公司合营的中方主体。
但是经过艰苦谈判，最终双方达成“外资进入寿险领域只能设立中外合资寿险公司，外方股东持股比例不得超过50%”，并取消了对合资公司中方股东须为非银行金融机构的要求。双方的博弈和谈判结果，影响了中国保险业此后20年的格局。
作为中国“入世”的承诺，50%股比的规定，定格了在华合资寿险公司的形态和公司治理结构。“入世”之后成立的合资寿险公司，无一例外采用了“50∶50”的股权结构，且股东绝大多数采用了产融结合的模式。
在“入世”之前，中国市场仅有友邦保险一家外资寿险公司，且至今仍是唯一一家独资寿险公司。“入世”以来成立的一批合资寿险公司，其发展都难以企及独占先入优势和体制优势的友邦。而“50：50”的股权结构，使得合资公司双方股东经常出现各执一词、内耗严重、议而不决的公司治理僵局，亦被诸多业内人士认为是“合资病”的根源。
多年来，一批合资保险公司及外方股东一直在向监管部门建言，放开50%的股比上限。然而囿于此乃“入世”承诺，该“铁顶”一直未有松动。
在20年的发展中，已有一大批合资寿险公司发生了股权更迭或减持，甚至发生“变性”，由合资变为中资。未发生过股东更换的仅余中英人寿四家等合资公司(集团内转让除外)。
有多位保险业人士指出，让外资公司不“走样”，外资股东将几十年甚至百年积累的经营管理经验和专业能力引入到在华公司身上，自主地引入自己的特色业务和产品，贯彻自己的发展战略只有在实现了控股权的情况下才更具可能性。
上述曾操作过国际并购项目的外资保险公司人士表示，只有实现控股方可并表，才能为外资母公司贡献利润和体现经营成果。从股权投资角度来说，如果只是参股，母公司的整体协同价值、资本统筹、战略规划、品牌经营以及集团内整体协同等，很难按照自己的意志来贯彻。如果只是作为参股，对于长期亏损的股权投资项目，母公司也不会真正的重视，让母公司的股东们追加投资，也很难有说服力。
对于50%股比的规定，体现在2004年的《外资保险公司管理条例实施细则》中。根据银保监会有关负责人在国新办透露的信息，该条例将很快修订出台。
去年5月，该实施细则的“征求意见稿”已对外發布。与现行细则相比，“征求意见稿”除了外资的股比上限变为51%，还要求至少有1家经营正常的保险公司作为主要股东，且主要股东在获得股权五年内不得转让。有保险业人士指出，关于外资公司主要股东的要求，亦与现行的《保险公司股权管理办法》中对股东的分类相衔接。
彼时，《保险公司股权管理办法》出台时，原保监会相关部门负责人就曾表示，对外资保险股东占比25%以上的保险公司，参照适用该文件。
此次金融业进一步开放，除了合资寿险公司的50%股比放开，保险资产管理公司的外资占比亦获突破。“金融业开放11条”提出，取消境内保险公司合计持有保险资产管理公司的股份不得低于75%的规定。换言之，外资股东在保险资管公司中的股比可以超过现行的25%。此外，还新增了境外资产管理机构与保险公司的子公司合资设立由外方控股的理财公司的举措。
有保险资管人士表示，此举是在资管新规之下，为了让外资公司更好地参与到资管领域，更好地发挥外资股东在资管领域的经验。银保监会相关负责人在国新办吹风会上亦表示，放开保险资产管理公司外资持股比例限制，有利于吸收借鉴境外优秀保险机构的经验做法，激发国内保险资产管理市场活力，促进提升保险资产管理公司资产管理能力，更好服务于保险资产的保值增值。保险资管公司可以与其参股的外方理财公司形成互补，适度错位发展。
自进一步开放的信号发出以来，已有工银安盛、交银康联、中信保诚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等外资保险资管公司批筹或开业，成为资管领域的一支新军。
外资改造进行时
自2017年高层发出金融业进一步开放的信号以来，保险业的开放新举措最多最快。对于一些早有变革之心的外资公司来说，亦在厉兵秣马。
相比合资寿险公司，外资财险公司的动作更快。
去年11月，安联集团旗下的独资财险公司安联财险更名为京东安联财险，为其引入京东的旗下公司作为中资股东，将其变身为合资财险公司。随后，又宣布筹建中国首家外资保险控股公司安联(中国)保险控股有限公司。法国安盛集团走了另一条不同的改造之路，宣布收购旗下安盛天平财险所余50%股权，收购完成后，安盛天平财险将成为安盛集团在华全资财险子公司。
法国安盛中国执行主席兼首席执行官Xavier Veyry(卫泽韦)表示，目前该笔收购已进入最后的收尾阶段，新公司被更名为安盛保险，更名是为了“强化安盛在中国市场进一步发展的决心，它作为中国本土公司的性质不会改变”。
卫泽韦表示，安盛集团在中国已经营了20年，对中国市场一直持有长期发展的态度，目前已涉足寿险、产险、再保险和基金多个领域。在其看来，放宽外资保险公司的准入限制，“对外资公司来说很受鼓舞”，未来会有更多的机会将外资母公司在全球的科技、网络和资源运用到中国市场。
据《财经》记者此前了解，此前安盛集团希望能增加对安盛天平的持股比例，以争取更大的话语权。而金融业进一步开放，无疑为其提供了契机。
对于由中资公司最终变为独资公司的安盛天平财险来说，其与其他外资独资财险公司最大的不同在于，其网点的布局已比较完备，且已具有一定的业务规模。“这是外资独资财险公司很难实现的，所以对于法国安盛来说，全资收购安盛天平无疑是最省力的扩张举措。而安联财险选择与京东合资，也是希望借力于京东强大的品牌、网络和平台效应。”一位外资财险公司人士表示。
卫泽韦则表示，中国保险业的最大不同由中国市场本身的多样性决定，这决定了消费者的需求因地域、生活环境及文化习俗的不同而存在差异。此外中国市场的另一个不同之处在于规模，所以安盛要用不同的方法发展不同规模的市场。在其看来，在中国搞“一刀切”的做法是不会成功的。
法国安盛旗下的另一家外资公司，走上了又一条不同的“改造”之路。成立于2010年的信利保险(中国)有限公司，则将由财险公司“改造”成为再保险公司。据《财经》记者独家获悉，其“财改再”的方案将很快获批。中国工商行政管理总局信息显示，今年8月，信利再保险(中国)公司名称已予核准。
“现在监管部门对于外资的宽容度真的很高了，像信利保险这种改制，在过去是不能想象的，会遇到很大的阻力。”一位监管系统人士感叹。
亦有保险业人士认为，从目前几家外资保险公司的新举措来看，保险业进一步开放，提供了不同保险主体在中国市场根据自己的战略寻求不同形态和自我发展之路的弹性，这也是金融业进一步开放的意义。
作者：俞燕
第二篇：保险投资与我国保险业制度创新
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国际金融创新成了国际金融活动的主流。金融机构为了提升自身的竞争力，充分利用金融创新理论，更新经营管理理念，重新配置其资源，并改进资源配置方式。国际保险业作为金融业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在创新中发展的。如网上保险、银行保险、保险风险证券化等，都是保险创新的成果。
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主席吴定富认为，“创新是推动保险业结构优化升级、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手段”。保险创新是保险业在经营活动中依据客观规律和市场经济的要求所进行的观念、技术或产品等方面的创造性变革，主要包括观念创新、技术创新、产品创新、服务创新和组织创新等方面。
我国保险制度创新是指顺应现代保险金融化的发展潮流，改变传统保险经营理念，突破保险经营仅局限保险承保范畴的制度安排，实现保险保障与保险投资并举，构建保险市场与资本市场深度融合、保险业与金融市场协同发展的新的制度安排。高效的保险投资是保险制度创新的动因，也是保险制度创新的结果。
一、保险制度创新的背景与内涵
目前，国际保险业保险制度创新，是在国际经济、金融出现金融保险服务一体化趋势背景下的一场保险制度的变革。
金融和保险服务的一体化是指各自的产品及服务被相互采用，从而形成业务交叉与融合。近来年，一站式金融服务成为金融业的一种发展趋势。对客户来讲，通过一个金融服务机构获得所需的各种金融产品与服务，这的确是非常便捷。金融与保险一体化客观上是因为市场竞争激烈、金融管制放松、客户寻求成本更为低、更便捷的金融服务等多种原因。1999年，美国颁布《金融服务业现代法案》，使得在美国——这个全球最大的金融市场上，银行、保险与证券的分业经营模式被打破。具有代表性的花旗与旅行者的合并案，已成为银行与保险公司间最大的并购。随着国际性金融、保险集团在不同市场发展以及金融管制的放松趋势下，金融与保险业也呈现全球化的趋势。全球化的趋势推动了保险业在保险制度、产品及服务上的完善与创新。
保险制度包括保险业运作的基本原则，如最大诚信原则、可保利益原则、损害赔偿原则、近因原则等;险种设计、保险合同的制定、产品定价、展业、承保、理赔、投资、准备金的提取等方面的共同做法。20世纪后期，国际保险业在经济、金融全球一体化的进程中，进行了保险制度的重大变革，完成了保险市场与资本市场的整合，保险金融化、证券化成为基本发展趋势。目前，国际保险业在保险市场与资本市场高度融合的新的平台上运作，实现了保险经营的一次“质”的飞跃。
从我国目前的情况来看，我国保险业在运作中存在很多缺陷，有很多不符合国际惯例的作法。特别是在保险投资问题上，与现代国际保险业之间存在着较大的差别，我国保险经营长期“一条腿”走路的制度安排，制约了我国保险业参与国际竞争的能力，影响了我国保险业健康、持续发展。未来的国际竞争要求我们遵循同一个游戏规则。对此我们一定要有清醒的认识。只有及早地融入世界，熟悉国际游戏规则，才能在日益严酷的国际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因此，进行制度创新，构建全新的保险经营平台，实现保险业与资本市场的协调发展，是与国际接轨，参与国际竞争的必然选择。
二、保险制度创新的环境
国外成熟和发达的市场经济的经验表明，保险制度创新是建立在良好的市场环境和现代化的企业制度基础上的。因此，进行保险制度安排的重大变革，需要逐步完善我国保险制度创新所需要的企业基础和市场环境。根据我国的现状，首先，建立现代化的保险企业制度。要解决好保险企业组织形式、保险公司经营模式及其经营状况的基本评价指标、保险公司的信息披露制度、竞争原则、税收政策等几个方面的问题。其次，完善保险经营的市场环境，尤其是保险投资环境。重点是完善保险投资所必须的政策法规环境和资本市场环境。完善的资本市场环境，是实现我国保险业持续发展的重要基础和保险创新的平台。
首先，要改革和完善政策法规环境。目前，我国《保险法》对保险投资的规定十分严格。从表面上来看，这些规定似乎可以保证资金的安全性。问题是，在中国这样一个体制模式和发展模式都处于转型期、经济增长率和经济变量波动率相对都很高的国家中，这样一种规定有可能将保险公司置于巨大的负债风险之中。然而，如果只是简单地改变或放松保险投资的监管规定，在目前中国资本市场很不成熟、投资性很强，保险公司投资人才匮乏的情况上，又有可能使保险公司面临重大的资产风险。因此，只有积极稳妥进行政策法规的改革。
其次，逐步完善资本市场。要解决保险业投资的两难问题，满足保险业的强投资需求，必须将保险投资问题提到战略的高度来认识。具体来说，应当发展和完善资本市场，同时强化保险公司适应能力，实现保险投资的多元化。第一，政府调整对资本市场的政策。从总体上看，要重点发展包括寿险基金在内的机构投资者。第二，逐步扩大寿险公司进入资本市场的业务范围，放开投资业务和允许其直接经营证券业。对产险公司和寿险公司应区别对待，逐步有计划地放宽寿险公司的投资业务范围。第三，逐步放宽投资政策，允许国内保险公司选择海外较为成熟的资本市场进行投资。这不仅有利于加强内资保险公司的竞争能力，而且可以进一步扩大其投资组合，降低风险程度。
目前，我国各类金融机构的业务活动受到严格的分工范围的限制，保险企业的经营模式单一，缺乏创新的基础。鉴于此，对于国际上出现的金融业务一体化的趋势，我们要谨慎地对待，既不可视而不见，又不可盲目追随，积极稳妥地推进金融一体化，为保险业持续发展创造良好的环境。
三、我国保险制度创新的基础
实现保险业与金融市场尤其是资本市场的协调发展是我国现阶段保险制度创新的基本目标。保险投资是保险市场与资本市场衔接的纽带，是我国保险制度创新的基础。
国际保险业发展的趋势表明，现代保险越来越离不开保险投资，保险投资是保险业的重要利润来源，是保险业持续发展的基础。正是由于保险投资这条纽带，保险业与资本市场之间缔结了不解之缘。
首先，保险公司是金融市场上一个正在不断成长的重要参与者。它们承保各种不同的企业和家庭风险，从而推动其参与经济与金融活动。在盈利性的驱动下，它们也已成为全球广阔金融市场上日趋重要的投资者和金融媒介。它们给资本市场带来了创新的保险方式，为金融风险提供保险保障，并在新金融工具的开发进程中搭起了银行与保险产品间的桥梁。保险与再保险公司拓宽了金融工具的范畴，提高了市场参与者的多样性，并为企业和金融机构的融资和规避风险创造了新的机会。与此同时，它们还促进了资本市场的流动性及其价格发现功能的发挥。
保险业参与资本市场有着深厚的经济背景。回顾上个世纪的90年代，我们可以看到，费率疲软与低债券收益的环境刺激着创新，从而促使保险与资本市场之间出现了某种对接。保险公司在这一时期致力于将其庞大的投资组合与融资渠道进行多元化。例如，在信贷衍生市场上他们正成为日益重要的参与者，帮助银行对其信贷风险暴露头寸进行套期与多元配置。在融资方面，美国人寿保险公司已经发行了融资安排(FAs)与担保投资契约(GICs)，这一发行量很快上升到大约400～500亿美金的规模(J.P Morgan，2001)。对市场参与者的调查表明，这些基金一般都投向与FA/GIC有相近到期期限的高收益证券，以便得到正向的收益。但在2001年，信贷与股权市场的恶化及与“9·11”相伴而来的大量索赔严重影响了保险人的利润，并引发了一些能力较弱、较低等级的机构倒闭。由此，在保险需求增加过程中，对新活动中风险的日益重视，对保险费率的稳定这些考虑导致许多保险公司开始重新评估他们的资本市场活动。
其次，金融市场为保险业摆脱困境提供了必要的市场环境，为保险资金在货币市场、资本市场有效运作提供了空间，为保险业与货币市场、资本市场共发展，最终达到利益共享创造了条件。保险业介入货币市场与资本市场，一方面表现为保险资金介入货币市场与资本市场。保险资金介入货币市场，即保险资金存入银行可以商谈利率，允许保险公司与银行合作，使保险资金进入消费信贷领域和房地产按揭业务，允许保险资金投向有长期稳定回报的国家重点建设项目，允许保险资金涉足风险投资领域等;保险资金介入资本市场，即允许保险公司单独或者与基金管理公司合作组建独立的保险基金进入股市，或者支持保险资金从目前间接进入股市转为直接进入股市。另一方面，货币市场、资本市场对保险市场有三大拉动作用。一是保险产品更趋向投资型;二是保险公司经营的业务范围发生变化;三是保险公司的组织结构由互助型向股份制转变。
我国保险业、资本市场的发展及其困境迫使它们进行整合。保险投资同样是我国保险业与资本市场整合的重要纽带。
四、我国保险制度创新目标
随着国际金融保险服务一体化的推进，保险业、银行业、证券业的日益融合，成为当今金融业发展的趋势。它为我国保险业摆脱困境提供了必要的宏观环境，同时也为资本市场的完善提供了契机。资产收益率低、“利差损”问题使中国保险业将面临偿付能力不足的困境;市场结构不完善、功能存在缺陷使资本市场发展陷入泥潭。为摆脱这一困境，需营造保险市场与资本市场整合的基础环境，制定符合国情的制度安排，使中国保险市场深度参与资本市场的运作，与资本市场共同发展，以达到利益共享，并在风险控制的基础上最终摆脱各自的困境。
首先，中国保险业的持续、快速、健康发展也离不开资本市场的支持。保险业的竞争使得保险经营利润空间日趋窄小，保险投资利润成为维持保险生存发展的基础。根据新修改的《保险法》，保险资金主要运用于资本市场中。现阶段中国的资本市场还不规范，不完善，但是资本市场只有在发展中才能得到规范和完善。中国保险业不能坐等资本市场规范和完善以后再发展，必须与资本市场同步发展、规范和完善。保险业急需的资金运用人才只有在发展中才能不断吸收引进和培养提高。
其次，保险业是金融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是资本市场中最大、最有影响力的机构投资者之一。中国资本市场的完善、规范和发展需要一大批理性的机构投资者，需要稳定的长期资金来源，保险业就是重要的机构投资者和主要的资金来源。同时，中国金融的分业经营和分业监管并不影响保险业在资本市场上发挥作用。随着保险业的进一步发展，其在资本市场中的作用和地位会越来越大。
吴小平指出，保险与资本市场的关系已经不是需要研究的理论问题，而是迫切需要解决的现实问题。实际上，中国保监会正在与国务院有关部门和各保险公司进行协调和调研，正在探寻新的制度安排，积极推进保险资金运用渠道拓宽的进程。
五、推动保险制度创新的举措
实现保险可持续发展，需要高效的资金营运，高效的保险投资必须在完善资金运用管理体系上，进行专业化资金营运管理。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保险经营环境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构建全新的保险经营平台，探索并建立高效的保险投资运作管理体系，是当前重大的保险制度创新。保监会副主席吴小平在2003年保险发展论坛上指出，保险资金运用渠道的拓宽并不一定等于资金投资收益的提高。积极探索合适的保险投资的组织管理体系，允许符合条件的保险公司设立专业资产管理公司，是保险业进一步进入资本市场，提高投资收益率，防范风险的内部条件。吴小平进一步解释道，由于保险公司设立的资产管理公司所管理的都是保险公司保费收入资金，而不像一般资产管理公司那样吸收社会各界的自由资金，所以这种资产管理公司应该被认定为保险相关企业，保险公司设立资产管理公司并不违反《保险法》的规定。可以认为，保险资产管理公司是现阶段我国保险投资的组织管理体系的新的制度安排。
当然，在现有体制下，要充分释放我国保险业所蕴涵的巨大创新能量，还应该注重处理好以下四个关系：(1)创新与WTO规则;(2)创新与市场关系;(3)创新与运作条件关系;(4)创新与监管关系。因为保险创新的最终目的是通过创新扩大市场来获取更多的新资源，而要达到这一目的必须得到保险市场的认同，因此，善于研究分析市场需求是保险创新的关键。其次，保险创新究竟成效如何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是否具备相应的运行条件和制度条件。缺乏一定的客观条件或者监管制度的保证，都难以充分发挥创新的积极性和能动性。特别是，保险创新一般在提高保险效率的同时也带来风险，加大了监管难度。而以逃避监管为目的的保险创新与原有监管体制有着更为直接的冲突。因此，尽快建立一套符合国际标准的监管体系，既是控制保险创新风险的需要，也是推动保险创新发展的需要。
(作者单位：湖南大学金融学院)
作者：梅雪松
第三篇：保险业的起源
海上保险是开端
海上保险是一种最古老的保险，近代保险首先是从海上保险发展起来的。
共同海损的分摊原则是海上保险的萌芽。公元前2000年，地中海一带就有了广泛的海上贸易活动。为使航海船舶免遭倾覆，最有效的解救方法就是抛弃船上货物，以减轻船舶的载重量，而为使被抛弃的货物能从其他收益方获得补偿，当时的航海商就提出一条共同遵循的分摊海上不测事故所致损失的原则：“一人为众，众人为一。”公元前916年在《罗地安海商法》中正式规定：“为了全体利益，减轻船只载重而抛弃船上货物，其损失由全体受益方来分摊。”在罗马法典中也提到共同海损必须在船舶获救的情况下，才能进行损失分摊。由于该原则最早体现了海上保险的分摊损失、互助共济的要求，因而被视为海上保险的萌芽。
船舶抵押借款是海上保险的低级形式。船舶抵押借款方式最初起源于船舶航行在外急需用款时，船长以船舶和船上的货物向当地商人抵押借款。借款的办法就是：如果船舶安全到达目的地，本利均偿还;如果船舶中途沉没，“债权即告消灭”，意味着借款人所借款项无须偿还，该借款实际上等于海上保险中预先支付的损失赔款;船舶抵押借款利息高于一般借款利息，其高出部分实际上等于海上保险的保险费;此项借款中的借款人、贷款人以及用做抵押的船舶，实质上与海上保险中的被保险人、保险人以及保险标的物相同。可见，船舶抵押借款是海上保险的初级形式。
现代海上保险是由古代的船货抵押借款思想逐渐演化而来的。1384年，在佛罗伦萨诞生了世界上第一份具有现代意义的保险单。这张保单承保一批货物从法国南部阿尔兹安全运抵意大利的比萨。在这张保单中有明确的保险标的，明确的保险责任，如“海难事故，其中包括船舶破损、搁浅、火灾或沉没造成的损失或伤害事故”。在其他责任方面，也列明了“海盗、抛弃、捕捉、报复、突袭”等所带来的船舶及货物的损失。15世纪以后，新航线的开辟使大部分西欧商品不再经过地中海，而是取道大西洋。16世纪时，英国商人从外国商人手里夺回了海外贸易权，积极发展贸易及保险业务。到16世纪下半叶，经英国女王特许在伦敦皇家交易所内建立了保险商会，专门办理保险单的登记事宜。1720年经女王批准，英国的“皇家交易”和“伦敦”两家保险公司正式成为经营海上保险的专业公司。
1871年在英国成立的劳合社，是1688年爱德华·劳埃德先生在伦敦塔街附近开设的咖啡馆演变发展而成的;1691年劳埃德咖啡馆从伦敦塔街迁至伦巴第街，不久成为船舶、货物和海上保险交易中心。劳埃德咖啡馆在1696年出版了每周三次的《劳埃德新闻》，着重报道海事航运消息，并登载了咖啡馆内进行拍卖船舶的广告。随海上保险不断发展，劳埃德承保人的队伍日益壮大，影响不断扩大。1774年，劳合社迁至皇家交易所，但仍沿用劳合社的名称，专门经营海上保险，成为英国海上保险交易中心。19世纪初，劳合社海上保险承保额已占伦敦海上保险市场的90%。1871年，英国国会批准了“劳埃德法案”，使劳合社成了一个正式的团体，从而打破了伦敦保险公司和皇家交易所专营海上保险的格局。1906年，英国国会通过的《海上保险法》规定了一个标准的保单格式和条款，它又被称为劳合社船舶和货物标准保单，被世界上许多国家公用和沿用。1911年的法令取消了劳合社成员只能经营海上保险的限制，允许其成员经营一切保险业务。
火灾保险的起源和发展
继海上保险制度之后形成的是火灾保险制度。火灾保险起源于德国。1959年德国汉堡市的造酒业者成立了火灾合作社，至1676年，由46个相互保险组织合并成立了火灾合作社，其后，合并成第一家公营保险公司——汉堡火灾保险局。但真正意义上的火灾保险是在伦敦大火之后发展起来的。1666年9月2日，伦敦城被大火整整烧了五天，市内448亩的地域中373亩成为瓦砾，占伦敦面积的83.26%，13 200户住宅被毁，财产损失1 200多万英镑，20多万人流离失所，无家可归。次年牙医巴蓬独资设立营业处，办理住宅火险，并于1680年开办了一家4万英镑资本金的火灾保险公司;巴蓬的火灾保险公司根据房屋租金和结构计算保险费，并且规定木结构的房屋的费率为5%，砖瓦结构房屋保费的费率为2.5%。这种差别费率被沿用至今，因而巴蓬被称为“现代火灾保险之父”。
1710年，查尔斯·波凡创立了伦敦保险人公司，后改称太阳保险公司，开始承保不动产以外的动产保险，营业范围遍及全国。它是英国现存最古老的保险公司之一。
人身保险的起源和发展
人身保险起源于海上保险。15世纪后期欧洲的奴隶贩子把运往美洲的非洲奴隶当做货物进行投保，后来船上的船员也可投保;如遇到意外伤害，由保险人给予经济补偿，这些应该是人身保险的早期形式。
17世纪中叶，意大利银行家洛伦佐· 佟蒂设计了“联合养老保险法”(简称“佟蒂法”)，并于1689年正式实行。佟蒂法规定每人缴纳法郎，筹集起总额140万法郎的资金，保险期满后，规定每年支付10%，并按年龄把认购人分成若干群体，对年龄高些的，分息就多些。“佟蒂法”的特点就是把利息付给该群体的生存者，如该群体成员全部死亡，则停止给付。
英国著名的数学家、天文学家埃蒙德·哈雷，在1693年以西里西亚的布雷斯劳市的市民死亡统计为基础，编制了第一张生命表——哈雷生命表，精确表示了每个年龄的死亡率，提供了寿险计算的依据。18世纪40—50年代，辛普森根据哈雷的生命表，做成依死亡率增加而递增的费率表。之后，陶德森依照年龄差等计算保费，并提出了“均衡保险费”的理论，从而促进了人身保险的发展。1762年成立的伦敦公平保险社才是真正根据保险技术基础而设立的人身保险组织。
责任保险的起源与发展
责任保险是对无辜受害人的一种经济保障。尽管现代保险已经有300多年的历史，但责任保险的兴起却只是近100年的事。1855年，英国铁路乘客保险公司首次向铁路部门提供铁路承运人责任保障，开了责任保险的先河。1870年，建筑工程公众责任保险问世;1875年，马车第三者责任保险开始出现;1880年，出现雇主责任保险;1885年，世界上第一张职业责任保单——药剂师过失责任保险单由英国北方意外保险公司签发;1895年，汽车第三者责任险问世;1900年责任保险扩大到产品责任，承保的是酒商因啤酒含砷而引起的民事赔偿责任。进入20世纪，责任保险迅速兴起和发展，大部分的资本主义国家都把很多的公众责任以法律规定形式强制投保。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责任保险的种类越来越多，如产品责任保险以及各种职业过失责任保险层出不穷，这些在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已成为制造商和自由职业者不可缺少的保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