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外司法独立原则比较论文

【摘要】民意对司法的影响自古有之，尤其是在言论更加开放自由的今天，作用更不容忽视。其正面作用主要体现在民意制约公权力干预司法和民意增进民众对司法的接受度上。其负面作用则主要是：民意特征与司法有天然排斥性，民意与司法公正所要求的“尊重事实与证据”、“程序正当”原则背道而驰。下面是小编精心推荐的《中外司法独立原则比较论文(精选3篇)》的相关内容，希望能给你带来帮助!

中外司法独立原则比较论文 篇1：

浅析司法独立与舆论监督的关系

【摘要】 近些年来，公众舆论在维护个人权利﹑表达民情民意﹑揭露事实真相﹑监督司法机关公正执法等方面起到了越来越重要的作用。然而，也出现了很多媒体舆论影响司法审判的负面影响。司法独立与舆论自由在维护人权和社会公正上有着共同的价值追求，然而两者间却存在着张性。本文试图从两者冲突的原因入手来分析调和司法独立与舆论监督的关系，其中主要就司法独立和媒体监督谈谈看法，以求加快媒体监督的立法和相关司法制度的建设。

【关键词】 司法独立 舆论监督 舆论审判 司法公正 新闻自由

近年来，随着媒体自身活力的增强，对审判公开的原则逐步得到落实，然而日益严重的司法腐败现象却层出不穷，在这种复杂的环境下，被称为“第四种权力”的媒体对司法的监督力度正在不断地扩大，而司法与媒体的关系也变得越来越复杂。

一﹑司法独立与舆论监督

1﹑司法独立

在当今的西方社会，司法独立最基本的价值在于，它能够维护权力制约关系中司法体系的独立性，而这使得司法权可以不受行政权的干预。司法独立即意味着在一个特定的社会当中，司法实体拥有法律自主性。司法独立应当包括两个层面：制度层面和观念层面。从制度层面上讲，司法独立又可被分为内部独立、外部独立和法官独立三个方面，而从观念层面上讲，司法独立就是形成司法机关自己的职业化观念。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126条规定：“人民法院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审判权，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但是人民法院应当接受党和人民群众的监督。”从这一宪法条文中可以看出，我国的司法独立只属于相对独立。从现实情况来看，司法的独立性还比较差，比如政府与司法机关之间就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我国的司法机关在执行法律法规或调查取证时都离不开政府的支持与配合，如果脱离政府，司法机关难以正常地开展工作；同时，公安机关还可以通过政法委员会对司法机关施加一定的影响。这一结构就是严重违背司法独立原则的具有中国特色的制度。

除此之外，司法机关和司法工作人员长期工作、生活在一定领域，从客观上必然会与周围形成各种各样的社会关系。“人缘”和“地缘”关系非常普遍，这些因素都会从四面八方包围着司法机关和司法工作人员。自古以来中国就是一个重人情、重亲情、重感情的社会，它是典型的“熟人社会”。这种文化传统虽说有它好的一面，但对司法活动却有着很大的负面影响，而且这种影响和作用根深蒂固，盘根错节，改善起来非常困难。

2、舆论监督

社会舆论是指，作为社会大多数人的意识倾向，它们所反映的思想观念和行为方式相较于其他意见具有压倒性的效力和社会广泛的认同度。它常常有形无形地形成公众看待问题时所谓的“正常的”习惯性的价值观念和行为规范，并有可能形成相应的社会风气。社会舆论往往会对公众产生强大的心理压力，会导致公众心理产生趋同倾向。所谓舆论监督就是指，以新闻媒体为主要形式的、通过观念上有限的影响对各种违法乱纪行为，尤其是国家公职人员的违法渎职和腐败行为以及各种阴暗面所进行的报道、揭露、评论或者抨击。为了防止司法权的异化，除了对权力的内在结构进行分工制约外，最主要的就是公民自由表达（表现为新闻自由）对权力的监督。也就是说，为了防止司法权的滥用，在司法权行使的同时必须有一种和司法权同属一个渊源的权力去对其产生监督和制约。既然各国宪法都规定主权在民，法律的本质也就是人民意志的反映，这就产生了公民对包括司法机关在内的国家公职人员的违法渎职和腐败行为的监督权。美国宪法修正案也将表达自由列在第一条。表达自由（即新闻自由）也因其自身的公开性、广泛性、社会性和人类在价值追求上的目的性成为一种监督力量。

二、舆论审判

舆论审判是指舆论监督出现越位，影响到司法独立正常的审判活动。在当今社会，舆论审判的问题正在日益凸显出来。舆论审判虽然能够部分表达民意，使得民意能有效地影响国家权力意志和个案的实际审判后果，反映人民当家作主的民主意识的觉醒，但真正广泛的舆论监督却还没有形成。就目前来说，舆论监督存在着以下几个主要特点。

第一，目前的舆论监督仅针对个案产生实质影响，却无法对类似的案件产生普遍影响。司法对民意的妥协只是迫于当时的形势，它们并没有上升到对司法机关和司法活动的持续性的监督。

第二，舆论监督不够客观，网络上许多舆论在发表观点时都带有偏激情绪，这些言论都不注重对事实的判断和考虑，更多的是从道德上来进行抨击。这些舆论很多时候甚至是为了发泄个人的不满情绪，而在网络上散发不实情节会严重影响其他公众对信息的获取和判断，甚至会造成不良的社会后果。

第三，目前舆论监督关注的对象多为社会影响重大的刑事案件和一些争议很大的案子，如江苏如皋发生的司机扶摔倒老太反被诬撞人事件、药家鑫案等。刑事案件大多包含道德性评价，而且其技术性相比较于民商法来说较为简单，因此备受大众关注，群众可以靠最基本的人情世故来判断案件的轻重，从而默默在心中作出预期的量刑。然而，大众在面对那些微小复杂的案件时便少了关注，难道这种案件中的司法就不存在不公正情形了吗？这显然值得我们深思。

第四，舆论不一定代表真实的民意，它们很可能是在一时兴起的形势下被煽动起来的短暂的情绪要求，可以说是失去了理智的民愤和众怒，由此产生的舆论监督难免会伤及许多无辜的主体。在我国，目前尚未有规制舆论监督的相关法律。从外国的立法中可以看出，即使是在那些充分保护言论自由的国家，也有保护司法不受舆论媒体影响的相关法律制度，如美国的陪审团成员就不得受外界媒体舆论的影响；在英国，禁止媒体对尚未作出判决的诉讼进行评论。

任何权利都是有边界的，没有任何一项权益是优先受保护的，所以我们应当关注的是两者之间的协调。目前的舆论监督非常热烈是因为大众积极地向上表达意见以及寻求救济途径缺失。如果人们对于自己受到的不公正待遇可以寻求其他而并非舆论媒体的途径去加以解决，那百姓各司其职，司法机关也会依据专业技术和知识对案件作出合理审判。即便出现司法不公的情况，也可以用其他途径加以解决，这样就不会有如此多的问题诉诸媒体和舆论。

三、媒体监督与司法独立冲突的原因

媒体对案件的事实和诉讼程序的报道很有可能影响到司法工作人员对该案件的判决，对司法独立造成干扰，出现上文所谓的媒体审判的现象。现将原因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新闻对新闻事实真实性的要求在一定程度上不同于法律对案件事实真实性的要求。新闻事实是记者通过采访等一些途径了解到的，它们不同于司法审判，司法审判要求能有确凿的证据来证明事实。一方面，媒体对案件事实信息的收集不像诉讼程序那样受到严格限制，媒体可以肆意报道那些只注明消息来源却未经证实的消息，而法庭对于这样的信息却不能采用；另一方面，新闻事实要求及时性，这同法律要求的真实性也存在着冲突：因为法律要求真实性，这就需要媒体对所有的事实细节都要经过考证，但如果这样的话，新闻的时效性就很难体现出来。在当今世界，媒体竞争如此激烈，各家媒体都在争相报道所谓的“独家新闻”，在这种环境下，如果要求媒体对采访到的所有事实细节都经考证后再进行报道，这显然很难做到。

第二，媒体对司法案件的报道一般只注重结果，而司法权的价值取向则更注重程序公正。媒体常常会有在所谓的全部事实范围内对案件作出判断的倾向，而司法机关却只能依据法定事实对案件作出判决，这就无形中使得媒体追求以惩恶扬善、分辨是非为目的的正义，而司法机关追求建立在程序正当基础上的正义。媒体的这种追求无疑会对司法机关构成强大的冲击力。

第三，媒体报道往往具有倾向性，而司法权则具有中立性。新闻媒体虽然常秉承着公正客观的报道原则，但媒体的社会责任、人文关怀、同情弱势群体等报道倾向往往会在报道中流露出来，而这些又极易激起社会民众的情绪，当这些情绪形成强大的社会意识流时，就会给法官和法院带来压力。泉州市一名小偷因偷窃自行车被车主发现，他在逃逸的过程中被货车撞伤，为此，偷车者将肇事司机和自行车主一起告上法庭，并要求赔偿。对于这个案件，一些媒体在报道时采用了“离奇案件”、“偷车贼状告车主”等字眼，带有明显的倾向性，这会给大众造成这样一种观念，似乎破坏社会秩序的偷车者就不应该向车主提出索赔，如若他提出索赔好像就是天方夜谭，从道德层面上说，媒体就在一定程度上剥夺了偷车者的申辩权利。

四、媒体监督与司法独立之间的协调

目前我国关于媒体的法律规范还不够健全，笔者认为我国应尽快出台《新闻法》。我国应该通过法律手段来调和司法与传媒的关系，通过法律法规来对舆论监督权的行使和传媒业的发展进行规范，规范其与司法的关系，健全关于传媒业的法律规范，尤其是应当健全那些关于新闻舆论监督的规范。

首先是关于传媒监督的主体资格限制。因为司法活动是专业性很强的技术性工作，因此媒体监督必须对主体资格加以限制以保证其能够高质量地监督司法活动，比如对配备一定法律专业人员和具有这方面实力的媒体才可以允许其进入。

其次，健全媒体监督的程序规范。媒体监督的程序规范包括采访报道范围的合法、采访报道手续的合法、采访对象的合法、传播主体的合法、采访报道手段方式的合法等等。新闻舆论介入报道的时间不要过早，在司法程序进行时尽量不要干扰，尤其是在法律事实还没有完全调查清楚之前不应该发表过早的评论和对法官评判的揣测。

再次，须加强对舆论监督内容的合法性和合理性审查。媒体监督内容的合法性包括：报道内容必须客观真实公正，要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新闻用语要准确得当，要尊重公民的合法权益，不应存在新闻诽谤、新闻侮辱和揭人隐私等情况；有关的评论必须公正合适，不偏不倚，对传媒进行司法监督的内容要进行合法性的审查，在媒体内部应建立起相关的法律审查委员会，便于对舆论监督内容进行严格的审查。

最后，应当建立起健全责任追究机制。对那些进行不实报道，报道缺乏客观性、故意哗众取宠、报道不负责任的，要建立惩罚机制并追究相关人员的法律责任。

新闻媒体应当加强自身行业的自律，严格遵守舆论监督的基本准则，如言论自由原则、依法行使舆论监督权的原则、舆论监督权优先原则、新闻党性原则、保护人民民主主权原则等。媒体的新闻自由应受到客观性、公正性、真实性、中立性等规则的约束，这些是新闻报道所应掌握的最基本的准侧，也就是说，要要求新闻报道将事实评论和事实展示两部分分开，比如说事实评论就要保持立场的中立性，不应带有任何倾向性或偏见性。尤其对司法的报道更应当审慎，尽量不要对司法机关的实体性判断发表意见，在司法机关作出判断之前不要妄下预断，妄加猜测，乱下结论，导致“把一个相当复杂的法律和程序问题变成一个是非分明的道德问题”，进而做到维护司法独立。媒体报道应当征求相关利益方的意见，尊重和保护当事人的权益。与此同时，记者应当加强职业操守、道德自律，严格遵守新闻行业的道德规范，坚决防止传媒腐败，不能像一些缺乏责任心的记者那样收受封口费，或者只知道追求经济利益和新闻卖点，完全忽视司法尊严和报道产生的社会效果。

司法机关应该尽快建立有利于促进与媒体良好互动的制度。司法机关不能限制媒体报道和评论，而只能通过在程序制度上的自我完善来防止舆论审判。例如美国新闻媒体与司法界的关系就出现了新的走向，其中一部分就表现为法官对媒体的限制性命令和惩罚制度事实上已不再起作用，法官已经将对媒体的直接限制转移到对律师等一些诉讼参与人的限制上，即间接限制上。

五﹑结束语

实际上，无论是媒体本身还是司法机关，双方都很认同司法优先这一原则。在司法优先的大前提下，媒体的活动必然会受制于司法机关。这里需要强调的是，对作为言论自由实现方式的媒体报道进行限制是必要的，但是对媒体的约束和限制必须高度谨慎。就我国目前的情况来说，对媒体的报道进行监督，我们更需要的是保障而不仅仅是限制，因为从某些方面来说，媒体监督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推进司法公开，只有将问题公开化，增加透明度，才能更好地防止司法腐败，而舆论监督可以大大地减少其暗箱操作的几率，使司法腐败难以遁形。因此，我们在强调司法优先的同时，应该确保宪法规定的新闻自由不受到司法的过度限制，确保公众能对司法活动享有充分的监督权与知情权，同时也能起到有效监督司法公正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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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胡婉君）

作者：李熳

中外司法独立原则比较论文 篇2：

论民意与司法的关系

【摘要】民意对司法的影响自古有之，尤其是在言论更加开放自由的今天，作用更不容忽视。其正面作用主要体现在民意制约公权力干预司法和民意增进民众对司法的接受度上。其负面作用则主要是：民意特征与司法有天然排斥性，民意与司法公正所要求的“尊重事实与证据”、“程序正当”原则背道而驰。因此，我们只有做到正确认识民意并规范民意表达方式，正确认识并遵循司法的应然规律，才能达至民意与司法的衡平。

【关键词】民意；社会监督；司法公正；司法独立

近年来，随着社会的进步，司法改革的有序发展，民众的法律意识、维权意识得以加强，也拥有了更多的话语权，更广泛的表达渠道，民意成为司法过程中不可忽视的力量，司法改革也逐步倾向于体察民意，保护民意。许霆案、邓玉娇案、药家鑫案、李某某案无一不体现了民意在司法过程中产生的巨大作用。从法理上如何看待民意、如何在司法过程中既维护民意又保持司法的独立运行，维护司法的最高价值——司法公正。本文将就此问题结合当今社会政治、法律生活的特点，对民意之于司法影响的利弊两端进行分析，并对如何使民意更好的参与到司法中提出几点建议。

一、民意对司法的积极作用

司法獨立是现代法治国家的普适观点。社会主义法治国家选择的是民主公正的法律制度，应当是公开、公正、透明的。接受社会的监督，尤其是民众的监督就成为司法独立并且合理运转的题中之意。具体而言民意对司法的促进作用有以下三点：

（一）民意对权力干预司法起到制约作用

纵观中国的法制发展过程可看出：我国古代司法与行政合二为一，没有司法独立的传统。司法仅仅是统治者的统治手段，或者说仅仅是行政权运行中的一环，司法与行政处于不平等地位。且古代司法重实体轻程序、重伦理轻法理传统至今有着深刻的影响，这为行政干预司法提供了条件。那么，在中国古代是否对行政干预司法就毫无约束呢？并非如此。首先，古代官吏枉法裁判要承担无限连带责任，这是法律上，也是统治者对司法的控制。同时，中国古代倡导“德法并重”，“道德”在古代社会有着极为重要的价值和意义。受儒家礼法思想的影响，古代官员极为重视个人名誉，为了生前身后名，司法人员尊重民意，体察民意。对民意的考量也许并非司法人员的本意，但很大程度上民意对徇私徇情做出枉法裁判起到了控制的作用。

我国《宪法》明确规定了司法机关的性质和地位，在《刑事诉讼法》、《民事诉讼法》及相关法律中提出“控审分离”、“审判独立”、“审判公开”均契合“防止权力干预司法”之意。但社会现实和案件具体情况的复杂让我们看到在一些案件中权力对司法的干涉，公权力的任意扩张以及由此滋生的司法腐败。因此当今司法体制之下民意对权力干涉司法依然并且应起到制约作用。

（二）民意对司法人员做出公正合理裁判有促进作用

民意对司法进行监督，从客观上要求司法的独立与公开，提高司法的透明度、公开度。司法只有做到公开化才能有效的防止司法腐败。通俗的讲，行政的腐败，只要有司法作为最后一道屏障，对其给以有效的处罚与限制，那么行政腐败在一定程度上是可以得到控制的。而一旦司法腐败，那么普通公民许多权利将成为一纸空文，无法得到救济与保障。权力需要监督、司法腐败需要遏制已成共识。中国现实的国情，对司法的监督主要由权力机关来履行。法院的审判也有同级人民检察院、上级人民检察院依法进行监督。但是这些监督终究是权力对权力的监督，要想使司法的权威得以真正的树立，来自社会、来自民众更为广泛的监督势在必行。

（三）民意对司法裁判的接受度有增进作用

司法应当独立，但是法不是冷酷与生硬的，法有其应有的社会价值，法的价值的实现依赖于社会主体的认同。如果法律得不到认可，司法裁判难以服众，那么司法的权威就会受到挑战。如果法院的判决与公众朴素的社会价值观、正义观相分离，与公众的行为习惯、道德观念不符，那么法院的判决难以被社会接受，法律就失去了相应的信服力。就民众朴素的正义观而言，他们关注的焦点不是法律本身，而是司法机关、司法人员能否依据法律进行审判。因此，考量民意可以增强司法裁判的可接受性，进而维护司法权威。

二、民意对司法的反向作用

在司法过程中体察民意关注民意，体现法律的人本情怀十分必要。在个案中，民意的吸纳发挥的积极作用不容忽视。但是，民意与司法两者在价值判断上存在着根本的差异。民意体现的是民众的常态心理，是感性的，而司法裁判则是一项理性的技术。民意的形成源于民众朴素的善恶观、正义感，而司法裁判则是基于职业法律者的法律思维、法律信仰。因此民意介入司法不可避免的会形成消极影响，民意也会成为威胁司法正义的隐性甚至显性的因素。

第一，民意因其自身的特点，与司法裁判有着天然的排斥性。如中国古代的司法裁判，裁判者常常运用简约的大众化方式和非职业化的语言断案。道德或者说良心，是审判者依据的最高准则。有时甚至为了满足民意的愿望，审判者对亲属、朋友的定罪量刑远远超过了法定的刑罚，留得清名在身，却有违司法的公正。从中我们不难看出，民意自身具有显著的不确定性、主观道德性。这与司法公正、司法独立、自由心证等法治理念和司法规律背道而驰，是对司法专业性、客观性的挑战。如果将民意视为司法裁判的标准，那么将是法治进程的倒退。

第二，民意的信息来源不具有可靠性，有违司法“尊重事实与证据”原则。首先，民意所了解的事实是零散的，甚至是别有用心者为制造噱头、赢得利益而刻意加工、改造的，这些信息鲜有人质疑，也没有得到论证。建立在片面甚至虚假信息上的民意就不是真正的民意。其次，民意易被误导和煽动。媒体人为地在聚焦镜下放大案件事实，则将大众的视线从案件本身转移至当事人或司法人员自身一些特殊情况的关注。民意从本质上讲是民众对于利益的诉求，而这一诉求如果在一些情况下无法表达或者难以得到满足，那么，在相似案例中以及特定情况下，民众会将个人的情绪转移至特定的事件，来反映或者宣泄内心的诉求。这种带有非理性成分的民意影响到司法活动时，很难避免悖离客观、有违公正的司法结果出现。

第三，民意难以形成一种可以合理调控、管制的有效机制，与司法公正所要求的“程序正当”原则背道而驰，民意仅是松散的、难以调控的、非机制化的力量。中国古代司法审判所遵循的“法本原情”中的“情”，就与本文中“民意”有相通之处。而日本著名法学家滋贺秀三即认为“情”是指“中国型的正义衡平感觉”，深藏于个人内心之中而不具有实定性，却引导者听诉者的审判，民意多关注当事人处境、遭遇，民意的谴责则集中于当事人的思想、目的、动机而非行为本身。司法本身就是惩治错误，伸张正义，如果在司法裁量中既考虑法律，又考虑民意，即有可能对被告的过失、错误、危害进行重复考量，从而使他们应有的权利不得保障，甚至其人权也遭受侵犯。

三、民意与司法的衡平

司法过程中体察民意有其积极一面，但是它的潜在威胁和现实危害也不容小觑。如果强调司法完全独立于民意，置民意于不顾，不仅不符合社会现实与中国国情，更是对公民知情权、监督权的侵犯。反之，如果在司法裁量的过程中，将民意凌驾于法律之上，则是对法律权威和司法尊严的侵犯，与“法治”之意相违背。因此，在处理民意与司法关系的问题上，我们应当重视以下几点：

（一）正确认识民意并规范民意表达方式

民意是善良的，是民众在道德基础上自觉形成的评判标准、善恶是非观念。只是当今言论更为开放，监管机制却没有随之健全完善，自由与控制没有达到合理的平衡。民意因表达者立场、地位、知识结构、思维方式的不同，存在片面与失实的可能。如果思维缺乏独立，民意就极有可能成为被人利用的工具，此时的民意就不再是民意，而是披着“民意”外衣的“民愤”。

民意并不可怕，在一个现代法治国度里，多元声音的发出必不可少。善良的民意仅是民众内心衡量价值的尺度，是朴素的集合性质的是非观，是对司法裁量的监督应当受到法律的保护。也就是说，我们首先应当规制的是利用媒体尤其是网络误导民意、散播“伪民意”以从中获利的各种行为。媒体报道案件实事应当真实、客观，报道庭审应当慎重、严谨，不应恶意炒作夸大。媒体仅负责提供背景性信息，或者为民意的表达提供相应的平台，或者对正在审理的案件做出一般性解释。不能先于法院做出有罪、无罪，孰是孰非的评价，进行有偏见的宣传，将新闻报道凌驾于司法之上，不当干预和影响司法。

（二）正确认识并遵循司法的应然规律

司法是保障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司法裁判权是国家权力的最终表现形态，司法的权威不容挑战和侵犯。从本质上讲，民意自产生以来，就包含了干预司法的愿望，但是民意本身没有强制力去干预司法，只有通过权力实现对司法的干预。所以，实现司法的独立、公开、维护司法的权威，最根本的在于通过法律制度去监督那些可以或妄图非法干预司法的权力。

首先，应当正确对待司法公开。法律规定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的活动依法公开进行，这是与赋予公民知情权相适应的，在司法过程中主要体现在审判公开上。健全新闻媒体旁听及报道庭审制度，健全执行信息查询制度，这些在各级人民法院进行的改革是我国司法公开进程中迈出的一大步。取得了人民信任的司法，才能树立真正的权威。

其次，应该正确对待司法独立。公正是司法追求的最高价值，没有司法独立，司法公正就无从谈起，最多实现个案公正。当前，实现司法独立尤其要注意两点：第一要免受“高度重视，限期解决”这种有违司法规律和人类认知规律的指令干涉，即司法外权力的不正当干涉；第二要免受“不严惩不足以平民愤”这种有违客观公正原则的“法外道德”干涉，即民意的不理性干涉。同时，司法独立对司法人员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司法人员应具有较高的法律素养、专业知识技能，司法人员应具有慎独、自律的品质，司法人员应严守案件相关隐私、维护当事人权利、不与合议庭以外人员讨论案情。

最后，应当正确对待司法民主化。司法民主化与司法职业化并不相悖，司法民主是制度的民主，是过程的民主，是摒弃司法人员在司法裁量过程中自导自演以致徇情裁判、枉法裁判，是在司法过程中听取民众多元的声音，并以积极的态度在法律思维内对其进行考察、评估、吸收或过滤，做出公正、合理的判决裁定。

民意与司法并不矛盾。“兼听则明”是法律人应有的思维。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规制民意，使其不走向民愤，如何在司法的过程中吸纳民意。将民众的意见引入理想的程序之中，进而实现普遍的正义而非个别的正义，这是法的价值追求，也是人民的利益诉请。民意与司法的较量，不是通过法的强制力压制民意，树立权威，也不是将权力以民意的形式施加于司法。简单的说，民意与司法的碰撞，不应是双方的妥协退让，而是建立在合法合理基础上的司法公正与民主。这是对人民权利的维护，是对司法尊严的捍卫，也只有这样才能使民意與司法走向真正的衡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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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吴宜远

中外司法独立原则比较论文 篇3：

影响我国刑事诉讼程序公正的原因分析

摘要：刑事诉讼法作为我国的三大诉讼法之一，其是否公正、完善、科学，直接影响着我国诉讼法制的建设。然而，从刑事诉讼立法和司法实践来看，刑事诉讼法仍然存在诸多亟待完善的地方，尤其是在程序公正方面。我国刑事诉讼程序方面所存在的不公正情形，分别从传统法律文化、立法、司法以及公安司法人员的素质等方面进行原因分析，对刑事诉讼法制的建设和完善有所裨益。

关键词：诉讼；刑事诉讼；程序公正

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前大法官威廉·道格拉斯曾说：权利法案的大多数规定都是程序性条款，这一事实绝不是无意义的。正是程序决定了法治与恣意的人治之间的基本区别。

诉讼法制作为现代法治的重要内容和标志之一，是我国依法治国的重要保障。我国法制建设的历程也已经证明，诉讼法制是否存在、是否完善，将直接反映和体现我们国家进步、文明、民主和法治的程度。而刑事诉讼法作为我国的三大诉讼法之一，其是否公正、完善、科学，又直接影响着诉讼法制的完善。这主要是因为：从程序上讲，刑事诉讼程序在根本意义上涉及到更多的基本人权的保护问题。因此它比民事诉讼程序和行政诉讼程序更显严肃、规范和复杂。正如美国学者乔治·W·皮尤所言：“刑事司法制度也许比其他任何社会制度更多地涉及使用政府权力和权威来强制和控制个人的行为，一方面，它谋求实现一个社会关于在一个有正当程序的制度中公正行事的最高愿望；另一方面，它反映了这个社会的最大恐惧和憎恶。”[1]就我国现行刑事诉讼法而言，虽然较之1979年的刑事诉讼法，在实现程序公正这一价值目标上，取得了较大的进步，但从刑事诉讼立法和司法实践来看，仍然有诸多不符合公正要求的地方。要解决刑事诉讼程序不公的问题，首先必须对其存在的原因进行深刻的分析，才能找到最终的解决方法。笔者认为，造成刑事诉讼程序不公的原因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中国传统法律文化对刑事程序公正的影响

众所周知，中国是一个经历了漫长封建社会的国家。中国传统的法律文化虽有其优秀的品质，但其本身的法律结构形式、对“无讼”境界的追求和法工具论等思想却对我国程序法的发展起到了消极的作用。

1、中国传统的诸法合体，民刑不分的法律结构形式制约着程序观念的生成。在中国古代，由于实行诸法合一，不但民刑不分，而且诉讼法与实体法也难辨。在古代中国，并没有独立的程序法。就连政绩最辉煌的唐律疏义也未见有“诉讼”的专门规定。虽然在清朝末期进行法律改制活动，曾制定了《刑事民事诉讼法》草案、《刑事诉讼法》草案，但却因为种种原因，都没有得到实行。因此，中国古代虽然有关于程序方面的规定，但专门的程序立法的缺失却体现出了统治阶级对程序法的轻视，从而制约了程序公正观的滋生。

2、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中国传统文化对“无讼”、“息讼”价值的追求，阻碍着程序的发展。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是儒家思想，而儒家思想强调的则是中庸、和谐。其表现在诉讼方面，则是对无讼意识的宣扬，从而造成了古代中国人对诉讼引以为耻，把诉讼看作是不好的东西的观念。同时，诉讼也被认为是官吏德化不足和缺乏政绩的表现。在这种“无讼”、“息讼”价值观的影响下，人们即使有了纠纷，也宁愿选择“私了”解决，而不愿诉至官府。这种诉讼文化的价值取向至今仍程度不同地对程序法的发展起着消极作用。

3、传统法律文化中法工具论的思想，也限制了程序法的发展。法是统治阶级统治国家和人民的工具是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又一个特征。法工具论的思想，使得老百姓不但不关心法，甚至畏法。在人们看来，法律要么是纯义务的规定，要么是暴力统治的工具。因此，即使有人谈论法，也往往偏重于谈论法之用途，对于法律这种特定规范本身的内容、构成、产生程序、纠正程序、变更程序等却很少讨论。再加之我国古代实行的纠问式诉讼模式，在审判方式和手段上，法官主观臆断司空见惯，刑讯逼供也一度被认为是合法的手段，而当事人的口供更是诉讼的唯一目的。于是，重结果、轻过程，重实体、轻程序，便成为必然。久而久之，实体法相对发达，程序法极度落后。

二、刑事诉讼立法对刑事程序公正的影响

一般而言，刑事诉讼程序公正的基本要求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程序的中立性、平等性、公开性和参与性。然而，纵观我两国刑事诉讼立法，可以看出，立法者在设计程序时，并没有将程序公正的理念和内容很好地贯穿于我国刑事诉讼法。这可以说是影响我国刑事诉讼程序公正实现的又一原因。例如，关于法院可以变更公诉机关的指控罪名、二审法院对上诉案件可以进行全面审查以及法院可以启动审判监督程等规定并不能体现程序的中立性；控辩双方固有力量的不平衡、控辩双方对案情的了解程度和对证据的收集上和控辩双方的某些权力、权利的行使，所产生的必然法律后果存在的不平等又使得程序的平等性失衡；被害人对案件的知情权以及在审前阶段对案件的参与权也都不同程度的受到限制等，使得程序的公开性和参与性不能得到相应的保障。等等。总之，在我国刑事诉讼立法中，除了以上不公正的立法表现外，对大多数违反程序的法律后果的规定的缺乏，也导致了程序司法不公的情况出现。如果说传统的法律文化对人们的观念转变起到了长期、潜在的制约作用的话，那么，在我们提出转变旧观念、树立程序公正理念的要求下，立法理念的滞后性对程序公正的实现不但没有起到积极的作用，反而在很大程度上阻碍了程序意识的发展和程序公正的实现。

三、现行司法体制对刑事程序公正的影响

1、司法的不独立

“司法的独立性是其公正性的必要条件，离开了独立性，公正性就失去了保障，就无从谈起”。[2]关于司法独立的涵义，不同法系、不同的学者有着不同的理解。但从中外学者的基本观点来看，司法独立可以分为三个层次，第一层含义就政治层面而言，是指司法权独立，源于孟德斯鸠的三权分立原则；第二层含义是法院独立，法院独立是司法权独立的制度表现，包括法院独立于非法院机构和法院之间相互独立；第三层含义是法官独立，即法官在行使审判权的时候，只依从法律，而不受他人包括其他法官的干涉。法官独立是司法独立的最高形态。

我国宪法规定，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行使审判权和检察权时“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我国刑事诉讼法同样也作了此规定。这说明我国在立法上已经基本确立了司法独立的原则。但由于检察院和法院在机构设置上与行政机关的设置相对应，按照行政区划进行设置，从而为行政权力干涉司法创造了条件，同时法院对于疑难案件的处理也受制于地方各级政法委，致使行政干涉司法常常成为现实。而且，长期以来，我国的地方各级检察院和法院的人权和财权均归属地方，即人员由同级人大选举或者任命，由地方党委或者组织部门考核同意，检察院和法院经费由同级财政预算拨付。这种体制直接导致的后果就是地方各级检察院和法院被限定在地方势力范围之内，司法权力被地方化，地方对于司法的干预和影响极大，使得司法机关越来越多的受到了地方利益的左右或人大权力的影响，名义上的国家检察院和法院在某种程度上蜕化为为地方经济保驾护航的地方检察院和法院。因此，对于人民检察院和法院而言，其实质上并未实现独立于行政机关的宪法地位。现实生活中，“以言代法”、“以权压法”的现象也正说明了这一点。此外，就司法机关系统内部而言，上下级法院之间监督和被监督关系的异化以及法院内部审判委员会的存在等情况，也影响和损害了司法的独立。

2、司法监督和制约机制的不健全

孟德斯鸠曾说过：“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这是万古不易的一条经验。有权力的人们使用权力一直到遇有界限的地方才休止。”[3]我们希望司法独立，但并不意味着不要监督。根据我国现行法律规定和实践来看，我国对司法的监督，虽然呈现出监督主体众多、分散，监督力量来源广泛的特点。但由于对司法的外部监督规范严重缺失，监督立法尤其是程序方面的规则缺位，从而导致了在具体的监督过程中，监督及其处理的形式、手段多种多样，监督内容、程度层次不齐，不但没有起到有力的监督作用，反而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司法的独立和公正。此外，作为国家法律监督机关的人民检察院，也由于其监督机制的不健全而没有起到有效地监督作用。特别是在检察院对自身进行监督方面，实践中多是采取内部严格分工，规范程序的方法，这固然起到一定的作用，但自己监督自己，无论其内部分工如何严格，仍给人以乏力之感。“谁来监督监督者”之所以提出，原因也主要在于此。

因此，这种主体众多但缺乏具体规则的监督，不但没有出现可期望的结果，反而在一定程度上干扰了司法的公正，助长了违法行为的发生。

四、公安司法人员的素质对刑事程序公正的影响

孟子说：“徒善不足以为政，徒法不足以自行。”法律最终是靠人来执行的。“任何一项法律制度，只有当处于其中的人是最好的时候，它才有可能是最好的。”[4]如果说司法公正是社会公正的最后一道防线,那么，司法者就是此防线的最后保障。无论是“有法可依”，或是“有法必依”、“执法必严”和“违法必究”，无一不与司法者的活动及其素质息息相关。就目前看来，我国公安司法人员的整体素质较前有所提高。但仍有一部分公安司法机关特别是基层的公安司法机关，其整体素质的提升速度较慢。从我国基层公安司法人员的来源看，主要由法律院校的毕业生(这部分人所占的比例很低)、从机关、事业单位调入的人员和复转军人三部分组成，后两部分人员所占比例较高。就这些人员而言，其中不乏有道德素质、学识和法律业务水平较高的人员，但所占比例极少。更多的人员则属于综合素质不高的范畴。他们的现有素质，对司法个案来说，可能影响不大，但对整个司法、整个社会而言，却损害了司法公正赖以维系的基础，破坏了司法的权威，使社会公正的最后一道防线面临崩溃，并终将导致社会无正义可言。

参考文献：

[1][美]乔治·W·皮尤.美国与法国刑事司法制度之比较[J].叶逊,译.法学译丛,1986,(4).

[2]谭世贵.论司法独立与媒体监督[J].中国法学,1999,(4).

[3]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上册[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7:154.

[4]宋冰.程序、正义与现代化[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8:23.

作者：惠柳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