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农村建设社会资金分析论文

2022-04-29

摘要:党的十六大以来，胡锦涛总书记非常关注以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对此发表过许多重要指示，对推进社会建设的重要性、举措及应遵循的原则等问题进行了精辟阐述。文章对胡锦涛总书记以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思想进行了初步探讨。以下是小编精心整理的《新农村建设社会资金分析论文(精选3篇)》，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新农村建设社会资金分析论文篇1：

关于省级新农村建设专项资金投入使用情况的调研报告

为了更有效地发挥省级新农村建设专项资金的支持推动作用，加快实施新农村建设“千村示范、万村提升”工程，近日，省新农村办深入到全省东部、中部和西部有代表性的辉南县、农安县、长岭县和长春市绿园区，就省级新农村建设专项资金投入使用情况进行了专题调研，同时，对2006～2010年5年来省级新农村建设专项资金所支持的建设项目、拉动效应以及支持新农村建设工作等方面，进行了综合调度统计和研究分析。

1.省级新农村建设专项资金发挥了较好的支持推动作用

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重大历史任务。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新农村建设工作，制定了《吉林省2006~2020年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实施纲要（草案）》，设立了省级新农村建设专项资金，2006年专项资金规模1亿元，2007年增加到2亿元，2006~2010年5年累计投入省级专项资金9亿元，重点支持农村产业发展、农村基础设施、社会事业和农村环境建设，突出了经济发展和民生改善两个重点，促进了农村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和党的建设，使农村面貌发生了深刻变化，农村社会发展取得了长足进步。概括省级专项资金所发挥的重要作用，集中体现在以下几点：

1.1带动了各级财政投入，形成了省市县乡四级财政共聚财力和共同支持新农村建设的大好局面据统计，5年间市（州）和长白山管委会投入新农村建设专项资金1.46亿元，县（市、区）投入专项资金10.77亿元，乡镇投入4.09亿元，加上省级投入，各级专项投入总计达到25.32亿元。其中，省级财政投入占35.5%，市（州）级财政投入占5.8%，县级财政投入占42.5%，乡级财政投入占16.2%。

1.2有效捆绑了各类资金项目和集聚了社会各方面力量，专项资金示范引导和辐射带动效应十分明显在省专项资金引导支持下，按照资金项目投入渠道不改、使用方向不变的原则，进一步整合和打捆使用农村泥草房、道路交通、安全饮水、电网改造、商贸网点、市场流通、清洁能源、科技推广、广播电视、文化体育、农家书屋、信息网络、职业教育、扶贫开发、畜禽养殖、绿化美化、环境整治、社区建设、兴边富民、水库移民等项目资金，集中投向新农村建设，形成合力。在整合项目的基础上，在全省进一步形成了党委领导、政府主导、农民主体、社会主动参与的新农村建设有效推进机制，有效整合各级领导、部门单位、大专院校力量，创新建立了村企共建、军民共建、部门帮建、社会捐建、干部回乡援建的新农村建设有效方式。同时，积极发挥了乡村集体和农民投入的主体作用，形成综合性、多元化投入格局。5年间，全省新农村建设总投入达到227.06亿元，其中整合各类项目投入46.43亿元，占20.4%；各级各部门单位帮扶投入14.74亿元，占6.5%；发动社会能人和有关团体、企业捐助投入3.9亿元，占1.7%；乡村集体投入51.55亿元，占22.7%；农民自主投入94.12亿元，占41.5%。省级专项资金辐射带动效应达到1∶25.23，起到了“四两拨千斤”的作用。

1.3有力支持了项目建设，推动了农村产业发展、农村民生改善和村屯改造 5年时间，省级专项资金支持了试点阶段“百镇千村”和深入实施阶段1000个示范村建设，支持农村道路、饮水、桥涵、清洁能源等基础设施项目1538个，支持农村文化广场、村部、卫生所、有线电视等社会事业项目609个，支持农村院墙、边沟、垃圾处理等环境改造项目437个，支持建设畜禽养殖小区424个，支持改造农村泥草房50110户。促进了农民增收和农村生产生活条件的改善。

1.4强力推进了新农村建设规划，确保新农村建设科学化全省新农村建设始终坚持和把握规划先行的原则。5年时间，利用省级专项资金累计投入规划编制经费2220万元，地方配套3280万元。开展并完成了全省696个乡镇（街）、9306个行政村、38539个自然屯和364个国有农场的自然概况、经济发展、农民收入、主导产业、基础设施、社会事业、规划布局等11个方面数据普查，支持完成了28个县（市、区）域镇村体系规划编制和1361个试点（推进、示范）村、51个省级试点镇建设规划编制任务，促进了城乡规划布局、产业发展、基础设施、生态保护、公共服务的一体化建设。

1.5支持启动了多层次、大规模培训，提高了各级干部新农村建设的实践能力和工作信心 5年时间，在省专项资金的支持下，先后举办了地厅级领导干部新农村建设培训班，组织了全省60个县（市、区）县委书记和县（市、区）长到中央党校参加新农村建设培训，对全省624个乡镇党委书记进行了新农村建设知识培训。从2009年开始，利用5年时间，对1万名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和选聘高校毕业生（选调生）进行系统培训，实施3年已完成培训任务6000名。还支持组织3期90人的韩国新农村建设培训班，组织5期200人到长三角、珠三角考察新农村建设活动，进一步拓宽了新农村建设思路。

2.当前省级新农村建设专项资金投入使用面临的问题

从调研情况看，省级设立的2亿元新农村建设专项资金尽管发挥了较好的效果，但目前已经出现了总体规模少、支持力度弱化、拉动带动作用下降的新问题。具体表现在：

2.1建设成本快速攀升，极大地削弱了省级新农村建设专项资金支持力度调查中发现，农村各项建设上已经出现3个大幅度上涨：一是建筑原材料价格大幅度上涨。长岭县前七号镇大三号村现行农村建筑材料价格与2007年比较，水泥售价480元/吨，涨幅90%；红砖0.4元/块，涨幅130%；钢材3600元/吨，涨幅34%；木材2300元/立方米，涨幅187.5%；河沙70元/立方米，涨幅100%。地砖、油漆、房瓦、玻璃等价格均有大幅上涨，总体上农村建筑材料价格上涨1倍左右。二是人工费和机械租用费大幅度上涨。农安县合隆镇陈家店村农村力工雇工费由2007年的60元/人·天，上涨到目前的100元/人·天，涨幅67%；木瓦工雇工费由2007年的100元/人·天，上涨到目前的200元/人·天，涨幅100%。无论是力工还是木瓦工，雇佣单位中午还要负责1顿午餐。钩机租用费用由2007年1000元/台.班，涨到目前的2000元/台·班，涨幅100%；推土机租用费用由2007年800元/台·班，涨到现在的2000元/台·班，涨幅150%。三是工程造价大幅度上涨。农安县开安镇柳树洼村修建4.5米宽水泥路工程造价由2007年35万元/公里，涨到目前52万元/公里，涨幅49%；修建砖道工程造价由2007年11万元/公里，涨到目前21万元/公里，涨幅91%；辉南县楼街乡板石河村修围墙由2007年250元/米，涨到目前480元/米，涨幅92%；修边沟由2007年65元/米，涨到目前120元/米，涨幅85%。由于原材料价格、人工机械费用、工程造价成本大幅度上涨，目前全省设立的2亿元新农村建设专项资金只能起到2007年的1亿元资金的支持作用，支持作用削减50%。

2.2省级新农村建设示范村数量增多，单位专项资金支持额度明显减少 2007年省级新农村建设2亿元专项资金，重点支持50个试点镇、200个试点村，平均每村每年支持规模50万元。2010年全省启动1000个示范村，平均每村每年支持规模20万元，资金额度下降60%。村干部普遍反映：省里给的资金少，每年建设一个项目都不够用，希望省里能像2007年那样多给一些专项资金支持。

2.3示范村建设内容增多、标准提高、投入增大，省级新农村建设专项资金的拉动带动效应逐步减弱 2010年全省实施新农村建设“千村示范、万村提升”工程，制定了建设指导标准，对农村经济发展、基础设施、社会事业、环境整治、社区建设、精神文明、基层组织7个方面37个重要建设内容都进行了明确和规范，新农村建设已由过去路、水、电、气、房等基础建设转到全面发展、基础完善、功能配套、服务提高上来，一般1个2000左右人口的中等村，新农村建设由过去投资500万~1000万元，提高到现在的1500万元以上，有的建设投资更多。调查中了解到：长岭县前七号镇大三号村前几年发展产业和基础设施、房屋改造投入达1200万元，今后尚有道路、打井、排水沟、围墙、休闲广场、蔬菜大棚等项目建设投入1500万元需要筹措；农安县合隆镇陈家店村目前已投入基础设施建设资金4913万元，今后还要建蔬菜大棚900栋和15栋楼的农民新村，尚需大量资金投入；辉南县楼街乡板石河村现已投入基础设施建设资金400万元，尚有12公里边沟、12公里围墙、绿化美化亮化工程、清洁能源、房屋改造等资金投入1200万元需要筹措；今年，长春市绿园区增加垃圾处理一项就投入了2000多万元，为24个行政村购置10台钩车、200辆手推车，修建11个垃圾中转站，安放22个移动垃圾箱，实现了垃圾户集、村转运、区统一处理。由于示范村建设内容不断丰富，建设标准不断提高，所需建设资金也不断增大，因此，省里每年投给村里20万元的专项资金，所占比重越来越低，其拉动带动效应明显减弱。

2.4加快大型秸秆气化站建设势在必行，资金严重短缺成为制约瓶颈 2009年全省新农村建设现场会议参观了东丰县横道河子镇合力村秸秆气化站，大家一致认为大型秸秆气化站具有投资合理、使用方便、清洁环保、易于推广的特点，“一家点火、百家做饭”，是农村清洁能源推广的主要模式，也是实现农村环境整洁的关键。会后，各地纷纷要求建设大型秸秆气化站，2010年和2011年省里拿出一部分新农村建设专项资金扶持建设了26个大型秸秆气化站，一方面由于建设点少，无法满足示范村纷纷建设的强烈需求；另一方面由于建筑成本增加，建一个可带动300户的大型秸秆气化站由原来投入120万元增加到180万元，资金筹措的难度增大。全省9306个行政村每年都在建设1000个示范村，如果没有专项资金用于大型秸秆气化站建设，就很难加快推广这一清洁能源生产模式，农村环境整治也无法实现突破。

3.关于增加省级新农村建设专项资金规模的建议

虽然2007年以来，省级新农村建设专项资金规模保持在2亿元，但鉴于目前建筑原材料涨价、人工费机械费增加、工程成本大幅提高，加之新农村建设点多面广、建设内容丰富、标准提高，全省亟待大规模推广大型秸秆气化站这一清洁能源等实际情况，就增加省级新农村建设专项资金规模提出如下两点建议：

3.1建立新农村建设专项资金稳定增长的长效机制要认真贯彻落实《中共吉林省委吉林省人民政府〈关于实施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千村示范、万村提升”工程的意见〉》吉发〔2009〕29号）文件精神，主要是：“建立完善投入保障机制，完善专项资金制度。省、市、县三级政府要加大新农村建设投入力度，随着财力的增长逐步增加专项资金”。建议省政府成立由省农业、财政部门组成的专门督查组，对各级新农村建设专项资金设立情况、投入使用情况、发挥效应情况进行督促检查，确保吉发〔2009〕29号文件精神落到实处，确保各级新农村建设专项资金有投入、有规模、有带动作用。

3.2逐年增加省级新农村建设专项资金规模建议2012年省政府在保持原有2亿元省级新农村建设专项资金规模，重点用于农村基础设施、公益事业和环境整治的基础上，再增加6000万元建设大型秸秆气化站专项资金，重点扶持50个示范村建设大型秸秆气化站，每个大型秸秆气化站建设扶持120万元，省级新农村建设专项资金规模达到2.6亿元。2013年大型秸秆气化站专项资金再增加2000万元，总量达到8000万元，省级新农村建设专项资金规模达到2.8亿元。2014年大型秸秆气化站专项资金再增加2000万元，总量达到1亿元，省级新农村建设专项资金规模达到3亿元。

（省新农村办供稿）

作者：省新农村办

新农村建设社会资金分析论文篇2：

胡锦涛以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思想述论

摘要:党的十六大以来，胡锦涛总书记非常关注以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对此发表过许多重要指示，对推进社会建设的重要性、举措及应遵循的原则等问题进行了精辟阐述。文章对胡锦涛总书记以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思想进行了初步探讨。

关键词：胡锦涛；社会建设；民生

收稿日期：2008－01－23

作者简介：

蔡孝恒（1966-），男，湖北利川人，华中科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教研室主任、副教授，博士；张亮（1961-），男，河南人，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医药卫生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社会建设是胡锦涛总书记近年来非常关注的一个重大问题，他在多种场合对以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作过许多重要指示，进行过许多精辟论述。认真学习和研究胡锦涛总书记以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思想，对于贯彻落实党的十七大提出的“必须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更加注重社会建设，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推进社会体制改革，扩大公共服务，完善社会管理，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努力使全体人民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推动建设和谐社会”的战略目标，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胡锦涛总书记以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思想非常丰富，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

一、推进以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是胡锦涛总书记自党的十六大以来的一贯主张

社会建设是指除政治建设、经济建设、文化建设以外的与广大人民群众利益密切相关的各项社会事业。重点是教育、就业、收入分配、社会保障、医疗卫生、社会管理等。党的十六大以来，胡锦涛总书记在多种场合对推进以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发表了许多重要指示。2002年12月4日在首都各界纪念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公布施行2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宪法促进了我国人权事业和各项社会事业的发展。”“积极发展教育、科技、文化、卫生、体育等各项事业……推进社会全面进步。”^[1](P71）2003年1月8日在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农村工作的重要任务之一是“加强农村生活和卫生设施建设，开发农村旅游资源，发展农村社会事业，等等。”^[1](P119）2004年5月14-16日在吉林考察时要求：“要按照统筹社会经济发展的要求，积极促进各项社会事业发展。”^[2］9月16日在中共十六届四中全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上又强调：“在推进经济发展的同时，我们注重促进社会全面进步，对教育、科技、卫生、环保、体育等社会事业发展作出部署。”^[3](P238）2005年2月19日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提高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能力专题研讨班上的讲话中指出：“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总体布局，更加明确地由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三位一体发展为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四位一体。”^[3](P696）10月8日在中共十六届五中全会上的报告再次强调：“要抓紧研究和解决社会事业发展相对滞后的问题，特别是要大力推进农村教育、卫生、文化等事业加快发展。”^[3](P1034）12月15日在青海考察工作期间在谈到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时强调，要注意做好三个结合，其中之一就是把加快农村经济发展与促进农村社会进步结合起来，“要加快农村教育、文化、卫生等各项社会事业的发展，搞好农村群众文化建设，倡导健康文明新风，逐步改变农村社会事业发展滞后的状况。”^[4](P4）2007年6月25日，胡锦涛总书记在中共中央党校省部级干部进修班上的讲话中要求：“社会建设与广大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紧密相连，必须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加强社会建设，要以解决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为重点，使经济发展成果更多体现到改善民生上，尤其要注重优先发展教育，实施扩大就业的发展战略，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基本建立覆盖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建立基本医疗卫生制度，提高全民健康水平，完善社会管理，维护社会安定团结。”^[5］10月15日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强调：“加快推进以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6］

二、推进以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具有战略意义

社会建设主要包括发展社会事业、优化社会结构、完善社会服务功能、促进社会组织发展。胡锦涛总书记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对当前我国社会建设的重点作了明确指示，即优先发展教育，建设人力资源强国；实施扩大就业的发展战略，促进以创业带动就业；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增加城乡居民收入；加快建立覆盖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保障人民基本生活；建立基本医疗卫生制度，提高全民健康水平；完善社会管理，维护社会安定团结。并强调社会建设关系到广大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推进以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意义。

（一）社会建设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推进社会建设关系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进程

自从党的十二大提出“走自己的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以来，党的十三大、十四大、十五、十六大，都以一贯之地紧紧抓住和体现这个主题。党的十七大对“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进行了系统阐述。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全国人民面临的根本任务，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不仅包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建设、经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还包括社会建设，社会建设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是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有机统一、互为条件、不可分割的整体。我们在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同时，要继续推进社会主义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为经济建设提供有力的体制保障、智力支持和良好的社会氛围。”^[3](P1102）只有大力推进社会建设，才能促进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我们说社会建设的发展状况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到整个社会主义建设的发展进程。胡锦涛总书记在谈到农村社会建设时曾对此作过深刻分析，指出：“要注重解决农村教育、科技和文化发展明显低于城市，农村社会事业建设明显滞后的问题。如果这个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将会影响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进程，影响全民族素质的提高。”^{[1](P123-124）}

（二）推进社会建设是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必然要求

发展是硬道理，只有发展生产力，创造更多的产品，才能改善人民的生活，体现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所以，我们党历来十分重视发展问题，把发展作为一切工作的第一要务。胡锦涛总书记非常重视发展问题，在中共十六届三中全会上的报告中明确提出了科学发展观，即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发展要以人为本。社会建设是科学发展观要求的全面发展的一个重要方面，只有做好社会建设工作，才可能真正实现全面发展。正如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所指出的，要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必须坚持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要按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全面推进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促进现代化建设各个环节、各个方面相协调，促进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相协调。”^[6］

（三）推进社会建设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客观需要

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有机组成部分，是推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大战略举措。2005年2月19日，胡锦涛总书记在中共中央举办的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提高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能力专题研讨班的讲话中指出，我们所要建设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应该是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这一目标的实现需要以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的贡献。通过大力加强以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合理解决就业问题，增加人们的收入，有利于缩小贫富之间的差距；通过发展教育，人们平等地享受受教育的权利，有利于实现教育公平；通过建立健全社会保障制度，有利于实现人们福利上的公平与合理；通过发展医疗卫生事业，提高医疗卫生服务质量，有利于正确处理医疗卫生领域公平与效率的关系，实现医疗卫生服务公平；通过加强社会管理，正确处理各种矛盾和冲突，有利于社会的稳定和团结。总之，通过推进以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必将有利于人民生活的改善，合理解决种种利益冲突和矛盾，实现社会的稳定，最终有利于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贯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过程的长期历史任务，是在发展的基础上正确处理各种社会矛盾的历史过程和社会结果。要通过发展增加社会物质财富、不断改善人民生活，又要通过发展保障社会公平正义、不断促进社会和谐……要按照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总要求和共同建设、共同享有的原则，着力解决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努力形成全体人民各尽其能、各得其所而又和谐相处的局面，为发展提供良好社会环境。”^[6］2007年11月27日，胡锦涛总书记在中共中央党外人士座谈会上再次强调：“要切实改善民生，重点提高农村、欠发达地区和城市中低收入群众的公共服务水平，抓好基础教育、社会保障、公共医疗卫生服务、住房保障等方面的建设，及时完善和落实因基本生活必需品价格上涨对低收入群众的补助办法，促进社会和谐。”^[7］

（四）推进社会建设有利于体现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

邓小平同志曾指出，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归根到底要体现在它的生产力比资本主义发展得更快一些、更高一些，并且在发展生产力的基础上不断改善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胡锦涛总书记多次强调人民群众生活水平的提高，不但指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还包括精神生活的提高以及就业问题的解决、社会保障体系的完善、教育公平的实现、社会管理的有序、医疗卫生服务得到满足等。而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的实现很大程度上有赖于以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的推进。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党的十六大以来，在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下，通过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努力，我国社会建设取得了长足发展，民生问题得到较大改善。“各级各类教育迅速发展，农村免费义务教育全面实现。就业规模日益扩大。社会保障体系建设进一步加强……公共卫生体系和基本医疗服务不断健全，人民健康水平不断提高。社会管理逐步完善，社会大局稳定，人民安居乐业。”^[6］但是，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在改善民生问题上还面临不少困难和问题，“劳动就业、社会保障、收入分配、教育卫生、居民住房、安全生产、司法和社会治安等方面关系群众切身利益的问题仍然较多，部分低收入群众生活比较困难。”^[6］因此，“我们一定要把保障和改善民生这件大事抓好，使广大群众享受到改革发展的成果，感受到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8］

（五）推进社会建设有利于体现中国共产党的根本宗旨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中国共产党的根本宗旨，党的一切奋斗和工作都是为了造福人民。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体现在方方面面，关注民生、重视民生、保障民生、改善民生是我们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宗旨的要求，以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中的一系列问题，如就业、社会保障、医疗卫生、住房、教育等，直接关系到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人民群众的这些根本利益，使民生问题得到改善，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具体体现，是推进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也是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必然要求。“我们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坚持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必须体现在不断满足人民群众的经济、政治、文化利益上，体现在做好关心群众生产生活的各项工作上，体现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办好事上。”^[3](P68）

三、采取有效措施，积极推进以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

社会建设涉及到不同行业、不同部门，要使社会建设做出成效，必须采取综合措施，狠抓落实。尽管不同行业、不同部门有其特殊性，但在推进建设上有一些共同措施必须坚决执行。胡锦涛总书记强调应做好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

（一）加强宣传教育工作，提高对社会建设重要性的认识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们党一直在从事社会主义建设工作。但过去谈到社会主义建设时，往往想到和重视的是政治建设、经济建设、文化建设，虽然在建设实践中也在搞社会建设，但对其认识不够。针对这种状况，应加强宣传教育工作，提高对社会建设重要性的认识，切实重视社会建设，将其与政治建设、经济建设、文化建设同等对待，共同发展，共同进步。如果不重视社会建设，必将影响经济建设的健康发展。“忽视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忽视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忽视各项社会事业的发展，忽视资源环境保护，经济建设是难以搞上去的，即使一时搞上去了最终也可能付出沉重的代价。”^[1](P484）

（二）加大经费投入，保证社会建设顺利开展

要促进社会建设的健康发展，必须有足够的资金作保障。各级政府在制定社会经济发展计划时，应将社会建设所需的资金纳入规划。此外，还要通过多种渠道筹集资金，为社会建设提供必要的物质条件。2003年7月28日，胡锦涛总书记在全国防治非典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要求：“不仅要增加促进经济增长的投入，而且要增加促进社会发展的投入。”^[1](P397）特别“要加强农村教育、科技、文化和卫生等事业建设，国家今后每年新增教育、科技和文化等事业经费主要用于农村，加快解决农村教育、科技和文化发展水平明显低于城市，农村社会事业明显滞后的问题。”^[1](P398）

（三）充分调动各级组织和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发挥其创造性，自觉参与社会建设实践

社会建设分属不同行业、不同部门，要使社会建设健康、稳定、协调、可持续发展，必须整合资源，充分调动各级组织和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发挥其创造性，自觉投入到社会建设的实践中，贡献自己的智慧。胡锦涛总书记强调，首先要建设服务型政府，指导社会建设。“要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进一步转变政府职能……要完善政府的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的职能，坚持依法行政，转变工作作风，加快形成行为规范、运转协调、公正透明、廉洁高效的行政管理体制，建设服务型政府。”^[9](P6-7）其次，要“发挥社会组织在扩大群众参与、反映群众诉求方面的积极作用，增强社会自治功能。”^[6］再次，要发挥人民群众的作用。人民群众是社会主义建设的主力军，社会建设离不开人民群众的贡献。所以，在推进社会建设实践中一定要“做到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6］

（四）加强管理，保障社会建设有序进行

随着改革的深入和经济文化的快速发展，我国社会结构和社会组织形式正在发生深刻变化，社会活力显著增强，人们之间的交往日益频繁，加之改革中各种利益的调整，人民内部矛盾不断出现，这就给社会建设和管理带来了一系列严重的挑战。要推进社会建设的健康发展，首先必须加强社会管理体制的建设和创新。“社会管理机制涉及方方面面，要统筹安排，逐项加强，同时要注意加强各种社会管理机制之间的衔接，形成对全社会进行有效覆盖和全面管理的体系。”^[1](P400）其次，要完善各种管理制度，从制度上保证社会建设的顺利开展。“要深入研究社会管理规律，加强社会管理体制的建设和创新，完善社会管理体系和政策法规，整合社会管理资源，建立健全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社会管理格局。”^{[3](P713-714）}

（五）加强法制建设，为社会建设提供法律支持

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建设，依法治国，是我们党和政府管理国家和社会事务的重要方针，是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客观需要，是社会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是国家长治久安的重要保障。要保障优先发展教育、建立健全社会保障体系、发展医疗卫生事业、完善社会管理、深化收入分配改革、做好就业工程等社会建设的稳定、健康、协调发展，必须加强法制建设，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真正使社会建设走上法治化的轨道。“要进一步加强和改进立法工作，从法律上体现科学发展观的要求，制定和完善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保障公民权利、促进社会全面进步、规范社会建设和管理、维护社会安宁的法律。”^[3](P710）因此，我们必须“要从法律上、制度上、政策上努力营造公平的社会环境，从收入分配、利益调节、社会保障、公民权利保障、政府施政、执法司法等方面采取切实措施，逐步做到保证社会成员都能够接受教育，都能够进行劳动创造，都能够平等地参与市场竞争、参与社会生活，都能够依靠法律和制度来维护自己的正当权益。”^[3](P712）

四、推进社会建设应遵循的原则

推进以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是一项宏伟工程，要使其健康发展，必须遵循以下几条原则。

（一）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

科学发展观是我们党坚持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在准确把握世界发展趋势、认真总结我国发展经验、深入分析我国发展阶段性特征的基础上提出的重大战略思想，是对经济社会发展一般规律认识的深化，是指导发展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集中体现，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新发展，是我国各项改革和建设的根本指导思想。社会建设作为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一个重要方面，理应坚持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科学发展观“是推进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全面发展必须长期坚持的指导方针。”^[4](P3）

（二）统筹兼顾，协调发展

社会建设内容繁重，虽然执行改革开放政策以来，我国经济建设取得了巨大成就，为社会建设的开展奠定了一定的物质基础，但还不能满足社会建设的需要。在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要有效推进社会建设，必须统筹兼顾，协调发展。首先，要做好社会建设与经济建设、民主建设、精神文明建设协调发展。“要善于把加强社会建设和管理同推进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紧密结合起来，同满足群众多样化的生活需要紧密结合起来，同推进基层民主政治建设紧密结合起来，同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紧密结合起来，把社会建设和管理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3](P713）其次，要做好城市社会建设与农村社会建设协调发展。在社会建设方面，城乡之间还存在一定的差距，农村社会建设与城市社会建设相比还较滞后。因此，要加大农村社会建设的力度，“加强农村教育、科技、卫生和文化等事业建设，促进农村社会发展。”^[1](P122）尽快实现城乡社会建设协调发展。

（三）从我国的实际出发，走中国特色的社会建设发展之路

胡锦涛总书记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全面分析了当前我国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同时强调，我国仍处于并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这一社会主要矛盾没有变。这就是当前我国的基本国情，各方面的建设必须从这一基本国情出发，才可能制定正确的路线、方针和政策，保证其健康稳定协调发展。社会建设也不例外，必须从我国的基本国情出发，制定适合我国国情的社会建设发展目标，探寻中国特色社会建设发展之路。

（四）始终坚持中国共产党对社会建设的领导

中国共产党是全国人民利益的忠实代表，在我国社会发生深刻变革的历史进程中，能否做好以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是对中国共产党执政能力的重大考验。社会建设是一项艰巨复杂的工作，需要全党全社会的共同努力。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增强责任感和使命感，加强对社会建设工作的领导和指导。实践证明，中国共产党是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组织保证。社会建设工作必须始终坚持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以增强工作的预见性、有效性和正确性。社会建设实践中，“要健全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社会管理格局，健全基层社会管理体制……健全党和政府主导的维护群众权益机制。”^[6］

参考文献：

[1]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十六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

[2]胡锦涛在吉林考察[EB/OL].http://www.xinhuanet.com,2004-05-17.

[3]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十六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6.

[4]胡锦涛.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推动经济社会又快又好发展[J].求是,2006,(1).

[5]胡锦涛在中央党校省部级领导干部开学典礼上发表重要讲话 [EB/OL].http://www.xinhuanet.com,2007-06-25.

[6]胡锦涛.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的胜利而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N].光明日报，2007-10-25.

[7]胡锦涛主持中共中央党外人士座谈会[EB/OL].http://www.xinhuanet.com,2007-11-27.

[8]胡锦涛内蒙古考察强调学习贯彻十七大精神[EB/OL].http://www.cjn.cn,2007-11-20.

[9]胡锦涛.把科学发展观贯穿于发展的整个过程[J].求是，2005,（1）.

责任编辑：金华宝

作者：蔡孝恒　张　亮

新农村建设社会资金分析论文篇3：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概念重提的理论意涵

摘　要: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历史任务,这个概念有其丰富而深厚的理论意涵。从历史追溯、国家战略和统筹发展的视角,对当前新农村建设的意义和作用进行了较为全面的阐述。

关键词:建设新农村;历史追溯;国家战略;统筹发展;理论意涵

文献标识码:A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这个在20世纪50年代由中央决策层提出的动员口号,曾经给全国亿万人民带来美好的希冀和憧憬;如今,概念重提,却是在新的形势下,对其赋予了崭新的内容。为了更加明晰这个概念的理论意涵,有必要对分析的视角进行时间延伸。

一、百年探索的历史追溯

1.乡建思想萌芽及理论探源如果把目光追溯到中国百年来的历史经验,我们就会发现,建设新农村,改变农村的落后面貌,是近代以来许多先贤们基于中国内忧外患、饱受屈辱,为完成民族中兴大业而共同认知的一个逻辑起点和结论,是其披肝沥胆、苦心求索,以实现国家繁荣富强而梦寐以求的一个百年希望和梦想。

清末戊戌维新运动失败后,梁启超曾感言,求中国国家新生命必于农村求之;必农村之有新生命而后中国国家乃有新生命焉。这是他察觉到由于农村的破败、经济的萧条和百姓的愚昧,使革新缺乏充分民众基础而得出的精辟结论。尽管当时这只能停留在空想主义的浪漫和感伤情怀层面,却为后来仁人志士救亡图存的实践奠定了基础。

按照钱理群教授在《周作人传》中的说法,上世纪初,周作人曾经是新村运动最早的倡议者之一。他曾于1919年二度访日,回国成为“中国新村运动最积极的鼓吹者和组织者”。毛泽东没有见过鲁迅,却在1920年特地拜访了周作人。应当讲,在痛感农村落后、民众愚昧,亟需国家和社会大力推进这个问题上,当时许多杰出人物的认识大体是一致的,至少是有着共同的忧患意识。

正如许仕廉所言:“中国近十年来的乡建运动,是由中国民族内发的,由社会主动的,求改进乡村社会经济的一种建设。”[1](P264)事实上,始于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乡村建设,最初是由一些高等学校、开明乡绅依各自的背景和理想,分别建立实验区、模范村或县等开展起来的,政府的一些机构是后来才参与其中,但并没有中央政府的通盘筹划与实施,因而缺乏有效的人力、物力、财力和制度支持。

尽管如此,到抗战爆发为止,这却是中国近代史上影响深远的一场社会运动,是通过渐进改良的方法而推行的一项社会事业。据当时国民政府报告,至1936年,全国已形成大大小小八百多个乡建中心。[2](P95)最具知名度的人物是乡村建设的主要鼓吹者晏阳初和梁漱溟,前者在1923年成立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并选择河北定县作为“华北实验区”,后者于1931年在山东邹平创办乡村建设研究院。

如果比较这两位农村建设先驱的思想,大致有以下结论。他们共同的出发点,都是深感国家的羸弱、民族的衰落和人民的贫穷、愚昧、饥饿,因而要从民族、文化的改造出发,力主乡村建设,通过改造中国民众身染的四大病根:愚、穷、弱、私,而使这片“文盲和苦力的土地”,成为充满“有知识的公民、现代的农民和技师”的“强大而民主的国家”[3](P2)。而差别则在实践的重点不同。晏阳初受西方基督教影响,主张从教育出发改造社会中的个人及其生活方式;梁漱溟则受儒家观念影响倡导从组织构造上重建伦理和文化。然而,当时中国外有帝国主义的强权与侵略,内有封建势力的强大和压迫,而且新兴工业化力量又极为弱小,乡村建设这种“理性改良”的实践,不得不随日本全面入侵而告结束。

2.两种建设模式的结构分析

新中国成立后,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共第一代领导集体,一方面在城市大力推进工业化的同时,另一方面通过土地改革与农业合作化,大力推进中国新农村建设。分析表明,除了社会制度不同外,两者在许多方面还有明显差别。

第一,推进动力有显著差异。乡建运动主要是社会推动型,而新农村建设则是政府推动型。就前者讲,在旧中国这么大一个落后国家,建设这么大一个系统工程,既没有工业化的一定发展和必要积累,也没有国家权力的全面介入和必需的制度变革,只凭少数社会贤达的善良愿望和微薄财力以及有限外援,即使没有日军侵华这个外部因素影响,乡建运动成功的希望也是渺茫的。那后者的政府推动型为何也不理想呢?这个问题比前者更复杂。主因是“左”的思想长期干扰,使经济问题政治化,政治斗争扩大化,经济建设这条主线并没有贯穿始终。其次,斯大林和托洛茨基关于剥夺、限制小农以推进工业化的思想被党内不少人所内化,并转化为制度框架,客观上阻碍了农村的自我发展。当然还有一些其他重要因素,如工作中的急性病、大跃进以及国家工业化积累薄弱等等。

第二,建设重点有很大不同。乡建运动目的在于提升农民素质和重建社区组织,不能说这是一个错误结论,但事情总有轻重缓急。旧中国特有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结构,决定了农民迫切要求的不是发展问题,而是现实生存问题。因而农民需要的不是一场自下而上的改良,而是一场自下而上的革命或自上而下的改革,乡建运动把农民改造作为推进重点,当然无关农民痛痒。而50年代新农村建设的重点是努力提高粮食产量以及兴建与农业有关的农田水利设施,其切入点是通过合作化运动调整农村生产关系,以促进农村生产力发展。正如编制“一五”计划时陈云向中央汇报所言,“农业增产有三个办法:开荒,修水利,合作化。这些办法都要采用,但见效最快的,在目前,还是合作化。”[4] (P237)比较前者而言,在当时中国“一穷二白”的情况下,尽管片面强调”以粮为纲”的结构,以及快速拔高农村的生产关系对后来的农村发展产生了负面影响,但这种做法显然更抓住了问题的本质。

第三,主体认同有天壤之别。即农民的参与积极性表现出极大分野,这一点具有本质意义。按照梁漱溟的说法,乡建运动是“号称乡村运动而乡村不动”,“开会时有技术人才,有地方、中央政府的人,但最多的还是教育界的人,乡村农民的代表几乎没有”[2](P100)。农民不太欢迎乡建运动,除了乡建工作者与农民不能打成一片的主观因素外,主要是旧制度客观地横亘在乡建运动面前。乡建工作者没有解决政治问题的能力,既不能替农民减负,又不能分给农民土地,从而也就无法抓住农民的心。而50年代的新农村建设,则是在旧制度的废墟上重建社会体系的条件下,在土改完成后启动的。一方面,农民挣脱了旧制度的桎梏,获得了土地等基本生产、生活资料,多少年来困扰农民的基本生存条件得到解决;另一方面,经过长期革命战争的洗礼,当时农民与共产党人有一种天然的认同感,对党的号召是发自内心的拥护和响应,因而农民的积极性得到极大调动,建设热情空前高涨。

3.老一辈革命家的孜孜以求

上世纪50年代的新农村建设,凝聚了老一辈革命家的辛勤工作和殷切希望。1956年,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深

刻指出,“重工业是我国建设的重点”,“但是决不可以因此忽视生活资料尤其是粮食的生产”,“我们现在的问题,就是还要恰当地调整重工业和农业、轻工业的投资比例,更多地发展农业、轻工业”。[5](P721-722)当时这一决策是极为正确的,因为在一个落后的农业大国进行工业化建设,同时又要面对险恶的国际环境,没有什么外援,如果只是工业化特别是重工业化的单方面突进,就必须以最大限度地剥夺农业积累为代价,显然,这无异于“杀鸡取卵”,而且,由此还将引起最大同盟军———农民,同时也是中国最大多数人口的不满。与苏联不同,党中央当时在这个问题上是非常清醒的。毛泽东指出,“苏联的办法把农民挖得很苦”,“鉴于苏联在这个问题上犯了严重错误,我们必须更多地注意处理好国家同农民的关系”。[5](P727-728)1957年,毛泽东对上述思想作了更加明确的表述,他指出:“我国是一个大农业国,农村人口占全国人口的百分之八十以上,发展工业必须和发展农业同时并举,工业才有原料和市场,才有可能为建立强大的重工业积累较多的资金”。[5](P796)同时,“我国有五亿多农业人口,农民的情况如何,对于我国经济的发展和政权的巩固,关系极大”。[5](P773)

由此可见,当时党中央在大力推进城市工业化的同时,念念不忘的就是农业的发展和农民的利益。虽然在1958年以后,由于复杂的原因,党的工作重心逐渐从经济建设转向政治运动,使我国的经济建设遭受过严重挫折。但是,我们党坚持以“工业为指导,以农业为基础”的方针,正确处理农、轻、重的关系,带领亿万农民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特别是对农业基础设施的建设,中共艰难开创之功,将永垂青史。

以邓小平为核心的中共第二代领导集体,同样是从国家战略角度来审视农村工作。在粉碎“四人帮”后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中央立即就农村工作“作出了两个决议,规定了一系列政策措施,决定提高粮食和其他农产品的价格”[6](P246)。邓小平在不同场合还强调指出,农业是我国经济发展的战略重点,“中国经济能不能发展,首先要看农村能不能发展,农民生活是不是好起来”,[7](P77-78)“农村不稳定,整个政治局势就不稳定,农民没有摆脱贫困,就是我国没有摆脱贫困”[7](P237)。

二、立意高远的国家战略

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在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上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战略举措,这对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具有重要意义。

1.努力实践科学发展理念的重要途径

第一,建设新农村,是实践以人为本理念的重要途径。《共产党宣言》里有一段著名的话:“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8](P273)在1894年,恩格斯还把这段话作为“用简短的字句来表达未来的社会主义纪元的基本思想”[9](P2)。因此,以人为本,实现所有人的自由发展和每一个人的普遍幸福,不仅是马克思主义的重要原则和基本原理,而且是其立论的出发点和最终归宿。在目前我国城乡差别和贫富差别不断扩大的背景下,中央提出新农村建设,一方面,是根据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推出的一项重大举措,另一方面,也是为了使以人为本理念在实践中能够得到落实和具体化。目的是使落后农村跟上时代潮流的步伐,让广大农民也过上现代化生活,使包括农民在内的所有中国人都获得发展的机会和权力。

第二,建设新农村,是实现社会全面、协调发展的重要途径。我国是一个疆域辽阔、农村人口占大多数的后发现代化国家,城乡、地区和阶层之间,在相当长的时期内要达到绝对均衡是不现实的。但是,事物走向另一极端同样也是错误的,因为任由这种发展差距拉大,不但会制约经济增长,而且还会使社会处于非稳态,这也为拉美、南亚现象所证实。其中最引人注目的现象就是城乡不协调发展势头似乎有加剧之势,不仅制约了经济发展,而且由此引发的社会和政治问题也逐渐显现。古语云,“未雨绸缪”,“防微杜渐”。因此,建设新农村,使城乡社会乃至整个经济社会保持全面、协调的动态均衡发展,不仅具有重要的经济意义,而且具有深远的政治和社会意义。

第三,建设新农村,是实现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途径。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取得的经济成就背后,也潜伏着资源耗损、环境恶化、贫富差距扩大等各种问题与矛盾,使我们的经济社会发展战略到了一个必须重新抉择的关口。因而,从可持续发展的视角来考察新农村建设,主要有两方面:其一,从人与自然关系看,建设新农村,大力发展生态农业,使农村的经济活动与自然、生物界的演化以及地域文脉的延伸和谐相处,体现了“人类的发展不能削弱自然界多极性生存的权力”和“当代人的发展不能削弱后代人发展的可能性”的可持续发展思想。其二,从人与人关系讲,建设新农村,使农民的发展跟上时代步伐,缩小农民与其他社会集团在经济、政治和社会地位上的差距,也彰显了“这一部分人的发展不能削弱另一部分人发展的能力”的可持续发展理念。

2.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内在要求

第一,建设新农村,是实践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原则的内在要求。民主法治,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坚固基石;公平正义,则是和谐社会运行的价值准则。从前者看,几千年封建专制,形塑了中国人特别是传统农民性格割裂的心理特征。一方面,是“交了粮,自由王”,不习惯纪律约束;另一方面,只知“求青天大老爷做主”,而不知“民自主”为何物,觉悟不到自身权益的重要,争取民主权力的意识不强。从后者讲,中国社会在利益分配与社会价值之间容易出现失衡。一方面,崇尚“不患寡而患不均”的中国传统利益分配观,在有助于维护社会稳定的同时,代价则是社会发展迟缓。另一方面,多年来在实践中注重效率而忽略公平,或者说,是过多强调利益刺激而忽视社会价值,使后者成为社会焦点,尤其农民作为最大弱势群体所处的困境,引起人们普遍关注。因此,以农村为切入点,矫正社会在民主法治和公平正义原则上的偏差,就成为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课题。

第二,建设新农村,是实践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原则的内在要求。诚信友爱,是构建和谐社会的伦理基础;充满活力,则是社会发展的动力源泉。从前者看,华夏道德文明源远流长,但近代以来,这种发端于悠远农业文明的伦理学说似乎在走向终结。事实上,中国近代社会初建和现代社会转型,是以颠覆解构甚至是断裂抛弃传统文化为代价的,从而导致人们像严复说的,处于“旧者已亡,新者未立,伥伥无归”的茫然状态。虽然在计划体制下冲突和危机被无形中弱化了,但随着市场经济发展,这种由于缺乏价值认同中枢而引发的紧张又重现出来,农村更是处于精神空虚的状态。从后者讲,我们追求的和谐社会不是以扼杀活力为代价的静态社会,而是以尽可能调动公众积极性、尽可能激发人们潜力发挥为前提。由于在没有完成工业化、城市化任务以前,农村人口始

终是大多数,要使社会充满活力,就必须发挥他们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正如邓小平所指出,“我国百分之八十的人口是农民。农民没有积极性,国家就发展不起来。”[7](P213)因此,建设新农村,倡导乡风文明,激发农民热情,就成为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着力点。

第三,建设新农村,是实践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原则的内在要求。安定有序,是社会和谐的外在表现;人与自然和谐相处,是社会和谐的内在反映。从前者看,社会转型必然会伴随矛盾和冲突,而农村的变化对于整个社会的转变始终具有关键意义,这已由革命胜利的事实所证明,正如毛泽东所指出,“国民革命需要一个大的农村变动。辛亥革命没有这个变动,所以失败了。现在有了这个变动,乃是革命完成的重要因素。”[5](P15)然而,革命也好,建设也罢,只不过是手段,并非目的,其目的都是要推动社会发展。因此,目前要实现社会安定有序地转型,同样需要关注农村,同样需要农村有一个大变化,因为过去的革命与现在的建设都有一个共同前提,那就是农村人口的大多数。从后者讲,人与自然和谐相处是人类尝到传统工业化苦果后得出的沉痛教训,意味着人类改造自然、征服自然的观点走向终结。由于农村较城市占有更广袤的区域,可以说,农村的状况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整个社会的生态能否保持和谐。因此,大力发展生态农业,把农村建设成为充满活力的生态细胞,就成为构建和谐社会的内在要求。

3.实现全面小康社会目标的根本措施

第一,建设新农村,是提升我国整体小康水平的根本措施。小康,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范畴,邓小平灵活运用传统思想遗产,将“小康”转换成中国式现代化的替换语。[6](P237)中国目前虽已实现总体小康,但尚未达到富裕程度因而中央提出要建设“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显然,薄弱环节在农村。一方面,农村人口占大多数,而农业产值在国民经济中的比例却在逐年降低,虽然农业产值比例缩小是大势所趋,但农村人口多、农业产值规模小也是阻碍整体小康水平提升的重要原因;另一方面,城市化滞后于工业化,本质上是工业化对简单劳动力的需求,大大小于其供给,从而弱化了城市的“聚集”效应。尽管对一般劳动力需求的递减效应,是工业社会向信息社会转化的逻辑结果,但事实上却是将大量低素质农村人口挡在工业化与城市化大门外的关键因素。因此,建设新农村,大力发展现代农业,增加农产品附加值;努力提高农民素质,加快农村人口非农化进程,就成为提升整体小康水平的重要措施。

第二,建设新农村,是推进我国各项建设小康化的根本措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是衡量一个社会发展水平的核心指标,却概括不了政治、文化及其他社会事业的发展情况。要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小康社会,必须使社会各方面建设都得到同步、协调和全面的发展,而且也只有这样,才能保证经济在未来的发展速度和质量。要实现这种发展状态,农村的作用是关键。首先,推进农村基层民主,是“燎原”中国政治发展的“星星之火”,这只美丽的“民主蝴蝶”最终将飞向城市,就像革命时期进行“农村包围城市”最终夺取全国胜利,和当初在农村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进而扩大到城市的改革一样。其次,加大农村社会事业投入,提高农民教育程度,改善这个“大多数”的生存和发展条件,将极大提升整个社会事业的发展水平。再次,推进农村乡风文明建设,发扬民族优良传统,重塑文明价值观念,也将极大推动整个社会的思想与文化建设。

第三,建设新农村,是实现我国社会均衡发展的根本措施。目前我国总体性小康的不平衡性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城乡、地区和社会各阶层之间。其中以城乡差距尤具代表性,因为地区、阶层差别都可以在城乡差别中找到自身的影子。地区差别是指发达地区与不发达地区的差别,而发达地区的社会形态以城市为主,不发达地区则反之;从阶层差别看,在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转型中,社会阶层变化主要表现在农业人口的非农化过程引起的身份转化,易言之,阶层差别主要体现在农业人口与非农业人口之间的差别。因此,无论是地区差别还是阶层差别,最终主要反映为城乡差别,可以说,地区、阶层差别是城乡差别之光的“折射”。可见,抓住城乡差别这个“纲”,对于缩小地区、阶层差别具有提纲挈领的作用。新农村建设的直接结果,就是由于加大对农村各项建设投入,推动了农村发展,进而使城乡差别得以缩小,同时也缩小了地区、阶层差别,使整个社会朝着有利于均衡发展的方向迈进。

三、统筹发展的重要举措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意义和作用,不仅表现在国家战略层面,而且还体现在解决当前我国经济社会疑难问题的现实政策措施方面。

1.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路径

第一,建设新农村是实现农业现代化的根本路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农村生产关系得到调整,极大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使农业生产徘徊不前的局面得到很大改善。特别是1996年农业获得特大丰收,实现了中国粮食和农产品由长期短缺到总量基本平衡和丰年有余的转变,自此,“中国的农业问题基本解决了”[10](P3)。但是,在摆脱了总量短缺之后,结构矛盾又显现出来。首先,从组织结构看,传统一家一户经营小块土地的农耕模式并没有得到根本改观,不仅严重影响了农业生产效率,而且与现代化大生产的要求也不相适应。其次,在技术结构上,农业技术装备差,科技含量低,技术因素对农业产值贡献小,制约了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化。再次,农产品结构单一,粗加工产品多,精加工产品少,不仅限制了农业效益的提升,而且是导致农民增收困难的直接原因。因此,建设新农村,大力发展现代农业,推动农业制度创新和技术创新,促进农业规模化和产业化进程,就成为我国实现农业现代化的必由之路。

第二,建设新农村是推动农村社会发展的根本路径。首先,农村社会管理模式亟需转变。改革开放后,农村高度同质的结构逐渐解体,务农的人虽仍为主体,但其他从业者也在逐步增加。如何从命令指挥型向管理民主型转化,是推动农村发展的关键。其次,城乡分治格局亟需突破。长期实行城乡分治,而且其路径依赖效应至今延绵不绝,极大限制了农村的自我发展。再次,农村社会事业落后状况急待改变。将城市化简单理解为发展城市,忽视广大农村的生存状态,已严重影响到农民生活质量提高以及经济持续增长。又次,农村精神生活急需包括科学和道德的新文化填充。因此,全面、整体地推进新农村建设,促进农村社会全面、协调发展就显得尤为迫切。

第三,建设新农村是促进农民身份转换的根本路径。在联产承包将农民从土地的束缚中解放出来后,农民已经分化为三部分。一是以家庭为单位成为独立的小块土地经营者;二是转换为非农从业者;三是处于半失业或过剩的农村人口。第一部分人面临的问题是通过何种组织化形式将自身纳入大生产体系,在提高农业生产效率和增加自身收入的同时,实现农民身份转变。第二部分人又可分两类,一类是“离土不离乡”的非农从业者,另一类是异地或进城的非农从业

者。他们代表着一种新生力量,也描绘着未来农村人口流向总的图景。他们迫切需要的是破除旧有城乡分治制度的桎梏,给予同等国民待遇甚至政策倾斜,以尽快适应新的岗位。转化第三部分人的关键在于提高他们自身各种素质特别是职业技能和就业素质,重新走上岗位。因此,建设新农村,对于促进农民身份转化,最终解决农民问题具有重要作用。

2.破解城乡二元结构的治本之策

第一,建设新农村是破除城乡经济二元性的根本措施。从上世纪50年代开始,我国城乡二元形态逐渐形成,其背后体制的“理论基础是所有制的不同:城市以全民所有制为主,农村以集体所有制为主。”[10](P235)因而形成了一套完整的城乡分治的制度和政策,反映到经济层面,就是在流通、交换、分配、就业等方面,对市民和农民的政策是不同的。改革开放后,虽然城市取消了“统包统配”,但劳动部门管理城市劳动力的职能依然存在,只不过改变了方式。而在农村,却一直未能建立起管理农村劳动力就业的机构。所以,当前新农村建设应遵循的重要原则,就是要从统筹城乡的视野来推进农村各项工作的全面展开,一方面,要拆除阻碍城乡融合的各项制度性障碍;另一方面,也应建立和完善能提供农民急需的公共服务的机构或组织,使城乡发展至少处于一个相对公平的体制和政策的基础上。

第二,建设新农村是破除城乡社会二元性的根本措施。这种二元性反映在社会层面比经济层面更突出,在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等方面,对市民和农民的政策尤其不同。比如农民工既已转换职业,就不再是农民,也就应享受和城市工人同等的待遇,但现有户籍制度却拉大了他们的差别。再如教育,同是实行九年制义务教育,城市中小学的教育设施由政府拨款建设,而农村则要农民筹资解决,直接结果就是造成农村中小学的萧条和萎缩,间接结果就是形成“在校大学生中,城镇居民的子女约占70%,农民子弟约占30%。这同全国总人口中,农民占70%、城市居民占30%的格局正好倒置。”[10](P235-236)对此,温家宝总理在出席2005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五届全民教育高层会议上郑重承诺:“从明年开始,中国将用两年时间在农村全面免除义务教育阶段所有的学杂费。”可以讲,这可以看作是在新农村建设开局之年中央提出的又一项惠及亿万农民群众的重要措施,同时也预示着,随着新农村建设的深入,会有更多的政策和措施相继出台,从而使城乡社会二元性得到根本改观。

第三,建设新农村是破除城乡政治二元性的根本措施。这里所讲的政治二元性,不是指基本政治制度不同,而是指城乡居民在政治权力和地位上的差别。一方面,农民作为一个最大社会群体缺乏自己的组织,政府很难有效通过某种程序化形式得到农民的合法诉求,这从以下事实中可以得到某种程度的佐证。有学者算了一笔帐:农村和城市每一代表所代表的人口数相差四倍,这意味着农村人口的选举权相当于城市人口的四分之一。这显然在法律上设置了农村、城市人口政治权利的不平等。而同时存在的矛盾现象却是:极力为农民利益“鼓与呼”的恰恰不是这少数农民代表,而是学者和政府官员代表。另一方面,农民自组织能力差、社会地位低下所导致的另一种结果,就是监督失衡效应在农村更为明显。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乡(镇)村两级党政机构日益庞大,又没有财政支撑,于是官多扰民,致使农民负担越减越重,农村社会冲突频发。因此,建设新农村,必须贯彻落实“两个反哺”方针,这绝不仅仅指有形的物质利益,更应包括政策、制度等无形方面,只有通过全社会的大力扶持和帮助,这种城乡政治二元性才能得到逐步解决。3.实现经济稳定增长的现实需要第一,建设新农村,是启动农村消费市场的现实需要。中国有9亿农民,显然,这意味着一个庞大的消费市场。按理讲,如果他们都能达到城市居民的平均消费水平,中国经济也不会这么快就听到通货紧缩的声音。据国家统计局《2002年下半年主要商品供求情况分析报告》对600种主要商品的调查显示,有528种商品将供过于求,占总数的88%,供求基本平衡的商品仅占12%,没有供不应求的商品。事实上,国家早在1996年就提出要开拓农村市场,可农村市场就是“拓而不开”。原因有二:一是农民增收困难,无力消费。“现在农民人口占总人口的64%,只购买38%的商品,三个农民才抵得上一个城市居民的购买力。”[10](P5)二是农村地区基础设施条件差,无法为现代化生活提供正常的消费平台,从而限制了农民的消费欲望。因此,建设新农村,大力发展农村经济,努力促进农民增收;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可以为农民的生产、生活创造良好环境,进而为启动农村消费市场铺平道路。第二,建设新农村,是消除通货紧缩压力的现实需要。改革开放后,我国形成了巨大生产能力,对于促进经济社会发展,提高人民生活水平起了很大作用。由于广大农村市场未能得到及时有效的开发,在城市有效需求逐渐饱和而又缺乏新消费热点的情况下,产能过剩的矛盾也就显露出来了,可以讲,如何解决国内产能普遍过剩而可能导致的通货紧缩是“十一五”期间所面临的首要挑战。事实上,面对通缩危机,大多数市场经济国家的政府基本都束手无策,只能慢慢等市场把效率较低的企业淘汰掉,其过程无疑是缓慢而痛苦的。对于目前我国经济走向而言,拉动内需的问题变得紧迫而直接。因此,建设新农村,释放中国最大一块消费市场的活力,将有助于走出当前内需不足、市场疲软的局面,同时让中国经济远离正在走近的通货紧缩。第三,建设新农村,是拉动当前经济增长的现实需要。拉动中国经济增长有三驾马车:消费、出口和投资。拉动当前经济增长,对农村投资就具有重要作用。近年我国在城市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主要用意也在此,但事实表明其联动效应并不强,未能有效激活民间活力,特别是启动农村消费市场。因此,建设新农村,就成为促进经济增长的重要措施。据国家发改委马晓河调查,当前进行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全国平均每位农民需要投资约1700元到4900元,按照这个数字推算,全国农村基础设施投资估计为4万亿人民币。北大教授林毅夫认为,如果按“投资乘数”原理计算,至少将给相关企业带来差不多近10万亿元的投资空间,而且投入农村基础设施一元钱至少有九毛钱变成农民的收入。如果这些数据都能成为现实,可以相信,未来中国的经济增长将会逐渐实现由外力推动型向自主发展型转变。综上所述,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有其深厚的理论意涵,不仅是一个实现国强民富百年梦想的逻辑起点,而且是一项立意高远的国家战略和一项统筹发展的关键举措,更是对中国经济社会处于转折关口的一个重要战略部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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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校:彭大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