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统计改革探究论文

内容提要：以各城市行政审批中心成立作为“准自然实验”，运用双重差分法探讨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对制造业企业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的影响。结果表明，设立行政审批中心显著促进了企业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的攀升，在进行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该结论仍然成立。今天小编为大家精心挑选了关于《企业统计改革探究论文(精选3篇)》相关资料，欢迎阅读！

企业统计改革探究论文 篇1：

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对企业治理与价值的影响

【摘要】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工作在最近几年取得了重大进展，改革成效突出。但作为国民经济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国企的混合所有制改革也并非毫无阻碍。文章通过对国企混合所有制改革具體内涵的梳理和发展历程的研究，探究改革对企业价值所产生的具体影响，提出相应的对策和建议，以期能够在我国国企混合所有制改革的过程中发挥建设性的作用，对国企的企业价值增值产生助益。

【关键词】国企；混合所有制改革；企业价值

一、混合所有制概述

（一）混合所有制发展背景

研究我国国企的混合所有制改革，要追溯到改革开放初期，那个时候国家就已经开始倡导国企进行各种形式的改革尝试。随着1956年完成了农业、工商业和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后，我国步入了计划经济时代。在这一制度环境中，私营企业被全面禁止，企业全部收归集体所有或者全民所有，这就导致企业的发展完全依靠行政管理。由于市场竞争的缺失，企业的发展死气沉沉，没有动力，更没有活力，导致经营效率低下，企业效益日渐衰退。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国家在政策层面决定实施全面的改革开放，计划经济已经满足不了社会发展的需要，所以开始向市场经济转变。在这一过程中，最大的阻碍就是如何妥善处理国有企业的经营发展。也就是说，在保持国有企业全民所有的性质不变的情况下，鼓励市场竞争、追求企业绩效、推动企业发展质量的提升。在这一关键时期，我国开始尝试引进国外资本，借助其先进的企业管理优势，尝试外资与国有资本共同经营管理国有企业，这是推动国有企业改革的一种新尝试、新模式和新视角，具体形式是将原来的国有全资资本股权让渡一部分给外资和民营资本，从而把全资企业变为多种所有制企业。与此同时，决策层也开始认识到，持续的国有企业混合经营改革可以极大地改善企业经营效率，推动企业的健康发展，所以，理论界也开始积极研究和探索，站在产权理论的视角，开展了国有企业推进混合所有制改革是否有效和是否可行的深入研究。在1987年党的十三大上，国家正式表态对国企的混合所有制改革给予肯定和支持，至此，全国范围内开始推动国企的混合所有制改革在深度和广度上大力发展。

我们谈到的混合所有制改革，就是把历史资本形成的资本权益和劳动者权益二者共同融合，形成企业的一种所有权结构，通过将不同性质的所有制经济成分相融合，实现企业混合所有制的改变和经营。这两种权益的结合，能够让不同的所有权产生合作，从而共同发挥其独特作用，并借助资本市场的价格发现功能，实现各方权益的等价交换。

本文探讨的混合所有制改革，分狭义和广义两种概念。广义的混合所有制改革则是面向整个经济社会，允许多种所有制经济的共同存在；狭义的混合所有制改革则是面向某一特定企业，允许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参与企业的生产和经营。当前，我国属于广义的混合所有制，即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混合发展的经济体制。本文研究的对象则是狭义概念上的混合所有制改革。对于我国的经济发展来说，未来一定是鼓励多种所有权共同存在，大力推进国有企业的混合所有制改革，并不是通过民营资本和外资引进的多元持股，使产权结构实现优化，而是要在大力开展产权优化与改革的前提下，进行企业混合治理机制的调整和规制。企业治理结构的完善和规范，必须要注重产权制度的建设，满足现代企业的发展需要。

（二）混合所有制内涵

在经济组织的内部，常见的是形式较为单一的国有资本和民营资本，除此之外，有时候也会存在其他形式的资本类型。这些不同来源的资本无差别地对企业进行投资、合作与融合，从而发展成为一种全新的企业产权组织形式，这种新型的产权形式在微观层面上与我国当前的社会经济发展现状相适应。我国混合所有制改革与欧洲常见的私有制改革是存在很大差异的，因为在我国经济体制改革不断深化和发展的时代大潮中，混合所有制改革直接关系着我国国企改革的走向和成败。国有企业通过与其他经济形式的企业不断融合、发展，自身得到完善，从而提升了国企在市场经济环境中的竞争力，进一步推动国有企业的治理系统走向完善和成熟。

二、混合所有制改革的必然性及发展进程

（一）混合所有制改革的必然性

1.混合所有制改革是我国国民经济发展到现阶段的必然要求

国有企业作为我国国民经济发展的核心和支柱，每年为国民经济创造了巨大的产值。但由于国企的资金、规模实力过于庞大和集中，加上经济结构长期处于单一模式，地区经济活力下降，反而成为我国部分地区经济衰退的最大原因之一。市场经济环境中，国家提倡和鼓励企业融合多元化的经济成分，实现多元经营共同存在、共同发展，这样才可以大幅度提升经济活力。当市场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和规模时，必然也要求国企推动混合所有制的改革。

2.混合所有制改革是社会资源优化配置的要求

我国从新中国成立之初至今，从集中力量办大事的计划经济体制开始，随着社会经济制度的深化改革和国民经济的发展，经济体制也逐渐完成了向市场经济的转变。市场经济更加开放和自由，让国有企业摆脱了传统的束缚，开始焕发出新的活力，逐渐体现出其规模和积累的优势。但由于市场经济条件下，市场呈现多元发展和相互融合，市场主体存在的样式很多，经营方式也更为灵活和多样，使得国企传统的经营管理模式弊端开始显现。通过数据统计可以发现，国有企业掌握和消耗了70%的社会资源，但是创造和贡献出来的社会财富只有30%，这种投入与产出的比例严重失调，极大地影响着社会经济的发展，拉低了国民经济的总体生产效率。在这种情况下，各项社会资源的供应趋紧，所以国家明确对国企提出要求，要注重社会资源的有效整合和合理配置。国有企业想要积极响应国家的要求，就只能通过企业经营模式的改革，推动混合所有制的发展，降低国有资本在企业中的占股比例，借助民营资本和外资的引入，改善企业生产效率低下、经营管理落后的现状，让资本得到充分利用，发挥最大价值，实现社会资源更加合理、有效地配置与利用。

3.混合所有制改革是提升国企绩效的有效途径之一

对于任何企业来说，绩效提升都是核心目标。通过国企的发展历史可以发现，企业的总体利润逐渐下降，产业结构越来越失调或单一，企业的盈利能力持续走低，这些问题都说明国企较低绩效必然会带来其经济利益的降低。我国国有企业的混合所有制改革，能为企业的发展带来新的活力，进一步提升和优化企业的经营管理模式，实现企业全面、高效、均衡的发展，最终带动企业绩效显著提升。因为混合所有制改革通过调整产权制度，引入外部资本，盘活国企资本提升生产经营效率，有效地改善了企业的绩效。同时，在混合所有制改革背景下，可以实现产业的协同发展，尤其是借助战略投资的加持，实现全行业的资源互补，以及国有资产的优化和利用；另外，国企的管理和治理水平也可以得到有效提升，通过建设“三会一层”制度，梳理清楚企业内部的决策机制和治理关系，严格依照法律规定真正落实董事会职权，打造职业经理人管理的治理体系，实现企业管理水平和治理水平的全面提升。举例来说，东航物流在2016年的时候开始推动混合所有制改革，从外部寻找到德邦物流和普洛斯作为两大战略投资者，而在财务投资方面，则引入了联想集团和绿地集团等民营资本，并为企业的核心骨干派发股份，从而形成强大的企业凝聚力和向心力，打造了现代化的薪资和考核制度。到2017年，仅仅一年时间，整个企业的经营发展就得到了很大改善，营收同比增长了31.7%，利润增幅更是高达72.8%。通过对东航物流的具体研究，可以得到结论：混合所有制改革的启动和推进，可以极大地改善我国国有企业的生产经营效率，显著提升企业的绩效，随之而来的就是企业的发展基础得以巩固和强化，实现国有企业的可持续发展。

（二）混合所有制改革的发展进程

在改革开放伊始，我国的国有企业为了改变发展现状，便尝试不同形式的改革模式。比如“放权让利”，开始在一定程度上扩大了国企的自主经营权利，伴随着改革开放的持续推进和深化发展，股份制企业作为最主流的混合所有制，得到了空前的发展。这些企业往往有国企控股或参股，同时无差别地吸引民营资本、外资和其他社会资本。1993年我国对国有企业的深化改革提出了明确的目标要求，就是要将企业全面建设成现代化企业，梳理清楚产权结构，明确各岗位及工作人员相匹配的权力与职责，推动政府管理与企业运营的分离，打造科学合理的内部管理体系，把我国的国有企业真正打造成国民经济的市场主体。以此为基础，国企开始了现代化企业改革的不断尝试。经过不断的探索，目前我国已经初步形成了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并存的基本经济制度，企业所有制性质的确定，以及股权架构的塑造，更多的交给市场进行选择。

站在宏观角度来看，国家也为国企的发展改革提供了战略指导。对于一般企业而言，往往都是追求经济利润的最大化，而国有企业除了追求合理的经济效益外，还要配合国家政策，满足相应的政策性目标，常见的是企业的社会责任目标和国家战略布局目标。2015年12月国资委、财政部和发改委，联合发布《关于国有企业功能界定与分类的指导意见》，根据企业属性与社会功能的差异，将国有企业划分为商业类和公益类。该指导意见明确要求，商业类的国企，生产、经营和发展要严格遵循市场规律，注重各项资源的全面整合和优化配置，提升资源利用效率，突出了企业的市场性；公益类的国企，要注重打造自身的社会属性，为现代企业管理制度和治理结构的构建提供重要依据。

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有三大主要路径：第一是引入非国有资本，参与到国有企业的经营和管理当中；第二是从外部引进战略投资者平台；第三是通过企业自身的股权改革，借助增资扩股、出资新设等方法来实现企业员工的持股改革尝试。从整体的改革发展历程可以看出，从1998年到2008年的第一个十年，是混合所有制改革刚刚启动，国有企业开始试探性推进的时期；从2013年发展至今，特别是在2016年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召开之后，我国开始全面加速混合所有制改革的步伐，取得了显著的成效。从数量上看，混合所有制的企业越来越多。从产业领域看，混合所有制改革开始在重要产业和领域中得到有序推动，比如在石油化工、铁路运输、民航、电信通讯以及军工产业等领域相继开展了改革的试点，有效提升了国有资本的使用效率和社会功能，让国企的经营管理焕然一新。在国有资本掌握控制权的混合所有制企業中，也开始有序地推进员工持股计划。这使得国有资本在产业布局、产业结构涉足上与以往相比都有很大改善。经过时间的积累，混合所有制改革的试点工作不断扩展，已经有一大批的国企完成了混合所有制的改革，或者正处于制度构建与结构改革的过程中，改革的成效非常显著。

通过国企混合所有制改革的摸索和尝试，对现代企业制度已经逐渐清晰，公司的管理体系和治理结构也开始走向科学化和规范化，开展试点的传统国企已经成为市场经济环境下独立发展和经营的市场主体，不需要再依附于国家体制。

三、混合所有制改革存在的问题

国有企业在开展混合所有制改革的过程中，引入了多种经济成分，可以实现企业发展资源的全面整合，形成资源优势，还可以改善公司的治理结构，转变企业的生产经营方式，构建现代化的企业制度与企业文化，让国有经济的控制力和影响力得以扩大，实现国有经济的科学布局，使我国的经济结构不断进行优化和调整。但是在改革过程中出现的一些问题和困难，对于国企深化混合所有制改革具有明显的制约和限制。

（一）国有经济定位不清

伴随着我国改革开放进程不断深入，国民经济的发展也呈暴发式增长。但从整体来看，布局仍存在不合理之处，如存在战线长、数量多、资源配置不够优化等。这就导致经济发展无法形成规模效应，产业结构过于趋同，对于国有经济的竞争力和控制力的提升明显拖了后腿。从宏观角度来看，我国之前的国企改革主要是朝着破除行业行政垄断，进行国有资本和国有企业战略重组的方向前进的。对于国有企业来说，其提供的产品或者服务应该具有明显的公共性，所以要彻底退出一般竞争产业。但当前的实际情况是这一预期效果并未完全达到，其中最为关键的原因是对国有经济没有找到科学、准确的市场定位。这样带来的后果就是，国有企业在竞争性产业中过度扩张，甚至出现了“国进民退”的现象，进一步压缩了非国有经济的成长和发展空间。能否做到给国有经济进行准确、科学的定位，将直接影响到国有企业开展混合所有制改革进程的深度、广度以及效果。

（二）杠杆及负债率较高

在现有的国有企业中，四至六成国企的资产负债率超过90%，负债率在95%以上的国企占比是5%～15%，甚至有部分国有企业出现了资不抵债的现象。在目前经济整体高速发展的阶段，企业自然不会担心订单和业务的问题，企业的利润也有保证，所有负债率较高的企业也可以发展得很好。但经济一旦发展降速或者进入新常态，经济发展的整体基本面就会出现新的变化，推动经济增长的传统动力将开始减弱，经济发展的潜在增长降低，将会失去近两位数水平的经济增长率。经济的发展和增长速度下降，国有企业的生产经营就会面临极大的压力，也意味着企业有高负债率发生的高风险。

四、混合所有制改革完善的建议

（一）动态调整并适当增加国有控股比例

严格按照国家有关国企混合所有制改革的宏观政策，依据其肩负的具体职责和职能不同进行逐类落实，同时要根据客观情况和具体政策的变化来动态调整股权混合的具体比例和结构组成。商业类国企的国有资本在充分竞争的行业或者领域里处于非常灵活机动的地位，可以自由控股、参股，没有硬性规定，但在事关国家安全和关乎国民经济命脉的关键行业和领域，以及国家级的重大专项工程中，必须始终保持国有资本处于绝对的控制地位。公益类的国企一般都是国有资本独资持有，如果这类企业满足了一定的条件，也可以开展投资主体的多元化改革，具体方式可以是购买服务，也可以是特许经营、委托代理等，通过多种方式鼓励和吸纳非国有资本的进入和参与，从而合理地分离企业的控制和经营，间接实现股权的结构完善和优化。

上述充分竞争行业的国企，在混合所有制改革中推动股权结构多元化改革的空间最大，所以在改革进程中，国企需要打开视野，更加开放，在社会上自由广泛地寻找各种类型的资本，破除其固有的唯我独尊的姿态，遵循市场规律，合理设置股权的分配比例和股东的数量，将资源的整合与配置尽可能交给市场来决定，最大程度提升企业的价值，确保国有资本的保值和增值。同时还要考虑是否对国企的竞争力和活力有显著提高、是否能够放大国有资本，最终进行宜控则控，宜参则参，既能发挥国有资本的实力优势，也能发挥社会资本的活力优势。通过二者的有效融合，可以让国有企业的经营发展水平提升一个台阶，自然而然企业的竞争力也就得到了提升，各合作方的资源得到有效的整合与共享，最终确立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的多方资本制衡机制，显著提高企业的生产经营效益。当国有资本持有包含否决权在内的34%到51%的股权时，如果投资者实力雄厚、经营规范，那么就可以考虑适当出让部分国有股份。

（二）合理利用财务杠杆及降低资产负债率

在国有企业的经营管理中，应该通过业务管理和财务政策调配，灵活多变地让企业资产负债率持续处于较低水平。在业务经营层面，伴随着改革的深化和资产重组的完成，国有企业要在内部管理、资源整合、产品研发与技术创新、生产成本控制和企业绩效提升等方面发力，全面推动企业盈利能力的改善和提升；在财务政策调配上，企业要在应收账款的回收上保有足够的关注，确保企业现金流的充足和稳定，降低企业的财务风险；在资本运作层面，国有企业要根据企业发展的节奏适时对外开展股本融资活动，及时偿还银行的借款，这样可以有效降低企业的资产负债率。如果下属企业的债务已经持续处于警戒线之上或者存货压力持续处于高位，那就要有针对性地采用“一个企业，一个政策”的方式，合理研判市场发展方向，进行前瞻性的生产转型和產品升级，尽可能杜绝投资资金的低效率运作。通过各种方式进行过剩产能消化，清理库存，哪怕企业遇到极端困难的情况也仍然如此。对于企业的资金来说，国企要加强管控，通过各种手段提高资金利用率和回报率；在二级市场上进行足够的股权融资，从多渠道获取权益资金；加快企业的生产经营与金融产业的深度融合，提升其在实体产业推动中的参与度和利用率；通过内部的考核进行约束，KPI指标中要纳入对债务率的考量，尽可能降低企业的财务杠杆，减少企业的负债，提升企业的利润水平。

如果企业的财务杠杆过高，要对企业的对外投资项目开展负面清单管理，用更高的要求来进行风险管控机制的构建与完善，设立企业资产负债率的警戒线和管控线，利用各种渠道进行资金融通，让资金的使用率处于较高水平，对于企业的一部分负债可以在市场化的条件下开展债转股操作，扩大股权融资的渠道和方式。在证券一级市场上，将企业整体打包上市或者拆分优质业务上市，用定向增发股票、向老股东配股等方式，多渠道开展股权融资；另外，在社会资本的引入上要拓宽渠道，确保混合所有制改革能够得到顺利的推进。企业要积极主动提升自己的经营管理水平和效率，用资源的有效整合、资产的合理兼并重组、不良资产及时清退等方式，为企业的债务削减提供帮助，借助这种主动方式降低企业的债务风险。

国有企业的系统化改革，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一个全面系统的工程。债权的股权化以及国企的混合所有制改革，合理利用兼并重组等资产处置方式，及时清退不良资产，是我国国有企业在降低负债率方面最常用的方式，也是最有效的方式。这样也能够在国家大力提倡供给侧改革的时代潮头上，为国有企业的改革与发展谋取更为广阔的空间，并为改革步伐的提速助力。

五、结语

第一，当前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取得了一定成效，但是仍存在诸如国有经济的定位不清以及杠杆、负债率过高等问题。

第二，本文提出了一些对策建议，如动态调整、适当增加国有控股比例；使企业的资产负债率在可控范围内，发挥财务杠杆的独特作用，保持企业的低负债运行等。

希望通过本文的研究过程及研究结论，能够引起我国国有企业中管理者的关注和重视，并能从中得到一些启发，从而在我国的国企混合所有制改革的过程中发挥出建设性的作用，最终实现更大的发展。

主要参考文献：

[1]高明华，杜雯翠，谭玥宁等.关于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的若干问题[J].政治经济学评论，2014，5（4）：122-139.

[2]隋明晓，刘倩.国企上市私有化与公司表现、行业竞争的关系[J].现代商业，2016（4）：148-149.

[3]卢俊.推进混合所有制 深化国有企业改革[J].宏观经济管理，2014（9）：18-20.

[4]邱霞.混合所有制改革的路径分析[J].西部论坛，2015，25（2）：33-39.

[5]赵子坤，李彬，秦淑倩.混合所有制陷阱真的存在吗：来自我国民营类上市公司跨所有制并购的微观证据[J].财经科学，2017（6）：82-93.

[6]李向荣.混合所有制企业国有股比例、制衡股东特征与公司绩效[J].经济问题，2018（10）：101-104.

[7]马连福，王丽丽，张琦.混合所有制的优序选择：市场的逻辑[J].中国工业经济，2015（7）：5-20.

[8]黄速建.中国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研究[J].经济管理，2014，36（7）：1-10.

[9]王姝桦.关于新常态下国企混改的问题分析与对策探讨[J].现代经济信息，2019（8）：39.

作者：赵庞晶

企业统计改革探究论文 篇2：

行政审批制度改革与制造业企业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

内容提要：以各城市行政审批中心成立作为“准自然实验”，运用双重差分法探讨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对制造业企业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的影响。结果表明，设立行政审批中心显著促进了企业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的攀升，在进行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该结论仍然成立。进一步地，其政策效果会受到企业所有制性质、融资约束、规模大小与所处城市的地理区位等的影响，内资企业、国有企业、大企业、高融资约束度行业企业、处于高行政层级城市或东部城市的企业从行政审批制度改革中获益更大，影响机制检验表明，行政审批中心设立有利于通过“降低成本”“激励创新”推动企业价值链分工地位攀升，

关键词：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全球价值链分工：实体经济发展

文献标识码：A

改革开放40年来，我国制造业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在生产能力、产业规模等维度快速扩张，实现了对部分发达国家的陆续赶超。然而，我国制造业还存在“大而不强”的问题，在产业价值链分工位势、创新链方面与发达国家相比仍有不小的差距。许多制造业企业仍以进口外国核心零部件或中间品的“代工”或加工贸易方式参与国际产业链分工，自身研发设计能力有限，企业实用性技术创新居多而原创性、颠覆性技术创新少。伴随着我国土地、能源、资源、劳动力等要素短缺约束加剧，以及经济逆全球化形势下中美贸易摩擦等国际环境不确定性加深，大量仍处于全球价值链中低端环节的外贸企业，由于资金实力、人才基础相对薄弱，再加上贸易摩擦使其利润空间被进一步挤压，转型升级中触及“天花板”甚至失败的可能性加大，这也倒逼我国企业要加快从依靠要素红利、投资驱动向制度红利、创新驱动转变。加快推动我国产业迈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已成为我国理论和实践部门迫切需要解决的突出问题。

一、相关文献综述

国内外文献围绕价值链升级议题展开了丰富的讨论，得到了富有启发性的研究成果。既有研究在论述价值链分工的决定因素时，重点分析了经济条件或“要素红利”对价值链升级或产业竞争力的作用，例如在互联网发展水平[1]、基础设施完备度与金融可得性[2]、国际贸易新动能塑造[3]等因素对产业竞争力的影响等方面进行了有益的探索。但在生产要素红利面临趋势性衰减的情境下，国内针对学术界早已提出的可能成为比较优势决定因素的“制度红利”的研究并不多见。

部分文献讨论了制度质量与产业竞争力之间的关系[4]，例如Levchenko认为，一国参与国际生产分工体系的比较优势在很大程度上受到本地制度质量的影响[5]。Gereffi等指出，产业价值链嵌入的每个环节被配置到不同地区，要受到本地制度环境，诸如税收、补贴、劳动法规以及教育制度和创新政策等的影响，并随着当地制度环境的变化而发生动态的演化[2]。而另一部分文献针对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对经济发展的影响进行了深入探讨[6-8]，结果发现制度环境改善对于提升产业国际竞争力具有积极的作用，这对于本文研究工作的开展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

总的来说，既有研究肯定了制度质量对国际竞争力或比较优势构建的作用，但遗憾的是，关于制度质量对价值链外溢效应的文献主要是从跨国、省级或行业等宏观层面展开的，针对这一重要命题的微观经验研究特别是利用中国微观企业数据的实证研究还较为匮乏。因此，本文的边际贡献主要体现在：一是在研究视角上，从理论和实证层面考察了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对制造业企业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的影响。既有文献侧重制度对国际生产分工的重要性，然而对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对中国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的主体——企业价值链的影响鲜有提及。鉴于Gereffi等所指出的，对全球价值链治理的研究必须要嵌入在本地化的社会和制度情境之中，探讨其共生关系和相互作用[2]。在传统要素红利效益递减倒逼制度转型的背景下，我国行政审批制度改革这一本地化制度情境如何影响企业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值得深入探究。二是在研究方法上，鉴于传统OLS等普通面板回归方法的不足，以及制度变量难以量化的特征，本文力图以各城市行政审批中心成立作为“准自然实验”，运用双重差分法有效识别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并对其是否以及如何影响我国企业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进行讨论。三是在研究内容上，已有研究着眼于制度质量对价值链升级的宏观经济效应，但考虑到企业在企业特征和所处城市特征等方面存在显著差异，本文还进一步拓展了其异质性效应与作用机制，力求揭示“改革红利”影响价值链升级背后的异质性动因机制。

二、制度背景和机理分析

（一）制度背景

20世纪90年代以来，“重塑政府”改革在西方国家逐渐兴起，谋求以现代信息技术为支撑来变革不适应时代发展需求的管理方式及流程，从而塑造服务型政府、提高管理效率[9]。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无论是适应有关国际规则的外部压力抑或提升行政效率驱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内在需求，都对我国加快推进行政审批制度改革提出了迫切要求。行政审批服务中心是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的重要举措。实行“一站式办理”运作模式，是我国建设服务型政府、深化“放管服”改革、转变政府职能的综合性举措。2000年浙江省率先进行了建设综合行政服务机构的试点，2001年国务院批转《关于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工作的实施意见》的通知，此后各地方政府陆续设立了综合行政服务中心，为提高行政效率、优化营商环境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关于行政审批服务中心如何影响企业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的研究仍不多见，需要更进一步的理论和经验研究，为政策决策提供更深入的参考。

（二）機理分析

1，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对企业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的影响

企业价值链的升级依赖于能否更为有效地降低成本、能否配置资源以强化自主创新能力。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对企业的微观影响，主要是通过降低企业制度性交易成本和促进企业创新，来推动企业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的攀升[10]。

第一，行政审批制度改革通过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来促进企业价值链分工地位攀升。在行政审批服务中心建立前，由于没有形成普遍适用的规范，行政审批内外部流程复杂，审批链条长且层级过多，影响了政府部门的行政服务效能，也使得企业家要将大量的时间配置于非生产性活动，导致实体经济成本负担较高，外贸企业用于推动价值链活动升级的精力受到削弱。随着行政审批服务中心的设立，“单一窗口”、无纸化通关、“一单通关”等“关联性行政审批”举措打破了过去的割裂化“壁垒”，进出口环节收费进一步清理与规范，通关时间以及通关成本大大减少，这些改革措施可有效地降低企业的制度性交易成本[11]，帮助企业将更多的精力配置到生产性活动上，从而得以在激烈的国际市场竞争中逐步向价值链的中高端环节攀升[12]。

第二，行政审批制度改革通过促进技术创新来推动企业价值链分工地位攀升。行政审批制度改革能促进企业融资门槛降低、出口退税周期加快、信用担保方式创新，帮助外贸企业化解资金周转压力，有利于降低企业制度性交易成本[13]，激励外贸企业将更多的时间、精力和资金用在生产研发活动与产品竞争力的提升上，提升自主创新能力。此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还可通过服务创新，联动多部门多领域“跨界”合作，为促进企业间学习和隐性知识溢出提供更优质的公共服务[14]，促进企业向价值链中高端环节攀升。基于上述分析，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1：行政审批制度改革有利于推动企业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攀升。

假设2：行政审批制度改革通过“降成本”“促创新”推动企业价值链分工地位攀升。

2，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对企业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影响的异质性

不同性质的企业在参与国际生产分工时所享受的政策支持、面临的市场壁垒与获取外部资源的能力各不相同，从而导致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对价值链分工地位攀升的影响会存在明显差异。前文述及，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对嵌入全球价值链的企业具有融资约束缓解效应和创新激励促进效应，但上述机制对不同类型企业的影响效应有所不同。从所有制来看，金融体系不完善导致金融资源错配，内资企业面临更严重的融资约束，而外资企业可通过增加值贸易或更多地进口母公司的中间投入品来缓解自身的融资约束。因此，由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带来的融资约束缓解效应和研发创新激励效应对国有企业、内资企业的价值链行为影响更大，其能从行政审批制度改革中获取更多的边际收益：融资约束度越高的企业通过行政审批制度改革所能获得的溢出效应越多。总的来说，内资企业、国有企业、规模大、高融资约束行业的企业从行政审批制度改革中获益更大。

与此同时，处于不同行政层级以及发展水平城市的企业从行政审批制度改革中获取的全球价值链提升效应也存在差异。根据新制度经济学的理论，由于各地区在经济、社会和文化情境因素的不同特征，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对企业价值链绩效的影响效应也会存在明显的地域差异。事实上，政府的行政审批效率要受到地区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的影响。在行政审批制度改革进程中，由于各地区政府和企业等相关行为者之间正式或非正式契约关系的不同，府际、政企、产权分配的互动博弈过程不一，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对企业价值链绩效的影响也会有所差异。处于高行政层级的城市与东部地区城市的企业，由于契约执行环境更完善、市场化进程更高，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发生扭曲的概率更低，实施不必要的监管要求或不适当监管工具的机会相对更少，从而对企业直接或间接的监管治理成本也会相对更低。由此，处于这些区域的企业便能从本地行政审批制度改革中获益更多。

假设3：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对价值链分工地位攀升的影响效果受到企业所有制性质、融资约束与所处城市地理位置等异质性特征的影响。

三、模型设定、指标构建与数据说明

（一）模型设定

以往对制度质量和企业价值链行为的实证研究，大多采用普通面板回归分析，容易产生内生性或非随机问题。对此，本文以各地行政审批服务中心设立为“准自然实验”，利用双重差分法来研究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对企业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的影响，实证模型设置如下：

其中，dvar_it为企业的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RAAS_it代表实验组虚拟变量dum_d与行政审批服务中心建立的时间虚拟变量dumf的乘积。X_it表示控制变量。β0为常数项，ε_it为误差项。

（二）指标构建

1，被解释变量：企业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dvar_it）。参照吕越等[15]测算出口国内附加值率方法，将贸易代理商的问题纳入考量，从而避免对企业进口的中间投入额的低估问题，可以更准确地反映企业参与价值链的分工地位。其计算公式为：

其中，K、T1，和T2分别用来衡量企业国外附加值、加工贸易进口额与一般贸易中间投入进口额指标。同时，本文还参照吕越等（2015）的方法，纳入BEC的产品分类方法的考量，突破进口产品都作为中间投入使用的假设的局限性，进一步计算了企业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的稳健性指标dvar_w，以更符合一般贸易进口可能会被用于中间投入或最终产品的双重目的。

2，核心解释变量：行政审批服务中心设立（RAAS_it）。以2001年国务院批转《关于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工作的实施意见》的通知为一个准自然事件，同时考虑到政策产生实际效果有一定的时滞性，参照王永进等[16]的做法，假定一个城市在2002年设立行政审批中心，则dum_d取1，否则取值为0。2002年及后续年份dum_t取值为1，2002年前取值为0。

3，控制變量。借鉴Liu et al.[17]等的做法，控制变量主要选取企业年龄对数（lnage）、年龄对数平方（Inage²）、出口状态（export）、外资占比（fratio）、员工数量对数（fnfabour）、人均资本对数（Inpa）与国有资本占比（sratio）等指标，以确保得到更准确的回归结果。

（三）数据说明

企业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以及控制变量的基础数据主要来自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和中国海关进出口数据等，参照Brandt et al，[18]的方法对中国工业企业数据进行整理，删除了存在明显统计错误或不符合会计准则的观测值。各地级市行政审批服务中心设立的基础数据主要来自对各地区行政审批服务中心官方网站等的梳理[16]。

四、实证结果分析

（一）基准回归结果

这里利用中国工业企业微观数据，使用双重差分法来考察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对企业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的影响，结果如表1（下页）所示。

其中，表1的第（1）、（3）列为基准回归结果。结果表明，行政审批制度改革显著推动了企业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攀升。在纳入企业年龄、年龄平方、员工数量等控制变量后该结论依然成立。第（5），（6）列为将dum_t进行拆分的时间虚拟变量。本文发现，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对企业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的影响效应存在延续性，其影响效果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得到改善，这也从侧面揭示了我国的行政审批制度改革不可操之过急，其对企业价值链活动的改善效果需要经历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

（二）稳健性检验

为了进一步验证基准回归结论的稳健性，借鉴王永进等[16]的方法，本文从以下四方面进行稳健性检验。

1，变换被解释变量指标。以考虑BEC的产品分类方法衡量的企业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指标替换原有的被解释变量进行回归（见表1的（2）、（4）列）。结果表明，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对企业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的影响系数依然显著为正，前述结论具有稳健性。

2，安慰剂检验。表2第（6）列只使用了政策发生前的样本，发现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对企业价值链分工地位的影响不显著。可见，企业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的改善确实是由行政审批服务中心设立带来的，因为更换行政审批服务中心设立时间的安慰剂检验没有得到类似结论。

3，剔除外生政策冲击的干扰。表2中第（1）、（2）、（3）列主要分析剔除1998-2001年国有企业改革（ir）、放松外资管制（rfdi）与加入WTO （wto）三类外生政策冲击后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对企业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的影响。结果表明，在剔除上述在样本期间事件可能发生的干扰后，行政审批制度改革促进企业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攀升的主要结论保持不变。

4，其他稳健性回归结果。一方面，为改善估计效率与获取稳健性的结论，本文还运用了混合泊松回归估计方法分别对被解释变量及其稳健性指标进行回归（见表2的（4）、（5）列），发现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对企业价值链分工地位的正向作用仍显著存在，这也再次证明了前文结论的稳健性。另一方面，为了避免被解释变量和核心解释变量之间的内生性问题，本文还进一步将两者的位置进行了互换（见表2的第（7）、（8）列），结果发现企业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对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的影响系数不显著，这也证明了两者之间的反向因果关系的内生性问题可能并不突出。

（三）异质性检验

1，企业异质性的回归结果

这里进一步分析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对不同类型企业以及不同城市环境的企业价值链分工地位的作用差异，回归结果如表3（下页）和表4所示。

表3的第（1）、（2）列展示了不同企业所有制的回归结果。结果表明，设立行政审批服务中心对内资企业的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的促进作用更为明显，对外资企业的影响则显著为负。这是因为，在原有的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中，外资企业占据了更有利的位置。但随着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的推进，内资企业的融资约束得以缓解，自主创新能力逐步增强，其可通过竞争、示范模仿等方式实现追赶，进而改善其在国际生产分工格局中的位置，增量效应更为明显。

表3的第（3）、（4）列展示了区分国有和非国有企业的回归结果，可发现行政审批服务中心设立对国有企业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的促进作用更大，对非国有企业的影响不显著。本文认为，国有企业垄断上游行业可能会对该产业链条上企业的技术进步激励带来消极作用，降低资源配置效率，无形之中形成低效率国有企业对高效率非国有企业的“挤出效应”，在这种情形下，以市场化改革驱动价值链生态圈优化极为关键。因此，从增量效应角度来看，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对国有企业价值链释放了更多的“制度红利”，对非国有企业的红利效应有待强化。

表3的第（5）、（6）列展示了区分融资约束度企业的回归结果。结果发现，行政审批服务中心设立对高融资约束度企业的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的促进作用更大，对低融资约束度企业的影响则相对要弱。对于高融资约束度企业，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对企业所处的产业价值链所释放的融资约束缓解效应和创新促进效应更为突出，更有利于提高企业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分工地位。

表4（下页）的第（1）、（2）列展示了区分企业规模大小的回归结果。结果发现，行政审批服务中心设立对大企业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的促进作用更大，对小企业的影响相对要弱。相对于小企业难以从正规渠道获得外部融资，大企业更容易获得行业外部融资，从而其对外部融资也更为依赖。因此，外部融资依赖度较高的大企业通过行政审批制度改革获得的融资约束缓解效应和创新促进效应更为明显[15]，也更有利于促进其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攀升。

2，城市异质性的回归结果

表4的第（3）、（4）列展示了区分所处不同区域企业的回归结果。结果表明，行政审批服务中心设立对东部企业的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的促进作用更为明显，对中西部企业的影响则相对要弱。处于金融发展水平更高的东部城市的企业，通过行政审批制度改革所能获得的融资约束缓解和创新促进效应越突出，越有利于提高其在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中的位置。

表4的第（5）、（6）列展示了處于不同城市层级企业的回归结果。结果显示，行政审批服务中心设立对处于高行政层级城市的企业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的促进作用更大，对处于低行政层级城市企业的影响较弱。这是因为，处于高行政层级城市的企业不仅可享有集聚经济或群分效应的好处，还能在城市行政审批制度改革中更多、更快地获得资源行政配置的益处，进而更好地用以支撑其价值链转型升级活动。

（四）影响机制检验

如前文所述，行政审批服务中心设立主要通过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①和激励研发创新②两方面影响企业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这里对上述机制进行检验。

由表5的第（1）～（3）列回归结果可知，行政审批服务中心的设立显著降低了企业的制度性交易成本（EC）。行政审批服务中心通过整合审批资源、创新审批方式，把原来分散在多个部门的审批职能、审批事项整合到一个部门，通过内部的流程优化再造，打造市场准入、招商选资项目审批、投资项目审批等业务类别的“一窗式”服务。这一“整合式”变革有利于推动审批程序、审批时间的削减和收费标准的规范化管理，降低企业的制度性交易成本，有助于企业家减少对非生产性活动的投入，从而可以将更多的时间配置到企业的价值链升级活动中。由此，行政审批服务中心设立可通过降低企业制度性成本来促进企业价值链升级活动。

表5的第（4）、（5）列回归结果显示，行政审批服务中心设立显著提高了企业研发创新的倾向（/N）。行政审批服务中心设立不仅能激励企业将结余资金更多地投入企业的研发创新活动中，同时，对行政审批资源的整合和“跨部门、跨地区”监管还可以主动适应培育发展新动能的要求。当前，国际生产分工体系和全球创新网络正在发生迅猛的变化，企业创新模式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正在加快由封闭式创新转变为开放式创新。在这种情况下，过去分割化、封闭化的传统审批和监管模式难以适应开放创新模式①借鉴已有文献做法，以销售费用、管理费用与财务费用之和占总资产的比例衡量企业制度性交易成本。②基于数据可得性，本文借鉴既有研究做法，以新产品产值来衡量企业参与研发创新活动的倾向。下新产业、新技术、新业态与新模式多元协同化的发展要求。而通过行政审批服務中心的建立和完善，可促进跨地区、跨部门、跨行业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的协同发展，使得市场准入、行业监管等环节能够跟上新兴产业价值链的发展前沿，并最终推动企业通过嵌入全球创新网络来驱动价值链活动升级。

五、结论与政策建议

在传统要素增长红利放缓、中美贸易摩擦加剧的背景下，如何通过体制创新释放出更多发展新红利已成为提升我国制造业全球产业竞争力的关键所在。本文以城市行政审批中心设立作为“准自然实验”，运用双重差分法分析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对制造业企业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的影响，得到如下结论：一是设立行政审批服务中心显著促进了企业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的攀升，这一结论在进行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仍然成立。二是行政审批服务中心设立对企业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的政策效果受到企业所有制性质、融资约束、规模大小、所处城市的地理区位特征的影响，内资企业、国有企业、大企业、高融资约束度行业企业、处于高行政层级城市或东部城市的企业从行政审批制度改革中获益更大。三是行政审批服务中心设立通过“降低成本”“激励创新”推动了企业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的攀升。

基于上述结论，提出如下建议：

第一，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的“转变政府职能，深化简政放权，创新监管方式”要求，“以立促破”，进一步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推进“放管服”“证照分离”等创新举措，引入社会评价机制系，逐步取消和调整不必要、不合理的行政审批事项，克服“该放的权还没放到位”“重审批轻监管”“推诿扯皮”等困难，着重解决审批职能归并、审批事项集中、授权等不到位的问题。此外，还可借助现代信息技术手段、大数据等突破“信息孤岛”，构建起跨区域、跨层级、跨行业的行政协同审批监管网络系统。

第二，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的推进要紧密结合企业异质性和各地区的实际情况，分类施策、精准发力。对于中小企业、处于中西部或中低行政层级城市的企业，地方政府应着力“补短板”，进一步完善本地行政审批服务中心的职能和流程，探索为弱势企业群体提供审批服务专项援助，建立对口部门和专员工作联系机制。反之，对于大型企业、处于东部或高行政层级城市的企业，地方政府应发力“促高端”，对标国际先进城市的做法，推进一网通办、业务系统数据共享与业务协同，强化监管系统集成。

第三，疏通行政审批制度改革与企业全球价值链高质量发展之间的机制，以推广电子口岸平台，简化通关手续、深化一体化大通关改革、降低进出口环节费用推动外贸企业“降成本”，以专项发展资金强化外贸企业创新激励，鼓励企业积极参与服务贸易公共服务平台建设、重点服务进口、技术出口贴息、国际通行资质认证、服务外包人才培训等，逐步培育以技术、标准、品牌、质量和服务为核心的竞争新优势。

参考文献

[1]王欠欠，夏杰长，互联网发展对全球价值链贸易的影响评估[J].改革，2018 （9）：142-150，

[2]GEREFFI G，FERNANDEZ-STARK K.Glob-al value chain analysis;a primer [R/OL]. （2016-07 -28） [2018 -08 -07].https：//dukespacelib.duke.edu/dspace/bitstream/handle/10161/2488/2016-07-28_GVC %20Primero-/0 2020 16_2nd%20edition.pdf？sequence=l_l.

[3]赵明亮，臧旭恒，国际贸易新动能塑造与全球价值链重构[J].改革，2018（7）：148-158.

[4]刘胜，顾乃华，官员任期、交流与服务业发展：自1994-2012年数据观察[J]，改革，2015（1）：66-77.

[5]LEVCHENKO A A Institutional quality and in-ternational trade[J]. 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 2007， 74（3）： 791-819.

[6]王佳宁，罗重谱，何培育，成渝城市群政府转型效能评估[J].改革，2016（4）：6-26.

[7]王佳宁，罗重谱，行政审批制度改革背景的地方操作：京津沪渝证据[J].改革，2013 （5）：5-14.

[8]谭家超.资源配置、法律规制与行政审批制度改革[J].改革，2017（5）：135-145.

[9]KAMENSKY J M. Role of the "reinventinggovemment” movement in federal manage-ment reform [J]. Public Administration Re-view， 1996， 56（3）： 247-255.

[10] LIOU K T.Administrative reform and nationaleconomic development[M]. Londorr Routledge 2017.

[11]BALE M， DALE T.Public sector reform inNew Zealand and its relevance to develop-ing countries [J]. The World Bank ResearchObserver， 1998， 13（1）：103-121.

[12]CO$ARA K， GRIECO P L E，LI S，et al.What drives home market advantage？ [J].Joumal of Intemational Economics， 2018，110（2）：135-150.

[13]ZHU X， ZHANG Y. Political mobility anddynamic diffusion of innovation： the spreadof municipal pro -business administrativereform in China [J]. Joumal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Research and Theory， 2015， 26（3）： 535-551.

[14]HARTLEY J，RASHMAN L.Innovation andinter-organizational learning in the contextof public service reform [J]. IntemationalReview of Administrative Sciences， 2018，84（2）：231-248.

[15]呂越，罗伟，刘斌，异质性企业与全球价值链嵌入：基于效率和融资的视角[J].世界经济.2015（8）：29-55.

[16]王永进，冯笑.行政审批制度改革与企业创新[J].中国工业经济，2018 （2）：24-42.

[17] LIU Q，LU R，LU Y，et al. Is free trade good orbad for innovation [R/OL].

（2015 -08 -01）[2018 -08 -lO].http：//ylu6.weebly.com/up-loads/8/6/4/2/8642496/innovationaug2015.pdf.

[18]BRANDT L VAN BIESEBROECK J， ZHANGY. Creative accounting or creative destruc-tion？ firm-level productivity growth in Chi-nese manufacturing [J]. Joum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2012， 97（2）： 339-351.

作者：刘胜　申明浩

企业统计改革探究论文 篇3：

董事会治理如何影响混改国企的绩效

【摘要】基于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实践， 以2009 ～ 2019年我国沪深A股国有上市公司数据为样本， 考察董事会结构优化与治理机制改进对混合所有制发展与公司绩效之间关系产生的影响。 研究发现： 整体而言， 国企混合所有制发展即股权层面的简单混合并不能显著改善其财务效益状况与资产营运状况， 而董事会治理机制优化对混合所有制发展与公司绩效之间的关系具有显著的正向调节作用; 具体而言， 董事会规模、董事会独立性以及勤勉程度是提升混改企业绩效的重要渠道。 进一步检验发现， 董事会治理机制对混改企业绩效的影响在地方国有企业以及小型企业中更为显著。

【关键词】国企混改;董事会治理;企业绩效;混合所有制

一、引言

混合所有制改革作为我国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重要举措， 成为理论界和实务界关注的重点。 随着经济改革战略的持续深入， 国有企业改革取得了重大进展， 并在国际国内市场中形成了一批具有核心竞争力的骨干企业[1] 。 但需要指出的是， 国有企业改革仍存在诸多问题， 例如国有企业机制体制僵化、混改热衷于表面、法人治理结构形似神不似等问题。 因此， 如何建立有效制衡的公司治理结构和公司治理机制， 对于提升混改企业的内生动力和经营效率、加快推进和有效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具有重要意义。

国企混改的经济后果一直是学术界关注的热点。 部分学者支持混改是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基本思路[2，3] ， 认为混改可为国有企业带来诸多好处， 包括促进企业创新[4] 、提高投资效率[5] 以及提升企业绩效[6，7] 等。 然而， 亦有学者对此存疑， 研究发现国企混改中非国有股东的引入也会增加掏空动机[8] ， 企业政策性负担不减反增， 同时出现业绩滑坡现象[9，10] ， 改革初期企业资本成本有所增加[11] ， 以及企业现金持有行为并未得到改善[12] 。 可见， 有关国企混改经济后果的研究并未达成一致结论， 仍有待于进一步拓展研究。

从表面来看， 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是股权结构层面的混合， 而更深层次的问题在于混改后如何完善公司治理机制， 实现企业效率的跨越式提升。 就现实情况而言， 许多混改企业在公司治理方面仅仅在形式上进行了改革， 并未触及根本性问题， 公司治理未得到改善成为混改企业绩效提升的掣肘。 就现有文献来看， 学者还未对这种混改企业内部治理问题给予足够的重视， 尤其是董事会构成以及董事会治理机制等方面。 国有企业混改后， 引入了多种性质的投资主体， 与国有股东相比， 非国有股东逐利动机更为强烈， 更愿意参与公司治理， 鼓励非国有股东派驻利益代表进入董事会， 必然带来董事会成员的变动进而引起董事会规模、董事会独立性以及勤勉程度等方面的调整， 对企业的经营决策产生直接影响。 因此， 国企混合所有制改革不仅要在股权结构层面进行“混”， 还需在董事会治理层面实现“改”， 才能充分发挥非国有股东治理的优势， 提升国企绩效水平。

基于以上分析， 本文以2009 ～ 2019年沪深A股国有上市公司作为研究对象， 检验董事会治理对混合所有制发展与公司绩效之间关系的影响。 研究发现： 国企混合所有制发展并未显著改善其财务效益状况与资产营运状况， 而董事会治理机制优化能够显著提升混改企业绩效; 董事会治理机制对混改企业绩效的影响在地方国有企业以及小型企业中更为显著。

本文可能的贡献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 拓展了国企混改中治理机制的研究视角。 现有国企混改方面的研究较为关注股权层面的混合对企业绩效[13] 、企业创新[14] 等方面的影响。 本文则从公司治理视角更进一步地探究了董事会治理机制改进对混改企业绩效的影响， 强调了混合所有制机制改革的重要性， 为评价混改有效性提供了新的证据。 第二， 丰富了国企经济效果影响因素的相关研究。 对于国企混改后绩效难以提升之谜， 已有研究较多从政府干预和高管自利等视角来解释。 如陈仕华等[15] 研究发现国有企业高管为追求政治上的晋升而进行短期逐利， 忽略了公司的长期发展， 从而不利于混改企业绩效改善。 本文基于混改企业治理机制改进的视角， 探索董事会治理可否缓解以上两种因素的影响， 提升混改企业绩效， 拓展了国企混改实施效果影响因素的相关文献。 第三， 丰富了董事会治理的相关研究。 在公司治理框架中， 董事会承担着决策与监督的职能。 已有研究发现， 有效的董事會治理能够显著提升企业绩效[16] 。 本文关注国企混改、董事会治理与公司绩效之间的关系与作用渠道， 进一步丰富了董事会治理的相关研究。

二、理论分析与假设提出

（一）国企混改、董事会规模与企业绩效

董事会既是企业决策控制系统中枢， 也是非国有股东传递与实现自身利益诉求的重要平台。 企业的经营投资计划、高管选聘及薪酬等均需由董事会审议通过才可实施。 董事会席位是股东在董事会权力的直接体现。 拥有董事会席位是非实际控制人在企业决策中“发声”和获取额外非公开信息的重要渠道[17] 。 郝云宏和汪茜[18] 以改革后的“鄂武商”为研究对象， 分析了企业第二大股东通过争取董事会席位等途径对第一大股东制衡的机制， 证实了引入控制权争夺是符合市场化原则的有效手段。 董事会规模的调整也是多元化产权主体所必然引致的结果之一。 国企混改后， 相较于国有股东， 非国有股东逐利动机更为强烈， 更愿意参与公司治理， 鼓励非国有股东派驻利益代表进入董事会， 董事会成员乃至规模会发生一定的变动， 从而对企业的经营决策产生直接影响。

董事会规模对企业经营决策可能同时存在两方面的不同影响： 一是协同效应; 二是臃肿效应[19] 。 协同效应来自于董事会成员在专业背景与经历等方面的差异性， 成员异质性越高， 其所带来的社会关系及外部资源越丰富， 越可以为企业经营提供多元化的见解与资源基础， 对董事会决策的准确性与有效性具有积极影响。 根据信息决策理论， 企业经营决策也是以信息为基础的。 董事会规模的扩大促使各种背景的董事汇聚在一起， 从而带来多样化、全面的信息， 董事会能够利用成员多样化以及全面的知识做出当时情境下的最优决策。 已有的经验证据表明， 较大规模的董事会能够提升企业绩效[20] 。 Grschke[21] 的研究亦发现多样化董事有助于提升企业社会责任绩效， 其中性别、任期和专业知识的多样性是主要驱动因素。 臃肿效应是指董事会规模过大可能会加大成员间的沟通难度， 使其难以做出一致的经营决策， 从而对企业经营带来不利影响。 Singh和Davidson[22] 研究发现， 规模过大的董事会可降低企业决策效率。 董事会规模扩大所带来的协调成本将高于多元化董事带来的效益， 从而削弱董事会的有效性。 可见， 董事会规模对企业绩效产生何种影响尚未取得一致结论。

从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视角而言， 国有企业混改后， 引入不同性质的投资人， 形成了多元化的产权主体。 与国有股东相比， 非国有股东由于资本逐利的动机， 更愿意参与公司治理， 鼓励非国有股东派驻利益代表进入董事会， 必然带来董事会成员的变动进而引起董事会规模的调整， 对企业的经营决策产生直接影响。 与纯粹的股权混合相比， 非国有股东引入带来董事会规模的调整， 一方面使非国有股东能够获得更多内部信息， 维护自身合法权益， 提高决策的有效性。 另一方面， 可以提高非国有股东的监督有效性， 遏制国有股“一股独大”的现象， 对企业经营决策进行干预， 有效地制衡国有股东对非国有股东利益的侵占， 从而促进公司绩效的提升。 在混改过程中， 非国有董事会成员的加入也会推动职业经理人制度的完善， 有利于构建合理的高管薪酬机制以激励高管工作。 因此， 在国企混合所有制改革过程中董事会规模的调整有助于发挥非国有股东治理的优势， 提升国企绩效水平。 据此， 本文提出假设1：

H1： 董事会规模能够提升混改企业的经营绩效。

（二）国企混改、董事会独立性与企业绩效

根据治理结构安排， 董事会的监督职能大部分由独立董事承担。 董事会中独立董事所占的比例越高， 公司的治理结构越完善， 越有助于提高董事会决策效率和质量[23，24] 。 独立董事的存在可以削弱大股东对小股东利益的侵占， 其可以凭借自身的专业性为公司决策提供有效的建议， 对一些不利于公司未来发展与小股东利益的提案提出反对意见。 我国中小投资者保护在不断加强的同时仍存在诸多问题， 尤其对于混改企业， 不同性质的股东之间信息不对称较为严重， 非国有股东若能实质性地参与到公司治理中， 对于混改企业绩效的提升将有较显著的作用。

已有研究表明， 国有企业中董事会独立性与企业综合绩效正相关[16] 。 因此， 董事会独立性越强， 越可以对混改企业进行有效监督， 提升企业绩效水平的可能性越高。 据此， 本文提出假设2：

H2： 董事独立性有助于改善混改企业的经营绩效。

（三）国企混改、董事会勤勉程度与企业绩效

董事会构建不能仅仅关注其形式， 还要关注其能否实质性地发挥被赋予的科学战略决策和有效监督的作用， 也就是要关注董事会的有效性。 董事会会议作为董事会成员参与公司决策、提供建议以及强化监督的重要方式， 反映了董事会活动强度和董事履职程度[25] 。 董事会成员在会议中的沟通与协调， 对其了解企业实际情况与参与决策具有重要意义[26] 。 因此， 提高董事会会议频次有利于提升企业的经营决策效率。

随着董事会运作机制的不断完善， 董事会会议的召开方式也越来越灵活， 例如电话、网络等线上会议召开方式不仅可以降低董事会治理成本， 还可以为董事会成员提供便利， 从而保障董事会会议的高效开展， 保证经营活动的有效运行[27] 。 因此， 董事会勤勉程度越高， 越能够有效保障董事会充分发挥科学决策与监督作用， 从而对混合所有制改革与企业绩效之间的关系产生积极影响。 据此， 本文提出假设3：

H3： 董事会勤勉程度能够提升混改企业的经营绩效。

三、样本选择与研究设计

（一）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

本文以2009 ～ 2019年沪深A股国有上市公司为样本， 分析董事会治理对混改企业经营绩效的影响。 根据研究需要对原始数据分别做如下处理： ①剔除ST、?ST的上市公司; ②剔除金融行业上市公司; ③剔除其他变量观测值缺失的样本。 本文所需数据来自于国泰安数据库以及WIND数据库。 为规避极端值对实证结果可能造成的不良扰动和冲击， 按照惯例对连续变量进行上下1%分位数的Winsorize处理。 经过上述处理后， 最终得到6794个回归样本观测值。

（二）研究设计与变量定义

1. 研究设计。 本文将构建如下多元线性模型， 以对董事会治理机制是否会对混合所有制发展与公司绩效之间的关系产生影响进行检验。

Perfi，t=α0+α1Mixi，t+α2Mixi，t×

Board_Structurei，t+α3Controlsi，t+Year+Industry+

εi，t

上式中： Perfi，t表示企業绩效; Mixi，t表示混合所有制发展效果， 采用前十大股东中全部非国有股东持股比例衡量[28，29] 。 Board_Structurei，t表示董事会结构调整， 依据前文的分析， 从董事会规模、独立董事等维度来进行衡量。 如果α2显著为正， 说明董事会治理优化能够促进混改企业绩效的提升。

2. 变量定义。

（1）被解释变量。 如何对企业绩效进行准确又全面的评价一直以来都是学术界的研究热点， 正确评价企业绩效有利于加强企业自我认知和定位、制定符合实际的战略目标。 本文的被解释变量为企业绩效（Perf）。 参考企业财务层面绩效指标的设计， 本文从财务效益状况、资产营运状况和市场价值三个方面来衡量企业绩效。 其中， 财务效益状况采用总资产收益率（Roa）作为替代指标， 资产运营状况采用总资产周转率（Tat）来衡量， 企业市场价值采用托宾Q值（TobinQ）作为替代指标。

（2）解释变量。 混合所有制发展效果（Mix）用前十大股东中全部非国有股东持股比例衡量。 董事会规模（Board）用董事会成员的数量进行衡量， 该指标值越大， 表明董事会规模越大。 董事会独立性（Indep）用企业独立董事人数与董事会总人数的比值来衡量， 该指标值越大， 表明董事会独立性越高。 董事会勤勉程度（Hard）用董事会会议次数的自然对数来衡量， 该指标值越大， 表明董事会勤勉程度越高。

（3）控制变量。 模型中的Controls为控制变量， 借鉴已有文献， 资产负债率（Lev）对经营业绩有显著的正向影响[30] ; 大股东往往有提高公司经营业绩的动力[31] ， 因此将股权结构（Top1）作为本研究的控制变量之一。 同时， 将每股经营活动现金净流量（CF）、企业规模（Size）、成长性（Growth）、上市年龄（Age）、高管薪酬（Salary）、资本积累率（Car）、管理费用率（Adm）都作为本研究的控制变量。 最后依据已有文献， 控制了行业（Industry）和年度效应（Year）。 以上指标变量的具体定义详见表1。

四、实证过程与结果分析

（一）描述性统计及相关性分析

表2报告了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 所有连续变量均在1%的水平上进行了缩尾处理。 由表2可以发现， 总资产收益率（Roa）的均值为0.031、最大值为0.180、标准差为0.051， 总资产周转率（Tat）的均值为0.669、最大值为2.645、标准差为0.475， 托宾Q值（TobinQ）的均值为1.895、最大值为7.941、标准差为1.177， 说明上市公司企业绩效存在较大差异， 良莠不齐。 混合所有制发展效果（Mix）均值为0.263， 低于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的均值（0.381）， 表明上市公司股权集中， 存在国有股“一股独大”的特点。 其余变量的统计结果也与已有研究结果基本一致， 说明本文样本选取具有代表性。

同时， 本文对研究变量进行了Pearson相关系数分析。 相关性分析结果显示， 混合所有制发展效果与企业绩效的代理变量均显著正相关， 说明在不考虑其他因素的情况下， 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对企业绩效具有正向影响。 另外， 各个解释变量之间的相关系数的绝对值最大为0.481， 其余均小于0.5， 相关分析初步表明自变量之间不存在严重的多重共线性问题。 限于篇幅， 结果未予列示。

（二）实证检验结果

1. 董事会规模对混改企业绩效的影响。 为了检验假设1， 本文将资产收益率（Roa）、总资产周转率（Tat）以及托宾Q值（TobinQ）作为企业绩效的替代指标进行回归， 回归结果如表3所示。

就混合所有制发展对公司绩效的影响而言， 如表3第（1）、（3）以及（5）列的回归结果所示： 当被解释变量为资产收益率（Roa）时， 混合所有制发展效果（Mix）的系数为0.002， 并不显著; 当被解释变量为总资产周转率（Tat）时， 混合所有制发展效果（Mix）的系数不显著; 当被解释变量为托宾Q值（TobinQ）时， 混合所有制发展效果（Mix）的系数为0.956， 在1%的水平上显著。 可见， 混合所有制发展对公司绩效的影响并未取得一致性的结果。 国企混改后其财务效益状况、资产营运状况并未得到显著的改善。 国企混改如何对企业绩效发挥良好作用需要进一步深入研究。

与仅仅关注股权结构不同， 本文重点关注董事会规模是否会对混合所有制发展与公司绩效之间的关系产生影响。 如表3第（2）列所示， 当被解释变量为资产收益率（Roa）时， 交互项（Mix×Board）的系数为0.009， 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正; 第（4）列交互项（Mix×Board）与总资产周转率（Tat）的系数为0.040， 在5%的水平上显著为正; 第（6）列交互项（Mix×Board）与托宾Q值（TobinQ）的系数为0.091， 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正。 这意味着董事会规模能够促进混改企业绩效的提升， 假设1得到验证。 在混合所有制改革进程中， 非国有股东派驻利益代表进入董事会， 董事会结构以及規模发生调整， 从而为企业经营带来有益变化。 可见， 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不能流于简单的股权混合， 为“混”而“混”， 而应更注重公司内部治理结构和机制的完善， 才能对企业绩效产生积极影响。

2. 董事会独立性对混改企业绩效的影响。 为了检验假设2， 本文将资产收益率（Roa）、总资产周转率（Tat）以及托宾Q值（TobinQ）作为企业绩效的替代指标进行回归， 回归结果如表4所示。

本文重点关注董事会独立性是否会对混合所有制发展与公司绩效之间的关系产生影响。 如表4第（1）列所示， 当被解释变量为资产收益率（Roa）时， 交互项（Mix×Indep）的系数为0.057， 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正; 第（2）列交互项（Mix×Indep）与总资产周转率（Tat）的系数为0.232， 在5%的水平上显著为正; 第（3）列交互项（Mix×Indep）与托宾Q值（TobinQ）的系数为0.610， 在5%的水平上显著为正。 这意味着董事会独立性能够促进混改企业绩效的提升， 假设2得到验证。

3. 董事会勤勉程度对混改企业绩效的影响作用。 为了检验假设3， 本文将资产收益率（Roa）、总资产周转率（Tat）以及托宾Q值（TobinQ）作为企业绩效的替代指标进行回归， 回归结果如表5所示。

本文重点关注董事会勤勉程度是否会对混合所有制发展与公司绩效之间的关系产生影响。 如表5第（1）列所示， 当被解释变量为资产收益率（Roa）时， 交互项（Mix×Hard）的系数为0.007， 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正; 第（2）列交互项（Mix×Hard）与总资产周转率（Tat）的系数为0.035， 在5%的水平上显著为正; 第（3）列交互项（Mix×Hard）与托宾Q值（TobinQ）的系数为0.075， 在5%的水平上显著为正。 这说明董事会勤勉程度能够促进混改企业绩效的提升， 假设3得到验证。 上述结果表明， 就提升混改企业绩效而言， 除应关注独立董事比例、董事会结构等董事会形式化治理方面外， 还应重视董事会是否实际发挥了作用， 如董事会勤勉程度对混合所有制发展与公司绩效之间关系的影响。

（三）稳健性检验

为了增强研究结论的严谨性， 本文采用三种方案进行稳健性检验， 进一步考察结论的可靠性。

1. 面板数据固定效应模型。 企业绩效的影响因素可能还有很多， 而这些遗漏因素的存在可能使得本文的估计结果产生偏误。 因此， 本文拟使用面板数据固定效应模型（FE）对模型重新回归。 如表6所示， 交互项Mix×Board、Mix×Indep及Mix×Hard的回归系数均显著为正， 表明本文的研究结论具有稳健性。

2. 替换企业绩效度量方法。 借鉴李增泉[32] 、张祥建等[33] 的研究方法， 本文还使用净资产收益率（Roe）来衡量企业绩效， 回归结果如表7所示， 交互项Mix×Board、Mix×Indep及Mix×Hard的回归系数均显著为正， 表明本文的研究结论具有稳健性。

3. 剔除实际控制人控制权低于20%的样本数据。 本文国有控股上市公司样本数据的筛选依据是实际控制人拥有上市公司股份的性质， 未考虑实际控制人的持股比例。 此部分为了使得样本数据更有针对性， 参考郝项超和梁琪[34] 的方法， 剔除了实际控制人控制权低于20%的样本数据， 剔除后的回归结果如表8所示， 交互项Mix×Board、Mix×Indep及Mix×Hard的回归系数均显著为正， 表明本文的研究结论具有稳健性。

五、异质性分析

（一）政府控制层级

考虑到董事会治理对混改企业绩效的影响效应可能因国有企业行政级别的不同而有所差异， 本文根据行政控制级别的不同， 将国有企业划分为由中央政府控制的国有企业（简称“中央企业”）和由地方政府控制的国有企业（简称“地方国企”）。 对中央企业和地方国企两组分别进行回归。 回归结果如表9所示， 董事会治理对混改企业绩效的影响在地方国企中更加显著， 而在中央企业中并不显著。 究其原因， 可能由于中央企业凭借其资金、人才等方面的优势， 公司治理机制相对更加完善; 而地方国企受业绩考核压力等的影响， 管理层代理动机更为明显， 因此， 董事会治理机制在地方国企混改过程中对企业绩效的影响会更为显著。

（二）企业规模

借鉴已有文献， 本文选用资产规模（总资产的自然对数）作为企业规模的衡量指标。 将样本企业划分为两组， 以同行业同年度企业规模中位数为标准， 低于中位数归为小型企业， 高于中位数归为大型企业， 进而分组考察董事会治理对混改企业绩效的影响效应。 对大型企业和小型企业两组分别进行回归， 回归结果列示在表10中。 如表10所示， 相对于大型企业， 董事会治理对混改企业绩效的影响在小型企业中更加显著。 大型企业在公司治理机制等方面更为完善， 代理成本相对更低。 在代理成本相对更高的小型企业中， 董事会治理对混改企业绩效发挥着更大的作用。

六、结论与启示

混合所有制改革究竟能否改善国有企业绩效一直以来都是学术界关注的焦点。 本文首先从理论上分析了董事会治理对混合所有制改革与企业绩效关系的调节机理， 然后以2009～2019年沪深A股国有上市公司年度财务数据为样本， 实证检验了上述调节作用的存在性， 进一步研究了这种调节效应的行政层级差异性和规模差异性。 研究结果显示： 董事会治理对混合所有制改革与企业绩效的关系有显著的正向调节作用， 具体地， 董事会规模、董事会独立性以及董事会勤勉程度三方面均有助于提升混改企业绩效。 进一步研究发现， 相对于中央企业和大型企业而言， 国企混改背景下董事会治理对地方国有企业、小型企业绩效的影响更加显著。

本文的研究结果对于实质深化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 进一步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具有重要的政策启示。 第一， 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不能流于简单的股權混合， 为“混”而“混”， 而应进一步完善国有企业治理机制， 实现国有资本与非国有资本优势互补、互利共赢。 第二， 董事会是影响公司治理和决策极为重要的因素。 要科学设计混合所有制企业董事会结构， 充分向非公有资本释放股权， 尽可能使非公有资本能够派出董事或监事， 保证董事会的独立性与有效性。 第三， 加强董事会治理除应关注董事会规模与结构等形式化治理方面， 还应确保董事会勤勉尽责， 从实质上发挥作用。

【 主 要 参 考 文 献 】

[1] 祁怀锦，刘艳霞，王文涛.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效应评估及其实现路径[ J].改革，2018（9）：66 ～ 80.

[2] Shleifer A.，Vishny R. W.. Politicians and firms[ J].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1994（4）：995 ～ 1025.

[3] Carvalho D.. The real effects of government-owned banks： Evidence from an emerging market[ J].The Journal of Finance，2014（2）：577 ～ 609.

[4] 高明华，郭传孜.混合所有制发展、董事会有效性与企业绩效[ J].经济与管理研究，2019（9）：114 ～ 134.

[5] Jiang F.， Cai W.， Wang X.， et al.. Multiple large shareholders and corporate investment： Evidence from China[ J].Journal of Corporate Finance，2018（50）： 66 ～ 83.

[6] 郝阳，龚六堂.国有、民营混合参股与公司绩效改进[ J].经济研究，2017（3）：122 ～ 135.

[7] Gupta N.. Partial privatization and firm performance[ J].The Journal of Finance，2005（2）：987 ～ 1015.

[8] 涂国前，刘峰.制衡股东性质与制衡效果——来自中国民营化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J].管理世界，2010（11）：132 ～ 142.

[9] 刘春，孙亮.政策性负担、市场化改革与国企部分民营化后的业绩滑坡[ J].财经研究，2013（1）：71 ～ 81.

[10] 马连福，王丽丽，张琦.混合所有制的优序选择：市场的逻辑[ J].中国工业经济，2015（7）：5 ～ 20.

[11] 汪平，兰京.混合所有制会影响资本成本吗？[ J].经济与管理研究，2016（5）：129 ～ 136.

[12] 杨兴全，尹兴强.国企混改如何影响公司现金持有？[ J].管理世界，2018（11）：93 ～ 107.

[13] Megginson W. L.， Nash R. C.， Randenborgh M. V.. The financial and operating performance of newly privatized firms： An international empirical analysis[ J].The Journal of Finance，2012（2）：403 ～ 452.

[14] 李文贵，余明桂.民营化企业的股权结构与企业创新[ J].管理世界，2015（4）：112 ～ 125.

[15] 陈仕华，卢昌崇，姜广省，王雅茹.国企高管政治晋升对企业并购行为的影响——基于企业成长压力理论的实证研究[ J].管理世界，2015（9）：125 ～ 136.

[16] 李烨，黄速建.我国国有企业的综合绩效影响因素研究——以2006 ～ 2014年沪深国有A股公司为样本[ J].经济管理，2016（11）：60 ～ 71.

[17] Kim K.， Mauldin E.， Patro S.. Outside directors and board advising and monitoring performance[ J].Journal of Accounting and Economics，2014（2）：110 ～ 131.

[18] 郝云宏，汪茜.混合所有制企业股权制衡机制研究——基于“鄂武商控制权之争”的案例解析[ J].中国工业经济，2015（3）：148 ～ 160.

[19] Jensen M. C.. The modern industrial revolution，exit，and the failure of internal control systems[ J].The Journal of Finance，1993（3）：831 ～ 880.

[20] Mishra R. K.， Kapil S.. Effect of board characteristics on firm value： Evidence from India[ J].South Asian Journal of Global Business Research，2018（1）：41 ～ 72.

[21] Grschke D.. Perceive it or forget it？ Diversity between Objectivity and Subjectivity[Z].Springer Fachmedien Wiesbaden，2016.

[22] Singh M.，Davidson Ⅲ W. N.. Agency costs，ownership structure and corporate governance mechanisms[ J].Journal of Banking & Finance，2003（27）：793 ～ 816.

[23] 王跃堂，赵子夜，魏晓雁.董事会的独立性是否影响公司绩效？[ J].经济研究，2006（5）：62 ～ 73.

[24] 叶康涛，祝继高，陆正飞，张然.独立董事的独立性：基于董事会投票的证据[ J].经济研究，2011（1）：126 ～ 139.

[25] Garg S.. Venture boards： Distinctive monitoring and implications for firm performance[ J].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2013（1）：90 ～ 108.

[26] Brick I. E.， Chidambaran N. K.. Board meetings，committee structure，and firm value[ J].Journal of Corporate Finance，2010（4）：533 ～ 553.

[27] Stiles P.. The impact of the board on strategy： An empirical examination[ J].Journal of Management Studies，2001（5）：627 ～ 650.

[28] 徐莉萍，辛宇，陈工孟.股权集中度和股权制衡及其对公司经营绩效的影响[ J].经济研究，2006（1）：90 ～ 100.

[29] 蔡贵龙，柳建华，马新啸.非国有股东治理与国企高管薪酬激励[ J].管理世界，2018（5）：137 ～ 149.

[30] Vafeas N.. Board meeting frequency and firm performance[ J].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1999（1）：113 ～ 142.

[31] La Porta R.， Lopez de Silanes F.， Shleifer A.. Corporate ownership around the world[ J].The Journal of Finance，1999（2）：471 ～ 517.

[32] 李增泉.激勵机制与企业绩效—— 一项基于上市公司的实证研究[ J].会计研究，2000（1）：24 ～ 30.

[33] 张祥建，徐晋，徐龙炳.高管精英治理模式能够提升企业绩效吗？——基于社会连带关系调节效应的研究[ J].经济研究，2015（3）：100 ～ 114.

[34] 郝项超，梁琪.最终控制人股权质押损害公司价值么？[ J].会计研究，2009（7）：57 ～ 63.

作者：郝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