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营建名城的历史文化论文

意大利拥有世界遗产48个，中国紧随其后，世界遗产总数达45项，排名世界第二。新疆天山和红河哈尼梯田新近列入《世界遗产名录》，讓全世界的目光再次汇聚到中国。中国是一个历史悠久，文化灿烂，旅游资源十分丰富的国家，不仅拥有巍峨的山川，秀美的河流，雄伟的古代建筑艺术，还有数不尽的名胜古迹，可谓自然景观与人文景观交相辉映。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古代营建名城的历史文化论文(精选3篇)》，欢迎阅读，希望大家能够喜欢。

古代营建名城的历史文化论文 篇1：

武汉城市空间形态与城市格局的历史演变

摘 要：城市伴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而产生，古代城市的形成与其所处的环境密切相关，从依存到适应，有其一定的规律，在不同的历史分期也存在着一定程度的差异性。武汉市是国家级历史文化名城之一，历史上其三镇各分属不同的行政区划，并形成独特的城市空间格局，构筑了武汉三镇鲜明而典型的城市空间特色。本文试以封建时期的武汉为例，从武汉城市城邑文明的兴起，封建镇邑时期历史空间形态的演变，河道与沙洲港埠的变迁，社会空间过程的角度来认识历史上武汉三镇的空间演变历程与其城市空间格局。

关键词：城邑文明;空间形态;演变;河道变迁;沙洲港埠

0 引言

中国古代的城市大多都有一个特点，城市的空间格局在建城之初就形成了，大多因为军政的原因而筑城。武汉作为一座历史文化名城，也不例外，起始于军事堡垒的建立，有着悠久的历史文化。

武汉地处中国华中地区，长江中游，江汉平原东部，河湖众多，丘陵起伏，独具江城特色。长江与汉江贯穿市境中央，三分武汉，形成隔江鼎立的格局。城中的自然山体和湖泊形成了山水环绕的地域环境，其中的“龟蛇锁大江”的地域形态尤为壮观，其景观构想和聚居形态形成了武汉独有的空间形态和文化基调，是武汉这座名城城市风貌中的空间骨架。一直以来，汉口、汉阳以及武昌这三座城市独立发展，各自形成了独有的城市文化，相近的三个城镇拥有这各异空间格局和迥异的城市行政职能，在国内外城市中独树一帜，颇具特色。

1 武汉城邑文明的兴起

武汉市古有夏汭、鄂渚之名，早在旧石器时代已有人类居住。六七千年前的新石器时代遗址经发掘的有武昌放鹰台等屈家岭文化遗址。而真正体现武汉城邑文明发端的是公元前15世纪前后的商代盘龙城。盘龙城作为武汉城邑文明的起点，距今约3500年，是极少数已发现并保存完整的商朝古城之一，也是迄今为止中国已发现最早的古城遗址之一。

春秋战国时代，武汉属于楚国范畴，留下了一些遗迹传说。战国·郑·列御寇《列子·汤问》所记载的俞伯牙与钟子期“高山流水遇知音”的典故就发生在这里。

汉末三国时期，武汉地区曾是魏、蜀、吴三方鏖战之地，也是现代武汉城市的起源。东汉末年，军阀刘表命江夏太守黄祖在今汉阳月湖附近建“卻月城”。 三国时期，东吴孙权于223年在今武昌蛇山筑“夏口城”，即今武昌。也正是在这一时期，武昌、汉阳兴起，两城隔江相峙，各自独立发展。

2 双城时期至汉口镇形成期的城市空间形态演变

从汉末到明清，武昌城的营建经历了3个大的时期，分别是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夏口城，唐宋时期的鄂州城与明清时期的武昌城，总体趋势是城池规模逐渐增大，自西向东扩展。

三国时期，东吴孙权赤乌二年（239年）修筑旧垒，谓之夏口城。郦道元的《水经注》①形容夏口城：“依山傍江，开势明远，凭墉藉阻，高观枕流，对岸则入沔津，故城以夏口为名。”此时期的城池规模，城方6公里左右，两重城墙，设两城门。

唐宋时期，鄂州城得到较大规模的扩建。北宋皇祐三年（公元1051年），知州李尧俞增修城池，此后的鄂州城面积是原夏口城的两倍，城方12公里，设三城门，元代沿袭了唐宋的格局。

明清时期，明初将领周德兴增拓武昌城，在宋、元时鄂州旧城的基础上，城区范围大为扩增。黄鹄山被城墙整个圈入城中，城防的功能由城墙来承担，横亘在城中的黄鹄山则衍生出城市景观的功能。明《湖广图经志》载：“城周围三千九十八丈，城垣东南高一丈阔二丈五尺，西北高三丈九尺阔九尺。壕堑周围三千三百四十三丈……”武昌城的護城河与长江一体化形成了早年完整的水域防护系统。在明清两朝多次维系，足见古代人们对这类水域城市防护系统的重视。这种独特的近水城市防护体系早在洪武年间就已经基本定型（如图1）。

汉阳城的情况与武昌有些不同，汉阳前身是三国时期汉与吴的城堡，分别经历了卻月城和鲁山城。三国之后的鲁山城，因其战略地位十分重要，在其后约400年不安定的时期，主要发挥军事城堡的作用。汉阳今址则是唐武德年间所迁，《大清一统志》②“鲁山城”条记载：“唐武德四年，萧铣鄂州刺史雷长颍以鲁山来降。盖萧铣置州于鲁山也。”在凤栖山下，北宋宣和三年被江水崩毁，直至南宋咸淳十年重筑城垣。旧城详情已无从得知，后来遗留下来的城池已是明初所建，城跨凤栖山而筑，设城门4座。汉阳城东南为大江，北为鲁山，鲁山以北是汉水，月湖城在其西北方的山水之间，整个汉阳城的山系水脉互相独立管理，独树一帜，在城郊环绕城池形成一圈园林景观。汉阳城的变化与水密切相关，汉水原在汉阳城之南汇入长江，汇入口客商云集。唐宋时期，汉阳南纪门外的南市极为繁盛，明成化年间汉水突然改道，从鲁山背面入江，于是商业中心向北迁移，形成今日之汉口。

由于地理条件的限制，历史上的武昌与汉阳分别属于不同的州府，城市的发展也相对独立，各有特色。武昌城与唐宝历初年有大唐王朝改建为砖筑城市，于大明洪武年间扩建，此后城市基本定型，没有出现过较大的形式变换。汉阳城则是几废几兴，历尽沧桑，直到南宋度宗南涧才再次大修汉阳城，自此以后汉阳城基本定型。两城的修建基本上都遵循了中国传统的城垣方形、街巷棋盘式的布局原则。四周以高墙，方位接近正南北，以城门为入口组成经纬道路。

3 镇邑时期的城市商业格局与沙洲港埠变迁

长江水流携带很多泥沙，伴随着水势的变化和人类的生活，河中出现了严重的泥沙沉积，形成了硬质的河滩，在特定的时机汇聚成江中沙洲。沙洲的形成使得沙洲与江岸之间的江湾处水流流速稳定而缓慢，形成了天然的船舶停靠港，为港口的建立提供了先决条件。不但如此，这种水势还能很好地防止风浪，有效地使港湾避免风浪的冲击。因此，因江中沙洲形成的港湾地带往往成为天然港口。武汉长江水域在历史上形成诸多沙洲，例如武昌鹦鹉、汉阳刘公州、武昌金沙洲、汉阳鹦鹉洲，这些沙洲最后都发展成为盛极一时的港埠。

3.1 武昌南市兴衰——武昌鹦鹉洲至武昌金沙洲

武昌在唐代已是重要港埠，到了南宋初年（1133—1279年），武昌江岸至鹦鹉洲一带，更发展成鼎盛的商都。南宋范成大在他的《吴船录》③中记载，“鹦鹉洲前南市，在城外，沿江数万家，廛甚盛，列肆如栉，酒垆楼栏尤壮丽，外郡未见其比，盖川广荆襄淮浙贸迁之会，货物之至者无不售，且不问多少，一日可尽”。南市又名南草市，在武昌南门外，大致位于文昌门至今鲇鱼套一带的江水之滨。至明代，此城一直是商业中心。古代武汉一直以水上交通为主，依靠沙洲形成的江湾兴建停泊船只的港口。繁华的武昌南市就是依靠鹦鹉洲而存在的。唐宋年间，内陆贸易大兴，大量人口被吸引到商业重地江汉交汇的重港。从大唐到明朝这千年的发展，南市一直都是商业中心。到了明末，长江改道，鹦鹉洲被淹没于滚滚江水之中。船只没有了天然的避风港，全都转停至北岸汉阳江口，南市随之衰落。南市的再度兴起得益于金沙洲的兴起，但伴随着明中叶白沙洲的形成，金沙洲受到白沙洲的庇护，两洲之间风浪小、水流平稳，成为商船理想的避风处，逐渐形成繁华港市（如图2[1]）。洲上有八道长街，沿江建有防波堤，堤外停满大大小小的漕船、盐船和各类货船。正德年间，金沙洲迅速发展成为万船辐辏、百货云集的著名商市。雍正年间，白沙洲沉没，江流直接冲击金沙洲，失去屏障的金沙洲港埠也每况愈下;嘉庆后，金沙洲与武昌江岸间的水口逐渐淤塞，最后连成一片，港口也随之转移到新兴良港——汉口。

3.2 汉阳南市兴衰——刘公洲至汉阳鹦鹉洲

宋元时期的汉阳极为繁盛。宋代诗人胡寅在《登南纪楼》中描述：“平时十万户，鸳瓦百贾区。夜半车击毂，差鳞衔舳舻。”

汉阳南市的兴盛与汉水、刘公洲、新鹦鹉洲有关。在汉水没有改道之前，于南纪门外入江，形成汇流，船只繁盛，所以在南紀门外形成了商贸市场，也就是汉阳南市。其形成很早，但是历经多年，直至宋末才繁盛起来。汉水刘公洲约形成于宋元佑八年（1093年）间，从汉阳三里坡直达汉阳城南纪门外，在汉阳一侧形成夹江，与北岸的夹江水流平直，形成许多港湾，商贾蚁聚两岸贸易，居民相聚为市（如图3[2]）。公元1566年以后，汉阳一岸的刘公洲被冲没。刘公洲的崩陷使江水直冲汉阳城，繁华一时的汉阳南市葬身江中。公元1769年，继刘公洲沉没200年之后，南纪门外再次形成沙洲。起先命名为补课洲后更名鹦鹉洲，后因水利设施拦江堤坝兴建，鹦鹉洲被隔绝在外，渐渐形成冲积平原。良好的港口条件再次使鹦鹉洲繁盛起来，但也只是昙花一现。由于洪灾的侵袭与自然条件的限制，汉阳也逐渐萧条，最终因汉口的兴起而衰落了。沙洲的消长，长江岸线的变迁，使得镇邑双城时期的商业中心相互更替，同时也使得城市的形态不断地发生变化。

3.3 汉水改道——汉口的迅速崛起

与历史悠久的武昌汉阳比，汉口成型晚，仅有500年左右的历史。但汉口发展速度奇快，曾经的千户小镇，现在已经成为武汉市的重要经济中心。明朝初年，汉水改道，汉口因其得天独厚的江水环境，引得商船渐来停泊，商人上岸居留，市场始露端倪。明正德以后，随着漕运港口的变更，武昌、汉阳的航运贸易逐渐向汉口转移，汉口市场蒸蒸日上，约在嘉靖初汉阳县置汉口镇。汉口江河沿岸商船汇集，泊船常在千艘以上，时人称汉口镇“并雄财货，甲于全楚”。入清后，康熙年间（1662～1722年）趋向繁荣。此时，武昌金沙洲、鹦鹉洲已沉入江底，大批商船客舟便泊于汉口沿岸，汉口成为武汉港市中心。乾隆、嘉庆年间（1736～1820年），汉口成为了“居奇贸化之贾，比廛而居，转输搬运，肩相摩，踵相接”的“楚中第一繁盛处”。1849年（清道光二十九年），武昌塘角发生大火，导致塘角港市的衰败，三镇贸易集中在汉口。此后，汉口稳定发展，成为四大名镇之首。到晚清时，汉口成为了长江流域仅次于上海的大都市。

4 结语

武汉地处江河湖泊密布，地势低洼的河湖冲积平原，地势相对高，地面成为原始居民点的最佳选址。从历史上的武汉市发展历程可以看出，城市的历史形态、城市格局、经济贸易都受到地形地貌、河流变迁等的密切影响。

鲁山（龟山）与黄鹄山（蛇山）作为夹峙两江的高地，为军事上的防守创造了良好条件，所以在汉末至三国初期成为各割据政权的抢夺之地，从而成为武汉市城市雏形的选址——军事堡垒卻月城与武昌城，同时也开启了武汉双城时代的发展。虽隋唐之后，全国政权统一，但直至晚晴之前，武昌、汉阳南北两岸分别隶属于两个不同的政区，封建时期武汉双城三镇的发展实际上是各自独立存在，且相互竞争的。这种竞争关系实际上伴随着沙洲与河道的变迁、城市岸线变化，地方政府对于港口商业贸易的招揽、新淤洲归属的争夺等。

这些竞争的因素也影响了城市空间格局。明清时期，武汉是航运中心，以军政为主导的“礼制”格局，逐渐让位于有经济价值的港埠地带与传统城垣区并立的城市格局。在这一过程中，武汉城市地理格局重大的改变来自汉水的改道。这一改变促使汉口到15世纪中后期，发展成为中国四大商业名镇之一。在形成城市空间的基础上，码头、运输河道成为了武汉城市文化的空间载体。这些对近现代武汉城市的格局、形态以及文化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注释：①《水经注》是古代中国地理名著，共四十卷。作者是北魏晚期的郦道元。

②《大清一统志》，又称《嘉庆重修一统志》，为清代官修地方总志。

③《吴船录》，宋范成大著。上、下二卷。书中对沿途名胜古迹如青城山、都江堰、峨眉山、乐山大佛、长江三峡、洞庭湖、赤壁、黄州、庐山等记载尤详，且时有考证。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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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武汉历史地图集》编撰委员会.武汉历史地图集[M].北京：中国地图出版社，15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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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陈小斐（1979—），女，湖北武汉人，硕士研究生，讲师，研究方向：景观设计，环境艺术设计。

熊晶晶（1977—），女，湖北武汉人，硕士研究生，讲师，研究方向：景观设计，环境艺术设计。

作者：陈小斐?熊晶晶

古代营建名城的历史文化论文 篇2：

中国的世界遗产

意大利拥有世界遗产48个，中国紧随其后，世界遗产总数达45项，排名世界第二。新疆天山和红河哈尼梯田新近列入《世界遗产名录》，讓全世界的目光再次汇聚到中国。

中国是一个历史悠久，文化灿烂，旅游资源十分丰富的国家，不仅拥有巍峨的山川，秀美的河流，雄伟的古代建筑艺术，还有数不尽的名胜古迹，可谓自然景观与人文景观交相辉映。众多的世界自然与文化遗产闪烁着中国人民的智慧和勤劳的光芒。

中国1985年加入世界遗产公约，1987年正式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提出了世界遗产的申报项目，同年12月11日，我国的明清故宫、周口店北京人遗址、泰山、长城、秦始皇陵及兵马俑和敦煌莫高窟首次进入《世界遗产名录》，迈出了我国世界遗产事业与世界接轨，对外开放的新步伐。

今年6月在第37届世界遗产委员会会议上，中国新疆天山和红河哈尼梯田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遗产名录》，至此，中国世界遗产总数达到45项，排名第二，仅次于拥有48个世界遗产的意大利。这45项世界遗产包括世界文化遗产28处，世界自然遗产10处，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4处，世界文化景观遗产3处，源远流长的历史使中国继承了一份十分宝贵的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它们是全人类的瑰宝。

世界文化遗产

周口店北京人遗址（1987.12）

因本世纪二十年代出土了较为完整的北京猿人化石而闻名于世，到目前为止，出土的人类化石包括6件头盖骨、15件下颌骨、157枚牙齿及大量骨骼碎块，代表约40个北京猿人个体，为研究人类早期的生物学演化及早期文化的发展提供了实物依据。

山东曲阜的孔庙、孔府及孔林（1994.12）

曲阜孔庙、孔府、孔林位于山东省曲阜市，是中国历代纪念孔子，推崇儒学的表征，以丰厚的文化积淀、悠久历史、宏大规模、丰富文物珍藏，以及科学艺术价值而著称。

河北承德避暑山庄及周围寺庙（1994.12）

承德避暑山庄是清代皇帝夏天避暑和处理政务的场所，始建于1703年，历经清朝三代皇帝：康熙、雍正、乾隆，耗时约90年建成，是中国现存占地最大的古代帝王宫苑。

长城（1987.12）

始建于2000多年前的春秋战国时期，秦朝统一中国之后联成万里长城。汉、明两代又曾大规模修筑。其工程之浩繁，气势之雄伟，堪称世界奇迹。

西安秦始皇陵及兵马俑（1987.12）

秦始皇赢政的皇陵是中国历史上第一座皇帝陵，也是最大的皇帝陵。1974年以来，在陵园东1.5公里处发现从葬兵马俑坑三处，出土陶俑8000件、战车百乘以及数万件实物兵器等文物，1980年又在陵园西侧出土青铜铸大型车马2乘，引起全世界的震惊和关注，被誉为“世界第八奇迹”。

甘肃敦煌莫高窟（1987.12）

始凿于366年，后经十六国至元十几个朝代的开凿，形成一座内容丰富、规模宏大的石窟群。现存洞窟492个，壁画45000平方米，彩塑2400余身，飞天4000余身，唐宋木结构建筑5座，莲花柱石和铺地花砖数千块，是世界上现存规模最宏大、保存最完好的佛教艺术宝库，被誉为“东方艺术明珠”。

苏州古典园林（1997.12）

其历史绵延2000余年，在世界造园史上有其独特的历史地位和价值，以写意山水的高超艺术手法，蕴含浓厚的传统思想文化内涵，展示东方文明的造园艺术典范。

北京故宫（1987.12）

又称紫禁城，始建于1406年，为明、清两代的皇宫，有24位皇帝相继在此登基执政。故宫是世界上现存规模最大、最完整的古代木构建筑群，宫内现收藏珍贵历代文物和艺术品约100万件。

重庆大足石刻（1999.12）

大足石刻是大足县境内主要表现为摩崖造像的石窟艺术的总称。石刻造像星罗棋布，公布为文物保护单位的摩崖造像多达75处，雕像5万余身，铭文10万余字。

西藏布达拉宫（1994.12）

布达拉宫始建于公元7世纪，是藏王松赞干布为远嫁西藏的唐朝文成公主而建。现占地41公顷，宫体主楼13层，高115米，全部为石木结构，5座宫顶覆盖镏金铜瓦，金光灿烂，气势雄伟。

北京颐和园（1998.11）

从公元11世纪起，那里就开始营建皇家园林，到800年后清朝结束时，园林总面积达到了1000多公顷，如此大面积的皇家园林世界罕见。

北京天坛（1998.11）

位于北京的南端，是明清两代皇帝每年祭天和祈祷五谷丰收的地方。它严谨的建筑布局，奇特的建筑结构，瑰丽的建筑装饰，被认为是我国现存的最精致、最美丽的古建筑群，在世界上享有极大声誉。

河南洛阳龙门石窟（2000.11）

现存窟龛2300多个，雕像10万余尊，是我国古代雕刻艺术的典范之作。

云冈石窟（2001.12）

云冈石窟有窟龛252个，造像51000余尊，代表了公元5世纪至6世纪时中国杰出的佛教石窟艺术。

安阳殷墟（2006.7）

即中国商代后期都城遗址，包括商代宗庙宫室遗址、王陵遗址和商城遗址等部分，距今已有3300多年历史，其占地约24平方公里，是中国历史上有文献可考、并为甲骨文和考古发掘所证实的最早的古代都城遗址。

云南丽江古城（1997.12）

丽江古城是一座风景秀丽、历史悠久、文化灿烂的名城，也是中国罕见的保存相当完好的少数民族古城。

高句丽王城、王陵及贵族墓葬（2004.7）

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的高句丽王城、王陵及贵族墓葬主要包括五女山城、国内城、丸都山城、12座王陵、26座贵族墓葬、好太王碑和将军坟1号陪冢。

山西平遥古城（1997.12）

平遥古城素有“中国古建筑的荟萃和宝库”之称，文物古迹保存之多、品位之高实为国内所罕见。它完整地体现了17至19世纪的历史面貌，为明清建筑艺术的历史博物馆。

明清皇家陵寝：明显陵（湖北钟祥市）、清东陵（河北遵化市）、清西陵（河北易县）（2000.11）

明显陵是明世宗嘉靖皇帝的父亲恭睿皇帝和母亲章圣皇太后的合葬墓，始建于明正德十四年（1519），陵墓面积1.83平方公里，是我国中南地区唯一的一座明代帝王陵墓，是明代帝陵中最大的单体陵墓。其“一陵两冢”的陵寝结构，为历代帝王陵墓中绝无仅有。

清东陵是葬有顺治、康熙、乾隆、成丰和同治五个清朝皇帝，再加上孝庄、慈禧和香妃等161人的大陵园。清东陵堪称是清朝遗留的中国文化瑰宝。

清西陵埋葬着雍正、嘉庆、道光、光绪四位皇帝及他们的后妃、王爷、公主、阿哥等76人。共有陵寝十四座，配属建筑行宫、永福寺，这里风景秀丽，环境幽雅，规模宏大，体系完整，是一处典型的清代古建筑群。（图为清东陵）

开平碉楼与村落（2007.6）

这是首个华侨文化的世界遗产项目，也是国际“移民文化”的第一个世界遗产项目。位于广东西南部的开平市是中国著名侨乡，也是闻名遐迩的碉楼之乡，拥有人口68万人，其中华侨多达75万人。20世纪二三十年代形成了侨房建设的高峰期，为了防御当时的土匪，开平的华侨和乡亲将碉楼建成了一种集防卫、居住和中西建筑艺术于一体的特殊建筑。碉楼最多的时候有3000多座，至今仍完好保存了1833座。

元上都遗址（2012.6）

元上都遗址是中国元代都城遗址，由我国北方骑马民族创建的这座草原都城，被认定是中原农耕文化与草原游牧文化奇妙结合的产物，史学家称誉它可与意大利古城庞贝媲美。

四川青城山和都江堰（2000.11）

青城山是中国著名的道教名山，山内古木参天，群峰环抱，四季如春，故名青城山。

都江堰建于公元三世纪，是中国战国时期秦国蜀郡太守李冰及其子率众修建的一座大型水利工程，是全世界至今为止，年代最久、唯一留存、以无坝引水为特征的宏大水利工程。

河南登封“天地之中”古建筑群（2010.7）

登封“天地之中”历史建筑群包括周公测景台和登封观星台、嵩岳寺塔、太室阙和中岳庙、少室阙、启母阙、嵩阳书院、会善寺、少林寺建筑群等8处11项优秀历史建筑，历经汉、魏、唐、宋、元、明、清，绵延不绝。（图为一位少林小沙弥在塔林内的一座砖塔顶上练习少林童子功。）

福建土楼（2008.7）

产生于宋元，成熟于明末、清代和民国时期。世遗土楼中最古老和最年轻的均在初溪土楼群，直径66米的集庆楼已届600岁“高龄”，直径31米的善庆楼则仅有30年历史。福建土楼所在的闽西南山区，正是福佬与客家民系的交汇处，地势险峻，人烟稀少，一度野兽出没，盗匪四起。聚族而居既是根深蒂固的中原儒家传统观念要求，更是聚集力量、共御外敌的现实需要使然，集居住和防御功能于一体的土楼就这样应运而生了。这些独一无二的山区民居建筑，将源远流长的生土夯筑技术推向极致。

安徽古村落：西递、宏村（2000.11）

据史料记载，西递始祖为唐昭宗李晔之子，因遭变乱逃匿民间，改为胡姓，繁衍生息，形成聚居村落，自古文风昌盛。到明清年间，一部分读书人弃儒从贾，他们经商成功，大兴土木，建房、修祠、铺路、架桥，将故里建设得非常舒适、气派、堂皇，至今仍保留下数百幢古民居，从整体上保留下明清村落的基本面貌和特征。

宏村处处是景，步步入画，从村外自然环境到村内的水系、街道、建筑，甚至室内布置都完整地保存着古村落的原始状态，丝毫没有现代文明的迹象，被誉为“中国画里乡村”。

云南红河哈尼梯田（2013.6）

我国第一个以民族名称命名的世界遗产。世界遗产委员会认为，红河哈尼梯田文化景观所体现的森林、水系、梯田和村寨“四素同构”系统符合世界遗产标准，其完美反映的精密复杂的农业、林业和水分配系统，通过长期以来形成的独特社会经济宗教体系得以加强，彰显了人与环境互动的一种重要模式。

红河哈尼梯田位于云南南部，遍布于红河州元阳、红河、金平、绿春四县，总面积约100万亩，是哈尼族人1300多年来生生不息“雕刻”的山水田园风光画。

澳门历史城区（2005.7.15）

“澳门历史城区”是中国境内现存年代最远、规模最大、保存最完整和最集中的中西建筑互相辉映的历史城区。城区以澳门的旧城为中心，通过相邻的广场和街道，串连起逾20个历史建筑，东起东望洋山，西至新马路靠内港码头，南起妈阁山，北至白鸽巢公园。

四川黄龙国家级名胜区（1992.12）

黄龙风景区的特殊岩溶地貌与珍稀动植物资源相互交织，浑然天成。以其雄、峻、奇、野风景特色，享有“世界奇观”、“人间瑶池”的美誉。

中国澄江化石地（2012.7）

澄江化石被誉为“20世纪最惊人的古生物发现之一”，涵盖16个门类、200余个物种，完整展示了寒武纪早期海洋生物群落和生态系统。

中国南方喀斯特（2007.6）

“中国南方喀斯特”由云南石林的剑状、柱状和塔状喀斯特、贵州荔波的锥状喀斯特（峰林）、重庆武隆以天生桥、地缝、天坑群等为代表的立体喀斯特共同组成，形成于距今50万年至3亿年间，总面积达1460平方公里。

江西三清山风景名胜区（2008.7）

三清山在一个相对较小的区域内展示了独特的花岗岩石柱与山峰，丰富的花岗岩造型石与多种植被、远近变化的景观及震撼人心的气候奇观相结合，创造了世界上独一无二的景观美学效果，呈现了引人入胜的自然美。

四川九寨沟国家级名胜区（1992.12）

九寨沟风景区是一条纵深40余公里的山沟谷地，因周围有9个藏族村寨而得名，有长海、剑岩、诺日朗、树正、扎如、黑海六大景区，以翠海、叠瀑、彩林、雪峰、藏情这五绝而驰名中外。

湖南武陵源国家级名胜区（1992.12）

武凌源风景区由张家界国家森林公园、索溪峪和天子山等三大景区组成，以奇峰、怪石、幽谷、秀水、溶洞“五绝”闻名于世。

四川大熊猫栖息地（2006.7）

卧龙、四姑娘山、夹金山脉生活着全世界30%以上的野生大熊猫，是全球最大最完整的大熊猫栖息地，也是全球除热带雨林以外植物种类最丰富的区域之一。

“三江并流”自然景观（2003.7）

由怒江、澜沧江、金沙江及其流域内的山脉组成，区内汇集了高山峡谷、雪峰冰川、高原湿地、森林草甸、淡水湖泊、稀有动物、珍贵植物等奇异景观。

中国丹霞（2010.8）

是全面展示丹霞地貌形成演化过程的贵州赤水等6个丹霞地貌风景区“捆绑”申报的自然遗产，包含的6处风景区分别是福建泰宁、湖南莨山、广东丹霞山、江西龙虎山（包括龟峰）、浙江江郎山、贵州赤水。

中国新疆天山（2013.6）

天山具有极好的自然奇观，将反差巨大的炎热与寒冷、干旱与湿润、荒凉与秀美、壮观与精致奇妙地汇集在一起，展现了独特的自然美；典型的山地垂直自然带谱、南北坡景观差异和植物多样性，体现了帕米尔——天山山地生物生态演进过程，也是中亚山地众多珍稀濒危物种、特有种的最重要栖息地，突出代表了这一区域由暖湿植物区系逐步被现代旱生的地中海植物区系所替代的生物进化过程。

安徽黄山（1990.12）

黄山美在奇松、怪石、云海、温泉“四绝”。有诗云：“五岳归来不看山，黄山归来不看岳”、“任他五岳归来客，一见天都也叫奇”。

福建省武夷山（1999.12）

其地貌层次分明，呈梯状分布，地势由西北向东南倾斜，最高与最低点高差1993米，地势高低相差之大，为全省之最。

山东泰山（1987.12）

泰山有数千年精神文化的渗透渲染和人文景观的烘托，被誉为中华民族精神文化的缩影，是一座融自然科学与历史文化价值于一体的神奇大山。

四川峨眉山——乐山风景名胜区（1996.12）

它是著名的旅游胜地和佛教名山，是一个集自然风光与佛教文化为一体的中国国家级山岳型风景名胜区。

杭州西湖文化景观（2011.6）

中国传统文化精英的精神家园，中国各阶层人们世代向往的人间天堂，中国历史最久、影响最大的文化名湖，曾对9至18世纪东亚地区的文化产生广泛影响。

山西五台山（2008.6）

位居中国四大佛教名山之首，称为“金五台”。

江西庐山风景名胜区（1996.12）

大山、大江、大湖浑然一体，险峻与柔丽相济，素以“雄、奇、险、秀”闻名于世。

古代营建名城的历史文化论文 篇3：

长沙博物馆基本陈列的策划与设计

长沙博物馆2017年5月18日隆重开幕的“湘江北去·中流击水——长沙历史文化陈列”，是第一次全面展示长沙历史文化发展脉络的大型陈列。陈列分两个篇章，总面积约5000平方米，展出反映长沙历史文化内涵的文物1250余件（套），综合运用场景、艺术品、新媒体展项80余处。在策划设计的过程中，我们根据长沙历史文化的特色，合理构建陈列体系，提炼陈列主题，突出重点亮点，通过展示空间的整理重构、陈列艺术形象的设计和空间色彩的诠释，力求做到内容与形式的统一，在中国历史的大背景下讲述好长沙故事。

一、长沙历史文化特色的分析

长沙是国家首批历史文化名城，历史悠久，文脉绵长，各个时期的历史文化遗产十分丰富。从陈列内容策划的角度来看，长沙历史文化的地方特色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

1.区域性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

长沙地处湘中，绾毂南北，连接东西，地理位置十分重要，历来是湖湘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20万年前，长沙开始有人类活动。西周时期建立方国，宁乡炭河里就是方国的政治中心。战国时期楚人设立长沙县，长沙成为楚国南部的重镇。自秦代末年设立长沙郡起，长沙正式纳入中央王朝的政治版图，此后2000余年来，长沙一直是各代州、郡、路、府的治所，并一度成为西汉长沙国、五代马楚国的国都和明代藩王的分封之地，有“湖湘首邑”之称。作为政治中心的载体，长沙城自战国楚人开始营建以来，城市的中心均未变化，这不仅成就了长沙在世界城建史上的奇迹，也积淀了长沙厚重的历史文化底蕴。

2.中国南方的青铜之乡

商周时期，长沙是远离中原政治中心的化外之地。但至迟在商代晚期，商人经由汉水流域，入洞庭，溯湘江而上来到了长沙，带来了发达的青铜文明。这是长沙历史上第一次受到中原文明的强烈影响。今宁乡黄材盆地及其周边自20世纪20年代以来已出土商周青铜器数百件，四羊方尊、人面纹鼎、青铜大铙等以其形体之高大厚重，铸造之精美绝伦成为中国青铜器中的珍品，奠定了长沙作为南方青铜文化中心之一的地位。90年代黄材盆地西周炭河里古城的发现、望城高沙脊遗址和贵族墓的发掘，证明了长沙西周方国的存在，也表明了青铜文明的输入，给长沙带来的不仅是物质文明的巨大进步，也给长沙地区的社会形态带来了巨大变化，长沙由此进入了国家文明时期。

3.以“楚汉名城”著称于世

楚汉时期是长沙历史上重要的节点时期。这一时期时间跨度达500余年，长沙完成了由南蛮之地逐渐融合到大一统的汉文明之中的历史进程，特别是西汉长沙国的建立，基本确定了两千余年来洞庭湖以南地区的政治版图，对促进当地民族的融合和经济社会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春秋晚期楚人进入长沙，前后经营三百余年，在这里设县建城，并以长沙为前沿阵地发动对南方越人的攻伐。楚人带来了先进的生产力，发展了农业、手工业和商业，同时将周人的礼仪制度、思想文化带到长沙，基本荡涤了本地越文化的主体，使本地文化面貌焕然一新。公元前202年，刘邦封吴芮为长沙王，都临湘（今长沙），开启长沙的封国时代。长沙国分吴氏、刘氏两个时期，其分封历程、疆域变迁及与南越国的关系，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西汉政权的政治走向。西汉长沙王室墓、马王堆汉墓的出土文物，呈现出汉代长沙发达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

4.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

唐代，随着中外交流的日益频繁，造船与航海技术的进步，中国的瓷器通过海上丝绸之路大量销往海外。长沙本土窑场——长沙窑，创新釉下多彩的烧造工艺，大胆吸收并融合其他民族的文化因素，积极开拓海外市场，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跻身唐代外销瓷行列，将长沙窑瓷器销往东亚、南亚、西亚及北非地区，形成唐代瓷器外销白瓷、青瓷、彩瓷三足鼎立的局面。20世纪90年代印度尼西亚海域“黑石号”沉船上打捞出唐代的外销瓷器65000余件，其中长沙窑瓷器达50000余件，可见长沙窑瓷器在唐代外销瓷中所占比例之重，外销规模之大。长沙窑瓷器的成功外销，是长沙这个内陆城市的产品第一次大规模走向海外，它以瓷器为载体，把古老的中华文明、印度文明、伊斯兰文明紧密联系，在文明的交流互鉴中起到了桥梁和纽带作用。

5.湖湘文化之都

長沙自古人文荟萃，文运昌盛。战国晚期，屈原流落沅湘，曾经来到长沙，其作品《怀沙》既为怀念长沙而作。公元前278年，秦军攻破楚郢都，屈原怀石自沉于汨罗江。一百多年后，贾谊贬谪为长沙王太傅，寓居长沙3年有余，期间曾作《吊屈原赋》《鹏鸟赋》等。两位先贤的忧乐情怀、民本思想开湖湘文化之滥觞，长沙由此有“屈贾之乡”的美誉。唐代，一方面大批官宦、文人或谪居或游历潭州（今长沙），如杜甫、柳宗元、李龟年、裴休、孙思邈、刘长卿、韩愈等；另一方面随着科举制度的确立，潭州学风炽盛，人才辈出，产生了欧阳询、怀素、齐已等书法家、文学家，文化名人的聚集，促进了长沙文化艺术的繁荣发展。两宋以后，长沙书院勃兴，岳麓书院、城南书院先后建立，胡安国、张栻、朱熹等理学名家在此讲学授徒，使长沙成为当时全国闻名的理学基地，并逐渐形成了以尊奉理学、兼容并蓄、经世致用为基本特征的湖湘学派。乾道年间，闽学代表人物朱熹与湖湘学派代表人物张栻在岳麓书院讲学论道，盛况空前，开创了不同学派在岳麓书院会讲的先河，扩大了岳麓书院与湖湘学派的影响，天下士子以不得卒业湖湘为恨。此后，湖湘学派不断发展，其思想精髓成为湖湘文化中思想文化的重要内涵，对后世中国的思想文化产生了深远影响。

6.极富变革精神和革命传统的城市

鸦片战争后，面对空前的民族危机，从岳麓书院走出去的陶澍、贺长龄、贺熙龄、魏源等经世派代表人物，放眼世界，改革时政。魏源更是发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时代呐喊，唤醒了沉睡的国人。曾国藩、左宗棠，郭嵩焘等中兴将相，在政治、军事实践活动中践行“师夷长技”的经世思想，创办洋务，推进了中国近代化的进程。在维新变法运动中，谭嗣同、唐才常、熊希龄等人，力推新政，使湖南成为“全国最富朝气的一省”，谭嗣同更是为变法献身，血荐轩辕。黄兴、宋教仁等民主革命家在长沙创建华兴会，后与孙中山共组同盟会，组织反清武装起义，为推翻帝制，创建民国立下了不朽功勋。毛泽东、蔡和森、何叔衡、刘少奇等革命家，胸怀“改造中国与世界”的伟大理想，积极探索中国革命的新道路，以长沙的革命实践为起点，开创了建立中国共产党、缔造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宏伟大业。近代百年历史中，一批又一批的长沙士子以天下为己任，艰难求索，力挽狂澜。他们的奋斗历程，有力地诠释了“心忧天下，敢为人先”的长沙精神。

二、陈列主题的定位与内容的规划

长沙博物馆是一座城市博物馆。让公众了解城市历史，体验城市文化，探究城市的人文精神，从而增强公众对城市的认同感、归宿感，是城市博物馆的使命，一个好的基本陈列是实现这一使命的重要载体。当前城市博物馆的基本陈列主要有历史艺术陈列、地方历史陈列两种形式。这两种形式各有利弊，应根据各地历史文化特色和本馆实际情况进行选择。

长沙市文博机构的藏品资源丰富。长沙博物馆藏品近5万件，珍贵文物数量近7000件。藏品时代涵盖了石器时代至近代各个历史时期，种类有青铜器、陶瓷器、金银玉石器、漆木器、竹木简牍、书画作品、名人手稿等。其中尤以商周青铜器、楚汉文物、长沙窑瓷器、近代文物颇具规模和特色，反映了长沙重要历史节点时期的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状况。

近年来长沙的城市考古取得了重要收获。通过考古发掘，相继发现了自战国至明清时期的城墙、护城河遗址，汉代至三国时期的官署遗址，宋代的街坊、涵渠遗址，明代藩王府遗址和各时期的水井等生活设施，出土了十分丰富的遗物。根据考古发现，结合现有各时期的城市遗迹和文献记载，已可大致勾勒出长沙城市变迁的轨迹。

与长沙历史文化有关的研究开展较早，成果丰硕。仅就文物考古领域而言，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长沙出土的商周青铜器、楚文物就受到学术界的广泛关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伴随着一系列重要考古发现，关于长沙史前文化、商周青铜文化、楚文化、马王堆汉墓及长沙国的历史、长沙窑、长沙出土简牍、帛书、帛画等方面的研究开展十分充分，积累了丰富成果。关于长沙近代史、党史、长沙思想文化史、商贸史、城建史的研究成果也可谓汗牛充栋。这些研究成果为基本陈列的策划提供了坚实的学术支撑。

然而长期以来，囿于条件的限制，除20世纪八九十年代举办过小规模出土文物精品展以外，长沙市还从来没有举办过一个全面反映长沙历史文化的展览。社会公众对长沙历史文化名城文化底蕴的了解，主要依靠湖南省博物馆的马王堆汉墓展、长沙简牍博物馆出土三国吴简展览及以岳麓书院、贾谊故居为代表的一批地面文化遗存，获得的信息不系统，不全面。借助长沙博物馆新馆建设的契机，在新馆基本陈列策划过程中，我们从长沙历史文化特色着眼，根据馆藏文物情况和社会公众需求，特别考虑利用基本陈列开展社会教育的需要，决定举办一个长沙地方历史文化陈列，全面展示长沙自有人类活动以来至1949年和平解放的历史发展脉络，解读这座历史文化名城的人文精神。

为此，我对整个陈列的主题内容、篇章结构、展陈风格进行了合理的规划设计。

1.将陈列划分为“湘江北去——长沙古代历史文化陈列”“中流击水——长沙近代历史文化陈列”两个篇章。古代长沙与近代长沙的文化内涵各具特色，但比较而言，近代长沙在中华文明的进程中更具影响力。古代长沙的文化内涵集中表现在物质文化上，而近代长沙的文化内涵则更多地体现在历史名人上。表现主体的不同，决定了其表现形式的差异。古代长沙部分适宜于以物说史，以物证史；近代长沙部分则适宜以人带史，凸显长沙人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和作用。因而我们把整个陈列以1840年为界划分了两个篇章。两个篇章在时间上一线贯之，在内容上紧密联系，但在空间上又相对独立，各自成篇。这样划分的好处，一是加重了近代长沙的分量，更加体现了长沙“楚汉名城”“革命胜地”的文化特色，二是为塑造两个篇章各具特色的展示形象创造了条件。

2.以“湘江北去”“中流击水”分别作为长沙古代历史文化陈列、长沙近代历史文化陈列的展标。展标取自毛泽东的诗词《沁园春·长沙》。长沙是毛泽东早期从事革命活动的地方，这首词也作于长沙。我们借用他的诗句作为展标，一是考虑这首诗词本身强大的影响；二是具有唯一性；三是两句诗词恰如其分的反映了古代长沙与近代長沙的文化特色，并富有深刻的寓意。湘江流经长沙后，一路向北，入洞庭，汇长江，最后纳入东海。我们把长沙的古代文明比喻为湘江之水，寓意源远流长的长沙古代文明和其他的支流文明一样，最终汇入了中华文明的海洋。“中流击水”则更是形象地表达了近代长沙人在历次社会大变革的浪潮中，不畏艰险，勇立潮头。

3.采用编年体的叙事方式，以时代为序，以重要历史节点或重大历史事件、著名历史人物、城市的发展变迁为主要线索，演绎陈列的主题内容。在遵循一般通史陈列规律的基础上，既完整表现长沙历史文化发展轨迹，又注意突出重点，彰显特色。我们把古代长沙划分为史前、商周、春秋战国、两汉、三国至元、明清几个大的历史时期，围绕各时期长沙政治、经济、文化和城市发展状况展开内容。特别突出了楚汉时期的内容展示。近代长沙则选取倡导经世、维新运动、辛亥革命、长沙建党、秋收起义、长沙抗战及和平解放几个重大历史事件或历史片段，以人物为表现主体，展现近代长沙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内容编排的体例上，不囿于通史陈列的固有范式，采取了通史加专题的形式解决具体问题。比如为充分展示西汉“渔阳”王后墓这一重大考古发现和唐代长沙窑的文化特色，分别在“大汉王国”和“湖湘首邑”部分巧妙的嵌入了“渔阳王后”“唐风妙彩”两个专题，使陈列的形式更加丰富。

三、陈列的组织结构

按照陈列内容的时代序列，我们将基本陈列分为13个部分，分属“湘江北去——长沙古代历史文化陈列”和“中流击水——长沙近代历史文化陈列”两个篇章。

（一）“湘江北去——长沙古代历史文化陈列”

序厅：长沙的得名，据说与天上的长沙星有关。古人为观测天象，创立了二十八星宿之说，南方七星宿中轸宿旁有一附星名为“长沙”，于是按星象分野的理论，将天上长沙星对应下的地方称为“长沙”，在长沙也一直流传着“天上一个长沙星，地上一座长沙城”的谚语。在序厅设计中，我们以“星空下的山水洲城”为策划思路，以场景及手捧“长沙”地名多媒体互动形式，讲述长沙地名由来的故事，表现古代长沙山水洲城的人文和自然环境，调动观众情绪，引导观众的探索欲望。

第一部分：湘江晨曦

此部分主要展示长沙的史前文明及与长沙有关的上古传说，由三个单元组成。第一单元“击石为器”，展出一组浏阳出土的20万年前旧石器时代的打制石器，揭开长沙最早人类活动的序幕。第二单元“农耕初兴”，展出新石器时代大塘文化的石器、陶瓷组合，重点陈列大塘遗址出土的彩陶鸟纹双耳罐和一组带有太阳、建筑、兽面等刻画纹饰的陶片，反映长沙农耕文明的兴起、原始聚落的形成、原始艺术的产生和先民们太阳崇拜的宗教观念。第三单元“上古传说”，依据文献记载，整理三苗、黄帝、炎帝、舜帝、少昊氏、夏禹等部落联盟和中华文明始祖与长沙有关的历史传说，以图文版面形式呈现，增强该部分内容的故事性。

第二部分：青铜之乡

以“商周南征”“神秘方国”“青铜神韵”“铙乐悠扬”四个单元，层层递进，表现商周青铜文明南传长沙的历程和对本地文明进程的重大影响。“商周南征”以汉水流域、湘江流域商周文化的重要考古发现和研究成果为基础，结合早期文献关于商王、周王南征的历史记载，勾勒中原商周文化南传的路线，并以长沙出土或征集的兽面纹铜觚、兽面纹铜爵、细线纹铜斧、环首龙纹铜刀、三角援铜戈、云雷纹铜戈、宽叶铜矛等组合文物反映这一史实。“神秘方国”重点展示了宁乡炭河里遗址的重大考古发现，解析炭河里城址及其城墙、壕沟、宫殿基址、贵族墓葬的特殊含义，说明炭河里就是文献记载中长沙地区西周方国的政治中心。“青铜神韵”主要反映青铜文明南播后，长沙青铜文明的重要成就以及多元文化构成的独具特色的青铜文化面貌。除以图文形式展示四羊方尊、人面纹鼎、部分流落在海外的长沙出土商代青铜器外，着重陈列馆藏长沙及周边出土的兽面纹提梁卣、牲兽尊、乳钉纹鼎、兽面纹瓿、蛙纹铙、云纹甬钟等青铜器。“铙乐悠扬”则以商代铜铙为展示重点，展出国内最大的象纹铜铙、一组9件能成编奏乐曲的乳钉云雷纹铜编铙，突出长沙青铜文化特色。

第三部分：楚南重镇

这部分是古代历史文化陈列中的重点之一，主要反映自春秋晚期楚人来到长沙后，长沙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状况，由四个单元组成。第一单元：“百越杂处”，以越式青铜器的组合陈列，简要介绍楚人来到长沙前本地的越民族主体及其文化面貌。第二单元“军事要垒”，分“设县图治”“南征蛮越”“营建城邑”三个组合，以实物或图文组合陈列长沙出土的战国印章、带“长沙”的铜器铭文、各类兵器、战国长沙城的城墙、护城河、城内作坊、水井群遗址及水井内出土的生活用具、建筑构件等，并将市中心发现的战国至近现代的城市地层堆积移植到展厅内，体现出楚人对长沙的军事占领、政治治理和长沙城市建设的开端。第三单元“经营开拓”，组合陈列长沙出土的铜铁生产工具、铜镜、玉器、琉璃器、漆木器、货币及度量衡，从农业、手工业、商业贸易方面反映本时期长沙经济发展。第四单元“南楚风采”，从“礼乐文明”“信巫重祀”“简帛流芳”“屈原怀沙”四个组合，以楚墓出土青铜礼乐器、镇墓兽、虎座凤鸟鼓架、简牍、帛书、帛画、制简工具组合陈列和屈原塑像，體现这一时期长沙的礼制文明、人们的宗教信仰和文学、艺术成就。

第四部分：大汉王国

汉代是古代长沙最辉煌的时期，陈列内容分五个单元展开。第一单元“秦长沙郡”，简略介绍秦末长沙郡的设立情况。第二单元“封藩建国”，分“吴氏长沙国”“刘氏长沙国”“长沙国相傅”“长沙国与南越国”四个组合，以长沙王金印、王后玛瑙印、各级属官印、兵器实物、贾谊塑像以及马王堆汉墓出土文物图片展示，反映西汉长沙国分封历程、政治架构及与南越国的关系。第三单元“王国气象”，以王国都城、王室陵寝、王国生活三个组合，展示长沙国都城——临湘故城出土建筑构建、水井遗址及官署简牍、长沙国王陵分布模型、长沙国王室贵族墓葬出土金饼、丧葬玉器、装饰玉器、青铜礼器及生活用具、漆木器等，还原长沙国都城、王室陵区的规模布局及长沙国王室贵族的生活状况。第四单元“渔阳王后”，以小专题的形式，介绍“渔阳王后”墓的发掘经过、黄肠题奏葬制特色和这位长沙国王后、汉庭公主的生前生活。重点复原陈列该墓保存完整的黄肠题奏葬具，墓内出土的金饰、玉器、漆木生活用具、乐器、娱乐器具和随葬牲俑等。第五单元“王国余脉”，主要介绍东汉时期长沙国的复建、废除和设立长沙郡的情况。

第五部分：湖湘首邑

时间跨度涵盖三国至元时期，用五个单元概括长沙作为湖湘首善之区的历史文化特色。“风云要地”以三国吴简、六朝青瓷组合陈列，表现这一时期长沙政治风云的变幻和经济的缓慢发展。“盛世潭州”以出土金银器、玉石器、瓷器、铜镜、佛顶尊胜陀罗尼石质经幢反映唐代潭州的经济发展和佛教的兴盛。重点展出中南工大唐墓出土的秘色瓷器、定窑白瓷器及一套鎏金银茶具，表现唐代上层社会的饮茶风尚。以展板图文展示一批与长沙有关的文化名人，体现唐代潭州的人文之盛。“唐风妙彩”作为长沙窑的专题展，按长沙窑的概况、长沙窑瓷器的造型、色釉、装饰艺术、雕塑艺术及长沙窑的外销六个组合，展出长沙窑各类产品100余件，较为全面地反映了长沙窑瓷器的特色和在中国陶器史上的地位。最后以“扬帆远航”长沙窑瓷器外销场景诠释海上丝绸之路起点这一个主题。马楚国是历史上第一个以湖南为统治中心的封建割据政权。“马楚王国”单元主要反映五代时期马楚政权在长沙的城市建设、促进湖南经济发展和民族融合方面的作为。“潇湘洙泗”以“湘岭要据”“城市遗迹”“商业都会”“湘学中心”四个组合，借助长沙城市考古发现的宋代街坊、排水涵渠、道路、水井遗址复原展示，馆藏金银器、玉石器、陶瓷器组合陈列，岳麓书院、城南书院和周敦颐、胡安国、朱熹、张栻等人物的图文展示，表现中国政治、经济、文化重心南移后，长沙政治、军事地位的提升，突破里坊制度约束后长沙城市规模的扩展，城市经济的繁荣，以及以长沙为中心的湖湘学派的形成和发展。

第六部分：明清府城

明清两代是古代中国由强盛走向衰落的转折时期。明代长沙为诸藩封王之地，藩府国城。明清鼎革后，清雍正二年（1724），两湖最后实现分治，长沙成为湖南省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该部分内容分为两个单元。第一单元“藩屏府治”，主要反映明代藩王分封历程、藩王陵园分布与规模、王府的营造及对长沙城市建设的影响。第二单元，“湘省中枢”，展示两湖分治、分闱的历史过程，并从外地人口的迁入、茶市、米市的形成，表现“湖广熟，天下足”的人文、经济背景。

（二）“中流击水——长沙近代历史文化陈列”

序厅：序厅的设计中，我们从展览主题人手，用高度概括的艺术语言，设计制作了“中流击水”大型艺术装置，来表现近代长沙人的精神气质。该艺术装置用不同规格的方形钢管集聚，立体构成大浪冲击岩石激起千层浪花的瞬间造型，加上灯光的精准配合，塑造出极具视觉张力、震人心魄的艺术效果。其分明的棱角和铁锈的色彩，表现了长沙人刚正不阿的性格和铁血的精神，而中流击水的造型，更体现了近代长沙人在历次变革浪潮中发挥的中流砥柱的作用。

第一部分：倡导经世

魏源在《海国图志》序中说：“是书何以作？日：为以夷攻夷而作，为以夷款夷而作，为师夷长技以制夷而作。”这部分内容即主要反映鸦片战争后，长沙籍的经世派、洋务派的代表人物，在倡导经世致用、唤醒民族自觉、推进中国近代化发展中的作用，分三个单元。第一单元“师夷长技”，以林则徐洮河砚、林则徐书《格言联璧》警句木匾、魏源《海国图志》、贺长龄、魏源编《皇朝经世文编》实物陈列及相关人物、事件图文展示，反映鸦片战争前后长沙的社会状况、禁烟运动、陶澍、贺长龄、魏源的经世思想。第二单元“湘军的兴起”，反映太平天国运动兴起后，太平军进攻长沙、曾国藩在长沙组建湘军的情况，组合陈列太平军使用的铁炮、“圣宝”铜钱、湘军人物刘锦棠手稿等实物、图片资料。第三单元“洋务先驱”，主要反映曾国藩、左宗棠、郭嵩焘、曾纪泽、丁取忠的洋务实践活动，展出《曾文正公全集》，曾国藩、曾国荃编辑《船山遗书》，长沙左宗棠故居石雕构件，郭嵩焘《使西纪行》，曾纪泽撰《中国先睡后醒论》，丁取忠等人编撰的《白英堂算学丛书》等实物和系列图片，并以大型人物群雕表现洋务先驱的人物形象。

第二部分：引领新政

梁启超在《湖南时务学堂缘起》中评价湖南说：“救中国从湖南始。吾湘变，则中国变；吾湘立，则中国存。”该部分主要表现在维新变法期间，长沙维新思想的传播、推行新政取得的重要成果、长沙人为维新变法作出的历史贡献。第一单元“维新号角”，以谭嗣同、唐才常创办浏阳新算学馆、长沙创办《湘学报》《湘报》、时务学堂、南学会为线索，从思想文化的传播、社会风气的转变表现这一时期长沙求新求变的蓬勃朝气。第二单元“长沙新政”，具体从办工厂、兴矿务、引轮船、设电报、开邮政、新军事、建警局几个组合，展现长沙新政的面貌和城市近代化的起步。第三单元“长沙近代教育的勃兴”，则以各类新式学校的建立、大量长沙学子留学日本的现象，反映长沙近代教育的发展。第四单元“血荐轩辕”，以场景、雕塑和实物、图文展示，重点表现谭嗣同为变法英勇献身、唐才常继之领导自立军起义的壮举。

第三部分：辛亥首应

辛亥革命中，长沙是最先响应武昌起义的城市。该部分内容，全面展现了长沙开埠后，长沙社会矛盾空前尖锐，人民反帝反封建斗争形势持续高涨，最后一举推翻满清王朝统治的全过程，分四个单元。第一单元“长沙开埠”，利用历史图片、文献资料和实物，表现长沙开埠的历程及对本地民族工商业的影响，第二单元“黄兴创建华兴会”，展示1904年黄兴、宋教仁、刘揆一等人在长沙成立华兴会、策划甲辰长沙起义、1905年参与组建同盟会、湖南同盟会领导公葬陈天华、姚宏业的活动，并以大型群雕“华兴聚会”表现“华兴会”成立时的情景。第三单元“辛亥革命前夕的长沙”，以萍浏醴起义、湖南立宪运动、保路运动、长沙抢米风潮四个组合，反映辛亥革命前长沙风起云涌的斗争形势。第四单元“武昌起义长沙首应”，展示武昌起义爆发后，湖南同盟会领导人焦达峰、陈作新积极响应、领导长沙起义、成立湖南都督府、派军援鄂的史实，以大型投影“起义倒计时”展示长沙起义的惊险过程。

第四部分：建党先声

毛泽东在《唯心历史观的破产》中指出：“中国产生了共产党，这是开天辟地的大事变。”这一部分以毛泽东、蔡和森、何叔衡、劉少奇等人在长沙的早期建党活动、中国共产党成立后中共湘区委员会领导的工人运动、农民运动等内容分五个单元展开。第一单元“新文化运动在长沙”，主要反映在新文化运动影响下，毛泽东、蔡和森等进步青年，成立新民学会，开展赴法勤工俭学，创办《湘江评论》宣传马克思主义和反帝、反封建思想，领导湖南人民驱逐反动军阀张敬尧的活动。第二单元“建立长沙共产党早期组织与中共湘区委员会”，展示毛泽东、蔡和森早期建党思想、开展早期建党活动、创建长沙共产党早期组织、成立中共湘区委员会的光辉历程。第三单元“开展以长沙为中心的湘区工人运动”，通过改造劳工会、建立工会组织、领导长沙泥木工人、粤汉铁路工人、安源路矿工人等罢工斗争的内容，反映在毛泽东的领导下，湘区工人运动的蓬勃发展。第四单元“在大革命的高潮中”，主要表现在国共合作背景下，中共湘区委员会领导长沙人民支持北伐、收回帝国主义在湖特权的系列活动。第五单元“领导轰轰烈烈的长沙农民运动”，以建立各级农民协会、开展农村大革命、毛泽东考察湖南农民运动为组合，反映了党领导下湘区农民运动的大好形势、毛泽东《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对湖南农民运动的充分肯定。该部分以毛泽东、蔡和森、刘少奇、何叔衡、李维汉、郭亮、缪伯英“建党群英”的人物群雕结束。

第五部分：秋收起义

毛泽东领导的湘赣边秋收起义是中国革命的转折点，中国共产党人高举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大旗，开始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新道路的伟大探索和实践，翻开了中国革命的新篇章。该部分内容分三个单元。第一单元“霹雳一声暴动”，展示了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转变革命战略，确立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毛泽东提出“枪杆子出政权”的伟大理论，并回到湖南领导秋收起义，会师文家市，进军井冈山的全过程。第二单元“红军两次攻打长沙”，展示1930年彭德怀率红三军团第一次攻打长沙，毛泽东、朱德率红一方面军二次攻打长沙，以及期间成立湖南省工农兵苏维埃政府、永和会师、建立红一方面军的内容。第三单元“丰碑”，以烈士墙、组合文物陈列，展示了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中，英勇牺牲的杨开慧、郭亮、柳直荀、何叔衡等长沙籍的著名革命烈士。

第六部分：团结御侮

在14年的抗日战争中，长沙经历了“文夕大火”、四次会战，为中国的抗战事业作出了卓越贡献。这部分内容分为四个单元。第一单元“同仇敌忾赴国难”，从“九一八事变后的长沙”“八路军驻湘通讯处在长沙”“声名远播的抗战文化城”“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四个组合，展示抗战爆发后长沙抗战文化城的形成、八路军驻湘通讯处的建立及其主要活动、在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下长沙人民众志成城、积极抗战的内容。第二单元“烈火焚城惊寰宇”，用大型投影、实物组合、图文版面展示方式，再现了“文夕大火”这一惨烈事件的经过，展示了火后周恩来参与领导的救灾活动。第三单元“长沙会战铸忠魂”，主要展示一、二、三次长沙会战的经过，重点以场景、多媒体表现第三次会战中“长沙保卫战”的战争场面，突出这场战争的胜利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重要影响和意义。第四单元“胜利受降慰英烈”，以“长沙受降”巨幅油画，表现长沙这座饱经战火的铁血名城，作为受降地区之一，见证了抗战胜利的伟大历史时刻；图文展示天心阁崇烈门、陆军第73军抗战阵之将士公墓、麓山忠烈祠等抗战纪念设施的兴建，体现长沙人民对抗战英烈的纪念和告慰。

第七部分：和平解放

分“反对内战争取民主”“和平起义声震全国”两个单元。第一单元反映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长沙人民开展的争取和平民主的革命斗争。第二单元反映中共湖南省工委根据中共中央和毛主席的指示，积极开展对国民党湖南当局军政领导人程潜、陈明仁的统战工作，争取其接受中国共产党的八项和平主张，于1949年8月4日通电起义，实现长沙和平解放的历史过程。

在近代历史文化陈列的尾厅，我们选取毛泽东《沁园春·长沙》和《七律·答友人》两首诗词作为整个陈列的尾声。“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长岛人歌动地诗”“芙蓉园里尽朝晖”，一代伟人的豪迈诗篇，是长沙近代历史和人文精神的形象写照，永远激励着长沙人民在新的历史时期勇往直前，再创辉煌。

（责任编辑：阮富春）

作者：王立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