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道德冷漠现象探析论文

2022-04-25

摘要：对社会而言，道德是保证人们有一个宁静愉快、安宁和谐的社会环境的必要条件，也是一个社会经济繁荣、文明健康的基础。然而，在社会主义经济高度发展的今天，社会却出现了不和谐的音符，被人称做“冷漠流行症”。下面是小编整理的《社会道德冷漠现象探析论文(精选3篇)》，欢迎大家借鉴与参考，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社会道德冷漠现象探析论文篇1：

道德教育在何种意义上可抵制道德冷漠*

当前“道德冷漠”行为严重刺激社会神经与公众眼球，本文从道德教育层面讨论如何抵制道德冷漠。道德教育能够营造道德氛围；道德教育能够克服无意识道德冷漠流弊；道德教育能够打造道德自我反思思维；道德教育能够重构道德行动动力。

道德教育；道德冷漠；道德氛围；道德反思

袁和静，北京中医药大学人文学院，讲师，博士

中国当下社会道德问题已然成为社会普遍热议的焦点问题，社会无德行为和各类病态事件在社会不同领域屡屡发生，如小悦悦事件、“毒食品”事件、复旦投毒事件、厦门纵火案、各类权力腐败案件等，对政府公信力和社会风气产生了严重的负面影响。其中社会道德冷漠问题更引人注目，严重刺激了社会的神经系统与网民大众的眼球，正如学者龙静云所言：中国的道德状况是一幅“感动与疼痛交织、忧虑与希望同在、主流进步与问题突出并存”的复杂图景[1]。面对道德冷漠现象，有学者认为“道德教育成效的微弱已成为有目共睹的事实”[2]，提升道德教育来抵制道德冷漠现象是现实所迫，尤为必要，因此，深层次讨论道德教育的价值和意义问题是本文的核心命题。

一、道德教育能够营造道德氛围

当前道德冷漠事件频发的主要原因在于缺乏良好的社会道德氛围。从全社会来营造贬抑行为之恶和褒扬行为之善的社会道德氛围是现实所迫，只有良好的道德氛围与舆论环境才能形成强大的震撼力和威慑力，使坏人坏事受到集体谴责与惩罚。在道德赏罚制度、社会舆论营造、道德监督机制缺乏全方位保障的情况下，唯有通过道德教育来进一步营造道德氛围。

一方面，道德教育可以从价值观教育和理论文化建构方面塑造道德氛围。如葛晨虹教授所言：“改革开放发展中，社会精神文明和国民素质在许多方面得到了建设和提高，但从整体看，国民素质参差不齐也是一个明显事实，民众价值观和道德水平也存在较大差异。”[3]特别是在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商业文化和功利气息的弥漫，使物欲主义、功利主义、奢华主义、消费主义、个人主义等价值观念充斥着整个社会，从而导致社会观念与群体心态发生转变，出现道德冷漠行为。同时，市场文化不仅冲击了价值观导向，也使得理论文化出现错位和缺位现象，理论建设缺乏社会认同根基与情感支柱。因此，可以通过道德教育着重从价值观导向与理论建构方面抓起。

另一方面，道德教育可以通过隐形教育方式营造道德氛围。道德教育不在于集体灌输与外在强制学习，关键在于隐形渗透与贯彻。一般而言，道德观念与理论形态具有较强的理论性、抽象性和概括性，因此，道德教育必须以喜闻乐见的形式扎根于社会教育之中，融入到群众生活当中，切实为大众所接受；道德教育要用简单活泼的大众话语代替深奥的理论表述，逐步增强理论文化的感染力和渗透力，使其化为人民群众的情感、意志和信念，成为人们的自觉追求和自愿行为，从而使道德理论内化为价值观念，外化为自觉行动；道德教育还要有效整合主流媒体、网络媒体以及民间传播等多种方式，以“润物细无声”的形式，达到道德理论体系在社会领域中的春风化雨。

二、道德教育能够克服无意识

道德冷漠流弊

社会道德冷漠现象的发生与责任分散效应或无意识道德冷漠密切相关。责任分散效应主要是指，当需要帮助的紧急情境发生之时，由于有很多人在场，每个人都会认为所应承担的责任相应减少。就个体而言，如果只有他一个人在场时，他可能会把责任看成百分之百，而当很多人在场时，他会认为责任是大家的，每个人都应承担一份责任，这一现象在心理学上被称为“责任分散效应”。

2011年10月13日发生在广东佛山南海黄岐广佛五金城的小悦悦事件中，当两岁的小悦悦相继被两车碾压之后，短短7分钟内路过的18名路人都视而不见，漠然离去，最后一名拾荒阿姨陈贤妹上前施以援手。以责任分散理论来分析，当很多人都在场的情况下，群体的规范和内聚力变得失调，每个人的责任都被分散，大家普遍存在“我不去救，有别人去救”的心理状态，然而，当大家都认为别人会承担某种责任的时候，恰恰没人承担。由每个人所共同承担的责任已经不断被细化，甚至有的责任主体已经把本有的道德责任当做漂流瓶而任意丢弃，当社会的不道德事件刺痛民众的神经时，大家纷纷谴责社会，指责当事人，对社会道德状况表示遗憾和焦虑，然而事实却是我们共同承担的责任被不断地肢解，割裂，甚至消解，最终出现的局面就是“有罪过，但无犯过者；有犯罪，但无罪犯；有罪状，但无认罪者”[4]。虽然其现象的普遍存在带来了集体冷漠的结果，但心理学家认为该事件不能单纯归因于社会冷酷无情或者道德沦丧。

要克服由责任分散效应带来的无意识道德冷漠，道德教育必须担负起职责，教育社会和民众，每个人的责任都是至高和神圣的，责任是不能转移、无法替代的。个体存在的标准之一就是通过责任来展现，有些社会的责任是作为人而不能随意拒绝与转嫁的。诚如列维纳斯所说：“做人意味着……是我维持着他者，是我应当为他者负责……我的责任是不可转移的，无人可替代。实际上，就是说做人始于我的责任……责任是我独自负有的，是我作为人所不能拒绝的。这种责任是唯一的最高尊严。我是我的唯一标准就是：我是负责任的。”[5]所以，责任教育就成为了道德教育的重要使命，当然道德教育或者责任教育的重担不仅靠学校，更需要社会各界共同重视，不断弥补道德教育中的空白点。唯有不断加强责任教育，才能真正克服无意识道德冷漠流弊。

三、道德教育能够打造道德

自我反思思维

改革开放以后，我国的社会结构发生深刻变化，最重要的莫过于由“熟人社会”向“陌生人社会”的转变。在“熟人社会”或者乡土社会，每个人“从自己推出去的和自己发生社会关系的那一群人里所发生的一轮轮波纹的差序”[6]。在“差序格局”状态中，伦理关系简单明确，大家以自我为中心，以血缘为纽带，形成亲疏有别、爱有差等的伦理秩序。而进入“陌生人社会”以后，社会交往变得复杂，人际信任降低，道德能否实现取决于个人的道德自律和道德反思。因此，“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律条竟然成为多数人的道德信仰，使得道德资源变得稀缺，人格变得平庸。应该说，每个有道德能力的人都是道德的主体，都应该适时进行道德的自我反思，进行负责任的道德选择，首先以自我的道德责任标准来衡量自己的所做所为，而不是挥动道德的准绳去任意评论别人的行为，否则道德责任就失去了最基本的道德根基，道德冷漠的存在随之成为普遍。康德讲：“人，每一个在道德上有价值的人，都要有所承担，没有任何承担，不负任何责任的东西，不是人而是物件。”[7]

道德冷漠者或者是一种无意识行为，或者是将个人与社会隔离，固守在属于自己的狭小圈子里，扭曲社会关系。法国哲学家萨特曾说过：“如果与他人的关系被扭曲了，被败坏了，那么他人只能是地狱。”[8]同样的，自己对于他人而言，自己也是他人的地狱，因此，道德冷漠不仅仅是对于他人和社会的袖手旁观，同时也是对于自我和人性的冷漠。别尔嘉耶夫认为：“人悬于两极：既神又兽，既高贵又卑劣，既自由又受奴役，既向上超升又堕落沉沦，既弘扬至爱和牺牲，又彰显万般的残忍和无尽的自我中心主义。”[9]为此，道德教育的目标之一，应该打造道德自我反思思维，汇聚正能量，树立新道德榜样，培养能够进行自我反思，“具有理性道德的人，对道德规则的内容、原因和内在价值具有充分的理性认识，对道德基本原则怀有理性热情，并且能够将它们自觉地运用于行为中的人”。[10]主体道德心理的形成，道德行为的践履都以道德自我反思为基础，面临道德情境，感受道德现象，形成道德印象，其中都需要道德思维的加工处理，将道德信念、道德目标、道德规范转化为稳定的道德人格，通过道德判断和推理，树立道德角色，进入道德实践，落实为道德行为，杜绝道德冷漠，这便是道德教育的重要价值目标和意义所在。

四、道德教育能够重构道德行动动力

道德冷漠现象并不是现代社会的“标记”，19世纪末，美国传教士明恩浦曾在《中国人的特性》中，记载过旁观者对落水者见死不救、冷眼旁观甚至趁火打劫的情形。其描述的现象虽不普遍，但也折射了道德冷漠现象存在的长期性，而道德冷漠反应出的主要问题是社会成员缺乏基本的道德行动动力，面临突发情形时，不出手相救而仅充当“看客”，作为漠然的“局外人”，“贵”在不参与。市场化发展所需要的理论原则与价值规范已然无法解释和应对当今道德冷漠状况，逐步产生了信任危机与道德悲剧，更加导致社会群体缺乏基本的道德行动动力。如学者王珏所言：文化多样、利益多元的“后单位时代”集体道德行动呈现出不同于单位制度时代的道德行动逻辑，调查数据表明，单位组织集体道德行动的特征及其规律，具体表现在道德行动方向多元、道德行动动力不足及道德行动能力欠缺上。[11]

为此，道德教育的目标之一就是重构道德行动动力，改变社会集体道德行动动力不足的现状。在古希腊亚里士多德的学说中，道德行动的动力主要来自于行动者本身理性思考、情感认同、充分慎思的基础之上，取决于行动者的价值选择。而道德行为要合乎道德要求，行动者必须处于以下情形：“首先，他必须知道那种行为；其次，他必须是经过选择而那样做，并且是因那行为自身故而选择它的；最后，行为者必须是出于一种确定了的、稳定的质量而那样选择的。”[12]亚里士多德的道德学说为当今的道德教育提供了理论指导，为了更好地重构道德行动动力，首先，道德教育必须明确何谓“道德行为”，让社会每一个人懂得“道德行为”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其次，“道德行为”的选择是自愿的，发自内心的抉择；最后，选择“道德行为”的根本在于培养每个人的道德质量，如通过各种教育形式树立道德良知，坚定道德信仰，培养道德情感，坚守道德底线，牢记道德责任，拥有道德勇气，知晓道德荣辱。唯有如此，才能重构道德行动动力，逐步抵制社会道德冷漠现象。■

参考文献：

[1]龙静云，熊富标.当前我国道德领域的突出问题及其深层原因探析[J].伦理学研究，2003（1）：71-77.

[2]肖霞.从道德的功利性看“道德冷漠”的矫治[J].胜利油田党校学报，2007（2）：33-36.

[3]葛晨虹.“道德冷漠”及社会道德问题思考[J].苏州大学学报，2012（2）：31-34.

[4]齐格蒙特·鲍曼.后现代伦理学[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21.

[5]王振林.透视后现代伦理学[J].人文杂志，2004（6）：20-23.

[6]费孝通.乡土中国，生育制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27.

[7]康德.道德形而上学原理[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7.

[8]让·保罗·萨特.他人就是地狱：萨特自由选择论集[M].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10.

[9]别尔嘉耶夫.人的奴役与自由[M].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94：28-29.

[10]彼得斯.道德发展与道德教育[M].邬冬星，译. 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2000：210.

[11]王珏.“后单位时代”集体道德行动的特征及其规律—基于社会调查的实证研究[J].道德与文明，2010（4）：135-139.

[12]亚里士多德.尼各马可伦理学[M].廖申白，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9.

责任编辑/程曦

作者：袁和静

社会道德冷漠现象探析论文篇2：

社会冷漠现象剖析

摘要：对社会而言，道德是保证人们有一个宁静愉快、安宁和谐的社会环境的必要条件，也是一个社会经济繁荣、文明健康的基础。然而，在社会主义经济高度发展的今天，社会却出现了不和谐的音符，被人称做“冷漠流行症”。

关键词：道德教育；传统道德；教与管

一、“冷漠流行症”的症结

首先，追逐利益的心态直接导致道德冷漠。身为社会人，在这个物欲横流的时代，每一个人都发生着变化。人们开始追求品牌，追求享乐，追求更多外在的东西。人们不断地努力，就是为了满足自身利益的需要，为了追求利益，不顾一切，甚至违背道德。回想一下，三鹿奶粉的出现难道不是为了企业利益吗？医生对没有给红包的患者不尽力施救难道不是为了个人利益吗？旁观者看到有人受到伤害而不去救助难道不是因为担心个人利益受损吗？由此可见，在这些冷漠的背后，利益是一个最有力的推手。

其次，中国传统文化教育的不深刻导致人们对传统道德的理解不够，造成道德冷漠。我国有着五千年的文明，有着历史悠久的伦理道德。但是，随着社会的高速发展，西方思想的全面侵入，越来越多的人已经远离了传统文化，甚至都不知道何为传统道德。对传统文化中涉及的道德问题，我们必须用辩证的眼光来看待。虽然传统文化在某些方面不适合现代社会，但是传统的道德观念仍然是我们应该继承和发扬的。现在，还有多少学生在学习《论语》《道德经》《礼记》这样的经典道德著述？还有多少人了解孔子、孟子和老子？实用教育、经验教育已经成为现代教育的主流，渐渐取代了传统文化教育。这样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必然影响人们对道德的关注和认识。

最后，国家法律法规的不完善使道德缺失成为普遍现象。近年来，出现了太多的“良心缺失”的企业，企业为了金钱的利益抛弃诚信，法律的漏洞又使他们“有机可乘”，让他们为逃避法律的制裁找到了坚固的“保护墙”。

二、解决社会道德冷漠的途径——“教”“管”结合

1.加强道德教育，形成良好社会道德氛围

社会公德意识的形成是一个长期、反复的过程，培养良好的公德意识，选择对社会和他人有益的公德行为，需要社会和个人坚持不懈地努力。道德冷漠的行为虽然来源于个体，却是在长期的社会互动中形成的，每个人的行为都会不自觉地影响到身边的人。所以，加强对个体的道德教育就成了关键。一方面，“言传”，应该加强社会公德的宣传普及。帮助人们明辨是非、扬善抑恶、弘扬社会正气，让见义勇为等社会“正能量”被人们称颂和效仿。同时，加强对中国传统道德的教育，加深人们对道德的认识，使人们知道何为道德，怎么遵守道德。另一方面，“身教”，应该加强行为教育。现代社会之所以会患上“冷漠流行症”，是因为无良的商家、可恶的“碰瓷”职业和“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自私心态等的存在。在德国，每个小朋友都是在绿灯亮起以后才过马路，即使没有车也会自觉遵守，因为他们的父母就是这么做的，他们身边的人也都是这么做的。这样的道德氛围需要全社会共同努力才能形成，一个人的行为看似渺小，但是每个人做一件讲道德的事，影响就会变得很大。所以，加强道德教育，形成良好的社会道德氛围，是解决社会道德冷漠的一个重要方面。

2.加快完善法律法规，大力打击道德冷漠行为

转型期的社会信任危机、社会保障和救助制度的不完善使人们缺乏安全感，这是“见危不救”“陌生人社会互不信任”等道德冷漠现象的深层原因，因此相关法律法规的建立和完善尤为重要。现在很多人对道德规范不屑一顾，但对法律法规却有些敬畏。这证明法律制度的完善是解决道德冷漠问题的关键。加拿大、新加坡、法国、美国等地制定的一些法律，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见死不救”等道德冷漠行为。因此，我国应该充分借鉴国外成功经验，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对恶劣的道德缺失行为进行严惩，对突出的弘扬道德行为进行奖励，这样才能更好地解决道德冷漠问题。

道德教育与法律管制只有结合起来，才能更好地解决社会道德冷漠的问题。道德教育是个长期过程，法律管制是短期的、立竿见影的措施，作用是对冷漠人的约束、对不道德的人的管制。虽然有人会说，法律只能强制规范人们的行为，社会道德的提升还是需要加强教育来完成。可是，社会上毕竟存在着教育不好的人，他们不认同社会道德，但是他们能够按照法律的要求去做些有道德的事情，在某种意义上来说，对社会道德的整体提升还是有益的。何乐而不为呢？想要治愈社会道德的“冷漠流行症”，道德教育与法律管制缺一不可。

我们的社会道德“生病”了，作为“社会人”，我们不能置之不理，要关注它，讨论它，还要解决它。我们要建立对社会道德的信心，做个有道德的人。社会道德虽然“病了”，但我们相信那只是暂时的。毕竟，社会冷漠是“支流”，只要我们坚持信念，和道德模范、英雄人物和爱心人士一起努力，良好的社会风气一定会很快形成的。

参考文献：

[1]舒毅彪.道德冷漠产生的社会文化根源探析[J].中共中央党校学报，2011，（05）.

[2]吴灿新，陈创生.道德的困惑与对策[J].理论前沿，1989，（73）.

[3]李向东.网络道德失范的根源及其解决途径[J].教育探索，2010，（04）.

作者：宫照敏

社会道德冷漠现象探析论文篇3：

论道德冷漠症的产生根源

摘要：道德冷漠症主要表现在社会成员个体遇到困难，需要救助时，其他社会成员不予施救，其重要原因在于其他成员担忧受到被施救者反诬。被施救者反诬施救者的现象在当前社会上较为普遍，其发生原因主要在于被施救者将反诬视为获得利益的捷径，这种利益获取的价值超过了其所承担的道德风险。被施救者寻求获利捷径，这在很大程度上受到整个社会财富、机会等要素分配的体制性影响，特别是当前财富分配中不劳而获、“少劳多得”现象渐多，通过不良手段荻取财富的现象普遍。这与我国政治体制中大量特权空间和体制漏洞的存在关系密切，并在根源上归咎于地方官员政治权力自下而上产生、对下负责和实际上官员权力由上级赋予、对上负责的矛盾。

关键词：道德冷漠症；公正；体制；权利赋予机制

作者简介：王鑫，华东师范大学社会科学部博士研究生，上海中医药大学基础医学院讲师(上海201241)

李秀芳，上海海事大学文理学院讲师(上海200135)

从多起“彭宇案”到广东“小悦悦”事件，社会道德冷漠症渐人公众视野，成了街头巷尾竞相议论的话题，“当前社会还有没有公德?”这一问题徘徊在国人心中。近期，报刊、网络等媒体对于社会失信、公德缺乏的现象进行了密集报道，似乎给人以“世风日下，人心不古”的印象，媒体的报道难免具有以偏概全的嫌疑，但社会不良风气和隐约社会道德冷漠症的出现已是不争的事实。

道德冷漠症并不是一个陌生的词汇，对其概念的界定和解释也纷繁复杂。万俊人教授指出，道德冷漠是一个道德心理学概念，“它是指一种人际道德关系上的隔膜和孤独化，以及由此引起的道德行为方式的相互冷淡、互不关心，乃至相互排斥和否定”。刘曙辉则认为，“道德冷漠作为善的缺乏，是一种‘平庸的恶’，其中作恶者并没有害人的意图，只是对受害者缺乏同情，对自己的冷漠可能造成的后果没有自觉意识，因而默认现有行为或现有体制的做法，而不思考现有行为或体制本身是否合理。”苏珊·桑塔格将其解释为：在社会冷漠情境中，面对他人的痛苦，旁观者一般会产生同情心，只是没有产生道德行为。“我们的同情宣布我们的清白，同时也宣布我们的无能。”对于社会冷漠症的产生原因，有学者从劳动分工的角度解释，认为分工在解放人的同时，也在毁坏人，用雅卡尔(A.Jacquard)的话说就是精细分工制造了孤立的个体、残废的个体、失望的个体。有学者从市场经济的角度出发，认为经济的转型必然影响到人们的生活方式、思维方式，进而影响到建立在其基础上的道德关系。由于认识的偏颇，使许多人将市场经济等价交换的原则视为一种社会的交换行为。还有学者从传统文化弊端的思路阐释，认为“在陌生人社会，只要自己的利益不受损失，都普遍倡导明哲保身的消极处世哲学。如此种种……然而对于体制和权力产生方面的根本原因，学界却有意淡化、避而不谈，甚至慎言体制，讳言权力产生机制。当前，道德冷漠的体制性因素越发明显，并已成为任何人都不得不直面、任何研究都难以规避的根本性问题之一。

何谓“体制”?简言之，是一国经济、政治、法治、文化等方面要素之间和要素内部的关系，是各种经济主体、文化主体和政治机构、制度、人员和决策活动等因素构成的复杂而完整的体系。它牵涉到国家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具有系统性、全局性和根本性，更是一国存在和发展的重要依据和生长点。而权力运行机制是一国政治权力产生和制约的内在逻辑关系，具体到我国而言，各级政府官员的权力产生甚至是各级官员的产生机制成为政治权力运行的原点。

一、道德冷漠症产生的直接原因是利益冲突

道德冷漠的重要表现是弱者在遇到困难、需要帮助甚至主动提出帮助时，其他社会成员或组织不予关心，拒绝帮助，甚至予以嘲讽。道德冷漠症表面上看是个人或社会单方面的问题，实际上则是双方和多方在互动中出现的利益冲突问题。较为典型的案例是社会上偶见的“要不要扶摔倒的老年人”问题，老年人摔倒后，只见到围了一圈人旁观，但无人愿意上前施救，甚至产生“谁救谁是傻子”，“谁救谁惹麻烦”的怪论。究其直接或浅表性原因，主要在于旁观者认为其本人所得到的“利益”(精神的或物质的)小于所承担的风险。旁观者担心自身利益的受损，更担心惹祸上身。尤为重要的是，当前社会上充斥了反面教材，施救者不得善终，动辄被栽赃陷害，媒体竞相报道一批批所谓的“彭宇案”，原本是见义勇为的施救者，行善后却被“反咬一口”，不仅使施救者承担了道德损失，又使其产生了经济损失，同时也破坏了既有社会公正体系，泯灭了社会公德和人类良知。可见，利益冲突是道德冷漠的直接原因，西方的功利主义(utilitari-anism)思想与此不谋而合，其特征是以“效用或功用”为核心概念，以“幸福”——“趋乐避苦”来界定“功用”，以“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为基本原则。“功用或效用”有两个层面的含义：一是针对强调动机论的道义论，强调要以经验中感受到的行为效果而不是动机作为评价行为的标准；二是看这个效果能否带来快乐或幸福。生活实践中，受到上述“反面教材”的影响，施救者的预期发生了变化，从救人产生“快乐、幸福”转变为救人容易被诬陷，造成行善风险成本的激增。

与此同时，法制原因加速了这种道德冷漠的形成，就法律体制性原因而言，法制不健全，施救和被施救的监督机制匮乏，以及后期的司法不公正是导致施救者“担心有人栽赃”的重要外在原因。其一，对见义勇为要不要立法，这是值得深入探讨的问题，有的学者认为原本道德领域调节的事情不宜扩展至法律层面，有的则力主将其立法，明确施救者和被施救者双方的权利和义务。然而该问题尚处在理论探讨层面，即便出台，其效果亦会受到其他因素的制约。但是，倡导和构建全社会的法制意识、强化监督机制对解决社会道德冷漠是奏效的，起码能让被施救者明白“栽赃陷害、反咬一口”是要负法律责任的。其二，社会呼唤司法公正，司法公正的重要前提是要广泛搜集证据，以及将事实作为唯一准绳，确保此类事件的施救者免于错误制裁。此外，大量的硬件设施需要跟上，譬如道路上广泛设置摄录装置，施救的真相需要被及时记录。当然，这些是从法律的角度、证据保存的角度来看待道德冷漠症的原因和解决方案。更为重要的是，如何防止被施救者提出不合理要求，防范其“反咬一口”，这就要求我们关注社会道德冷漠症的环境因素。

二、道德冷漠产生的主要原因是体制和环境推动

1.“成本低廉”的道德风险

如前所述，多数放弃施救的社会成员在面对道德施救问题时产生退缩的原因是担心被“反咬一口”，那么被施救者到底出于何种目的才会对施救者“反咬一口”呢?从经济的视角，这里无外乎有两个方面的原因。首先，从客观角度看，被施救者可能难以支付高昂的医疗费用，通过对施救者的“反诬”获得经济补偿。当前社会医疗保障正在如火如荼地开展，正在城市、农村全面铺开，然而，社会成员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仍然存在，部分经济困难的社会成员依然无法支付高昂费用。如果社会医疗保障获得更深层次、更为健全的发展，一旦人们的健康问题不会带来经济压力，那么上述“反诬”施救者的行为必然会大大减少。

这时，有人会问，被施救者难以支付高昂的医疗费用就必然导致对施救者“反咬一口”吗?就像贫穷者一定会抢劫银行吗?这要从下面第二个方面来予以阐释。即其次，从主观来看，被施救者栽赃施救者的成本远远小于其正常获得看病所需要的金钱等物质利益，换言之，被施救者无需经过过多的主观努力即可获得经济利益，对被施救者“反咬一口”正是其获得物质利益的“捷径”，而且其风险远远小于“贫穷者抢劫银行”!

被施救者向施救者“反咬一口”是获得利益的捷径，然而这里却存在巨大的“道德风险”，稍有良知的社会成员就会明白这样做触犯了道德底线。但社会上借用被施救的机会对施救者加以敲诈的现象并不少见，那么究竟是什么因素促使当今社会上一批人在上述问题上，宁愿选择触犯道德底线，泯灭良知，也不愿由自己承担受害的损失呢?这就牵涉到大量的经济、文化甚至政治体制交织的因素。

2.道德建设相对于经济发展的不足

温家宝曾指出：“我国改革开放30多年来，伴随经济社会的发展和民主法治的推进，文化建设有了很大进步。同时也必须清醒地看到，当前文化建设特别是道德文化建设，同经济发展相比仍然是一条短腿……近年来相继发生‘毒奶粉’、‘瘦肉精’、‘地沟油’、‘彩色馒头’等事件，这些恶性的食品安全事件足以表明，诚信的缺失、道德的滑坡已经到了何等严重的地步。一个国家，如果没有国民素质的提高和道德的力量，绝不可能成为一个真正强大的国家、一个受人尊敬的国家。”在国内，经济理性至上、唯GDP发展至上导致的经济生活中的道德、人文缺失问题日益严重，不用说分配不公、房价居高不下、环境污染等大问题，就算与人们生活日益相关的三聚氰胺、苏丹红等食品事件，也在提醒人们在发展经济的同时，更要注重道德问题的解决。…这种现象不仅在中国存在，西方世界亦是如此，近年来全球金融危机余波未平，道德建设和经济发展之间的矛盾日益凸显。难怪经济学家斯蒂格利茨大声疾呼：“我们在错误的道路上已经堕落太久了。唯利是图战胜了道德责任。我们玩命追求高速增长，却不管自然环境和社会是否能够承受增长的代价。个人主义和市场原教旨主义导致社会弱势群体惨遭粗暴剥削和掠夺，社会基层日益严重分化，人与人之间日益缺乏信任……”(序言)

不容忽视的是，社会缺乏诚信，经济利益大于诚信的现状已经使相当多的社会成员不得不接受，这与经济领域的财富分配不公正、机会不公平关系密切。社会不公正现象严重破坏了市场经济的基本规则，使得市场经济应有的平等竞争精神与规则被扭曲，并使得参与市场经济活动的一方往往得不到应有的回报，而另一方却往往得到超额的并且是超出合理限度的回报。

3.阴暗的“成功模式”泛滥

不难发现，当前社会整体上通过捷径、通过非法手段、通过打法律擦边球的手段获得财富的现象已相当普遍。这种现象或这种“成功模式”深刻影响到每一位社会成员，并在一部分人群中形成了“只有走捷径，才能致富，才能成功”的错误思想。而当这种思想成为一种思维模式时，原本与道德、自律等价值相关的问题变得功利化、物质化甚至金钱化，从而大大加速道德冷漠的形成。不得不承认，当前社会不正当的致富现象频现，官二代、富二代们都是不劳而获的缩影，官商勾结、权力寻租，权力与经济利益的置换，各种不正之风被媒体夸大，媒体的报道重点往往是“某人中的亿元彩票巨奖”，“某人炫耀名牌手表、名牌包、天价烟酒”，各色的“炫富现象”成了媒体竞相报道的热门话题，也成为充斥于我们眼前的“家常话题”。

对企业而言，“三聚氰胺、塑化剂”等问题的出现，让人们意识到外表光鲜，被捧在政府手上的巨型央企、商业巨子竟然也在造假，也在通过“垄断”等失信手段获得攫取经济利润的捷径。“银行暴利说”、“两桶油”现象、“电信垄断说”、“烟草暴利”等问题相当普遍，就国际范围而言，一批备受尊敬的世界500强企业，如西门子、丰田汽车、家乐福零售商等亦发生过大量的“行贿事件”、“假冒事件”，通过官商勾结获得超额利润，如此等等。社会成员包括企业追求经济利益本身并不为过，然而通过不良手段达成这一目的就不能容忍，尤其是为社会成员塑造了一个个“标杆”，甚至让人形成“不走捷径就不正常，守法守德就不能成功”的错误认识。已经富裕的社会成员和成功企业，既然大量使用非法、缺德手段，那就在不经意间导致人们对当前的经济文化规则产生新的观念，妒忌心、怀恨心战胜了怜悯心和道德感，“反咬一口”的被施救者们就不难被理解了。如果在经济体制上找原因，恐怕还是要归结于社会财富分配的问题。

4.尚未彻底实现“公正”的财富分配体制

谈财富分配不得不涉及到分配公平正义的问题。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分配方式并存是我国分配制度的现状，从中共十五大提出“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到十六大提出“初次分配注重效率，再次分配注重公平”，再到十七大“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处理好效率和公平的关系，再分配更加注重公平”。关于公平与效率的关系问题，逐渐趋于平衡协调，但近年来累积起来的分配领域的问题日益严重，分配不公的现象引起了民众极大反应。正如美国学者阿瑟·奥肯指出的，“当富人与穷人间的物质生活水平如此悬殊时，金钱对于权利的侵犯会成为犬儒主义(文明无用论)、激进主义和异化思想的重要来源。”当包括道德文明在内的价值因素受到金钱的全面挑战时，道德冷漠症问题又随之被蒙上了一层新的阴影。

我国当前分配制度具有合理性，但平心而论，这种分配制度也存在不足，在公正问题的理论与实践中表现得尤为突出。美国学者迈克尔·桑德尔曾对分配公正问题做出归纳，认为存在四种不同的分配公正模式，即：封建制度或种姓制度，给予出生的固定等级制；自由至上主义，拥有形式上的机会均等的自由市场；精英统治制度，拥有公平机会均等的自由市场；平等主义，罗尔斯的差异原则。其观点虽具有意识形态的局限性，但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分配公正的递进问题。我国社会主义制度为分配正义提供了基本的保障，在我国，民众不仅具有形式上的机会均等，同时也拥有实质上的公平机会均等。但理论与事实之间的冲突彰显我国现阶段分配公正的不足，一些落后的因素依然存在，机会均等、分配正义在相当多的领域中尚未真正实现。允许每个社会成员进入市场竞争领域是很大的进步，但每个人的起点各异会造成结果的极大差别。“官二代”、“富二代”的成功概率大大高于“民二代”、“穷二代”，这是不争的事实，这种事实的存在却不断构筑阻碍社会阶层间的正常流动的强硬壁垒。

在这一问题上，哈耶克和罗尔斯的主张值得注意。哈氏认为“机会的实现必须排除一切异常因素的干扰，这至少要做到：‘一是阻止某些人发展的任何人为障碍，都应当被废除；二是个人所拥有的任何特权，都应当被取消；三是国家为改进人们之状况而采取的措施，应当同等地适用于所有的人。’”罗尔斯的论断则更为深入，他认为，那些源于具有形式上的机会平等的自由市场的有关收入和财富的分配，并不能看作是公正的。社会分配的份额不能受到这些在道德上看来非常任意的各种因素的影响。如，拥有良好家庭和教育背景的人，比那些没有这些的人具有明显的竞争优势，解决的办法就是建立公平的精英统治制度(mericocracy)，超越单纯的形式上的机会平等。罗尔斯甚至认为这还不够，因为该制度下的分配会受到后天个人的天赋能力影响，为了避免这种影响，罗尔斯提出了著名的“差异原则”，即“只允许那些有利于社会最不利者的社会和经济的不平等”。

财富分配必须且只有站在真正多数民众的立场上进行，才能超越由罗尔斯所设计的分配机制，实现具有我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公平正义。但是，只要财富分配制度存在缺陷，那么这种缺陷势必增加获取利益的捷径，强化了弱者对既得利益者的妒忌心态，为社会道德冷漠持续提供滋养的温床。

三、道德冷漠的根源是政治权力运行问题

造成社会财富分配不公正的根源是政治权力运行问题，这或许是个大胆的推断。当改革产生一部分既得利益者时，这些既得利益者必然会寻求其在拥有政策制定权的各级政府中的代表，并使这些代表在权力运行中持续发挥作用，服务于既得利益者。然而，当既得利益者的政治代表达到一定数量和规模时，相应的政治体制改革会变得愈加困难，政治权力运行的不公正反过来直接影响经济分配的不公正，这是毋庸讳言的。

1.政治体制缺乏有效监督，人治大于法治的现象依然普遍

这是滋生社会财富分配显著不公的重要因素，也是导致当前社会风气恶化、道德冷漠症产生的重要归因。政治体制的监督机制早已存在，但监督的有效性远远不够。当前党政不分、政企不分的现象依然存在，地方党委书记或副书记，甚至退居二线的书记兼任人大主任的现象较为普遍，党、政、人大实际权力界限模糊，地方人大常委会主任基本沦为从实职退下来的干部“缓冲带”。地方人大对政府和党的监督功能有限，实际的监督仅能靠媒体有限的报道和民众举报。党的一把手权力仍过于集中，间接导致任人唯亲现象的存在，人事制度方面容易造成特权空间的形成。这样的政治体制导致政治精英与经济精英的结盟，“公众的仆人在监管市场方面常常会有其自己的利益，从而私人的选择会被公共选择所遮蔽或取代。官僚们创造出各种专项制度，因为这样的制度赋予他们权力和影响”，在共同利益的诱惑下，官僚与大财团极易勾结，助长了社会财富分配不公的毒瘤，同时也使社会风气受到不良影响。

2.大量的制度漏洞助长了当前不合理的利益分配现状

在我国，经济项目的上马和撤销基本掌握在政府手中，而政府决策又存在监督缺位的现状，纳税人的地位仍然被遮遮掩掩，由此导致大量的巨额经济项目投入只要政府拍板即可。由于利益集团的作用，上级任命成为地方政府形成的主要模式，其并不能完全代表当地民众利益。而政府政绩考核的标准又常常过于看重眼前的GDP等“硬指标”，轻视民众的切身利益和幸福感等“软指标”，造成地方政府与民众实际利益的偏差，这是极为危险的现象!更和各级“人民政府”的名称背道而驰。

眼下，由于决策机制制度漏洞，且利益集团对修补漏洞的阻挠，政府投入各种数百亿、上千亿的项目基本不需要广泛征集纳税人的同意，基本不用组织民主投票，更不用说大项目投资由纳税人公投了(当然，如厦门Px项目等具有巨大环境影响的除外)。一个投资偌大的项目就这样由政府中的决策者直接拍板，这种决策的慎重性并未得到真正体现，民意也在某种程度上被忽视。这种决策机制不仅存在于行政机构，在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国有和集体企业等单位中也普遍存在，并渗透在整个社会的各个组织中。

实际上，这些政治制度漏洞揭示的是政治权力的越位，政府拥有过于膨胀的决策权，以至于纳税人的地位无法得以彻底实现，原本有应由大多数人决定的事项转换成由地方政府的少数官员拍板，这就大大助长了当前不合理的利益分配现状。

3.权力运行的理论机制和实际机制存在较大偏差

从本质上看，这与我国社会主义制度本身是背道而驰的，社会主义国家是人民当家作主的国家，人民群众是国家真正的主人，各级官员应由人民群众选举产生并接受群众监督。理论上，各级政府要员需从各级人大选举产生，然而人大主任基本又被党和政府的成员兼任，加上党政不分的现状，导致下级官员的权利产生于上级，依次类推，给人的错觉是：基层官员的进退和基层群众几乎没有任何关系，尽管政府干部考察也关注基层群众的意见。毋庸讳言，当前各地人大代表的选举、政府官员的产生存在严重的走过场现象，这些现象归根结底还是与经济上的既得利益集团对政治体制改革的阻碍密切相关。

譬如当前的上访制度，由于权力表面上和现实中来自于上级，地方官员更多地对上级负责，“不给上级添乱”成了他们的某种“政治信条”，如遇到越级“上访”的该地群众，一些地方政府会通过各种办法将其遣返，媒体上报道的强行将进京上访者送至精神病院等事件并非空穴来风。可见，地方官员更多地在事实上对上级负责，导致了对普通社会成员利益的忽视，为法治之外的特权空间创造了肥沃的土壤。河南郑州市规划局副局长对此一语道破，当地被划拨为建设经济适用房的土地被开发商建了别墅和楼中楼，记者对其进行采访时遭到副局长质问：“是准备替党说话，还是准备替老百姓说话?”当上级长官意志和基层民众利益发生冲突时，何去何从?恐怕多数官员因为权力赋予机制问题不得不牺牲后者。

上述偏差在国外已有案例，苏联亡党亡国殷鉴不远，苏共的倒台为我们提供了直接的反面教材，苏共始终作为人民的“代理人”管理者国家的一切，干部由党的组织部门挑选和层层任命，人民既无权选举他们，也无权监督他们，导致人民与政权长期分离。在没有民众的监督与制约下，苏共无法抵制权力的腐蚀作用，蜕变成为自身谋利益的党，干部特权制和权力私有化现象严重。这种落后的政治体制的长期运行导致了苏联国内问题的积聚和恶化。

不管我们承认与否，当前我国政治体制上存在的自上而下的官员任职制度，促使了依法治国推行的艰难，滋生了腐败和经济主体的结合，进而强化了社会不正之风的存在，将经济利益与社会公德推上了角斗场，谁胜谁负?这一问题让社会道德冷漠相当纠结。

结语

由此可见，道德冷漠的问题肇始于利益冲突，受到环境和机制的推动，并归结于政治权力运行和政治体制等问题。学界对此亦提出了各具特色的解决思路，其中，当前迫切建立社会主义“低度民主”这一观点尤其值得重视。“如果未来10年不改革(政治体制改革)，或者是未来10年的改革没有足够的力度，即使没有马上出现大动荡，也将陷入无力回天的历史绝境，局势随时都有可能失控……”学者发自肺腑的呐喊让我们警醒，如果任由这种有问题的政治体制发展下去，随之失控的决不仅仅在道德领域，还有可怕的政治领域。

至于改革的思路，有学者清晰地指出，只要充分利用换届选举的机会推进选举改革，每次换届都使一部分形式化的选举转变为初步的自由竞选，并在这个基础上进行相应的系统改革，那就可以每隔五年迎来一个改革新阶段，每隔五年上一个民主化的新平台。近年来，全国人大的作用得到重视和加强，每年春季召开的两会不断被寄予厚望，这更应是将来国家政治体制改革的方向所在，即让人民群众拥有更多的治国话语权，让权力的产生机制更趋科学化、基层化。有理由期待，一个更为民主的人大代表选举程序必将实现，人民群众、党、政府的制约关系会得到更进一步的厘清，社会公正、民主的制度和氛围逐步得以实现，没有利益和道德的博弈，道德冷漠症届时也会随之烟消云散了。

注释：

①道德损失，对个人而言，是指由于所做的道德行为没有得到应有的反馈，导致个人继续做善行的积极性消减；对社会而言，造成了一定反面暗示，助长了不正之风，一定程度上促使了社会道德滑坡和精神沦丧。

②各级政府的权力理论上和实质上是来自于人民群众的，人民选举产生人民代表大会，进而产生各级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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