蝗灾治蝗研究管理论文

蝗灾在中国农业灾荒史上占有非常重要的位置，其危害影响深远，是农业自然灾害的最典型代表。历史上，“蝗飞蔽天，饿殍载道”等惨状举不胜举，蝗灾对粮食生产的毁灭性打击以及给人民生活造成的深重灾难，留下了深深的历史烙印。今天小编为大家推荐《蝗灾治蝗研究管理论文(精选3篇)》的文章，希望能够很好的帮助到大家，谢谢大家对小编的支持和鼓励。

蝗灾治蝗研究管理论文 篇1：

草原治蝗灭鼠存在问题及应对策略分析

摘要：虫害和鼠害是影响草原治理的重要因素，要充分加强草原治蝗灭鼠工作，确保规范化高效化发展，为草原资源保护与开发提供重要帮助。一直以来受到虫鼠害影响，大量草场被破坏，使得草原退化十分严重，不利于草原生态环境的可持续发展。因此本文通过对草原治蝗灭鼠工作的必要性进行分析，明确当前草原治蝗灭鼠工作的常见问题，并提出相应的工作对策，加强草原治蝗，灭鼠的整体效果，为草原生态环境的保护与发展提供重要帮助。

关键词：草原;治蝗灭鼠;问题;应对策略

引言

草地资源是我国生态环境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畜牧行业发展具有非常关键的作用。但一直以来在草原生态环境建设的过程中，由于受到鼠虫害的影响，造成大量牧草被肆意啃食与破坏，不仅造成草场资源的浪费，而且也会滋生大量的细菌，不利于牲畜的健康生长。要重点针对草原治蝗灭鼠工作进行全面分析，维护草原的生态平衡。在草原治蝗灭鼠工作中，由于老鼠和蝗虫的生殖能力强、适应性强，目前治蝗灭鼠工作还无法满足实际要求，必须要提出针对性的防治措施，加强草原治蝗灭鼠工作的开展效果。

1治蝗灭鼠工作开展的必要性

草原作为我国最重要的地形地貌，在内陆地区广泛存在。通过草原治蝗灭鼠工作可以有效加强草原生态环境的规范化治理，确保草原资源得到有效保障。发展畜牧业的关键在于良好的草原资源，随着我国牧草区制度改革，牧民们能够大量养殖牲畜，能够增强牧区的经济效益。但受到降水减少、干旱等因素的影响，造成草场退化极为严重。草场退化也会引发蝗害和鼠害，对草原生态环境造成严重的破坏。通过草原治蝗灭鼠工作的开展能够确保对虫鼠害进行有效防治，加强草料资源的妥善保护，也为草原畜牧业的发展提供重要支持，促进了区域经济的全面增长。随着生态环境的快速发展，在治蝗灭鼠背景下，可以有效预防草原沙漠化的发展趋势加强，草原生态环境建设的整体水平。

2草原治蝗灭鼠工作存在的主要不足

2.1治蝗灭鼠资金落实不到位

一直以来在草原虫害和鼠害治理中，需要投入大量的资金和技术支持。在我国目前以政府部门的资金扶持为主，而且在偏远地区防灭鼠工作只能在小范围进行，无法全面加强治蝗灭鼠工作。

2.2现有的治理设备不齐全

草原鼠害和黄害的危害不断扩大，需要采用更先进的治理手段，加强对虫鼠害的科学防治，所以要配备更高效的防治设备，但从实际的情况来看，部分牧区缺乏防洪车辆和喷药器具，造成虫鼠害治理效率低下，依然以人工治理为主，导致治蝗灭鼠工作无法适应环境发展需求。

2.3治蝗灭鼠技术不够先进

在草场治蝗灭鼠工作开展中，需要建立规范化的防治体系，保证对虫鼠害进行全面的监测，通过高效的防治技术和手段，对虫害和鼠害的发生因素变化趋势进行有效监控，制定科学高效防治策略。但受到草场退化影响，过度狩猎以及草场破坏因素的影响，造成虫鼠害的天敌大量消失生态链严重破坏，这也造成了虫鼠害的危害程度不断增加。

3草原治蝗灭鼠工作开展的主要对策

3.1抓好蝗虫鼠害的防治工作

在新时期各地畜牧业部门必须成立专门的蝗虫鼠害防控管理小组。根据当地的实际情况制定科学高效的蝗虫鼠害治理方案，尤其是要加强对蝗虫鼠害的发展动态严密监控，并及时启动应急预案，充分动员多方力量加强对器材农药的调配，及时将所需的物资送到蝗虫鼠害发生的重灾区，保证防治工作顺利开展。

3.2加强专业化防治

在蝗虫鼠害治理开展中，要采取专业化的防治技术和手段，减少蝗虫鼠害造成的损失。利用超低容量喷雾技术进行喷雾治理，可以对虫鼠害严重的草原进行全面喷药防治。草原作为一个能够实现自我调节恢复的生态系统。如果人们缺乏主动经营意识，为了利益过度放牧，会造成生态平衡破坏，草场自我恢复能力下降，也会导致草场的治理工作陷入困境。在新时期要重点加强对草场生态环境的妥善治理。通过改善蝗虫鼠害的发生环境，从而有效避免恶性循环，增强草原生态系统的自我恢复能力，因此在新时期要注重划区放牧，加强草原建设与管理，有助于减少蝗虫鼠害的发生，从而有效解决蝗虫鼠害的发展。

3.3开展科学治蝗灭鼠工作

在治蝗灭鼠工作开展中，必须要加大对蝗虫鼠害的监测报警力度，及时准确地对虫鼠害发生和发生进行科学高效指导，从而选择最佳的治蝗灭鼠农药以及治蝗灭鼠器械。在新时期要建立综合治理示范基地，充分运用化学、生物、物理、农业等多样化的技术手段，将害虫和鼠害发生量控制在允许水平以下，保证综合治理，成效顯著提高。让广大农户深入了解治蝗灭鼠工作的重要性。

3.4加大宣传与认知，增强草原保护的投入

在新时期要高度重视，对促使全社会去到治蝗灭鼠工作要加强专款专用对专项经费的使用途径严格监管，采取多层次多渠道的形式加强资金筹集，确保治蝗灭鼠工作顺利开展。在进行治蝗工作时，一昧的进行农药喷洒，不利于环境的保护，可能会造成土地资源的污染，同时还会对其他的物种造成侵害。因此，可以结合当前新型的生物防治理念，以环境保护为中心，购置生物试剂，提前开展大量试验工作，定期更换药物，避免试剂对草原的牧草产生影响，达到杀虫的效果。新疆地区蝗灾的爆发，很多是从新疆的边境地区开始蔓延的，因为边境地区难以治理，水草丰茂，同时管理的力度较低，因此给予了蝗虫极大的生存空间，不利于蝗虫的有效防治。因此，针对边境地区的政治特殊性，我国政府应当加强国际交流合作，与周边国家和地区针对蝗虫治理问题进行友好协商，彼此进行高效率的合作，共同从源头上加强蝗灾防控的力度，有效的遏制蝗虫灾害的泛滥。

结语

治蝗灭鼠工作对草原畜牧行业的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在新时期要充分认识到治蝗灭鼠工作开展的必要性，只有不断地分析当前治理工作存在的问题和不足，采取科学高效的治理对策，才能加强草原治蝗灭鼠工作的总体成效，保护草原生态环境，实现可持续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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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徐文.草原治蝗灭鼠工作存在的问题研究[J].畜牧兽医科学（电子版），2018，（2）：166.

作者：阿达里·海木霍加

蝗灾治蝗研究管理论文 篇2：

我国历史蝗灾发生与防治研究取得新进展

蝗灾在中国农业灾荒史上占有非常重要的位置，其危害影响深远，是农业自然灾害的最典型代表。历史上，“蝗飞蔽天，饿殍载道”等惨状举不胜举，蝗灾对粮食生产的毁灭性打击以及给人民生活造成的深重灾难，留下了深深的历史烙印。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治蝗减灾取得举世瞩目的成绩，千年蝗患得到全面遏制，许多昔日的“蝗虫窝”变成了今朝的“米粮川”，这不仅是中国治蝗史的丰碑，也是世界治蝗史的典范。进入新世纪以来，国内蝗虫局部暴发时有发生，同时面临境外蝗虫迁入威胁，因此控制蝗虫不起飞、不成灾依然是一项长期的目标任务。

为积极应对蝗灾的威胁，我国植保工作者针对我国历史蝗灾研究的薄弱环节，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对我国历史蝗灾开展了持续三十多年的史料考证和调查研究，重点查阅和分析研究二十五史、各地馆藏史书史料和2 500余部地方志以及近代研究文献和期刊报道，从浩瀚的历史资料中梳理澄清了我国几千年的蝗灾发生防治情况。系统总结了古代、近代和当代的蝗灾发生及防治进展。为展现历史蝗灾研究成果，国家出版基金项目资助完成了《中国蝗灾发生防治史》的编撰，近期由中国农业出版社出版。

《中国蝗灾发生防治史》全书分为四卷，约520万字。第一卷为中国历代蝗灾发生防治概论，主要论述历史蝗灾发生概况、重大蝗灾危害影响、主要蝗灾防治的发展进程、与蝗虫有关的政令法规、文学诗词、治蝗传说故事、主要治蝗人物和古代至近代治蝗书籍史料。第二卷为中国蝗灾史编年，描述公元前707年至2019年的蝗灾发生情况，并收录正史及其他史料中的蝗灾记述。第三卷是分省蝗灾史志，分省叙述2 700多年历史蝗灾的发生情况。第四卷是地方志蝗灾集成，详细收录了我国32个省（区、市）历史上2 500余部地方志中的蝗灾发生事件。

本书共收录整理从公元前707年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的蝗灾共1094年（比之前的研究报道增加蝗灾记录300次），其中唐前时期蝗灾187年、平均7.08年发生1次，唐代（含五代十国）101年、平均3.38年发生1次，宋代（含辽、金）165年、平均1.82年发生1次，元代93年、平均1.16年发生1次，明代247年、平均1.12年发生1次，清代263年、平均1.02年发生1次，民国时期38年，连年发生蝗灾。此外，还对殷商时期甲骨文中关于蝗灾的记载做了梳理描述，对新中国成立以来70年的蝗灾发生概况也作了全面记述，这是首次长时段、大范围梳理和总结历史蝗灾发生的地域特征和治理经验，有利于进一步增强忧患意识、责任意识，是促进蝗虫灾害可持续治理的基础信息建設工程。

本书总结历史上蝗灾发生的规律性以及历朝历代治蝗的经验和教训，有利于进一步增强今人尤其是青年人的治蝗减灾、保粮安邦的责任感和忧患意识。梳理了历代治蝗思想、治蝗政策措施、治蝗组织和管理方式等方面的经验和智慧，对于弘扬中华治蝗减灾文化，持续推动科学防控蝗灾，保障粮食安全和农牧业生产安全具有重要意义。

本书全面、深入地收集、提取、补充、校核历史蝗灾记录，按区域、时序建立了科学、全面、准确、精细的中国历史蝗灾记录，同时注重对历史蝗灾的空间演变规律、时间演变规律以及特征时期蝗灾事件的分析，系统、全面展现了从殷商时期到当代历时三千多年的蝗灾发生和防治情况，对于当前及今后蝗灾防治工作具有重要指导作用。

本书注重发掘弘扬历代蝗虫防治文化，厘清了历代对蝗虫的认识与研究脉络，整理了历代蝗虫诗词文学、传说故事与主要治蝗人物，尤其是总结了新中国成立70多年来的治蝗措施与成就，有利于使“政府主导、群防群控”的中国治蝗智慧、“改治并举、持续控蝗”的技术模式、“预报准确、执行有力、防治高效”的蝗灾防控体系得到继承和创新，并在世界范围内进行传播和弘扬。

“治蝗减灾，保粮安邦”，既是历史遗训，也是现实遵循。本书全面研究我国蝗灾发生防治史历史脉络，内容宏富、资料翔实，使我国蝗灾史料和防治文化得到全面汇集与传承，具有科学性、创新性、系统性、实用性的特点。控制蝗灾是生物安全建设的重要内容之一，面对未来蝗灾发生发展态势，我们有必要从历史中总结规律，立足当前，着眼长远，坚持用大历史观来推进生物安全建设，有效防范蝗灾对粮食安全的威胁。

蝗灾治蝗研究管理论文 篇3：

蝗虫那些事儿

继蝙蝠之后，又一种小动物“火”了起来，它就是蝗虫。2020年开春之初，蝗虫在非洲大陆肆虐，所过之处，颗粒无收，给非洲带来了巨大的麻烦。虽然现代社会对灭杀蝗虫有各种各样的办法，但是当蝗虫达到一定数量级的时候，依然让人谈“蝗”色变。

蝗虫，俗称“蚂蚱”，主要分布于热带、温带的草地和沙漠地区。蝗虫主要包括土蝗和飞蝗。其中因为飞蝗长有翅膀，移动速度快、危害区域广，成为了蝗虫中危害性最大的一种，而土蝗是泛指除了飞蝗之外的所有蝗虫。

土蝗

土蝗又叫土蚂蚱，常见的有笨蝗、短星翅蝗、黑背蝗、尖翅蝗。土蝗的分布地区很广，多生活在山区坡地以及平原低洼地区的高冈、堤田埂、地头等处，喜欢吃小麦、水稻、玉米、木林、蔬果等农作物。当土蝗达到一定的数量时，也会对农、林、牧业造成不同程度的危害。但因不成群飞翔，也很少飞到较远地区，总体而言土蝗的危害性比飞蝗小。

飞蝗

飞蝗全世界已知9个亚种，中国分布有3个亚种，即东亚飞蝗、亚洲飞蝗、西藏飞蝗。其中分布最广、为害最大的就是东亚飞蝗。

东亚飞蝗

东亚飞蝗善跳，善飞，一年繁殖两代。第一代称为夏蝗，第二代为秋蝗。东亚飞蝗有六条腿，躯体分头、胸、腹三部分，胸部有两对翅，前翅为角质，后翅为膜质，身体呈黄褐色。雌蝗体长39.5～51.2毫米，雄蝗体长33.0～41.5毫米。东亚飞蝗在中国主要分布在河北、山西、福建、广东、四川等地，喜欢吃小麦、玉米、水稻等多种禾种本科植物，若虫（幼虫）喜欢咬食叶片和茎。发生蝗灾时成群迁飞，把成片的农作物吃成光秆。中国史籍中的蝗灾，主要是东亚飞蝗。

亚洲飞蝗

亚洲飞蝗属于群居性昆虫，一年繁殖一代。成虫头部较宽，复眼较大。前翅较长，远超过腹部末端，体色随环境的变化而变化，一般呈绿色或黄绿色、灰褐色等。雄性体长43～55毫米，雌性体长53～61毫米。主要分布在中国的新疆、青海、甘肃、内蒙古、东北等地区的草地上，其分布区海拔高度一般在200～500米，最高分布可达2500米。主要以禾本科和莎草科牧草为食，也喜食玉米、大麦、小麦等农作物。亚洲飞蝗繁殖能力强，数量多，严重时会爆发蝗灾，导致农作物绝收，是农业主要的害虫。

西藏飞蝗

西藏飞蝗主要分布在西藏自治区、青海东南部和四川省西部等省（区），是唯一一个分布在高海拔区域的亚种。西藏飞蝗以吃青稞、小麦、狗尾草、蒿草、蘆苇、燕麦、白羊草、早熟禾等作物和杂草为主。由于其食量大、繁殖力强，已成为川西高原农作物和草场的一种重要害虫。西藏飞蝗有两种不同的生活习性，一种是散居型，成虫体色常为绿色或随环境变异，头部较狭窄，复眼较小，后足腿节较长，通常长于前翅长度的一半，后足胫节通常呈淡红色;一种是群居型，成虫体黑褐色较固定，头部较宽，复眼较大，前翅较长，超过腹末较多，后足腿节较短，后足胫节淡黄色，略带红色。

知识小卡片

常常有人分不清蝗虫、蚂蚱和蚱蜢，那么它们三者之间究竟有什么区别呢？

蝗虫和蚂蚱

蝗虫属直翅目，包括蚱总科、蜢总科、蝗总科三个种类。蝗总科的昆虫都可以叫做蝗虫，蝗总科包括8个科。蚂蚱属于剑角蝗科和锥头蝗科负蝗属的蝗虫，简单地说就是蝗虫包括的范围大，蚂蚱只是蝗虫中的一种类群。另外，蚂蚱是蝗虫的民间叫法，学术上一般不使用。

蝗虫和蚱蜢

蝗虫和蚱蜢都是昆虫纲、直翅目的昆虫，属同类，但不同种。在生活习性上，蝗虫会从散居转变成群居，并能长距离迁飞。蚱蜢没有集群和迁徙的习性，常生活在一个地方，一般分散在田边、草丛中活动。蚱蜢因为吃的是禾本科植物，所以也会对水稻和豆类农作物有一定的危害。外形上蝗虫的身体大，头是圆的，体色通常为绿色或黄褐色，常因环境因素影响有所变化。蚱蜢的身体小，头是尖的，雌虫较比雄虫大，体色为绿色或黄褐色，触角短，后足发达，善于跳跃，飞时会发出“札札”声。

沙漠蝗虫

这次让非洲饱受蝗灾之苦的蝗虫叫“沙漠蝗虫”。沙漠蝗虫是蝗虫科一种栖息在沙漠的短角蝗虫。沙漠蝗虫可能是蝗虫类中最危险的一种，因为这种蝗虫群飞得快，飞得远，每年至少会繁殖两到五代蝗虫。这种蝗虫的习性有两种——独居和群居。

通常情况下，沙漠蝗虫一般是独居，而且性格温和。但是如果在出现自然灾害的情况下，比如说干旱造成的食物匮乏，会让这些独居的沙漠蝗虫面碰面，然后就成了群居。在争夺食物时沙漠蝗虫会变得异常暴躁，外表颜色也会从绿色变成灰色，食量也会随之增加。这就导致大量农作物被啃食，也就进一步刺激了蝗虫的聚集。成群结队的蝗虫数量可达几十亿只。沙漠蝗虫就这样啃完一片又一片，规模也越来越大，脾气也变得越来越暴躁。不要小看只有几厘米长的沙漠蝗虫，在暴躁的情况下，每天持续飞行10小时，可以飞行150公里。

由于蝗虫食物范围广，可取食小麦、水稻、玉米、豆类、烟草、芦苇、蔬菜、林木及杂草的叶子、嫩茎、花蕾和嫩果等。蝗虫将叶片咬成孔洞，大规模聚集时可将农作物吃成光杆或全部吃净。因此当蝗虫大规模出现时又被称作蝗灾。一旦发生蝗灾，无数的蝗虫遮天蔽日，所过之处寸草不留。它们吞食庄稼，使农作物颗粒无收，进而引发严重的经济损失。

中国古代的蝗灾

中国蝗灾的历史

蝗灾的历史源远流长，中国历史上将水灾、旱灾、蝗灾并称为三大自然灾害。蝗虫极喜温暖干燥，蝗灾往往和严重旱灾相伴而生，有“旱极而蝗，久旱必有蝗”之说。

古人最早把蝗虫称为螽（zhōng）或蝝（yuán），蝝是蝗的若虫（不完全变态的昆虫幼虫），战国后多称蝗。约在宋朝以后，蝝改称“蝻”，合称蝗蝻。古籍上最早记载蝗灾的是《春秋》：“鲁宣公十五年（公元前594年），初税亩，冬，蝝生。”根据《左传》记载，在春秋时代的共294年间，仅鲁国就发生了16次蝗灾。由于蝗灾导致的饥荒，在春秋时代就开始层出不穷，即使在短暂的秦朝，蝗灾也经常发生。

唐太宗贞观二年（公元628年），陕西地区爆发了大规模的旱灾和蝗灾。从贞观二年到贞观四年（628-630年）整整三年时间，整个唐王朝都处在严重的蝗灾袭扰下。此后，小蝗灾每隔几年，大蝗灾每隔几十年就爆发一次。

两宋时期，蝗灾更加密集爆发。宋孝宗更是在淳熙九年（1183年）颁布了中国历史上第一部捕蝗法，并出资鼓励民众灭蝗，对于捕蝗和灭蝗不力的官员还要追责。在财政支持下，蝗灾在宋代得到了大体的控制。

到了元代，元朝统治阶层却放任蝗灾不管不顾，与之前的朝代一样持“天谴说”，认为蝗灾是上天对逆民的惩罚。除了元顺帝颁布罪己诏企图祈求上苍“消灾避难”外，基本没有什么救灾举措。

明朝也是蝗灾泛滥的时期。但与其他朝代不同的是，明朝的蝗灾有一个很突出的特点，就是连年爆发。到了明朝末年，有关蝗灾连年爆发的记录更是频繁。其中万历四十三年（1615年）至万历四十七年（1619年），崇祯十年（1637年）至崇祯十四年（1641年），更是爆发了两次连续五年以上的特大蝗灾。在蝗灾连年爆发的背后，则是明朝末代皇帝崇祯执政的17年间（1628～644年），全国各地相继发生了14次特大干旱。

清代的咸丰年间是一个蝗灾泛滥时期。咸丰皇帝在位11年（1851～1861年）里，从1851年～1858年，连续7年的时间里，广西、河南、江苏、安徽、湖北等地先后或长或短、或轻或重地受到了蝗虫的侵袭。其中咸丰六年（1856年）的蝗灾最为严重。据统计，该年有“飞蝗蔽天”记载的受灾县达到了64个，有“大蝗”记载的受灾县共30个，记载有“蝗”的县数有48个。

灭蝗行动的阻碍

中国古代是一个农业大国，大规模的蝗灾发生，有可能导致庄稼绝收，进而引发饥荒、疾病甚至饥民暴乱。因此，历代政府对捕蝗工作都比较重视。但是在传统中国的前期，由于受到“天人感应”思想的影响，人们认为天上有蝗神存在，并将蝗虫视为“神虫”。发生蝗灾，是因为人类做错了事情，蝗神对人类实施惩罚。如果这时候捕杀蝗虫，会激怒蝗神，导致更加严厉的惩罚，所以各朝代对蝗虫的捕杀基本处于消极被动状态。但是面对蝗虫肆虐，“以食为天”而又饱尝苦果的民众，在生存本能的驱使下，不再信奉所谓“神虫”的愚昧之道，当蝗虫泛滥时，他们往往依靠自己的力量结队捕打和驱除，并在实践中掌握了一些行之有效的灭蝗之法。当然，在个别情况下也出现过官府组织捕打蝗虫的行动。有学者认为，中国古代的治蝗工作由消极向积极的转变是在唐朝开元年间。

一场至关重要的辩论

開元三年（公元715年），山东、河北、河南出现了大范围的蝗灾。当时朝中两位宰相姚崇和卢怀慎因为灭蝗的问题进行了一场辩论。姚崇对治理蝗灾提倡积极捕捉并且烧毁的政策，而卢怀慎则认为蝗灾这样的“天灾”，应当敬畏，这不是人力可以战胜的，若执意除蝗，会导致更大的灾难。当时，大多数官员都认为蝗虫不宜捕杀，唐玄宗也犹豫不定。姚崇继续进言道：“古时曾有蝗灾，只因不肯捕杀，以致发生饥荒，百姓相食。如今飞蝗遍地，反复繁殖，河南河北家无宿粮，若无收获则百姓流离，关乎国家安危。灭蝗即使不能尽灭，也比留下来形成灾患为好！”唐玄宗虽被说服，但百官仍疑惧不安。卢怀慎道：“蝗虫乃是天灾，岂是人力所能除。况且杀虫太多，有伤天和。”姚崇道：“楚惠王吞蛭治好痼疾，孙叔敖斩蛇得到福报。如今蝗虫可以驱除，若任其成灾，粮食将被食尽，到时百姓怎么办？灭蝗救人，如果天降灾殃，有我姚崇承担，绝不会推诿给您。”卢怀慎无言以对。

最后，姚崇的论点得到了唐玄宗的支持。灭蝗令刚刚下达，蝗虫就自动消失了。可到了第二年，蝗灾提前三个月到来，并且波及的范围也更广了。汴州刺史倪若水上书对姚崇的治蝗政策提出异议，他认为治理蝗虫最好的办法就是修德、禳弭（ráng mǐ向鬼神祈祷消除灾殃）。面对坚决不愿意执行杀蝗令的倪若水，姚崇也有办法。倪若水是一名清官，爱民如子，也注重名誉。姚崇辩驳道：“如果修德就可以防止蝗灾，那么汴州的蝗灾如此严重，是不是刺史倪若水的德行不够呢？”倪若水无言以对，不敢再反对，于是带头积极配合“灭蝗令”。

因为姚崇的果决，虽然开元年间的蝗灾十分严重，但并没有造成大面积的饥荒。此事过后，蝗虫可捕、蝗灾可治的思想逐渐确立。后来人们经过对蝗虫不断的观察和总结，对它的生长、生活规律有了较为丰富的认识，于是提出了相应的预防、捕治措施。由官府组织的大规模的灭蝗行动逐渐增多，并在治蝗的政策与管理上不断推出新措施。明清时期，还出现了一批专门治蝗的著述，如《治蝗要诀》《捕蝗考》《捕蝗集要》《治蝗传习录》等重要的农书。清代，逐渐形成一套由皇帝监控、奖惩相结合的捕蝗管理体制。

徐光启的治蝗之道

徐光启是明朝著名的科学家。他悲天悯人，关注农事，对蝗灾高度重视，在《除蝗疏》一文中，他总结了前人的蝗灾研究成果，还论述了蝗灾的特点、蝗虫的生活习性等问题，并系统地总结了对付蝗灾的方法。

徐光启将蝗灾与水灾、旱灾进行了对比。他认为，水、旱灾不易靠人力控制，而蝗灾是可以人为控制的。如果找到合适的方法，则可以将蝗灾消灭在萌芽状态。徐光启翻阅史料所记载的蝗灾，发现蝗灾的多发期是夏秋之间，即农历的4至9月。因为这一段时间，正是各种庄稼长势茂盛、结实之时，相当于为蝗虫准备了充裕的“粮食”。而蝗虫的生长周期，也从幼虫发育为成虫。所以，这一段时间的治蝗工作尤为重要。

徐光启发现，中国蝗灾的多发地区是黄河下游地区。因为这些地区，时而干涸，时而溢水，为蝗虫的繁殖提供了温床。从地域的角度上看，这些地区是蝗虫防治的重点地。

根据史料以及实地研究，徐光启提出的治理蝗虫的方法有：割掉低洼积水处的水草，以清除蝗虫产卵场所。春夏间虫卵形成时，一旦发现有成行的松土（这是虫卵发育成幼虫造成的），则官府组织人力进行处理。虫卵变成幼虫后，要挖沟捕打;成虫后，官府收购蝗虫，鼓励民众捕打。要多种蝗虫不食用的芋、桑、豌豆、绿豆、大麻、芝麻等农作物。将草木灰、石灰等筛成细末后，撒在庄稼上，蝗虫就不会再吃这些庄稼了。

徐光启的《除蝗疏》完成后，将其上奏给皇帝，得到了皇帝的嘉奖。这篇文章在当时广泛流传，有效地指导了民众灭蝗，挽救了很多挨饿的百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