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计处理研究管理论文

摘要：盈余管理的实证研究渐亦成为盈余管理研究的主要方面，而实证研究的具体内容却极其庞杂。通过对国内外学者盈余管理实证研究具体内容的探寻，进而发现盈余管理实证研究的发展趋势。盈余管理的实证研究内容正在从早期的专注于盈余管理动机手段等向注重于盈余管理与会计政策、关联交易、公司治理、审计、企业并购的关系等具体方面发展。今天小编为大家精心挑选了关于《会计处理研究管理论文(精选3篇)》相关资料，欢迎阅读！

会计处理研究管理论文 篇1：

真实活动盈余管理下的公司会计处理研究

【摘 要】以真实活动操控的盈余管理为研究视角，传统盈余管理和真实盈余管理的会计处理在弹性原则的基础上比较。本文通过真实活动操纵的原因和方法的研究，提出真实活动操纵的会计处理方法的几种选择。

【关键词】真实活动；盈余管理；会计弹性

传统的盈余管理是公司经营者利用会计政策和会计估计的选择空间来实现的，它是基于应计项目操控的盈余管理。真实活动操控的盈余管理在最近几年才开始受到国际学术界青睐，但国内关于真实活动操控的研究极少，张俊瑞、李彬等（2008）首次验证了微盈公司相对于非微盈公司存在利用销售操控、费用操控和生产操控来实现保盈目的的真实活动操控行为。当前国际学术界关于真实活动操控的盈余管理的有限研究主要包括真实活动操控盈余管理的方式识别（经营活动、投资、财务活动）、影响因素（董事会独立性、CEO执业观念等）、经济后果（极大地降低长期获利能力、改变公司资本结构、相互影响、对公司未来绩效的长远影响、潜在成本）、投资者对真实活动操控盈余管理的反應、应计项目操控与真实活动操控的相互影响及管理者对之选择的“啄序”理论等几个方面。

一、传统盈余管理与真实盈余管理的会计处理不同

（1）基于应计项目的盈余管理与会计处理。从Healy

（1985）、DeAngelo（1988）等学者以总应计项目为视角研究盈余管理以来，基于应计项目的盈余管理研究得到了蓬勃发展，成为会计研究的一个热点问题（McNichols，2000）。应计项目操控是通过会计政策选择、会计估计变更等会计方法（例如少提坏帐费用、推迟摊销费用等等）来管理盈余。由于应计项目有回转的特性，企业调整应计项目而管理盈余的能力是有限的，会计弹性制约着管理盈余的程度。作者认为当期盈余操控可能受到前期应计项目调整的限制，并研究了在前期调整应计项目而在后期又转回时对盈余目标（平滑利润、降低债务成本和最小化所得税）的影响。Jiambalvo（1996）在评论中认为，对盈余管理的研究一定要关注以前会计政策的选择，因为前期的会计处理会对后期的盈余管理产生影响。（2）基于真实活动的盈余管理与会计弹性处理。Schipper（1989）是最先把真实活动操控包含在盈余管理内容中的学者之一，她提出盈余管理是“一种有目的地干预对外财务报告而获取某些私有收益的行为，并认为‘真实’盈余管理通过适时性的财务决策来改变报告盈余，它也是盈余管理的范畴”。国外对公司利用真实活动管理盈余的研究主要侧重于投资行为操控上。Bens等（2002）发现公司为了减缓因行使股票期权而对每股盈余的稀释时，经理人员会减少研发开支和资本性支出。Roychowdhury（2006）认为公司通过降低研发开支和利用价格折扣等真实活动的操控方式来管理盈余，并构造了真实活动操控的评价模型，得出微盈公司通过操控真实活动来避免亏损的结论。作者在借鉴Barton和Simko（2002）的度量会计弹性方法的基础上，发现当会计弹性高时，经理更可能利用应计项目而不是削减研发费用开支（R&D）管理盈余；当会计弹性低时应计项目调整受限，经理更可能削减研发费用（R&D）管理盈余同时，会计弹性的量化仍显不足，因为会计弹性可能与行业特征高度相关DeFond（2002）。本文借鉴已有的研究成果，在考虑行业特征对会计弹性影响的基础上，以我国A股市场的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揭示会计弹性与真实活动盈余管理的关系。

二、真实活动操纵的原因和方式

（1）由于会计准则的日益完善和监管力度的不断加强，利

用会计处理方式（会计造假和应计利润管理）来管理盈余的空间将越来越小，风险也越来越大。（2）公司操控应计利润的能力可能受到公司经营和以前年度的应计利润的限制。因为从长期来看，公司的应计制会计利润等于现金制会计利润，应计利润的操控能力存在此消彼长的现象。（3）应计利润管理一般发生在年末至盈余公告之前，公司不能确定对应计利润的管理是否被外部审计师发现及认同。真实活动盈余管理的方式一般有以下几种：一是费用操控，例如减少研发开支、广告开支和员工培训开支等等；二是销售操控，例如异常地削价促销和放宽信用条件等等；三是生产操控，例如利用规模效应，大量生产产品降低单位产品成本，提高收益；四是出售固定资产和证券投资等；五是股票回购，提高每股盈余。

三、真实活动操控的会计处理方法的选择

通过日常经营与投资活动操控盈余：（1）降低可操控费用。Baber等（1991）以1977～1987年的438家美国工业公司超过销售收入1%的R&D研发费用为样本，研究发现公司通过降低研发费用来增加盈余。Dechow和Sloan（1991）以1974～1988年的405家美国制造类公司每年的巨额R&D研发费用为样本，指出高管恰好在任职末年的公司且同时R&D研发费用比上年显著下降，就可确认该公司存在潜在操控研发费用的盈余管理行为，研究证明CEO在他们任职末年会投入更少的研发费用以增加短期盈余。Perry和Grinaker（1994）以1972～1990年的99家存在R&D研发费用的公司为样本，用一个R&D研发费用期望模型估计出了研发费用的正常水平，然后用公司实际发生的研发费用减去估计的正常水平以得到异常研发费用，以此测度研发费用操控活动。（2）长期资产销售。Bartov（1993）以1987～1989共653家以资产销售收入作为主营业务收入的公司年度为样本，检验了长期资产销售收入、资产配置与资产销售前当期税前收入变更的关系，研究发现公司会相机安排长期资产销售与投资活动，以期平滑盈余和减轻债务契约的压力。Black等（1998）以1985～1995年存在长期资产销售业务的共503家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公司年度和696家英国公司年度作为样本，同样检测了公司当年度长期资产销售收益（或损失）及资产销售收入与售前当期税前盈余变更的关系，结论与Bartov（1993）相反，并无证据证明在这些国家的公司中存在通过资产销售操控来评价盈余的情况，这可能与这些国家属于英美法系（习惯法）有关。（3）对经营与投资活动通过可供选择的灵活会计处理方法实施分类操控。Healy和Wahlen（1999）提出“当管理层在财务报告过程中使用会计自由裁量权以及通过组合交易以期改变财务报告结果时，盈余管理便会发生”。Dye（2002）将组合交易描述为“分类操控”。已有一些文献证实了管理层会通过对多样化的商业交易分类组合操控来增加报告盈余或提高财务杠杆比率的实例。

四、结论与局限性

在考虑行业特征对会计弹性处理影响的基础上，通过对比分析在不同的会计弹性下真实活动操控程度的差异，验证了会计弹性处理与真实活动操控程度之间存在此消彼长的关系，拓展和丰富了盈余管理的研究方向和内容，另外真实活动操控盈余管理的方式选择和识别体现在其特征上管理层通过实际商业活动操控来管理盈余，这都将对公司经济后果和获利能力，改变公司资本结构和相互影响，对公司未来绩效的长远影响、潜在成本、投资者对真实活动操控盈余管理的反应都将产生长远影响。虽然本文借鉴常用的几种会计处理方法来度量真实活动盈余管理，但是仍具有一定的局限，对其他真实活动操控的行为还未全面考察和分析，需有待进一步研究。

参 考 文 献

[1]陆正飞，魏涛.配股后业绩下降：盈余管理后果与真实业绩滑坡[J].会计研究.2006（8）：52～59

[2]Daniel A.Cohen，Aiyesha Dey，Thomas Z.Lys.Real and Accru

-al-based Earnings Management in the Pre-and Post-Sarbanes Oxley Peri

-ods.http：//papers.SSrn.Com/sol3/papers.efm？abstractid=813088.

2007（6）

[3]张瑞俊，李彬，刘东霖.真实活动操控的盈余管理研究——基于保盈动机经验证据[J].数理统计与管理.2008（5）

[4]李国朝.我国企业盈余管理行为产生的原因及对策[J].企业导报.2010（12下）

作者：李菲

会计处理研究管理论文 篇2：

盈余管理的实证研究综述

摘 要：盈余管理的实证研究渐亦成为盈余管理研究的主要方面，而实证研究的具体内容却极其庞杂。通过对国内外学者盈余管理实证研究具体内容的探寻，进而发现盈余管理实证研究的发展趋势。盈余管理的实证研究内容正在从早期的专注于盈余管理动机手段等向注重于盈余管理与会计政策、关联交易、公司治理、审计、企业并购的关系等具体方面发展。

关键词：盈余管理；实证研究；综述

引言

盈余管理研究兴起于20世纪80年的西方学术界，日益成为研究热点，并逐步从盈余管理的规范研究向实证研究过渡。随着我国股份制改革和证券市场的不断发展，盈余管理的研究在我国学术界亦日益活跃。本文分块探寻与盈余管理相关的实证研究状况，对盈余管理实证研究各领域的研究成果做了梳理。

一、盈余管理动机的实证研究

盈余管理动机的实证研究是早期盈余管理实证研究的内容。陆建桥（1999）选取了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的22家亏损上市公司作为研究样本，对这些公司在出现亏损年份及其前后年份是否采取了盈余管理行为，以免出现连续亏损3年的情况，进行了经验验证。实证研究结果表明，亏损上市公司为了避免公司连续3年亏损而受到证券监管部门的管制和处罚，在亏损及其前后年份普遍存在着调减或调增收益的盈余管理行为。王亚平等（2005）的研究结果表明，中国上市公司从1995—2003年间都存在为避免报告亏损而进行的盈余管理。何问陶和倪全宏（2005）选取了15家实施MBO的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研究我国公司管理层在MBO前是否通过会计处理对公司盈余进行管理，研究结果未能发现证据支持管理层在MBO前一年采用了减少报告盈余的会计应计统计证据。陆正飞和魏涛（2006）研究了我国1998—2001年间上市公司首次配股后会计业绩下降的现象，实证结果表明，配股公司在配股前存在盈余管理行为，无后续融资行为公司配股后业绩下降且操控性应计利润在配股后发生反转，这为配股前盈余管理机会主义观提供了直接证据；有后续融资行为公司在配股后仍进行盈余管理以继续尽可能维持较高业绩。吴联生等（2007）以非上市公司盈余管理程度作为基准，运用参数估计的方法，对股票市场是否提高了公司盈余管理程度的问题进行研究。研究结论表明，股票市场提高了公司的盈余管理程度。张昕（2008）选取了2001年12月31日之前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或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的全部A股公司作为研究样本，对中国A股上市公司是否在第四季度进行盈余管理以避免当年亏损或下一年亏损进行了实证研究，发现上市公司的确会在第四季度进行盈余管理来实现当年扭亏为盈或者调低利润，为下一年扭亏做好准备。王跃堂等（2009）以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研究了新企业所得税法下的盈余管理的避税动因以及由此产生的经济后果，发现税率降低的公司存在明显的避税盈余管理行为，而税率提高公司的这种行为并不明显。

二、盈余管理与会计政策的实证研究

盈余管理主要是在各种法律法规政策所允许的范围内，依据会计政策的选择和会计估计的变更，通过各种交易手段的规划进行的。因此，会计政策的变更对盈余管理有着非常显著的影响。所以，盈余管理与会计政策的实证研究成为盈余管理实证研究十分重要的内容。王跃堂等（2005）研究长期资产减值政策的执行状况，研究结果说明追溯调整政策为公司夯实长期资产，如实反映长期资产的公允价值提供了政策途径，并未演化成公司盈余管理的工具。叶建芳等（2009）新会计准则下上市公司金融资产的分类进行了实证研究，主要关注企业对交易性金融资产和可供出售金融资产的确认和计量，发现当上市公司持有的金融资产比例较高时，为降低公允价值变动对利润的影响程度，管理层会将较大比例的金融资产确认为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在持有期间，为了避免利润的下滑，管理层往往违背最初的持有意图，将可供出售的金融资产在短期内进行处置。

三、盈余管理与关联交易的实证研究

关联交易是企业进行盈余管理非常重要的手段。盈余管理与关联交易相关的实证研究内容颇丰，已独具规模，成为盈余管理实证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孟焰和张秀梅（2006）选取了2001—2004年147家因关联交易获得非标准审计意见的上市公司作为样本，建立模型实证上市公司关联交易盈余管理与关联方利益转移的关系，发现关联交易盈余管理的主要目的和结果是关联方从上市公司转移利益。高雷和宋顺林（2008）以中国上市公司2002—2004年的面板数据为样本，检验了关联交易、线下项目和盈余管理的关系，得出以下结论：计入线上项目的关联交易是上市公司为获得配股而进行盈余管理的重要手段，计入线下项目的关联交易是上市公司为避亏而进行盈余管理的重要手段；上市公司控股股东处于绝对控股地位时或控股股东隶属某一企业集团时，关联交易盈余管理行为更严重；进行盈余管理时，线下项目与计入线上项目的关联交易具有替代性。郑国坚（2009）以我国2000—2005年5 576家上市公司为样本，从会计盈余质量的角度检验关联交易的掏空管观和效率观。研究发现，关联交易主要表现为掏空效应，损害会计盈余质量。

四、盈余管理与公司治理的实证研究

公司治理环境以及公司治理结构严重影响公司盈余管理的方式和程度。高雷和张杰（2008）选取沪深两市2003—2005年（非金融类）上市公司的数据，采用最小二乘法和二阶段回归方法，对公司治理、机构投资者与盈余管理三者的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发现机构投资者能够提高公司治理水平并能有效抑制管理层的盈余管理行为。白云霞和吴联生（2008）以我国通过控制权转移进行私有化的上市公司为样本，研究了国有股权私有化过程中的盈余管理以及信息披露对盈余管理影响的问题，发现国有企业在国有股权私有化前存在降低收益的盈余管理行为，信息及时披露对私有化前的盈余管理有显著的抑制作用。薄仙慧和吴联生（2009）研究国有控股和机构投资者的治理效应，以及国有控股与机构投资者在公司治理方面的交互作用，发现国有控股和机构投资者有利于公司治理的改善，但机构投资者的积极治理作用在国有控股公司中受到限制。苏冬蔚和林大庞（2010）以2005—2008年间1 336—1 573家非金融类上市公司为样本，从盈余管理的角度对股权激励的公司治理效应进行研究，发现正式的股权激励具有负面的公司治理效应。

五、盈余管理与审计的实证研究

审计的职能之一就是要揭示企业的盈余管理行为。伍莉娜（2003）选取2002年按照证监会要求披露审计费用的282家公司作为研究样本进行研究，发现公司盈余管理的表现之一，即公司的净资产收益率处于“保牌”区间，是年度财务审计费用的显著影响因素。陈武朝和张泓（2004）检验了审计师变更公司在新任审计师的第一年、前任审计师最后一年、倒数第二年的可操控性应计利润及其在不同年份之间的变化，研究表明，公司变更审计师并未达到预期的目的；前任审计师、后任审计师的独立性均很强。徐浩萍（2004）用会计盈余管理的程度来检验注册会计师独立审计的质量，结果显示，中国注册会计师能够在一定程度上鉴别盈余管理程度，并将其反映在审计意见中。杨德明和胡婷（2010）利用我国 A 股上市公司 2007—2008 年相关数据实证研究发现：随着上市公司内部控制质量的提高，审计师对盈余管理发表非标准审计意见的概率显著下降。陈小林和林昕（2011）采用 1999—2008 年 A 股上市公司作为研究样本，研究了审计师能否对不同属性的盈余管理做出差别反应并表现在审计意见决策上，在同样进行了盈余管理的样本中，审计师能够区分不同属性的盈余管理，对高风险的机会主义盈余管理应计额出具非标意见的概率大于低风险的决策有用性盈余管理的应计额。

六、盈余管理与并购的实证研究

上市公司并购与盈余管理的研究内容主要在：上市公司在并购过程中的并购前一年、当年、次年是否存在盈余管理现象？在这其中盈余管理方向是向上还是向下的？De Angelo（1986）收集了1973—1982年美国证券交易所上市提出MBO的64家样本公司数据资料进行盈余管理研究，提出了管理层收购的公司有向下进行盈余管理的假设，但在实证研究中没有找到证据。Perry and Williams（1994）采用琼斯模型对总体应计利润进行检验，结果表明，主观应计项目在MBO之前是负的，导致收益减少。香港会计学者 Ywoody Wu（1997）在研究87个MBO案例后发现企业实施MBO前一年的利润增长严重低于行业平均增长幅度，从而导致公司股票价格的持续下跌，可以看出，MBO公司存在盈余管理的现象。Eddy and Taylor（1999）研究了澳大利亚上市公司在遭到并购时管理层建议是否与盈余管理假设相一致，但没找到目标公司进行盈余管理的证据。王啸和邵寰（2000）分析认为，上市公司并购时容易出现以下盈余管理行为：利用合并范围变更提升利润；选择有利于提升利润的合并方法；股权购买日实物中的灵活性为盈余管理行为的发生提供了机会；选择和变更收购方的会计处理方法。陈政文（2003）通过并购案例分析了上市公司利用合并财务报表范围变动进行盈余管理的可能，指出合并财务报表范围的变动丰富了管理层盈余管理的机会。何问陶和倪全宏（2005）选取截至2002年底公认实行了MBO而又可获取资料的15家上市公司作为研究样本，研究其在MBO前一年是否存在减少报告盈余的会计应计处理。通过扩展的琼斯模型进行实证分析，未能发现证据支持管理层在MBO前一年采用了减少报告盈余的会计应计统计证据。黄新建和段克润（2007）以中国2003年发生并购行为的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运用改进的DeAngelo模型、修正的琼斯模型，以操纵性应计利润存在的大小程度对上市公司在并购前后年度是否存在盈余管理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表明，上市公司在并购前一年，存在着明显的调减操纵性应计利润的盈余管理行为；在并购当年，虽然存在着调增操纵性应计利润的盈余管理，效果却不显著。罗声明（2007）选取1999—2001年发生并购行为的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利用修正的截面琼斯模型在进行实证分析，发现公司并购前期的盈余管理机会主义行为是导致收购公司并购后经营业绩下滑的主要原因。程敏（2009）实证分析了盈余管理行为对上市公司并购溢价的影响，认为盈余管理水平跟并购溢价之间是负相关，盈余管理水平越高，并购溢价越低，反之亦然。且在股权转让讨价还价过程中，股权受让方能够“看透”目标公司盈余管理行为；另一方面也反映相关利益人通过降低利润的盈余管理，试图抬高股权转让溢价率以迎合监管部门的要求，获得监管部门对股权转让的审核批准。

从以上研究可发现并购与盈余管理的关系是双向的：首先，上市公司在并购前、中、后会存在盈余管理行为以达到实现自身利益等目的，也就是说盈余管理含于并购之中，成为并购的一项手段；其次，并购作为上市公司盈余管理的一种手段，是指上市公司有盈余管理的意图，然后再以并购行为实现之，这也就是指并购在这时是盈余管理两大手段之一——安排实际交易。对于并购与盈余管理的这种双向关系的研究所用的研究方法虽然是相同的，但诸学者所得出的研究结论却不尽相同。

七、其他与盈余管理相关的实证研究

与盈余管理相关的实证研究内容十分丰富，除以上所列重要领域外尚有许多相关方面。如姚宏等（2006）运用实验方法构建具有不同信息结构的市场环境，研究风险偏好与外部监管环境对盈余操纵行为的影响。实验结果表明，外部监管环境对盈余操纵行为具有显著约束作用；信息不对称时，信息成本将加重操纵程度，内幕交易者借助信息优势，或者回避风险，或者获取超额收益；非内幕交易者存在过度自信表现；信息结构不影响风险偏好者的操纵意愿，但与外部惩戒力共同影响其最终收益。吴战篪等（2009）检验了2007年新会计准则下上市公司证券投资收益的价值相关性与盈余管理现象，发现证券投资采用公允价值变动确认损益的方式既提高了会计信息的相关性，又避免了盈余管理，是一种更好的证券投资收益确认模式。毛新述和戴德明（2009）以1994—2007年度的全部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分析了盈余稳健性和盈余管理之间的内在关系和相互影响，发现没有证据表明盈余稳健性的提高导致了上市公司的大清洗行为。谢德仁（2011）利用1999年、2001—2007年上市公司债务重组的数据来研究会计准则和资本市场监管规则在遏制公司盈余管理方面的作用，发现是资本市场监管规则而非会计准则在影响和制约着上市公司是否利用债务重组来进行盈余管理。

盈余管理实证研究的具体文献在我国最早出现于1999年，相对于国外的研究起步较晚。在我国，盈余管理研究主要针对特殊公司如亏损，特殊处理，IPO，配股、资产重组等公司展开的，而针对一般的非特殊公司的盈余管理的实证研究尚少。在2006年新会计准则出台之后，出现了许多文献是新准则下的盈余管理研究，学者开始关注新会计准则对盈余管理及其手段的影响。起初盈余管理的实证研究主要集中在盈余管理的动机，盈余管理的手段，盈余管理的程度，盈余管理对盈余质量的影响。近年来，尤其是新会计准则发布以来，盈余管理的实证研究逐渐关注于盈余管理与审计、盈余管理与公司治理，还有应计项目与盈余管理等方面。我国盈余管理的研究，无论是规范研究还是实证研究，都相对较晚。而且许多盈余管理的研究，不同学者基于不同的角度和不同的条件得出的结论也不一致。现阶段对盈余管理的研究开始趋向细化，逐渐由盈余管理动机、手段的研究转向与审计、公司治理相联系的阶段，盈余管理的实证研究也逐渐变得丰富多彩。

参考文献：

[1] 陆建桥.中国亏损上市公司盈余管理实证研究[J].会计研究，1999，（9）.

[2] 王啸，邵寰.上市公司的资产重组与盈余管理行为分析[J].上海会计，2000，（9）.

[3] 伍丽娜.盈余管理对审计费用影响分析[J].会计研究，2003，（12）.

[4] 何问陶，倪全宏.中国上市公司MBO前一年盈余管理实证研究[J].会计研究，2005，（6）.

[5] 陆正飞，魏涛.配股后业绩下降：盈余管理后果与真实业绩滑坡[J].会计研究，2006，（8）.

[6] 黄新建，段克润.中国上市公司并购与盈余管理实证研究[J].软科学，2007，（6）.

[7] 张昕.中国亏损上市公司第四季度盈余管理的实证研究[J].会计研究，2008，（4）.

[8] 叶建芳，周兰，李丹蒙，郭琳.管理层动机、会计政策选择与盈余管理[J].会计研究，2009，（3）.

[9] 陈小林，林昕.盈余管理、盈余管理属性与审计意见[J].会计研究，2011，（6）.

[责任编辑 李 可]

作者：王爱文　董继刚

会计处理研究管理论文 篇3：

内部控制、管理者权力与费用粘性

【摘 要】 以2010—2014年A股非金融类上市公司为样本，研究了管理者权力与公司费用粘性的关系，以及内部控制对二者关系的影响。研究发现，管理者权力越大，公司的费用粘性越高，但高质量的内部控制可以抑制管理者权力对公司费用粘性的影响，这种抑制作用在市场化程度较低的区域更为明显。

【关键词】 内部控制； 管理者权力； 费用粘性； 市场化程度

一、引言

由于成本和管理会计所需研究数据比财务会计所需研究数据更难获得，因此理论界对于企业如何进行成本管理这一“黑箱”知之甚少，而成本费用粘性的存在表明了管理者的成本管理行为，因而对企业成本粘性的研究可以揭示企业的成本管理行为[1]。销售费用和管理费用在运营成本中占有较大的比重，1979—1998年美国上市公司上述费用占营业收入的比重为22.62%[2]；1994—2001年我国上市公司的销售费用和管理费用占营业收入的比重为13%[3]，2007—2014年为11.47%①。由于在这两项费用中酌量性费用项目较多，因此管理者会采取一系列的机会主义行为，在业务量上升时，增加自身控制的资源或提高个人薪酬；在业务量下降时，则阻止自身控制资源和个人薪酬的下降，使公司费用表现出明显的粘性特征，即在销售量增加或减少相同幅度时，成本费用上升幅度大于下降幅度。Jesen and Meckling[4]指出，在不考虑监督的情况下，管理层可以通过增加其非货币福利实现自身效用的最大化。管理层权力越大，其操纵自身薪酬的能力越强，获取私人收益的行为越严重，在管理者权力越大的企业，管理者的在职消费越多。内部控制是强化公司治理的重要手段，完善的公司治理机制可以减弱代理问题，并限制管理者以牺牲股东利益而谋取自身利益的机会主义行为[5]，高质量的内部控制可以有效地限制公司管理者的权力，减少股东和管理层之间的代理问题。

基于以上两点，本文以2010—2014年A股非金融类上市公司为样本，对内部控制、管理者权力和费用粘性之间的关系进行研究。与以往的研究不同点在于：（1）本文从管理者权力视角揭示了企业的成本管理行为；（2）从企业成本管理层面揭示了内部控制对管理者权力的制约效应，费用粘性可以通过内部控制对管理者权力的制约而得到抑制，这也丰富了内部控制实施的经济后果；（3）结合我国特殊制度背景，从宏观层面研究不同市场化程度下内部控制对管理者权力与费用粘性关系的影响，揭示了有中国特色的外部市场环境和内部公司治理如何共同作用于公司的高管成本管理行为。

二、文献回顾与研究假设

（一）管理者权力与公司费用粘性的关系

Banker and Johnston[6]通过对美国航空业数据的研究，首次发现费用变化比例不对称，即收入上升和下降相同幅度时，费用上升或下降的幅度并不相同，还有学者对华盛顿特区医疗行业管理费用的研究也发现了同样的现象，并将这种现象称为费用粘性，并利用1979—1998年7 629家美国上市公司的数据进行研究，发现销售收入每增加1%，费用增加0.55%，而当销售收入减少1%时，费用仅减少0.35%，从而证实了美国上市公司存在费用粘性。孙铮和刘浩[3]首次以我国上市公司销售费用和管理费用为研究对象，发现我国上市公司也存在费用粘性，且费用粘性存在行业差异，在制造业和信息技术行业费用粘性较强，而房地产等行业的费用粘性相对较弱或是不存在，在劳动力密集度较高的公司表现出显著的成本粘性特征，而在资本密集度较高的公司则成本粘性特征并不明显。管理者的机会主义是费用粘性的主要成因，这是因为管理者自利并且风险规避，面对经济业务的波动，管理者会从薪酬和所能控制的资源两个方面考虑自身的利益[7]。当业务量上升时，管理者会增加自身薪酬和扩大自身控制的资源；当业务量下降时，管理者既不愿意降低自身薪酬，也不愿意降低自身控制的资源。我国上市公司高管薪酬存在“尺蠖效应”就是高管在设计薪酬分配方案时的机会主义行为所致[8]，由于企业高管拥有并且不断扩大的管理者权力，使得这种机会主义行为更为严重，但是考虑到外部抱怨影响自身声誉，管理者常采用伪装方式操纵薪酬，最直接的方法就是增加在职消费，在管理者权力较大的企业，管理者的在职消费更多，出于自身利益考虑，权力较大的管理者也会为了提高销售量而增加销售费用[9]。

综上所述，本文提出假设1。

假设1：管理者权力越大，公司费用粘性越高。

（二）内部控制对管理者权力与费用粘性关系的影响

内部控制是通过一系列的制度安排，强化和规范企业管理，提高经营效率的制度保障。存在内部控制缺陷的公司往往会计信息质量较低，较低的会计信息不仅误导经理人的管理决策，而且也使外部投资者很难有效监督经理人的行为，因此加剧了管理者的自利行为[10]。如果企业实施有效的内部控制制度，经理人的自利行为也必将受到约束，公司经营活动的效率将有可能提高。侯晓红和姜蕴芝[11]研究了公司治理强度对股权激励和真实盈余管理的影响，发现较高的公司治理强度对股权激励所诱发的真实盈余管理行为有明显的抑制作用。Ashbaugh et al.[12]发现，按照内部控制条款披露内部控制缺陷的公司具有更加合理的治理结构，公司面临的风险更小，由管理者机会主义行为而产生的代理成本也更小。Shleifer and Vishny研究表明，完善的公司治理机制可以减弱代理问题，并限制管理者牺牲股东利益而谋取自身利益的机会主义行为。高质量的内部控制可以有效地监督公司的高管行为，降低内部代理成本。有效的内部控制可以限制公司管理者的权力，减少股东和管理层之间的代理问题[5]。高质量的内部控制能够通过不相容职务分离、授权审批制度等加强对管理者行为的监督，强化对管理者权力的制衡，避免管理者利用激進的会计处理方法谋求高薪酬的机会主义行为[13]，同时也能抑制管理者利用其权力增加在职消费。内部控制贯穿于企业活动的全过程，高质量的内部控制能够抑制管理者操控销售活动和酌量性费用。

陈冬华等[14]分析当期我国法律和产权制度的现状后认为，在外部制度约束较弱的环境下，权力型管理层的在职消费水平明显偏高，这直接导致了企业产权效率和经济业绩的降低。我国于20世纪70年代后期进行的分权化改革，导致地区间市场化程度的差异。近年来我国的市场化进程虽然已经取得很大成功，但由于资源禀赋、地理位置和国家政策的不同，各地区的市场化程度存在明显差异，使得处于不同地区的上市公司面临的治理环境差异也非常显著，进而对管理者权力形成的约束力度不同。Leora F. et al.研究表明，公司内部治理在法制环境薄弱的国家更为重要，这是因为公司可以通过建立良好的公司治理结构和提供可置信的投资保护来弥补无效的法律和执法程度。吴宁等[15]检验了不同外部法律环境下内部控制对企业风险承担行为的影响，结果发现，企业所在地区的外部治理环境对企业内部控制具有替代作用，即内部控制与企业风险承担之间的反向变动关系会随市场化改革进程的深入而有所减弱。反之，若上市公司所在地区市场化程度较低，就会出现由于缺乏相应的诉讼成本而使公司大股东等内部人侵害小股东利益的行为，此时健全而完善的企业内部控制机制会发挥重要作用。因此，本文提出假设2。

假设2：高质量的内部控制，会抑制管理者权力对费用粘性的影响，且这种抑制作用在市场化程度较低的区域更为显著。

三、研究设计

（一）样本选取与数据来源

本文以2010—2014年A股非金融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剔除了上市不满两年的公司，剔除了ST、*ST、SST、S*ST公司，对连续变量进行了前后0.5%的缩尾处理，剔除了其他数据缺失的观测值，最终得到7 307个观测数据。财务数据和控制变量来自CCER数据库，内部控制指数来自深圳迪博内部控制与风险管理数据库。

（二）模型设计与变量定义

本文以Anderson et al.[2]的模型为基础，参照梁上坤[16]的研究，引入连续两年收入下降（S_decrease）、人力资本密度（EI）和固定资本密集度（AI）三个经济因素变量控制管理者过度自信的影响，同时参照马永强和张泽南[17]的研究，建立如下模型检验本文的研究假设。

Ln Ci，t=β0+β1×Ln Ri，t+β2×D×Ln Ri，t+∑EconVariables×D×Ln Ri，t+∑EconVariables+∑ControlVariables+εi，t （1）

Ln Ci，t=β0+β1×Ln Ri，t+β2×D×Ln Ri，t+β3×Power×

D×Ln Ri，t+∑EconVariables×D×Ln Ri，t+∑EconVariables+∑ControlVariables+εi，t （2）

Ln Ci，t=β0+β1×Ln Ri，t+β2×D×Ln Ri，t+β3×Power×

D×Ln Ri，t+β4×IC×Power×D×Ln Ri，t+∑EconVariables×

D×Ln Ri，t+∑EconVariables+∑ControlVariables+εi，t

（3）

模型中的变量含义与定义见表1。其中，管理者权力变量的衡量主要参照赵纯祥和罗飞[18]的文献。

四、实证分析

（一）描述性统计

表2为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从表2中可以看出，费用变动（Ln C）和收入变动（Ln R）的均值分别为0.1525和0.1499，费用变动幅度大于收入变动幅度，与梁上坤[19]的统计值接近；D的均值为0.2200，与梁上坤等[19]利用2002—2010年样本计算的均值0.2556相比有所降低，说明营业收入上升的公司在逐渐增加；S_decrease的均值为0.0400，说明仅有4%的上市公司营业收入连续两年下降；梁上坤等[19]的统计值为0.0961，同样表明我国营业收入上升的公司有所增加。管理者权力（Power）的均值为1.5300，表明我国上市公司管理者权力整体偏高，内部控制（IC）的中位数为6.8665，均值为6.7798，均值小于中位数，表明我国上市公司内部控制质量整体偏低。

（二） 检验结果与分析

1.管理者权力对费用粘性的影响

表3是本文研究模型的回归结果。前两组为模型1的回归结果，其中第一组为未加入控制变量的全样本费用粘性存在性检验，D×Ln R的系数为-0.101，并在1%的水平上显著，第二组加入控制变量后，该系数为-0.100，并在1%的水平上显著，这表明我国上市公司存在费用粘性，验证了孙铮和刘浩的发现。第三组为模型2的回归结果，从表3中可以看出，当加入管理者权力变量后，Power×D×Ln R的系数为-0.091，在1%的水平上显著，这表明管理者权力对费用粘性具有显著的增强作用，验证了本文的假设1。

2.内部控制对管理者权力与费用粘性关系的影响

表4是本文研究模型3的回归结果。从表4中可以看出，全样本检验中IC×Power×D×Ln R的系数为0.465，并在1%的水平上显著，这表明内部控制越好，管理者权力对费用粘性的增强作用越弱。根据李慧云和刘镝[20]的研究，按市场化程度高低分组回归后发现，两组数据的回归结果均在1%水平上显著，在低市场化程度组，IC×Power×D×Ln R的系数为0.502，大于高市场化程度组的系数0.330，这表明在市场化程度较低的区域，内部控制治理效应更好。也就是说，企业内部控制很好地发挥了对外部治理环境的替代作用，验证了本文的假设2。

五、穩健性检验

为了增强上述研究结果的可信度，本文用管理者持股比例作为管理者权力的替代变量[21]，并对内部控制质量按中位数进行分组，回归结果如表5所示。

从表5中可以看出，在高质量内部控制组，Power×D×Ln R的系数为-0.016，但不显著；在低质量内部控制组，Power×D×Ln R的系数为-0.059，并在1%的水平上显著，这说明高质量的内部控制可以抑制管理者权力对费用粘性的增强作用，另外，将上述分组样本进一步按市场化程度高低再分组回归，得到结果与上文一致，通过稳健性检验。

六、结论

本文在充分梳理国内外有关费用粘性研究文献的基础上，利用2010—2014年我国A股非金融类上市公司的财务数据以及迪博数据库的内部控制指数，检验了管理者权力与公司费用粘性的关系，以及内部控制对二者关系的影响。研究发现，管理者权力越大，公司的费用粘性越高，但高质量的内部控制可以抑制管理者权力对公司费用粘性的影响，这种抑制作用在市场化程度较低的区域更为明显。本文从管理者权力视角开辟了成本费用粘性研究的新路径，从企业成本管理层面及宏观市场层面揭示了内部控制对管理者权力的制约效应，对公司成本费用管理、公司治理具有一定的理论和实践指导意义。●

【参考文献】

[1] 江伟，胡玉明，吕 .应计盈余管理影响企业的成本粘性吗[J]. 南开管理评论，2015，18（2）：83-91.

[2] ANDERSON M C，JANAKIRAMAN S N. Are Selling，General，and Administrative Costs “Sticky”？[J]. Journal of Accounting Research，2003，41（1）：47-63.

[3] 孙铮，刘浩.中国上市公司费用“粘性”行为研究[J]. 经济研究，2004（12）：26-34.

[4] JENSEN M C，MECKLING W H. Theory of the Firm： Managerial Behavior，Agency Costs and Capital Structure[J]. Ssrn Electronic Journal， 1976， 3（4）：305-360.

[5] 张会丽，吴有红.内部控制、现金持有及经济后果[J]. 会计研究，2014（3）：71-78.

[6] BANKER R D，JOHNSTON H H. An Empirical Study of Cost Drivers in the U.S. Airline Industry[J]. Accounting Review：A Quarterly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Accounting Association，1993，68（3）：576-601.

[7] MASULIS R W，et al. Corporate Governance and Acquirer Returns[J]. Journal of Finance，2007，62（4）：1851-1889.

[8] 方军雄.高管权力与企业薪酬变动的非对称性[J]. 经济研究，2011（4）：107-120.

[9] 范经华，张雅曼，刘启亮.内部控制、审计师行业专长、应计与真实盈余管理[J].会计研究，2013（4）：81-88.

[10] KANODIA C，et al. Investment and Disclosure： The Disciplinary Role of Periodic Performance Reports[J]. Journal of Accounting Research，1998，36（1）：33-55.

[11] 侯晓红，姜蕴芝.不同公司治理强度下的股权激励与真实盈余管理——兼论市场化进程的保护作用[J]. 经济与管理，2015（1）：66-73.

[12] ASHBAUGH-SKAIFE H，et al. The Effect of SOX Internal Control Deficiencies and Their Remediation on Accrual Quality[J].Social Science Electronic Publishing，2008，83（1）：217-250.

[13] 方红星，张志平.内部控制质量与会计稳健性——来自深市A股公司2007—2010年年报的经验证据[J]. 审计与经济研究，2012，27（5）：6-13.

[14] 陈冬华，陈信元，万华林.国有企业中的薪酬管制与在职消费[J].经济研究，2005（2）：92-101.

[15] 吴宁，李靠队，李国栋.内部控制、市场化进程与企业风险承担[J].商业研究，2015，59（7）：144-149.

[16] 梁上坤.管理者过度自信、债务约束与成本粘性[J]. 南开管理评论，2015，18（3）：122-131.

[17] 马永强，张泽南.金融危机冲击、管理者盈余动机与成本费用粘性研究[J].南开管理评论，2013，16（6）：70-80.

[18] 赵纯祥，罗飞.市场竞争、管理者权力与薪酬粘性[J].当代财经，2013（10）：76-85.

[19] 梁上坤，陈冬，胡晓莉.外部审计师类型与上市公司费用粘性[J].会计研究，2015（2）：79-86.

[20] 李慧云，刘镝.市场化进程、自愿性信息披露和权益资本成本[J].會计研究，2016（1）：71-78.

[21] 张铁铸，沙曼.管理层能力、权力与在职消费研究[J]. 南开管理评论，2014，17（5）：63-72.

作者：侯晓红 李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