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关税收研究论文

摘要：国际金融危机以来，我国外贸企业普遍面临贸易成本提高、汇率波动过大、利润空间缩小、市场前景不确定等不利景象，我国出口增速也持续放缓直至负增长。为了帮助外贸企业摆脱困境，近年来我国出台了许多优惠贸易政策。外贸企业如何利用好现有的优惠政策降低外贸成本是一个值得思考的话题。下面小编整理了一些《海关税收研究论文(精选3篇)》相关资料，欢迎阅读！

海关税收研究论文 篇1：

乾隆实施“一口通商”政策的原因

摘要:清政府实行一口通商的原因主要有三点:一是便于统一管理对外贸易,同时维护政治稳定,严防西方势力渗透;二是考虑社会稳定;三是国内统一市场体系的建立和完善,使大国经济对海外贸易依赖有限｡

关 键 词:清代前期;一口通商;海关税收

康熙二十三年以后，清政府先后设立了粤海关、闽海关、浙海关和江海关，一直到乾隆二十二年，这段时期，后人称之为“四口通商”时期。乾隆二十二年(1757)，乾隆帝宣布：“嗣后口岸定于广东，不得再赴浙省，此于粤民生计，并赣、韶等关均有裨益，而浙省海防亦得肃清”。[1]181从乾隆二十二年至道光二十年鸦片战争爆发这段时间，清政府停止了其他三个海关的外贸职能，只保留粤海关一关的对外职能，史称“一口通商”时期。本文主要从海关税收的角度，探讨乾隆实行“一口通商”的原因。

一、问题的由来

目前，学术界对“一口通商”政策评价的文章很多，代表性的观点主要有：

1. 闭关论。有学者认为，“一口通商”是清王朝一贯性闭关锁国政策的重要表现，它标志着清代闭关政策的制度化，中国因此落后了。[2]还有学者认为，清政府“一口通商政策的实行，对中外关系的影响非常之大则是无疑的，它标志着清廷在实行闭关的道路上迈出了决定性的一步”。[3]

2. 妥协论。有些学者认为，“一口通商”政策是“既保守又妥协”，因为“清政府于乾隆二十二年，关闭江、浙、闽三口，却又保留广州对外通商，则表明其在坚持传统的闭关自守的同时，对历史的新潮流，不得不作出一定程度的妥协”。[4]

3. 摇摆不定论。认为“一口通商”，是清前期海外贸易政策时紧时松、摇摆不定状态的一个明显的例子。[5]

4. 开放论。有些学者认为，从清初开始，清朝实行的是一条对外开放的路线，一口通商使中外贸易更加规范化、制度化，海外贸易获得不断发展。[6]

应该说，以上学者对乾隆“一口通商”政策的评述虽然分歧较大，但都有一定道理，均有大量的史料为证。但由于以往学者们所用资料，多为描述性文献，缺少比较准确的数据，因而学者们所得到的研究结论也不尽相同，有时甚至差异极大。中国第一档案馆较为完整的清代前期海关、内地关的税收档案，为我们钩稽清代榷关及区域经济格局的变迁，提供了非常宝贵的连续性资料。笔者拟就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所藏关税档案资料，从海关税收的角度，用实证的方法，探讨清政府的政策由“四口通商”转向“一口通商”的原因。

二、清政府实行一口政策的原因

乾隆帝之所以要实行一口通商政策，笔者认为，主要基于以下理由：

1. 一口通商政策的直接出发点是为了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

清康熙二十四年（1685），清政府设立江浙闽粤四海关，成为中外商船贸易的港口。乾隆二十年，英国商人洪任辉等为首的一些西方商人不满粤海关的各种勒索，同时又希望前往他们所要购买的大宗产品——生丝、茶叶等的产地，企图直接打开中国丝茶产区的市场，期望宁波成为第二个澳门。因此发生了洪任辉于乾隆二十年，率武装商船北上，要求到浙江宁波一带贸易一案。到乾隆二十二年，外国商船连续多次到达江浙一带进行私自贸易活动，从而引起了清政府的严重不安。

乾隆帝认为，“洋船至宁波者甚多，将来番船云集，留住日久，将又成一粤省澳门矣。于海疆重地，民风土俗均有关系”。[7]而“粤省地窄人稠，沿海居民大半藉洋舶谋生，不独洋行二十六家而已，且虎门黄埔设有官兵，较之宁波可以扬帆直至者，形势也异，自以仍令赴粤贸易为正，本年来船虽已照上年则例办理，而明岁赴浙之船，必当严为禁绝……（浙）此地向非洋船聚集之所，将来止许在广东收泊交易，不得再赴宁波，如或再来必押令原船返棹至广，不许入浙江海口，于粤民生计并赣韶等关均有裨益，而浙省海防亦得肃清”。[8]命令闽、粤官员拿出具体措施，以便“寓禁于征”。

闽浙总督喀尔吉善、两广总督杨应琚认为，“宁海关向少外洋船只，既因海道难行，往往搁浅，又虑牙人贫乏托付甚难，即各种货物一时亦难齐备，是以洋船澳门，少至浙省，而先年税则输纳甚轻，乃自上年至今外洋番船来数只，明系避重就轻，贪利远涉，且有通事奸民从中勾串，以致粤省洋船舍彼就此”，而浙江地方官一遇见“洋番船偶一至浙，非比久常，一切课税诸事，无不逾格从宽，兹既舍粤就浙，岁岁来宁”。[9]394、392两位总督协商后，建议清政府将浙海关“正税则例酌量加增一倍，估价按照浙省货物时值，估计加增”，并对“湖丝、茶叶、瓷器等各种货物，现与浙江时值多与粤海关原例不符”的情况，采取“按照时值增减”的办法，提高税率。[9]393乾隆批准了这一方案，命令将浙海关税则，“照粤关现行税则酌量加重”，并特别强调：“更定章程，视粤稍重，则洋商无所利而来，以示限制，意并不在增税也”。[10]159尽管清政府将浙海关的税率提高了两倍，然而，事与愿违，这一措施没有奏效，原因是：“浙省出洋之货物价值既贱，于广东收口之路稽查又加严密，即使补征关税梁头，而官府只能得其大概，商人计丝秋毫，但予以可乘，终不能舍浙而就广也”。[11]清政府只好改变办法，行令禁止。

乾隆二十二年(1757)规定，当年到达宁波的船仍可贸易，而“明岁赴浙之船，必当严行禁绝，将来止许在广州收泊交易，不得再赴宁波，如或再来，必令原船返棹至广，不准入浙江海口”。[12]明文规定了当时欧美的西洋船，必须统一到广州进行经商，并且警告英国商人，不能擅自前往其它口岸进行贸易活动，并鲜明地表达了态度：“岂天朝地方转容你等各处贸易。”不久东南亚到中国贸易的东洋船，也收泊于广州，进行统一的外贸管理，此即所谓“一口通商”。

2. 清代前期，国内远距离贸易的繁荣和全国性市场的形成，是促成清政府由四口通商转向一口通商的重要原因

乾隆五十八年（1793），乾隆帝在答复英国使臣马戛尔尼请求扩大通商的谕旨中说：“向来西洋各国及尔国夷商，赴天朝贸易，悉于澳门互市，历久相沿，已非一日。天朝物产丰盈，无所不有，原不藉外夷货物以通有无，特因天朝所产茶叶、瓷器、丝绵，为西洋各国及尔国必需之物。是以加恩体恤，在澳门开设洋行，俾得日用有资，并沾余润”，“既广东贸易者，亦不仅英吉利一国。若俱纷纷效尤，以难行之事妄行干渎，岂能曲循所请”。[10]456-457

这段话被许多学者反复引用，并以此为证据，指责乾隆帝对中国作为“天朝大国”的自我陶醉以及对外部世界的偏见和无知，而没有主动开放，从而失去了主动与西方对话的有利时机。这些指责不无道理，但从另一方面说，乾隆帝说的也并非全无现实依据。正是中国长途贸易的繁荣，各大区域之间交换的频繁，国内统一市场体系的建立和完善，使大国经济对海外贸易依赖有限这个客观状况，使得统治者在决策中，面对不同选择，权衡利弊时，政治安全往往更得到优先的考虑。[13]即使就经济因素而言，清政府将“四口通商”改为“一口通商”，无论就商品流通看，还是就清代前期整个海关税收看，并没有受到多大影响。清政府所考虑的是如何保持沿海地区统治的安定，但并不阻止或限制其对华贸易。

一口通商政策实行以后，闽海关、浙海关和江海关的税收，虽然各自有增减，但总体上变化不大，请看表一：

资料来源：据黄国盛《鸦片战争前的东南四省海关》第419-442页统计，福建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有些海关税收略有缺年。

据笔者统计，乾隆元年至乾隆二十一年之间的年均税收，闽海关为269454.47银两，浙海关为89790.235银两，江海关62483.6银两。乾隆二十二年至道光二十年之间的年均税收，江海关为72550银两，浙海关为83345.91银两，闽海关为260824.78银两。[14]

如果把一口通商时期与四口通商时期的年均税银相比较，那么江海关增加了16％，浙海关增加了7.2％，而闽海关则减少了3.3％。三关的税收变化不一，江海关增长最多，其次是浙海关，闽海关则有所减少。江海关税收增加较多的原因，正如两江总督百龄所言：“江南省松太道所管之上海关，征收闽、广洋船所载红木、椒糖及奉天、山东海贩之豆粮,各货每年税款，均系足额。”[15]我们发现，虽然一口通商时期闽海关的年均税收与四口通商时期的年均税收变化不大，但就一口通商时期闽海关的税收看，变化幅度是较明显的。乾隆二十二年至三十一年，闽海关税收为342512.2银两，与粤海关相差不甚悬殊；而到乾隆三十二年至五十一年，闽海关税收虽有增长，但逐渐与粤海关拉开了距离；乾隆五十二年以后，闽海关税收每况愈下，而粤海关税收则突破百万银两。

特别是进入嘉庆朝以后，闽海关的税收下降趋势更大。嘉庆二年至十一年，闽海关的税收年均仅190138银两，是乾隆四十二至乾隆五十一年年均税收385193.4银两的50％左右。那么，造成了闽海关税收剧减的原因是什么呢？有人认为是“一口通商”政策实行的结果。笔者不同意这种看法。因为闽海关虽然是海关，但并不是近代意义上的对外贸易的海关，正如表二所示，其税收中的大部分是国内沿海贸易税，只有少数部分是对外贸易税。

洋税在闽海关中不占主要地位，因此洋税减少，并不是闽海关衰落的主要原因。虽然我们难于知道闽海关所征的梁头税和糖料税中，有多少征自进出口的船只，但即使全部假设出自对外贸易，洋税也不超过整个闽海关税收的20％，也就是说，闽海关的税收主要来自国内沿海贸易。闽海关的衰落，虽然与清政府规定福建茶叶运往广东必须通过内地商路密切相关，但更主要的是福建与台湾的贸易量减少所致。[16]

就乾隆二十二年前，四海关税收总量在全国榷关税收总量中所占的比重看，前者并不占主要地位。据关税档案统计，乾隆十八年至二十二年，全国包括4个海关和18个内地关在内的24个户部关，年均总税收为460万银两左右，而四海关年均总税收为870776.6银两，后者是前者的18.92％，不到五分之一。内地关税收占五分之四以上。

如表三所示，一口通商后的相当长时间里，几乎所有内地榷关的税收均有增长，受到一口通商政策的影响很小。在乾隆二十三年至乾隆六十年近四十年时间里，除张家口关外，其余榷关税收均比一口通商之前有增长。但张家口关，乾隆元年至二十二年仅有一年的税收资料，该年的税收不能代表乾隆元年至二十二年整个张家口关的税收水平。从关税档案看，张家口关的商品流通发展很快，至嘉道年间达到高峰。嘉道之后，由于政治动荡不安，生产力水平下降，商品流通受到影响，一些榷关税收比一口通商前有所减少，甚至减少的幅度还比较大。但总体而言，清代各大区域的商品经济仍在继续发展，一口通商时期与四口通商时期的中国经济格局并没有太大的变化。其原因主要是清代前期的大宗商品的远距离贸易，使中国形成了沿海、沿河、沿长江和沿边的各大区域之间的经济交流，内部市场不断扩大。各区域所需要的产品，基本能够通过国内贸易解决；而对外输出的商品，如生丝、茶叶、瓷器等，也拥有广大的国内市场。

有必要说明的是，正如笔者另外一篇文章将要讨论的，即使在有限的四海关总税收中，其中至少有60％以上来自国内沿海省份之间的商品流通。就海外贸易最为发达的粤海关来看，也多是中国商品输出国外，而对国外商品所需非常有限。当时对海外贸易的需求，主要是来自于有海外贸易传统、商品经济比较发达的一些沿海省份以及内地省份中与外贸出口有关系的一些手工业部门所在的地区；全国绝大多数地方、经济发展的总体，则尚未产生对海外贸易的强烈需求。[13]

3. 粤海关外贸税收较多，广州已经逐步成为清代前期中国的外贸中心，这是清政府实行“一口通商”政策的重要原因

早在“一口通商”政策实行之前，闽海关、浙海关和江海关，长期很少有外国贸易船只到关，因此外贸税很少，而主要征收国内贸易税。下面我们较为详细地考察浙海关、闽海关和江海关的中外贸易情况。

（1）浙海关设立后，该关的中西贸易往来，主要集中在康熙中期以及乾隆二十年至二十二年这两个时段上。据马士记载：康熙三十九年（1699）十月，英国东印度公司指派卡奇普尔随“伊顿号”到达舟山口岸。他在该处同时见到“特林鲍尔号”、“麦士里菲尔号”、“孟买商人号”也停泊在这里。[17]107康熙四十三年（1703），“塞缪尔与安娜号”和“宁波号”开往舟山，到达定海口。[17]127但是这种贸易状况，随后发生了变化。东印度公司来浙贸易的商船，在次数和资金方面均逐渐减少。在乾隆二年至乾隆二十年之间，甚至没有一艘英国商船来浙贸易。陈君静认为，造成这一转变的原因主要是：

一是商船停泊口岸远离内陆腹地，交易不便。定海是一个小市场，只有本地买卖，到定海参与交易的商人几乎都来自宁波府城，他们只是为了带着和英国贸易这个特别目的，才来到远离商业中心的定海。而海上交通的不便，必然会影响双方的交易。二是市场交易受宁波地方官员、商人的控制，并经常受到“勒索”，市场不如广州规范。总的说来，即使在这堪称浙海关中西商人直接贸易的高峰时期，来浙的商人也是屈指可数。[18]

相隔几十年后，西方商人到浙江沿海贸易的第二个时段是乾隆二十年(1755)四月，英国商人洪任辉以粤海关征税太重为由，率领一英船到达定海，希望与浙江海关口岸进入直接贸易时期，以此提高贸易利润，但被清政府所拒绝。

就浙江关口岸与东印度公司贸易交往的历程而言，它具有以下特点：一是贸易量不大，税收少。二是所载货物以番银为主。当时，中国属于自给自足的经济，并不需要英国哆罗呢、紫檀、胡椒、黑铅、藤子等“些微不急之货”，而英国从中国输入的大宗，主要是英国人所急需的生活必需品茶叶，以及英国纺织业所急需的生丝等，因此来华商船“所载货物无几，大半均属番银”。[18]因此从浙海关当时的情况看，外贸并不重要。

（2）闽海关和江海关。闽海关、江海关的状况与上述浙海关的情况十分相似。

就表四而言，从康熙三年（1664）至乾隆十八年（1753）年90年时间中，英国东印度公司来华贸易的船只共有199艘，其中前往粤海关的有153艘，占总数的76.88％，到闽海关的有26艘，占总数的13.07％，到浙海关的17艘，占总数的8.54％，而江海关只有1艘。

到达闽海关的西洋船，主要集中在康熙十六年至四十三年之间。到达浙海关的西洋船，主要集中在康熙三十九年至康熙四十九年之间。而粤海关从康熙十六年至六十一年，共接纳西洋船40只；雍正元年至十三年接纳西洋船36只；而进入乾隆时期以后，来华的东印度贸易船呈跨跃式增长，仅乾隆元年至十八年就达到76艘。很明显，康熙四十六年前，还勉强可以称为粤海关、闽海关、浙海关的“三口通商”，但此后几乎所有的英国船只都集中在广州。

闽海关从康熙四十六年至乾隆十八年、浙海关从康熙五十年至乾隆十八年分别接纳1只东印度公司的船只。闽、浙两海关从乾隆元年至乾隆十八年，竟然无一艘东印度公司的船只到关。“四口通商”有名无实，中西贸易实际上一直集中在广州。

（3）粤海关。四口通商时期，广州已经逐步形成一套较完整的管理对外贸易的制度、办法。澳门商贸的发达，也为清政府实行一口通商提供了条件。澳门在明末清初，海外贸易基本处于上升的趋势，即使在清初海禁期间，澳门的对外贸易仍未中断，成为东南沿海对外唯一的通道。而清朝自建立以来，一直沿用明朝政策，即把对广州和澳门的贸易管理，放在同一个系统之中，澳门与广州之间的贸易十分兴旺。到清初，从广州、澳门通往世界的太平洋航线、欧洲航线、日本航线三条主要航道亦已完全开拓，广东的海外贸易网络已十分发达，乾隆决定在广州实行“一口通商”，是有其客观的理由和条件的。[5]

正如一位外国商人指出的，早在“十七世纪时，小规模的通商是在许多地点进行的，但是却有集中广州的倾向，这一则是因为该城的官吏、商人富有敏锐的商业本能，二则是因为外商发现，其他城市的官吏和商人们只希望在可能的最短期间内得到最多的金鸡蛋。故自十八世纪初叶起，广州自然而然地成为一个主要的商港”。[11]124

康熙三十二年（1693）至康熙三十八年（1699），英国商人在福州开设的商馆时开时闭。[17]84-85康熙三十九年（1700）英国商人前往定海、宁波开辟商馆又遭失败。[17]107-110此后，由于广州贸易条件优越，英国商人便逐渐放弃其他商馆，将贸易中心移至广州，其他西方国家也都和英国一样，把贸易重点转移到广州，中西贸易已成一口之势。[19]

一口通商以前，粤海关每年的税收，远远多于其他三关，在四海关中占主要地位。据关税统计，乾隆元年至二十一年之间的年均税收，粤海关为449048.33银两，闽海关为269454.47银两，浙海关为89790.235银两，江海关为62483.6银两。[14]粤海关税收是闽海关的1.67倍，是浙海关的5倍，是江海关的7.19倍。四海关的平均每年总收入为870776.6银两，粤海关一关税收就占了51.57％，超过其他三关之和。

史实表明：即使在鸦片战争以后的最初年份，中国所需外贸产品仍然有限。如，江西省广信府所属之玉山县，是江西进入浙江的重要转运站，“凡自浙南来各货，系由浙省常山县夫行雇夫挑运，其广东、湖北等省暨江西省内地货物，运往浙中者，如干果、锡蜡、水油、纸张、药材等为大宗，杂货次之。以担计者，每年不下三四十万。而由粤运浙，专系外夷买卖者，惟各种洋货极多时，亦不过四五千箱。约计通夷货物，较之内地贸迁之货，仅十数分之一”。[20]

从四海关的外国船只到关数量以及税收看，粤海关与浙海关、闽海关、江海关相差悬殊。因此，清政府停止其他三个海关“有名无实”的对外职能，只启用粤海关，作为对外通商的口岸，无论就政治成本还是经济成本而言，都是合算的，也是合乎情理的。

三、结语

综上所述，清政府实行一口通商的目的之一是便于统一管理对外贸易，同时维护政治稳定，严防西方势力渗透，“在国家绥远通商，宁波原与澳门无异，但于此复多一市场，积久留居内地者益众，海滨要地，殊非防微杜渐之道。其如何稽查巡察，稗不致日久弊生，不可不豫为留意”。[1]179-180目的之二是考虑社会稳定。中国出口商品以茶叶为大宗，其运输渠道，“查该国（英国）全藉与内地贸易资生，而憋迁各物内以闽茶为至要之货。闽茶产武彝山，与江西连界，向由江西省铅山县河口镇水路运茶至粤，路途极顺，若在闽、浙海门，俱甚迂远，该国断不能舍粤东而赴别处”。[1]261北茶大量南运广州，养活几万靠运茶为生的百姓和船工。目的之三是国内统一市场体系的建立和完善，使大国经济对海外贸易依赖有限。

笔者同意这种观点：乾隆二十二年开始实行的“一口通商”政策，既不是“闭关自守”，也不是全面“对外开放”，而是一种在严格监督下的对外贸易制度。[5]这种制度就当时而言，合乎国情，在一定时间内也是有成效的。从法理的角度看，任何主权国家都有权制定自己的对外贸易政策，有权决定开放哪些港口或关闭哪些港口。粤海关下属的70多个关口，完全有能力销流西方各国进口的商品，而所谓的中西贸易，实质上是出口远大于进口的以银易茶、丝的贸易。[21]同时“一口通商”适用的范围，主要针对西方国家的来华商船，至于中国东南沿海商船的出口及南洋地区商船的进口通商，均不受此限制。

乾隆帝对一口通商政策的实行，起了决定性作用。应该说乾隆时代有效地抵挡了西方的挑战，但是这种有效抵挡也掩盖了中国对发展机会选择的失误。[22]从后来的历史变迁看，清政府从四口通商转向一口通商，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近代中国经济的转型，而这种影响是当时难于察觉的。一口通商政策实行期间，正是世界资本主义发展突飞猛进的时期。尽管一口通商时期的粤海关收入有了相当大的增长，一口通商时期四海关的收入与四口通商时期的收入相比也有一定增长，但是其在清代整个榷关收入中仍然有限，这表明清代经济仍是内贸型的经济。虽然这种情况与是否同时开放四海关没有必然的联系，如果仍然消极地而不是积极地对待对外贸易，即使多开放几个海关，中国仍然是封闭型、内贸型的国家。开放的本质是主动参与世界经济的竞争，如果不主动参与，一口通商与四口、多口通商也没有本质上的多大区别。但是，在中国这样一个传统势力十分强大的国家里，由于缺乏更多的诸如海关之类的“窗口”示范作用，一定程度上也影响了近代中国的经济转型，尽管这种转型本身也可能是一个非常艰难的过程。

乾隆的思想和政策，孕育于前代遗留下来的经济基础、社会结构、政治体制和文化传统之中。虽然他对18世纪、对中国历史的相对落后，应负一定责任，但他不能超越时代。他像所有的历史人物一样，代表着并属于自己的时代。[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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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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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清）梁廷枬. 粤海关志[M]. 广东人民出版社，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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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黄国盛. 鸦片战争前的东南四省海关[M]. 福建人民出版社，2003.

[15]宫中档，朱批奏折，嘉庆十八年六月十六日，两江总督百龄、江苏巡抚朱理折，胶片第21卷第224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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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李永福. 鸦片战争前清政府对外政策的擅变[J]. 南都学坛，200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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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戴逸. 乾隆帝及其时代[M].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2.

责任编校：包礼祥

作者：廖声丰

海关税收研究论文 篇2：

外贸企业利用现有政策降低贸易成本的几种方法

摘 要：国际金融危机以来，我国外贸企业普遍面临贸易成本提高、汇率波动过大、利润空间缩小、市场前景不确定等不利景象，我国出口增速也持续放缓直至负增长。为了帮助外贸企业摆脱困境，近年来我国出台了许多优惠贸易政策。外贸企业如何利用好现有的优惠政策降低外贸成本是一个值得思考的话题。本文主要从海关税收政策和通关管理的视角出发，为企业寻找提高通关效率、降低贸易成本的方法。

关键词：外贸企业； 利用外贸政策；降低贸易成本；几种方法

近年来，我国出口一改往年高速发展的态势，不单出现了出口贸易的负增长，而且企业外贸成本也出现了激剧上涨的现象。以西部地区一家出口右铁产品的生产型外贸企业为例，右铁产品原材料成本2011年为25元/公斤，2016年为30元/公斤，上涨了20%；劳动力成本2011年2200元/人/月，2016年3000元/人/月，上涨了36%；工厂水电费2011年18000元/月，2016年35000元/月， 上涨了94%；货物仓储费2011年22000元/月，2016年35000元/月，上涨了59%；码头装卸费2011年2000元/人/月，2016年3000元/人/月，上涨了50%；报关报检服务费2011年400元/票，2016年600元/票，上涨了50%；出境检验检疫费2011年420元/票，2016年550元/票，上涨了31%。除此之外，厂房租金、运输费用、集装箱费用等成本的涨幅这几年也在15%-25%之间。显然，外贸成本上涨挤压了企业的利润空间，降低了企業对外竞争力，国家为此不断出台“降负”、“减税”政策，但如何利用现有政策的规定，降低企业的外贸成本，笔者认为，在外贸实务中有几种方法值得企业重视和应用。

一、打造企业成为经认证的经营者（AEO）

我国海关总署2014年12月1日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企业信用管理暂行办法》，把企业按信用状况分为认证企业、一般信用企业和失信企业，其中认证企业（AEO）又分为一般认证企业和高级认证企业，与国际AEO认证接轨。为了提高外贸企业对外竞争力，我国海关依法开展与其他国家（地区）海关的AEO互认，并给予互认AEO企业相应通关便利。截止2016年12月，我国海关已分别与新加坡、韩国、中国香港、欧盟等国家（地区）海关签署了AEO互认协议；另外，中国大陆与台湾地区之间的AEO互认已经开始在南京、福州、厦门、高雄、基隆等海关试点。2017年，中国有望与瑞士、美国、新西兰、以色列、日本等国家签署AEO互认协议。

企业为什么要打造成为AEO企业呢？或者说AEO企业可以享受哪些通关便利呢？企业如何打造成为AEO企业呢？首先因为海关对AEO企业提供了以下通关便利：（1）较低进出口货物查验率；（2）简化进出口货物单证审核；（3）优先办理进出口货物通关手续；（4）享受海关“汇总征税”管理模式。除此之外，高级认证企业还可以享受以下便利：（1）在确定进出口货物的商品归类、海关估价、原产地或者办结其他海关手续前先行办理验放手续；（2）海关为企业设立协调员；（3）对从事加工贸易的企业，不实行银行保证金台账制度；（4）享受AEO互认国家（地区）海关提供的通关便利。一般来说，打造成为AEO企业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海关要求企业的权利与责任是对等的，AEO企业所享受的高效通关便利是与企业规范严谨的内部管理紧密相关。

综合以上通关便利化措施，AEO企业通过以下途径实现了贸易成本的降低：其一，低查验率、低审单率、优先申报、优先放行、配备海关专职协调员等措施使AEO企业通关时间由原来的3天缩短为1天，使得与通关时间紧密相关的仓储费用得以降低，帮助企业节省了将近三分之二的仓储费用；其二，汇总征税措施可以让企业当月的税款缴纳时间延后到次月，为企业资金周转争取了时间，由此企业的资金使用成本得以降低；其三，加工贸易不实行银行保证金台账制度这项措施减少企业资金被以保证金形式占用，企业资金使用效率将会提高；其四，与国际海关开展AEO互认这项措施使我国AEO企业在国外同样享受高效的通关便利，国外通关成本得到降低。

二、选择按 “自报自缴”模式缴纳进出口税费

“自报自缴”模式是海关总署2016年11月1日实施的一项通关便利化措施，进出口企业在货物申报时自行利用预录入系统的海关计税（费）服务工具计算应缴纳的税费，并对系统显示的计算结果进行确认，连同报关单预录入内容一并提交给海关，企业在收到海关通关系统发送的回执后自行办理税费缴纳手续，海关放行货物后再对企业的涉税要素进行抽查审核。“自报自缴”模式的亮点是外贸企业自主申报自行缴税，海关对申报价格、归类、原产地等涉税要素的抽查审核放在货物放行之后。“自报自缴”模式比现行税收管理模式更加简化，大大缩短了货物通关时间。也减少了涉税要素。

分析两种税收模式的作业流程，“自报自缴”模式通过简化流程从以下方面实现贸易成本的降低：其一，企业自主申报自行缴税省去了等待海关审核各项涉税要素的时间，税费由计算机系统计算，企业只须对计算结果进行确认便可缴税，缴税时间由企业掌控，企业缴税由被动缴税变成了主动缴税。企业缴税完毕后海关马上放行货物，企业立即提货，把货物逗留海关监管区的时间降低到最短，货物仓储费用得以降低；其二，“自报自缴”模式因为简化了货物放行前的涉税要素审核、组织验估和查验等通关环节，通关时间至少减少了2天，企业除了可以减少2天的货物仓储费用之外，还可以快速将海关放行的货物投入市场，加速企业货款回笼，降低资金占压。

三、慎防关税从协定税率征收恢复到按最惠国税率征收所导致的税收成本提高

从2017年1月12日起，海关总署对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新西兰政府自由贸易协定》项下进口的原产于新西兰的黄油、其他脂和油、固状乳、浓缩非固状乳、奶油等五大类商品由协定税率恢复按最惠国税率征收进口关税。与此同时，海关总署对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澳大利亚政府自由贸易协定》项下进口的原产于澳大利亚的牛肉和奶粉实施特殊保障管理措施，并公布2017年度这两大类农产品的进口触发水平数量。2017年度牛肉实际可进口的触发水平数量为170000吨、奶粉实际可进口的触发水平数量为19294吨，意思是这个数量以内进口的牛肉和奶粉按协定税率征收进口关税；超过这个数量就要恢复按最惠国税率征收进口关税。

为什么会出现税率恢复呢？原因很简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新西兰政府自由贸易协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澳大利亚政府自由贸易协定》、海关总署2008年第91号公告、海关总署公告2015年第66号公告的相关规定，我国可以对从新西兰和澳大利亚进口的自贸协定项下超过规定进口数量的商品实施特殊保障管理措施，即关税由协定税率恢复按最惠国税率征收。换言之，自贸协定项下，某种商品进口数量超过进口触发水平数量时，我国可以不再按协定税率征税，而是恢复按最惠国税率征税，以此提高该商品的税收成本，达到保护我国相关市场的目的。

以黄油（商品编码为0405 1000）为例，根据《2016年中国海关进出口税则》，最惠国税率为10%，新西兰协定税率为1%。进口50万元人民币（CIF价格）的黄油两种税率情况下税收成本核算如下：1、最惠国税率下的税收成本。最惠国关税=50×10%=5（万元人民币），增值税=（50+5）×17%=9.35（万元人民币），税收成本=最惠国关税+增值税=5+9.35=14.35（万元人民币）。2、协定税率下的税收成本。协定关税=50×1%=0.5（万元人民币），增值税=（50+0.5）×17%=8.585（万元人民币），税收成本=协定关税+增值税=0.5+8.585=9.085（万元人民币）。3、两种税率下的税收成本比较：最惠国税率下的税收成本-协定税率下的税收成本=14.35-9.085=5.265（万元人民币）。结论是，进口50万元人民币（CIF价格）的黄油（商品编码为0405 1000），最惠国税率下的税收成本比协定税率下的税收成本高了5.265万元人民币。显然，原本享受协定税率的商品恢复按最惠国税率征收会必然导致税收成本提高。为此，外贸企业在进口业务中应对此高度重视以下几点：一是，签订外贸合同前留意合同项下的进口商品是否属于协定税率商品，比较协定税率和最惠国税率的优惠幅度，核算两种税率的税收成本；二是，通过海关和商务主管部门了解进口商品的数量是否已经超过海关总署规定的特殊保障管理措施的进口触发水平数量，如果超过就停止签约；三是，及时关注海关总署公告，及时获取有利的贸易信息，提前制定进口计划。

四、关注海关税收政策调整，提前做好趋利避害准备

近年来，我国海关总署实施促外贸稳增长的激励政策，对进口关税税率做了较大的调整，主要包括以下几方面：其一，最惠国关税的调整主要是面向部分信息技术产品，长期以来，信息技术产品的税率相对较高，导致进口信息技术产品国内卖价居高不下。此次降税涉及822项信息技术产品，大部分产品降税幅度超过50%。以装有声音重放装置的盒式磁带录音机为例（商品编码为8519 8112），最惠国税率为30%，首次降税税率为22.5%（2016年7月至2017年6月），第二次降税税率为15%（2017年7月至2018年6月），第三次降税税率为7.5%（2018年7月至2019年6月），2019年7月以后税率降为0。其二，协定关税方面，内地与香港、内地与澳门更紧密经贸安排（CEPA）项下的部分商品，中国与澳大利亚、巴基斯坦、瑞士、哥斯达黎加、冰岛、韩国、新西兰、秘鲁等国的自贸协定下的商品，协定税率水平进一步降低。其三，特惠税的调整主要面向经济最不发达国家，2016年12月新增厄立特里亚和柬埔寨王国8047个税目产品，特惠税商品达到两个国家出口商品的97%，截止2016年12月，我国共对51个经济最不发达国家提供了特惠税。

海关税收政策的调整对外贸企业来说确实是一个利好消息。同一个时间同一种商品，特惠税往往低于协定关税，协定关税又会低于最惠国关税。为了尽量降低税收成本，外贸企业应该充分利用好海关政策，结合进出口经营范围，适当开拓新的贸易市场，优先选择从特惠税国家进口，其次选择从协定关税国家（地区）进口，确实需要从最惠国关税国家（地区）进口时，则认真确定一下进口时间表，争取一个最优惠的关税税率。

五、利用跨境电商平台的综合服务功能降低外贸成本

我国跨境电商近年来发展势头迅猛，2015年交易总额达47847亿元人民币，其中跨境电商出口交易额占83.1%，进口占16.9%。互联网信息技术在经济生活中的广泛运用改变了人们的购买模式和消费习惯。跨境电商作为互联网信息技术的产物以它特有的优势，减少了贸易环节，简化了贸易流程，缩短了贸易时间、降低了贸易成本。跨境电商正在改变着传统外贸的营销方式，对贸易链各个环节都产生了实质性影响。

目前，我国海关已开放了跨境电商直购进口和跨境电商保税进口两种进口管理模式，企业需结合经营品类和备货能力来选择合适的通关模式；跨境电商出口现阶段主要支持B2B、B2C模式。实践表明，外贸企业通过跨境电商平台开展外贸业务将会有效降低贸易成本。以跨境电商出口手机到印度为例，FOB价格1000元的手机传统外贸出口销售费用为200元，但跨境电商出口销售费用为60元，跨境电商平台帮助外贸企业降低了70%的销售费用。跨境电商平台作为专门提供进出口商品交易、支付结算、配送服务、报关报检等综合服务的平台，为外贸企业特别是中小型企业节省了大量分散于不同企业不同外贸流程所导致的时间成本和流通成本。外贸企业不需要再花费大量时间与客户洽淡、与银行结算货款、与货代企业托运货物和办理报关报检等业务，而是有更多時间专注于产品质量提升和多元化市场开发，外贸的整体效应因为跨境电商平台的综合服务而提高，外贸的总体成本也因为跨境电商平台综合服务的集约化管理而得以降低。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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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熊巍巍.对外贸企业供应链成本控制的探讨[J].国际商务财会，2012（4）： 40-42.

[3]范莉.跨境电子商务发展与我国对外贸易模式转型[J].商业经济研究，2015（31）：81-83.

作者：杨素琳

海关税收研究论文 篇3：

从关税管理走向关税治理

摘要：综合治税是近年海关税收管理实践的重大创新，取得了显著的效果。文章借用当代公共行政学的最新成果之一——治理理论的分析框架与方法，从理论层面对综合治税实践加以解读，探寻其中蕴含的治理思想，并前瞻性地展望了关税管理向关税治理模式变迁路径与创新构想，以期进一步充实关税管理理论，并对海关综合治税实践提供一定的前瞻性指导。

关键词：科学治关理念；综合治税；治理

文献标识码：A

从2005年以来，中国海关开始了综合治税的实践。经过近三年的探索，综合治税取得了一定的成效。在海关综合治税大格局初步建立的今天，有必要对综合治税实践进行系统的理论梳理与总结，以利于进一步深化对海关税收工作规律的认识，进一步充实和完善海关税收管理理论，并为海关税收工作提供理论指导。本文尝试选取管理学的研究视角，借助公共行政学中的治理理论来剖析综合治税，试图探寻其中所蕴含的新型管理思想，并以此为指导对关税管理的未来进行展望。

一、治理理论概述

英语中的治理(governance)一词源于拉丁文和古希腊语。原意是控制、引导和操纵。长期以来它与统治(govemment)一词交叉使用，并且主要用于与国家公共事务相关的管理活动和政治活动中。但是，自从世界银行1989年在讨论非洲发展时首先提出“治理危机”(crisis in governance)以来，“治理”(govemance)这个概念在学术界很快就流行开来，其涵义也与“govemment”相去甚远。

全球治理委员会在1995年发表了一份题为《我们的全球伙伴关系》的研究报告，对治理作了如下界定：治理是各种公共的或私人的个人和机构管理其共同事务的诸多方式的总和。它是使相互冲突或不同的利益得以调和并且采取联合行动的持续的过程。在《西方政府的治道变革》一书中，中国人民大学教授毛寿龙指出：“英语词汇中governance既不是统治(rule)，也不是指行政(administration)和管理(management)，而是指政府对公共事务进行治理，它掌舵而不划桨，不直接介入公共事务，只介于负责统治的政治和负责具体事务的管理之间，它是对于以韦伯的官僚制理论为基础的传统行政的替代，意味着新公共行政或者新公共管理的诞生，因此可译为治理”。

治理理论的基本观点包括：其一，治理意味着一系列来自政府但又不限于政府的社会公共机构和行为者，它对传统的政府权威提出挑战，它认为政府并不是唯一权力中心。各种公共的和私人的机构只要其行使的权力得到公众的认可，就都可能成为在各个共同层面上的权力中心。其二，治理意味着在社会和经济问题寻求解决方案的过程中，存在着界线和责任方面的模糊性。它表明，在现代社会，国家正在把原先由它独自承担的责任转移给公民社会，即各种私人部门和公民自愿性团体，后者正在承担着原先由国家承担的责任。这样，国家与社会之间、公共部门和私人部门之间的界限和责任便日益变得模糊不清。其三，治理明确肯定了在涉及集体行为的各个社会公共机构之间存在着权力依赖。所谓权力依赖，是指致力于集体行动的组织必须依靠其他组织，为达到目的，各个组织必须交换资源、谈判共同的目标，交换的结果不仅取决于各参与者的资源，而且也取决于游戏规则以及进行交换的环境。其四，治理意味着参与者最终形成一个自主的网络。这一自主的网络在某个特定的领域中拥有发号施令的权威，它与政府在特定的领域中进行合作，分担政府的行政责任。其五，治理意味着办好事情的能力并不仅限于政府的权力，不限于政府的发号施令或运用权威。在公共事务的管理中，还存在着其它的管理方法和技术，政府有责任使用这些新的方法和技术来更好地对公共事务进行控制和引导。

作为一种新的政治分析框架，治理理论吻合了公共管理的新发展趋势，被广泛地运用于各种领域，出现了全球治理、国家治理、地方治理、大学治理、公司治理等分支。经过10多年的发展，治理型政府的模式日显其重，人们甚至直接将“更少的统治，更多的治理(Less Government，More Governance)”作为改革和发展的口号。

二、综合治税的治理视角解读

2005年，海关总署党组根据形势和任务的要求提出了构建综合治税大格局的发展战略。并在之后几年里坚持以综合治税大格局统筹海关业务工作。2008年，在综合治税大格局初步建立的基础上，海关总署署长牟新生又一次明确提出要“全面完善综合治税大格局，建立健全科学合理、运转高效的工作机制，实现一线监管、后续监管和打击走私3支力量协作配合、良性互动，切实增强海关执法合力，按照严密监管与高效运作有机统一的要求，确保应收尽收、应转尽转。”

综合治税理念是对海关税收工作规律认识不断深化、逐步升华的智慧结晶，是科学发展观在海关税收工作中的具体体现。经过近三年的实践，综合治税建设取得了巨大的成效，成为海关工作的一大亮点。对于综合治税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加以解读。本文尝试选取治理理论的视野对综合治税实践加以解读，探寻综合治税建设所蕴含的新型公共管理理念，以期对海关税收管理理论与实践有所启发。

关税管理是海关履行税收职能的具体表现。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关税管理多数以关税征管的形式出现。关税征管的字面含义就是海关税务部门与人员通过各种工具、方法和手段完成关税的征收与管理。从海关的内部机构、职能设置看，关税征管的职能主要由海关关税部门承担，关税部门成为理所当然的关税征管“核心权威”。其余业务部门表面上虽然也承担辅助关税征管的职责，但是由于各业务部门分别有自己的“主营业务”，因此实际配合效果并不理想。

2005年。由于受到国家宏观调控，进出口贸易结构变化，人民币汇率决定机制改革以及国际贸易环境变化等一系列因素的影响，一般贸易进口增长缓慢，严重影响了海关税收的增长，海关税收面临前所未有的严峻形势。在严峻的形势面前，海关总署紧急部署综合治税战略，综合治税最终取得了效果，当年海关全年完成税收净入库5278.36亿元，比5207亿元的年度税收计划多收71.36亿元，海关税收再创历史新高。从此。综合治税正式走向了中国海关关税管理实践的前台。

治理理论的核心要义是在公共事务管理中引入多元化的治理主体。透过治理视角，可以看出综合治税较之于旧有关税管理模式的最大进步在于它初步实现了海关内部关税管理主体的多元化，形成一个系统内分工合作、协调配合的关税治理网络。在旧有的关税征管模式中，关税管理只有一个单一的权威主体——关税部门，它在关税管理中“包打天下”。由于管理资源相对有限、缺乏其余部门配合，关税部门显得“力不从心”，而且与治理理念的要求相去甚远。综合治税则在一定程

度上整合了系统内的现有资源，将关税部门之外的其余业务部门也纳入关税管理的主体范围中，初步形成“各个部门协同配合、多支力量整合作战”的局面。可见，综合治税实践已有意无意中引入了“治理”思维，关税治理开始出现思想萌芽。

三、关税治理的发展路径

综合治税所蕴含的治理思想是一种系统内治理的初步思想，它主要侧重于系统内的资源、力量整合，按照“治理”标准衡量只能称之为“系统内关税治理”，是关税治理的初级阶段。距离完全意义上的关税治理还有很大差距。事实上，治理理论对于关税管理的启发意义远不止于综合治税，而在于跳出行政系统人为划分的狭隘框架，将海关之外的公共部门、中介组织、行业协会、企业分别纳入到关税治理的主体体系中，形成一个系统内外有机配合、各主体紧密围绕关税目标、彼此之间联动配合的关税治理网络体系，以进一步缓解当前海关“业务量增长与管理资源相对不足”的突出矛盾，为关税管理注入新的力量。

与理想的目标相比较，当前海关综合治税建设仍存在差距。表现在：内部机构设置、职能划分还不科学，部门间配合还不协调，系统内外的信息传递与共享还不充分。关税治理还要经历一个不断发展、完善的过程。结合当前开展的综合治税情况。根据各治理主体参与范围、程度的不同，未来关税治理的发展路径可以分为两个阶段。

(一)内部关税治理阶段。综合治税是内部关税治理的具体表现形式，它将海关内部各个部门之间的力量统筹使用于关税治理，并在一定程度上开展与外部主体(如税务、银行等单位)之间的配合。从主体的性质分析，无论是海关内部各部门，还是海关之外的税务、银行等单位，都属于公共部门性质的主体，私人部门、第三部门等主体并没有出现。因此我们将这个阶段称为内部关税治理，其典型特征是关税治理的主体仍未超越海关这一相对单一、传统的主体。

(二)外部关税治理阶段。外部关税治理阶段是我们所设想的关税治理的高级阶段，此时海关在关税治理中充当元治理的角色，其它公共部门、企业、中介组织纷纷加入到关税治理中，共同构建一个多元化、多中心的治理网络体系。在该体系下各主体分别发挥各自作用，通过协同配合共同完成关税治理任务，并且进行相应的治理工具创新和治理能力创新。外部关税治理充分引入了海关之外的多元治理主体，在本质上有别于传统关税管理，在形态上有别于内部关税治理，所以称之为外部关税治理。

通过上述发展路径的展望可以看出，关税管理走向关税治理大体上要经历三种不同模式。由关税部门独立承担关税征管职责。是传统的关税管理模式；将关税部门之外的其余海关内部主体纳入关税治理范围，实现了传统关税征管模式向内部关税治理模式的转变；将海关之外的其余社会主体纳入关税治理范围，将实现内部关税治理模式到外部关税治理模式的转变。当前海关关税管理的发展正处于从传统关税征管模式向内部关税治理模式转换的阶段，核心任务是进一步发展和完善综合治税大格局。内部关税治理向外部关税治理在局部海关已经出现苗头，例如一些试点单位正在探索通过报关协会实行商品预归类社会化的做法，该做法已经将中介组织逐步纳入关税治理的主体范围内，符合了外部关税治理的发展方向。

这里还有一个问题值得思考。本文认为综合治税是当前关税管理模式转变的一项重大制度设计。但是有些人可能会质疑综合治税是否属于真正意义上的关税治理。我们认为，一方面这样的质疑是有道理的，因为综合治税事实上并没有出现公共权威之外的治理主体；另一方面，这样的质疑又是没有必要的，因为一项重大制度变迁通常是缓慢、渐进的，某些局部、个别的制度变迁在条件成熟时会引发一系列的制度连锁反应。综合治税的成功实践为关税管理向关税治理模式的变迁奠定了一定的基础，也让我们有信心进一步展望关税治理模式的美好愿景。

四、关税治理的创新构想

关税治理是治理理论在关税征管中的具体运用，关税管理向关税治理模式的变迁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涉及关税管理的主体、制度、行为、机构、机制等多个方面。国内治理专家俞可平教授曾经从参与主体范围、权力运行向度、管理手段与方式、追求目标与评价标准等几个方面比较了统治与治理的区别。下面，我们将引用该体系对关税治理进行一番创新构想。

(一)参与主体范围由单一化走向多元化

长期以来，我国社会管理实行的是政府社会高度统一的“总体性社会”模式，其特点是：管理主体一元化，即政府是唯一的社会管理主体；管理方式单线化，即采取以单位制度为依托的垂直单线式管理；管理手段简单化，即实行单纯的行政管理，缺少社会的合作和公民的参与。“总体性社会”管理模式的统治抑制了公民社会的健康发展，社会治理能力比较缺乏。在多数人看来，对于税收管理这样一种带有一定“统治”意味、事关国家财政职能的事务，只能有唯一的管理主体，那就是海关。在海关内部的分工中，关税部门又成为单一的关税管理主体。

其实，随着“有限政府”理念的推行，所谓“上帝的归上帝，恺撒的归恺撒”，政府在诸多社会、经济领域逐渐收缩，一些职能必须由其余社会主体承担。关税管理是随国家产生而带来的一项政府行政职能，由海关承担无可厚非。但是，关税管理是一个复杂的公共服务的提供过程，具体征管中涉及诸多技术性、专业性、事务性的工作。按照现代行政学发展的趋势，其中一些具体的、非核心的事务完全可以尝试由社会来协助提供。近年来，海关税收量逐年递增10-20％。在可支配资源相对有限的情况下，应该摒弃由海关包揽关税服务一切事务的落后观念。关税治理模式不仅调动了关税部门之外的其余海关业务部门，还调动了海关之外的其余社会主体，既能够有效缓解关税管理资源紧缺的矛盾，又可以引导公民参与社会公共事务的管理，还可以营造政府与社会“民主合作、协商参与”的良好政治氛围。

在操作层面上，要做到：一是要继续完善综合治税大格局，通过流程再造在关税部门与其余业务部门间形成强大治理合力。二是要强化海关与外界公共部门的合作，深化“电子口岸”、“电子海关”建设，实现各主体的无缝隙对接。三是要大力培育社会中介组织，确保报关协会、商会、行业协会等组织的公正性、独立性与中立性，在海关与企业之间架起沟通的桥梁。四是要引入外部专业机构的力量；将律师事务所、会计事务所、审计事务所的专业资源运用于关税治理的具体环节。

(二)权力运行向度由自上而下走向多向交流

关税管理模式下海关与企业之间的关系是管制与被管制的关系，海关通过公共权力自上而下发号施令，实行单向度的权力运行。而企业则处于被管制的地位，被动地接受关税管理的相关政策、制度与规定，相对缺乏主动性和能动性。

关税治理模式则赋予各治理主体平等的地位，追求权力运行多向化。例如在关税征收方面，海关是执法者，承担制度

设计与实施的功能；在关税缴纳方面。企业则是更重要的行为主体，它们可以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充分参与制度设计，并且可以通过自身的行为影响政府的决策；在一些中间领域，中介组织也可以发挥重要作用，例如一些涉及关税征管的非核心职能(如税费计征、预归类、预审价、商品化验等职能)，适于市场化、社会化的可以由中介组织承担。这样关税治理的权力运行向度就不再是单一的自上而下方式，而是在海关、中介、企业三个层面之间形成上下互动和多向交流的运行方式。

与多维度权力运行方式的目标相比，目前海关的差距比较明显，当前突出的障碍是海关、中介、企业之间没有形成平等的合作、协商、对话机制。个别部门与关员受“官民意识”、“官大于民”错误思维的影响，习惯于高高在上地发号施令；多数中介组织行政色彩浓重，有些甚至成为“准政府部门”，不能成为治理网络体系中相对独立的一极；企业则缺乏向上表达利益诉求、参与制度设计的渠道。这些问题的存在严重阻碍了权力运行多向化的实现，必须在实践中予以解决。

(三)管理手段与方式由侧重强制走向侧重合作

关税征管模式下海关与企业之间是管制与被管制的关系，海关凭借政府权威，通过强制性的行政、法律手段去管理企业，实现征税职能。这种手段与方式虽然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关税征收的效率，但是也破坏了海关与企业的关系。在实践中，部分海关与企业之间呈现出一定的对抗关系，海关对企业采取不信任的态度，而企业则对海关一些行为有抵触情绪。

关税治理模式下的海关与企业更多时候是合作伙伴关系。彼此需要对方的支持配合。一方面，海关要保证关税应收尽收，需要企业配合；另一方面，企业需要良好的通关环境和通关便利，需要海关支持。基于此，关税治理更加强调海关与企业的自愿、平等合作，通过共同参与制度设计，平等进行协商对话，各取所需，分别实现自身利益诉求。最终达到关税治理的目的。

近年来海关逐渐推行的企业分类管理、纳税人管理制度是建设关企合作伙伴关系的有效做法。需要注意的是：一是在确保大企业利益的同时，要更加关注广大中小企业的合法权益。二是要拓宽关企沟通渠道，通过实地调研座谈、开通关税热线、举行听证会等方式让企业更充分地参与关税制度的设计。更自由地表达自身利益诉求。

(四)追求目标与评价标准由“善政”走向“善治”

按照治理理论，统治追求的目标是善政，治理追求的目标是善治，两者各自涵盖不同的要素。关税管理的制度基础是传统的官民社会关系和自上而下的垂直行政管理体系，所追逐的目标包括：严明的法度、清廉的官员、高效的行政、良好的服务。关税治理追求的目标则超出了传统的关税征管范畴，它强调海关与公民对关税征纳事务的合作管理，是两者的最佳关系。其追求的目标取向与评价标准包括：

1、合法性。这里的合法性指的是社会秩序和权威被自觉认可和服从的性质和状态，是一种政治学意义上的合法性。关税治理要求治理主体(尤其是作为元治理主体的海关)必须最大限度地协调企业之间以及企业与海关之间的利益矛盾，以便取得社会各界最大限度的认可和同意。

2、透明性。指的是政治信息的公开性，包括立法活动、政策制定、法律条款、政策实施等信息。具体要求有二：一是海关要及时通过各种传媒让上述信息为公民所知，以便公民能够有效地参与关税事务的决策过程，并且对关税事务实施有效监督；二是企业有义务和责任及时向海关披露生产经营中与关税有关的信息。通过畅通的信息传递，克服两者之间的信息不对称，以提升关税治理效率。

3、责任性。它指的是人们应当对自己的行为负责，管理人员和管理机构由于其承担的职务而必须履行一定的职能和义务。所谓“有权必有责，权责必相等”，关税治理在赋予各个治理主体权力的同时要更加强调责任，体现了对权力的制约和对公众的责任。显然，多中心主体的介入客观上增大了责任确认与落实的难度，各治理主体之间不可避免地会出现推诿、扯皮、责任不清等问题，这是对关税治理的一项重大挑战。

4、法治。法治是与人治相对立的，要求任何政府官员和公民都必须依法行事，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关税治理的法治目标要求关税治理的一切行为都必须依靠法治来规范和执行。彻底摆脱立法、执法中的人治行为，切实保障企业的合法权益。

5、回应。即公共管理人员和管理机构必须对公民的要求做出及时的和负责的反应。作为征税方的海关有必要倾听作为纳税方的企业的呼声与要求，定期、主动向企业征询意见、解释政策和回答问题。

6、有效。主要指的是管理的效率，包括两方面的基本意义，一是管理机构设置合理，管理程序科学，管理活动灵活；二是最大限度地降低管理成本。关税治理模式要求海关内部各部门设置科学、配合有效、部门之间流程设计合理，海关与外部部门之间信息畅通、资源共享、协同作战。而且在关税治理过程中，还要竭尽所能减低管理成本，最大限度降低企业为征税行为所支付的各项人、财、物、时间等成本。

作者：黄晓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