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播学批判学派探讨论文

马歇尔·麦克卢汉马歇尔·麦克卢汉（MarshallMcLuhan，1911—1980）出生于加拿大艾伯塔省埃德蒙顿市，是20世纪著名的媒介理论家、思想家，传播学研究学派中多伦多学派的一代旗手。同其他传播学者一样，麦克卢汉也是站在“十字路口”上做研究的人。下面小编整理了一些《传播学批判学派探讨论文(精选3篇)》，仅供参考，大家一起来看看吧。

传播学批判学派探讨论文 篇1：

读伊尼斯《传播的偏向》：每一句话都是一篇浓缩的专论

这显然不是一本易读的著作，单是翻开修订版的序言就透露出一股“生人勿近”的感觉，倒不是因为文字过于艰深抑或观点隐晦难寻，相反作者伊尼斯的文字“每一句话都是一篇浓缩的专论。他的每一页书上都包含了一个小小的藏书室，常常还有一个参考文献库。”①其难懂在于理论表述和逻辑论证幽广宏深，在宏大的社会现实和文化背景下，对阅读理解提出了很高的要求，读者唯拥有“藏书馆”式的世界文化史观，才有底气真正顺畅地读好、读懂此书并有所斩获。循着作者的精锐观察与洞见，笔者想就自己粗浅、稚嫩地阅读体验与读者分享。

一、成书背景

经典是在经典的积聚与经典的思考表达中创造的。②早在此书之前，伊尼斯就已写作了多部经济学经典，如《加拿大的皮货贸易》（The fur trade in Canada：an introduction to Canadian economic history）、《加拿大的大宗商品生产问题》（Problems of Staple Production in Canada）、《鳕鱼业》（The cod fisheries）、《现代国家的政治经济学》（Political Economy in The Modern State）、《边远地区的殖民和矿业》等，为其传播思想积聚、沉淀了素材并准备了方法论。

伊尼斯的第一本经典著作《加拿大的皮货贸易》，奠定了他的经济学研究模型，解释了对皮毛贸易的追求如何塑造了加拿大新法兰西地区的经济，而且也塑造了这个地区的制度、政治和文化。③正是在研究大宗贸易的政治经济学意义过程中，“交通和传播技术”的革命性意义引起了伊尼斯的浓厚兴趣。他认识到媒介也是一种资源，将媒介与经济、政治、文化等因素联系起来，以媒介偏向论为基石，逐步论证;推演了媒介环境变革与社会历史变迁的动态关系，并由此开创了传播学三大学派之一的媒介环境学派。在他的影响下，以马歇尔·麦克卢汉、尼尔·波兹曼、约书亚·梅罗维茨和保罗·莱文森等人为主的一批北美传播学者相继关注媒介的特征，将媒介技术看作推动社会发展的重要动力，把媒介技术及其演变过程和社会变迁、技术更迭、文明兴衰以及人类的感官联系起来。

此书是伊尼斯继《帝国与传播》（Empire and Communication）（牛津大学出版社）之后次年成书的第二本传播学经典专著，全书约16万字，共八章，多为其演讲稿和论文集。作者在序言中写道：“本书集结了一些略经修订的旧文。集结的目的是便于读者翻检，同时也便于以更加详尽的形式支持我在《帝国与传播》中提出的问题。”④再加上1952年的《变化中的时间观念》（Changing Concepts of Time），伊尼斯的传播三部曲不仅从时间上连续，而且从理论和论证上也是环环相扣、延续推进、步步深入。

二、寻求时空的平衡

麦克卢汉如是评价：“伊尼斯告诉我们如何把文化和传播的偏向当作研究工作来使用。他把注意力指向文化中的主导形象和技术的偏向与扭曲力，借以显示如何去理解文化。”⑤他找到一种手段：把历史环境当作一个试验场，去检验技术在塑造文化中的作用。

伊尼斯所谓“媒介或倚重时间或倚重空间”的含义是：对于它所在的文化，它的重要性有这样或那样的偏向。一旦我们冒险作这样的探讨，就不得不承认，我们生活期间的文化有一定的偏向。其最终的目的就是为了强调，在西方文明中，稳定的社会需要这样一种认识：时间观念和空间观念维持恰当的平衡。我们要摆脱时间的束缚，寻求时间和空间需要的平衡点。在这个过程中，可以创造良好的条件，以培养我们对文化活动的興趣。

伊尼斯在本书中继承社会学芝加哥学派的思想，采用一种泛媒介观念。在其看来，不管是“偏向时间的媒介”还是“偏向空间的媒介”，都有自身的弱点，如果其中一类媒介得到片面的发展，社会的稳定结构就会被打破，相应的文化就会出现问题。唯有维持平衡才能打破这种偏向，进而确保文化的均衡以及国家的长治久安。

三、反思的反思

写作上伊尼斯多用演绎的写作方法，站在历史唯物主义的角度，行文纵横交错;语言高度凝练，形散而神不散，这也是此书“高冷”的魅力所在。从研究方法和写作手法上看，此书的论述过程颇具个性特色，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用经济学方法研究传播媒介

李明伟认为，伊尼斯的传播思想受凡勃仑（Thorstein Veblen，1857～1929年，美国经济学家、社会学家、制度经济学派的创始人和主要代表人物）影响最突出的是三个方面：第一是方法论的启发，第二是加深了伊尼斯对技术的重要作用的认识，第三是为伊尼斯研究传播问题提供了一些重要的概念和命题。⑥何道宽序：他从研究经济史起步，善于考证，喜欢考证。

除此之外，伊尼斯还师从20世纪美国社会学界的主帅、世界级的社会学家——帕克，且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写作中引经据典、旁征博引、学风严谨、考据精确，其密集甚至长篇的注释，密密麻麻的参考文献为读者提供了正文之外最大限度的信息。伊尼斯跨越门户偏见，批判性地接受了诸如帕克、马克思、凡勃仑、汤因比、华莱斯等众多前辈学者和同时代思想家的观点和理念。这种多学科融会贯通的研究模式也启示我们：传播学作为一个交叉学科必须重视借鉴其他学科的研究成果，以推动其理论创新与学科发展，理论研究贵在诚实守信、有理有据。

（二）密涅瓦的猫头鹰

“密涅瓦的猫头鹰只有在夜幕降临的时候才开始飞翔……”出处是黑格尔的《法哲学原理》。黑格尔用密涅瓦的猫头鹰在黄昏中起飞来比喻哲学，意在说明哲学是一种深沉、寂寞的理性反思活动。伊尼斯对黑格尔的比喻心领神会，在黄昏中起飞的猫头鹰，可以俯瞰白天所发生的一切，天空虽然看不见鸟儿，但飞过留痕，猫头鹰追寻这些痕迹，得以明了白天所发生的一切，这正好适用于描述希腊文明的黄昏时期和现代西方文明强势崛起的曙光。所以伊尼斯写道：这说明，智慧的猫头鹰的飞翔，不仅开始于希腊文明的黄昏时期，而且开启了西方文明的黎明。密涅瓦的猫头鹰在暮色渐浓的黄昏开始飞翔，不仅古典希腊时期是这样，而且以后也是这样。在亚历山大大帝时代如此，罗马时代如此，君士坦丁堡如此，意大利共和制的城邦也是如此，以后的法国、荷兰、德国无不如此。

（三）反思

黑格尔认为，所谓反思就是“跟随在事实后面的反复思考”，也就是说“要想真正知道外界对象和事变，以及内心的情绪、直观、意见、表象等的真理必须加以反复思索。”⑦黑格尔将反思作为一种思维的方法对事物进行考察，但是黑格尔客观唯心主义的哲学体系使其割断了事物之间的联系，孤立、片面，因而无法透过事物的本质认识真实。睿智的伊尼斯采纳了黑格尔的积极反思，并将传播与社会、文明联系起来进行了反思的反思，深入践行了黑格尔反思的彻底性。

密涅瓦的猫头鹰更深层次的含义是：哲学的反思需要精神上、情绪上深刻的认真态度，需要从日常急迫的兴趣中超脱出来，需要排除“意见的空疏浅薄”，这点伊尼斯做到了。而且他借用密涅瓦的猫头鹰，反思传播媒介自身，总结媒介变迁所走过的道路，并为未来确定方向。伊尼斯践行了黑格尔反思精神、理念和方法，对媒介与社会互动造成文化偏向，进而影响权利、文化、价值及社会制度的过程不断反思，锲而不舍地追问，直至真正地、彻底地抓住问题的本质。

（四）历史唯物主义研究方法

“我的许多表述都带有马克思主义的味道。不过，我努力尝试的是用马克思主义的解说来解释马克思。”在《传播的偏向》中，伊尼斯用歷史唯物主义的方法去解释传播媒介对社会组织在时间和空间上的影响。由于历史的限制，伊尼斯对媒介展开的研究只是到广播为止，使其观点不可避免地带有一定的时代局限性，但这并不影响此书被奉为传播学界的圭臬。

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角度去分析时空，伊尼斯看到了时间和空间的辩证关系，时间和空间是物质存在的基本形式，是物质固有的普遍属性。更为重要的是，伊尼斯将时间、空间与运动着的物质，与传播媒介、与社会互动、与文化、与价值观念、与社会制度进行联系思考，既承认时空的客观、绝对和无限，同时又看到具体事物在时空领域的有限性，沿着历史唯物主义的足印，伊尼斯的传播偏向理论更具实践性和哲理性。

四、强烈的现实关怀

一种新媒介的长处，将导致一种新文明的产生。汤因比等人的文明研究往往有一种偏向：倚重宗教问题，忽视空间问题，尤其忽视行政和法律问题。现代文明和报纸广播有着密切关系，在考察其他媒介主导的其他文明时，现代文明自然有视觉偏向。只能敦请大家注意，我们必须始终警觉这种偏向的含义。也许我们可以希望，考虑其他媒介对各种文明的意义，可以使我们对自己文明的特征抱更加谦虚的态度。⑧传播的空间偏向和时间偏向，演绎出一个财富分配的海绵理论，暴力是财富分配的预设。⑨

在1948年7月23日英联邦大学研讨会上，伊尼斯就曾批评西方文明专注于当下的执着，将文化统一性强加于民，扰乱时间、空间的平衡所造成的严重后果将会逐步显现且愈演愈烈。西方国家真正感兴趣的始终是领土的扩张，一旦失去对时间的把握之后，西方国家便会诉诸战争，以实现自己眼前的目标。

时空偏向—传播偏向—文化偏向—西方文化危机论，伊尼斯从历史经验出发，直言不讳当代“西方文明危机”，他警觉偏向于空间扩张的西方文化，直陈世俗制度的发达、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和过分强调个人主义等价值观念对于国家和社会长期发展和巩固所埋下的隐患，折射出他对现实的强烈关怀，表现了他对国家乃至整个西方社会深切的忧患意识。

有学者认为伊尼斯过于“悲观”和“极端”，正如伊尼斯自己所言：作为经济学家的我，有一种偏向，或许会把垄断理论推向不合适的极端。⑩事实果真如此吗？非也，伊尼斯想表达的是：社会学家有责任去检测其工具的局限性，尤其是当他受到诱惑想完全抛弃这些工具的时候。对于任何一个文明来说，如果它不想被知识垄断压倒的话，它就应该进行一番批判的审视和彻底的反思。这对任何一个文明而言，都是极其重要的。

伊尼斯告诉我们如何把文化和传播的偏向当做研究工具来使用。……用传播视角评价文明的特性有一定的优势，因为传播贯穿了社会的经济、文化和信仰体系。（修订版译者序）

伊尼斯并不悲观，也绝不应该被戴上“技术决定论”的帽子，他写道：最乐观地说，我这些文章也只能提高人们的灾害意识。如果太相信显而易见的东西，灾难就可能接踵而至。他所期望的是：倘若在北美大陆这所大学150周年校庆之际，本文能够引起人们对西方文明的注意，其目的已经达到。这是他发出的警示，也是他所热衷的事业指向的求解之路。

五、结语

一些经典著作，具有原创思想的著作，往往不那么清晰，而是隐隐约约、模模糊糊，似乎给人打开的只是微弱的灯光，神秘而扑朔迷离;但只要有可见的光芒，那便是前方。11

注释：

①④⑤⑧⑨⑩[加]哈罗德·伊尼斯.传播的偏向（中文修订版）[M].何道宽，译.北京：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15：25、35、27、72、113、35.

②杨保军.坚定“偏向”中的观察与洞见——读伊尼斯《传播的偏向》眉批录[J].新闻记者，2017（11）：82.

③[加]玛丽·崴庞德.传媒的历史与分析——大众媒介在加拿大[M].郭镇之，译.北京：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2003：137.

⑥李明伟.凡勃仑对伊尼斯传播理论的影响研究[J].北京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05）：91-92.

⑦钱宏鸣.黑格尔“反思”思想述评[J].青海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87（01）：14.

11杨保军.坚定“偏向”中的观察与洞见——读伊尼斯《传播的偏向》眉批录[J].新闻记者，2017（11）：82-83.

作者简介：纪佩吉，南昌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博士研究生

编辑：王洪越

作者：纪佩吉

传播学批判学派探讨论文 篇2：

“媒介诗人”麦克卢汉的预见与前瞻

马歇尔·麦克卢汉

马歇尔·麦克卢汉（Marshall McLuhan，1911—1980）出生于加拿大艾伯塔省埃德蒙顿市，是20世纪著名的媒介理论家、思想家，传播学研究学派中多伦多学派的一代旗手。同其他传播学者一样，麦克卢汉也是站在“十字路口”上做研究的人。早先他从事工科研究，后转向文学，并在加拿大曼尼托巴大学取得文学学士和硕士学位，1942年获得剑桥博士学位；之后在美国多所大学执教。麦克卢汉在执教过程中发现他自己与相差不到10岁的学生们之间已经有了沟通上的隔阂，这成为他转向研究媒介与传播的一个动因。

作为多伦多学派的核心人物，麦克卢汉勾勒出丰富、多角度的媒介研究框架，他将媒介的概念泛化为所有与人互动的介质，并开拓从媒介角度观察人类的视角，赋予媒介新的使命和历史作用。虽然他的研究重点经历多次转向，但媒介研究成果的发布才使他真正进入大众视野，他提出的“部落化”“地球村”成为人们描述社会现象的热词。

从1951年的第一本专著《机器新娘》开始，麦克卢汉逐步扩展着他的媒介学说版图。在这本书中，麦克卢汉对媒介的独特见解已初见端倪。他在狂热的机械化浪潮中冷眼对待喧嚣，深刻分析了广告、报纸、广播等媒介对人类心理和社会的影响，指出人们处于工业化时代下的“被催眠状态”。此后的《古登堡星汉灿烂：印刷文明的诞生》（1962）表达了麦克卢汉对印刷、文字的思考，他探讨人类哲学问题，并在此书中首次提出“地球村”的概念，指出电子媒介会使人类交往重新回到部落间个体对个体的交流，人人参与的地球村形成。这一理论的提出奠定了其新媒体预见家的地位。1964年，麦克卢汉出版了他最著名的《理解媒介——论人的延伸》一书。麦克卢汉是个“泛媒介主义者”，在他眼中，住宅、汽车、游戏都是媒介，他细致探讨了这些媒介的区别以及与人类社会的关联，提出并阐释了“信息时代”“媒介是人的延伸”“媒介即讯息”等学术观点。媒介学者拉潘姆称该书出版几个月后就有了《圣经》般的地位。

麦克卢汉的媒介观点晦涩难懂，却有超越时空的启示意义。今天的传播学媒介研究基于此，而这些理论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也不断得到检验。“媒介即讯息”是最广为流传的观点。麦克卢汉认为，一个时代最有价值的不是各类媒介传播、提供的信息，而是媒介本身。正如我们现在使用的微信、抖音等APP，微信每天传输的信息不是重点，这种媒介带来的变革、创造力和可能性才更应被关注。微信不仅承担人际交流的渠道作用，还是传播信息的媒体平台、自我展示的窗口、支撑吃喝玩乐多重场景的工具、社群营销的场所和组织工具，是线上线下的连通器。微信已融入日常生活，成为一种生活方式。媒介即讯息，麦克卢汉的伟大洞见穿越时光，成为描绘当今媒介特点的最恰切的定义。

作为传播学者，麦克卢汉却好像最不懂“传播”。“媒介即按摩”“冷热媒介”“媒介是人的延伸”……这些令人费解的表述给他的著作造成诸多阅读障碍，以至于英语中有一个词“麦克卢汉式”（McLuhanesque），即用来描述没有联系、让人似懂非懂的事物。尽管这些语言习惯没有影响他成为媒介世界的先驱式人物，但也使他饱受争议。究竟是什么影响了他的语言风格呢？

他独具一格、天马行空的表达，与早年接触文学不无关系。“电子媒介敲响了西方文化的丧钟，并给它的棺材捶上了铁钉，马可尼星座遮蔽了古登堡星汉的光辉，机械时代被赶出了历史舞台……”作为文学学者，麦克卢汉用诗一般的语言描绘他心目中的媒介世界。新批评学派的象征主义也影响了麦克卢汉的思维逻辑。他认为，依靠感觉和官能可以把握事物的本质特征，因此他常用“冷”“热”等词语描绘他对媒介的感受。在学术思维上，麦克卢汉反对逻辑证明，不注重实证方法，而是“只探索不解释”，习惯采用各种不同意象和事物的类比、暗喻来呈现自己的观点，因此有了颇具诗性的学术表达。

文学除了影响麦克卢汉的表达方式，还影响他的研究视角。麦克卢汉曾在剑桥大学攻读英国文学，后去往美国、加拿大的高校教授文学，过着中产阶级的体面生活，对资本主义持保守态度。在《机器新娘》中麦克卢汉表达了对广告的厌恶，认为广告影响人们的现实生活和道德判断；但他认为这只是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的短期阵痛，会慢慢消失，因此他高歌媒介的变革与发展，并对未来的电子媒介充满期待。

除了文学，麦克卢汉的著作中还可以见到宗教的影子。“天使化和神秘现象都是电子世界的副产品”“技术产生的普世理解和同一……这种整合开创了淡定预见的意识普适性”。对于未来媒介发展的想象，麦克卢汉用宗教化的语言给予描述。天主教也影响到他看待媒体的视角。他相信“媒介善论”，无论是广告还是游戏，任何媒介造成社会的混乱复杂只是暂时的乱象，这些都会由媒介本身的发展来挽救，救赎终会到来。正如他所期望的“地球村”能将全球语言统一，任何人可以彼此连接，回到希望的伊甸园。

诗意、宗教化的表述给理解麦克卢汉的观点带来诸多困难，但也正是这样独特甚至怪诞的表述，吸引着世人关注和探究的兴趣。这或许正是这位传播学大师的“功力”所在。
《理解媒介——論人的延伸》

由于对媒介的推崇以及对无理性人格的悲观态度，麦克卢汉被视为“技术决定论者”而饱受批评。然而，他关于“地球村”的前瞻式表述在今天愈发被证实。20世纪60年代，第一台计算机诞生还不到20年，信息尚无指数式爆炸，广泛连接还未实现，麦克卢汉便创造性地预测了传媒的未来图景。他认为，世界在经历了部落化、脱部落化之后，仍会重新回到部落化，人们相互依存深度卷入，社会距离缩短，时空界限不复存在，“处处是中心”。在他的描述中，世界紧密联系在一起，形成人类命运共同体和社区世界，休戚相关，荣辱与共。这不正是我们现在的时代面貌吗？2020年初的新冠肺炎疫情，逐步蔓延至全球，格陵兰岛也无法幸免于难。整个世界就是靠航班、铁路和密密麻麻的交通线路连接起来的地球村，地域界限消失；而除了这种物理上的链接之外，媒介则帮助人类形成了更大意义上的全球互联，使全人类聚焦共同的生存发展议题和社会问题，如“Me Too”运动（女性反性骚扰、 性侵运动）、“BLM”运动（黑人国际维权运动）在全球如火如荼地进行。

麦克卢汉为何会做出准确的预测？这或许与他的“逆转”思想有关。“我们透过后视镜来观察目前，我们倒着走向未来”，先了解一种媒介的前世今生，深入到过去才会看到未来的发展方向。麦克卢汉的“后视镜理论”给了我们答案。在描述印刷术带来的影响时，他追溯到航海时期探索航路时对大量地图的需求，追溯到字母表对木版画的书面转换效果，由此得出印刷术流行的深层原因。印刷品的同一性、可重复性造成文字的廉价，从而打破贵族文学的神话；印刷技术带来可量化的、时空连续的思想，使上帝与自然分离，世界失去神圣的色彩。由此，印刷术下的未来将是平民文化的未来。想必“地球村”理论也是麦克卢汉在对媒介做出大量研究而得到的启发。麦克卢汉运用“后视镜”的方法研究媒介历史、演化进程及其影响，洞见媒介发展趋势，预见“信息时代”“信息高速公路”的到来，他的前瞻性与批判性使其成为“IT世界的先知”。

在那个时代，麦克卢汉的敏锐洞见听起来像是天方夜谭，他也因此招致无数的批评，被称为“攻击理性的暴君”“走火入魔的形而上学巫师”，以至于关于他的去世也只有寥寥几条报道。但在多年之后，偏见与不解消融，真理探出头角，麦克卢汉又占据了我们的头脑，我们再次谈论他的“媒介即讯息”，再次发现他的无限魅力。

作者：李晓玉 门薇薇

传播学批判学派探讨论文 篇3：

追寻最具解释力的学术体系

伦敦北郊的海格特公墓，长眠着一位伟人：卡尔·马克思。在他陵墓下方的碑石上镌刻着一句举世闻名的墓志铭：“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造世界”。从解释世界到改造世界，这两句话几乎浓缩了马克思一生的理想与实践，也吸引着其后无数的智者与英雄前赴后继。

对于一直在追寻最理想的学术体系来理解与推动中国媒介现实的胡正荣而言，他的宏愿中同样潜藏着一位学者在面对世界时，那种最本真的冲动与最终极的追求。作为新中国杰出的第二代传播学者，胡正荣的学术人生渗透着时代际遇与个体命运交相辉映的烙印：开放、多元、务实、融通。他说，“没有普世的学术体系，我想找到一个对中国最具解释力的理论融合体。”这就是他执着坚持的学术理想，尽管他比任何人都清楚，要实现这个理想，并不容易。

“我最早讲的课是社会学”

1982年，因为中学老师的一个建议，原本想学外语、外贸类专业的胡正荣考入北京广播学院，懵懵懂懂地成为编采专业的一名学生。“其实上广院是一个偶然的机会，我当时想报的学校没有理想的专业，老师说，‘你平常不是朗读挺好的吗，应该上这个学校’，我就这样报考进来了。”刚上大学的头两年，胡正荣对专业一直没有产生太大兴趣，直到大三时才发生了改变。

“三年级的时候，广院有一位刚刚留校毕业的年轻教师，在课堂上讲到外国有一门学科叫做传播学，我发现这个学科的视野很广泛，和社会学有关、和政治学有关，还有历史学和心理学方面的知识，这么庞杂、丰富、多元的内容一下子把我的兴趣调起来了。从那时起，我就开始到图书馆借传播学的书看。”让胡正荣没有想到的是，正是这个不经意间引发的兴趣，给他的学术人生打开了一扇意想不到的大门。

“当时我们学校已经有几本传播学的书了，包括美国社会学家梅尔文·德弗勒那本英文原版的Theories of Mass Communication。说实话，那时候并没有完全看懂，但是却因此对传播学产生了很大的兴趣。”令人称奇的是，初出茅庐的胡正荣在看完德弗勒的书后，竟勇敢地给当时还在迈阿密大学任教的作者寄去了一封信，讨论书中的某些观点。而更让人惊叹的是，随后德弗勒不但回信了，还同时给胡正荣寄来了一本研究中国传媒的著作供他参考。这段经历给了胡正荣记忆犹深的影响，“德弗勒的回信对我个人未来学术方向的暗示与鼓励是难以估量的，我觉得这个正面暗示一下子激励了我，如果他当时给我一盆冷水的话，我可能也放弃了”。

1986年，胡正荣本科毕业后留校，1988年正式走上讲台的他又遇到了一个新的拐点。“刚开始我想讲传播学，但是那个时候有一种观念，认为传播理论就是新闻理论，两个差不多，没必要再开这门课。因为之前看过几本社会学的书，后来又从头到尾去旁听了一门中国社科院社会学研究所的课程，于是我又提出要讲社会学，系里决定让我试试。就这样，从1988年到1993年，全校的社会学都是由我来讲。”如果说德弗勒的回信给了胡正荣一次鼓励和召唤，那么连续数年的社会学授课经历则带给胡正荣难能可贵的学术积淀与思维训练：“社会学训练了我的思维角度，为什么后来我喜欢从社会学角度去看问题，比较关注社会矛盾、社会变迁等，绝对是受了那个阶段讲授社会学课程的影响。”

不得不注意的是，与同时代成长起来的传播学者相比，胡正荣这段自称为“误打误撞”的学术旅程显得有些与众不同。“我觉得整体而言，中国的传播学研究在学科背景上存在着一个遗憾，就是现在的传播学者们之前要么是学新闻的、要么是学中文的，这个比例大约会占到百分之八九十。其实我们真正做了传播学之后就会发现，传播学所要用的理论体系、研究框架、思维逻辑，大多数反而是来自社会学、政治学、经济学、心理学、语言学，甚至包括后来的文化研究、政治经济学等。也就是说，学科交会越多，传播学才越容易出成果。而我们整个传播学研究存在学科背景的结构性遗憾，并且这个遗憾直到现在依旧存在。”胡正荣接着说，“当然，有些人已经意识到这一点了，一些其他学科背景的学生也在走进传播学的研究领域，我认为这是对的，也是必须的。我们可以看看国外，比如我上次参加的那个爱尔兰大会（注：2013年爱尔兰都柏林举办的The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Media and Communication Research年会，IAMCR创立于1957年，是世界最大的传播研究国际性学术组织之一），与会的学者不是学政治学出身，就是学经济学、心理学的，当然也有新闻传播学的，反正学什么的都有，总之，学科之间越交叉，才可能越有创新。”

“我的优势介于海外学者与国内学者之间”

20世纪80年代的北京广播学院曾经培养出了一批走出国门继续深造的优秀学子，他们当中的很多人如今已成为国内乃至国际上的知名学者，并且对中国新闻传播学的发展起着中流砥柱的推动作用。与同时代的他们相比，胡正荣自称“土生土长”，而这位从90年代起就频繁出入国门、孜孜追求国际化的本土学者，却对自身的学术定位有着非常清醒的把握，并且还有着与之相应的对学术责任的理性担当。

“在整个中国新闻传播学的华人学者这个圈子里，包括国内的学者和海外的学者，我跟他们确实有些不一样，我有点介乎他们之间。为什么这么说呢？一方面，我是国内传播学界里国际化走得最远的人之一，因为我出国比较早，语言条件也比较好；另一方面，跟海外的学者相比，我虽然没有像他们一样接受过严谨的学术训练和拥有更优越的国际化平台，但是我比他们更了解中国现实，并且能够获得更多的有关中国研究的第一手资料。”胡正荣坦言国内社会科学的学术根基与研究方法较之国外要单薄许多，缺少系统的海外教育经历也是他无法更改的遗憾，但正因为如此，他更加清楚自己想要超越的以及应当坚守的分别是什么。

“我出国开会也好，讲学也好，基本上都是跟海外的主流学术圈打交道，我的语言能力和学术话语让我可以与他们直接对话。同时，这么多年下来，我也一直跟国内的传媒决策者、管理者、从业者都保持着一线的交往，他们会跟我谈内心最真实的感受。换句话说，与海外的学者相比，我能够听到、看到、了解到最真实、最一手、最符合中国实际的素材和资源。我的优势恰恰介于海外学者与国内学者之间。”

正如他所说，1994年，因为出色的德语水平，胡正荣争取到了由德国之声举办的为期两个月的“新闻与时事报道”培训班的资格，在那个出国机会异常珍贵的时代他先后走访了德国多地。这是他平生第一次出国，也是带给他极大触动的第一次。从那时起，胡正荣就产生了强烈的国际意识，并且在“走出去”的意愿下开始了越发频繁的国际学术交流。将近20年间，他先后走访了德国、英国、加拿大、瑞典、美国、比利时、爱尔兰、韩国等许多国家，通过参观考察、合作研究等多种形式，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学术滋养与视野开阔，胡正荣说，“学术只有放在国际性背景下才可能有更大的发展空间”。这是他的心得，也是他的标准。

尽管如此，胡正荣对学术殖民主义与西方话语霸权同样保持着相当的审慎与警惕。“我对西方的东西全盘接受的阶段应该是在十年前左右，那是第一次在加拿大做长期的访问学者。因为之前对西方并不了解，我开始大量阅读西方社会学、政治学、经济学、传播学方面的书，我发现学术流派简直太多了，框架、模式、理论、方法也非常多。那时候真的觉得好有营养，感觉特别有收获。但是，那个过程会过去的，因为你不能光吸纳，你还必须要反思，‘学而不思则罔’，你终究是要把那些理论拿过来解释中国的。”

正是在反复思考如何解释中国的过程中，胡正荣开始了最初的反思。“有些学者试图用一套成型的海外理论来解释中国，我有时候觉得不是太管用，因为他们分析的那些根本不是中国的现实。换句话说，有些学者完全是为了迎合他们理论的有效性而找一些中国的案例来说明问题，但是那些不能够证明他们理论的，甚至和他们的理论相反、相悖的大多数的中国现实，却被他们省略、忽略掉了。”胡正荣继续谈道，“2005年我在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做了半年research fellow（研究员），2006年我又作为英国威斯敏斯特大学勒沃霍姆访问教授（注：Leverrhulme Visiting Professor， 勒沃霍姆基金会专门资助文化教育，每年资助不到20位全球一流学者访学英国）在英国待了半年，回来之后我就越来越反思一个问题——如果完整地把西方那套东西搬过来究竟适不适用？而这恰恰是每一个海内外学者都必须反思的问题。”

胡正荣深有感触地说道：“我们应当承认中国确实没有形成自己的传播学理论体系，但如果真的把西方那一套直接拿来解释中国的现实，至少从我个人的角度来看，在很多时候是隔靴搔痒的。因为我了解那些理论中所描绘的情形在中国根本不是那么回事儿。所以这几年国际学术界也在探讨这个问题，有人提出de-westernized communication（传播学去西方化），正是因为现在的金砖国家、发展中国家，具备自身发展模式的已经越来越多，很难把西方的民主、自由等套在中国的环境下。尽管我们也不反对民主、自由这些概念，但是这些概念在国与国之间、文化与文化之间的差别确实是太大了。所谓‘淮南为橘，淮北为枳’，这种情况非常普遍。所以这么多年下来，我几乎就游走在这两个群体之间，双方的营养我都在吸纳，因此我也时常困惑：我究竟要用什么样的体系来解释中国。”

“学术研究就是寻找最具解释力的框架和方法”

胡正荣曾经把自己的学术道路划分为三个阶段：1986年至1995年是受到“传播学召唤和学术起步”的几年；1996年至2003年是完成博士学位攻读并且在国际视野的推动下实现“学术研究上路”的关键性进阶；而2003年以来则被他称为是“远未完成的国际化”。对于第三段依旧在路上的征程，胡正荣对自己还有着更细致的解读。

“如果细分的话，2003年至2006年应该算一个吸纳、咀嚼、回味的阶段。我开始把在国外学习到的东西应用到我的研究中去，所以这个阶段中我发表的一些论文和我过去的学术立场都不太一样，我自己也认为我的学术视野变宽了。”正是在这几年间，胡正荣先后发表了若干具有转折意义的代表作，包括2003年的《后WTO时代我国媒介产业重组及其资本化结果——对我国媒介发展的政治经济学分析》（注：发表于《新闻大学》，2003年秋季号），英文论文The Post-WTO Restructuring of the Chinese Media Industries and the Consequences of Capitalization （注：发表于Journal of the European Institute for Communication and Culture.2003，Vol.10.4），以及2005年的《我国媒介规制变迁的制度困境及其意识形态来源》（注：发表于《新闻大学》，2005年春季号）等等，这些文章的出炉真实反映了胡正荣在理论框架的融合与创新方面所做出的尝试以及他对日益明朗的学术理想所付出的努力。

“刚开始读博的时候，我也是什么热研究什么，没有形成自己的一套理论。2003年从加拿大访学回来以后，对批判学派的东西开始接触比较多，所以后来做研究的时候，我的框架基本上都是从批判的角度来做，大部分采纳了政治经济学的东西。但是与此同时，我也不排斥意识形态分析，也不排斥文化研究。我认为学科是交融的，研究方法是交融的，框架体系同样如此。做社会研究绝对不能单一化，必须要多视野、多角度地分析问题，所以对我来说，有解释力的东西我都要用。”

“为什么说国际化的阶段仍是未完成的呢？就是因为我前面提到的反思问题。我已经吸纳了国际化的一部分东西，虽然不能说很成熟或老道，但我总在想：我吸纳的这些东西是否管用，当它不管用的时候我们应该怎么办？毕竟，传播学的研究是要有地方性特点的，将西方通用理论当作一把能开所有锁的钥匙是不可能的。所以我考虑的是，能不能有一套框架和体系，可以对中国的现实做非常有力的解释。应该说这是2006年以后我一直在思考和寻找的东西，但是还没有答案。不光是我没有答案，世界各地的学者们都没有答案。所以，学术研究其实就是不断寻找对现实最具解释力的一套框架和方法，而这恰恰是最令我困惑的。”

实际上，这个令胡正荣感到困惑的问题还有着更为深刻的背景。“新闻传播学的研究就各国来说体系是不一样的，你不承认都不行。这和我们了解传播学有批判学派和经验学派的区别是相似的。像美国以实证为主，非实证的他们根本看不上。而欧洲有文化研究学派、政治经济学派，他们却认为并非一切都可以测量。再比如法国的后现代和德国的后现代也都不一样。经济学里同样有芝加哥学派、凯恩斯学派。心理学还分实验心理学、精神分析等。西方仅仅政治理论就有很多，包括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还有女性主义、环境主义、自由主义、保守主义等。所以说，世界上没有一套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世学术体系，没有的。”胡正荣认真地说道，“如果说哪个国家的新闻传播理论已经有现成的东西，并且做得很成熟，我们就直接拿过来用，这绝对是自我矮化和奴化，反而不是科学的态度。”

“所以，虽然不可否认各国文化之间有相通之处，但是任何文化和经验也存在着本土差异。谁敢否认地方性经验和地方性知识是不存在的，我认为那就不是一个严谨的学者。”胡正荣笑道。

“我们这一代人的使命是铺路”

胡正荣对于个体命运和时代环境之间的关联时刻保持着清醒的认识，这很容易让人感受到他发自内心的谦谨与自持。他曾说，他个人的发展受惠于难得的历史发展机遇，他在事业上施展才华的20年，正是北京广播学院大发展的20年，是中国媒体大发展的20年，也是中国社会大发展的20年——“我出生在一个很有利的时代，简单说，就是生逢其时”。

“我是一个很幸运的人，当然也不排除个人的努力，了解我的人都知道我是很勤奋的，因为不时刻准备着，机会来了也不会属于你。但是我幸运的地方就在于，我进入这个圈子很早，上大学就对这个领域有兴趣。我第一次参加全国传播学研讨会的时候（注：1993年6月，第三次全国传播学研讨会，由中国社科院新闻研究所与厦门大学新闻传播学系在厦门联合主办），算是年龄最小的。当时与会的包括戴元光、段京肃、李彬、郭庆光、张国良等，我和他们的年龄小的差六七岁、大的差十几岁，所以说我很幸运很早就进入了这个圈子。当然，在我眼里，我们都不是第一代传播学者，北京广播学院的苑子熙、中国人民大学的张隆栋、复旦大学的郑北渭，这几位老师真的是在国内三所高校里最早引介传播学的。我们不能苛求那一代人的知识结构怎么样、外语水平怎么样，虽然他们并没有做深入的研究，但最起码他们那时候已经开始介绍了，我始终认为一定要尊重老一代学者。”

正如他所说的，从1978年传播学正式引入中国算起，早期的传播学研究者为学科的建立和传播学教育的开启立下了汗马功劳。这些人当中，除了胡正荣所提到的苑子熙、张隆栋、郑北渭几位元老之外，还包括复旦大学的陈韵昭，中国人民大学的林珊，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的张藜、徐耀魁等一批资深学者，并且逐渐形成了南北呼应的两大学术阵地和几个具有代表性的学术共同体。作为老一辈领军人物，他们对早期中国传播学的贡献可谓功不可没。

说到这里，胡正荣用了一个非常形象的比喻：“如果上一代人完成的使命是引介的话，我们这一代人的使命就是典型的铺路。我们不指望马上就建高楼大厦，因为我们这代人由于自己的学科背景、学识经验各方面的原因，只是在引介的基础之上做了铺路的工作，也就是使传播学在国内先初步建立起来了，并且确立了它的学科地位。但至于是不是奢华、有没有修饰，那个先不谈，我们的使命就在这儿了。所以说，如何让传播学更有实力、更加丰富，并且被社会科学的其他学科认可，我们还有一段很长的路程，这需要下一代来完成。”

“做一个对社会有直接干预的学者”

对于“学者”这个身份，胡正荣对自己有着非常明确的诠释与定位：“每个人都有自己不同的看法，但是从我个人的角度来说，我愿意追求做一个对社会有直接干预的学者。我想，即便是出世的学者，他们也是希望对社会有干预的，尤其是做社会科学。没有书斋里的政治学家、经济学家、社会学家，至少我个人的价值判断是，传播学者还是入世一点好，要能对这个社会的传播行为、传播框架起到一种积极推动的作用。”

或许正因为此，胡正荣所承担的研究课题都保持了对媒介现实积极推进的一贯倾向，例如1996年立项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的广播电视（含有线台）管理研究”，1999年和2000年分别主持的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局项目“广播电视发展战略研究”与“西部开放中的广播电视发展战略研究”，2000年国家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北京广播学院广播电视研究中心重大项目“全球化、信息化背景下的广播电视发展战略研究”，以及2002年再次获批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重点项目“21世纪初我国大众传播媒介发展战略研究”等。“做一个积极入世的学者”，这在胡正荣的学术人生中并非一句功利的表态，而恰恰是他用一以贯之的坚持和真才实干的钻研来兑现的承诺。

“因为这样一个价值取向，所以在做研究的时候，我也倾向于做这样的课题。虽然我也不排斥做纯学术的研究，但是这些东西更能对当下中国的传播实践产生干预。尽管媒体、政府不见得会完全采纳我们的建议，但是这对他们的决策或多或少会有一点影响，所以我觉得这至少是我们当下这一代学者应该做的事情。”

说到这里，胡正荣聊起曾经的几段经历。“我们早些年做过一个研究海外传媒集团的课题，还有后来给总局做的一两个项目，这些中宣部领导都作了批示，当时的中宣部副部长徐光春把我们叫过去谈话，让我们感到他们愿意倾听不同学者的声音。此外，我们也参与过很多总局的决策过程，比如他们要对某一类节目进行管理之前，也会听听我们这些学者的意见。包括我们对地方媒体也做过一些特别有针对性的研究，像内部改版、组织结构调整，甚至全媒体架构等。后来我们发现其他一些台也在按我们的模式做。慢慢地你就会认识到你的研究不敢说改变，但起码是能帮助现实向前推进一点。我觉得这样挺好，作为学者，应该有干预社会的使命，尽管不敢说这是唯一的，但也是应有的使命。”

“不要把学术的批判性带到工作和生活中”

除了学者身份之外，胡正荣还一直承担着繁重的教学管理任务。1994年，28岁的他出任北京广播学院新闻系副主任；1998年，还在攻读博士学位的他升任校教务处处长；2005年，改任校研究生院常务副院长；2006年，不惑之年的他正式担任中国传媒大学副校长，而在此之前，他还以34岁的年龄被誉为中国传播学界最年轻的博士生导师。毫无疑问，胡正荣最令人惊叹的，还有他多元身份的整合智慧。

“在很多场合我都说过，做管理者和做学者，在很多情况下是极端冲突的。做管理者要学会圆润，要协调和处理好矛盾，要懂得平衡，还有的时候要有时间设计，注重轻重缓急，管理工作是需要技巧的。而学者却不是这样，学术研究要求一针见血，要对现实有及时反应。学者必须非常独立、非常批判，见到不顺眼的必须说出来，这与管理者有很大的差别。总而言之，管理者是处理矛盾的，而学者是发现矛盾的，所以游走在这两个角色之间，有时候会有快分裂的感觉。”胡正荣笑道。

“好在我28岁就当新闻系副主任了，在这方面还有些磨炼。我的原则就是做事不琢磨人，尤其在行政管理岗位上，我始终给自己这样的定位。某种意义上我更倾向的是能不能把事儿做成，以事为本、就事论事，找到症结、不扯闲话。所以我喜欢用简单的方法去处理一些问题。”

除此之外，胡正荣还谈道，“我觉得还有一点特别重要，就是要保持一个好心态。好心态就是要宽容一点、豁达一点、开放一点。千万不要把学术的批判性带到工作和生活当中，我一再说这句话。其实一个好的学者往往就是学术是学术、工作是工作、生活是生活。学者一定要在学术上保持高度的批判、高度的敏锐、高度的一针见血，但如果在日常生活中这样，就无法与人相处、跟人生活。所以我一再强调不要把学术的批判性带到生活和工作里来，只是这点并不容易做到”。

胡正荣是一个很特别的人，他的语言表达和他的行事风格一样：精准、高效。尽管他一直以国际化和前沿性的高标准不断审视并反思自己的学术道路，但是即便今天再翻看他十余年前接受的访谈和撰写的文章，仍然不得不佩服他敏锐的洞察力和富有创见的高瞻远瞩。这源于他的眼界，更得益于他的智慧。

访谈的最后，胡正荣不忘谈到对年青一代的期待：“第一是要国际化，当你拥有全球的视野和眼光的时候，很多问题便会一览众山小；第二是要接触中国的现实，你不了解中国，又怎么能做中国问题的研究呢？”

他顿了顿，说：“简单地说，就是既要顶天，也要立地。”

这是他的期盼，也是他的写照。

（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当代杰出新闻学者口述实录研究》的阶段性成果之一，项目批准号：10CXW001；特别鸣谢天津师范大学新闻传播学院2011级学生李慧琪为本文整理原始录音素材）

（作者为天津师范大学新闻传播学院讲师，复旦大学新闻学博士）

编校：赵 亮

作者：陈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