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国经济学派研究论文

摘要：制度演化是有层次的，本文在威廉姆森提出的制度演化四个层次基础上，分析了复杂的制度系统、内在制度与外在制度的互动、制度演化中的路径依赖及制度演化中的边际调整等，最后还对制度演化到底是自然演化还是人为设计的争论进行了分析。下面是小编整理的《外国经济学派研究论文(精选3篇)》，仅供参考，大家一起来看看吧。

外国经济学派研究论文 篇1：

情感交互理智历史对话现实

2015年3月，世界反法西斯胜利暨中国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纪念日前夕，台湾花木兰文化出版社将周石峰先生对中日抵货经济最新研究成果《抵制日货运动的历史困境（1908～1945）》（以下简称《历史困境》），汇编于《民国历史与文化研究》初编第25、26册。周石峰先生早年在贵州师范大学师承吴雁南先生、张新民先生研究近现代史，进入新世纪后，师从金普森先生研究中国近代经济史，专治晚清以降至抗战胜利期间中日之间的抵货运动，博士论文为《近代商人与民族主义运动（1927～1937）——以津沪为中心》。周先生一直致力于抵货运动研究，经过持续十余年的研究，研究角度不断转换、深入，对抵货运动历史困境从其經济效力，群体差异、地域差异、国民风尚、中日政府态度及各个时期的党政控制力进行了全面、综合的研究，取得了大批研究成果，有《民众民族主义的双重面相与历史困境——以天津商人与抵制日货为例》（《江苏社会科学》2008年第2期）、《抵制日货的计量检视：1931—1934年》（《中国经济史研究》2009年第1期）、《民族主义与女性时尚：1934年“妇女国货年”运动新论》（《妇女研究论论丛》2009年第4期）、《学生民族主义之效度与限度——以1935年“学生国货年”为中心》（《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7期）、《近代中国抵制日货运动的历史困境：以新闻出版为例》（《西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1期）等。十年磨一剑，《历史困境》一书是周先生对自1908首次抵制日货运动至1945年日本战败期间历次抵货运动的历史困境进行长时段、跨区域、多维度的系统研究。堪称近年来该领域的一部上佳之作。

一、对抵制日货运动全面、综合的考量

对于抵制日货问题，海内外学者已经进行了极富意义的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如果撇去介乎宣传动员与学术研究之间的诸多文章不谈，建国以来，对清末和民元以降中国史的大多数研究成果均不同程度的涉及抵制日货问题。诸如抵制日货运动发生的原因、经过、影响，均有或多或少的讨论。综观国内外已有成果，大体呈现以下两大特点。一是伴生性研究较多，专题性研究较少；二是个案性研究较多，系统性研究较少。《历史困境》结合当下众多学者对于已进行的抵货运动与民族经济发展之间历史关联的评估，指出虽然承认抵货运动对近代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但是，大多抵货运动的肯定论者，亦不得不承认此种作用的有限性和暂时性，不仅难以估量，甚至存在相互矛盾的说法。抵货运动对于国货企业，也并非完全是此消彼长的简单格局。与其将抵货运动视为经济民族主义，不如将其视为政治民族主义更为恰当。自1908年“二辰丸”案引发的首次抵制日货运动至日本全面侵华期间引发的抵制日货运动，次数频繁，波及范围广，学、工、商、政各个阶层均有卷入，但抵货运动这一经济武器的政治效果为何相当有限，在历次抵货运动中未实现或些微“实现”抵货运动开始之初的设定目标的意图，乃至最终陷入困境。周石峰认为大致可将其分为事后报复型、外交后盾型、制止军事侵略型以及经济战争型四大类别。然而，不论哪一次抵货运动的最终结果，总与发动运动的目标相距甚远，亦是落得“五分钟热度之识”，长时段来看，抵抗外力入侵的民族主义总是“那么地饱满而持续，是那样地全民一致”，而历次的抵货运动又总是要靠下一次的运动来完成上次“未竟的事业”。

周石峰在《历史困境》一书中对抵制日货运动进行了全面、综合的考量。在他看来抵货运动之所以经济效力有限，政治效果不著，是因为面临着六重困境的制约：首为经济，抵制日货给中国工商两业以及民众生活造成深刻影响，仅能有限抵制而无法全面抵制，注定可暂而不久；二是群体分歧和冲突：抵货运动内部的群体异差性，极大地制约着抵货运动的经济效力，往往成为日方外交抗议的口实，也是中国历届政府管控甚至取缔抵货运动的理由之一；三是地域差异：各地抵制行动起迄时间不一，抵制力度大小不等。地域不均衡性为日货转移销售渠道提供契机，从整体上弱化或抵消了抵货运动的经济效力；四是崇洋风尚：民族主义是抵货运动赖以勃兴和推进的思想资源，崇洋观念则成为抵制运动经济效力充分彰显的观念障碍；五是日本朝野的强势应对：日本民众的强硬诉求，成为日本政府强硬施压中国政府的社会基础，日方的反制构成中国政府限制和取缔抵货运动的强大外部压力；最后是党政力量与抵货兴衰之间的历史关联。晚清以降各界政府的社会控制能力虽然强弱有别，但至少可以主导抵货运动的方向和轨迹。绝大多数的抵货运动的兴衰起伏，与政府态度密切关联。历届政府对待抵货运动的立场虽然不尽相同，但基本上经历了从默许到打压的变化过程。

最后，书中指出，抵制日货运动虽为中国民族主义运动史不可低估的一环，但显系近代中国在经济、政治、外交、军事等都无法抗衡日本强权之下的次优选择，既非救国利器，亦非强国之道。

二、史实详尽数据信服

抵制日货运动在中国晚清、近代以来一直持续发生，影响颇巨，当时各界亦对此多有报道、记载，亦有专门研究。《历史困境》一书充分依托于当时社会各界关于抵货运动的第一手史料，并参考近人对抵制日货运动的研究成果，资料来源丰富、翔实。史料来源覆盖了各个抵货运动时期的期刊，报纸，书籍，其中引用建国前发行的报刊114种、中、日、美书籍38本，建国后出版的史料110种、中、日、美、欧学者论著64本，中、美、日论文75份，英语、日语档案资料58份。综合考察了1908至1945年这一长时段，跨地域的抵制日货运动，制成数据分析表格42份，用数据对抵制日货运动最终之“困境”进行了最好的诠释。

对抵货运动保持高度关注的时政类报刊就有《大公报》《申报》《民国日报》《中央日报》及多省份的《省政府公报》。所引材料中，由“五四运动”引发的抵制日货运动，就利用了上海、天津、湖南省、苏州、山东省、武汉、江苏省、河南省、重庆等地的史料选辑。在讨论抵货运动的地域差异时，并没有以此为切入口，依然将抵货运动置于一个长时段之下，考量了从1915年初，日本提出“二十一条”，国人“愤于日人之蛮横无理与政府之懦弱无能”发起的抵制日货运动，“但未获粤人同意”的地区差异开始直至抗战时期经济绝交运动的地域差异。所引材料的绝大多数来源都是基于各个时期的主要报刊的报告，评论乃至外国之观点。

对于当时的国货企业和国货消费实际状况亦参考了《纺织周刊》《国货研究月刊》《中华国货月报》《国货月报》《国货月刊》等期刊的内容。中日两国之间贸易、外交的有中国的蔡正雅：《中日贸易统计》（中国经济学社中日贸易研究所，1933年版），国防部最高委员会对敌经济封锁委员会：《现行有关对敌经济封锁法令汇编》（1941年版）等。日方学者书籍有，佐田弘治郎：《暴日侵华排外之自供录第7册：暴日侵略东北非握到统治权不罢手之表白》（该书原名为《吾人终不能发展于满蒙乎》，陆筱海译，日本检讨会编辑，1933年版）等书，美国学者韦罗贝的《中日纠纷与国联》（邵挺等译，商务印书馆，1937年版）。

在考察抵货运动与经济效力之时，书中所采用抵货运动相关经济贸易数据进行统计的资料来自于研究民国经济状况重要参考价值的《银行周报》《钱业月报》《经济学季刊》《中央银行月报》《工商半月刊》《中央银行月报》《中外经济情报》《经济部公报》《经济评论》《敌伪经济众汇报》等多种期刊，同时也有参考建国后新出版的书籍中的新数据，如书中表38，出处为由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于1984年出版的郑友揆、程麟荪所著的《中国的对外贸易和工业发展（1840～1948年）》，更有数据是从外国人研究著作中引用过来，如表35，资料来源于1966年由台湾出版的美国人CFRemer的《 A Study of Chinese Boycotts-With Special Reference to their Economic Effectiveness》一书。经济史研究中，采用量化研究，制作图表揭示事件发展趋势是展示史实的重要手段。全书42份图表，有22份图表位于第一章《理想与现实：抵货运动的效力》。除表1是对历次抵制日货运动起迄时间的列表外，其余21份都是用来揭示各次抵货运动的实际经济效力状况。同时这些图表中的数据尽可能的找到原始资料，或进行多方核对，避免以讹传讹。图表6“1907～1931年日本对外及对华贸易货值比较表”为其中典型，此表通过对蔡正雅等编的《中日贸易统计》的（中国经济学社中日贸易研究所1933年）附表和日本官方出版的文献Table Showing the Effect of past Boycotts in Japanese Exports to China，（1907～1931）（Anti-Foreign Boycotts in China，Tokyo May，1932年，亚洲历史资料中心档案B02030454000）进行了核对，两者完全一致，只不过后者单位为千日元。尽管存在单位差别，但这并不影响我们通过增减额和增减率来理解经济效力的实际状况。

作者坦陈，虽然利用的英、日文文献亦多达数十种，既有民国时期出版的部分英文資料，也包括近期海外的英文研究文献。不过，必须指出的是，由于未熟谙日语，故而虽然参阅了不少日文文献，但显然远远不够。这也是本研究最大的不足之一。不过就书中所呈史料而言，已然蔚为大观，且对史料的正确取舍更为历史研究所看重。南京大学申晓云教授对此书的史料、史论也颇为认同，认为该书“史料详实，论证严密，辨析到位，具有很强的说服力。”

三、情感交互理智历史对话现实

中国在2015年9月3日举行了盛大的阅兵仪式。在此之前中国政府向世界众多国家发出了观礼邀请。日本没有派人出席再次引发了中日两国关系的各种讨论，中国民间又自发形成了抵制日货的游行。而早在2012年9月12日，日本对钓鱼岛“国有化”的举动引起了中国官方与民间的强烈反弹，各地抵制日货游行亦纷纷出现。9月15日，西安一李姓日系车车主，被游行人群用U型自行车锁砸成重伤，引发全国民众对抵货运动游行伴随而来的趁机打、砸、抢行为的批判和反思，自此之后，类似暴力事件便鲜于见诸报端。近年来，公开进行抵制日货运动的游行虽不多见，但抵制日货的呼声与讨论则充斥于网络，关于抵制日货是否有用的讨论帖一搜索便有大量出现。

黑格尔说过，历史总是惊人的相似。英国历史学家卡尔也认为：“历史是现在与过去之间永无休止的对话。”中日之间过往的经济摩擦当下依然存在，尽管两国商贸往来一直平稳地进行着。之后的中国与菲律宾因南海问题而引发的民间抵制菲国水果亦持续一段时间，及至2017年初，韩国乐天集团同韩国防部正式签署“萨德”换地协议，中国的民间对此反应强烈，呼吁抵制乐天。虽然商务部发言人强调：“中国政府重视对韩经贸合作，欢迎包括韩国企业在内的外国企业来华投资兴业，始终依法保护外国企业在华的合法利益，但前提是有关企业在华经营必须依法合规。”民众爱国情感与国家利益理智交互于一起，于各种舆论平台之上展开了激烈争论。对于历史而言，情节总是类似的，仅仅是换了一个对象。《历史困境》上下两册，从民族情感与经济理性的交互视角出发，对1908年至1945年历史抵货运动的效果及历史困境做了较为详尽和系统的研究，指出抵制日货运动虽为中国民族主义运动史不可低估的一环，但经济抵制显系近代中国在经济、政治、外交、军事等都无法抗衡日本强权之下的次优选择，既非单一的救国利器，亦非单一的强国之道。但作者也自承：尽管当下中国的社会性质与清末民国完全不同，国际地位亦判然有别，但按照年鉴学派一代宗师布洛赫的说法，“古今之间的关系是双向的，对现实的曲解必定源于对历史的无知，而对现实一无所知的人，要了解历史也必定是徒劳无功的。”“尽管历史研究的本质在于求真，但是适度的现实关怀亦为势所必然。从抵制日货的现实关照出发对抵制日货运动史的学术关注，经由抵制日货运动史之研究而研究理解当下抵制日货问题的历史智慧，这正是本书研究的基本思致与最终归属。”

参考文献：

[1]周石峰抵制日货运动的历史困境（1908～1945）（上）[M]. 台北：花木兰文化出版社，2015：5，8

（责任编辑：赵广示）

作者：陶仁义

外国经济学派研究论文 篇2：

制度演化的层次及其设计分析

摘要：制度演化是有层次的，本文在威廉姆森提出的制度演化四个层次基础上，分析了复杂的制度系统、内在制度与外在制度的互动、制度演化中的路径依赖及制度演化中的边际调整等，最后还对制度演化到底是自然演化还是人为设计的争论进行了分析。

关键词：制度演化；自然演化；人为设计

一、制度演化的层次及其特征

在制度经济学的研究中，最有用的制度研究框架是由威廉姆森提出来的。这种研究框架得到了越来越多的学者认同。值得指出的是，威廉姆森不仅划分了制度分析的层次，而且还提出了每个层次制度变迁的时间。威廉姆森的框架区分了社会或制度分析的四个相互关联的层次：

第一层次是嵌入制度或者社会和文化的基础。这是制度层级的最高层次，它包括非正式制度、习俗、传统、道德和社会规范、宗教以及语言和认知的一些方面。这个层级的制度是社会制度的基础。这些社会和文化的基础制度变化非常缓慢，改变和适应的过程至少需要1000年时间。

第二层次是基本的制度环境。这个层级的制度包括基本的制度环境，威廉姆森称之为“博弈的正式规则”。这个层级的制度包括：详细制定的宪法、政治体制和基本的人权；产权及其分配；使政治权利和产权、货币、基本的金融制度，以及政府的征税权力等得以实施的法律、法院以及相关的制度；规定移民、贸易和外国投资规则的制度；以及推动基本制度环境变迁的政治、法律和经济机制。在任何时点上，一个社会的基本的制度环境的性质都是对其基本的社会和文化基础的反应，在一个社会动态的均衡中，一个给定的基本制度集将会和社会的基础在特定时点上保持相容。基本的制度环境的变化比文化和社会基础（第一层次）发生得更快，但是其变化仍相对缓慢，适应周期大致在10年至100年之间。

第三层次的制度指的是治理机制。这一层级制度包括被威廉姆森称之为的“博弈的玩法”。给定基本的制度环境，人们将参照制度（治理）的安排做出选择，通过这种安排，给定了基本的制度环境的属性后经济关系将得到治理。这个层次的制度包括：个人交易商品、服务和劳动的制度（如竞争性的市场）；制约和影响合约及交易关系的结构、企业的垂直和水平的结构以及内部调节的交易和市场调节的交易之间的边界的制度；公司治理以及支持私人投资和信用的金融制度等。治理安排的选择在任何时点上都受基本的制度环境和一个国家的基本经济条件（如自然资源禀赋）的影响很大，治理安排的变化比基本制度环境的变化更快，威廉姆森认为时间跨度在1到10年。

第四层次是指短期资源分配制度。在以上三个层级的制度给定的情况下，这一层次的制度实际上指的是经济的日常运行。在不完全市场条件下，价格、工资、成本、买卖的数量等由市场的性质决定。威廉姆森在这里也许还包括代理理论和组织间及组织内的激励联盟，但是，我们认为把这些安排归类到第三层级的治理制度也许更为合适①。

威廉姆森关于制度演进的四个层次可以简单地归结为：第一个层次是非正规制度。第二个层次是正规制度，其中最重要的是通过政治、法律和科层机制来确定产权。第三个层次是执行和监管制度，其中最重要的是对合约关系的监督。第四个层次是自由市场经济制度。每种制度都涉及相关的理论研究领域，对第一种制度的研究涉及社会学、人类学，第二种涉及产权经济学，第三种制度研究涉及交易成本经济学，第四种则属于新古典经济学的范围。随着制度经济学研究的深入，学者们对探究第一层次制度以及其对第二层次的基本制度环境的涵义的兴趣正在上升。我们把制度演化的一些主要特征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复杂的制度系统。从上面的分类我们可把制度看作是一个复杂的系统。系统被定义为一个多要素结构，这些要素相互联系、相互制约。当这些要素与许多对应特征相互作用时，我们就称其为复杂系统。如果这种系统对未来是开放的，即各要素或特征会难以预见地变化，我们就称它为一个演化系统。在这种系统中，变异、选择和自稳定相互作用，产生出各种新的可识别模式。当我们考虑各种交叉连接的制度时，我们就称其为规则系统。它可以靠试验和演化性学习来引导，也可以靠设计来引导。因此，规则的秩序可以是计划出来的，也可以是自发形成的②。

制度经济学的基础还包括把经济看成一个复杂的演化系统这样一种思维方式。这种分析方法与新古典经济学视均衡为可持久状态的概念有实质上的不同。演化经济学的引入有利于人们对制度演化的分析。与新古典经济学不同，复杂系统的方法视经济生活为一种处于渐进演化中的过程，在人们选择适合其多种目标的事物时，经济中的有些因素会显现出来，而另一些因素则归于消失③。如果把经济看成一个复杂的系统并且各个子系统是有内在联系的，那么用新古典经济学的思路和方法研究制度的起源就显得不够了。规则形成一个系统，这个系统又会影响实际世界的现象系统。换言之，我们必须考察确立起人类行为秩序的规则序列（ａｎ ｏｒｄｅｒ ｏｆ ｒｕｌｅｓ）。对于这种制度系统我们研究的切入点是什么呢？我们可以在一个洛克式的自然状态下开始我们的分析，其中，起初根本没有什么社会制度，而只有行为人及偏好，以及在他们的控制之下他们所具有的将投入转换成产出的技术。下一步是研究在这个经济演化的过程中，什么时候诸如货币、银行、产权、竞争性市场、保险合同和国家将会逐渐发展④。制度是一个递进的不断演化过程，这种递进演进的过程和积累构成了复杂的制度系统。诺思认为：“变迁过程源于事实上的持续不断的变化，持续不断的变化源于认知的变化，反过来，引导角色修正或者改变结构，再反过来，改变事实——如此不断地进行”。他在演化分析中发现：“制度框架已经演化了很多代，正如哈耶克提醒我们的，反映在试错过程，也就是从错误中对那些行为模式进行排序。”⑤ 诺思在最新的一些论文中反复强调认知在制度分析中的重要性是有道理的，正如诺斯认为的，“在经济变革的长期趋势中，制度或认知模式的变化往往起源于不同个人群体面临的初始条件的改变。正如不同群落因其所处物质环境的不同而具有不同经验，在此基础上逐渐形成不同语言，并用不同思维模式来解释周围世界。语言和心智模式形成非正式约束力，它们限制了该群体的制度框架，并被当做习俗、禁忌或是神话，世代传承下去，产生了我们所谓的文明，从而形成了路径依赖的关键部分。随着劳动分工和专业化的不断发展，群落演化出不同政治与经济形式。随着在解决稀缺性这一根本经济问题上取得各种不同程度的成功，经验和学习的多样化逐渐产生出差异日益扩大的社会和文明。随着人类变得越来越相互依赖，环境的复杂性增加，为了从交易中获得潜在收益，就需要更加复杂的制度结构。”⑥复杂的制度体系与人类文明的进步具有高度的相关性。

二是内在制度与外在制度的互动。从制度演化的层次来看，一个社会的制度框架要以演化的内在制度为基础。约翰·洛克、大卫·休谟和亚当·斯密也强调一个社会的制度框架必须以演化的内在制度为基础。有意识制定的、立法通过的规则，以及由政治过程决定的制度的整个架构，都必须以内在制度为基础⑦。内在制度被定义为群体内随着经验而演化的规则，而外在制度则定义为外在地设计出来并靠政治行动由上面强加于社会的规则⑧。这里的内在制度类似于威廉姆森所说的第一层次制度，即嵌入制度或者社会和文化的基础。而外在制度则类似于威廉姆森所说的第二层次制度，即基本的制度环境。

内在制度演化过程的途径是创新和变异、接受和抵制、使接受者达到一些临界多数从而使它们被接受为具有规范力量的共同体准则。内在制度通常是非正式的，因为它们不会被硬性地强制执行（软制度）。内在制度为进一步的尝试和演化性变革提供了空间。有些人在一定的环境中会违反一种既有的惯例和习俗，他们接受了受惩处的风险。因为他们觉得，破坏规则仍然是有利的。如果后来证明他们错了，他们将重新服从规则；如果他们做对了，其他人迟早也会看到这种好处，并模仿这种新行为。如果有足够多的人争相仿效这一行为，就会在共同体内形成一个临界多数，从而——逐渐地——新的内在制度演化出来⑨。内在制度的演化也是一个“试错”过程。历史上不论那个层次的制度演化可能都是从少数人开始的，诺思把他们称之为个别企业家。对于许多公民来讲，不关心或容忍既有的外在制度仍然是合乎理性的。然而，当外在制度强加的成本大得足以让人们采取行动时，人们会结成有组织的利益集团以贯彻他们的政治意见。在多数现代社会中，政治法规都提供正式的变革渠道，如提出法律异议和议会表决，推动外在规则的有序变革⑩。

内在制度与外在制度的互动是新制度经济学需要进一步研究的领域之一。内在制度类似于诺思所讲的非正式制度，而外在制度类似于诺思所讲的正式制度。诺思认为，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具有内在联系，发展中国家可以移植或引进发达国家的正式制度，但非正式制度却难以移植或引进。非正式制度的演化是一个缓慢的过程，正式制度在很大程度上是由非正式制度派生出来的，所以，发展中国家的制度创新或制度变迁应该注意文化、价值观等领域的变化，而这个层次由于变化需要的时间长（威廉姆森说至少是1000年），容易被统治者所忽略。

三是制度演化中的路径依赖。按照诺思的分析，路径依赖是昨天的制度框架提供了今天的组织与个体企业家（政治的或经济的）以机会集合的这样一种累积性的制度演进过程。制度方阵包括了一个相互依赖的制度网及由此产生的巨大的报酬递增为特征的政治与经济组织。换言之，组织的存在归因于制度框架所提供的机会{11}。Ｒ．Ｎｅｌｓｏｎ等提出“社会技术”（Ｓｏｃｉａｌ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ｉｅｓ）的概念有利于我们对路径的理解。“社会技术”与“物理技术”对应，是指引导劳动分工和合作模式的生产路径；制度是标准化的“社会技术”。这个概念作者认为比传统的制度概念内涵更广，运用此概念有利于对制度的产生和演化机理进行更好的探讨，可以使对制度的研究更好地类比于物理技术的进步。例如，Ｒ．Ｎｅｌｓｏｎ认为制度的产生只不过是各种生产分工和合作的路径，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路径空间”；通过学习和磨合，某些路径被多数人接受，最后沉淀并“标准化”，于是成为一种制度。

制度演化中为什么会产生路径依赖？按常规，由一个共同体共享的基本价值系统及其元规则是相对稳定的，这就是威廉姆森所说的第一个层次的制度。这个层次的存在有利于较为稳定的制度演化。新制度要一方面会使人们付出学习成本，另一方面可能在转型期导致较高的协调成本。这常常成为固守传统的一个理由。新规则因此无法在自愿遵循者上达到一个临界多数，从而不足以在共同体中得到普通认可。对新规则的认可还常常因担心这些创新会替代其他规则而受阻。传统的规则系统大都含有许多补充条件，它们有益于严密的网络。而人们为了最佳地利用主流规则，也已使自己适应于他们之间复杂的互动关系。“老规则是好规则”的格言很有影响，因为广泛存在的准自动化规则服从降低了协调成本。结果，在制度变迁中存在着路径依赖性，制度系统会在相当程度上顺从惯性，它们通常会按相当稳定的路径缓慢演变。演化性调整，而非痉挛性转换，对于制度发挥节约信息成本的基本功能来讲是必不可少的{12}。拉德弗德在一篇文章中描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一个战俘营里各种各样的社会制度的演化。他令人信服地证明，如果所有的社会和经济制度明天就会被摧毁，他们的记亿也将从脑海里抹去，活下来的人将继续创生一系列新的制度，即使这些制度在形式上可能与早先的制度不同，却服务于同样的功能。社会制度是人类创生的，惟一摧毁它们的方法就是摧毁人类本身。如果不是那样，我们不会被阻止去创生使得我们的生活更有效率的社会机制{13}。所以，对制度研究的深度取决于我们对人类行为研究的进展。同时，也有学者认为要充分理解路径依赖现象，应该从对认知层面的分析开始，以制度层面的分析为主干，以经济层面的分析为终结（诺斯、沙里克等学者）。

我们要正确认识制度演化中的路径依赖，路径依赖的价值在于它保留了制度的延续性、稳定性，大大地降低了制度变迁和制度维护的成本，同时它还给人们提供了一种稳定的预期。没有规则的制度变迁，大起大落的制度变迁并不利于经济的发展。但是，值得指出的是，制度演化中的路径依赖存在着两种基本情况，一种是有利于经济发展的制度演化中的路径依赖，而另一种是不利于经济发展的制度演进中也存在路径依赖。有的学者把制度分为两种，一种是把良好的社会组织理解为一组（政治、经济和社会的）制度，它可以确保社会各阶层获得有效的财产权利，这组制度称为“私有财产制度”。另一种则是“掠夺制度”，该制度将使大多数人民面临被政府、统治阶层及其代理人剥削和控制的危险。发达国家属于前一种制度，而不少发展中国家则属于后一种制度。研究表明，这两种制度都有自己演化的路径，并有自我强化趋势。对这类问题的研究主要是在威廉姆森所说的第二个层次上。

四是制度演化中的边际调整。变迁一般是对构成制度框架的规则、准则和实施的组合所作的边际调整。一个制度框架的总体稳定性使得跨时间和空间的复杂交换成为可能{14}。边际调整主要是指威廉姆森所说的第三、四层次，从时间上看，这两个层次制度调整的时间有长有短。这种边际调整是在基本制度框架相对稳定的情况下在第三、四层次所产生的变化。这种边际调整实际上涉及到基本制度框架及因之而来的组织结构与制度变革之间的关系。由第一层次及第二层次构成的基本制度框架会决定第三、四层次的边际调整。边际调整无论怎样优化，都难以突破由第一、二层次所决定的约束条件。由此我们可以看出渐进式制度变迁或渐进式改革的局限性。

二、自然演化与人为设计

制度是约束人的一种行为规则，就像威廉姆森所说的它是一个由多层次构成的制度体系。这种规则是如何形成的？这个问题不仅仅是一个理论问题，而且涉及到制度创新的理念及其方式等问题。当前关于制度形成的力量主要有三种观点，一种是制度是自然演化的结果，如哈耶克就是这种观点；另一种观点认为制度是人为设计的结果，这些设计者往往是社会的精英，不少人持有或在自己的理论分析中暗含着这种观点；第三种观念是主张自然演化与人为设计的结合。

一是自然演化论。哈耶克指出，我们不知道也不可能知道足够多的东西去有意识地设计制度。我们想研究制度是如何从制度的自然状态演化的，所出现的制度形式将是模型里的一个内生的变量。它的出现没有行为人或行为人的组织的有意识设计——是通过人类的行动，但不是通过人类的设计{15}。哈耶克的观点其实很明确，那就是人类的制度是人类行动的结果，而不是人类设计的结果。但是，如果我们引入威廉姆森关于制度层次的划分，再来看哈耶克的观点，就要作一些补充，那就是哈耶克的自然演化论仅仅适应于威廉姆森所说的第一层次、第二层次的制度，并且主要是在第一层次。我们把哈耶克关于制度是自然演化的结果的观点归结为以下几点：（1）自由主义是对一种在社会中自动或自发形成的秩序的发现，这一秩序较之任何集中命令所建立的任何秩序，使社会一切成员的知识和技能能够得到更大程度的利用，因此人们希望尽可能利用这种强大的、自发形成的秩序。（2）社会经济生活中的利益关系是复杂的，市场自发的秩序是以相互性或相互受益为基础的，自然秩序是最好的秩序。（3）建立在自由基础上的自发秩序比建立在命令上的组织或安排更有效率。（4）自发秩序或法治的极端重要性，是基于这样一个事实：它扩大了人们为相互利益而和平共处的可能性，这些人不是有着共同利益的小团体，也不服从某个共同的上级，由此才使一个巨大的或开放的社会得以产生。（5）十分复杂的人类行为会自发地形成秩序，这是特意的安排永远做不到的，因此政府的强制只应限于实施这些规则。哈耶克的这些观点是建立在一种理想状态基础上的，现实生活中很难做到这一点。但是他强调制度或规则的自然演化的一面是值得我们探讨的。

哈耶克的自然演化论也面临着一些问题。因为即使自发秩序也涉及两种形式的强制，既包括国家机构实施的法律规则，又包括由社会许可与否决实施的社会规范。即使市场有秩序，也不可能完全不要政府，无论是公共物品的提供，还是产权及其他市场真正运作所必需的规则的确立和实施，都需要政府。于是，现实的问题不是将政府的作用减少到最低，而是找到一个既确定政府适当作用，又考虑个人估价的方法{16}。这就是奥尔森所说的强化市场型政府。一个政府如果有足够的权力去创造和保护个人的财产权利并且能够强制执行各种契约，与此同时，它还受到约束而无法剥夺或侵犯私人权利，那么这个政府便是一个“强化市场型政府”。撇开国家谈论所谓的自然演化观点是不切实际的，就像诺思所说的，制度演化的另一个极其重要的部分涉及约束政府对经济活动的恣意妄为{17}。

布坎南也批判了哈耶克看不见手的过程必定产生有利结果的思想。此外，看不见手的过程的博弈论分析并不表明这种过程总会产生有效的结果，所需要的制度可能没有一起建立起来，建立起来的制度也可能实际上是次优的制度，自然演化并不一定导致最优制度。从博弈论或演进论的观点看，对社会极有利的制度也许不是一个稳定解。

二是人为设计。在制度演化分析中，与看不见手的过程形成对照的是审慎设计的过程。门格尔把设计的制度称作“务实的”制度，而把自发形成的制度称作“有机的”制度。务实解释就是从人类社会联盟或其统治者的意图、观点以及可利用的手段等方面来解释社会现象的性质和起源。这可能牵涉到单个有权威的个人（君主、独裁者或领袖）或者一群人（委员会或立法机关）。奥地利学派文献中关于务实或设计制度的主要事例来自政府的“积极立法”。对哈耶克来说，政府行为，即使包含多数规则，它的结果也显然不是“自发社会发展”的例子。其他一些例子证明个人或群体会建立具体的组织来实现特定的目标。所以，哈耶克的“次序”或“人为秩序”包括任何被审慎设计以“服务于设计者目的”的制度。这包括企业、协会以及“所有公共制度，包括政府”{18}。我们认为，从深层次看，制度自然演化的政治体制是公众参与度很高的民主体制，而人为设计的制度则是由少数人所决定的制度。制度设计过程通常更多地涉及到利益派别间的谈判和讨价还价，涉及到正规政府制度的功能发挥。而这也正是康芒斯和公共选择理论研究的主题。两者都假定，国家的起因部分来自自发过程运作的限制，部分来自群体改变收入分配增加自身利益的愿望{19}。我们认为，民众参与度更高的过程一般形成“私有财产制度”，而由少数人设计的制度则很容易形成“掠夺型制度”。

制度经济学研究中当前有一种倾向，那就是重视制度创新中精英式人物的设计，制度设计的好处就是缩短了自然演化的时间，减少了自然演化中的“试错成本”。这种人为设计的制度容易受既得利益集团的影响，从表面上看，这种制度是有利于社会的制度创新，但实际上可能是有利于某些既得利益集团的制度安排。少数精英在进行制度设计时，很难站在中间的立场来设计有利于大多数人的制度。拉詹与津加莱斯认为，越来越多的研究者提出建立经济增长需要的制度基础是最重要的因素，但这是不够的。他们研究认为，人们在初期得到的人力和物质资本禀赋的数量有差异，这种初始资源和机遇的差异决定了人们有不同的偏好，并结成了不同的政治利益集团。各种集团将通过投票来决定国家的政策和制度，从而影响未来的资源分配甚至未来的政治利益格局{20} （见图1）。所以，与其关注制度的缺失，不如关注需要良好制度的利益集团的缺失。这将使未来的讨论转移到要素禀赋与如下的问题上：我们怎样才能改变贫穷国家的要素禀赋，特别是克服占据统治地位的利益集团的阻力？这个问题可能比如何改变制度的问题更有指导意义。

制度的自然演化的过程是当事人不断参与的过程，这个参与的过程中也是当事人的利益博弈过程。通过不断反复的博弈及讨价还价，最终形成的制度一般都会达到制度均衡。而人为设计的制度一般把大多数当事人排除在制度设计之外，人为设计的制度尽管也通过一定的途径征求了当事人的意见，由于费用或成本方面的考虑，这种意见的征求是很有限的。因此，人为设计的制度很难达到帕累托最优状态。其次，从价值观看，制度的自然演化过程强调的是个体的自由及其选择，而人为设计的制度强调的是集体的意志及其选择。最后，人为设计的制度很容易受既得利益集团的影响，在人为设计制度的过程中，谁的呼声高，谁就有可能左右制度的设计。总之，人为设计的制度很容易形成“掠夺型制度”。

三是自然演化与人为设计的结合。还有一种观点认为，制度演化的整个过程，是自发过程与设计过程紧密互动的过程。无论是从理论还是从实践来看，这种观点可能更接近于真实的世界。近代制度学派的一些代表人物强调自然演化和人为设计的结合。习俗的演化很大程度上是自发的；成文法则主要属于制度设计问题。介于两者之间的是习惯法法院，要由它们裁决争端、制定法律，其途径大多是判定哪一种规则或惯例应纳入法律，但裁决的依据也包括社会目的的标准。康芒斯的体系是演进与设计相互作用的体系，或者如他本来要说的，是个人意志与政府法院所表达的集体意志相互作用的体系{21}。新制度经济学中也有自然演化和人为设计相结合的观点。博弈论文献对看不见手的过程的严格分析，并没有提出这只看不见手的作用过程足以产生和维持社会秩序的理由，其中就有设计的观点。新制度经济学的大多数论述以及关于经济史的更一般讨论，很明显地都包含演进与设计两类过程{22}。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新旧制度经济学中都有自然演化和人为设计相结合的观点，纯粹的自然演化和纯粹的人为设计是不存在的，更多的制度来自于自然演化与人为设计的结合。可以说，非正式制度一般是自然演化的结果，而正式制度则一般是与人为设计联系在一起的。值得指出的是，大多数正式制度是建立在非正式制度基础之上的，在从非正式制度向正式制度的转变过程中，那些制度设计者（或精英人物）会把智慧连同利益（或者代表某一个集团的利益）融入制度中，在这个过程中政治环境和政治体制是至关重要的一个因素。在一个社会中，公众的参与度越高，民主越充分，那么制度就会更公正。反之，如果公众参与度低，或者就是一些精英们在那里“关门”搞制度设计，那么这种制度就难做到公正。现在，新制度经济学在新古典经济学的价值观及理论和方法影响下，对制度的研究（包括制度创新）更多强调的是效率，而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制度创新的公正、公平问题，这不能不说是新制度经济学研究中的局限性。

三、几点思考

一是制度演化是多层次的，不同层次制度演化的过程和机制是有差异的，这些不同层次是相互联系、相互制约的。威廉姆森关于制度演化四个层次的划分为我们研究制度的演化及其不同层次制度之间的关系提供了一个有价值的分析框架。新制度经济学对制度这个复杂系统的研究是不够的，如内在制度与外在制度的关系，路径依赖与边际调整等。本文提出要正确认识制度演化中的路径依赖，路径依赖的价值在于它不仅保留了制度的延续性、稳定性，大大地降低了制度变迁和制度维护的成本，而且它还给人们提供了一种稳定的预期。没有规则的制度变迁，大起大落的制度变迁并不利于经济的发展。

二是在威廉姆森关于制度演化四个层次的划分的基础上，我们可以更好地分析新制度经济学研究中关于制度演化中的自然演化和人为设计的争论。哈耶克的自然演化论仅仅适应于威廉姆森所说的第一层次、第二层次的制度，并且主要是在第一层次。而威廉姆森所说的第三层次、第四层次的制度则更多地是人为设计的结果。这在一定程度上验证了一些新旧制度经济学家的观点，即制度演化的整个过程，是自发过程与设计过程紧密互动的过程。

三是在一个社会中，公众的参与度越高，民主越充分，那么制度就会更公正。反之，如果公众参与度低，或者就是一些精英们在那里“关门”搞制度设计，那么这种制度就难做到公正。本文提出的一个重要假设就是，民众参与度更高的制度演化过程一般形成“私有财产制度”，而由少数人设计的制度则很容易形成“掠夺型制度”。我们区分自然演化的制度还是人为设计的制度的一个主要标志就是看一个社会在制度演化中的参与度。参与度越高，制度的选择和演化就越“自然”（或公正、客观），反之，由那些所谓精英们设计的制度的人为（或某些集团的利益）特征就越明显。

注释:

① Paul L.Joskow, New Institutional Economics: A Report Card, June 2, 2004,http://www.isnie.org/old_conferences.

html.

②③⑦⑧⑨⑩{12}{16}{18}{19} 柯武刚､史漫飞:《制度经济学:社会秩序与公共政策》, 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第170､41､122､119､474､482､476､181､104､110页｡

④{13}{15} 安德鲁•肖特:《社会制度的经济理论》,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30､31､31页｡

⑤ 阿兰•斯密德:《制度与行为经济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369-370页｡

⑥ 诺思:《新制度经济学及其发展》,载孙宽平主编《转轨､规制与制度选择》,社会科学文献出版2004年版,第7-8页｡

{11}{17} 道格拉斯•C•诺思:《制度》,《新华文摘》2006年第20期｡

{14} 诺思:《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上海三联书店1993年版,第111页｡

{20} 拉古拉迈•拉詹､路易吉•津加莱斯:《痼疾难消的贫困:政治制度､人力资本还是利益集团》,吴敬琏主编《比较》(第二十五辑),中信出版社2006年版,第47页｡

{21}{22} 马尔科姆•卢瑟福:《经济学中的制度:老制度经济学和新制度经济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20-121､147页｡

(责任编辑 陈孝兵)

作者：罗小芳　卢现祥

外国经济学派研究论文 篇3：

程恩富，视野超前的思想者

程恩富教授是著名经济学家和马克思主义理论家。1950年生于上海，现为中国社科院首批学部委员、学部主席团成员兼马克思主义研究学部主任、博士生导师；中国社科院经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主任。第十一届、十二届全国人大代表。曾在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会上讲课，近年多次出席中央领导召开的座谈会，上报的内参获得多位中央领导的批示。担任全球学术团体——世界政治经济学学会会长、中华外国经济学说研究会会长和全国经济规律研究会会长；俄罗斯彼得堡大学、上海财经大学等10多所高校的荣誉或客座教授；主编五份重要学术期刊在中国和英国出版。

思想小传

70岁以前，集中精力创新经济学理论，之后再转向政治学、哲学和社会学等领域

程恩富教授的学术生涯有三个历程。其一，学成执教复旦园（1972年4月—1989年3月）。从1972年4月开始一直到1989年3月，在复旦大学读本科和硕士学位，以及留在经济系任教期间，他系统地钻研了《马克思恩格斯选集》《列宁选集》等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文献，也认真读过不少外国经济学说史和西方经济学的论著。他还利用复旦大学图书馆的丰富资源，广泛浏览哲学、历史、美学、心理学、文学等社会科学书刊，甚至读过生物学、医学等某些自然科学书刊。他的读书兴趣至今还很广，思考范围也常常超出经济学，这为其进行理论经济学及其方法论同其他学科的交叉研究和横向借鉴，提供了知识基础和营养。不过，程恩富教授计划70岁以前，还是集中精力创新经济学理论，之后再转向撰写政治学、哲学和社会学等领域的论著。

其二，育人转教上财大（1989年4月—2005年9月）。从1989年4月至2005年10月他调往上海财经大学工作这16年半期间，复旦的老师仍深深地关怀着他，支持他的学术工作。比如，张薰华教授已过80寿辰，可出席并指导了每一次的海派经济论坛和海派经济学沙龙；关于劳动价值论等一些创新观点的出笼前，他依然习惯于请教洪远朋教授；蒋学模教授一直将上海的政治经济学后继研究寄希望于他，并给予鼓励。

在上海财大期间，除了作为副教授、教授和硕士生、博士生的导师，他先后为大学生、硕士生和博士生开设过政治经济学、西方经济学、中外社会主义经济思想史、马克思主义经济思想史等约10门课程，还担任过经济系副主任和主任、经济学院和马克思主义研究院院长等职务。

其三，研究高登社科院（2005年10月至今）。从2005年10月开始至今，他被调到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工作，先后担任常务副院长和院长。2006年被评为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担任学部主席团成员兼马克思主义研究学部主任。在这个阶段，他不仅研究中外经济学和经济实践，而且扩展研究非经济学的其他文科领域。

“操作决定成败”，他正在一步步地把革新政治经济学的思路化为具体操作

程恩富教授的理论和政策创新和奉献是多方面的，主要有三方面。其一，积极创新政治经济学。1994年，他发表《21世纪：重建中国经济学》一文，较早地指出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日益发育成熟，系统地科学反映这一经济实践变化的中国理论经济学，在20世纪末的反思与论争及方法论的变革后，必将以全新的面貌出现于21世纪初。近十几年，关于“中国经济学”的讨论热烈而又深刻，表明这一思想是超前的。

2000年，他主编的《现代政治经济学》，以及2008年扩编为百万字的《现代政治经济学》完整版教材，综合了马克思《资本论》体系和政治经济学六分册体系的精神，在学术界首创“五过程法体系”。新教材有扬有弃地借鉴当代西方经济学的某些理论，强调原理的科学性、稳定性和预见性，坚持“不唯书、不唯上、不唯风”的精神。“操作决定成败！”他正在一步步地把革新政治经济学的思路化为具体操作。

其二，领衔创立海派经济学。由他任主席创立的“中国海派经济论坛”成立于1995年11月，曾先后召开了20次上海和全国性的研讨会。2001年，又成立了由他任主任的上海财经大学重点研究基地——海派经济学研究中心（2004年开始隶属于该校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并成为联合国内外学术力量，进行大规模理论创新的学术团队。他的学术影响在国内外日益扩大，因而8年前被各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选为全球学术团体——世界政治经济学学会的会长。

海派经济学即“新马克思经济学综合学派”（简称“新马派”）。一是就地域来看，它是由当时在上海工作的学者逐步创立的，原产地在上海，但后来扩大到国内一些省市，如“海派经济学南京研究所”、“徐州师范大学海派经济学研究中心”等。

二是其理论特征和实质在于，以马克思经济学的方法和理论为基点，科学综合古今中外的合理经济思想，构建一种有别于马克思经济学、苏联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的新范式，即新建在经济全球化大背景中揭示当代中外经济运行机制和发展规律的经济学范式。

三是其学术风格，强调海纳百川，推陈出新，探求真理，思想应当解放而不僵化，学风应当严谨而不赶风头。

中华外国经济学说研究会总顾问丁冰、副会长颜鹏飞等资深教授、“海归”经济学教授薛宇峰等认为，海派经济学已合乎作为一个经济学流派的全部要素和标准。

其三，首创大文化经济学。大文化经济学的代表作是他主编的《文化经济学》，以及在《人民日报》《复旦学报》《上海改革》等发表的文章。该著作出版后，《人民日报》《经济学动态》等发表了推荐性书评，受到中宣部等一些文化领导部门的重视。他重点研究的是大文化经济学问题，包括知识经济的问题。他提出大文化经济学以文学艺术、教育、新闻出版和科技发展的素材为主，着重阐明文化与经济两大系统的共生互动关系。

（人民论坛记者马静采访整理）

对话

“我走了学术的道路，而且立下了学术抱负”

人民论坛记者：我们知道您出版了《经济理论与政策创新》、《西方产权理论评析》、《社会主义三阶段论》等著作，您有何治学体会？

程恩富：在学术道路上一路走来，我觉得治学成功首先要有浓厚兴趣，兴趣是治学的基础，这是其一。想当初，在黑龙江国有农场当知青、读马列书籍时期，我就一心只想读文科。我对文科的不少学科都有强烈的好奇与兴趣。

有了兴趣后，还要有远大抱负。目标是治学的动力，这是其二。调离复旦的时候，我曾同导师洪远朋教授说过，我会在经济学的学术发展史上留下痕迹的。我的目标十分清楚，因而后来有了当官的机会没去，有了下海的机会也没去。我走了学术的道路，而且立下了学术抱负。目标其实是动力，目标定得越高，那么动力就越大，越难以达到就越要持久去努力。我后来之所以能联合其他学者创立了中国第一个经济学学派，即海派经济学，同样也是因为较早设定了这个目标的缘故。

治学要有思想原则。思想是治学的灵魂，这是其三。面对现在西学渐盛、国学崛起的学术气候，有人主张“西学为体”或“国学为体”，而我则倡导“世情为鉴、国情为据、马学为体、西学为用、国学为根、综合创新”的思想原则和治学方针。北京大学已故的经济学泰斗陈岱孙教授在为我的《西方产权理论评析》一书题词时写道：“弘扬马列，锐意求新，借鉴西学，体察国情。”这也是对本人的一个写真吧。

治学要有物化作品。作品是治学的途径，这是其四。从1983年出席全国《资本论》研究会大会开始，受到几位青年同行的榜样影响，我开始注重写作，并逐渐注重书面表达自己可传世的思想观点和论著。在研究型重点大学和社科院，教学是基础，研究是主导。

在长期的教学和科研中，我的体会是：与人摩擦，其烦无穷；与书摩擦，其乐无穷。学者应当永远与书刊在一起，与学生在一起，与自己的作品在一起！

人民论坛记者：在学术人生道路上，您有什么人生感悟与梦想？

程恩富：我想以“祖国与我”作为小结性的人生感悟。从理论上说，“祖国和我”是一种双向互动互促的关系，而不应是单向或单线的偏颇关系。新中国成立以来，作为中华民族整体的祖国，为个人的发展提供了一个较好的制度基础和社会环境，然而由于各种社会差别的存在，对每一个人来说是不尽相同的；作为祖国的一份子，个人可以通过工作和生活对中华民族整体产生作用和贡献，然而由于各种个体差别的存在，这一作用和贡献也是不尽一致的。

回首60多年，我深感“祖国与我”的意蕴和紧密。处于“50后”的学者，既经历了毛泽东时代的熏陶与磨练，又经历了改革开放时代的洗礼与创新，从而兼有两个时代的人格特性、精神境界和工作作风，试图扬长避短，优优结合。这体现在我的一个座右铭上——“智商、情商、毅商、健商：成功者四要素”。

在未来的学术道路上，我不仅会继续“祖国与我”的紧密工作，而且会拓展“世界与我”的学术工作（创办《世界政治经济学评论》、《国际思想家评论》英文国际期刊，两本专著正在被译成英文在国外出版，继续在中外主办国际学术论坛等），加快“学术走出去”的步伐，发挥“学术大使”的功能，完成“世界、祖国与我”的学术梦想！这与“中国梦”的实现是完全吻合的。

（人民论坛记者马静采访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