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播学批判学派研究论文

2022-04-20

摘要：本文介绍了哈贝马斯和姆贝等人为代表的批判学派中蕴含的组织传播思想。关键词：组织传播；批判学派；传播思想权力问题一直是组织传播研究的中心问题。权力直接影响着组织管理者与被管理者的关系，权力在组织中往往通过“管理规定”这一基本要素体现出来。下面小编整理了一些《传播学批判学派研究论文(精选3篇)》的相关内容，希望能给你带来帮助!

传播学批判学派研究论文篇1：

二元框架下的美国传播学批判学派

摘要：美国语境下的传播学批判学派是个富有争议的概念，本文首先从西方传播学语境中批判学派的源头和主要流派的身份认同出发，分析了欧洲传播学批判学派内部的重大分歧；再对美国主流传播学建立到批判学派构建的过程进行分析，认为美国传播学批判学派的构建是意识形态价值选择的结果，是冷战思维下文化殖民的战略选择；然而，批判理论的批判立场毕竟是颠覆美国立场的价值体系，不符合美国的实用主义哲学，如今，本身无法自成体系，现在又很少有人再继续为其构筑理论体系的批判学派，失去了本来的意识形态价值，重新被主流传播学研究所冷落，不得不处于尴尬的境地。

关键词：二元框架；美国传播学；批判学派；意识形态

一、西方传播学语境中的批判学派

（一）奠基者——法兰克福学派的身份认同

从狭义上讲，西方传播学语境中的批判学派指的是法兰克福学派，这也是批判学派的源头，霍克海默、阿多诺、马尔库塞、哈贝马斯被认为是该学派的主要代表，也是批判学派的奠基人。批判理论这个名称是由霍克海默在他的文章《传统理论和批判理论》（1937）中所起的，“批判理论是霍克海默对于马克思主义的理解；这个词是从把马克思主义描述为政治经济批判和资本主义的批判的传统做法中派生而来。[1]”其实，即便在法兰克福学派内部，其学术思想也不尽相同，这点可以从其对文化工业和技术理性的批判中找出证据。

“文化工业”这一术语的发明者阿多诺和霍克海默认为这种把文化变成消费品的全球性潮流不可避免地导致文化的枯竭，大众文化的制造程序破坏了艺术的神圣，他们对文化工业批判理论表现出了浓厚的悲观主义色彩。而首开文化工业批判的先河的本雅明，却在此十年左右之前的1933年已经提出了完全相反的观点，认为机械化复制的特有方法淘汰了“光环”艺术的旧式概念，他对文化工业持肯定的态度。显然，阿多诺和霍克海默针对的就是本雅明所讨论的运用技术工具对文化产品的复制。马尔库塞和哈贝马斯则走向了不同的道路，对技术理性作了深入的研究。马尔库塞认为技术理性或工具理性已经把言语和思想简化为单向度，他揭示出了一个“单向度的社会”。显然，他的批判思想已经从阿多诺和霍克海默认为的物品的工具化转变为人的工具化，不过，尽管二者之间尚有差异，但我们依然可以看到其深刻的一致性，这或许就是人们将其统称为法兰克福学派的原因。然而，哈贝马斯的思想却对这种一致性形成了冲击。在马尔库塞、阿多诺和霍克海默看来，科学和技术潜力的释放无非是帮助统治和奴役制度的再生产，而哈贝马斯主张要重建公共领域中的多种交往方式。

哈贝马斯认为，所谓“批判理论”或“法兰克福学派”所显示出来的实际上是一种虚构的同一性。批判学派自诞生之时，就不是一个体系分明的研究派别。事实也是如此，“除了在纽约的几年外，他们从来都没有自称是一个紧密的理论学派。人们之所以长期以来并且一如既往地称他们是一个学派，实在是他们巨大的历史效果造成的。[2]”

（二）三大主要流派的根本分歧

“批判的思想是一个多样的总体”[3] ，在广义上，“批判性思想囊括了所有全力投入到大众文化、商业信息和‘被管理的’信息的效果的各种研究立场（马克思主义的、萨特主义的、无政府主义的、‘知识分子的’……）。[3]” 具体来讲，西方传播学语境中的批判学派包含了许多不同的研究流派和主张，如法兰克福学派、政治经济学派、文化研究学派，以及其他自成一家之言的派别。法兰克福学派已述及，并非一个紧密的理论学派；传播政治经济学派“只是一种考察和思考传播现象的视角，而不是一套有着确定命题和结论的理论[4]”，充其量是一个存在着大致相同观点和有着相似研究方法的松散的学术共同体；文化研究可以说是一种研究方法和视角，更是一个比较复杂、难以简单概括的研究领域。

他们之间的差异，同样明显地体现在其对文化工业的批判上。传播政治经济学派代表人物葛兰西的“文化霸权理论”认为，文化工业的其实质是占统治地位的阶级对整个社会的思想、价值和意义进行掌控的手段。文化研究学派则对法兰克福学派的文化工业理论提出了质疑和批判并提出了自己的观点，如费斯克就对文化工业持积极肯定的态度，他指出，法兰克福学派对文化工业仅仅做意识形态的分析，只会让人们陷入一种悲观的境地，让人们理直气壮地谴责现存制度，却不给他们在这个制度中求发展带来任何希望。从传播学批判学派内部对文化工业的多元研究理论中，我们便可发现，传播学批判学派内部在重大理论的认识上存在着根本分歧。

实际上，“批判理论与其说是理论，不如说是批判立场[5]”，“将所有这些研究立场归入唯一和同一门类之中的做法是霸道的”[3]。传播学批判学派不是一个有着完整理论体系的研究派别，或者说并不是一个整体，批判学派之说，显然“难以显示出所指学派的方法论特征，概括得过于笼统” [6]。

二、从美国主流传播学建立到批判学派的构建

在米歇尔·福柯看来，是“权力制造知识……权力和知识是直接连带的；不相应地建构一种知识领域就不可能有权力关系，不同时预设和建构权力关系就不会有任何知识”。在这样的理论基点之下，福柯提出，“不是认识主体的活动产生某种有助于权力或反抗权力的知识体系，相反，权力——知识，贯穿权力——知识和构成权力——知识的发展变化和矛盾斗争决定了知识的形式及其可能的领域。”[7]因此，在福柯看来，权力即决定了知识的价值取向。施拉姆构建的美国主流传播学以至后来构建的批判学派也都无法脱离权力的规训。学科体系的建立过程，专业规训的建立过程，就是意识形态价值选择的过程。

施拉姆为传播研究学科化不遗余力地做了大量的工作，使得经典的传播学成为一个规范的学科。经过他的选择，提出了著名的四大奠基人的论断，并逐渐确立了传播研究经验主义范式的主导地位，一度主导了经典传播学的理论视野。然而，在这四大奠基人神话的背后，潜藏着这样一个奠基人选择的标准，那就是定量研究。按照这样的标准，与其在研究方法和立场上存在根本差异的批判理论，显然无法被建构的主流传播学体系所接纳。可见，在传播学学科化的初期，批判理论一直处于缺位状态，谈不上与经验主义分庭抗礼，更没有形成今天二元对立的格局。然而，批判理论又何以进入人们的视野，并与经验主义形成二元对立的格局？

分析个中原因，由于传播学经验主义范式的理论危机，美国传播学需要“为已经体制化后的传播学寻找新的理论源头[8]”，“借助新的理论视角为自己的科学性和学科的合法性做出证明，以此来换取学科信任的重建和进一步的发展机会” [9]。在这样的背景下，作为批判理论源头的法兰克福学派，被作为一种新的理论源头书写进了传播学的历史，这也就造成了与作为经验主义源头的哥伦比亚学派二元对立框架的形成，当然，批判理论被拉入传播学的学科话语而形成的二元对立格局，颇有为人诟病问题：“它相信存在一个与幻象世界对立的绝对世界。[10]”

然而，在这种二元对立框架背后还存在更深层的原因——意识形态价值选择。在为拯救美国传播学而进行的批判理论引进工作中，专家们以“将社会科学实践放进意识形态的语境之中[5]”的批判路径进行研究实践。汉诺·哈特说，“美国（大众）传播研究本来可以在批判理论和文化与媒介研究上狠下功夫，本来应该更加注重两者的根本差异[5]”。而事实上，在意识形态价值主导下，所谓的批判理论的引进，实际上就成为了不加分类、不加分析的引进。如欧洲批判理论坚持整体论的文化研究，认为文化的精英观念和生活方式观念是难以克服的矛盾；而美国（大众）传播研究语境下的文化分析却是媒介的技术批评，试图解决文化精英观念和人类学观念在文化产业里运行时的矛盾。然而，这些难以消除的根本差别却是被忽视的。批判研究的目的就是“搜集并调整理论命题并用于实践以便更好地为社会发展服务，无论这些理论命题的文化政治背景或意识形态是什么[5]”，批判理论的真正价值就是批判理论的批判立场。这种为现实利益需要服务的批判路径也很好地契合了代表美国社会哲学以及政治权力的实用主义。

以阿芒·马特拉、埃里克·麦格雷为代表的欧洲学者在《传播学简史》《传播理论史》等著作中，都将传播学的理论源头定义为多个维度。并认为，传播学史的各种思想派别、潮流和倾向此起彼伏，很难找出传播学理论发展的单纯线索。传播学的每个学派或理论之间存在着强烈的对立，每个学派还包含很多不同的流派，远非“学派”这个词所能概括。而在美国，由施拉姆界定的传播研究的领域，钦定的美国传播学，具有明显的冷战和热战背景，旗帜鲜明地为现存政治体制和商业利益服务，以至后来形成了今天两种学派对立的格局。后来，无论是传统的主流传播学行政研究还是批判研究的学者，显然都认同施拉姆钦定的美国传播学，或者歌颂或者批判，没有跳出以施拉姆钦定的美国传播学为原本的传播学理论框架。就连美国传播学批判研究的代表人物汉诺·哈特亦是如此，在其著作《传播学批判研究》中依然可以窥见其承认施拉姆的美国传播学这一理论前提，在此框架下开展传播学批判研究。不仅如此，哈特在著作中也带有明显的价值立场，如谈到《传播学杂志》的特刊《传播研究领域的发酵》时抱怨道：“许多学者复制了这样的语言，却没有进一步探讨能够为美国大众传播研究使用的意识形态视角”[5]。尽管哈特本书的立场偏重外来的代表马克思主义的批判学派，但是，在其对“崇美主义”是否能够替代社会主义的回答中，我们便可看到哈特批判思想的不彻底性，并且带有明显的冷战思维：“事实上，‘崇美主义’的思想作为社会主义思想的替代物始终是一种令人感兴趣的可能性”，“美国社会史表明，激进的社会主义思想未能激励大多数美国人，包括传播与媒介学者……”[5]在这种意识形态价值主导下，他的批判研究既不可能完全建立在马克思主义的社会批评上，也不会建立在美国传统的社会批评之上，必然囿于传统的资产阶级语境，带着冷战思维与文化殖民的动机。

究其实质，美国传播学批判学派的建立以至二元对立结构的形成，就是冷战思维下文化殖民的战略选择，这种经过意识形态价值选择后的理论体系显然不能称其为“批判学派”。表面上看，是为了拯救美国传播学，为自己的科学性和学科的合法性做出证明，为学科的进一步发展争取机会；而从本质上讲，这是美国从国家利益出发，对外批判，实施非武力扩张，推行文化殖民战略的需要。

三、批判学派的尴尬处境

（一）批判理论价值体系与美国立场的冲突

阿芒·马特拉在评价美国的传播研究时曾讲到，“除了伴随传播业接触管制把行政研究推广为全球性研究，没有再发展出什么新东西。而操作性研究中的实用主义态度正逐渐侵入传播表达研究。其结果是，整个传播学领域越来越难以脱出工具形象，而且这种工具性已经羽翼丰满，拥有了实质的合法性……。[11]”本来是以拯救美国传播学为目的而引进的马克思主义和非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理论，因为本身带有强烈的意识形态性，在丰富传播学学科理论话语的同时，对既存的美国体制产生了巨大的冲击，与原本代表美国社会哲学和政治权力的实用主义格格不入。引进的批判理论与经验主义在研究立场上有着本质的区别，经验主义奉行实用主义的传统，心甘情愿、乐此不疲地为现存的政治体制和商业利益服务；而引进的批判理论却高举意识形态批判的大旗，要求在自己体系的语境下批评现实存在的矛盾，从本质上来讲，这是颠覆美国立场的价值体系。造成的实际结果是，一方面，美国的意识形态价值立场不允许继续帮助美国研究并丰富批判学派的理论话语；另一方面，批判理论的话语体系又不能用于对外的文化殖民，因为美国传媒业的对外传播能力已经足够强大，无需批判理论再前来助阵。经过美国意识形态价值选择的“批判学派”对美国已经毫无价值，势必逐渐从备受关注与追捧的对象走向冷落的境地，因为这不符合美国的实用主义哲学。

（二）传播学批判研究的冷落

批判理论在美国的发展经历了一个“忽略——引进——构建——冷落”的过程。从基于实证研究的标准，施拉姆对批判学派的忽略，到基于拯救并丰富美国传播学学科理论话语而引进西方批判理论，再到基于意识形态价值选择并构建传播学批判学派，形成今日传播学批判学派与传统学派二元对立的结构，传播学研究在美国的发展始终都不是象牙塔里的学术。批判学派因为意识形态的价值选择被构建，也终究因为意识形态价值的重新选择被冷落。如今，批判学派难以在美国产生持久影响，只能在高校和文人圈子里产生影响，只能沦落到一个尴尬的境地。

从批判学派产生的西方源头来看，批判学派本身不是一个有着完整理论体系的研究派别，并非一个整体；从美国传播学学科化的过程来看，批判学派不是通过纯粹的知识的角度而构建的，而是选择了偏向意识形态的理论路径。因此，批判学派无法自成体系。不仅如此，由于理论与现实价值的丧失，缺少意识形态支持的美国传播学批判研究在实用主义哲学的主导下，必然很少有人再继续捍卫批判学派的批判立场，很少有人再继续专注于传播学批判学派的完整理论体系的构筑。在这样的背景下，有关批判学派的思考与创新戛然而止，刚刚被构建起来的批判学派又重新被主流传播学研究所冷落。只要意识形态价值主导的理论研究路径不发生根本变革，批判学派终究将不可避免地被美国传播学界主流价值搁置一边，难以给传播研究带来真正的希望。

参考文献：

[1]（美）罗杰斯著.殷晓蓉译.传播学史——种传记式的方法[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5.

[2]曹卫东.法兰克福学派的历史效果[J].读书，1997（11）.

[3]（法）贝尔纳·米耶热著.陈蕴敏译.传播思想[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8.

[4]刘海龙.大众传播理论：范式与流派[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

[5]（美）汉诺·哈特著.何道宽译.传播学批判研究：美国的传播、历史和理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

[6]陈力丹.试论传播学方法论的三个学派[J].新闻与传播研究，2005（1）.

[7]（法）米歇尔·福柯著.刘北成，杨远婴译.规训与惩罚[M].北京：三联书店，2007.

[8]胡翼青.知识分子抑或专家：传播学二元对立框架的背后[J].国际新闻界，2010（4）.

[9]李耘耕，胡翼青.批判理论与传播学学科话语的嬗变[J].中国传媒报告，2012（2）.

[10]（法）埃里克·麦格雷著.刘芳译.传播理论史：一种社会学的视角[M].北京：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9.

[11]（法）阿芒·马特拉，米歇尔·马特拉著.孙五三译.传播学简史[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

[责任编辑：思涵]

作者：吴雷

传播学批判学派研究论文篇2：

组织传播早期研究中的批判学派

摘要：本文介绍了哈贝马斯和姆贝等人为代表的批判学派中蕴含的组织传播思想。

关键词：组织传播；批判学派；传播思想

权力问题一直是组织传播研究的中心问题。权力直接影响着组织管理者与被管理者的关系，权力在组织中往往通过“管理规定”这一基本要素体现出来。组织中的每一种规定，都代表着把一个人的选择强加给另一个人，也就是把接受规定者的意识，改变成为一种与规定和规定者相一致的意识。这种规定与被规定的斗争，导致了组织传播中的人性化与非人性化问题的产生。因此，人们必须用批判的眼光，才能找到组织传播这个规定与被规定问题的的根源，通过改造行动，才可能创造一个新的、能使追求更完美的人性成为可能的新环境。组织传播研究中的批判学派也就由此产生。组织传播研究的批判，意味着将组织中隐蔽着的联系和原因提示出来；它也意味着调停，例如，为那些因为权力压迫而可能会处于组织传播中不利状况的人提供某种对策。

一、批判学派及其主要观点

组织传播批判学派的哲学基础来源于卡尔•马克思（Karl Max），他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劳资关系进行了考察。他的理论认为，资本主义社会的劳动关系先天失衡，而劳工最终将起来反抗资本主义制度。马克思相信，“批判”会由于揭露有关人类社会状况的基本事实而导致革命。他指出，我们目前必须完成的使命十分明显：对现状进行无情的批判，无情意味着批判无畏于其发现，其正像无畏于与权势之间的冲突。法兰克福大学的一群理论家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思想，逐渐形成在哲学社会科学界深有影响的批判学派。福斯特指出：组织批判理论主要是以法兰克福学派的著作为根基的，组织批判理论家是这样一些学者，他们以一种调研的和批判的态度进行社会分析，以一种源于修正了的马克思式的分析观点，指导社会结构的研究。在批判理论的核心观点中，我们可以看到它的假设和论点，都定位于并响应着法兰克福学派的著作。

法兰克福学派孕育于1923年建立的法兰克福社会研究所，其间经历了霍克海默（M.Max Horkheimer）、马尔库塞（Herbert Marcuse）、阿多尔诺（Theodor Ludwig Wiesengrund Adorno）、哈贝马斯（Jürgen Habermas）等几代人的共同努力逐渐发展起来。[1][2][3]它的理论核心是对封闭的哲学体系的厌恶，“如果以为它是封闭的体系，那就会扭曲它本质的开放性、探索性及末完成性”。[4]因此，批判学派的学者们在广泛评述科学、文化、理性、社会系统和经济系统的过程中，形成了自己的特色：一是与具有实证主义倾向的社会理论相对立。批判理论认为，实证主义的社会理论是一种为资本主义制度辩护的理论，它以推崇“事实”为名，掩盖了历史发展的“否定性”，从而导致了顺从主义和保守主义。二是注重批判。批判理论认为，哲学和社会理论的宗旨就是批判，既批判现存的社会制度，也批判现实中的各种文化、世界观和意识形态。批判既意味着对现存的学说在理论上的变革，更意味着批判地分析现存社会从而推动社会的进步。三是强调综合性研究。批判理论认为，资产阶级的人文学科已被四分五裂了，它根本无力全面完整地阐述资本主义社会的生存与发展。因此，社会理论研究必须改弦更张，采用整合的、交叉学科的方法来探讨重大的社会问题和政治问题。

批判学派采取激进的参考架构，将组织视为支配与主宰的权力所在。此外，这一学派把理论看作是能使个人从支配性的组织势力中解放出来的一股力量，并把理论家看作是在促使组织变革方面起着积极作用的人。他们相信，某些社会结构和过程会导致基本的权力失衡；权力失衡将导致某些社会阶层和团体异化和遭受压迫。因此，批判学派学者的作用在于探索和揭露这些失衡的现象，并且使被压迫团体注意到这个现实。不管是通过直接的政治行动，还是通过被压迫个人的觉醒，都有可能达到解放的目的。

二、哈贝马斯的批判理论

当老一辈法兰克福学派的理论家们躲在工具理性批判的背后，为工具理性无限膨胀而弊端百出的西方社会大唱挽歌，把批判理论推向绝境的时候，哈贝马斯发现在生活世界的传播行为中，蕴藏着拯救现代性的理性的力量。传播理性不仅能在与工具理性的抗衡中，阻止系统的势力借助金钱和权力操控的媒体，向生活世界侵蚀和蔓延，而且还能重建批判理论的规范基础。哈贝马斯以“系统—生活世界”双向分析架构，为“晚期资本主义”把脉，认为“生活世界殖民化”的病症，只有借助于释放传播理性的潜能才可以消除。

“传播行为”这一概念，是解析“传播行为理论”的核心范畴。哈贝马斯在《认识与兴趣》这部早期著作中，把“劳动”和“相互作用”的区分，归结为工具性行为和传播性行为。但他认为这种分析并没有充分抓住这两种行为最一般的区别特征[5]。后来他将社会行为区分为“战略行为”和“传播行为”两大类型[5]。在《交往行为理论》中，哈贝马斯从理论社会学角度，对传播行为进行了较为详细的划分。他说：“传播行为概念把语言设定为传播过程的媒介，在传播过程中，参与者通过与世界发生关联，并且彼此提出有效性要求，它们可能被接受，也可能被拒绝。这种行为模式设定，互动参与者可以把我们迄今为止所分析的行为者，与世界之间三种关联中潜藏的合理性力量动员起来，以便实现相互共同追求的传播目标。撇开符号表达的完整性不谈，一个追求传播的行为者，必须和他的表达一起提出三种有效性要求，即：所作陈述是真实的（甚至于只是顺便提及的命题内涵的前提实际上也必须得到满足）；与一个规范语境相关的言语行为是正确的（甚至于它应当满足的规范语境自身也必須具有合法性）；言语者所表现出来的意向必须言出心声。也就是说，言语者要求其命题或实际前提具有真实性，合法行为及其规范语境具有正确性，主体经验的表达具有真诚性。”[6]

哈贝马斯所追求的真正合理的行动，可以通过去除传播中的各种约束而产生，控制就是其中一种经常在我们达成共识的尝试中，受到扭曲的一种约束。此外，不对称的传播也必定会产生扭曲。在社会生活中，正如同在个人内心的情况一样，这些扭曲在任何解放思想的过程之前，都是必须加以揭示的。因为哈贝马斯主张公开的和无约束的讨论，不受控制，坚持合宜而恰当的行动取向的原则和规范。而且，在任何等级的政治和再政治化决策过程当中体现这种传播，是使得像“理性化”等概念得以实现的惟一途径。最后，通过一种普遍的、批判性的自我反省过程，我们或许可以重新恢复一种启蒙的人类行动所需要的，与实践之间的紧密结合，也就是说，我们可以从而恢复人的实践习惯。

哈贝马斯将他的哲学立场，通过几种不同的方式应用于组织意义形成问题。第一，他指出，知识不是作为一个独立的实体而存在的，而是来自构成知识的技术、实践和解放旨趣，其中每一个都框定着日常知识和以不同方式由社会探求产生的知识。第二，他的理论是作为对意识形态和统治的批判的基础发展起来的。他认为，后期资本主义社会对技术—理性知识的强调，通过把一切知识问题简化为技术问题，否定了社会行为者在政治决策过程中的积极参与，其结果是形成对“专家”的崇拜。第三，他对意识形态和统治的批判学说，是在传播能力理论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后者表达了解放旨趣。传播能力使得个人通过自我反思，实现从客观化的政治条件下得到解放的能力。这样的反思可在理想的言语情境中预测到。它提供了真理声言推理产生的语境。他认为，普遍化的旨趣受制于利己的需要。其结果是一个政治上冷漠的社会，它通过统治而产生虚假的一致意见和合法性。[7]

三、姆贝的组织意识形态批判理论

丹尼斯•姆贝（Dennis K.Mumby）利用他在当代语言学、语言哲学、传播学等诸学科方面的广泛涉猎和深入研究，从意义、解释、话语、组织文化等关系及其定义的分析入手，通过对哈贝马斯、阿尔都塞、瑟尔伯恩和吉登斯的理论的介绍、评述和批评，深刻阐述了传播理论在现代的组织研究中的实践意义和理论意义，代表了美国组织传播批判学派的较高研究水平。他的研究直接指向传播和统治权力（霸权）之间的关系。阐明组织中权力的行使，就是一个群体得以以自己的旨趣对其他群体的旨趣（需要、利害关系、世界观）进行框定。因此，这种由霸权赞成的组织意识形态，与组织文化和故事叙述结合，为掌握权力的群体对组织的一切活动提供参照框架。权力的使用与组织的意义形成密切联系在一起，而后者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传播过程的限定。

1.意识形态与霸权。意识形态是以政治和经济理论为基础的一套思想体系。安东尼•吉登斯（Anthony Giddens）归纳了意识形态的三个主要功能：（1）把局部利益表现为整体利益；（2）对矛盾存在的否认或对其进行演变；（3）通过具体化使目前的状态合法化。第一项功能涉及意识形态为具体群体的特定旨趣下定义的过程，它把这些旨趣看做具有普遍的意义。葛兰西（Gramsci）的霸权观念或许最好地反映了意识形态的这一功能。霸权常常被曲解为某一阶级（或阶级派别的组合）对其他阶级在意识形态上的支配。事实上，霸权是指“某一阶级把自己的利益同其他社会集团的利益相联系的能力”。因此，霸权是领导而非支配或控制，它是“通过把具体的社会实践和意识形态规范中的立场联系起来，对公众意识或常识进行殖民化”而实现的。[7]意识形态表达的是维护和支持处于统治地位的群体的利益，压制处于从属地位的群体的利益。在这一意义上，意识形态使居支配地位的意义的形成具体化了，使其成为自然的、就像事物本来那样合理的事物的秩序，这样的社会结构就不再被认为是人为建立的。从这个意义上说，组织是刻意设计的社会结构，它是由个人、团体或阶级为了实现某种目的而建立的。这些个人团体或阶级，可以在组织中发号施令。而意识形态正是通过质询的过程，起到形成和再现组织成员的主体性的作用。据此，统治群体的利益被不加批评地视为所有组织群体的利益。因此，意识形态被认为不仅是一级信念，而且是一个构成社会行为者的组织意识的、有具体内容的意义体系。[7]意识形态强有力的影响，与日常的组织和研究实践紧密相连，并且以一种使组织中发生的事情，以及研究者和他们的理论在其中所扮演角色复杂化的方式来进行。

2.意识形态与组织文化。组织系统和结构隐藏的权力，是批判学派关注的一个中心问题。姆贝着重探讨意识形态隐藏的权力与统治之间的关系，即通过这种隐藏的权力，使组织中的某些群体受益而使另一些群体的利益受损。姆贝所感兴趣的不是研究权力的使用是否合法，他更关注的是隐藏权力如何在组织中起统治作用，以影响组织内旨趣体系的结构形式。他提出了“把组织文化视为文化‘变形’的潜在场合的概念”。因为组织是拥有各种相互冲突的目标和利益的各个群体的产物。“一个组织在它能够产生、维持和再现那些维持某群体的需要的组织实践活动时，它就在为该群体的利益服务。该过程的一部分，包括以支持现存的統治关系的方式建立组织的意识形成，使得局部的利益成为全局利益。在这方面，组织的意识形态，如在推论行为中所显示的，以一定的方式向组织成员提出质问，提供了一种特别的组织意识。由于意识的意义形成在个人的主观性的构成中所起的作用，它们变得自然化了，被想当然接受；即是说，它们成了组织形成过程内在的一部分。”[7]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组织传播不仅作为信息传送的工具，而且是创造和再现由意识形态构成的组织现实的社会物质实践。“意识形态意义结构的传播同交流有着内在的联系，而且在组织环境中可对传播进行动员，从而使为某些社会群体的利益服务的社会现实的特有形式合法化。”[7]

3.意识形态与话语、故事。在传统上，故事讲述被看做是一种无政治意义的活动，除非所讲的故事在内容上带有明显的政治倾向。然而，话语与故事有助于加强一种文化的意识形态力量，也有助于巩固其力量的来源。当人们谈论神话英雄故事时，无论是好的还是坏的，是故事的起源还是结束，这些叙述都会揭示出一种文化信仰和价值观。姆贝认为：“每一类符号都在描述、能量控制和系统维持等各层次发挥功能。因此，作为组织生活某一特别方面而表达的、不断讲述的故事可能起着描述功能（提供信息和会引起同感的体验），能量控制功能（加强或减弱成员之间的紧张气氛），或通过把该符号作为某些行动（兼并，裁员等）的理由使用而促进系统的保持。”[7]也就是说，组织传播中象征性隐喻的研究，并不是一个简单的对文字语言的风格修饰，它实际上构成了社会行为者的体验。因为在隐喻和组织结构之间，存在着一种交互的关系。不同的、而且常常是矛盾的隐喻结构，都争着希望被接受为组织的支配观点的表达语，从而对一个组织符号体系的控制甚至比对组织中权力旨趣的控制具有更大的意义。因为，一切用符号表示的组织行为，都能以某种方式对组织现实及组织权力的结构形成起作用。在这个意义上，姆贝说：“组织权力是由组织符号体系的结构所构成并得以再现的。”[7]

四、批判学派的组织传播思想

总得说来，批判理论家运用的研究方法论是“意识形态批判方法”。在批判学者看来，组织文化理论基本上是意识形态的，而且这一意识形态维护的是资本主义。[8]批判学派理论家善于收集关于语言、动机和行动的解释文化数据，并对存在于组织中的权力关系作了判断。这是一个很主观的事业，不仅批判理论家们可能与文化研究者们一样为他们的错误而遭到批评（如样本过于狭窄，在选择参与者和事件中存有偏见），但他们也可能被称为“杰出者”。[9]

批判学派十分强调组织权力，权力依存于构成组织生活和社会结构的过程，而组织权力是传播互动和传播关系的产物。摩根就认为，强调对知识和信息的控制、人际联盟、网络以及对“非正式”组织的控制，是形成组织权力的重要因素。其次，批判学派认为，组织的过程就是传播和形成控制的过程，即使是当前较为流行的，被认为是所谓发挥雇员民主的团队管理方式，也已经完全蜕化，比如团队制定的纪律往往更加行之有效，更加无法理性，更加不可抗拒，甚至不如在官僚控制体系下的纪律那样显而易见。[10]

批判学派重视通过对于组织故事、隐喻和话语叙述的解释和推论，直接从普通常见的组织传播表象中，揭示出蕴涵其中的权力、话语、意识形态和统治的深刻体验，发现组织故事、隐喻和话语叙述与组织结构之间的象征性交互的关系，从原本是积极的叙述中推论出组织传播中的消极方面，从而加深人们对于组织传播符号控制的权力旨趣问题的认识，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参考文献：

[1] 胡河宁.组织传播学—结构与关系的象征性互动[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

[2] (美)凯瑟琳•米勒著.袁军,石丹等译.组织传播[M].北京:华夏出版社,2000.

[3] (美)E•M•罗杰斯著.殷晓蓉译.传播学史-一种传记式的方法[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1.

[4] (美)马丁•杰伊著.单世联译.法兰克福学派史[M].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6.

[5] 哈贝马斯著.洪佩郁,蔺青译.交往行为理论(第1卷)[M].重庆:重庆出版社,1994.

[6] (德)尤尔根•哈贝马斯著.曹卫东译.交往行为理论[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

[7] 丹尼斯•K•姆贝著.陈德民,陶庆,薛梅译.组织中的传播和权力[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

[8] (美)戴维•约翰•法默尔著.吴琼译.公共行政的语言[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

[9] 埃里克•M•艾森伯格,小H•L•古多尔著.白春生,王秀丽,张璟译.组织传播[M].北京: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2004.

[10] 李东.知识型企业的管理沟通[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

作者：胡河宁

传播学批判学派研究论文篇3：

贺岁片的商品性和艺术性

【摘要】作为传播学批判学派主要的理论源头，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理论对整个传播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其关于大众文化批判的理论更是得到了广泛的关注。本文从这个角度出发，试对我国贺岁片的商品性和艺术性进行反思，思考如何在这两者间做到平衡。

【关键词】法兰克福学派大众文化批判贺岁片商品性艺术性

法兰克福学派，是对传播学批判学派产生最大影响的学派，尤其是该学派提出的大众文化批判理论，其矛头直指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大众传媒。法兰克福学派关注大众传播内容，集中体现在对大众文化的思考上，因为他们认为如果没有大众文化作为内容，大众传播媒介就没有意义。

电影作为一种大众文化产品，具有广泛的民众基础和很强的社会影响力，因为它是一个可以向观众展示人类创造的物质与精神财富的载体。法兰克福学派认为，在现代科技发达的社会里，大众文化呈现出商品化的趋势，具有了“商品拜物教”的特征。那么，作为最全民参与意义上的大众文化，贺岁片该怎样在商品性和艺术性上寻求平衡呢？本文将试从法兰克福学派大众文化批判理论，对我国贺岁片进行反思。

一、法兰克福学派大众文化批判理论

法兰克福学派对大众文化的批判主要从两方面展开：一方面，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批判大众文化的商品性与拜物性；另一方面，从艺术学角度分析大众文化在丧失艺术性后呈现出的标准化等特点。

根据该派的观点，对商业利益的一味追求，将使大众文化在争相模仿和粗制滥造中丧失真正的创造性，而具有了标准化、复制性、程式化、雷同性等特征。而真正的艺术文化是必须具有个性与创造性的。因此从创造性和个体性丧失的角度来看，大众文化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艺术。

值得注意的是，法兰克福学派所批判的大众文化的商品性，并不是最表层的意义，因为文化具有商品性并非现在才有。马尔库塞曾说：“艺术的商业化并不是什么新东西，甚至可以说不是近来的东西。它同资产者社会一样古老。”①

而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的是这样一种现象：“艺术今天明确地承认自己完全具有商品的性质……艺术发誓否认自己的独立自主性，反以自己变为消费品而自豪。”②阿多诺也曾说，在现代工业社会中，“商品性已经侵入到一切的文化领域，就连真正的艺术品也难逃厄运，但是，艺术品在染上商品的色彩的同时还能保持其审美、认知等价值属性，还能有其作为艺术品的自足性存在，而文化工业的产品就不同了，它的交换价值成为首要的价值属性，它最主要和最直接的目的就是谋取商业利益，它的使用价值已经大大萎缩，即使有，也是对人的本质的消极的否定。所以说，文化工业的产品已经完全沦为一种商品，并且也仅仅是一种商品，其真正的文化内涵已经所剩无几”。③

在法兰克福学派看来，现代的文化工业体系更像是一个垄断性的商业体系，它对金钱的攫取带有暴力性和强制性。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现代的文化工业已经几乎完全沦为商业，并且它的势力正在逐渐扩大，开始对整个社会的大众的闲暇时间进行占领和控制。

于是在一部电影上映之前，大量的广告就通过报纸、电视等媒体向大众宣传，诱惑大众来消费，来观赏。而文化产品还经常用自身做广告，比如一部影片经常预告本片的续集，“今天，广告宣传甚至用女电影明星的特写照片，来标明某些产品的声望，用流行歌的曲调，来赞美它们的对象。广告与文化在经济上和技术上都融为一体了。这样，不仅高级文化堕落为大众文化，而且大众文化也已经与广告文化完全同一, 变成了纯粹的商品或商品的促销手段。”④这样大众文化和广告紧密联系在了一起。

二、贺岁片的商品性和艺术性

纵观中国电影市场，我们不难发现，现在的电影市场已经变成了各种各样的“档期市场”，作为一年中最大制作、最重要，也是最娱乐、最全民参与的贺岁档，这期间上映的影片更是受到了最大范围的关注。

不可否认的是，电影可以是一种娱乐方式，它具有很强的娱乐性，它的商品性是显而易见的，特别是在文化工业时代，正如霍克海默所言：“投资于每部电影的资金数目可观，因而要求迅速回收资金，这种经济要求阻止了对每件艺术品的内在逻辑的追求……即对艺术品本身的自律要求的追求。”⑤

近年来，中国贺岁电影日益走上商业化道路，这其中一个明显的表现就是，再严肃的历史题材都不忘加上具有票房号召力的大牌明星。如2009年，影片《孔子》以巨星周润发出演“孔子”一角作为票房保证，再以杜撰的“红颜知己”、“三角恋”剧情引来争议，同时激发观众的好奇心。

于是我们发现了一个现象：虽然贺岁片不少，演员却总是那么几位。“作为香港电影年轻一代的旗帜，谢霆锋则几乎出现在所有港产或合拍的贺岁片中，包括《新少林寺》、《全球热恋》、《财神客栈》……古天乐也是贺岁档上怎么也看不完的男明星，《神奇侠侣》、《家有囍事2011》里都有他的身影；女明星也一样重重叠叠，范冰冰在贺岁档有《雪花秘扇》、《赵氏孤儿》，章子怡有《一代宗师》和《魔术外传》……中国电影演员稀缺已经成为一个不可回避的话题。”⑥

因为他们追求的是利润，投资方之所以投入大量的金钱，就是为了得到更多的金钱，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只能启用那些能让投资方信任的、有票房保证的大牌明星。对此，《孔子》的导演胡玫就表示，一个好的艺术作品，肯定会得到市场的呼应。“电影还是一个大工业的产品，这个产品本身必须要讲究利润回收，而这个精神文化产品的利润回收主要是来自于票房，没有票房便无法支撑这个产业大规模地向前继续地发展。”⑦

由此可见，作为代表的大众文化，电影创作者更多的关注了其商业性，特别是对于贺岁片来说，很多影片本来就是冲着商业利益去的，著名导演冯小刚就透露过，他说他拍贺岁片一般都需要经过一年的准备时间，但是有很多人为了挤进贺岁档，试图从贺岁片这诱人的票房蛋糕中分得一杯羹，可以完全不考虑其他因素而只是单纯地抢拍一部影片，有的甚至到了当年的11月份还敢动手开拍。这一方面说明电影确实是一种“大众”文化产品，另一方面也说明在这个领域，其产品的商业性是显而易见的。那么，这是否就说明电影只具有商业性而没有艺术性呢？

毋庸置疑，众多的好莱坞电影被拍摄出来就是为了赚钱，我们的贺岁片也不例外。但是，“这并不能否认好莱坞电影当中也有大量艺术精品的存在，并且也有不少取得巨大商业成功的影片同时也具有较高的艺术水准。如《泰坦尼克号》、《辛德勒名单》等。这个事实告诉我们，即使是电影这样的大众文化产品，其商业性和艺术性也是可以共存的。法兰克福学派对大众文化商业性给予的批判，也提醒了我们，在一个需要以影像提供的故事和情感满足普通大众的消费欲望的社会，不要忘记追求艺术性。我们无需一心只盯住商业利益，只关注哪些因素才是票房的保证，而应该多反思怎样在商业性和艺术性之间寻求平衡，比如像《夜·店》这样的小制作电影，“它给观众所带来的惊喜和感动，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对新人新作的新鲜感，以及超低的预期值得到了超量满足所带来的。”⑧

结语

法兰克福学派认为大众文化丧失了艺术性，因为“大众文化标准化的、程式化的和机械复制产品，被认为是刻板、琐碎和流水线生产方式的必然产物，是文化商品化以后的必然结果。与此相反的是艺术，艺术不可能作如此批量生产，艺术的美学内涵、它的创造性，它的实验性和它对传统的挑战意味，都是生产了大众文化的技师所无以实现的。”⑨

他们对大众文化的文化性作出了彻底的否定，他们对艺术的这种期望以及对大众文化的这种失望，让他们的大众文化批判理论在大众文化和高雅文化之间划分了界限。

其实，艺术产品的商品性和艺术性并非对立的。在商业化的当代社会中，一部艺术作品能否面世，充分展示其艺术价值，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它能否在商业上获得成功，而作品的艺术性也能在一定程度上增加其商业价值。

因此，真正的艺术家应该不流俗于商业市场行为，他应该清醒意识到自己在干什么，而且要始终把握着生产方式，保证产品的明确身份，特别是随着大众的文化水平和审美趣味的提高，文化艺术产品必须具有相当的艺术水准才能满足大众的需求，才有望在市场上获利。而对于我国贺岁片创作者来说，在关注商业利益的同时，注意和追求其艺术性，也是其产品能得到最大价值体现的保证。■

参考文献

①马尔库塞，《作为现实形式的艺术》，三联书店，1989：192

②高新梅，《法兰克福学派之大众文化批判理论》，《郑州航空工业管理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6）

③尤战生：《流行的代价——法兰克福学派大众文化批判理论研究》，山东大学出版社，2006：54

④黄一芳，《论法兰克福学派的大众传播批判理论》，《中华新闻报》2000年8月21日

⑤尤战生：《流行的代价——法兰克福学派大众文化批判理论研究》，山东大学出版社，2006：58

⑥http://news.xwhb.com/news/sy-

stem/2010/10/15/010146214.shtml

⑦周志强，《贺岁电影商业化的恶果是艺术电影的消失》，http://news.nan-

kai.edu.cn/nkzs/system/2010/02/22/

000028758.shtml

⑧http://bingheyanyu.blog.sohu.com/166523116.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