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社会道德的建设探析论文

2022-04-28

【摘要】和谐社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础性质，能够为国家富强和民族振兴进行保证，在进行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时，应该以相应的思想为指导，能够更好地对解决我国的农村问题做出贡献。本文对村镇建设中的和谐文化建设进行分析，探寻和谐文化建设在村镇建设中的作用和建议。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农村社会道德的建设探析论文(精选3篇)》相关资料，欢迎阅读！

农村社会道德的建设探析论文篇1：

“两美”金华的人文生态建设

摘要： “两美”金华的实质，是要实现人的解放，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要确保她的实现，必须在人文生态建设上大做文章，在传承优良人文资源的前提下，不断创新发展人文生态建设的方式方法，在民族传统手工艺继承和发扬、新乡贤文化的构建及人文旅游景观价值重塑等方面不断取得新的成就，才能真正实现改善生态环境、不断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新期待的“两美”建设目标。

关键词： “两美”金华；人文生态；传统手工艺；新乡贤文化；人文旅游；价值重塑

十八大报告专章论述生态文明，首次提出“推进绿色发展、循环发展、低碳发展”和“建设美丽中国”重大建设目标。2014年 7月14日召开的中共金华市委六届七次全体（扩大）会议暨金华市政府六届八次全体会议，作出了在更高起点上推进高质高效发展，努力建设美丽金华、创造美好生活的重大部署。金华两美建设是“中国梦”和美丽中国、美丽浙江建设在金华的生动实践，是“两富”现代化建设的继承和发展。我们要把“两美”建设作为指导当前及今后发展的总纲，贯穿于经济社会发展全过程。[1]

中国梦的内容十分丰富，包括经济建设实现富裕中国梦、政治建设实现民主中国梦、文化建设实现文明中国梦、社会建设实现和谐中国梦、生态文明建设实现美丽中国梦。美丽中国梦是中国梦的重要内容，是生态文明建设领域的中国梦。不仅如此，美丽中国梦还是中国梦的重要基础，因为只有拥有了良好生态环境才能圆中国梦。[2]

显然，生态建设是两美金华建设的核心内容之一。而基于生态建设几个层面的特征及其实现的途中，人文生态建设似乎更应该成为重中之重。

一、“两美”金华建设中的生态问题

（一）生态建设的几个内容

生态建设有三个重要内容，自然生态建设、人文生态建设和社会生态建设。有学者最新研究成果认为，马克思实际上早就为当代生态文明建设提供了理论蓝本，马克思主义生态理论充分说明：建设生态文明的核心问题是要解决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经济社会之间的矛盾，从而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存、人与人的和睦相处、人与经济社会的和谐发展。[3]

十八大指出：建设生态文明，是关系人民福祉、关乎民族未来的长远大计。在资源约束趋紧、环境污染严重、生态系统退化的严峻形势前，自然生态建设理应成为首要解决的问题，但只有把生态文明建设放在突出地位，融入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各方面和全过程，努力建设美丽中国，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从生态建设的几个内容来看，自然生态建设虽然是首要解决的问题，但是，在解决这一问题的同事，还应该高度重视人文生态建设。在马克思看来，人文生态的理想状态就是人作为类存在物占有自己的全面本质，成为一个完整的人。[4]那么，依靠人开展的生态建设，必须依赖人的素质的全面提升。

人文生态简称人文环境或文态环境或文化环境，亦即人文景观，人文生态是历史形成的，是劳动创造的，是智慧结晶，是前人留给后人代代传承发展的宝贵财富，是应该受到保护，也是可以进行创新性建设的。现阶段，自然生态的建设以人文生态建设为目标，而社会建设又以人文生态建设为基础，在加之人文生态的在道德素质建设中的突出作用，人文生态建设应该成为是生态建设中最为重要的一个内容。

（二）人文生态建设必须成为重心

总体来说，人文生态属于价值范畴，它以具体的人为起点，目标在于实现人与自然、他人和自己、人和社会以及人自身的和谐状态。人文生态建设有三个价值目标：一是人与自然和谐共处；二是人与社会和谐；三是人与人和谐共处。人类的生存和发展，不仅需要一定的生态环境，而且需要一定的人文环境，要协调人与人的关系，科学的人文生态环境是最重要的。[5]

“两美”金华建设的目标很明确：根据部署和分阶段目标，建设美丽金华、创造美好生活就是要把生态文明建设融入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各个方面和全过程。到2015年，美丽金华建设各项基础性工作扎实开展，环境综合整治取得明显成效；到2017年，美丽金华建设取得明显进展，美丽浙江建设环境综合整治示范区基本建成；到2020年，初步形成比较完善的生态文明制度体系，生态文明建设主要指标和各项工作进入全省先进行列。在此基础上，再经过较长时间努力，实现科学发展美、自然生态美、人居环境美、人文行为美、生活幸福美，建成富饶秀美、和谐安康、人文昌盛、宜居宜业宜游的美丽金华。[1]

从这个建设目标看，依靠制度规范，自然生态人居生态都是相对来说更容易建设完成的，而要真正做到人文行为美和人文昌盛的目标，必须在人文生态建设上大做文章，只有这样，人们的幸福指数才会真正达到理想状态。

二、金华人文生态的历史积淀

（一）教育发达，人才辈出

浙中金华有浙地江南山水的秀丽特点，又因为独特的盆地地形，吸引各地学者名人来此游历、寓居、授业，教育风气代代传承，士人求学入仕的积极进取之风形成了传统，因此积淀了深厚的文化底蕴。特别是到了两宋时期，金华大地上能出现数量众多的文学和政治家，并不是偶然的。山水奇秀的金华，经过千百年的积蓄，在吴越文化中吸取影响，陶冶孕育出独特地域文化，承续至宋，在两宋时期新的历史条件下，文化走向了更加繁盛的时期，涌现出大批知识分子，金华大地文化繁荣、教育兴盛，为金华词人及其词的创作奠定了丰厚的文化基础。

浙江自然地理的特点，常被人用“七山一水二分田”来概括。这句话，放到地域更小的金华，似乎更加恰当。古代浙江的政治中心在杭州，经济中心在杭嘉湖平原，金华所处浙西地区，多山少田，经济水平较低，无法与杭嘉湖各地相提并论。但是，金华经济的相对落后，却造就了精工善艺、读书兴教之风气，教育到宋代尤为繁盛。金华江为钱塘上游，自古为水上交通要道。金华主要水路曲贯东西：东阳江、金华江（婺江）与兰溪首尾相衔，顺流下富春江而汇钱塘。武义江上系永康南溪，下行与东阳江合流于金华市区。溯兰江而上，可至龙游、衢州、江山、常山、开化等地。自唐始水上航运十分繁荣。宋室南迁临安后，金华地位尤显重要，其时船帆如织，航程辽远，“水通南国三千里，气压江城十四州”（李清照《题八咏楼》），实为当时航运发达的生动写照。金华的山水和人文旅游资源十分丰富。在宋代，特别是南宋，金华地域地理风貌吸引了吕祖谦等大批学者来此讲学，形成了极盛的文化氛围。金华词人靠近国家行政中心，却有远离权利斗争中心，地理和政治上特点，赋予他们密切关注时政而又敢于品评时政的特点，这也是金华词人创作的一个重要动力。

金华文化兴盛，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对教育的重视，而金华教育正是从宋代开始确立声名的。自唐以降，科举时代，金华人才层出不穷，也逐渐形成了氏族繁盛、重视教育、书院林立之特点。科举时代，金华县、义乌、东阳等都是金华科举胜地，仅以东阳为例，科举史上英才辈出，进士题名共有305人，其中武状元6人，曾任正副宰相5人。古代名宦有冯宿、舒元舆、乔行简、张国维等人，其中冯宿、舒元舆二人就是唐代进士。实际上，根据可见资料，作为古代教育最重要内容的科举，是东阳文化的繁盛的肇因。东阳苦读之风实际始于唐代科举取士制度完备之后，这也成为整个金华地区科举时代人才发展的共同范式。

宋室南迁是时代不幸，却是金华文化之大幸。其大量的人才入浙，相当一部分汇聚于金华。金华丽泽书院、龙川书院等书院学风兴盛，受到百姓赞誉，是让天下学子神往之地。教育上，金华有赖于孔子后裔的到来；文化上，在依托于著名词人李清照等文学名家的寓居。然后，这仅仅是其中的典型代表。更普遍的文化发展动力，来自于中原士人大量南迁。他们的到来，不仅仅是著书讲学，兴办书院，更重要的是，使金华成为中原文化与吴越文化交流交汇之地，文化教育从新风迭起，桃李芬芳。这一时期，对金华产生较大影响的代表人物就是吕祖谦。他从事教育活动的时间可谓贯穿一生，因而门生遍天下，士人趋之若鹜，甚至一些学界大儒、教育家，如朱熹、张栻等，都乐意把子女送到吕祖谦门下就学。吕祖谦在弟弟吕祖俭协助下创建的丽泽书院，是南宋与岳麓书院齐名的大书院。丽泽书院培养了大批学者，成为金华教育史上的标志。吕祖谦在丽泽书院倡导的教育风气和学术风气，影响深远，甚至直接影响到明代的学风。对金华地方文化来说，吕祖谦开创金华学派，创办丽泽书院并躬耕杏坛，一方面为金华积淀了浓郁的学术风气，另一方面，也是更直接的影响，就是培养了大量金华籍才俊，这些人，成为金华文化向前发展的基础。从此，依靠人才辈出的优势，金华学风兴盛而且代代相传，并逐步确立“小邹鲁”的美誉，形成了地域文化的重要影响。随后，北山学派四先生何基、王柏、金履祥和许谦延续了金华重学的传统，也由此开启了金华教育文化的辉煌篇章，影响一直沿线至今。

（二）婺学昌盛，人文荟萃

金华是2007年国务院批准的国家历史文化名城，素有“江南邹鲁”、“文化之邦”的美誉，在文学、诗词、戏曲、书画、科学等方面人才荟萃，代有名家。宋朝以来，金华学风鼎盛，特别是南宋以吕祖谦为代表的“金华学派”和以陈亮为代表的“永康学派”著说立论，影响波及四海。

“婺学”首先指金华学派，即南宋重要的儒家学派，开浙东学派先声的“吕学”。代表人物即为吕祖谦。金华学派在当时的思想界有较大影响，与稍后的永嘉学派一起，被视为浙东学派的两大重要分支。因为处于特殊的时代，金华学派的主张从一开始就具有鲜明的政治因素：对外，力主收复失地，完成统一大业；对内，力主锄除政弊，改良体制。因而，其具体的学术思想，也就十分强调实用性，并鼓励士人为学明理，做事躬行，反对空谈。金华学派十分强调经史致用和经世致用。不仅在广大士人心中，也在普通百姓中形成了相当影响。事实上，金华学派与朱熹“理学”、陆九渊“心学”多有论证，甚至相互批评，但论争的结果，是扩大了学派的影响，金华学派也足以与其余二学分庭抗礼。全祖望的《宋元学案》中曾说：“宋乾淳以后，学派分而为三：朱学也，吕学也，陆学也。三家同时，皆不甚合。”（《宋元学案》卷五十一《东莱学案》）

宋朝建立后，理学界大谈道德心性，不重实事。而婺学则强调“经世致用，求真务实”。婺学之源，可追溯至北宋末期兰溪范浚②。范浚精于理学，讲究存心养性，其主要理学思想，一是阐发仁性之学。宣扬“天人一道”、“忠信”、“俭德”等主张。二是提倡修身、养气、笃学、致用。主张“养正为贵”，“先正其心”，“戒自欺，倡慎独”等。由此可见，后世婺学为其一脉相生实至名归。徐儒宗先称其“实乃婺学的实际开创者，而对于哲学之兴盛，亦起有巨大的作用。”[6]

至南宋，国难当头，举国忧心，在理学家士人的极力鼓吹下，南宋文化重镇婺州的崇尚务实的理学思想传播极快，影响巨大，极为鼎盛。“永嘉、永康及婺学三支在精神实质上的同一性，并且亦揭示了浙学三支终究趋于合流这一基本事实，而吕氏之学则荟萃了浙学之基本精神而集其大成。是故乾、淳以后浙东史学派之于后世的影响，基本上即是通过吕氏婺学之影响及其学绪之传递来实现的。”[7]永康学派本身就是因陈亮为婺州永康人而得名。而陈亮，也是宋代词人中最杰出的代表。具体看来，陈亮的学术思想较杂，自成一体。他的许多言论，与广为人所熟知的传统观点不同。陈亮以为，功利的道义赖以生存的基础，因此传道不能摒弃功利，否则只能成为空谈。他的这一思想，对辛派词人及其后学有较大影响。也比较符合当时时代的需求。除陈亮外，永康学派还有倪朴、王自中、喻偘、喻南强等人也交友影响。倪朴将功利思想落实于积极为抗金出谋划策上。他对朝廷御侮无策的现状十分痛恨，著《舆地会元志》，考察全国地理形势，还研究全国人口，始终为收复河山做积极的准备。王自中倪朴相近，抗金之策强调边防要务，主张兵农结合，在恢复生产的过程中一步步计划收复河山大爷。以上二人的思想主张，基本与陈亮相同。二作为陈亮的弟子，喻偘、喻南强则严守师说，为陈亮思想的传承起到了重要作用。永康学派的学术思想和功利主张，不仅形成了重要的地域影响力，也是整个宋代文化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

婺学的精神实质历经宋、元、明三代长盛不衰，陈亮的爱国思想和事功思想，堪称代表。综上，婺学的价值指向，实际上就是尚德向善的态度、经世务实的精神和不断进取的实践精神，这也城市建设美丽中国——更是建设“两美”金华最为宝贵，也最值得依托的财富。

三、金华人文生态的传承与创新

（一）将民族传统手工艺作为现代生产力

早在东晋、南朝时期，金华就是繁华商业活动所在。可以说，金华有着悠久的商业和务工传统。到南宋，婺州丝织业已经十分发达，婺窑更是名扬四海。文化、经济等各方面的发展过程中出现的鲜明特点。对金华地区来说，搞好人文生态建设，有一个十分重要，可能会产生更多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抓手，那就是传统手工艺。相对于现代工艺来说，传统手工艺承载的人文价值更为丰厚，对人们的精神追求有更为显著的辅助意义。事实上，现代高科技时代，传统手工艺也越来越多地收到了重视。雅斯贝尔斯在《时代的精神状况》中说：“技术世界看来是对自然世界的破坏。人们抱怨：生活已变得不自然了，认为的技术在其发展的过程中已不得不容忍许多的丑陋，不得不承认与自然的分离。”[8]217

虽然现代科技不断发展，但是传统手工艺正在越来越多地收到重视。有学者认为，虽然传统手工艺的生态环境越来越受到冲击，“但令人吊诡的是，随着物质文化的高度充盈，我们对于民族手工技艺却是越来越怀念了。如何重视民族手工艺传统在今天社会的意义和价值，评判手工技艺与现代生产、艺术之间的关系，民族手工技艺如何成为现代生产力的一部分，也就成为我们今天需要关注的问题。”[9]这其实，也反映了人们对人文精神的更实际上，许多民族手工技艺正在被作为一种珍贵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保护，许多工艺形态的价值作为地方文化的象征，也正在被越来越多的人认可。

唐宋以前，金华民俗醇厚、质朴而泥古。南宋以降，北方氏族大量入迁，“百工之乡”逐步形成，民俗随之日趋丰富和揉杂。显著者为由“不轻去其乡”、“不事文饰”、“不习工商”到外向开拓、涉洋出海、兴学重教、负笈从师和百工竞技的关系全局的历史性转变。20世纪50年代始，民俗发生除旧布新的重大变化，优良的传统习俗注入新的内容，劣俗陋习渐泯，新风俗不断树立。金华自古就是工艺美术繁盛之地，流传至今的有东阳木雕、兰溪滩簧、浦江板凳龙、浦江乱弹、东阳翻九楼、永康锡雕、浦江麦秆剪贴、金华酒传统酿造技艺、婺州举岩绿茶制作技艺、金华火腿腌制技艺、诸葛村古村落营造技艺、俞源村古建筑群营造技艺、东阳卢宅营造技艺、浦江郑义门营造技艺、浦江剪纸、东阳竹编等等。这些手工技艺，很多被列为各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将民族传统手工艺作为现代生产力，需要将传统的“静态保护”变为“活态保护”，在生产中镇中发挥手工技艺的生命力，即我们今天所说的“生产性保护”[9]。对金华来说，在“两美”建设思想的指引下，我们不仅需要手工技艺的技术创新，要保护手工技艺一直遵循的传统生产模式，更要进一步塑造手工技艺的本土文化品牌价值。

（二）大力倡导新乡贤文化建设

2014年全国两会期间，香港籍政协委员王志良提交了《关于在全国推广乡贤文化研究的建议》，以绍兴市上虞区区乡贤文化研究的成功经验为案例，希望在全国推广乡贤文化研究（详见本报3月7日一版）。[10]7月2日，《光明日报》推出“新乡贤新乡村”专栏，在开篇报道《乡贤回乡，重构传统乡村文化》中，重点讲述“乡贤回乡的上虞现象”。[11]7月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宣部部长刘奇葆在《光明日报》“新乡贤新乡村”系列报道上批示：研究发扬和培育“乡贤文化”是一个有意义的课题。“乡贤文化”中的人文道德力量在当地一方具有重要影响，对于传播和滋养主流价值观定然有益。7月25日，省委常委、宣传部长葛慧君也对乡贤文化作了批示。[12]目前的新农村建设需要搞好乡村治理工作。在新农村和城镇化建设的大潮中，上虞经验尤其值得推广。浙江农村建设，针对的正是城市化背景下的农村治理问题，如果能将重塑乡村精英，呼唤乡贤回乡，重构乡村文化，那就是以降功在当下，泽被千秋的好事。新乡贤运动，可以让那些从乡村走出去的精英，退休后回到农村成为新乡绅，以自己的经验、学识、专长、技艺、财富以及文化修养参与新农村建设，如果他们能叶落归根，以自己身上发散出来的文化道德力量教化乡民、反哺桑梓、泽被乡里、温暖故土、凝聚人心，这不正是重构乡村传统文化所需要的？“两美”金华建设过程中，要十分重视新农村建设，要始终秉承“挖掘故乡历史，抢救文化遗产，弘扬乡贤精神，服务当地发展”的宗旨，在激活和弘扬乡贤文化资源上做了大量工作，推动地方社会经济文化的和谐发展。

金华人文昌盛，当代名人众多，所涉商业、教育、文化等个股领域，有着十分丰厚的乡贤资源。乡贤文化是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也是一张独特的城市文化名片和乡村文化瑰宝，它能吸引乡亲们主动团结在一起，回报家乡，为家乡发展出力。乡贤文化贴近百姓，各地都有丰厚的资源，乡贤作为当地的榜样人物，既不是高不可攀，也不是距离遥远。他们的善恶荣辱就发生在大家的身边，容易通过“照镜子、正衣冠”的实践，达到示范和引领作用，从而推动整个社会经济文化的和谐发展。教育之乡金华乡贤众多，许多走出去的人才，如果能在适当的年龄回归故土，成为新时期的新乡贤，必定会是金华“两美”建设中的一个重要力量。

（二）重塑人文旅游景观的价值

金华历史悠久，文化源远流长，自然山水十分独特，地理风貌与文化风貌并盛，自然景观与人文景观交辉。在景观形成的历史过程中，是人与自然环境高度协调和统一发展的结果。人与自然是平等的生态关系。既不是以人类中心主义的人本主义，也不是以自然生态为中心的环境主义，而是人地协调的生态价值伦理。自然要素、生态过程与生态功能充分体现出地方性和自然性特点，并得到持续利用和延续，维持自然生态的稳定性。人在认识、利用和改造自然的经济活动中形成的产业体系控制在与自然环境相适宜的产业类型、生产规模和强度内。自给自足成为摆脱超负荷生产行为的根本。人类经历长时间的历史发展，形成、积累和继承了大量的地方文化，并逐步形成了代表一个地方独具特色的文化体系。其形成是人与自然、人与人不断交换自己的认知并逐步形成固定下来的自然崇拜、文化崇拜、人类崇拜以及相应的价值观念。地方文化是人类的文化，更是自然的文化。传统的整体人文生态系统是历史的和古典的，是农业社会的产物，已经成为现代社会中最珍贵的文化遗产。另外，非物质文化是一项独特其正在以的旅游资源，旅游和文化的深度结合正越来越成为吸引人们旅游的重要动力。金华市文化底蕴丰厚，非物质文化遗产数量众多，黄大仙传说、东阳木雕、金华桥灯（浦江板凳龙、东阳许宅花灯、磐安迎灯、婺城板凳龙、义乌迎龙灯）、婺剧、兰溪诸葛后裔祭祖、金华斗牛等均享有盛誉和民众基础。旅游发展自然离不开文化，借助物质文化遗产，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旅游文化商品开发，为旅游创造经济价值，旅游产业将得到提升，非物质文化遗产将得以传承和发展。

另外，还可以进一步开发婺剧文化游，浙中祠堂文化旅游等。总之，在旅游开放中，要注重人生生态理念的传播和推广。这既是发展经济的需要，更是真正落实“两美”金华建设之内涵的需要。

在人文旅游价值的开发中，还应该注重文化名人，特别文学家、理学家人文价值的挖掘。在文学、诗词、戏曲、书画、科学等方面人才荟萃、代有名家；如骆宾王、张志和、贯休、吕祖谦、陈亮、朱丹溪、李渔、陈望道、施复亮、曹聚仁、潘漠华、王西彦、冯雪峰、邵飘萍、吴晗、艾青、黄宾虹、施光南、严济慈、朱惟精等，他们留下来的作品和精神激励着一代又一代人。同时值得注意的是，从南朝谢灵运、沈约等人开始，寓居金华、游历金华或者与金华名人有着深厚情谊的文学大家数不胜数，萧子云、唐太宗、崔颢、李白、戴叔伦、白居易、韦庄、马戴、钱起、苏轼、苏辙、梅尧臣、吴炯、王安石、朱熹、刘过、辛弃疾、刘黻、陆元钧、陆游、叶梦得、黄溍、刘基、朱棣、赵善政、宋濂等人，都在金华留下了重要的文化印记。如何构建一个更有序，更有效与人文精神旅游体系，使金华文化名人和外籍文化名人的人文素养、艺术素养和精神财富得到更好的传承，是值得金华旅游行业重视和思考的问题。

一方面是美丽金华的建设开展得如火如荼，另一方面是社会道德问题的日益突出，完善公民素质教育，培育期深厚的人文情怀是关键一环。那么，地方人文素质教育的建设，是完全可以依托人文景观热点的重构来进行的，浙江省社会科学院曾倡导和主持了“《浙江文化名人传记》系列丛书一百部”的科研项目，通过为浙江文化名人立传，反映浙江文化发展的总体面貌，也有利于今人“见贤思齐、努力进取”，那么，素质教育如果能渗透到书本之外，特别是与当前旅游经济发展结合起来，能在金华各地旅游景点将文学家、文化名人及其人文精神的历史文化成果展示出来，有助于人文景观对金华人文生态建设的产生深远的影响。

当然，金华要搞好人文生态建设，也应该加强特色品牌建设。例如：打造与自然风光相结合的旅游线来推动文化演艺产业的发展。包括双龙风景区，仙源湖休闲养生度假区、仙华山等六个省级风景名胜区，以及磐安国家级生态示范区等。在保留原有观光产品的同时，重点开发演艺文化产业的功能，深化游客参与、体验、互动等为一体的演艺文化旅游线路，此外，还包括永康方岩石鼓寮影视城、横店影视城等景点。重点还要开发集参与、高科技和动感的影视场景展示，让游客参与影视表演的过程，打造有别于其他地区的特色品牌文化。要打造个性突出、主题鲜明的旅游文化节，例如金华煲文化节、黄大仙文化节、斗牛狂欢节、金华火腿文化节、茶花文化节等体验，强调群众的参与性，因为只有广泛的参与，才使得我们的演艺文化具备更强的生命力，才能做到经久不衰，越做越大。[13]

参考文献：

[1] 本报评论员. 走向“两美”金华新时代：论“建设美丽金华、创造美好生活”[N]. 金华日报，2014-07-16（01）.

[2] 黄娟，汪宗田. 美丽中国梦及其实现：兼论生态文明建设：道路、理论与制度的统一[J]. 理论月刊，2014（2）：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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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李旭华. 马克思生态思想的全面考察：自然生态与人文生态的统一[J]. 理论月刊，2012（9）：18-21.

[5] 刘菁. 科学发展观视野中人文生态的价值目标[J]. 湖南社会科学，2010（6）：32-34.

[6] 本报评论员. 走向“两美”金华新时代：论“建设美丽金华、创造美好生活”[N]. 金华日报，2014-07-16（01）.

[6] 徐儒宗. 婺学之开宗，浙学之托始[J]. 浙江社会科学，2014（8）：129-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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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卡尔·西奥多·雅斯贝尔斯. 时代的精神状况[M].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3.

[9] 胡泊. 民族传统手工技艺作为现代生产力的探析[J]. 文艺争鸣，2014（5）：154-157.

[10] 龚洁颖. 推广上虞乡贤文化研究做法[N]. 上虞日报，2014-03-07（01）.

[11] 刘伟，严红枫，叶辉，等. 乡贤回乡，重构传统乡村文化：浙江“乡贤文化”与乡村治理的采访和思考[N]. 光明日报，2014-07-02（01）.

[12] 绍兴政府网. 上虞乡贤文化成全国样本[EB/OL].（2014-04-16）[2014-08-27].http：//www.sx.gov.cn/art/2014/8/13/art_9110_511729.html.

[13] 虞海斌. 金华市发展旅游演艺文化的优势研究[J]. 中国商贸，2012（3）：190-191.

（责任编辑：程勇）

作者：陈凯

农村社会道德的建设探析论文篇2：

探寻村镇建设中的和谐文化建设

【摘要】和谐社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础性质，能够为国家富强和民族振兴进行保证，在进行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时，应该以相应的思想为指导，能够更好地对解决我国的农村问题做出贡献。本文对村镇建设中的和谐文化建设进行分析，探寻和谐文化建设在村镇建设中的作用和建议。

【关键词】村镇；和谐文化；建设

引言

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过程中，和谐文化的建设是其有效的载体，对和谐社会的建设起着铺垫作用。通过对村镇和谐文化建设的作用进行研究，更好地对和谐文化村镇建设进行指导，完成我国制定的农村改革发展战略的任务，在理论和实践上有着很重要的意义。

一、和谐文化在村镇建设中的应用

（一）村镇和谐文化建设的意义

通过村镇和谐文化进行建设，能够对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进行很好的解决，为党和国家对这方面的工作进行辅助。通过对村镇和谐文化的建设能够对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内在要求进行满足，对科学发展观和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等方面进行贯彻和落实，加快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建设，使得广大农民群众的精神要求能够在多层次和多方面上进行满足，为农业的发展提供便利。

通过村镇和谐文化建设，能够明显的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在我国的不少农村中，各种观点相对来说较为落后，表现的较为封建性，不能很好地对邪教思想进行抵制，使得一些邪教势力趁虚而入，对农村的人心和社会等方面产生严重的影响，使得党在不少农村的执政受到阻碍。而通过村镇和谐文化的建设能够对党的先进思想进行传播，使得村镇人口能够对科学发展观等理论进行了解，通过党对村镇制定的政策和采取的措施，使得党在农村執政能力和执政基础上进行很好的提高和巩固。

（二）和谐文化在村镇建设中的作用

和谐文化建设能够对思想起到导向的作用，通过对文化的建设能够促进社会的发展。在进行和谐村镇建设的时候，通过村镇和谐建设能够对思想进行正确的导向。在进行思想的正确导向之后，能够对全体村镇人民的团结奋斗精神进行激励，为新农村建设目标的实现进行精神上的动力支持。但是反过来说，如果没有对思想进行正确的导向，就不能够实现思想的和谐，对村镇区域内社会凝聚力的形成产生阻碍，不能实现和谐村镇的建设。通过党和众多农民的共同努力，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

通过确定和谐的社会核心价值体系并进行完善，能够实现社会价值目标和价值标准的统一，使得人们在行动上保持一致，促进社会的和谐发展。在我国的当代，体制和社会在不断的改革和转型，使得原有的社会核心价值体系和计划经济体制逐渐的消解，而新的社会核心价值体系没有响应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进行适应，使得社会核心价值体系在进行改革的时候会表现出断裂的状态。西方资本主义价值观也会对我国的社会核心价值体系产生影响，使得我国的社会价值观逐渐的呈现出多元化的发展形势。

通过村镇和谐文化建设能够对道德进行规范，使得人与人和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能够合理的进行调整，对培育和谐道德规范的有着一定的促进作用。为了更好地完成村镇和谐文化的建设，能够完成共同社会道德规范的遵守。只有具有良好的道德规范和相适应的道德水准，才能够更好地实现对和谐社会的建设。通过村镇和谐文化建设对道德的规范作用，能够对村镇人口的道德观进行正确的树立，对良好道德品质的培养、团结互助、平等友爱和和和谐融洽等文明的乡风进行很好的建设，有效的对和谐村镇的建设进行奠定基础。

通过村镇和谐文化的建设能够推动和谐建设的发展，通过正面的引导和正面的教育，能够使得村镇的思想舆论环境进行健康向上的影响。可以积极的进行精神文明创建活动和基层群众文化活动的开展，能够形成优美丰富的村镇文化生活环境，能够对学习、进取和创新等精神进行积极的倡导，形成求职奋进的村镇环境。通过村镇和谐文化的建设能够对思想进行启迪，陶冶村镇人口的情操，对村镇人口进行知识的传授，鼓励人们积极的面对生活等等，保证村镇人口具有一定的知识基础，更好地完成和谐村镇的建设。

二、加强村镇和谐文化建设的建议

（一）加强政府对村镇和谐文化的认知

在进行村镇和谐文化建设的时候，应该使得政府认识到这方面的重要性和紧迫性。政府应该认识到通过加强和谐文化建设能够对和谐村镇的建设和科学发展观的实践落实等等，不但能够对“三农”问题进行很好的解决，还能对我党的执政能力和执政基础进行明显的提高和保证。在认识到村镇和谐文化建设和村镇经济建设的相互关系之后进行正确的处理，实现村镇经济、政治与文化的和谐发展。关于村镇的领导干部，应该加强对科学发展观的学习和实践，对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发展里路进行全面、准确和完整性的理解和把握，对经济、政治和文化之间的关系进行正确的认识和处理。通过经济建设能够实现社会发展的基础性和决定性的作用，为精神文明建设提供足够的物质基础和丰富的实践经验；通过分析思想文化对于经济基础的能动作用并进行充分的发挥，能够为精神文明建设进行动力和智力的支持，在思想桑对健康发展的物质文明建设进行保证。

（二）加大对村镇和谐建设的资金投入和投入力度

通过对资金筹措渠道进行拓宽能够更加有效的对和谐村镇的建设提供基础，具体的来说应该改变原有的政府统包统管和较为单一的投入办文化的模式，变为由政府、企业社会及个人共同对村镇和谐文化建设进行投资的多元化投资体系。村镇和谐文化建设的时候，国家需要制定一定的政策来保证对村镇和谐文化建设的资金投入，使得财政资金在村镇和谐文化建设的时候有着不断提高的使用比例，有效的对财政资金在村镇和谐文化建设中的使用效益进行保证。在进行村镇和谐文化建设的时候，可以建立资金投入的稳定增长机制，对参与村镇和谐文化建设进行鼓励和引导，更好地对农村文化产业的发展吸资。

通过农村的和谐文化建设能够保证农村的稳定和繁荣，所以我们应该积极的对文化经济政策进行贯彻落实，加大对村镇和谐建设的投入力度，提高我国村镇和谐文化建设的发展速度。

（三）加强工会组织在推进村镇和谐文化建设的作用

工会组织在进行村镇和谐文化建设的时候，具有很大的优势，其中主要表现在法律赋予工会的职能优势和工会组织的网络、阵地、活动、文化和队伍优势，通过这些优势能够更好地对村镇和谐文化建设提供保障。

工会组织在进行村镇和谐文化建设的工作的时候，应该对和谐的劳动关系进行确定，为村镇人口的合法权益进行更好地维护；积极的开展各种群众性的文化活动以及主题教育活动等等，为村镇和谐文化建设提供载体；加强工会组织工作的创新，保证村镇和谐文化建设的新动力。

结语

通过村镇和谐文化建设，能够对思想进行导向、对价值进行引领、对道德进行规范和对文化进行渗透，能够对和谐村镇建设进行强有力的精神支撑。通过加强政府对村镇和谐文化建设和对村镇和谐文化建设的资金投入和投入力度，更好地保障村镇和谐文化的建设。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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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鲁春霞. 论社会主义和谐文化建设中的价值引领[J]. 思想教育研究，2011，06：30-33.

作者：向俊平

农村社会道德的建设探析论文篇3：

社会转型背景下乡村伦理的现实困境与重构路径

摘要：社会转型背景下，乡村伦理遭遇传统道德伦理的约束力逐渐减弱、多元价值冲突导致心理迷茫和价值观扭曲、诚信意识相对衰退、互帮互助等公益意识逐渐淡漠等现实困境。重构乡村伦理既是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必然要求，又是维护乡村社会和谐稳定的重要保障，更是增强文化认同、重树文化自信的关键所在。要走出困境，应当坚持乡村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同步发展，夯实乡村伦理建设的物质基础;大力提升农村文化教育水平，提高农民文化自觉，坚定农民文化自信;强化基层政府组织功能，完善乡村伦理建设机制;搭建文化惠民网络平台，提高农村公共文化服务能力，切实重构乡村伦理。

关键词：社会转型背景;乡村伦理困境;现实归因;实践取向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进程中，农业、农村、农民的现代化是一项不可或缺的重要内容。但由于城乡发展的不平衡和城镇化进程的不断加快，不可避免地出现了资源更多向城市集聚的现象，导致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程前期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相对滞后，成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現代化国家新征程的一个突出“短板”。为了补齐这一短板，中央作出了一系列战略部署，党的十九大提出了“乡村振兴”战略;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坚持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重中之重，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乡村振兴道路，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当前，伴随脱贫攻坚的胜利，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任务的顺利完成，中国乡村建设取得了很大进展，乡村社会呈现出了强劲的活力和良好的发展态势。但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就是，在乡村社会转型背景下，乡村伦理建设未能跟上经济社会发展的步伐和节奏，甚至在种种因素的冲击下遭遇现实困境，在一定程度上出现了被边缘化倾向。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离不开乡村伦理道德建设的推动。习近平总书记在2020年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强调，“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加强农村思想道德建设，弘扬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普及科学知识，推进农村移风易俗，推动形成文明乡风、良好家风、淳朴民风”，落脚点就是强调要加强乡村伦理道德建设。可以说，大力加强乡村伦理道德建设关乎农民整体素质和人文素养的提升，关乎农业农村现代化进程的推进。因此，社会转型背景下，如何重构乡村伦理是亟须关注和研究的重要课题。

一、现实困境：社会转型背景下

乡村伦理建设面临的问题

乡村社会建设不仅需要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物质生活的丰富，还需要农民道德意识的提升和乡村社会伦理关系的完善。这不仅是乡村振兴的需要，更是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的需要。当下的乡村社会，伦理建设面临着诸多困境，其背后的原因也较为复杂。

（一）传统道德伦理的约束力逐渐减弱

在传统乡村社会，受农村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制约，乡村权威往往是由从事农业生产的，有着丰富技术、经验或财富的人掌握，这是中国乡村伦理传统的一大特色，与农村经济发展水平直接相关。利奥塔在《后现代状况——关于知识的报告》一书中曾提到传统社会知识积累和传递模式的特点，即传统知识的积累是依赖社会经验、生活体验和不断试错而积聚知识，而知识的传递则是通过口口相传、讲故事等方式来实现，这就决定了经历越丰富、知识越多的人越容易成为权威。因此，权威的力量在传统社会中无形中被推到了很高的程度。这一特点在我国传统乡村社会体现得尤为明显。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中国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变，我国社会结构也发生根本变化，大批农村劳动力外出打工，打破了传统的自给自足的家庭经济模式，乡村社会的权威结构也随之发生了很大变化。同时，随着高等教育的不断扩招，农村青年受教育水平也有所提高，获取知识的途径主要是通过在校学习，之前依靠掌握技术和经验的乡村权威的传统大大弱化，使得传统乡村伦理被边缘化，乡村伦理制度和道德权威的约束力日渐减弱。调研显示，随着城镇化进程的不断加快，进城务工人员也越来越多，很多村落甚至只剩下老人和小孩，成为空巢村，造成的负面影响之一就是，子女与父母相处的时间很少，孝道等传统伦理在一些家庭中有所衰落，甚至有个别家庭还出现了子女推诿扯皮、不愿赡养老人的情况，导致乡村社会中老人的养老问题成为不可忽视的社会难题。

（二）多元价值冲突导致心理迷茫和价值观扭曲

长期以来，城乡二元体制的存在使城镇与乡村的差距日益增大。一方面，是来自城市生活的物质诱惑。城市有着优越的生存环境和相对较高的收入水平，各种配套设施相对健全和完善，生活条件便利，能够在满足人的物质生活的同时满足人的精神文化生活需求。这对那些在城市中接受教育或务工的青年农民来说有很强的吸引力，有利于激励他们积极进取、奋发拼搏，以城市文明的生活习惯和生活方式引导与约束自身行为，将进入城市社会摆脱乡村身份作为奋斗目标;另一方面，乡村村民来到城市之后也会遭遇种种生存压力，加上市场经济大潮中消费文化、网络文化的泛滥以及多种价值观冲突带来的心理迷茫，导致一些法治观念缺失、道德意识淡薄的村民深陷生存伦理的旋涡，出现价值观扭曲、行为失范等现象。

（三）诚信意识相对衰退

诚信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诚实待人、信守承诺，是一个人的立身之本，也是保证社会成员之间健康交往与和谐相处的基本伦理规范。但是，随着乡村经济社会发展，逐利、物质至上的市场经济原则也开始渗透到乡村生产生活之中，出于成本—效益的考量，一些村民为谋取物质利益的最大化，违背诚信原则，选择了欺诈的做法。特别是在一些地方农村的陌生人经济交往中，微小的欺诈时有发生，诚信往往只存在于熟人之间的长期交往中。对于经济交往中的短斤少两、以次充好等不诚信行为，不少村民也持“有限”容忍态度。诚信意识衰退的现象在国家精准扶贫工作中也有出现，比如，一些村民为了享受国家扶贫政策的好处，弄虚作假，争当建档立卡贫困户。这些不诚信的行为都是出于对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考量，都成为一些村民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工具。

三、社会转型背景下

重构乡村伦理的必要性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随着我国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进一步深度转型，传统乡村伦理势必受到更大的冲击和消解。为了适应这种嬗变，顺利实现农业农村的现代化，重构乡村伦理非常必要。

（一）重构乡村伦理是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必然要求

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是我国农业农村发展的必然趋势，只有大力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才能保障农业农村的健康、持续和稳定发展。农业农村现代化的主要特点除了生产过程机械化、生产技术科学化、增长方式集约化、经营循环市场化、生产组织社会化、生产绩效高优化等之外，还有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农民的现代化以及农民文明素质的提高。要大力提高农民的文化素养，用现代科技和先进的文化理念、价值观念来武装农民的头脑。同时，农民的伦理道德水平，诚信、互助等伦理精神，平等、合作等现代意识的倡导和培养也同等重要，它有利于推动乡村社会良好伦理风尚的形成，并进一步对乡村民主社会的发展和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实现起到重要的促进作用。

（二）重构乡村伦理是维护乡村社会和谐稳定的重要保障

千百年来，乡村伦理基于人们普遍认同的力量维护着乡村社会的稳定，一旦失去这种认同，我国农村生活将会失去其独有的文化内涵。有学者提出，“当代中国乡村社会问题层出不穷而且解决乏力，其根本原因就在于乡村生活意义的被抽空”[4]。在城市优势文化的强势渗透下，农民原有的行为习惯、价值观念受到影响和冲击，失去了普遍的价值认同和精神支柱，减弱了乡村社会的向心力和凝聚力。因此，社会转型时期，对乡村社会伦理进行重构非常必要，是维护乡村社会和谐稳定的关键，有利于“通过文化建设，创造一种经济成本较低，但精神福利较高的生活方式，提高农民对乡村生活的长期期望值，使乡村社会成为农民可以安身立命的地方，让村庄共同体成为农民实现人生价值的场所”[5]（P248）。

（三）重构乡村伦理是增强文化认同、重树文化自信的关键所在

传统乡村伦理在社会发展中遭遇了破坏有余而重建不足的困境。破坏有余是指在市场化、城镇化过程中乡村伦理不断受到挤压而边缘化的趋势;重建不足指的是乡村伦理边缘化后出现的乡村认同危机和价值观的迷茫，缺少了往日所独有的精神支柱。[6]人类文化发展史显示，文化的发展本身就是一种传承，是对昨天和今天的融合，而“一个民族的文化能否实现自觉和自信，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对传统文化扬弃的客观与科学态度”[7]。新时代文化建设应贯彻“马学为体、西学为用、国学为根、世情为鉴、国情为据、综合创新”的思想原则[8]。中华文化是古代农业文明的延续，根植于传统乡村文化，因此，对乡村伦理的重构也必然是一个扬弃的批判的继承过程，绝不能完全否定乡村旧有的文化和伦理传统，因为全盘否定意味着自断血脉，随之而来的必然是村民在文化认同、文化自信方面的缺失。

四、实践取向：社会转型背景下

重构乡村伦理的现实路径

社会主义现代化农村建设成败的关键之一，在于乡村伦理道德建设的成效如何。要大力加强农村思想文化建设、重构乡村伦理，为实现乡村振兴战略和农业农村现代化奠定思想基础。

（一）坚持乡村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同步发展，夯实乡村伦理建设的物质基础

无论是从社会意识与社会存在关系角度，还是从厚植乡村伦理建设的物质文化基础角度，抑或是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角度，重构乡村伦理都离不开坚实的物质基础，因此，必須坚持乡村振兴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同步发展。马克思曾指出：“以观念形式表现在法律、道德等等中的统治阶级的存在条件……统治阶级的思想家或多或少有意识地从理论上把它们变成某种独立自在的东西……把它们提出来作为生活准则，一则是作为对自己统治的粉饰或意识，一则是作为这种统治的道德手段。”[9]（P492）恩格斯也曾指出，人们自觉地或不自觉地，归根到底总是从他们阶级地位所依据的实际关系中——就是说从生产和交换所赖以进行的经济关系中，吸取自己的道德观念。[10]（P434）这说明道德伦理是一定社会经济基础的产物，是一定社会形态的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的重要方面，是人类社会结构内部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和人们的现实利益紧密联系在一起的。[11]

在我国，乡村伦理建设是乡村意识形态建设的一部分，同样离不开物质经济基础的支撑。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要“强化以工补农、以城带乡，推动形成工农互促、城乡互补、协调发展、共同繁荣的新型工农城乡关系”。随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和发展，乡村社会的工业化、城镇化以及市场化使得农民的土地越来越少，新生代农民工越来越多，农民的身份意识越来越淡，他们已经成为推动工业化、城镇化发展的重要力量。而对那些留守乡村的农民而言，大力发展农村经济，提高收入水平，更是开展乡村伦理建设的必要基础。古语云：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同样，在现代的广大乡村，村委会干部带领村民增收致富，村民的收入提高了，对村委会的信任感自然就提升了，也会积极参加村里开展的一些文化宣教活动，不仅大大丰富了自身的精神文化生活，也融洽了相互之间的关系，使村风、民风大为好转。反观一些地方的农村，经济发展落后，村民连年收入低下，除了出去打工，从村民到村干部都没有很好的方法摆脱困境，整个村庄没有生机，村里开展的文化宣教活动也多流于形式，村民参与的积极性不高。这充分表明，大力发展农村经济、提高农民生活水平是加强农村文化建设、重构乡村伦理的前提条件。

（二）大力提升农村文化教育水平，提高农民文化自觉，坚定农民文化自信

1.进一步注重学校的显性教育。推进城乡融合发展，需要缩小城乡之间在教育等基本公共服务方面的差别，完善农业技能培训体系和农民工培训体系[12]（P79）。要大力提高高等教育的普及率，提升乡村村民的整体文化素质。对于那些未能接受高等教育的农村青年，应尝试探索全方位、多层次的教育模式，实施职业教育和成人教育，使其掌握现代农业发展要求的各种技能，培养高素质职业农民，真正做到各尽所能、人尽其才。此外，还要在城乡文化的良性互动与有机融合等方面，不断健全城乡融合发展的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

2.注重人文教育，引导村民正确处理功利与伦理的关系。亚里士多德曾说，我们所有的探索、所有的行为都在追求达到某种善，为此我们首先应明确什么是善。因此，在基础教育阶段，应将我国的优秀传统伦理纳入教学内容、引入课堂，进行必要的伦理灌输，将伦理思想内化到人们的行为习惯和思维习惯中，让我国优秀的文化传统成为城乡文化发展的精神之源。长期以来，很多农村孩子接受的教育更倾向于功利性教育，人文教育受到挤压，要通过学校教育，引导学生知道什么是善，什么是伦理，使农村孩子学会正确处理功利与伦理的关系。对成年农民而言，要通过加强乡村伦理道德建设和精神文明创建活动，提升其思想道德素养，树立正确的义利观。

3.大力提高农民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费孝通先生认为，文化自觉是指“生活在一定文化中的人对其文化有自知之明，明白它的来历、形成过程、所具有的特色和它发展的趋向，不带任何文化回归的意思”[13]。提升农民的文化自觉即促使农民对生活其中的文化有深刻了解和认识，能传承其中优秀合理的部分，同时学会用辩证的眼光看待乡村伦理，自觉进行创新性发展。既要意识到乡村传统文化在中华传统文化中的地位，又要在实践中直面乡村伦理的困境，寻找合适的范式，正确融合传统伦理与现代伦理，对于传统伦理中的公义胜私欲、追求人际和谐、讲求谦敬礼让、恪守诚信等合理内核，要大力弘扬、传承发展。

（三）强化基层政府组织功能，完善乡村伦理建设机制

一些基层组织对自身职能认识不到位，片面地自我定位为功能单一的组织细胞，深陷工具理性，排斥伦理和价值因素的介入，造成了地方行政权力的内卷化。矫治这一问题的关键在于超越狭隘的工具思维，实现基层组织运转与村民个人发展之间最大程度的衔接。在实践中，教育和文化中的许多项目对经济社会发展具有全局性、长期性的智力支持功能、文化传承功能、文化凝聚功能和文化导向功能，只能通过政府发挥主导性作用，以实现非物质资源的高效配置。[14]（P66）为此，要积极贯彻“以人为本”的发展理念，强化基层政府在乡村伦理建设中的责任和使命。基层党员干部要深入了解村民的实际需要，做到问需于民、问计于民，真正解决与老百姓息息相关的民生问题，实现乡村社会与基层组织最大程度的共识和默契。在此基础上，以管理抓伦理，不但带领村民物质上致富，思想伦理上也进一步提升净化。

1.积极培树乡村伦理建设的典型，弘扬正能量。积极培树乡村道德典范，诸如孝老爱亲典型、诚信敬业典型、互帮互助典型等，通过树立典型、舆论宣传等方式，让积极健康的伦理观念广泛占领农村文化阵地，防止封建残余思想和一些社会不良思想倾向对农民的侵蚀。对此，可通过在公共场所张贴伦理建设的相关海报、将每年固定时间设为文明礼貌月等举措，使伦理思想渗透到乡村生活的各个方面，潜移默化地融入村民的精神世界，为乡村伦理重构提供契机。

2.不断创新，开展丰富多彩的文化下乡活动。基层政府应将先进文化与村民的日常生活紧密结合，采用老百姓喜闻乐见的方式，开展丰富多彩的文化活动，将先进的伦理道德融入农民的实际生活中，既使群众健身娱乐，又为群众带来欢乐和享受，避免市场经济下的单纯“经济人”趋势，使乡村文化发展成为新农村建设的驱动力。

3.充分挖掘民间文化，大力发展乡村文化产业。农民群众不仅是文化产品的欣赏者，更是农村文化的创造者，可以通过举办一些民间文化艺术节、民俗展览等活动，使民间文化深度融入农民的精神生活，夯实新农村建设的文化基础。深挖民间文化，形成品牌优势，有意识地将文化遗产与现代元素相结合，为乡村传统文化增添新活力。

（四）搭建文化惠民网络平台，提高农村公共文化服务能力

互联网的普及和发展极大地丰富了人们的生活，积极搭建文化惠民网络平台，借助网络信息载体，加强乡村伦理文化传播，有利于推动乡村文化振兴进程。要利用网络空间和网络平台特有的传播优势，以新理念、新载体、新内容、新方法实现线上线下文化惠民的融合发展，帮助农民共享文化信息资源、为农民提供文化服务，努力满足农民对公共文化服务多样化、多层次的需求，提高农村公共文化服务能力。

要加强引导，把握乡村伦理建设的正确方向。网络交往本质上依然是人与人的交往，必须遵守相关道德规范，使大众媒体尤其是网络平台成为基层政府的喉舌，做好新時代乡村伦理建设的宣传和解释工作，加强引导，弘扬主旋律，传播正能量。开通网络民生频道，充分利用网络发布与农民息息相关的信息，如就业信息、农资贸易、技能培训等，使其充分享受网络沟通的红利，实现沟通的零距离。要加强舆论监督，开设网络曝光台，对乡村社会中的失德失范和不文明行为进行曝光和抨击，发挥网络平台伦理法庭的功能，督促村民自我约束、自我管理，提高自身的伦理水准。

五、总结与展望

改革开放40多年来，我国乡村社会经历着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转型，一方面，乡村社会取得了巨大的改革发展成果，呈现出强劲的发展态势与活力;另一方面，乡村伦理建设在发展中也遭遇了破坏有余而重建不足的困境。在这种情况下，对乡村伦理进行重构显得迫切而必要。乡村社会转型背景下，重构乡村伦理需要大力发展农村经济，夯实物质基础;大力发展农村教育，正确处理功利与伦理的关系，提高农民的文化自觉，坚定农民文化自信;强化基层政府组织功能，完善乡村伦理建设机制;搭建文化惠民网络平台，畅通文化交流渠道。当然，需要强调的是，乡村伦理的重构是批判地继承，是对优秀传统文化合理内核的积极传承，是乡村伦理的自我反思与创新性发展，而不是简单地承袭守旧。重构乡村伦理，有利于更好地促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实现，维护乡村社会的和谐稳定，为乡村文化建设增添新活力，为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在乡村大繁荣大发展提供新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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