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论文

2022-04-15

[摘要]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必须加强农村文化建设。新形势下农村文化建设呈现许多特点,也存在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针对这些特点和问题结合工作实际提出了几点对策。[关键词]新农村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大力发展农村文化事业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重要任务。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论文(精选3篇)》的文章,希望能够很好的帮助到大家,谢谢大家对小编的支持和鼓励。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论文 篇1: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必须加强农村法治建设

摘要 新农村建设必须以法治为保障,当前农村法治建设中存在着农民法律意识淡薄、村民自治制度不能有效落实、农村传统文化与现代法治观念冲突等现实问题。为建设社会主义和谐新农村,必须提升农民法律素质,完善和有效落实关于农村的法律制度,加强农村基础环境建设。

关键词 新农村 法治建设 对策

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产业,农村是人们最基本生活资料的来源地,农民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70%以上,加强农村法治建设是建设法治国家的必然要求。“十二五”规划建议提出“必须坚持把解决好农业、农村、农民问题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为此,就必须把农村、农民、农业置于一个新的法律环境和制度环境之中,并以法律和制度来保障新农村获得更多的发展空间与动力。

一、 当前我国农村法治建设中存在的问题

(一)农村群众法律意识淡薄,法律知识欠缺。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民法律意识的增强与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没有形成合力的比例关系。表现于农民对权力的崇拜、权利义务的模糊、主体意识的淡薄和法律意识的缺乏等。农民法律意识是农民法律行为的直接支配因素,是法治舆论力量的基本来源,。法律知识就是法律力量,农民法律知识的欠缺不仅严重影响其法律意识的增强,而且严重影响了其行为。农民法律知识的欠缺,使农村宗法势力有了生存空间,强化了农村法治的障碍。

(二)经济落后制约农村法治的发展。

农村法治的基础是农村经济,农村经济的状况决定着作为上层建筑的组成部分——农村法治的演进。目前,我国农业正处在由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变和从传统农业向现代化农业转变过程中,农村经济还相当薄弱,远远落后于市场经济的需要,在此情况下,人们对法律调解社会生活的要求不高、不迫切。薄弱和落后的经济基础决定了农村法治进程处于先天需求不足和后天的发展的障碍。

(三)村民自治制度存在缺陷。

《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的颁布,使我国农村政治民主程序从制度上得到了根本性改变,取得了一定成功,但在实践中尚有较大缺陷,已成为进一步推进农村法治的障碍。主要表现在:基层政权对村民自治制度的“过度侵蚀”,农村乡镇政府、党组织往往会无视村民自治制度的安排,进行“权利干涉”,使村民自治制度无法真正实现;村民委员会的法律地位仍然不太明确,且无法依法保障,如与村党支部的关系、与乡镇基层政府等政权组织的关系不顺,导致“以党代民”、“以政代民”的问题严重;村民委员会的议事、决策民主程度不高,对村干部没有硬约束,使村民自治流于形式。村民自治成为村干部说了算,无法真正体现政治民主的本意;村民民主自治的积极性、主动性不高。

(四)传统农村文化对农村法治的消极影响。

中国传统文化以儒家学说为思想根基,强调人治而轻视法治,漠视法律的地位和作用,把治国的好坏寄希望于“清官”、“圣君”、“贤达”。我国农村深受治国传统文化的影响,一直以来以宗法观念为中心,强化“人治”传统,与法治所要求的全社会树立法律至上、权利本位、权力制约和公正、平等等法律理念相违背。长期以来,大量的法律法规在农村被“宗法”、“土政策”所规避,众多纠纷游离于法院之外,轻视法治。传统宗法组织等在农村生活中不断表现出强大的生命力。

二、 造成当前农村法治困境的原因

(一)农村法治成本与收益的不对等——经济原因。

改革开放以来,相继制定了许多法律,给予了经济建设良好的制度支撑,然而这些制度一直都无法在农村很好地实行,不能发挥其应有的社会效益,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守法的收益小于成本。首先,从成本与收益角度分析,如果守法的成本大于收益,则必然会选择其他途径解决问题。我国农村面积广大,居住较为分散,村民的接触面也相对狭窄,通常发生的纠纷在群族邻里之间,彼此之间熟悉,而且可能有一定的连带关系,“熟人之间一般不需要法律,或者很少需要法律”,因此村民之间诉诸法律会承受相当大的社会成本,在成本与收益权衡之间,村民往往选择眼前成本小的非讼方式。其次,从制度基础分析,法经济学认为法治应以市场经济、财产权制度和完善的契约等为基础。按照亚当·斯密的观点,实现人们安居乐业、民富国强的法律条件是建立完备的财产制度、契约制度和保障公民自由、适当的政府形式。20世纪70年代末,我国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才使农民有了一定的财产权,而我国的财产制度仍旧是极不完善的,如现行的农村土地承包制,由于相应财产制度的缺失,往往导致许多地方农村土地的不稳定性,甚至公权力的滥用,影响了法律的权威。

(二)农村乡土秩序与现代法律秩序的冲突——社会原因。

哈耶克把秩序分为三种:一是纯自然的自生秩序,二是理性设计的人造秩序,三是人之行为但非人之设计的社会自生秩序。我国乡土自生秩序受传统文化的影响,已经深深根植于人们心中,遇见纠纷问题通常寻求私力救济或者家族的权威等形式,这成为农民自然而然的选择。而目前社会发展需要进行法治建设,这就必然对原生社会秩序产生冲击,我们可以把农村乡土秩序与现代化秩序的冲突看成是民间法与国家法之间的冲突。国家法是特定国家机构制定、颁布,自上而下予以实施,具有普遍性的特点;而民间法出于习惯,由乡民长时期生活、劳作、交往和利益冲突中显现,具有乡土性、地域性和自发性特点。

(三)农村法文化与法制度的双重不足——文化原因。

法文化是社会文化整体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主要包括潜于人内在的隐文化和显于社会外在的显文化。隐形文化是指人们的法律思想、意识,其包括不同的层次内容,法律意识应是主要的表现层次。法治社会需要人们不仅要守法,而且应该从运用法律保护自己的权益发展到运用法律主动维护社会公共利益,这一点在我国农村尤其缺乏;显性文化则表现为法律制度、法律设施和法律组织等。与此同时,我国相继制定了一些治理农村的法律制度,这些制度与深根于农村的潜规则往往会发生冲突,进而会影响其效力。与此同时,我国有关农村的法律制度又以行政法规或地方性法规形式出现的较多,层次较低。这些法律制度不能一次性改变隐性文化层面的潜规则,需要经过长期的竞争,反复不断地博弈,使这些法律获得正当性的认可并被农村社会所遵守,将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三、 农村法治困境的解决对策

(一)大力推进农村的普法宣传教育。

法律意识是建立法治社会的重要前提,只有法律主体法律意识的提高,法治建设才能有效推进。要努力改变农民缺乏适应现代民主法治需要的主体意识和缺乏独立人格的自主能力等状况。农村法治离不了农民参与,在提高农民教育水平的同时,要畅通大众传媒法律知识宣传渠道,以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使农民接受法律知识的经常教育。基层司法机关要利用典型案例以案说法,从而增强农村广大群众的法治信仰。

(二)建立健全农村的司法机构。

首先要在广大农村以乡镇为单位,建立和完善法庭和司法所,从根本上方便群众打官司,要增设编制,录用法律专业人员到乡镇司法部门工作,为农村群众提供诸如法治咨询、诉讼代理等法律援助。事实说明,农村群众怕打官司的心理更多的是来自于对法律知识的缺乏,如果这一问题得到解决,农村法治进程将会极大推进。

(三)完善村民自治的相关法律制度。

进一步保障村民自治的有效落实。具体说,应当放手让村民委员会独立处理本村公共事务,将乡镇与村委会的关系,从当前事实上的上下级关系,规范到“指导、支持和帮助”的关系上来。针对当前乡政府实际掌控村级事务的情况,还应该制定相关的法规或规章,防止乡镇借“一事一议”的形式向农民乱摊派。此外,还有必要进一步规范“两委会”制度,完善村级办事程序。

(四)加强农村法治基础环境建设。

建立法治社会需要相应的基础,包括经济基础、民主政治、现代文化和社会和谐。如果没有良好的基础,即使政府强力推行效果也是暂时的。经济基础、民主法治、现代文化对农村法治的重要性是显而易见的,社会和谐对法治社会建立亦是至关重要的。据调查,农村人员无视法律直至犯罪的原因许多是由于贫富悬殊,从而产生了“仇富”心理,并在此心理推动下走向法治社会的反面。另外从法律的价值来看还应该包括宽容,法治社会要求社会道德维护,法治社会也是以发扬社会美德为目的。这四个基础是相互的,其中以经济基础为起点,以社会和谐为落脚点,最终构建和谐的法治农村。

(作者:山东省日照市委党校副教授,法学士学位,研究方向:行政法,民法)

作者:迟玉华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论文 篇2: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必须加强农村文化建设

[摘 要]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必须加强农村文化建设。新形势下农村文化建设呈现许多特点,也存在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针对这些特点和问题结合工作实际提出了几点对策。

[关键词] 新农村建设 社会主义 文化建设

大力发展农村文化事业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重要任务。《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提出了建设新农村的“20字”蓝图:“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可以看出,新农村建设是一个系统工程,既有农村经济建设的内容,又有农村文化等社会事业建设的内容;既有农村综合改革的内容,又有农村精神文明建设的内容。五个方面相互融通,相辅相成。放松了农村文化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就难以取得扎扎实实的成效。

一、加强农村文化建设对促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重要意义

文化通常是指人类发展过程中所创造的精神财富及其物质载体,包括制度文化,思想文化和物质文化。农村文化主要是指农村居民的精神文明活动。

农村文化具有四个主要功能:一是传承文明的功能。农民在长期的历史活动中积累了大量优秀的文化遗产,并通过文化活动使它们得以继承发扬。二是社会和谐功能。文化活动可以促进人们相互交流思想,减缓矛盾冲突,取得社会共识,促进农村社会的和谐稳定。三是生活服务功能。文化活动是农民的基本需求和日常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发展农村文化事业,让广大农民广泛参与其中,可使农民充分享受休闲娱乐,寄托情感,提高审美水平。四是经济发展功能。健康积极的文化活动增进人们之间的信任和了解,有助于降低经济活动成本,提高经济效益。

无论是农业的发展,农村的进步,还是农民的致富,都离不开文化的哺育和支撑。文化又是一种历史积淀,一旦形成,就具有持久性、稳定性、连续性,对经济社会发展有着无可替代的作用。加强农村文化建设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内在要求,是满足广大农民群众多层次多方面精神文化需求的有效途径,对于实现农村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具有重大意义。

二、当前农村文化呈现的时代特点

近几年来,由于经济发展的推动和各级党委、政府的重视,农村文化建设普遍加强,农村文化呈现出新的时代特点。

1、农民对精神文化生活的渴求更加强烈。今日农民,大部分不再是那种“面朝黄土背朝天”,“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庄稼人了。他们在劳作之余,有的参加自发组织的文化娱乐活动;有的揣着书本或一头扎进图书室看书学科技;有的看电视,听音乐;还有的打开电脑遨游于网络世界,表现出对文化生活的强烈渴求。江西省樟树市义成镇晏家村农民晏欠根还在自家的小洋房里建起了科技屋,自费买回了1000多册农业科技书和100多盘科技光盘,附近许多农民来到他的科技屋里“充电”。奉新县罗市镇港下村农民张再涛创办的家庭图书室近3年接待前来读书看报的群众达12万多人次。高安八景镇的文化广场平均每天有200多人来跳舞、健身娱乐。所有这些都表明,

农民已经有了新的文化追求,重视提高自身素质,以洗刷愚昧、落后、保守的形象,这是当前农村文化的一个重要特点。可以预见,它的进一步发展必将为新农村建设提供强有力的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

2、农村文化事业发展迅速加快。随着农村经济的发展,农民的娱乐工具也跟进了时代步伐。彩电、音响等家电已进入了农村千家万户,各种群众文化活动遍地开花,一些偏僻的农村也日渐热闹起来了。不仅县市有电视差转台,而且很多乡镇也建起了电视差转台,有些乡镇有线电视入户率达到100%,丝毫不亚于城市。卡拉OK歌厅、电子游戏机、录相、桌球等原来属于城市的文化娱乐设施快速向农村延伸、普及。据了解,近年江西省宜丰县通过政府引导扶持在农村建起了农民书屋120个,农民乐队57支,农民放映队15个,农民(社区)剧团8个,农民(社区)文化活动室320个。农村文化事业的快速发展是党中央高度重视农村文化建设的必然结果,适应了农民求知求乐的需求。

3、群众性文化活动更加丰富多彩。农村文化事业的加速发展,娱乐项目的不断增加,极大丰富了农民的文化生活。节假日,“送文化下乡”活动给农民送来了文化大餐,农民自己组织的龙灯队,舞狮队走村串户;闲暇时,青年人,打桌球,进舞厅潇潇洒洒;中老年,看电视、打棋牌乐在其中,还不少人走进图书室增长知识。在接受现代文化熏陶的同时,沉寂多年的传统文化也被挖掘出来,并被赋予新的内容。万载的傩舞、袁州的三星鼓、高安的采茶戏、靖安的农民诗社、上高的农民摄影、宜丰的根雕等以不同的艺术形式给予了农民精神享受,深受农民群众的喜爱。现代文化与传统艺术的并举,满足了不同层次农民群众对文化生活的不同需求,陶冶了农民的思想情操,推动了新农村建设。

三、当前农村文化建设存在的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

农村文化建设在呈现新的时代特点的同时,仍然存在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

1、宗族派性、封建迷信、赌博偷盗、早婚早育和婚丧事大操大办等陈规陋习还在继续干扰着农村文化建设。构建和谐社会,调解民事纠纷,难度最大的就是宗族派性介入其中。有些农村干部党性不强,以宗法代替国法,家长代替村长;宗族派性甚至干预村干部的选举。一些宗族派性观念比较顽固的人,他们的言行与先进文化格格不入,可是说教却仍然有一些市场。相当一些地方,婚娶对八字,死人做道场,建房看风水,看病求巫医,抽签卜卦等迷信活动还颇有市场。有些村庄赌博之风还比较严重,赌具由麻将、扑克扩大到桌球、游戏机;赌资由几角几元到几十元甚至上千元;赌场由室内到室外,由隐蔽到公开,参加赌博的人形形色色,个别干部也涉足其间。在婚育问题上,未婚同居,造成事实婚姻;未婚先孕,造成计划外生育。有些农村办婚丧事讲排场,摆阔气,搞攀比,图脸面,动辄几十桌,耗资成千上万元。人情风越刮越猛,人情债越负越重,成为尚不富裕的农民另一种沉重负担。

2、农村文化建设的队伍不稳,投入不足,文化工作步履艰难。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农村有文化站管理员、电影放映员、广播员等专职文化干部,他们的辛勤工作为农村文化繁荣作出过贡献。后来受各种因素的影响和限制,这些农村文化专干有的改行,有的辞职。江西省袁州区八十年代农村文化专干转为正式文化编制的14人,现无一人专职在岗。人才的缺失制约了农村文化事业的深入开展。由于地方财力困难,用于农村文化建设的投入杯水车薪,捉襟见肘。再加上目前对农村文化建设缺少一整套系统的评价标准和评价制度,好坏差不多。这些原因使农村的文化工作步履艰难。

3、部分干部思想认识模糊,农民文化素质普遍不高,影响了农村文化建设。有些干部,尤其是一些领导干部不能正确处理、摆正两个文明建设的关系,他们总是注重经济效益,忽视社会效益;注重显性政绩,忽视隐性政绩;注重眼前成果,忽视长远利益。他们认为文化事业可轻可重,文化建设可有可无。由于信息技术的推广,传播媒介的迅速增加,一些品质不高、思想意识不够健康的东西也随之多了起来。那些武打枪战、凶杀暴力、复仇言情的镜头对人们的思想产生了一些负效应。现实生活中一些腐朽落后的东西也在毒害腐蚀着人们的灵魂,由于农民文化素质偏低,欣赏能力和“免疫”能力还比较差,这种负效应和毒害则严重影响着农村文化建设。

四、加强农村文化建设的几点对策

1、加强农村精神文明建设,倡导健康文明的新风尚,培育造就新型农民。农村基层组织要结合当地实际,向农民理直气壮地宣传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广泛深入地进行社会公德教育、法制教育、基本国策教育和党在农村现行政策的教育,提高广大农民的思想文化素质。要开展以树立社会主义荣辱观为主题的“文明家庭”、“好邻居”、“好婆媳”等评选活动,在农村营造一种良好的社会风气。要广泛开展送温暖,献爱心,尊老爱幼,扶贫帮困活动,树立起“我为人人,人人为我”的价值观念。要大力开展移风易俗活动,革除农村中腐朽、愚昧、落后的东西,提倡健康、科学、文明的生活方式。在陈规陋习的多发季节和重点地域,有针对性地开展专项活动。要精心组织群众性的节目文化活动,围绕中心工作经常开展知识竞赛,文艺演出,专题广播,各种展览等文化活动。要制订和完善村规民约,约束和规范人们的思想行为,通过这些措施大力提高农民文明程度,塑造新型农民。

2、因地制宜增添文化设施,大力开展“送文化下乡”活动,营造农村文化氛围。占领农村文化阵地,增添文化设施是必不可少的重要一环。一是建设一些花钱不多,受益者众的最基础的文化设施。如在每个村建立一个或几个阅报栏,有条件的村建立农民阅览室,还可以通过政策优惠、资金支持鼓励农民创办戏社、乡村剧团等。二是积极探索拓宽社会办文化的渠道,走市场化路子,整合文化资源,鼓励文化能人自办文化,开展各种面向农村、面向农民的文化经营活动,解决过去“有钱人不办文化,办文化的没有钱”的被动局面。三是充分利用农村原有的空闲场所建设文化设施,实现综合利用。万载一些农村原有的宗族祠堂,以前除有时办一下红白喜事,大部分时间是空闲着,如今政府积极引导扶持将祠堂办成了农民文体活动中心,深受农民兄弟欢迎,增强了农村文化氛围。另外,“送文化下乡”是党和政府为农民办的实事之一,“政府买单,农民看戏(电影)”这一先进文化传播形式,农民打心眼里欢迎并盼望这一活动能长期有效地开展下去。

3、提高认识,强化队伍推动农村文化建设深入开展。各级领导干部要从战略高度来认识农村文化建设的重要性,认真落实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农村文化建设的意见》,切实加强对农村文化事业的领导,建立农村文化建设目标责任制,完善一整套系统的评价标准和评价制度推动农村文化的深入开展。要强化农村文化队伍建设。采取有效措施稳定和发展专兼职结合的农村文化队伍,逐步提高队伍的整体素质。积极培育农民文化骨干,充分发挥民间艺人,文化能人在活跃农村文化生活,继承发展民间文化方面的作用,巩固农村文化建设的基础,不断开创农村文化建设的新局面。○

责任编辑 张荣辉

作者:李爱根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论文 篇3: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小考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在20世纪50年代就提出来了。但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历史背景是不同的,具体内容有联系也有区别。

20世纪50年代,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在农业合作化、党中央部署实施《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的背景下,由一些地方领导人率先提出来的。如:1956年初,中共湖北省委第一书记王任重在黄冈地委召开的干部大会上作过一个报告,题目就是《建设社会主义的新农村,建设人民幸福的新生活》。1962年10月,王任重在中共湖北省委扩大会议上“旧话”重提,指出:“这是一个老口号。我们第一次提出这个口号,是一九五六年一月在黄冈地委的一次五级干部大会上。那时正是合作化高潮时期。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人民幸福的新生活,这是我们的奋斗目标。”必须指出,这时地方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口号,得到了党中央和毛泽东的支持。如:1957年11月29日,湖北省委关于各级干部种试验田的报告,汇报了湖北省各级干部种试验田的情况,提到“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劲头正在越来越大”。1958年2月14日,中共中央转发了这个报告。又如:1957年12月31日,《浙江日报》发表《是促进派,还是促退派》社论,提出,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是我们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伟大纲领。1958年1月3日,毛泽东批示:“此篇很好,可转载,并可广播。”

20世纪60年代乃至70年代,在动员城市人口下乡、组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解决农业困难的背景下,不少地方领导人经常提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口号。如:中共中央中南局第一书记陶铸在广东多次提到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1964年4月2g日,他号召医务工作者到农村去,指出:“我们应当去帮助农民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过社会主义的有文化的生活。”他认为,改善住宅,搞好卫生环境,“也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一件大事。”1965年8月,陶铸接见广东省、广州市和中山医学院医疗队讲话时指出:“组织医疗队到农村去,帮助农民治病,了解农民生活,了解农民疾苦,这不仅是一项很重要的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工作,对医生本人的锻炼和提高也大有帮助。”即使是“文革”动乱中,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仍时而被地方领导人提起。如:1973年11月,中共广东省委书记王首道提出:“各行各业都要支援农业,为农业大干快上,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贡献力量。”必须指出,60年代党中央的文件中也开始使用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提法。如:1964年1月16日下发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动员和组织城市知识青年参加农村社会主义建设的决定(草案)》,两次提到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

20世纪50年代、60年代提出的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内容,已包括发展农村经济和实现农业现代化、改善农民生活、缩小城乡差别。王任重认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基础是发展生产”,“发展农业生产力,归根到底还是要靠技术改革。”“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农业,有觉悟、有文化的农民,农村的生活逐步同城市接近,这些,就是我们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目标”。当时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内容还包括改善住宅、卫生环境、医疗条件和文化建设,如上面陶铸提到的。这些内容与党的十六大以来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内容有着重要的历史联系。但是,当时,对这些内容的阐述尚未出自中央最高决策层,而主要出自一些地方领导人之口,影响的范围有限。更大的问题在于当时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口号与农业发展的急躁冒进、城市人口下乡的政策强制性、农民被束缚在土地上无进城自由等联系在一起,难以调动农民的积极性,效果有限。

邓小平领导改革开放以来,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提法,经常出现在党中央、国务院分管农业和农村工作领导人的讲话中。如:在领导安徽率先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获得极大成功后到中央担任国务院副总理的万里,多次在全国农村工作会议上讲到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他指出:“农村的党员同志,不仅要带头勤劳致富,而且应该做好群众的思想政治工作,带领群众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既要搞好物质文明建设,又要搞好精神文明建设。”“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主要应当靠农民自力更生,不能完全靠国家增加投资。”万里的提法,得到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支持。《中共中央关于一九八四年农村工作的通知》,号召农村党组织“带领广大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和社会主义建设积极分子,团结亿万农民,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而奋斗”;要求各行各业大力支援农业,“为促进商品生产发展、加强工农联盟、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做出新的贡献。”

党的三代中央领导集体核心领导人在讲话中明确使用“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概念的是江泽民。1992年12月25日,江泽民在武汉主持召开安徽、江西、河南、湖北、湖南、四川六省农业和农村工作座谈会时讲话,结合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提出在农村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走出一条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农村的路子。”1994年10月29日,江泽民在会见全国农村基层组织建设工作会议全体同志时指出:为了完成新时期党在农村的历史任务,一定要把全国八十多万个农村基层组织分期分批地建设好,关键是把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好,充分发挥它的核心领导作用,使农村基层组织能够富有成效地工作,把九亿农民紧密团结在党的周围,凝聚成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强大力量。1998年9月10日,江泽民与妇联新一届领导成员和妇女八大部分代表座谈时指出:农村妇女占全国妇女的绝大多数。要下大力气采取多种形式和措施,积极组织和引导她们学文化、学技术、学其他知识,使她们在这些方面不断有所进步。这对于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和实现国家的现代化都是很重要的。江泽民担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13年间,不仅解决“三农”问题的中央文件中多次提到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而且好几次中央全会通过的决定或决议中都提到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1990年3月12日,十三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同人民群众联系的决定》中提出,“农村党组织要积极带领群众勤劳致富、共同致富,坚持和完善联产承包责任制,发展服务体系,壮大集体经济,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1996年10月10日,十四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若干重要问题的决议》中提出,“要以提高农民素质、奔小康和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为目标,开展创建文明村镇活动”。1998年10月14日,十五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农业和农村工作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农村”、“建成富裕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新农村”。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至十六大之前,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口号经历了由中央分管农业的领导人倡导到中央核心领导人倡导的发展过程。这个过程的背景;先是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广大农民从小块土地的束缚中解放出来,农业生产力和农村经济大发展;接着是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条件下,坚持和完善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坚持“三农”基础地位不动摇。这时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还没有提出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的办法,还没有作为现代化建设的一大战略任务。

把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作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一大战略任务,实行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的办法,是十六大以来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明确提出来的。十六届四中全会上,胡锦涛指出:“综观一些工业化国家发展的历程,在工业化初始阶段,农业支持工业、为工业提供积累是带有普遍性的趋向;但在工业化达到相当程度以后,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实现工业与农业、城市与农村协调发展。也是带有普遍性的趋向。”我们“要在国家总体实力不断增强的基础上,在深入挖掘农业和农村发展潜力的同时,不断加大对农业发展的支持力度,发挥城市对农村的辐射和带动作用,发挥工业对农业的支持和反哺作用,走城乡互动、工农互促的协调发展道路。”十六届五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我国现代化进程中的重大历史任务。要按照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的要求,坚持从各地实际出发,尊重农民意愿,扎实稳步推进新农村建设。”胡锦涛在这次全会上指出:“坚持做好‘三农’工作,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十七届三中全会作出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胡锦涛在会上要求“着重领会好把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作为战略任务、把走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道路作为基本方向、把加快形成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新格局作为根本要求的战略思想。”指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关系推进农村改革发展全局,关系全面建设小康宏伟目标顺利实现,关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面推进,是农业、农村、农民工作的牛鼻子和总抓手,必须作为战略任务抓紧抓好。”

十六大以来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理论与实践的发展,与胡锦涛历来重视继承和发扬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思想传统、早就重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工作有着密切的联系。十四大之后至十六大之前,胡锦涛担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10年间就不断地谈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问题。1993年7月15日,胡锦涛与青年星火带头人座谈时,提出广大农村青年要树立远大志向,在发展农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实践中,充分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胡锦涛代表中央抓农村基层组织建设工作时,不断地阐明奔小康、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目标。1994年5月中旬和6月下旬,他在河南和天津农村考察时分别谈了这个目标。1996年6月中旬在吉林农村考察,1997年10月中旬在天津农村考察,他又分别谈了这个目标。1999年12月上旬在山东、江苏、安徽交界地区的农村考察,2000年9月上旬在河北农村考察,2002年2月中旬在黑龙江农村考察,他又一而再地分别谈了这个目标。1994年10月26日,胡锦涛在全国农村基层组织建设工作会议上讲话时指出,农村基层党组织要把广大农民群众紧紧团结在党的周围,形成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强,大合力;农村基层干部是带领广大农民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骨干力量:要鼓励他们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建功立业。1996年10月25日,胡锦涛在全国农村基层组织建设工作座谈会上,要求一定要把领导班子和干部队伍建设作为基层组织建设的治本之道、长久之计,下大气力和真功夫抓紧抓好,在乡村两级逐步造就一支政治强、思想好、清正廉洁、公道能干、同群众保持密切联系、能带领农民群众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干部队伍。1997年lO月29日,胡锦涛出席全国农村基层组织建设电视电话会议,回顾总结三年来农村基层组织整顿和建设工作时,充分肯定了全面发展农村经济、脱贫致富奔小康、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目标。胡锦涛提出,“在农村,要引导广大青年树立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光荣感和责任感”;“广大农村妇女要积极投身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伟大实践”。

2002年3月8日,胡锦涛参加九届人大五次会议河北代表团的全体会议时强调,要不断提高基层干部带领农民群众致富奔小康、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能力和水平。

十六大以来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重点难点在农村,解决好“三农”问题成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的背景下提出来的。十六大以来强调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从思路看,是要贯彻科学发展观,统筹城乡发展,推动农村全面小康建设进程,指导方针更明确;从背景看,是在我国经济实力不断增强、农村生产力持续发展和农村经营体制日趋完善的新形势下提出的,发展起点更高;从目标看,提出了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的总体要求,体现了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和党的建设协调统一的发展要求,工作布局更全;从方式看,明确要加大国家投入,实行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并动员全社会广泛参与,扶持力度更大。胡锦涛指出:“这次强调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对我们党长期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重视‘三农’问题战略思想的继承和发展,是在新形势下加强‘三农’工作、更好地推进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进程和现代化建设的战略举措。”

作者:曹应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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