批判理论论文范文

小编精心整理了《批判理论论文范文(精选3篇)》，欢迎大家借鉴与参考，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摘要大国间因权力增长不平衡而出现权力转移是国际政治的常态。对这种现象进行思考，不仅有利于从理论层面厘清权力转移现象的本质，也能为发展国家间关系提供启示。国际政治中的权力转移理论对该问题进行了持续、深入地探讨。作为理论的开创者，奥根斯基在批判均势论的基础上，提出了权力转移理论的核心假设。随后学者们从概念以及推论两个层面进一步深化了权力转移理论。

第一篇：批判理论论文范文

评《市场经济理论批判》

摘要：本文介绍了威廉·拉让尼克关于市场经济的一些观点，并对此进行了商榷。本文认为，市场经济是一种不太好的制度，但没有更好的替代。一旦选择了它，就应该尽量避免坏的市场经济，实现好的市场经济，因此完善市场制度是我们的重要任务。

关 键 词：拉让尼克;市场经济;经济发展

一、引言

最近拜读了2004年第16期《经济管理文摘》，封面上一行醒目的标题映入眼帘：《市场经济理论批判》。该期刊发了美国麻省大学经济学教授威廉·拉让尼克的《重新理解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经验及其理论——市场经济理论的解构与创新企业理论的建构》(以下简称为《重新理解》)[1]，同期的“卷首评论”的标题为《经济发展的“因”与“果”》，通篇评价的都是“拉让尼克的思想”，并直呼“他必定是划时代的”。该刊为什么给予他如此之高的评价?该刊为什么要给本期冠名为《市场经济理论批判》?我们应如何看待这些批判?

二、《重新理解》有启发性的一面

拉让尼克教授《重新理解》一文思想深刻，它有利于我们从多种角度观察市场经济理论，也有利于我们理解创新企业理论的重要性，富有很强的启发性。

首先，发展中国家从发达国家汲取经济发展的经验教训切不可照搬照套;即便同属发展中国家，由于地理、文化、人口、资源禀赋的不一，彼此之间也不能生搬硬套。然而，由此认为理解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的经历及其理论变得毫无价值则又走向了另一种极端，同样是错误的，也许是更大的错误。

第二，任何理论都不是完美或完善的，换言之，任何理论都是有瑕疵的，市场经济理论也不例外。拉让尼克所说的“市场经济理论”，即那种认为市场制度是所有可能的世界中最佳资源配置机制的理论，亦称为“新古典经济理论”，是需要发展和改进的，它是发展中的理论。综观拉让尼克一文，他也是在努力改进之，而不是全盘否定之、摧毁之。我们还注意到了，《重新理解》一文并没有对“市场经济理论”使用“批判”一词。

第三，不要把“市场经济”神话化。市场经济不是灵丹妙药，不可能解决某一经济体中的所有问题。市场经济本身也会产生波动，导致不稳定以及收入分配不均等种种社会经济问题。市场经济本身就会因为垄断、公共产品、外部性、信息不对性等产生“市场失败”。因此，切不可天真地以为，只要某国走上了市场经济之路，该国便一定会出现经济增长。然而，以此为借口反对一国经济走上市场经济的改革之路也是错误的，也许是更大的错误。当然，我们应当避免坏的市场经济，走向好的市场经济(钱颖一，2004)[2]。

第四，拉让尼克似乎在创新着一种理论。他对公司治理、产业组织、市场经济和经济发展颇有研究，而且有意义的是他在综合之。发展经济学家在大多数情况下都更为关注宏观层面的经济发展问题。而拉让尼克却在微观层面(创新企业组织)上讨论经济发展，我们可以将此定义为“经济发展的微观方法”，沿着这条思路，我们还可以做很多有意义的研究。这使我们联想起了2002年江西财经大学经济学院主办的一次主题为“经济全球化与市场制度” (国际)学术研讨论。国内学者几乎清一色地站在整个国家的角度(人人都是总理似的)，大谈经济全球化以及中国政府的对策。而我们特邀的一位英国管理学教授则从微观的角度探讨“经济全球化与中小型企业的战略管理”，颇受启发。应该说，多种视角观察同一事物总比单一视角更好、更准确，当然也更复杂。

第五，培育“创新型企业”有利于经济发展。因此，如何创造制度条件、产业条件、社会条件、组织条件显得尤为重要。一般来说，创新会导致超额利润的产生。或者说，市场对创新是有回报的。从这个意义上说，完善市场机制与培养“创新型企业”是异曲同工。然而，这也不总是如此，当市场对创新没有激励甚至构成威胁时，政府又如何行之有效地鼓励企业创新就值得我们去研究了。但是，这里依然要坚持市场公平竞争之原则。

三、与拉让尼克商榷

第一，拉让尼克认为：“市场经济学家倾向于将劳动、资本和产品市场看作是经济发展的原因，而不是其结果，这在历史经验中是因果倒置的。”他的这一观点在本文以及卷首评论中频频出现。笔者认为，拉让尼克的这一观点是不符合辩证法的。假定某一国家处于非常原始的经济发展水平E0和非常落后的市场制度水平M0。此时，是经济发展推动了市场制度的初步完善，还是市场制度的完善推动了经济发展?经济学中还有许多“因果”之争，比如说究竟是先有分工还是先有交换?是先有企业还是先有市场?它们谁为因果?这有点像“鸡生蛋，蛋生鸡”。我们认为，在原始水平E0和M0时，经济发展推动市场制度的完善至M1，而市场制度的完善M1又推动了经济发展至E1。因此它们是一个互动的进程。所以，一方面，劳动、资本和产品市场是经济发展到一定水平的产物(即结果)，但同时又促进下一轮经济的繁荣发展(即原因)，它们是互为因果的。如果《重新理解》就此因果关系仅仅停留在字面之争，倒也无伤大雅。拉让尼克以及《经济管理文摘》卷首评论员再三强调：“功能完善的劳动市场是经济发展的结果，而不是原因;功能完善的资本市场是经济发展的结果，而不是原因;可供消费者配置其收入的多姿多彩的货物和服务之存在是经济发展的结果，而不是其原因。”他们似乎想得到一个推论：完善劳动、资本、产品市场制度的努力是徒劳无益的。如果他们真是这样认为，那就大错特错了。这种观点会导致经济转型国家经济改革成果萎缩，导致经济转型国家市场制度建设放缓。我想，这一点是我们和拉让尼克及其评论员不大一样的地方。

第二，拉让尼克反复强调的也令他颇为得意的另一个观点是：“在富有经济中，是组织，而不是市场，才是导致经济发展的资源配置主角”;“是组织，而非市场将资源配置到生产过程，从而催发了经济发展。”从表面上看，这些观点并没有什么问题。其实不然，这里所说的组织应该包括企业和政府，我们同意在计划经济条件下，“是组织，而非市场将资源配置到生产过程”。而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表面上是组织在配置着资源，但实质上，是市场中的资源的相对价格，或者价格机制，或者一只看不见的手在引导着企业、家庭和政府配置着稀缺资源。这一观点是经济学之父亚当·斯密对经济学的重大贡献之一，是经济学的常识。拉让尼克为什么会犯如此之错误呢?他想强调组织很重要，这没什么不对的。但他把组织凌驾于市场之上，认为组织可以不受市场所支配则是一种明显的错误。这一错误的病根同样是这种观点——市场制度是否完善并不重要。而我们认为，市场制度的完善非常重要。我们应当尽力健全和完善市场经济制度，而不是简单地批判它，甚至抛弃它。至于拉让尼克担心的执掌资源配置大权的经理人和政治精英不受约束以及大多数群体处于一种易受伤害的弱势地位则只能通过完善市场机制以及相应的法律制度得以克服或限制。

第三，拉让尼克教授另一个得意的观点是，市场经济中的厂商理论的主要问题在于它排除了对“创新”的有效分析。这种说法似于有些武断。我们应当承认，拉让尼克对创新的分析有独到之处，但他不宜以“完全竞争模型”不能解释“创新”而否认一切新古典经济学家为“创新”所进行的有益探讨。

四、读“卷首评论”有感

首先，该评论员对经济发展的“因”和“果”论述是不妥的，这分析已在第三部分做了论证，此处不再赘述。

其次，该评论员写道：“‘市场’只不过提供了财富增长的前提、保障或者可能，但‘市场’绝不会创造财富。”这似乎很精辟、很有见地。但他究竟想说什么?想不要市场?想重新回到“无市场”的经济之中去?可能不会是这样。如果是这样，让我们想像一下，在“无市场”的环境中所创造财富的总量是“有市场”的环境中所创造财富的总量的几倍还是几分之几、几百分之几呢?这样，“市场不创造财富”又有什么学术价值呢?

第三，该评论员指出：“‘市场’已经深入到一些地方政府的日常工作之中，圈地卖地吃子孙饭和大办公司‘与民争利’的经营型政府在一些媒体上成为成功的标杆，依靠行政垄断获取高额利润亦成为现代企业制度的典范和经济发展的功臣”。我们和该评论员一样，都很痛恨此类事件。这是有良知者的一种正确反应。然而，这是“市场”的错?或者说是“市场经济”的错?这是我们难以理解的。要像“痛说革命家史”一样，痛说“市场”或“市场经济”的错误三天三夜都说不完。你可以痛诉“市场”如何逼迫一位天真烂漫的少女推向卖淫的火炕;痛诉“市场”如何逼迫一个健康的人为子女读书而出售自己的肾脏;痛诉“市场”如何诱导张屠夫无羞耻地在猪肉中注水;痛诉“市场”如何诱使一些农药贩子推销自饮也不会毒死人的农药;痛诉“市场”如何诱使一个廉洁的政府官员最终走上贪污腐败之路……这一切都想说明什么问题?想证明“市场”或“市场经济”有原罪?想证明“市场经济理论”错误以至于要大批特批?经济学常识告诉我们，市场经济是一种主要以市场的供求力量决定生产什么，如何生产以及为谁生产的经济。因此，它是一种配置稀缺资源的机制或制度。如果市场制度越完善，稀缺资源就能得到更有效的配置。在中国现阶段，哪些地区市场制度愈完善，哪个地区经济发展水平愈高，人均收入也愈高。伴随市场经济出现的种种问题可以通过人大的立法、执法以及政府有效干预来加以克服。

五、结束语

我们一向认为，市场经济制度的确是一种不太好的制度，它有种种弊端，但是整体而言，我们找不到比它更好的制度来替代。所以，我们只好选择市场经济制度。一旦选择了市场经济制度，就应该尽力避免坏的市场经济。经济发展与市场制度的完善是一个互动的进程。完善劳动、资本、产品市场制度的努力是重要的。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是市场而非组织担当资源配置主角，从而催生了经济发展。市场本身不会创造财富，但没有市场的经济总量会小得多。因此，建立和完善市场经济制度任重而道远。与走计划经济之路相比，我们坚信中国的市场经济之路将是人民走向富裕、国家走向繁荣之路。

正是从上述意义出发，人们批判市场经济都是为了完善它，而不应是诋毁、抛弃它。

参考文献：

[1]威廉·拉让尼克. 重新理解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经验及其理论[J]. 经济管理文摘，2004，(16).

[2]钱颖一. 避免坏的市场经济，走向好的市场经济[N]. 经济观察报，2004-12-26.

责任编校：封明

A Review ofCriticism ofthe Theory of Market Economy

WANG Qiu-shi

(Jiangxi University of Finance & EconomicsNanchang330013)

Key words：William Lazonick;market economy;economic developemnt

“本文中所涉及到的图表、注解、公式等内容请以PDF格式阅读原文”

作者：王秋石

第二篇：权力转移理论及其批判

摘 要 大国间因权力增长不平衡而出现权力转移是国际政治的常态。对这种现象进行思考，不仅有利于从理论层面厘清权力转移现象的本质，也能为发展国家间关系提供启示。国际政治中的权力转移理论对该问题进行了持续、深入地探讨。作为理论的开创者，奥根斯基在批判均势论的基础上，提出了权力转移理论的核心假设。随后学者们从概念以及推论两个层面进一步深化了权力转移理论。作为一种持续性的理论努力，权力转移理论对国家目标、大国间权力的动态关系和国际秩序的研究都呈现出进步性，但它也需要深化对权力转移原因的探讨，并改变权力转移理论的“现状偏见”“主导国偏见”和“能动型崛起国”缺位问题。中国学界可以批判地利用这一理论框架，提出实现“中国梦”的国际战略。

关键词 奥根斯基 权力转移 主导国 崛起国 国际秩序

从1648年现代国际体系确立至今，300多年的国际关系史显示的是一幅大国权力此消彼长，不断出现权力转移的画卷。在这幅多姿的画卷中，很多国家有过权力辉煌时期，但这种权力的荣耀往往受时间所限。哈布斯堡帝国、法兰西帝国、大英帝国、德意志帝国、中华帝国、苏联帝国曾经都是历史上显赫一时的国家。如今有的帝国已经衰落，譬如大英帝国;有的已经消失不见，比如苏联;而有的国家正重新崛起，比如中国。对大国间权力转移现象进行思考，不仅有利于从理论层面厘清权力转移现象的本质，也能为国家间关系发展提供启示。本文将批判性地介绍国际政治中的权力转移理论对大国间权力转移的研究历程。文章共分为四部分。首先，叙述权力转移理论开创者——奥根斯基的核心观点;接着将从概念测量和推论细化两方面论述权力转移理论的发展进程;第三部分将比较权力转移理论与均势论，指出前者的进步之处;第四部分将从权力转移理论的核心概念出发，论证它的不足与值得进一步发展之处;最后将指出权力转移理论对实现“中国梦”的指导作用。

一、权力转移理论的开创

奥根斯基(Organski)在批判均势论的基础上，开创了权力转移理论。均势论主要有两个核心假设。第一，大国间的互动发生在无政府状态下;第二，大国能够根据彼此相对权力的变动来改换立场，以维持权力均势。汉斯·摩根索.大国间政治：权力斗争与和平[M].徐昕等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奥根斯基批评这两个假设把“国家设想成一个静止的物体，它的权力不能从内部得到改变......而且国家出于权力的考量，不会和其他国家有永久的联系”。 A F K Organski. World Politics[M]. New York： Alfred Knopf， 1958： 287.他认为，在国际政治中，大国不是生活在无政府状态下，而是活动在由主导国创立的等级制国际秩序之中;而且大国间经常发生权力转移，并影响国际秩序的运行。

(一)权力转移的历程

奥根斯基认为大国间的权力对比不是静止不动的，而是会不间断地出现权力转移，这种转移是由国家处在不同的发展时期所致。他把“潜在大国”“转移增长”和“权力成熟”归为权力转移的三个时期，并认为大国间经历不同发展时期时，会发生相对权力的升降，从而产生权力转移。在“潜在大国”时期，一国还处在前工业化阶段，它的权力只是潜在的，并没有发展出来。这时期的主要特征是：大国在经济、政治发展上的不发达。经济上，还是以农业为主，城市化水平不高;而且国家政治发展水平也不高，统治权掌握在少部分人手中，治理效率低下。随着工业化进程的启动和加速，一国开始进入权力转移的第二阶段——“转移增长”时期。在权力转移的第二个阶段，“整个国家的所有人都经历着生活方式的变化”。A F K Organski. World Politics[M]. New York： Alfred Knopf， 1958： 303.这一时期的特征为：经济的工业化程度加深、政治民主化水平的扩展、人均收入以及受教育水平的提升。由于权力的快速提升，国民变得日益自信，对国际事务也很敏感，因此民族主义是这个时期国家对外行为的主要表现。经历“转移增长”时期之后，一国开始进入“权力成熟”时期。这一阶段，虽然国家的经济、政治和社会等方面还会经历变化，但总体已趋于稳定和成熟，不会再像第二时期那样，发生爆炸式的增长。“权力成熟”时期的主要特点是：一国会相对其他正在经历第二时期权力变迁的国家出现相对衰落，这主要由各国工业化速度不同所致。A F K Organski. World Politics[M]. New York： Alfred Knopf， 1958： 300-306.

(二)权力转移的舞台——等级制国际秩序

不同于均势论把大国间互动背景设定为无政府状态，并认为它们不会产生永久性联系，奥根斯基认为大国间会在国际等级秩序中发生持久联系。他认为，由于工业化时代的经济、军事和社会情况的改变，大国间的关系比前工业化时代变得更持久。经济上，市场经济的发展、自由贸易的加深，大国间形成了相互依赖关系，这导致它们因需要良好的经济发展环境而保持稳定的联系。军事上，现代战争的致命性与昂贵性，使得大国军事同盟的制度化水平不断加强。它们需要标准化彼此的装备系统、转移武器以及建造和维护军事基地，这一切会使同盟国的关系保持稳固。社会上，随着大国内部政治参与范围扩大、民主化程度加深，民众对一国外交事务的影响越发显著，这使各国的政策制定者因害怕高昂的“观众成本”而不敢轻易改换在国际政治中的“阵营”。奥根斯基认为，大国间的这种持久联系发生在由主导国创建的等级秩序中。因为大国工业化速度不同，所以大国间权力增长也会各异，最终会出现一个在军事、经济和科技上具备全球一流权力，处于超群地位的主导国，而且该主导国会利用自身强大的权力，创建国际政治中的规范、规则和原则，形成一定的等级秩序。主导国之所以会组建国际秩序，不仅因为其在全球活动产生的广泛利益，要求其创立一种能维护这些利益的国际秩序;还因为当主导国创立国际秩序后，它就成为秩序的“垄断者”，这种“垄断者”地位能为其提供不成比例的“垄断租金”。当国际秩序建立后，由于不存在有足够实力挑战主导国的国家，此時的国际秩序处于稳定状态。在该秩序下，国家间可以保持稳定的关系，它们行为也有章可循。A F K Organski. World Politics[M]. New York： Alfred Knopf， 1958： 313-330.

(三)权力转移的影响

奥根斯基认为，均势不能带来和平。相反，当大国间权力差距逐步缩小并趋于平等时，崛起国可能因不满守成国独自垄断国际秩序的做法而寻求变革国际秩序，这会与守成国保持现状的目标冲突，最终可能导致彼此关系和国际秩序不稳。然而，不稳定不等于战争。奥根斯基把权力的接近度+崛起国对已有国际秩序的满意程度(以下简称满意度)视为决定权力转移后果的核心变量。当崛起国的权力远不如主导国时，国际秩序将保持稳定，因为崛起国没有挑战主导国及其所建秩序的能力;即使当崛起国的权力接近主导国时，但只要它对国际秩序感到满意，国际秩序依然可以保持稳定;只有当崛起国不但在权力上接近主导国，而且它还不满于现有国际秩序时，才会爆发大国间的战争并波及已有国际秩序。虽然强调了权力接近和满意度两个变量，但奥根斯基还指出了其他能够影响崛起国和主导国关系的干扰变量。首先，崛起国的潜力。当崛起国潜力太小以至于无法与主导国相比，或潜力很大能够在相对权力上超越主导国很长距离时，两国都可以实现权力和平转移。其次，崛起国的发展速度。崛起国发展得越快，不稳定性就会越高。因为，双方都没时间应付快速发展所带来的彼此角色重新调整的挑战。再次，主导国的灵活性。在面对崛起国时，主导国越是能灵活调整自身的政策，越有助于稳定，反之也成立。最后，崛起国与主导国的关系。假如崛起国与主导国没有历史的敌意，两国也依然可以保持权力转移的稳定。A F K Organski. World Politics[M]. New York： Alfred Knopf， 1958： 320-337.

(四)观点小结

可以把奥根斯基的核心观点总结如下。第一，他把权力转移理论聚焦于大国间的权力转移及其影响，并认为权力的接近度以及崛起国的满意度是影响权力转移稳定与否的核心变量。第二，奥根斯基认为大国间的权力转移主要由内部发展所致。第三，他认为国际政治中存在等级秩序，该秩序由一定时期内的主导国创建。

二、权力转移理论的发展

由于理论源于实践，它只能从自身发展以前的时代抽象出对现实的理解，而不能精确指明事态将来发展的过程，因此理论具有时代性。虽然权力转移理论主要研究工业革命时期的国际政治实践，但随着历史的发展，该理论的有些论点也需要修改甚至抛弃。奥根斯基规划出权力转移理论的总体框架后，随后的权力转移论者或努力在经验层面上验证这些核心观点，或聚焦于理论的细化。本部分将主要从概念测量和推论细化这两个理论层面梳理权力转移理论的发展历程。

(一)概念的测量

正如上文所述，权力接近度和满意度是权力转移理论的两个核心概念，因此细化和测量这两个概念自然而然地成为权力转移理论后续发展的重点。如何定义和测量权力是第一个理论难题。开始时，奥根斯基认为，大国权力由人口规模、政治组织的效率、经济发展度、大国道德、资源和地理六部分组成。出于测量方便，最终他把大国权力主要缩减成前三个构成要素，并用国民生产总值(GNP)代表大国经济发展程度，但他并没有给出政治组织的效率的测量方法。随后，他与合作者决定，把GNP作为大国经济发展和政治效率的主要指标，这样不但使GNP作为大国权力的唯一构成要素，还成为其唯一的测量指标。A F K Organski and Jacek Kugler. The War Ledger[M].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0.最近，学界把大国战争能力指数作为大国权力的主要组成要素，把一个大国的军事、人口以及经济能力视为大国战争能力和大国权力的测量指标。然而有学者指出，大国战争能力虽然可以囊括大国权力构成要素，但它运用的算术测量方法会掩饰或夸大大国间的权力转移。因此，为了精确地衡量大国间的权力转移程度，应该用几何式计算方法来测量大国的实际权力以及大国间的权力对比。Kelly Kadera and Gerald Sorokin. Measuring National Power[J]. International Interactions， 2004(30)，3：211-230. 尽管几何式权力测量方法确实能够精确、稳定地反映一个大国权力的实际状况，但它把大国权力的组成部分集中在军事、经济和人口这些硬实力指标上，却忽视了权力转移论者一直强调的政治效率这一重要的软实力指标。所以如何准确测量大国政治效率应成为未来的研究重点之一。

大国对国际秩序的满意度是权力转移论者关注的另一个重要概念。作为开创者，虽然奥根斯基强调了满意度的重要性，但并没有提出测量这一概念的方法。随后，有学者把大国的军事努力视为满意度的一个指示器，并认为，当一国经历权力增长的同时还伴随着大量的军事投入时，就表明它是国际秩序的不满者。Lemke， Douglas， and Suzanne Werner. Power Parity， Commitment to Change， and War[J].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1996，40(2)：235-260. 然而，这种测量指标存在缺陷。首先，大国军事努力的提升并不是单方面行为，而是大国互动的产物。其次，根据权力转移理论的推论，当大国间经历权力转移时，满意国更倾向于加强军事能力，因为这样可以使自己的权力高于崛起国，从而使自身所创造的国际秩序保持稳定。有学者把大国的结盟目录作为满意度的指标。并认为，当一国与主导国的共同盟友的数量越多时，该国对国际秩序的满意度就越高;相反当它们的共同盟友很少或没有时，该国的满意度就会很低。Kim， Woosang. Power Parity， Alliance， Dissatisfaction， and Wars in East Asia， 1860-1993[J].The Journal of Conflict Resolution， 2002，46(5)：654-671. 这种测量指标也存在不足。因为，盟友数量只是大国战略能力的一种表现，并不是态度的表示;而且，有的国家是完全中立国，并没有同盟，比如瑞士，但不能以此就断定其是国际秩序不满者。鉴于以上两个测量指标的不足，有学者把一国参与国际组织的程度(包括政府间和非政府间)视为其满意度的反映。因为，国际秩序主要表现为各种国际组织的集合，所以当一国参与国际组织的数量越多时，就表明其对国际秩序很满意，反之也成立。经验数据显示了该指标的准确性。德国是一战和二战的主要修正国。当时的数据也表明，在那两个时期，相对其他大国，德国参与的国际组织的数量确实是最少的。Chan S. Can't get no satisfaction? The recognition of revisionist states[J].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f the Asia-Pacific， 2004，4(2)：207-238.虽然，参与国际组织的程度能够很好地反映一国的满意度，但也需要注意几个问题。首先，这种测量方式可能先验地假定国际组织是中立的，它不会拒绝任何想加入其中的大國，可是有些国际组织会主动否定有关大国加入的可能性。比如20世纪70年代之前，美国就一直拒绝中国重获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席位。其次，有些中立国，比如上述的瑞士，虽参加了很少的国际组织，但不能把其视为不满者。因此在以后的发展中，对大国满意度的测量还存在值得细化之处。

(二)推论的细化

奥根斯基提出权力转移理论时把该理论的研究层次聚焦于全球层面的大国间权力转移;并把大国内部的发展差异视作权力转移的主要原因。随后，他的后继者们进一步研究了地区间权力转移、联盟的作用、权力转移战争和权力转移理论在新领域应用问题。

1.多元等级秩序说

莱姆克(Lemke)发展出的多元等级模型把权力转移理论的应用范围延伸至地区间国家权力转移。他认为，国际等级秩序可以分成很多不同的地区等级秩序，这些地区等级秩序内嵌在由大国所组成的全球等级秩序之中。在没有大国的干扰下，地区等级秩序的运行机制与全球等级秩序的运行机制相同。在该秩序下，不仅存在着地区主导国和其创建的地区秩序，还存在潜在的地区崛起国;地区的和平与战争也由地区主导国和潜在崛起国的权力接近度以及崛起国对地区秩序的满意程度所决定。提出主要理论假设后，莱姆克利用中东、远东、南美以及非洲地区的经验数据，验证了多元等级模型的论点的正确性，成功拓展了权力转移理论的研究层次。Lemke D. Regions of War and Peace[M].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2.

莱姆克放宽了奥根斯基的两个核心假设。他不但把权力转移理论对准发展中国家间的权力转移，还把该理论的分析层次聚焦于地区层面。正如他所强调：“多元等级模型提供了与权力转移理论一样的假定，但它不仅面向发达大国，还聚焦于发展中大国”Lemke D. Regions of War and Peace[M].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2：64.。核心假设的放宽使莱姆克的模型不但囊括了权力转移理论已有的成果，还使权力转移理论涵盖了更多的研究领域。因此，多元等级模型是权力转移理论的成功发展。然而，因为领导国在全球范围内都存有地缘利益，它会密切关注每个地区内国家间权力转移的态势对自身领导地位的影响。所以，在聚焦于地区层次的国家间权力转移时，多元等级模型忽视了全球与地区两个层面的国家间权力转移的互动研究。

2.联盟转移理论说

奥根斯基把大国内部的发展差异当作权力转移的根本原因，而贬低联盟的重要性。但金姆(Kim)认为，在分析权力转移时，“不仅要考虑大國内部的权力，还需考虑其盟友的潜在支持”。Kim， Woosang. Alliance Transitions and Great Power War[J]. 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1991，35(4)： 833-850. 为此，他在修正权力转移理论假设的基础上，提出了联盟转移理论。该理论的核心推论是：大国间权力转移是内部发展差异和外在联盟综合作用的结果，这两者再加上大国对国际秩序的满意度是决定大国间权力转移稳定与否的关键变量。因此，可以将联盟转移理论的因果关系表示如下：大国自身权力差异+大国联盟间权力差异+大国国际秩序的满意度→权力转移的后果(战争或和平)。Kim， Woosang. Power， Alliance， and Major Wars， 1816-1975[J].The Journal of Conflict Resolution， 1989，33(2)：255-273. 随后，金姆利用经验数据成功验证了其理论的可靠性，并得出结论，“当潜在挑战大国得到盟友的支持，开始赶上主导国的权力，并有强烈的愿望改变已有国际秩序时，就很有可能爆发大国间战争”Kim， Woosang. Alliance Transitions and Great Power War[J]. 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1991，35(4)： 833-850. 。

联盟转移理论是对权力转移理论的成功拓展。首先，金姆把联盟也看作大国间权力转移的一个重要原因，放松了奥根斯基只把内部发展视为权力转移原因的核心假设，这样使权力转移理论能够解释大国间联盟与战争的关系。其次，联盟转移理论不仅关注工业时代的大国间权力转移，还把其应用到前工业化时代和现当代的大国间政治研究中，使该理论超越了奥根斯基只把权力转移理论限定在工业化时代的假定。Kim， Woosang. Power Parity， Alliance， Dissatisfaction， and Wars in East Asia， 1860—1993[J]. The Journal of Conflict Resolution， 2002，46(5)： 654-671.

3.权力转移战争问题

权力转移理论者在接受国家间的权力转移加上挑战者的不满会导致战争爆发这个核心论断的基础上，对可能的战争的发生时间、发起者以及具体的触发机制进行了深入研究。

权力转移论者对可能的战争的发生时间存在分歧。创建理论时，奥根斯基认为，当崛起国与主导国真正发生权力转移之前，即崛起国的权力快接近主导国，但还没超越主导国时，会发生大国战争。A F K Organski. World Politics[M]. New York： Alfred Knopf， 1958：333.在随后的经验调查中，奥根斯基改变了原来的立场，认为当崛起国与主导国发生权力转移之后才会爆发战争。因为，只有在这时，崛起国及其盟友的权力才超过了主导国，所以具备了战争胜利的可能性。A F K Organski and Jacek Kugler. The War Ledger[M].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0： 59-61.可是，他把盟友作为决定战争时机的做法却与先前把其排除在核心假设之外的做法相矛盾。因此，战争时机问题成为后续研究的一个争论点。金姆认为，在权力转移过程中，当崛起国的权力大致接近主导国时会爆发战争。因为，此时主导国与崛起国的战争成本利益分析会导致双方把战争作为解决彼此矛盾的一种合理机制。Kim， Woosang， and James D Morrow. When Do Power Shifts Lead to War[J]. 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1992，36(4)：896-922. 虽然金姆利用模型分析指出双方权力接近时会爆发战争，但并没有具体指出大体接近在数量上的表现。最后，有学者利用数据分析指出，当崛起国的权力占到主导国权力的70%及以上时就会爆发战争，因为这时崛起国有能力也有意愿通过战争表达自身的不满。Lemke， Douglas， and Suzanne Werner. Power Parity， Commitment to Change， and War[J].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1996，40(2)：235-260. 尽管学者们最终都同意崛起国与主导国权力接近平等时，容易爆发大国战争，但如果过于纠结战争爆发的具体时间节点会违背权力转移理论的初心。因为，首先权力转移理论主要想说明大国间在权力转移的过程中所产生的不确定性会给它们的关系带来影响，它主要强调了权力转移的动态性;其次，实践中的国务活动家可能根本就没有掌握学者们事后所总结的大国间权力对比的具体数据，如果在战争爆发的具体时间上过于纠缠，就会显示理论对现实的藐视。所以，应该把更多的精力投入到理解权力转移的动态过程中。

权力转移论者都认为崛起国是可能的权力转移战争的发起者。奥根斯基认为，因为主导国创建了符合自身利益的国际秩序，它不可能主动发起战争摧毁自身所建并符合自己利益的国际秩序，所以只有崛起国才会通过战争寻求改变现有国际秩序。A F K Organski and Jacek Kugler. The War Ledger[M].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0：187-188.尽管历史上没有发生过主导国主动攻击崛起国的事件，比如19世纪的英国没有主动攻击崛起中的德国和美国，20世纪的美国也没有攻击过崛起中的苏联。但如果崛起国会理性地等待时机，以便在权力对比向自身倾斜时主动攻击主导国，那么，从逻辑上看，主导国也可以选择当权力对比还有利于自身时发起预防性战争，主动攻击崛起国。例如王国欣等人把决策科学中的前景理论带入崛起国与守成国的互动研究中。他们认为，当守成国把它与崛起国之间的权力转移框定为损失时，守成国会为了避免损失的进一步扩大而向崛起国发起预防性攻击。王国欣，刘建华.崛起國与主导国的关系模式——前景理论对权力转移理论的修正[J].国际论坛，2017(5).而且，理论界也一直在关注国际政治中的预防性战争问题。如科普兰的动态差异现实主义就认为，在一定条件下(国际格局的极性，战争的成本效益对比)，当一国面临相对衰落时，它会利用预防性战争来延缓甚至扭转相对衰落的进程。[美]戴尔·科普兰.大战的起源[M].黄福武，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因此，权力转移论者不能忽视大国权力转移过程中预防性战争的可能性，还需要进一步研究崛起国与主导国的互动关系。

权力转移论者也开始关注可能的权力转移战争的具体发生机制问题。虽然，权力转移论者都强调权力转移战争来源于权力转移(不管是大国间还是联盟间)和对国际秩序的不满，但这两个变量只为权力转移战争的发生提供了背景性条件，而没有说明战争发生的具体机制。随着战争理性模型的建立，权力转移论者开始利用该模型解释权力转移战争的具体发生机制。战争理性模型认为，战争是各国无法通过谈判解决争端的替代选择，战争双方之所以无法成功地进行谈判，是因为彼此都无法有效向对方保证会遵守可能达成的谈判协议。这种承诺难题可能来自双方信息的不充分、权力对比不明确、谈判所涉及利益的不可分割或盟友的羁绊。Fearon， James D. Rationalist Explanations for War[J].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1995，49(3)： 379-414. 权力转移论者也认为，崛起国与主导国的权力转移在本质上涉及双方对彼此权力和影响的谈判，而谈判成功与否会影响两国间关系的稳定。崛起国想从主导国那里获得让步，以实现自身权力增长与影响提升的同步发展;而主导国想从崛起国那里得到保证，不会对其进行无止境的敲诈甚至攻击。有学者认为，如果崛起国能够向主导国保证不滥用自身不断增长的权力，或者不引发特定的权力转移，比如开发特定的武器系统、接近某些重要战略区域，就能有效实现和平的权力转移。Chadefaux， Thomas.Bargaining Over Power When Do Rapid Shifts in Power Lead to War[D].Conference Papers.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Association， 2009.有学者进一步深化了此观点并认为，在权力转移过程中，崛起国的军事决定及其透明度是影响大战爆发的主要因素。当崛起国不进行大规模军事建设(该学者没有具体指出规模的测量方式)或者在透明度高的情况下进行建设，甚至在不透明情况下进行小规模建设时，主导国就不会感受到威胁，并能实现权力和平转移;而当崛起国隐蔽地进行大规模军事建设时，守成国的威胁感会提升，两国爆发冲突的可能性会升高。Debs A and Monteiro N P. Known Unknowns： Power Shifts， Uncertainty， and War[J].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2014，68(1)：1-31.

4.权力转移理论在国内政治研究中的应用

冷战结束后，出现了“战争与和平的新样式”。[美]罗伯特·杰克逊等.国际关系学理论与方法(第四版)[M].吴勇等，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233.一方面，传统的大国间战争消失，出现了“大国无战争”现象;杨原.大国无战争时代霸权国与崛起国权力竞争的主要机制[J].当代亚太，2011(6)：5-32.另一方面，一些国家内战不断，族群冲突此起彼伏。如何理解国家内战或族群冲突的起因成为学者们的关注重点。国际政治研究中，“安全困境”模型是研究这两个问题的主要框架。唐世平.“安全困境”和族群冲突——迈向一个动态和整合的族群冲突理论[J].欧洲研究，2014(3)：19-46.而随着权力转移理论在理论与实证检验上的精细化，研究者“延伸了权力转移理论的边界”，Benson M. Extending the Bounds of Power Transition Theory[J].International Interactions， 2007，33(3)： 211-215.开始应用该理论来研究国家内战和族群冲突。

班森(Benson )利用权力转移模型研究了国家内战。她认为，当一国政府与反政府集团的权力接近平等时——政府权力大小主要以其提取的财政税收的数量来表示，该国爆发内战的几率就会很高。Benson， Michelle， and Jacek Kugler. Power Parity， Democracy， and the Severity of Internal Violence[J].The Journal of Conflict Resolution， 1998(42). 伴随班森的努力，学者们深化了利用权力转移理论研究国内政治的努力。达菲(Duffy)利用权力转移理论研究了族群冲突。她利用该理论的论证逻辑分别验证了族群间人口数量发生转移以及数量增长的种族对现有秩序的不满对族群冲突的影响。最终通过经验数据检验，她发现，当族群间相对人口数量接近平等时，族群冲突的爆发几率很高。Monica Duffy Toft. Population Shifts and Civil War： A Test of Power Transition Theory[J].International Interactions， 2007，33(3)：243-269.台湾学者平思宁利用权力转移理论研究了“资源诅咒”问题。平思宁.自然资源与国内冲突：权力转移理论的应用[J].人文及社会科学集刊，2015(27).他把一国自然资源收益(自然资源收入减去成本)占一国GDP的比重视作该国的自然资源租金，并利用自然资源租金作为代理变量，连通权力转移理论的主要论点，以此解释国家内战。他认为，一国的自然资源租金越高，人民的不满就越大，并且叛乱集团的权力就会越接近政府，最终该国就越容易爆发冲突。因此，“越仰赖自然资源的国家，越容易发生内部冲突”平思宁.自然资源与国内冲突：权力转移理论的应用[J].人文及社会科学集刊，2015(27)：489.。

三、权力转移理论的进步

在差不多60年的发展过程中，权力转移理论充分展现了与实践经验的吻合性，证明了自身理论假设的合理性。该理论的这些进步主要来自对均势理论的扬弃，因此分析两种理论的异同是探讨权力转移理论进步表现的主要切入点。

(一)权力转移理论与均势论的相似处

因为两种理论都属于国际政治研究中的现实主义范式，所以它们共享一些基本的理论假设。首先，两种理论都认为国家特别是大国是国际政治的主要行为体。因为，国家在国际政治中拥有最丰富的行动资源，其他行为体需要通过影响国家才能实现自身的倡议。大国对国际政治又有不一般的影响力，它们互动的结果会塑造整个国际政治环境，影响其他国家和国际行为体的后续行为。其次，两种理论都认为国家是理性行为体，它们在国际政治中会根据现实情况合理地行动。再次，两种理论都认为国际环境充满竞争，一国的权力有着重要作用。均势论认为，处在无政府状态下的国家需要权力保护或提升自己。虽然权力转移理论认为国家生活在一定的等級制之下，但它也同意权力对国家在等级制的国际秩序中的地位的影响。最后，两种理论都强调国际政治中国家间特别是大国间权力分配的重要性。然而，均势论看重权力均势，而权力转移理论却强调权力的不平等分配。

(二)权力转移理论对均势论的超越

权力转移理论是在批判均势理论的基础上发展出来的，它取得的理论进步主要源于对均势理论核心假设的修正，这些修正主要体现在对国际秩序、大国目标和大国间权力关系的不同假定上。

1.权力不等说超越均势说

权力转移理论注意到了大国间权力关系的不平等性。均势论视大国间权力均势为常态。摩根索就认为，权力只能通过权力来制衡，权力均衡则是“由无政府状态下追逐权力的各国自动生成的”。[美]汉斯·摩根索.国家间政治：权力斗争与和平[M].徐昕等，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219-223.华尔兹也认为，如果国际政治存在什么理论的话，它就是均势论。大国间均势是无政府状态下，大国为维护自身生存的自动产物。[美]肯尼思·华尔兹.国际政治理论[M].信强，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123-137.然而，权力转移论认为，大国间的相对权力会由于内部发展的差异而产生不平衡增长。这种政治、经济发展的不平衡，不仅导致一定时期内国际政治中会出现一个主导国，还使得大国间权力此消彼长，从而出现权力转移。权力转移理论的大国权力不平等说，不但指出了国际政治中大国间权力转移的动态差异，它还为该理论的大国目标多元说奠定了理论基础。

2.目标多元说超越单一说

权力转移理论假设大国目标具有多元性。不管是人性均势论，还是结构均势论，两者都认为大国目标是相同的。人性均势论认为，统治欲是每个大国的根本特征，国际政治的大国和小国都追求最大权力，希望能统治它国而不是被统治，这种欲望是“规律性”表现。[英]卡尔.20年危机(1919～1939)：国际关系研究导论[J].秦亚青，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5： 96-104.摩根索更直接表明，权力欲是人性使然，只要人性不发生变化，大国的权力欲也不会改变。[美]汉斯·摩根索.国家间政治：权力斗争与和平[M].徐昕等，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55-64.而结构均势论认为，维护国家安全、保持自身的生存是大国的普遍目标。华尔兹认为，由于大国只有在安全的前提下才能追求其他目标，因此可以把保持安全设定为所有大国的目标。[美]肯尼思·华尔兹.国际政治理论[M].信强，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97-98.与此不同，权力转移理论认为，那种把大国目标设成单一因素的研究有过分简化的嫌疑。该理论认为，尽管每个大国都需要一定的权力以维持生存，但大国的目标并不是单一的，每个大国都可以追求权力、财富、文化福祉以及和平这四种基本国家目标。至于大国具体会追求哪些目标，则由它的国际地位、国内政治以及历史经历等多种因素决定。A F K Organski. World Politics[M].New York， Alfred Knopf，1958：53-57.而且，大国也不必为了自身的权力和安全而牺牲它国的权力和安全，它们也能够实现安全共享和经济联合。Tammen R L. The Organski Legacy： A FiftyYear Research Program[J].International Interactions， 2008，33(3)：318.权力转移理论的大国目标多元说使其可以进一步修正均势论的无政府状态，发展出自身的国际等级秩序论。

3.等级秩序说超越无政府秩序说

权力转移理论认为国际政治是种等级状态。均势论认为，大国间秩序是种无政府状态，这种无政府状态的产生是大国间互动的系统效应，并不是有意为之。正如华尔兹所说：“结构产生于大国的共存。结构将对大国的行为形成制约，但没有哪个大国想要参与对结构的塑造。与经济市场相似，国际政治系统在本源上是个人主义的，它是自发形成，而非人为地有意创建”。[美]肯尼思·华尔兹.国际政治理论[M].信强，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97.均势理论还认为，国际政治的互动原则不同于国内政治。在国际无政府政治状态下，国家之上没有统一的政府权威协调彼此的关系，每个国家都需要自助;而且在此种秩序下，国家间关系平等、功能相似，只有权力大小不同。相反，国内政治是种等级秩序，国家权威性地实施治理规则，每个治理单位间的功能并不相同，关系也不一定平等。然而，权力转移理论认为大国间关系是种等级秩序，这种秩序是大国有意为之。一方面，占据国际秩序顶端的主导国会根据自身的意志创建国际秩序，使国家间互动有序化、规则化;另一方面由于和大国不一样的国际地位，小国有时会主动和大国形成一种“关系型契约”。[美]戴维·莱克.国际关系中的等级制[J].高婉妮，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在这种契约下，小国通过依附于大国来换取大国的帮助，这样国家间就会出现“功能分化”，杨原，曹玮.大国无战争、功能分异与两极体系下的大国共治[J].世界经济与政治，2015(8).形成一种等级关系。最终，在大国与小国的有意互动下，就会形成一种关系不等、功能各异以及权力大小不同的国际等级秩序。而且，权力转移论者还认为，国际秩序与国内秩序有相同的治理原则。两种秩序下都会有某种权威实施治理规则。在国内，政府是规则的主要实施者;而在国际等级制下，主导国会实施由自己设立的行为规则。Lemke， Douglas.The Continuation of History： Power Transition Theory and the End of the Cold War[J]. Journal of Peace Research， 1997，34(1)：23-36. 权力转移论的国际等级秩序假设不仅使其能够捕捉到国际政治的一些丰富现实，还使其能在等级秩序而不是无政府秩序下探讨崛起国与主导国的关系，并得出一系列不同于均势论的理论推论。

四、权力转移理论的不足

虽然权力转移理论已慢慢发展成一项“科学研究项目”。DiCicco， Jonathan M.， and Jack S Levy. Power Shifts and Problem Shifts： The Evolution of the Power Transition Research Program[J].The Journal of Conflict Resolution， 1999，43(6)：675-704.不断有新的学者投入到该理论的研究中，新的理论创新也不时出现。但该理论依然存有不足之处。目前，已有学者从其他理论范式对权力转移理论进行了批判，Lebow R N， Valentino B. Lost in transition： A critical analysis of power transition theory[J].International Relations， 2009，23(3)：389-410. 以下将主要从权力转移理论本身的假设出发，指出其存在的缺点及未来的发展方向。

(一)对权力转移的原因研究不充分

理论初创时，权力转移理论假定，源于国内政治、经济以及人口发展速度的不同是大国间权力转移的主要原因，但最终该理论只把权力转移的原因化简为大国间GDP差异，却忽视了政治的重要作用(当然，学界也应该讨论人口因素的影响，此处主要分析政治的作用)。可是，作为一种“操作性权力”，不容忽视政治对一国权力的影响。首先，政治权力对大国权力具有乘积作用而不是简单的相加作用。当一国的政治权力为零时，该国的权力将因无法使用而为零。阎学通.世界权力的转移[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9页.其次，政治发展也对大国间权力转移有重要影响。在国内，一个大国内部的动荡会削弱它的权力进而反作用于大国间权力对比。苏联解体，不仅意味着这个曾经的超级大国不复存在，而且还导致两极体系瓦解。在国际上，大国对外政策的成功与否也会影响自身的权力，从而影响大国间的权力对比。以中美关系为例。冷战结束后，美国成功遏制住苏联的意识形态扩张，成为世界首强，国际体系也从两极一变为单级。小布什时期，美国滥用自身权力，陷入两场战争的泥潭，极大地消耗了自身的国力，2008年金融危机更是使美国元气大伤。在此期间，中国对内积极改革，对外实行开放、自主、和平的外交战略，经济得到飞速发展，经济实力有了巨大提升，经济总量跃升到世界第二位。即使在金融危机期间，中国也保持了百分之八的经济增速，“中国模式”成为世界热议的话题。如今，中美之间的权力差距在逐步缩小。2006-2010年间，中国的GDP增长率平均为11.2%，美国为0.9%;这期间中国GDP总量占美国的比重从17.9%上升至40.2%，国际地位稳步提高，国际影响持续扩大[D/OL].国家统计局，2011年3月24日. http：//www.stats.gov.cn/ztjc/ztfx/sywcj/201103/t20110324_71329.html 两国经济差距在逐步缩小。中美间在经济上之所以会出现权力转移，与两国对外政策不无关系。因此，在将来的发展中，权力转移理论应该深入研究政治权力对大国间权力转移的影响。

权力转移理论也需要进一步拓展对经济发展的研究。既然权力转移理论把国内经济发展速度的差异视为大国间权力转移的原因，那就应该具体研究一国经济发展的原因，从而在细节上更清晰地了解大国间权力转移的过程。可是权力转移理论并没有研究过这些问题。鉴于发展经济学的研究已经很成熟，因此可以借鉴它的理論成果来丰富权力转移理论的研究。经济学家对国家经济发展问题的研究重点，已经从单纯地重视经济发展要素过渡到强调制度对经济发展的影响上。不管是奥尔森所重视的“权力对繁荣”的影响，[美]奥尔森.权力与繁荣[M].苏长和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还是诺斯所看重的“开放型政治秩序”对经济发展的重要作用，[美]道格拉斯·诺斯.中国社会秩序如何走向开放[J].财经，2007(15).或是阿西莫格鲁等人新近所强调的“包容性政治、经济制度”对经济发展的重要效用，[美]阿西莫格鲁等.国家为什么会失败[J].李增刚，译.长沙;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2015.他们都强调政治制度对经济繁荣的作用，这对权力转移理论的进一步发展有重要启示。第一，如果政治对经济发展有如此重大作用，那就更不应该忽视政治因素而只重视经济发展对大国间权力转移的影响。第二，假如经济发展有一种政治决定的倾向，那么能否用政治权力去统合权力转移理论所指出的大国权力构成三要素呢。目前，学界已有人研究一国政治能力对该国人口增长的影响，从而整合了权力组合中人口与政治两种要素。Pushkar， Madhvi Gupta. Democracy and Health： Evidence from Indian States[J].Economic and Political Weekly， 2011，46(40) ：38-43.第三，既然国内政治会影响一国经济的发展，就可以设想，国际秩序也能够影响大国经济发展，并最终作用于大国间权力转移。这又有利于对权力转移理论的两个核心自变量，权力转移和对国际秩序的满意度，进行交互研究，探讨它俩的互动作用对权力转移后果的影响。

(二)权力转移理论的“现状偏见”

权力转移理论有一种“现状偏见”，认为秩序建立后就有利于所有国际行为体，而任何对该秩序的不满都反映出了抱怨者的野心。可是，存在不等于良好，国际秩序有时也会因运行不良而需要改革甚至重建。以如今的国际秩序为例，它是美国创建的一种“霸权自由主义”秩序，主要体现为美国所创建的带有自由主义色彩的经济、安全和政治国际制度。[美]伊肯伯里.自由主义利维坦：美利坚世界秩序的起源、危机和转型[M].赵明昊，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虽然，该秩序在一定时期内发挥了重要作用。如经济上，世界在战后经历持久平等的繁荣;安全上，大国之间没有爆发冲突进入“大国无战争”时代。Robert Jervis. Theories of War in an Era of Leading-Power Peace “Presidential Address，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Association， 2001” [J].Th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2002，96(1)：1-14.但是，在当代，要求改革该秩序的呼声也很高。因为，它不但忽视了一些新兴行为体的利益，也长期忽略了国际政治中的一些地区的发展，比如非洲;而且，在解决全球面临的气候变暖、经济公平增长等挑战时，该秩序的治理能力也捉襟见肘。正如有学者指出，美国世界秩序正走向“终结”，需要用“多元协调”秩序替代[加]阿查亚.美国世界秩序的终结[M].袁正清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因此，权力转移理论也需要动态地研究国际秩序，而不是一味地坚持，一旦建立后，国际秩序就永远会运行良好不需要改革或重建的观点。

(三)权力转移理论的“主导国偏见”

权力转移理论强调，一旦建立了国际秩序，主导国就会一直是该秩序的满意者。这种观点忽略了主导国修正国际秩序的可能性。其实，主导国也会修正国际秩序甚至从自身建立的国际秩序中退缩。因为，主导国依据自身的利益、理念创建了国际秩序，所以，当主导国的利益、理念发生变化，或者国际秩序获得了自主性而独立于主导国的控制时，主导国就会对已有国际秩序感到不满，并试图修正已有国际秩序。而且，当主导国由于内外等一系列原因而出现国力下降时，它也可能对控制国际秩序感到有心无力，从而从自身构建的国际秩序中退缩。还以美国建立的国际秩序为例。20世纪70年代，由于陷入越南战争的泥潭，国内经济经受通胀的折磨，因此尼克松上台后，他从美国利益出发，突然宣布废除二战后由美国主导创建的布雷顿森林体系，给世界带来了“尼克松冲击”刘自强.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的历史影响新论[J].理论月刊，2009(3)：154.。冷战结束后，美国从自身的利益出发，随意地修正已有国际秩序，积极在全球推行与自身价值观相符合的民主政体、市场经济。小布什时期，美国忽视国际秩序中的主权观念，甚至提出“先发制人”的战争理念，成为最大的“修正主义”大国。韦宗友.解读修正主义大国：概念、指标及涵义[J].国际论坛，2006(2).特朗普上台后，美国对自己建立的国际秩序更是表现出退缩态度。他不但对联合国表示出不满，认为其不利于美国的利益，而且也扬言重新谈判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并且还废除了TPP协议，退出了《巴黎气候协定》。所有这些都表明，主导国也会成为国际秩序的不满者和退缩者。

(四)“崛起国偏见”

与视主导国为国际秩序的永久满意者相同，权力转移理论认为，一旦发生权力转移，崛起国就会因权力增长而对国际秩序表示不满，却忽视了崛起国充当国际秩序维护者的可能性。权力转移理论之所以会把崛起国视为最大以及最有可能的不满者是因为，它假设崛起国的崛起过程独立于主导国所建立的国际秩序，而当发生权力转移时，崛起国的利益会扩展至已存国际秩序中。所以为维护和提升自身的利益，崛起国会对现存国际秩序感到不满，并寻求重塑该秩序，直到重塑秩序的边际收益等于边际成本为止。[美]罗伯特·吉尔平著.世界政治中的战争与变革[J].宋新宁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这种假设有其现实有效性，比如美苏冷战时，苏联的发展就是通过独立于美国主导的国际秩序实现的，并且在实现发展后，苏联也谋求推翻美国主导的国际秩序。然而，这种假设却忽视了一国通过融入现存国际秩序来发展自身并成为国际秩序维护者的可能性。当今中美权力转移的最大特点就是，中国通过主动融入美国主导的国际秩序实现了经济快速发展，综合国力持续提升。尽管基于自身实力的新发展，新一届中国领导人自信地承认中国已经越来越接近全球舞台的中央，并决心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但中国依旧坚持融入现存国际秩序中，做国际秩序的融入者、改革者和引领者。例如，当“逆全球化”思潮在全球很多地方不断涌现，从而威胁到二战结束后所建立的国际经济秩序时，中国审时度势，从负责任的大国地位出发，提出了“一带一路”倡议、创建了“亚投行”，积极地为全球经济的健康、绿色和可持续发展注入新的活力。

(五)“能动型崛起国”的缺位

权力转移理论把崛起国对现存国际秩序的满意度作为决定权力转移后果的决定因素之一，却忽视了崛起国能动地实现权力和平转移的可能性。在权力转移过程中，崛起国需要面对两个重要问题：是否需要成为主导国以及怎样实现主导国地位转换。假如，随着权力的增长，崛起国不想成为主导国，那么就不会涉及主导国地位转换问题，也不会产生权力转移过程中的紧张甚至冲突。当然，崛起国也许不可能永远保持低调。因为，权力的增长，不仅意味着崛起国的国家利益在国际体系中的扩散，还预示着它的脆弱性也在上升，最终也许只能选择成为主导国，崛起国才能有效地维护自身的国家利益。而且，就算崛起国不想做首强，它也面临着向已有主导国做出可信的“战略保证”问题，甚至还会面临主导国制衡自身的挑战。最终，双方的互疑可能会把崛起国推向成为首强的道路。所以，怎样实现权力转移以获得主导地位就成为崛起国的首要关注。已有学者指出，崛起国可以通过内修仁政以保持权力持续增长，外行王道以获取外部支持的方式来实现权力的和平转移。阎学通.道义现实主义的国际关系理论[J].国际问题研究，2014(5).虽然，这种王道崛起战略还只是一种初步的战略设想，但它打破了以往研究中的“崛起国缺位”问题，指出了崛起国在权力转移过程中的能动性。因此，未来需要在研究中进一步明确崛起国的权力转移战略类型，并探讨每种类型对权力和平转移的可能影响。

五、结 语

经过一个甲子的发展，权力转移理论已成为国际政治研究中的“显学”。通过上文对权力转移理论的详细梳理，不仅能分解出该理论的核心论点，还能把握其优点与不足。学界可以批判性利用该理论框架来为实现“中国梦”的国际战略出言献策。正如中国共产党19大报告中所指出的，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的不懈追求。在国内，“中国梦”意味着在不断解决新时期主要矛盾的过程中，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在国际，“中国梦”的实现过程必然意味着中国权力地位的不断提升甚至最终取得国际领导地位，这也必然导致中国与当今世界主导国——美国，发生权力转移。为此，学界可以利用权力转移理论框架，精确评估中美权力转移的现状、准确认识中国对现存国际秩序的满意度并合理提出中美权力和平转移的举措。首先，学界可以利用权力转移理论已经提出的测量国家间权力转移阶段的指标和方法，结合中美两国具体的权力对比状况，清晰地描绘中美权力对比的现状和趋势;其次，学界能够在借鉴权力转移理论评估国家对国际秩序满意度的指标的基础上，全面、客观、公正地阐述中国对现存美国主导的国际秩序的满意度;最后，学界应该清醒地认识权力转移理论的缺陷并重视大国间权力转移过程中的不稳定性，为中美权力和平转移以及新型国际关系的建立贡献出“中国智慧”。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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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Kim， Woosang. Alliance Transitions and Great Power War[J].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1991(4).

(责任编辑：崔建树)

作者：游启明

第三篇：文化批判理论的政治意涵

[摘 要]美国学者朱迪斯·巴特勒以其惊世骇俗的性别理论闻名于世，其对传统女性主义理论的挑战推进了后女性主义思潮的发展。但她的理论能否真正契合现实社会运动的需求一直饱受争议。实际上，性别理论只是她的研究的一个出发点，在她其后的研究中，围绕着对“主体是如何形成的”这个问题的思考，巴特勒由性别问题，转向了以身体理论为中心的生命政治学的研究，并经由对社会现实问题的思考，渐渐走向了更为广阔的激进民主政治。她关于主体、语言与身体政治学的研究，均未脱离对现实社会问题的回应。

[关键词]朱迪斯·巴特勒;主体;语言;身体;生命政治学

朱迪斯·巴特勒(1956-)是美国当代最著名的后现代主义思想家之一，在女性主义批评、性别研究、当代政治哲学和伦理学等学术领域成就卓著。她的身体政治学以主体形成理论为主线，对性与性别的关系、精神形成与权力的关系、性别生产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再生产的关系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探讨。不管是对规范暴力的批评，还是对资本主义社会的理解，巴特勒一直有一种冲动，即将她抽象的理论用于具体的现实运动之中。但是，理论是不是真的可以跨越其与现实之间的裂隙，到达现实的彼岸，真正对改变现状产生帮助，却值得思量。比如美国学者理查德·罗蒂(Richard Rorty)就在《“文化承认”是左翼政治的有用概念吗?》中，对巴特勒试图将哲学引入身份认同和差异问题之中，将哲学与各种运动结合起来的做法所能产生的作用表示怀疑，他认为那只能使他看到一种观点能达到的哲学深度而已。[1]

理查德·罗蒂认为，巴特勒的理论会忽略阶级、忽略物质条件，他说：“我不能明白巴特勒的哲学观点与我们的抱怨有什么关系，我们指出发展一种忽略阶级和金钱，而强调消除偏见和男性至上主义的左翼，将产生危险的后果。”[2]虽然他也承认巴特勒的哲学的复杂性在构建新社会运动的学术水平上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但是，他认为巴特勒的做法，是“试图从哲学复杂性中获取超出她所可能得到的政治效用”[3]。

理查德·罗蒂的观点在英美学界并非少数。巴特勒虽然常常以各种方式参与到社会运动之中，但她很少对改变社会现状的具体方式和未来的前景进行描绘，有学者尖锐地指出——“在巴特勒的著作中，并不存在对准确的改变和改革的道路的理论预见。”[4]

在笔者看来，巴特勒的研究方式很值得我们思考，她的理论的艰深迂回是不是意味着远离尘世?她诉诸身体、语言的批判方式是不是过于个人化?她对主体的批判是不是带来了主体的死亡?如果主体已死，我们是不是可以期待一种无主体的反抗呢?带着这些问题，我们进入巴特勒所激发的各种论争之中去一探究竟。

1.主体之死?

在《词与物》一书结尾，福柯宣告了“人”的死亡：随着语言的存在越来越明亮地照耀我们的地平线，人终将逐渐消亡，“人将被抹去，如同大海边沙地上的一张脸”[5]。巴特勒的理论在很大程度上暗合了福柯的这种说法，她质疑了主体的稳定性，否定有一个先在于权力的质询的主体，认为主体是在语言中建构的，并且由于语言的多变性，使主体也总是处在一种变化的可能性之中。

在《性别麻烦》中，巴特勒指出，性别并不能作为一个名词来看待，而是一种行动(doing)，这种行动使具有男性倾向的男人和女性倾向的女人得以确立。同时，性别不是一系列可以自由流动的属性，而是与权力的管控有关的。在巴特勒看来，性别是具有“述行性”(performativity)的，并且在这个过程中，能被文化所接受的性别身份才得以形成。“在这个意义上，性别一直是一种行动，虽然它不是所谓可能先于它存在的主体所行使的一个行动”。[6]

巴特勒对“述行性”概念的来源和内容并没有很清晰的解释，但她对此有过这样的诠释，她说她是从德里达对卡夫卡的小说——《在法律门前》的解读获得性别述行性理论的灵感的。她说在卡夫卡的小说中，“等待法律的主人公坐在法律大门之前，赋予他所等待的法律一定的力量。期待某种权威性意义的揭示，是那个权威所以被赋予、获得建制的方法：期待召唤它的对象、使之成形。”，也就是说，是对权威的期待形成了权威本身，巴特勒怀疑对于性别，人们也可能被禁锢于类似的期待之中，认为性别也是以一种内在的本质运作的，这样的期待最后的结果是生产了它所期待的现象本身。因此，性别的述行性“围绕着这样进一步转喻的方式运作，我们对某个性别化的本质的期待，生产了它假定为外在于它自身之物。”巴特勒还认为，“述行”不是一个单一的行为，而是“一种重复、一种仪式，通过它在身体——在某种程度上被理解为文化所支持的时间性持续存在——这个语境的自然化来获致它的结果。”[7]

巴特勒的“述行性”理论是和她对主体问题的思考直接相关的，主体的性别身份在巴特勒那里不再是制度、话语、实践的原因，而成了它们的结果。也就是说，并不是主体制造了制度、话语和实践，而是它们在决定生理性别、社会性别和欲望的过程中，创造了主体。主体的性别身份不是固定的，也不是先天存在的，而是述行性的。

巴特勒对主体的这种看法使很多理论家感到不安。有人认为巴特勒过于关注语言，而忽视了对物质条件的考察，以及对政治的思考，将其看做是“寂静主义”(quietism)、虚无主义的，甚至认为巴特勒“杀死了主体”，是“与罪恶为谋”[8]。巴特勒不得不面对的一个问题是，如果主体已死，如果没有一个主体内在或者外在于统治性的社会关系之中，那么反抗和颠覆如何可能。如果行动的背后没有一个行动者，这些反抗从何而来?比如在女性主义运动中，巴特勒对“女性”这个主体的质疑就带来了很多的争议。在女性主义理论家中，艾莉森·阿斯特(Alison Assiter)的观点很具代表性，她问道：“如果没有一个先行存在的自我去进行创造，如何能够创造出一个作为自我的我来?”，并且“我们如何能创造出一种解构掉女性主体的女性主义政治学?”[9]

但另一方面，也有人在巴特勒的理论中看到了一种政治颠覆的潜力，肯定了巴特勒去除主体和认同的稳定性的价值。不再将主体看做是先在的、本质的实体，指出认同的建构性，意味着认同是可以改变的，这种改变可以挑战甚至颠覆现存权力结构。这也是为什么巴特勒总是在问：什么是权力?什么是颠覆?这两者之间的差别在哪里?

巴特勒在其主要著作《性别麻烦》、《身体之重》和《权力的精神生活》中反复指出，主体的形成是一个权力反复质询的过程，这个反复和不断引用的过程是一个开放的过程，因其开放，所以总是存在着进行一种颠覆性的重复的可能，这种可能就是反抗的能动性所在。虽然在她的述行性理论中，作为主体的“我们”不能从我们由以建构的话语中分离出来，但对这些话语进行反抗和修正的可能性却一直存在。就如巴特勒在《女性主义辩论》一书中坚持的：“行动者是一些散漫的可能性的不确定的运作，这些可能性本身也在变化”。[10]

从另一个角度来说，巴特勒实际上是将主体的形成置于文化、历史之中去考量，拒绝了一种普遍的、超历史的主体的存在。在巴特勒看来，主体不仅仅是处于特定的文化、历史中的，也是文化地、历史地被建构的。巴特勒继承了福柯的精神，认为“我”不是行动的起源和原因，也不是知识的基础，而是一种历史的结果(history effect)。但是，巴特勒比福柯更多地强调了反抗的可能，她拒绝一种文化决定论的观点，认为性别实践也是一个改变的场所，她将这种反抗称为“批判的能动性”(critical agency)，去思考一种无先在主体的批判如何可能。在她看来，在权力的作用下，我们通过特定的话语和述行性行为获得主体性。这些话语和行为都是具有历史特殊性的，这些具体的条件使能动性成为可能，并且能动性并不外在于这些条件。巴特勒在《女性主义辩论》中直言——“我们通过一些话语习俗(discursive conventions)得以存在，没有可能置身在这些习俗之外。”[11]

因此，对于巴特勒来说，批判是内在于具体的话语机制之中的，批判的实践也是内在于其所产生的权力关系之中的，并不存在一个外在于权力结构的主体。如果从这个角度来说，主体或许真的死了，但是却可能在意义的重新布局中重生。我们应该关注的是反抗的具体的条件，这种具体的条件，对于巴特勒来说，并不是如她的很多批评者所说的物质条件，而是一种再赋义的问题，是与意义，特别是语言的意义联系在一起的。这样，我们涉及到巴特勒所面临的另一种批评——语言的政治力量的问题。

2.语言学批判的政治局限

关于语言的批判力量到底有多大，巴特勒受到很多质疑。比如巴特勒的语言学的批判理论对于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者而言就具有一定的冲击性，因为她用“语言”和“法则”两个术语取代了“社会”和“历史”的概念，宣称是语言/言语权力本身的差异(即德里达所言的语言的时间化和空间化)导致了颠覆的可能性。德里达认为，语言符号具有某种基本的“可重复性”(iterable)，任何语境、规范、作者意图都不可能限制或闭锁这种可重复性。因此，符号可以被移植到未曾遇见的语境，被以出乎意料的方式加以引用。他把这种情况称为“引用性嫁接”(citational grafting)。所有的符号都可以置于引号之中，被引用，被嫁接，被以种种与它们的言说者或作者的原初意图不相符的方式加以重述。言说的能力在它存在的环境中被破坏的结果，会使其被一种新的、不可预见的方式被使用。正如德里达指出的，这意味着失败的可能性对于符号是内在的和必然的，就是说，它是符号的构成性因素。

巴特勒以德里达的语言理论为基础提出，性别身份是处于一种对规范、习俗的不断反复的引用和再引用的链条之中的，而不是稳固不变的。这种引用有失败的风险，述行性语言的有效性并不会得到百分百的保证。这种失败的风险，就是反抗的裂隙所在。述行性语言通过反复引用权力的话语来建构主体，巩固异性恋性别认同，但又在引用中产生被阻断、延缓、停滞的风险，从而对原有的文化规范形成挑战。巴特勒看到的这种反抗，并不出自一个完全自主的主体，因为主体本身，也是在述行的过程中才得以产生的，反倒可能通过述行的失败，生产出一个规范无法预料的主体来。在她看来，这预示着一种新的政治走向，“引用性瓦解了有关性、性别、欲望、主体、认同的起源神话，昭示了一种新的后革命、后政治反话语策略——表演的引用政治。”

毫无疑问，就主体的生成理论而言，巴特勒与传统马克思主义存在着明显的差异。传统马克思主义对主体生成路径的思考主要是基于社会历史发展的宏大叙事逻辑，强调了主体的客观实在性、社会性、历史性，以及实践的重要意义。虽然巴特勒也曾经声明自己并不否定物质性的存在，但她说：“正如没有话语手段就不可能接近任何先在的物质性，任何话语也无法捕捉那种先在的物质性。声称身体是一种捉摸不定的指称并不等同于声称它只是而且总是建构的，在某些方面，这正是声称存在建构的界限，可以说，建构必须有遭遇其界限的地方。”[12]我们确实不能否认，巴特勒的理论似乎有止步于话语斗争的危险，因为从马克思主义的角度来说，所有的话语都产生于一定的社会制度与社会实践，只有通过社会制度与实践方式的变革，才能真正带来话语体系的改变。

巴特勒最激烈的批评者当属美国哲学家玛莎·努斯鲍姆(Martha Nussbaum)，她在她的《戏仿的哲学家》(The Professor of Parody，1999)一文中，将巴特勒的文章说成是一种“浓汤”(thick soup)，因为巴特勒的行文大量使用隐喻、理论密度极大，并且很少给出结论。她其实指出的是，巴特勒使用了大量哲学家和理论家的理论来进行论述，但是很少清楚地解释这些理论家的理论，也很少清楚地说明这些理论家的理论是如何被运用的。玛莎·努斯鲍姆对巴特勒的批评集中在三个方面：第一，巴特勒的行文方式是精英主义的、隐喻式的和权威式的;第二，她认为巴特勒是一种“新的象征形式的女性主义思想家”，降低了对物质性的重视，特别是忽视了对痛苦和压迫的分析;第三，语言不等于政治行动，认为语言等于政治行动是一种政治寂静主义，是与罪恶同谋。玛莎·努斯鲍姆不仅反对巴特勒对语言的看法，还反对巴特勒理论中的核心概念：述行性、引用和戏仿，以及其对“物质”的解构。玛莎·努斯鲍姆认为巴特勒的戏仿式的述行性理论仅仅在学术中进行讨论并不太坏，但巴特勒的焦点在于象征系统，其对生活中的物质方面的忽视是她的致命盲点。那些挨饿、被侮辱、被殴打、被掠夺的女性在乎的不是性和话语意义的重构，而是食物的充足和身体的完整。玛莎·努斯鲍姆认为巴特勒屈服于那些“极端的法国思想”，她认为，这种思想认为言语组成了意指的政治行动，让人们只重视话语批判而忽视实际的政治斗争，会忽视“真实女性的真实处境”。[13]

玛莎·努斯鲍姆指出，巴特勒对权力和能动性的理论化带来了一种微观的、个人化的反抗方式，她的戏仿、扮装理论没有给那些被压迫妇女带来一种可行的选择，她对普遍性的规范概念的拒绝也可能具有一种危险的法律和社会上的后果。玛莎·努斯鲍姆认为巴特勒的政治理论中有一种空白，在她看来，规范是需要的，我们需要规范去区别哪些行为是错的，而巴特勒拒绝这些规范。法兰克福学派在当代的领军人物之一——南茜·弗雷泽(Nancy Fraser)在这一点上是同意玛莎·努斯鲍姆的，她同样认为巴特勒的政治理论忽略了某些东西，既缺乏主体，也省略了对于解放女性主义政治来说最重要的规范的判断和解放措施。弗雷泽认为，我们既需要解构，也需要建构。著名女性主义研究学者苏珊·鲍尔多(Susan Bordo)也认为，巴特勒对身体和性别的理论化是抽象的，没有考虑具体的语境和颠覆性的戏仿如何运作，她的德里达、福柯式的“能动者”缺乏对文化、历史语境的考察。

对此，著名后殖民主义理论研究学者加亚特里·查克拉沃尔蒂·斯皮瓦克(Gayatri Chakravorty Spivak)为巴特勒辩护道，在巴特勒的述行性理论中，其实已经包含着玛莎·努斯鲍姆所说的“真实女性的真实处境”[14]。萨拉·萨利赫认为，巴特勒是以其独特的写作方式作为其政治策略的一部分，因为在巴特勒那里，熟悉的写作方式会让人习惯原有的世界，一种新的写作方式可以带来一种新的看世界的方式。[15]巴特勒认为语言本身是一个政治领域，对语言的应用是颠覆的一种策略。我们不禁要问，巴特勒是不是真的忽视了现实世界的物质生活，而只关注语言呢?

确实，巴特勒从来没有说明应该如何运用她那石破天惊的述行性理论，如何进行性别的戏仿，也从来没有说什么才是反对压制性规范的最佳方法，如果我们要从她的理论中找到这些，注定是会失望的。巴特勒很少对具体的事件给出具体的、有步骤的反抗方式。在她接受维基·贝尔(Vikki Bell)的采访中，巴特勒对此作出了解释：“我认为真正有趣的是——考虑到我写作的抽象水平，这可能显得有些古怪——我确实相信政治有一种出现意外现象的特质和语境，它在理论上很难进行预测。而一旦理论开始变得有计划性，就比如说‘我有五个方案’，然后建立了我的类型，然后将最后一章题为‘什么已经做到了?’。这种做法会把整个问题的语境和意外性都虚无化，而我认为政治性的决定是在活生生的时刻中做出的，不能从理论上做出预测。”[16]

我们可以看到巴特勒对那些政治预测中不能意料的事件的重视，她认为事件和语境都是不能完全事先预料到的，这也是为什么她认为规范的力量并非总能奏效。从这个角度来说，巴特勒的理论并不能说是不关心政治的或者脱离现实的，她也承认在理论和政治之间存在着某种脱节，理论在政治上是具有局限性的。她明确说过“我并不认为理论是社会转化及政治转化的充分条件”，但她认为社会实践都是以理论为前提的。[17]如果说她的理论具有某种个人主义色彩，那可能就在于她从来都不会设想一种宏大的政治理论，而总是从微观的身体、从日常的语言出发，去寻找解放的途径，这和传统的斗争方式是完全不同的。与其说是巴特勒忽视现实的斗争方式，不如说她改变了斗争的策略。

巴特勒有关主体的、语言的讨论，最后都表现在她的身体政治学之中，身体对她来说，是主体形成的场所，也是语言进行建构的地方，巴特勒的理论之所以引发如此多的争议，也和她的身体政治学直接相关。我们最后再来讨论一下，巴特勒的身体政治学到底有什么特殊之处。

3.不自主的身体

马克思理论研究专家哈维在《希望的空间》中，对当代学界的身体研究状况进行了一些总结，他将巴特勒归之于这样的一种研究思潮之中，在这种思潮里，“身体是一项未完成的工程，在某种意义上，具有历史和地理的可塑性。当然，它不是无限地或者轻易地可塑，它的一些与生俱来的(‘天生的’或生物学遗传的)品质并不能够被取消。但是，通过同时反映内在转化的动力(常常是精神分析工作的中心)和外在过程的结果(在社会建构主义者的研究方法中最常用)，身体可以继续进化并改变。”[18]笔者认为，哈维的这种描述是相当精准的，因为在巴特勒那里，精神分析理论和社会建构理论总是相得益彰，她眼中的身体也总是处于一种开放的、未完成的状态。

在异性恋矩阵中的身体，是稳定的但也是封闭静止的，巴特勒一直在论证，用性来将身体分类，是将一种二元性、统一性强加在身体之上，以维持作为强制性秩序的再生产的性属。如果从本体论的角度来看，巴特勒在质疑一种性差异的本体论，并且认为这种本体论维护着一种特定的状态(如对不同的身体的分类、区隔)。如莫娅·劳埃德所言，在巴特勒那里，本体论被看做政治性的，这影响到她对身体的看法，因为在她看来，所有关于身体的知识与理解，都是经过语言中介的，都是历史性的。更重要的是，这些对身体的理解，都是具有排除性的。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巴特勒的身体政治学是致力于如何使文化上不可见的身体可以去质疑、反对那种拒绝他们的规范性暴力。[19]巴特勒的这种政治诉求在其早期的几本主要著作中一以贯之。在《性别麻烦》中，巴特勒的目的是将性化身体(sexed body)去自然化——去显示出它是性别规范的一个结果。在《身体之重》中，她拓展了这种讨论，通过用更抽象的术语、通过考察身体的特定的政治本体论(比如异性恋体系如何决定了哪些身体是重要的)，去发掘物质性与话语之间的关系。而到了《权力的精神生活》，巴特勒试图考察的则是社会因素如何和精神因素结合在一起，用隐蔽的方式让权力作用于身体。

在巴特勒看来，因为身体总是处于语言建构之中，也总是处于不断变动的历史情境之中，所以身体并不具有完全的自主性，这也是为什么巴特勒要将身体和他者问题联系起来。因为在她看来，对身体的规划总是与对其他人的关系联系在一起的，身体是我们与别的身体的关系的中介，被排斥的身体也意味着被排斥的他者，被接纳的身体也意味着对他者的接受。在巴特勒后来的写作中，她的研究重点有了微小而意义深远的转变，开始带上了一些伦理学的色彩。她认为身体是脆弱的，这种身体的脆弱性是定义身体的东西。身体，意味着道德性(mortality)、脆弱性、能动者。因为身体的皮肤与血肉使我们暴露于别人的注视之中，但也使我们暴露于触摸与暴力。[20]从婴儿对别人的依赖，到后面经历爱、罪、欲望、背叛、愤怒、悔恨或者哀悼，我们的身体将我们暴露于别人面前。“婴儿期的依赖性是必须经历的，也是我们永远不能完全摆脱的。”[21]身体是一个能渗透的边界，把我们交给他人。并且，身体不仅仅暴露于暴力，身体自己也可能产生暴力，我们也会想去伤害别人。因此，身体的脆弱性是我们如何将自己透露给别人的方式，是我们的身体面向其它身体时的可渗透性，建立了一个与他人共存的伦理困境的领域。[22]和列维纳斯一样，巴特勒从具身化的主体(embodied subject)的角度去思考伦理学。[23]

我们看到，巴特勒的思考取消了身体的完全的自主性，她将身体进行理论化，认为其是依赖于他者的，这回应了女性主义对身体的思考。我们知道，在女性主义运动的历史中，女性主义者们一直为身体的自主权而斗争，她们反对家庭暴力和婚内强奸，为女性争取避孕、堕胎、选择性和婚姻伴侣的自由。在女性主义中，肉身的健全与自我决定一直被认为是并肩而行的。她们的共识是：如果别人控制了女性的身体，一个女人是不能自由地过自己的生活的。因为她的身体就是她自己(她“拥有”它)，她有义务去决定发生在它之上的事情。这个观点的潜在假设是肉体的自主性(corporeal autonomy)。[24]与之相对的是，巴特勒的论点是，身体是脆弱的、依赖于他人的，这个观点对身体的自主性提出了巨大的挑战。她的观点显示，虽然我们在为自己的身体而斗争，然而从出生开始，身体就不是简单地属于我们。巴特勒并不是说女性主义因此要停止争取身体的自我决定权，她要问的是这应不应该是这些运动的唯一关注点。

从广义上来说，对身体脆弱性的理解也是具有社会性的，依赖于特定规范的运作。巴特勒想从中寻找生命的更多的可能性，她认为这是在规范之中的斗争。因为规范决定了哪些身体可以被爱、被欲望，哪些有被伤害被暴力对待的危险。从这个意义上看，为身体权利去斗争，应该被重新概念化为针对身体标准的斗争。

这两种身体政治学的差别在于，第一种从假定存在着自主性出发，认为身体是可以由个人控制的，而巴特勒的身体政治学则认为身体总是存在于社群之中的，并不完全在个人的控制之下，而是与他者的存在紧紧联系在一起的。[25]巴特勒要思考的是，有没有可能不仅仅承认人类的互相依赖性是一个现实，还看到其是规范性的。对肉身脆弱性的承认，会不会导向政治学上的规范的新的方向?可不可以走向一种更道德的与他者的关系?[26]

身体的脆弱性证明我们的生存是依赖于他者的。实际上，在哲学史上，他者的问题是一个重要的哲学问题。追寻“他者”，即差异性的主体(而不是同一性)的主体概念，这是上世纪六十年代以来当代生存哲学的一个重要研究方向。在他者哲学研究中，有两个最重要的传统和阵营，一个是德国传统的：由晚年胡塞尔开启的、由梅洛-庞蒂与萨特所系统化、进而由列维纳斯所完成的现象学意义上的交互主体性视野中的他者伦理学;二是法国传统：我们可以从福柯的权力谱系学和知识考古学，德里达的以延异与书写理论为核心的解构哲学以及拉康的后主体的欲望哲学等思想“工具箱”中，找到瓦解西方形而上学历史观主体观的“他者”话语。这是一种以追求差异、混杂、不确定性的反抗身份与现实中“不可能”的解放地点/空间为特征的文化批判理论。

巴特勒从身体出发，对他者问题的思考受到了这两个传统的影响，并更多的是属于法国传统的，体现了对形而上学传统的颠覆和反思。这两种倾向都对所有现代性历史进步的宏观概念与理性的同一的主体概念进行了根本的颠覆，而提出了另类的、替代性批判方案。其最重要的表现在于，这种对“他者的诉求”，根本上不同于黑格尔的主客体二元对立逻辑和以主体的自我异化为框架的“主奴辩证法”[27]，以及马克思主义的通过阶级斗争寻求人类自由解放的历史辩证法;而且也明显异质于西方马克思主义社会批判理论中质疑历史进步合法性的启蒙辩证法。这种他者哲学，固然带有“矫枉过正”的片面性、虚无性缺陷，但毕竟为我们思考当代人类生存意义提供了一种别开生面的想像力[28]。对他者问题的研究传统的理解，或许会让我们对巴特勒的理论有一种更同情式的理解。

结语

综上所述，虽然巴特勒没有对社会变革的走向提出具体的实施方案，但其对主体、语言和身体问题的思考，从微观的、哲学的角度对规范权力的隐性压迫进行了深刻的揭示。本文认为，作为一个学者，巴特勒的重要性至少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巴特勒所引发的理论激辩在当今西方社会批判学界影响深远，催人反思主体形成过程中所隐藏的权力架构;二是巴特勒在学界提出了许多极具创见的新思想与新术语，为有关主体与性别理论的研究提供了不少新思路。理论的生命力，就表现在这些论争之中。作为一个依然活跃的学者，巴特勒对主体、语言、身体、性别，乃至资本主义社会为何仍然幸存的辩论，至今仍在继续。[29]

[ 注 释 ]

[1][2][3][美]理查德·罗蒂：““文化承认”是左翼政治的有用概念吗?”，载凯文·奥尔森等《伤害+侮辱——争论中的再分配、承认和代表权》，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78、79、80页。

[4][9]Gill Jagger， Judith Butler： sexual politics， social change and the power of the performative. London;New York： Routledge， 2008. p.157. p.33.

[5] [法]福柯《词与物——人文科学考古学》，莫伟民译，上海三联书店2002年版，第506页。

[6][7][美]朱迪斯·巴特勒《性别麻烦：女性主义与身份的颠覆》，宋素凤译，上海三联书店2009年版，第34、8～9页。

[8][13][14][15]Sara Salih， Judith Butler. New York： Routledge， 2002. p.11. p.145～146. p.146. p.147.

[10][11]Judith Butler， 'Fora Careful Reading'， in Seyla Benhabib， Judith Butler， Drucilla Cornell and Nancy Fraser (co-authors) Feminist Contentions： A Philosophical Exchange， London： Routledge， 1995， pp.127～143. p.135.

[12]Judith Butler， "How Bodies Come to Matter： An Interview with Judith Butler." Interviewed by Irene Meijer Costera & Raukje Prins， Signs， 1998， vol.23， no2， p.278， p.277. 转引自李昀，万益“巴特勒的困惑：对《性属困惑》的阿多诺式批判”，载《当代外国文学》2006年第一期，第60～66页。

[16]Vikki Bell， "On Speech， Race and Melancholia： An Interview with Judith Butler" Theory Culture Society， 1999 (16)： 163～174， p.166～167.

[17][20][21][22][美]朱迪斯·巴特勒《消解性别》，郭劼译，上海三联书店2009年版，第209、23、23、25页。

[18][美]大卫·哈维《希望的空间》，胡大平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94页。

[19][23][24][26]Moya Lloyd， Judith Butler： from norms to politics.Cambridge： Polity， 2007. p.74. p.74～75. p.140. p.140～141.

[25]Judith Butler， Precarious Life： The Powers of Mourning and Violence， London and New York： Verso， 2004. p.27.

[27][德]黑格尔《精神现象学》上卷，贺麟、王玖兴译，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122页。

[28]范海武、刘怀玉《从“可持续发展”到“永恒的生存”的辩证想象》，载《探索》2004年03期。

[29][美]南茜·弗雷泽“异性恋、错误承认与资本主义：答朱迪思·巴特勒”，载凯文·奥尔森等《伤害+侮辱——争论中的再分配、承认和代表权》，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67页。

责任编辑：郭美星

作者：王玉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