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国社会学派评析论文

摘要：“洋为中用”一直是中国比较教育学发展的核心思想，在对外国教育事实、思想和经验的借鉴中我国的比较教育学家们逐渐找到了正确的思想理论武器——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方法论。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方法论对比较教育学研究提出了一系列要求，同时也形成具有特色的理论体系。下面小编整理了一些《外国社会学派评析论文(精选3篇)》，仅供参考，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

外国社会学派评析论文 篇1：

论数罪“并罚”的价值

摘要：刑罚价值可分为刑罚的工具价值与本体价值。工具价值指一般预防价值和特别预防价值；本体价值指正义、秩序、自由。数罪“并罚”中的并科原则侧重于刑罚的正义价值与一般预防价值，吸收原则偏重刑罚的自由价值与个别预防价值，而限制加重原则不能正面体现刑罚价值。

关键词：并科原则；吸收原则；限制加重原则；刑罚价值

一、刑罚价值理论概述

刑罚价值是刑罚理论中一个重要的基本问题。由于对价值的理解不同，古今中外的诸多学者对这一论题有过很多评述。

(一)外国刑罚价值理论概述

对于外国刑法理论，一般将其分成古典学派与实证学派。古典学派又可分为功利主义的刑罚价值观与报应主义的刑罚价值观；实证学派则分为人类学派与社会学派。这些学派对刑罚价值均有各自的理论评析，可将其分为刑罚工具价值与刑罚本体价值两类，刑罚工具价值注重刑罚的可用性，可分为一般预防与个别预防两种；刑罚本体价值则注重刑罚的正当性，从自身的价值取向中提取正义、自由等传统法律价值，体现为刑罚报应主义，可分为道义报应观与法律报应观。而这两者又是互相影响，互相渗透的。

1.刑罚工具价值

(1)一般预防价值观

持此观点的主要为刑事古典功利主义学派，此学派的代表人物主要为贝卡利亚、边沁等。意大利的贝卡利亚可谓是近代刑法学派的鼻祖，虽然他的名著只是一本小册子，但其中却包含了近代刑法的诸多理论。他认为刑罚是“需要有些易感的力量来阻止个人专横的心灵，把社会的法律重新沦入古时的混乱之中。这种易感的力量就是对触犯法律者所规定的刑罚。”

而明确提出最大幸福原理的英国学者边沁则可谓为功利主义学派的当家人，他提出：社会利益是刑罚合理性的充分必要条件；施于犯罪人的适当刑罚量以受其影响的所有的人获得最大的善或最小的恶为适当。功利主义认为刑罚价值为预防犯罪，包括一般预防和特殊预防，但更侧重于一般预防。在他们看来罪与刑的关系应以刑罚是否能有效地制止犯罪相关，洛克提出的“罪刑相称原则”贝卡利亚提出的“刑罚应是公开、及时、必需的，在既定条件下尽量轻微的、同犯罪相对称的并由法律规定的。至边沁更明确提出“在许多案件中，虽然不可能矫正已经实施的罪恶，但有可能消除其再犯的意图。尽管犯罪能获得很大的快乐，但是，惩罚所造成的痛苦超过实施犯罪获得的快乐。”在罪与刑的比例上，一般预防者主张刑罚以能防止犯罪的发生为度，注重通过刑罚实现对社会上大部分人的威慑，从而保证社会秩序的稳定。

(2)特别预防价值观

刑事实证学派持特别预防的刑罚价值观。但其中的刑事人类学派与刑事社会学派又有所区别。刑事人类学派自龙勃罗梭开始，强调“天生犯罪人”，对罪犯应采取隔离、生理矫治、流放、终身监禁、处死等方法使其丧失犯罪或再犯罪的能力或条件，防止其再犯，以实现防卫社会的目的。由于此观点过于极端，龙勃罗梭本人在晚年时也考虑到犯罪的社会原因。其追随者菲利也转入刑事社会学派，主张根据造成犯罪人不同的人格的社会情形，建立一个能够分辨罪犯为可改造和不可改造的评估或分类系统，创设一整套不同形式的制裁、处置和处遇体系，以便同各种不同种类、形式和类型的个人犯罪相适应。菲利也是强调刑罚的个别预防功利性价值的。刑事社会学派的创始人李斯特则吸收了边沁等人功利主义观点，认为刑罚价值在于防卫社会和教育、改造犯罪人。认为刑罚是以保护有关个人的生命、身体、自由、名誉和利益和保卫国家的存在、安全和统治利益为目的而适用的。且刑罚预防的重点不是预防不特定的可能犯罪之人，而是预防已受到处罚的人再次犯罪。

可见，不论是一般预防价值观还是特别预防价值观，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要保证社会的秩序稳定，只是手段和目的有所区别，则持刑罚工具价值观的注重的是刑罚的社会秩序价值的实现。被西方的传统一直视为基本的法律价值的，是社会秩序、正义、个人自由。一般预防观注重功利，太过重视秩序稳定，为达目的可以不择手段，从而与正义相冲突，其对人身自由的维护亦有限。个别预防观以实现防卫社会为目的，但特别预防针对的是少数的犯罪人而不是大量的未犯罪者，因此没有一般预防观对社会秩序维护的范围广，但其倡导的“刑罚轻缓化”、“刑罚人道化”却给犯罪者以更多的自由的关注，可称得上对自由价值维护最多的学派。

2.刑罚本体价值

刑罚的本体价值即社会秩序、正义、自由，亦可称其为刑罚所追求的最高目的。与预防价值观间接证明刑罚价值不同，报应价值是直接从刑罚的本体价值出发找寻刑罚的正当性。

持报应观的代表人物主要为康德和黑格尔。作为早期持报应主义观点的德国哲学家康德提出等害报应论，他强调绝对报应，强调等害报应甚至同态复仇。康德反对功利主义的观点，他说“不能根据法利赛人的格言：一个人的死总比一个民族被毁灭来得好，于是要求犯罪者爬过功利主义的毒蛇般弯弯曲曲的道路，去发现有什么有利于他的事”他对罪犯的态度就是“对非法侵占财产的犯罪处以罚金，对殴伤他人身体的犯罪者处以肉体上的打击，对谋杀罪应处以死刑，对强奸犯应处以宫刑”这种简单的等量报应观被接下来的学者黑格尔所修正，提出等价报应观，他从其辩证法出发，指出：犯罪行为不是最初的东西，肯定的东西，刑罚是作为否定加于它的，相反地，它是否定的东西，所以刑罚不过是否定的否定。在黑格尔看来，“犯罪的扬弃是报复，因为从概念上说，报复是对侵害的侵害，又按定在说，犯罪具有在质与量上的一定范围，从而犯罪的否定，作为定在，也是同样具有在质与量上的一定范围，但是，这种基于概念的同一性，不是侵害行为特种性状的等同，而是侵害行为自在地存在的等同，即价值的等同”。

传统的报应观受到法律实证主义的批判而有所发展，哈特认为“报应分为总目的中的报应与分配中的报应，前者是对在道德上有罪过的罪犯施加的惩罚之苦，后者是那些违背了法律并且是有意违背法律的人施加的惩罚。二者的区别在于对分配中报应原则的承认，根本不会导致刑罚的总的正当目的也成了报应，尽管总目的中的报应理所当然地支持分配中的报应。”

可见，刑罚工具价值与本体价值并不是对立的，西方刑罚学说史上虽然报应论与功利论总在对立争辩，但事实上，一直存在一种穿行于这两种理论之间而与两者并立的第三种学说，刑罚“一体论”。即刑罚的三大价值均是不可或缺的。

(二)我国刑罚理论概述

近年来，国内对刑罚价值的研究较多，尤其以谢望原教授所著最为系统，他指出刑罚价值有正价值与副价值、初始价值和终极价值；初始价值指惩罚犯罪人与防卫社会免遭犯罪侵害，刑罚的终极价值为正义、自由、秩序。

而赵秉志教授和陈志军在对中外刑罚价值理论比较研究后提出：中国刑罚价值的内涵是一个双层的系统结构：第一层次为手段性价值，包括(犯罪)报应价值和预防

价值；第二层次为目的性价值，具体包括维护秩序价值，保障自由价值和实现正义价值；目的性价值制约手段性价值。邱兴隆教授则认为，刑罚价值为公正、人道和效益。

(三)刑罚价值的内容

综合以上刑罚价值的观点，在我看来，刑罚价值可分为刑罚的工具价值和本体价值。工具价值侧重于刑罚在社会中的作用，如一般预防和特殊预防，侧重于秩序和自由；本体价值体现刑罚自身的存在价值，体现正义和自由。则刑罚的价值应为“正义、秩序和自由”。下面我将以此考察数罪“并罚”的价值。

二、数罪“并罚”的价值

数罪并罚是对一人犯数罪时如何量刑的一项制度，此项制度并未单一的规定一种量刑方式，而是制定了三种不同的原则：并科原则，吸收原则，限制加重原则。现代国家尤其是大陆法系国家适用数罪并罚时多依刑种、刑期的不同混合适用这三种原则，我国亦不例外，一般称为混合原则。那么这三种基本原则的刑罚价值如何呢?

(一)限制加重原则的刑罚价值

限制加重原则是对判处有期徒刑、拘役和管制的，在最高刑期以上，总和刑期以下酌情量刑。这种原则既杜绝了适用并科原则过严且不符合实际的弊端，又能防止出现适用吸收原则过轻不利于预防犯罪的缺陷，是比较合理的量刑方法。但是，仔细推敲这种量刑方法，则能发现其不具备刑罚的价值。

1.限制加重原则不体现正义价值

正义在西方语言中自始就和法相联系，希腊的正义女神象征着公平、公正。对正义的论述自柏拉图后的各时代哲学著作中均有涉及，正义的内容随时代的变迁略有不同，而对其整理分析后正义的特征应指能否维护平衡感、是否具有均衡性、平等性与该当性。据此，正义应指公正、均衡、平等。运用限制加重原则并罚量刑，虽然在判决书中明确第一项罪名判刑几年，第二项罪名判刑几年等等，最后宣判对该犯罪人合并处罚多少年，问题是最后宣判的刑期是在总和刑期以下的，那么这之间的差额是在什么原因下被减掉了呢?这种毫无根据地减刑很难将其于正义相连，如果非说限制加重原则也能体现正义的话，那也是打了折的正义。

2.限制加重原则不体现秩序价值

对秩序的维护主要体现为刑罚的预防作用。从一般预防的角度来看，限制加重原则给普通人的感觉是一个人犯数罪时并没有得到应得的惩罚，而是数罪相加后打个折扣，这样一般预防所利用的刑罚的威慑力量也随之打了折扣。从特殊预防角度讲，对犯有数罪行的人执行打折的刑罚，对犯罪人自身也有个心理暗示，只要没犯死罪，犯多少罪也不过如此，只要不是死刑立即执行的，在监狱内的服刑时间一般不会超过20年。个别预防的作用也大打折扣。

3.限制加重原则不体现自由价值

刑罚维护自由价值是双向的，一方面是对犯罪人的自由维护，一般预防论提出的宽容理论，提倡提高犯罪人的处遇来维护犯罪人的自由；另一方面则是对未犯罪人的保护，即通过对罪犯予以惩处以保证社会其他公民的自由。而限制加重原则在数罪的总和刑期以下量刑并不是出于宽容的考量，因为在此并未体现宽容的理念，而是一种制度下例行减轻刑罚的量刑方式，不是对罪犯自由的保障。而低于总和刑期以下量刑，又是对公民自由的侵犯。

(二)并科原则的刑罚价值

并科原则是指一人犯数罪量刑时严格按照一罪一刑的规定，累加量刑。此原则为多数英美法系国家适用，在大陆法系国家和我国则将此原则用于主刑与附加刑的并科中，在主刑中并不适用并科原则。以我国的现有刑罚体系为例。我国现在刑罚体系由主刑和附加刑组成，主刑包括死刑、无期徒刑、有期徒刑、拘役和管制；附加刑有罚金、没收财产和剥夺政治权利。多数学者都认为此原则不适用于数个主刑的并罚，原因大都是如此并罚，将会出现数个死刑、无期徒刑、或上百甚至上千年的有期徒刑，没有实际意义。

1.并科原则体现的正义价值

并科原则要求一罪一罚，数罪并罚的量刑方式，与报应主义的观念最相符。报应主义提倡刑与罪的“等价交换”，对于犯罪人一罪一罚，数罪累加的量刑方法，正符合等价的含义。

正义要求公正、平等、均衡。当一个人犯数罪时，这里指的是实质数罪，就要面临数次的刑罚惩罚。并科原则要求对于每个犯罪人的每个罪行都要无差别的单独量刑，累加刑期总和作为最后的宣判刑期，没有可以打折之处，对待所有犯罪人一视同仁，法官不能随意加减刑期，由于法律对于罪与刑的规定是确定的，则使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成为可能，符合公正、平等的要求。当然，依据刑法有应加重、减轻量刑之处仍应按法律规定量刑。

2.并科原则体现的秩序价值

刑罚的秩序价值主要表现在国家通过刑罚的确定与行使以保证国家社会秩序的稳定。运用并科原则对数罪量刑，既满足了一般预防的需要，也实现了特别预防的目的。一般预防观念里或是利用刑罚的威慑力量使未犯罪者不敢以身犯险，或是由明确的刑罚规范未犯罪者的行为，使公民对法律信任。利用并科原则，对于犯数罪者一罪一罚的累加量刑，让犯罪者承受法律明文规定的刑罚，不会让其他观望者有侥幸心理，也让更多的公民看到法律的明确与公正，从而信任法律。个别预防则或从矫正、或以消除犯罪能力为目的防止犯罪人再次犯罪。并科原则让每一个犯有数罪的犯罪人清楚他的每一项罪都对应着与其相当的刑罚，通过在监狱内服刑达到国这改造教育犯罪者的目的。

(三)吸收原则体现的自由价值

吸收原则即在量刑时以重刑种吸收轻刑种，或以重刑吸收轻刑，对于犯数罪者只适用一项重罪处罚的原则。那么，是不是在此要牺牲掉正义这一法最基本的价值呢?答案当然是否定的。如前文所述，刑罚体现的正义应该是公正、公平的，但公平并不意味着没有差别。正义这一概念在不同的学派那里含义并不相同，对于报应论者，正义就是要实现按劳分配刑罚；对于预防论者，正义就是要按需分配刑罚。在刑罚“一体论”下，报应与预防都是刑罚实现正义的需要，因此，在立法时将具有社会危害性和人身危险『生的行为定为犯罪并对其施加刑罚。我国刑法分则所列的各项罪名中，判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的均为社会危害不大，人身危险不高的行为，或存在从犯或帮助犯的量刑情节。对此类犯罪人，利用吸收原则并罚，并不会造成刑罚的失衡，毕竟，刑罚是作为保障社会秩序的最后一道防线，对轻罪不应加重处罚。且随着我国刑事政策的转变，适当轻刑更可以体现实质的正义。

三、结束语

通过考察数罪“并罚”的三项基本原则，其中并科原则较完善的体现了刑罚的三大价值，即正义、秩序和自由，吸收原则则很好地体现自由价值，而限制加重原则却不能体现刑罚的价值。

作者：房丽 李国莉

外国社会学派评析论文 篇2：

比较教育与社会科学方法论

摘要：“洋为中用”一直是中国比较教育学发展的核心思想，在对外国教育事实、思想和经验的借鉴中我国的比较教育学家们逐渐找到了正确的思想理论武器——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方法论。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方法论对比较教育学研究提出了一系列要求，同时也形成具有特色的理论体系。经过多年的发展，中国新一代的比较教育研究者已经具有了使用马克思哲学作为指导，从历史唯物辩证主义的角度思考教育，把教育实践作为研究导向，利用矛盾的方法分析教育问题的自觉。

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方法论是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为指导的，其对物质与意识、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事物发展客观规律与人主观能动性等关系的认识是新时期比较教育发展的理论基础。中国作为一个后发型教育现代化的国家[1]，在借鉴外国教育经验的过程中迫切需要理论层面的指导。经过一代比较教育学家们的不懈努力，我国比较教育学取得了空前的发展，形成了颇具规模的中国特色比较教育学[2]。

随着改革开放的进程不断深入，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发展也随之进步，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方法论被广泛地应用到社会科学地各个门类。其实践的唯物主义观点为社会科学研究提供了全新的、有价值的视角[3]。比较教育学是一门研究当代教育发展变革的学科，尤其重视各国教育实践，通过对他国教育实践的分析、比较为我国的教育发展添砖加瓦。

一、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方法论的要求

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方法论在诞生后给社会科学研究带来了新的视角和方法，其对比较教育学的研究有以下的要求：

1、坚持客观的观点是进行比较教育研究的首要立场[4]。这里的客观有两个含义：一是把教育现象看作是客观的，依托于客观社会存在的客观实在。辩证唯物主义将教育现象看作是社会的一部分，是建立在社会物质存在基础上的一个社会子系统。比较教育研究的教育现象首先是客观的，不是任人摆布的主观意识现象[6];其次教育现象是存在于别国的客观社会生活现象之中的，只有把握其客观性才能发现教育同其他社会系统的联系。二是研究者应该秉持客观的观点去观察、研究教育现象。辩证唯物主义要求研究者本着实事求是的态度去认识真实的世界，一切的研究应该基于世界各国客观的教育事实，通过客观的描述、分析获得固有的规律性认识。研究者可以从事实资料的收集、资料的分析、结论的论证三个方面来保证研究的客观性[5]。辩证唯物主义流派认为主观和客观统一是获得真实教育规律的首要条件，而坚持客观的观点则是进行研究的基础。

2、比较教育研究应该坚持整体的、联系的观点。辩证唯物主义者肯定世界的联系性，他们认为物质之间存在客观的实质的联系，教育作为一种客观的社会现象，与政治、经济等其他社会现象间存在紧密的联系，同时它们又构成了一个有机的整体。因此辩证唯物主义者认为在进行比较教育研究时，应该从整体的、联系的观点出发，去考察、分析教育同其他社会现象間的稳定的、本质的、必然的联系[7]。整体的观点要求研究者在考察、分析教育现象时应该站在全局的角度，把整体社会作为理解教育现象的基础。同时把教育现象作为一个整体的系统，在进行教育改革时应从整体的角度去评价教育改革的举措，以达到整体最优化目的。从联系的观点出发，辩证唯物主义者认为在比较教育研究中，应该在理解一国教育同其历史、文化、政治、经济之间联系的基础上去分析、比较各国教育发展的规律。

3、比较教育研究应该坚持发展的观点。辩证唯物主义认为物质世界的不断发展、变化是永恒不变的，是量变与质变得统一。教育作为一种客观存在的社会现象，也是在不断发展变化中的，而且这种变化不是简单的线性的变化，而是在量变与质变交替中，螺旋上升的过程。在比较教育研究中不仅应注重对现状的横向比较，纵向的比较也应当放到显要位置;要通过对教育现象质性和量化的考察基础上发展其理论和实践。

4、比较教育研究应该坚持实践的观点。辩证唯物主义者认为在进行比较教育研究时要坚持理论从实践中来，到实践中去的原则。他们提倡通过亲身实践来考察教育，重视一手资料的收集，所得结论也需要在实践中检验以验证其正确性。比较教育研究不是简单地将外国经验不加改造地用于本国的教育改革，而是在吸收其合理内核的基础上结合本国的实际，在实践中对理论或经验加以改造，形成本土化的实践。

5、比较教育研究应该坚持历史和逻辑的统一。辩证唯物者认为形成一国教育现状的原因深植于一国的历史文化之中，教育除了受政治、经济等社会条件制约外也尤其自身的传承性。想要深入理解教育现状，首先也是必要的就是走入其历史，在历史的逻辑中去寻找教育发展的规律。

二、社会科学方法的应用特征

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科学方法论，经过多年的研究和推广已在比较教育学研究中占有一定的地位，形成了一些较为明显得特质。

1、哲学上的自觉应用

辩证唯物主义学派的学者们在进行研究之前已经形成了系统的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体系，在研究的过程中他们自觉地从哲学认识论和方法论层面坚持辩证唯物主义。他们相信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是认识、改造世界的最有力的工具，是教育科学研究应该采用和坚持的认识论和方法论基础。例如，在王承绪先生的《比较教育》一书中坚持客观的原则，真实地向我们展现了各国教育的现状与历史;顾明远先生的《比较教育导论—教育与国家发展》中自觉运用系统、联系的观点去分析教育与国家发展的关系问题。

哲学或者世界观是研究者在进行研究的基石。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哲学观已然成为新一代中国比较教育学者坚持和信奉的世界观[8]，而这一世界观也提供给学者们认识论和方法论的基石。他们本着事实就是的态度去进行资料的收集、整理、分析，也利用唯物辩证法去论证自己的结论，从教育和政治、经济以及文化的联系中寻找规律，推动我国的教育事业的发展。

2、基于矛盾观的分析方法

矛盾的观点是辩证唯物主义中的核心观点，事物的发展总是在处理矛盾的过程中实现的。教育的发展也是在解决、克服矛盾的过程中得到发展，唯物辩证主义比较教育学者正是从这一观点出发，在认识教育同其他社会子系统的矛盾运行规律基础上，分析教育同政治、经济等社会子系统的联系。在进行比较教育研究的实践中，唯物辩证者们借助矛盾分析法对教育发展的背景、原因进行分析去验证教育与其他社会子系统的联系;也对教育系统内部的矛盾分析把握教育系统内部住诸因素间的联系;通过对矛盾一般性与特殊性的把握去指导本国教育对各国教育实践的借鉴、改革之间的冲突。

3、从辩证唯物主义发展观的角度看教育

事物的发展是在量变与质变交替中进行的，对各国教育的把握，辩证唯物者认为应从发展的角度出发。首先，在比较教育研究中要考察教育的量变。美国xMOOC的发展就首先经历过一个量变的过程，通过对量变过程的考察对美国xMOOC产生本质的认识。[8]其次，考察教育现象的质变去把握事实发展的原因，对本国教育的发展提出合理的建议。为了培养未来社会所需要的科技创新型、文理融合型人才，韩国公布了2022年大学考试招生制度改革[9]，凌磊通过考察改革的原因、措施对我国的高考制度改革提出了建议。辩证唯物主义比较教育学者通过对教育发展的把握，考察教育活动中的规律，对本国教育发展提出合规律的建议，这也是辩证唯物主义者进行比较教育研究的初衷之一。

4、把实践作为比较教育研究的出发点和归宿

实践是人类认识活动的出发点，也是人类认识活动中重要的一环。辩证唯物主义者从别国教育实践中认识、把握、分析教育现象，把握教育活动中的内在规律，在结合本国实际的基础上，将对教育的规律性认识运用到本国的教育实践中。他们把为中国教育实践服务作为比较教育的学科任务[10]，认为实践是检验教育规律的唯一途径，也是进行比较教育研究的归宿。王东方和赵晓军从我国本科教育“导生制”的实践出发，以美国优秀实践案例为基础，通过政策文本分析和访谈，对美国导生制进行分析指导我国本科教育导生制的发展。[11]

21世纪已经过去了20年，中国的教育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已展示出重回巔峰的态势。改革开放历经40多年，中国的教育改革和发展也取得了重大的成果，双一流建设和高考制度的改革为中国教育发展提供了新的机遇，也为比较教育学搭建了展示的舞台。经济繁荣发展的背后是储存并酝酿在教育中向高一发展阶段攀升的跃进潜力，是数以万计高质量劳动者的辛勤付出，而这一切都离不开广大理论工作者的努力，也离不开正确的理论指导和教育实践。

参考文献

[1]冯增俊. 建设有中国特色的比较教育学[J]. 华东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 1998.

[2]生兆欣. 比较教育方法论——中国学者倡导的观点[J]. 全球教育展望， 2008， 64-68.

[3]王承绪. 从国外比较教育学科的发展现状看我国比较教育学中的若干问题[J].杭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79（4）： 75.

[4]王承绪，顾明远. 比较教育[M].北京： 人民教育出版社，2015： 21-25.

[5]杨汉清. 比较教育学[M].北京： 人民教育出版社，2015： 13-18.

[6]成有信. 比较教育教程[M].北京：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7： 15-16.

[7]王承绪，顾明远. 比较教育[M].北京： 人民教育出版社，2015： 23.

[8]许涛. 试析联通主义慕课的理论与实践[J]. 比较教育研究， 2016， 38（10）： 71-78.

[9]凌磊. 韩国2022年大学考试招生制度改革评析[J]. 比较教育研究， 2019， 41（5）： 36-41.

[10]王东芳，赵哓军. 一流本科教育的导师制——基于美国文理学院案例分析[J]. 比较教育研究， 2019， 41（9）： 67-73.

[11]侯怀银，李旭. 20世纪比较教育学学科建设的本土探索[J]. 高等教育研究， 2010， 31（2）： 53-60.

该文为河北省教育厅在读研究生创新能力培养资助项目“以法律推动安全和支持性中小学建设：美国的经验启示”（HBU2021ss032）的研究成果。

作者：王振国

外国社会学派评析论文 篇3：

从中医术语角度看《红楼梦》的文化隔膜与霍氏的文化变译

摘 要：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文学典籍作品，《红楼梦》的翻译可谓困难重重，因其充斥着诸多异质文化因素。文章从中医视角出发，结合翻译中的文化转向理论，分析霍克斯的文化翻译策略，强调其翻译中的文化“变”译模式，希望能给中医翻译和中国文学中的异质文化的翻译带来一些启示。

关键词：红楼梦，异质文化，文化转向，变译策略

引 言

中国古典巨著《红楼梦》堪称中国封建社会的百科全书，小说各个层面都蕴藏着中华民族的文化精华，无论是“大文化”——政治和哲学，还是“小文化”——园林、医药、诗词、民俗等等无不与主题构成精妙联系。《红楼梦》的研究被称为“红学”， 如今已成为一门国际性的学问……国外红学家将哲学、社会学、心理学、经济学、美学以至服饰、绘画、医药、建筑、结构等方面的学问更多地引入“红学”研究领域， 定将给国际红学研究带来新的生气[1]。苏联著名汉学家艾德林教授曾说： “没有高水平的翻译作品出版， 就不可能出现高水平的研究著作。”因此，好的译本对世界了解《红楼梦》非常重要。迄今为止，《红楼梦》有两个英文全译本，分别是英国牛津大学教授大卫·霍克斯（David Hawks）的译本The Story of the Stone（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12年出版）和中国翻译家杨宪益与夫人戴乃迭的合译本A Dream of Red Mansions（北京外文出版社2010年出版）——以下译例均选自这两本书。他们为《红楼梦》及中国古典文化的传播做出了巨大贡献。分析这两个译本，发现霍译在面对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时，更多地保留了源语的文化内涵。霍氏在The Story of The Stone 的序中称：“我恪守的一条原则是要把一切都译出来……我认为书里存在的，都有它的意图。”正因为霍氏对原著本身的重视，使他努力地保持了源语文化的特色，也是国外读者对“霍氏的译本更推崇”[2]的原因。

毫无疑问，对于《红楼梦》文本的翻译，异质文化是一道道难以跨越的山峰，而中医术语更是翻译中的“险峰”。作为一个与中国异质文化有隔膜的外国人，霍氏“翻译一切”的勇气让人钦佩。研究霍氏如何克服异质文化的障碍从而最大限度解码中医文化于中医翻译及中国文化的翻译有着借鉴意义。笔者发现，霍氏在中医文化的翻译中，运用了文化变译的策略，即对原作进行大量“补”“减”“改”等变通译法，实现信息的明晰化，从而最大限度地保留了源语文化，尽量避免中医内涵的流失。下面我们从霍氏对于“阴阳五行”“病因”“疾病的诊断和治疗”等三方面使用的文化变译策略具体探究之。

一 译例分析

1.《红楼梦》阴阳五行文化的变译

“阴阳”“五行”学说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国学的精髓之一。对此，顾颉刚有极为精辟的概括：“汉代人的思想骨干是阴阳五行。在宗教上、政治上和学术上，没有不用它的。”[3]“阴阳”学说认为，人体内外都有阴阳，对外表现为“天地”“日月”等，在内表现为五脏六腑、气血、津液。“五行”学说在“阴阳”学说的基础上，进一步以五行生克制化的规律来解释脏腑的阴阳，以及对立统一关系，简言之，无论是阴阳还是五行，都在阐述人与自然界的整体观，即“天人合一”或者“天人相应”。因此，正确理解和翻译阴阳五行观念对于外国读者理解中医哲学有着重要意义。

例1：天地间都赋阴阳二气所生，或正或邪，或奇或怪，千变万化，都是阴阳顺逆。（第三十一回）

霍译：Everything in the world is moulded by the forces of Yin and Yang. That means that， besides the normal， the abnormal， the peculiar， the freakish—in fact all the thousands and thousands of different variations we find in things—are caused by different combination of Yin and Yang.

评析：这是史湘云对丫鬟翠缕说的一段话。其中“阴阳顺逆”乃出自易经《奇门遁甲》，原句为“阴阳顺逆妙难穷”，意为阴阳之间的转化深奥精妙。霍氏透析中医文化，抓住此句精髓，将原义展开，译为“阴阳不同转化及组合方式”，将原句隐含的意思“阴阳转化”显性化，使外国读者更好地领略到中国古代哲学观。

例2：木气不能疏达，势必上侵脾土，饮食无味；甚至胜所不胜，肺金定受其殃。（第八十三回）

霍译： The hepatic（肝脏） humour， unable to disperse naturally， has encroached upward on the spleen（earth），with consequent loss of appetite. The extreme distemper has also caused a reversal of the elemental sequence， and the lungs （metal） has certainly been damaged.

评析：此句出自《红楼梦》太医为黛玉诊断时所说的一段话。准确翻译此句，理解两个文化负载词很关键：①“上侵脾土”的“侵”的含义；②“胜所不胜”的含义。根据五行原理，肝属木，脾属土，肺属金。它们之间的五行关系本应该为“木克土”“土生金”和“金克木”。而五行又不断处于动态的发展变化之中。肝气上逆，气机运行不畅，“木克土”的平衡被打破，木加倍克土，于是“木克土”转化为“木乘土”的过分制约关系，所以①中的“侵”即“乘”的意思；②中的“胜所不胜”是五行秩序中弱的一方反克强的一方。比如此句中“木乘土”导致脾胃受损，肺金气偏虚，不足以制木，结果被木反克，于是原本“金克木”的关系转化为“木克金”，即“木侮金”，即五行“相侮”的意思。

对于此句中的文化负载词，霍氏使用变译法，将句中隐含的五行之间的动态关系明晰化，忠实于原文和外国读者，扩大了共享语境。对于“上侵脾土”的“侵”的翻译，他选择encroach upward而非overcome或restraint（以上两词均表“克”的意思）；将“相侮”译为reversal of the elemental sequence，足以看出他对中医五行原理的精准把握。根据《中医英语翻译技巧》，“乘”宜翻译为 invade、encroach、subjugate 等，而“侮”则宜翻译为reverse restriction[4]。霍氏用reversal（颠倒）一词，准确地传达出五行逆向的相克秩序，即“侮”的含义。

从译文来看，霍氏用修复和弥补的方式，还原原句的文化内蕴，从而减少翻译损失，有效地传达了原文的异质因素，让国外读者更好地了解中华传统文化的精妙之处。

2.《红楼梦》中病因、病机的文化变译

在《红楼梦》中，不同人物的社会地位和性格特点导致的不同的疾病，构成情节发展的线索。正确地翻译疾病的病因、病机，解开源语语结，有助于读者对小说情节的消化和总体把握。

例3：内外折挫不堪，竟酿成干血之症，日渐羸瘦作烧，饮食懒进，请医诊视服药亦不效验。（第八十回）

霍译：The effect of all the emotional and physical outrage to which she had recently been subjected was that a flood of fiery humour was released into her liver， leading eventually to a drying up of the menstrual fluid.

评析：根据《红楼梦大辞典》， 干血之症亦称“干血痨”，为妇科月经病的一种，症状为由月经涩少渐至闭经不行[5]。

对于中医术语“干血之症”，霍氏并未简单地照搬西医名词anaemia（贫血），而是采取变译手法，在翻译时，增补了menstrual一词，明示了“干血之症”的医学内涵，即由心情郁闷不畅而引起的月经少或者闭经，使读者更好地理解人物的病因。

例4：其实因肝阴缺损，心气衰耗，都是这个病在那里作怪。（第八十三回）

霍译：They are organically related to a deficiency of Yin in the liver， with a concomitant diminution of cardiac vitality.

评析：根据《黄帝内经》，肝藏血，心行之。肝阴不足，肝失濡养，就导致肝对心的供血不足，使心脏的功能受到损伤。霍氏译文中增加concomitant一词，衬托出肝与心功能的伴生关系：肝强则心强，肝弱则心弱，衬托出前者与后者的因果关系，向读者详细地交代了中医医理。

3. 《红楼梦》中诊断和治疗的文化变译

《红楼梦》中的诊断和治疗揭示了人物病情及形成因素，不仅能使读者洞悉人物心理及病理状态，而且使读者能领略中医的玄妙之处及清代高超的医学水平。

例5：妞儿一半是内热，一半是惊风。（第八十四回）

霍译：The little girl is suffering from a convulsive attack complicated by an internal fever.

评析：此处，惊风是病名，即惊厥。

霍氏将“惊风”译为a convulsive attack，并用补译的方式，介绍了内热的病因（an internal fever），将中医的异质文化尽可能充分地传递给读者，缩小了原作和译文读者之间的距离，又一次体现了霍氏丰厚的中医知识储备。

例6： 故虽系小月，竟着实亏虚下来。一月之后，复添了下红之症。（第五十五回）

霍译：The miscarriage was in fact only a symptom of her body’s exhaustion. A month later it was followed by the beginning of a chronic small discharge of blood from the womb.

评析：根据第七十二回平儿与鸳鸯的对话 “只从上月行了经之后，这一个月竟淅淅沥沥的没有止住”中得知，王熙凤的病为“漏”，即“妇女月经淋漓不断”[6]。在翻译原文短短的四个字“下红之症”时，霍氏使用了补译手法，详细地交代了疾病的性质，并用be followed 清楚地交代了“小产”和“漏下”是互为因果的两种症状，从而衬托王熙凤精明要强的性格特点所引起的后果。

例7：昨日已好了些，今日如何反虚浮微缩起来？（第五十三回）

霍译：She was on the mend yesterday—what has caused this relapse today？

评析：在这句话中，太医用“浮缩”两字，谓晴雯脉象比之上次出现气血俱虚、正气不足的状态，意指病情的反复，而非面面俱到描述虚脉、浮脉、微脉的情况，所以霍采取了变通的译法，采取减译手法，将其核心意义“病情反复”（relapse）挖掘出来，可见译者对于原作的虔诚。

二 结 论

综上所述，对于《红楼梦》的中医文化部分，霍氏采取变通式翻译，变于所当变，解开中医源语语码，给国外读者提供了丰富的文化养分，大大推动了《红楼梦》在海外的传播。霍氏不仅是汉学家与翻译家，也是杰出的红学家，其透析中国传统文化的功力在《红楼梦》中医文化的翻译中可见一斑。同时霍氏“翻译一切”的范式也暗合了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一直处于翻译理论中心地位的文化转向学派的主旨，他们指出，“翻译研究现在已意味着与翻译有任何关系的任何东西”[7]。霍氏采取的文化变译手法，实质上是一种深度忠实，既丰富了红学在国外的研究材料，也建立了中医学科走向世界的自信，对于中国文化的交流和输出有重要借鉴意义。虽然霍氏是汉学大家，汉学造诣很深，但汉语毕竟非其母语，在翻译中也会出现误译或漏译现象，比如将“水亏火旺”翻译为dehydration等。除此之外，许多学者认为其翻译增译臃赘有余、灵气不足，破坏了原文简洁凝练的风格。但总体来说，霍氏基本做到了为译文读者负责，同时又能尊重原文、尊重作者并传达原文的文化特质和异国情调。

如果说整个20世纪中国是文化译入大国，文化输出弱国，那么21世纪中国是文化输出大国，国家的强盛需要更多合格的译者将异质文化元素推向世界。但遗憾的是，在汉译英实践中， 一些译者往往过多考虑译语读者， 不敢将对译语读者而言的异质因素推介给译语读者……所以中国的译者，尤其是中医译者当在翻译中逐渐将中医术语这一异质因素正确推向世界[8]。鉴于此，笔者撰写此文，分析霍氏在《红楼梦》的中医翻译手法，希望能给中医文化的翻译以及中国文学中异质文化的翻译带来一些启发。

参考文献

[1] 王丽娜.《红楼梦》在国外的流传、翻译与研究[J].国家图书馆学刊，1992：102-108.

[2] 陈正发.也谈“归化”和“异化”[J].外语教学，2006：69-71.

[3] 顾颉刚.汉代学术史略[M].北京：东方出版社，2005：1.

[4] 李照国.中医英语翻译技巧[M].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2001：91.

[5] 冯其庸，李希凡.红楼梦大辞典[M].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1990：118.

[6] 李经纬，余瀛鳌，蔡景峰，等.中医大辞典[M]. 2版. 人民卫生出版社，2005：1591.

[7] 冯全功.试论和谐翻译[J].天津外国语学院学报，2010（4）：38-43.

[8] 胡卫平，章艳.翻译翻“异”乃译者职责[J].山东外语教学，2007（4）：75-78.

作者：包玉慧　王曦　陈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