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的中国古代文化论文

［摘要］抗战时期的文化运动是以中华民族传统民族精神为思想基础，是抗战实践对中华民族优秀文化的时代选择和升华。在抗日民主根据地、国统区和沦陷区，广泛开展的以抗日救亡为主题的多种形式的抗战文化运动，在抗日战争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历史作用。下面是小编精心推荐的《抗战时期的中国古代文化论文(精选3篇)》的相关内容，希望能给你带来帮助!

抗战时期的中国古代文化论文 篇1：

假热衷与真冷淡①

内容摘要近年来兴起的传统文化热,与20年前的文化热虽然在运作方式上有异曲同工之妙,但价值取向不同。1980年的文化热是知识分子把政治改革失败的怨恨转嫁到传统文化,借助文化讨论的曲折叙事,想象地走完政治改革的抛物线;而今天的“文化热”,则是集观赏性、娱乐性于一体的细节与故事的绘声绘色的演绎。今天的“文化热”只不过是利益最大化的资本运作机制驱动下的人为制造的文化繁荣的假象。与文化界的假热衷相比,文学界则是真冷淡,这恰恰显示了这场“文化热”的本质:虚空的膜拜传统,是为了掩盖对未来的筹划的匮乏;而匮乏未来的筹划,必然一再求助于传统。

关 键 词 传统文化热 文化界 文学界 假热衷 真冷淡

作者郜元宝,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上海:200433)

从学者到名流·从学界到民间·从国学到显学

近年来,文化界呈现出一个突出的现象就是“文化热”。这话似乎有点语病:文化界内部当然每天都得面对文化,何热之有?但笔者所谓“文化热”,并非文化界内部主动“发热”,而是一股社会需求成为风气,突然热衷于文化——中国传统文化——文化界身不由己也被动地热起来。

所谓社会需求演成的风气,是指以强势新闻媒体如中央电视台以及闻风而动的各地电视台为中心而波及全社会(书店、出版社、报刊、网络和学院),迅速造成以往只有政治动员才能生效的全民学习传统文化、关心传统文化的热潮。文化讲座收视率竟然超过热播的电视连续剧,以往一贯很严肃的文化普及竟然赛过大众文化娱乐,精英文化竟然一夜之间转变成另外一种形式的大众文化的狂欢。电视文化讲座副产品的市场份额也急遽飙升,一本书只要是“央视百家讲坛”某位坛主的演讲稿,开印就高达几十万上百万册,成为理所当然的畅销书;本来在学界籍籍无名之辈,一旦登上某个讲坛“秀”一下,就成为当然的文化权威和学术明星,马上晋升(或自封)为教授。据说某位本来在书斋坐冷板凳的学者,自登上“百家讲坛”后,摇身一变,成为文化名流和公共人物,自此出门不戴墨镜,就害怕被人围观,而这位先生却在基本保险的公共媒体上频频露脸,对各种超出其专业领域的公共话题泰然地发表高见。

因为与大众媒体结合(不管被动还是主动),学者成了名流,学术走出学界而走向民间社会,传统文化再也不只是政治宣传的招牌和国家的文化名片,而被渲染为大众的普遍追求与精神寄托。本来一直是出版社沉重负担的研究传统文化的学术书籍,也一下子成了文化产业链中被看好的一环,并被头脑精明的书商反复开发。最后,“五四”以来一直比较冷门的研究传统文化的“国学”,竟然无须任何权威干预,在经济利益主导一切的当下成为炙手可热的显学。

这一次“文化热”,使人们自然联想到1980年代后半期另外一场文化热。

20多年前那场文化热,是政治改革走到一定阶段的变相延伸。当政治改革无法按原来的速率深入下去时,剩余热情就只能转移到文化界,借助文化讨论的曲折叙事,想象地走完政治改革的抛物线,结果只能是被政治权威叫停,由此积蓄的乃是未被实现的政治理想,而非任何形式的经济效益。曲折的政治隐喻必然走向宏大叙事,气势恢宏的本质论描述、概括、总结和未来学展望乃至潜在的政治动员和政治呼求,成为20年前那场文化热的最高呈现方式。惟其如此,文化故事的讲述者、书籍读者、电台听众和电视观众,都是所谓“社会精英”,而非今天大众集体的参与。20年前文化热的价值倾向很明显,是和“五四”前辈那样把政治变革失败的怨恨转嫁到传统文化,断言政治改革必须最后诉诸文化的更新,所谓文化热其实是文化批判热,参与者们所关心的乃是文化故事宏大叙事的本质论结果与必然推导的政治运用,不是如今以学术外衣包装好的集观赏性、娱乐性于一体的细节与故事的绘声绘色的演绎。

但两场性质不同的文化热,在运作方式上有异曲同工之妙。如果说,20年前那场文化热之所以造成广泛的社会影响,主要是自上而下启蒙与教训的结果,它紧紧依赖“五四”以来新文化运动所创设的登高一呼应者云集的社会动员模式;那么眼前这场新的“文化热”,看上去增加了诸如大众娱乐、市场策划、利益最大化等新的运作方式,骨子里仍然借用了这一传统的启蒙模式和社会动员机制。不仅如此,它还把这种启蒙模式和社会动员机制在全球资本和后现代文化工业的语境下推向极端,变传统的诱导模式为后现代的恐吓逻辑——眼前的这场“文化热”告诉大众:跟后现代文化工业赛跑,也就是跟时间赛跑,跟生命赛跑;谁拥有正在热播的文化讲座的信息,谁就拿到了时尚狂欢的入场券,谁就抓住了时间和历史的方向,其文化生命的质量与档次就获得保护。文化,不再是潜移默化、润泽心灵的精神营养物,而是必须及时抢购的时装与随身携带须臾不可或缺的救心丸。

在这场旨在对大众实行文化恐吓和文化收编的文化热中,重要的是被抽象把握的文化象征本身,而不是文化的实体内容。中国古代文化的某些典籍、人物、故事、典章、制度、文物之类之所以取代人类文化交互形成的文化公共体、未来文化展望而成为文化的代名词,并不只是民族主义情绪的作用结果,而是这种文化选择的简单可操作性。

学院文化的转移

有意思的是,这场“文化热”的发动者是权威媒体、头脑精明的书商、闻风而动的网络,但“资源”始终在高等院校。各种文化讲座的主讲人(纪连海、刘心武等个别例外)绝大多数都是学院(大学和社科院)的教授、博导与学术权威(至少也是学术新秀)。

学院的学术资源进入公共空间并非不经过过滤和选择。换言之,学院的资源并非全方位地成为社会流行文化的发动机,公共空间在接纳和利用学院资源时也改造了学院的文化形象,甚至影响到学院各学术部门的原有平衡,促使后者在短时间内重新建构。其中有三点最值得注意。

第一,“中学”压倒“西学”。“五四”以来,中国社会与人文学科的重心是“西学”而非“中学”,这是对晚清维新改良派“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全盘反动的结果。尽管解放以后在“继承发扬民族文化遗产”的口号下“中学”一直受到重视,但从来没有压倒过“西学”。这不仅表现在投入资源之大小悬殊,也表现在全部人文社会科学的基本方法论和世界观来自“西学”而非“中学”。很长一段时间,是“西学”领导“中学”而非“中学”领导“西学”。然而进入上世纪90年代以后,情况逐渐有所变化。国家在“中学”方面的投入不断提升,大型学术研究立项计划纷纷向“中学”倾斜,“西学”(除了与“西马”有关的课题)不知不觉失去了过去的领导和主导地位,成为真正封闭在学院内部的纯学术操作,和社会整体的核心价值建构运动失去有机联系。尽管没有清楚的口号主张“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总体战略无疑极大振奋了“中学”,在古典文学、传统史学、古代哲学、古代社会制度、古代科学、古代习俗礼仪(尤其节日庆典)、历代人口经济地理和交通演变、古代建筑、传统医学及宗教各领域,学术研究都欣欣向荣,“研究梯队”日益强大,研究资金日渐充足,社会关注也越来越可观。甚至不少地方和部门还直接把所谓“传统智慧”运用于管理、商业和日常生活,最后反映到大众文化领域,由权威媒体骤然掀起一场全民参与的传统文化热,实在是瓜熟蒂落、水到渠成的事。

第二,“大传统”压倒“小五四”。“五四”开始的中国现代文化运动,对民族文化传统的关系很容易被简单阐释。比如始终有一种意见认为,“五四”中断了传统文化,使之发生“断裂”。其实这是极不公平的。如果说传统文化有所衰落,那也是传统文化自身运行的结果,其衰落早就发生了(章太炎等许多现代学者认为传统文化在宋代就已经开始衰落),而且这个过程至今并没有完成,也就是说,衰落仍在继续。为何衰落?其因应该在传统文化自身。如果传统文化果真有生生不息的生命,它就不会衰落。衰落之罪不能怪到“五四”。反之,若没有“五四”,单依靠“五四”以前“中学”自身的研究方式,传统文化不可能获得现代性研究、保存、整理、阐释乃至所谓“创造性转换”与推广。

“五四”所开启的现代中国文化,尽管对传统文化有所继承,本身毕竟已经不再是传统文化全方位的复兴与延续,而是一种异质的新文化阶段,二者之间的区别远远胜过认同。正是基于这一层了解,许多学者主张“五四”以后任何一种文化运动,哪怕极端的认同传统的复古运动,都应该纳入特殊的中国现代性范畴来考察。可是,近年来的传统文化热产生了一种假象,好像今日中国文化结构中的“传统”因素应该压倒“五四”并取而代之。对今天许多中国人来说,他们了解“传统”(哪怕是抽象化象征化的文化传统)程度已经远远超过了解“五四”(哪怕是抽象化象征化的“五四”)。传统节日、文化象征和典籍经常被纪念、被保护、被阐释,而纪念“五四”的活动甚至连“虚应故事”也谈不上了。在许多人的意识中,有没有“五四”运动这回事也成了问题。关于传统,人们总能说点什么,但关于“五四”,尽管过去才90年,已经相当茫然。有学者甚至指出,既然传统有几千年,“五四”至今不到百年,二者在文学史、文化史上的地位应该是几千比几十、数百比一二三某个位数。具体来说,比如写一本《中国文学史》,先秦到晚清应该占99%的篇幅,“五四”至当代,1%的篇幅足矣。这种浅薄的见解起码忘记了,“五四”不是传统文化之外的一次偶然事件,而恰恰是传统文化运动内部衍生的一个必然结果,二者之间的比重不能以单纯的年代长短来衡量。“大传统”压倒“小五四”,确实是近来比较流行的一种文化想象,这种对中国文化的整体想象不仅以自身的传统鄙睨自身的现代,更以自己的传统鄙睨世界的现代,陡然发现祖宗原来还有大笔被忽略的遗产,于是随着经济的发展而在文化上也急遽膨胀起来,不再“拿来”,而急忙“送去”了——目前正以“大跃进”形式为世界各地送去孔子学院的豪举便是这种文化想象的必然结果,而奥运会开幕式更集中表述了传统压倒现代、“死人”代替“活人”的文化状况。

第三,“孔子”压倒“鲁迅”。“中学”压倒“西学”,“传统”压倒“五四”,一个最显著的标志或象征就是“孔子”压倒“鲁迅”。这里仍然是以年代之长短而论价值之大小。“孔子”几千岁了,“鲁迅”才一百多岁,在许多人眼里,前者当然要胜过后者!所以,尽管鲁学成绩斐然,鲁迅著作俱在,而孔子的事迹渺不可寻,孔子著作只是断简残篇,孔子研究的诸多领域更只在猜测悬想之间,但社会上俨然似乎更了解孔子而不知道鲁迅,孔子成为理所当然的国家文化名片。“送去”的时候,拿出的文化名片是孔子而不是鲁迅(中国在世界各地开设的400多家推广中国语言文化的最高机构是“孔子学院”而非“鲁迅学院”)。

传统想象与自我认同

新一轮文化热,所热的对象和内容原本无关紧要。在后现代条件下,不管讲什么,只要运用文化煽动乃至文化恫吓手段,一定有人倾听和追逐,正如末世纷纷出笼的各个领域众多假先知们,无论如何也不会缺乏追随者。80后的抄袭写手不是还为粉丝所裹挟而宁肯在经济上赔偿被抄袭者也不愿在事实上承认抄袭或者向被抄袭者道歉吗?这种古怪的逻辑告诉我们,现在的情况是:我们需要文化,不管文化是什么。

然而,“文化热”所“热”的主要还是传统文化而不是别的,其中颇有玄机。

晚清以来,中国文化呈现多元开放状态,总趋势是后发型东方现代化国家主动学习世界和西方的心态占主导地位。鲁迅先生的“拿来主义”成为中国现代文化建设的主要方法论依据,很长一段时间,众所周知,无甚异议。但与此同时,回归传统、弘扬传统的呼声也从来没有消歇,各种各样的传统主义、国粹主义、复古主义乃至急不可耐的“送去主义”始终是“拿来主义”的逻辑补充,只不过在不同历史阶段会以不同方式呈现出来而已。比如,晚清的“中体西用”、整个现代时期不绝如缕的各种“复古运动”、十教授的文化本位论、傅斯年“东方学在中国”的叫喊、抗战时期在“大后方”应运而生的战国策派和新儒家,以及在延安发动的民间文艺、民族形式和中国气派的建构,在沦陷区“小品文”的兴盛、1980年代“文化寻根热”直至21世纪新的传统文化热——从这个角度,实在可以对现代中国的传统文化回归热做一个简单的回顾。

历次传统文化回归热,并不是真的要回到传统。鲁迅早就辛辣地指出,那些假装迷恋往古的遗老遗少们比谁都更加懂得享受现代生活的种种便利,他们的复古只是一种立足于现代的富有欺骗性的生存策略而已。所以重要的是要看清传统文化热或包含的对于现代乃至当下中国的自我想象。

一个民族,如果整天沉湎于传统,而忘记“向前看”,本来就值得警惕。但今天的传统文化热与现代时期的复古主义有所不同。尽管现代复古主义者也懂得享受现代生活的便利,但也并不能一概否认其怀古复古的认真和严肃。真有人相信只要复古,就天下太平,文化昌明,人性改善。许多复古主义是理想主义和悲情主义的全身心投入,他们顽固乃至变态地“玩古”,却仍然值得同情。今天的“文化热”却并没有那种严肃认真的样子,“文化热”的制造者们根本就是后现代社会的一群大玩家,他们并不相信传统真有什么神秘的力量,只是因为在经济领域产生了一些暴发户,他们要领导一种文化潮流,本以为自己只会挣钱,但是在一群帮忙文人和帮闲文人的提醒下,忽然发现,原来老祖宗倾废的旧宅或根本就不存在的想象的祖屋,竟是诗书礼乐的渊薮,赶紧翻箱倒柜,清理遗产。清理出来之后,并不加以批判的理解,而是用后现代的新材料合成迷乱的时装赶紧穿在身上,自娱自乐的同时还顺便以此傲视别的据说是没有遗产的邻居们。

据说美国60年代中产阶级勃兴,催生了提倡“细读”的“新批评学派”,后者及时满足前者的文化需求,教他们怎样阅读经典;现在中国的暴发户面对像砖头一样扛回家的四书五经诸子百家通鉴红楼以及为小皇帝们预备的三字经之类,却没有时间去“细读”,于是就有学者们披挂上阵,走上各种讲坛,叫他们来“悦读”。这种“悦读”不仅是自己高兴,也与民同乐,那些在经济上没有希望或仍然没有放弃希望的社会底层渴望在文化上走一条捷径,与暴发户们平起平坐,所以群众性的“悦读”,正好可以用现成的文化共同体来填补贫富悬殊造成的巨大心理鸿沟。

假热衷与真冷淡

这样一来,也就显示了这场“文化热”的本质:虚空的膜拜传统,是为了掩盖对未来的筹划的匮乏;而匮乏未来的筹划,必然一再求助于传统。

远交近攻、远大近小、远实近虚,神化传统和虚化现代,一直是现代中国文化运动内部并非隐秘的冲动。今天的这场“文化热”,只不过是利益最大化的资本运作机制驱动下的人为制造的文化繁荣的假象。对文化的全民热衷只是一种假热衷,而假热衷必然伴随着真冷淡。证据是:文化界这场“文化热”并没有取得文学界的应和与配合。相反,文学界对这场“文化热”的态度一直比较冷淡。

文学是民族心灵的写照,民族心灵必然依托民族文化,文学也必然反映着一个民族的文化在特定时期的真实面貌。文学和文化水乳相融,不可分割。因此,很难想象一种没有文学的文化,也很难想象一种没有文化的文学。

然而如上所述,文学反映文化,是反映特定时期文化的真实面貌,不是片面迎合文化界某种不真实的自我想象与自我陈述。当文化界的自我想象与自我陈述比较符合文化的真实面貌时,文学和文化就同步发展;当文化界的自我想象与自我陈述背离文化的真实面貌时,文学就必然与文化界的步骤背道而驰。文化界热得很,文学界则冷得很。

今天正是如此。

1980年代以来,复苏的中国文学和同时复苏的中国文化一度呈现同步发展态势。尤其1980年代上半期,“诸神归位”,学(文学)文(文化)并重,古今中外文化信息不分先后彼此一起涌入中国文学,使后者获得了斑驳杂色的文化形象。

即以中国传统文化为例,1980年代中期的“文化寻根”热潮,相应催生了“寻根文学”,一时间中国文学的努力方向似乎就是要使自己深深植根于民族文化土壤。稍早一些时候,作家王蒙提出“作家学者化”口号,也很自然地得到多数的赞同。其实“作家学者化”就是要求文学作品更多地具有文化含量,因为“十七年”和“文革十年”作家队伍与整个现代时期作家队伍的根本区别,就是前者没有后者那样具有较高文化素养,有的甚至是没有文化或只有相当低的文化就因着时势需要而被推到作家位置上。拨乱反正,正本清源,让文学回到文化根基,让作家取得和学者不相上下的文化素养,自然成了文学界的自觉追求。

但这个趋势很快中断了。随着冰心、汪曾祺、孙犁、巴金、林斤澜、张中行等一大批具有较高文化素养的现代作家或直接继承了现代文学血脉的老作家纷纷谢世,“学者化作家”的典型虚位了。剩下来的作家队伍,主角是“知青一代”中年作家,他们在“文革”时期读了不少书,成名后也一直发奋“补课”,但毕竟没有童子功,很快“内囊就空下来”,显出疲乏荒歉的样子,又不得不保持高产写作,文化标准自然就放低。知青作家如此,比他们更年轻的60后、70后、80后、90后作家在应试教育中成长起来,更可想而知。这些作家占领文坛,“无文的文学”(没有多少文化素养的文学)必然大行其道。

学术界有没有文化,不容易一下子看出来,因为学者“终日孜孜”,多少总能弄出一点死板的学问来吓唬人,但这种死板的学问不等于活的文化,它不与民族生活和民族心灵本体相调和,是没有生命的摆设,自然也就不能代表特定时期民族文化的真实面貌。

经过文学创作的中介而呈现出来的文化就不同了。文学作品中的文化,经过作家心灵的调和,经过作家所熟悉的那一部分民族生活的过滤和检阅,带着生命的气息,就能反映一段时期民族文化的真实面貌。于是就会出现看似吊诡实则非常自然的情况:在文化界热闹非凡地炒作文化以至于仿佛无处不文化的时候,文学界反而显得基本没有文化或者对文化热极端冷淡。文化界的文化是炒作出来的伪文化,文学界的没有文化或者对文化人极端冷淡,才是一定时期民族文化的真实面貌。文化工业可以按照利益最大化的资本运作机制人为制造文化繁荣的假象,但文学必须诚实地传达出代表民族多数人的精神状态的作家们的心中所本有的内容。这就做不了假。

作为“无文的文学”又一个范例,不妨看看目前创作力相对比较旺盛的70年代后出生的作家。他们普遍有一种趋向,就是丧失了与完整的人类思想传统(包括本国传统文化)积极对话的兴趣。在他们看来,传统已死,没有对话价值,时间就从他们站立之地开始(或即将到他们为止),历史一开始就以他们为中心,只有他们看到的和经历到的当下生活才值得凝视。于是,在他们中间展开了一种片面的文学竞赛,就是看谁更及时、更鲜活、更丰富地捕捉当下生活的新现象,而他们所用以捕捉和凝视当下生活新现象的思想和语言资源,恰恰又只能取之于当下流行智慧和流行话语。结果,这种文学竞赛变成了拼生活、拼信息。但这样放弃与传统积极对话的当下生活信息的片面展现与竞赛一般的争抢报道,注定是扁平的传奇故事与“段子”集锦的结合。

当然,也会有相反的形态,就是少见多怪,因为被真实的空虚所追逐,慌忙从迎面碰上的随便一种传统的碎片中抓取一点两点,迅速装修门面,或者当真就作为终极的依靠。所以70后作家传奇故事和段子集锦的写作方式之侧,也有那种突然不知道从那里得来的一星半点文化的碎片作为装饰,比如,煞有介事地说点过去某个朝代的故事,神秘兮兮地演绎某种毫无根基的文化仪式,或者在已经不通的白话文里头掺和一点高考恶战中作为剩余物资保存下来的那点文言文的花拳绣腿。如果说前者是拼嗅觉,后者就是拼幻觉:完全拒绝传统,和破碎的传统意识一样,都会堕入绝对虚妄中。

不管哪一种情况,目前这批青年作家的写作,都可以视为“十七年”和“文革”之后“无文的文学”的又一个范例。他们其实更应该放下“生活”,拿起“书本”。我的意思是说,放下虚幻的“当下中心主义”,建立健全的历史和时间意识(也是健全的存在意识),由此返回当下,才有新发现。

中国文学真要有所发展,必须认真调整自己与文化母体的关系。目前这种对人为制造的“文化热”保持冷淡固然是好,但还不够,更应该积极地迎上去,撇开虚假的“文化热”,自己主动地去接触、去拥抱古今中外的文化传统,成为传统的一部分,也使传统真正活在自己的血液中。这样写出来的东西既不是掉书袋,也不会是扁平的似乎忘记时间忘记传统的当下生活的被动记录,而是从联系着过去也面向未来的活的文化当中自然流淌出来的活的文学。

“文化热”并未贡献活的创造性文化,而对“文化热”持冷淡态度因此似乎无文化的灰烬般冷寂的文学,倒可能蕴含着值得注意的活的文化的火种。文学不仅作为试金石照出了“文化热”之无文化的本质,它也像一片休耕歉收的荒地,倘有丰收的希望,也只能在这里,不再别处。

注释:

① 本文系作者在2008年底“北京论坛”的发言稿,发表时有局部修改。

编辑叶祝弟

作者：郜元宝

抗战时期的中国古代文化论文 篇2：

抗战时期文化运动的历史贡献

［摘要］抗战时期的文化运动是以中华民族传统民族精神为思想基础，是抗战实践对中华民族优秀文化的时代选择和升华。在抗日民主根据地、国统区和沦陷区，广泛开展的以抗日救亡为主题的多种形式的抗战文化运动，在抗日战争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历史作用。

［关键词］抗日战争；民族文化；历史贡献

一、根据地抗战文化运动引领抗战时期文化运动的前进方向

抗日战争爆发不久，国共两党为抵御外侮而再度合作。中国共产党取得了事实上的合法地位，陕甘宁边区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特区政府。随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挺进敌后，开展游击战争，又陆续建立了一系列抗日根据地。在整个抗日战争时期，延安和陕甘宁边区一直是中国共产党中央所在地，是八路军、新四军及其他人民抗日武装的总后方，是全国抗日战争的领导中心。随着晋察冀边区、晋绥边区、晋冀鲁豫边区、华中地区、山东地区等各抗日根据地的创立，各地抗日民主政权的健康发展，文化建设也蓬勃发展起来，形成了以延安为中心的抗日根据地文化建设的历史洪流，推动了全国抗日文化运动的开展。

抗日民主根据地延安是抗战文化的策源地和摇篮。延安的抗日文化运动，是全国抗日文化运动的模范，延安抗日文化的方向，是全国抗日文化的方向。抗日根据地的文化是以政治为核心，为抗战服务的战时形态的文化，它以大众化的风格为基础，“军民共建”、群众参与是它的重要特点。［１］抗日根据地的抗战文化运动是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的新兴文明建设；是以人民群众为主体的大众文化运动；是直接为战争服务的实用性文化操作，它具有阶级性、民族性和时代性的基本特征。

新民主主义文化是这个时期的抗战文化的主流，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指出了新民主主义文化的三个特征：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抗日战争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一个重要阶段，所以毫无疑问，这也是抗战文化的基本纲领，所以也是“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在抗日战争时期，所谓“民族的”，就是说必须反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争取中华民族的独立解放，同时应有自己的民族形式和民族风格；所谓“科学的”，就是必须反对和批判一切封建思想和迷信思想，对中国古代文化遗产批判地继承，对外国的进步文化批判地吸取；所谓“大众的”，就是要为最广大的抗日民众服务，并逐渐成为他们的文化。［２］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他又进一步强调，“文艺服务于政治”，在抗战时期“中国政治的第一个根本问题是抗日”。

因此，在狭义上，抗战文化的任务就是在争取抗日胜利这一根本方针指导下，发展文化事业，推进文化运动。抗战文化运动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新民主主义文化运动的整个链条上的一个环节，因此在突出其抗日这一共同目标的前提下，也不排除还要进行其他一些进步文化建设。为此，中共中央宣传部在《关于党的宣传鼓动工作提纲》中规定“党在文化运动上的任务”是：第一，团结一切抗日不反共的文化力量，建立文化运动中最广泛的统一战线，向着一个共同的目标；反对民族敌人——日本帝国主义，反对民族投降主义，反对黑暗复古主义。第二，发展进步的文化力量，发展民主思想，主张思想自由，研究各种学术，宣传科学的社会主义，推进中国的文化向前发展。第三，团结文化干部，培养文化干部，爱护文化干部，尤其在根据地内更应大批的吸收知识分子，各种专家学者参加一切抗战的工作。第四，参加国民教育，发展国民教育，这是文化运动最基层的工作。可见，作为为抗战服务的抗战文化，除了“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即反抗日本帝国主义和民族投降主义这一最根本任务外，还担负着反对黑暗复古主义、发展民主思想、宣传科学社会主义、发展国民教育等项任务。总的是要“推进中国文化向前发展”，要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

以新民主主义文化纲领为指导，根据地的抗战文化运动推动民族精神向民主的、科学的、大众的方向发展，使抗战时期中华民族精神具有了新的时代内涵。新民主主义文化通过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战文化运动传播出去，对全国的抗战文化运动都具有方向性的指导意义，很快就在国统区和沦陷区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并且，随着抗日民主根据地的巩固和发展，根据地的先进文化影响力和吸引力越来越大。中共中央的方针政策、马克思主义著作，不仅在国统区，而且在沦陷区秘密流传，对各地抗日民主运动和抗战文化运动起到了积极作用，推动了抗战时期中华民族精神的形成。

二、国统区抗战文化运动坚定了中华民族团结抗日的信念

国统区的抗战文化运动和抗日根据地的文化运动，共存于同一国土上，面对着共同的敌人。但由于所处的政治环境不同，国民党对文化采取控制、压迫、摧残的政策，这就使国统区抗战文化的发展面临着特殊的形势，文化斗争任务更具艰巨性和复杂性。主要表现在：国民党政府推行文化专制政策，尤其是进入战争相持阶段后，更加变本加厉，抗战文化活动所处的政治、文化环境恶劣；文化团体和机构经费短缺，文化人士生活困难，处境危险；文化活动中心和重要文化城市随着政治、军事形势的变化而不断变换，由抗战初期的上海，到武汉、重庆，又到抗战中后期的桂林、昆明，文化发展多样性明显；文化战线内部矛盾斗争情况复杂，不仅有不同学术观点、艺术流派的争鸣，而且有不同意识形态、政治立场、抗战路线的斗争，同时还有对国民党文化专制政策的斗争等。在民族危机时刻，这些矛盾和斗争都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内部的问题，必须坚持原则性和灵活性的有机统一，做到有理、有利、有节，这就使国统区抗战文化运动的任务更为艰巨复杂。

国统区的文化工作者大都目睹过侵略者的暴行，经历过四处流离的苦难。所有这一切，在他们思想意识深处造成了前所未有的震动和撞击。民族生存危机和个人生存危机唤醒了他们的历史使命感和社会责任感，民族解放意识和爱国主义精神深深地在他们心里扎下了根。这一超越阶级、民族界限的意识和精神，既是他们团结抗日的凝聚剂和力量的源泉，又决定着他们自觉地把抗日救国的主题贯穿于一切文化活动之中。无论是抗战初期的上海、武汉等地的抗战文化运动，还是抗战中后期重庆、桂林、昆明等地的抗战文化运动，弘扬爱国主义精神和强化民族解放意识始终是高扬着的主旋律。抗战初期的文艺作品主要以简短、明快、鼓动性、大众性等特点，直接反映抗战现实。创作者高昂的爱国热情、追求民族解放和新生的心态，创作出大量展现中国人民的爱国主义精神、宁死不屈的坚强意志和顽强抗敌的英雄气概的文艺作品，其主旨就是要增强民众的民族解放意识，强化民众的爱国行为，发动民众抗日救亡，争取中华民族的解放。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文艺工作者对现状和未来的思索更加深沉，作品的题材更广泛，内容更丰厚。许多戏剧工作者和文学工作者都把焦灼的目光投向历史，并把历史性和现实性结合起来，用赞美本民族的辉煌历史来提升中华民族的自信心，用歌颂历史上的民族英雄来吸取重振民族精神的活力，借古喻今、反思历史，使爱国主义、民族解放意识在新的时代背景下得到发展。抗战后期，国统区的抗战文艺运动虽与反独裁反专制的民主运动相结合，但也仍围绕着民族解放这一主旋律展开。总之，弘扬爱国主义精神和强化民族解放意识贯穿于国统区抗战文化运动的始终，对抗战时期中华民族精神的形成和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

爱国进步文化人士在那样恶劣的环境下，面对那样艰巨复杂的斗争形势，以弘扬爱国主义精神和强化民族解放意识为主旨，在“文章下乡，文章入伍”的号召下，坚持深入农村、军队、街头，一面利用一切合法的手段和途径与国民党政府展开斗争，一面广泛联系群众开展抗日救亡的宣传活动，掀起了一次次抗战文化运动高潮，取得了丰硕的文化成果。国统区的进步爱国人士不仅成功激发了中国人民的斗志，增强了国人团结抗战的信念和誓将日本帝国主义赶出中国的决心，而且以自身的不畏牺牲、英勇斗争实际行动展示了坚强的斗志和必胜的信心，更加坚定了国统区人民团结一致抗战到底的信念。国统区的抗战文化运动高潮还在一定程度上遏制了国民党政府消极抗战思想，对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起到了积极作用。

三、沦陷区抗战文化运动鼓舞了中华民族抗日到底的斗志

沦陷区抗战文化运动是抗战时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从大的范围划分，沦陷区应包括东北沦陷区、华北沦陷区、华中沦陷区、华南沦陷区和台湾。这些沦陷区因其沦陷的时间不同，政治环境以及沦陷前的历史条件和文化背景不同，其文化也存在着许多差异。日本占领东北后，扶植了伪满洲国政权，一切文化宣传工作都操纵在日伪统治者所辖的文化机构中。华北、华中和华南沦陷区，在日寇操纵下，成立了汪伪政府，努力推行奴化政策。日本帝国主义在台湾占据时间最长，推行的殖民同化政策也最甚。但这些殖民者和伪政府的统治并未得逞，无一例外地受到了当地爱国进步文化人士和爱国民众的坚决抵抗和斗争。

自日本出兵占领沈阳的那天起，东北人民的反抗和斗争就一直没有停止。中共领导下的东北抗日联军，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转战白山黑水之间，在与敌人进行不屈不挠军事斗争的同时，积极创作，以文艺为武器同敌人展开斗争，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抗联文学，生动地记录了东北人民的抗日斗争经历，充分体现了东北抗联英勇杀敌的英雄气概和坚强意志，体现了抗日军民团结一心不畏艰难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鼓舞了东北人民的抗日斗志。

为了抵制敌伪的奴化教育，中共向华北、华中、华南沦陷区派出武装工作队，是集军事、政治、经济、文化于一体的战斗组织。每个队员既是战斗员、又是宣传员、组织员。他们一方面用各种方式打击敌人，一方面进行抗日的宣传教育。工作队向群众宣讲抗日形势，号召群众行动起来，树立抗战必胜的信念，与敌人展开机智灵活的反扫荡、反清乡斗争。

台湾人民自１８９４年开始就生活在日本殖民统治的阴影之下。在长达半个世纪的时间里，台湾人民反抗日本帝国主义的斗争就一直没有停止过，台湾的抗日文学就是台湾人民抗日斗争实践的艺术表现。在日伪战时体制下，法西斯文化专制进一步加强，对进步文化的打击更加严重。在这种形势下，台湾进步作家并没有屈服，采取各种公开和隐蔽的方式进行了顽强斗争。作品题材与内容以更加曲折隐蔽的方式表达对日本侵略者的不满和反同化、反殖民统治精神，使台湾文学进一步成熟。大批具有民族意识和爱国热情的作家以《台湾文学》为阵地，坚持贯彻现实主义原则，继承了台湾乡土文学传统，与日伪控制下的《文艺台湾》对垒，展开了不屈不挠的斗争，不断揭露殖民统治给台湾人民带来的灾难，增强了台湾人民的民族意识和反抗精神。

与根据地和国统区的抗战文化运动相比，沦陷区的抗战文化运动相对处于低潮，但始终没有中断，这是沦陷区人民和爱国进步文化人士坚强斗志的具体体现。虽然，沦陷区与根据地、国统区之间交通封锁，接触机会极少，信息沟通困难，但沦陷区的抗战文化运动并不是孤立的。三种地区的抗战文化运动都是以抗日救国为主题，在实践中力求互相交流、互相影响、互相支持、互相声援而形成统一的整体，振奋民族精神，号召民众起来抗日是它们共同的特点。沦陷区抗战文化运动在极端险恶的环境中宣传了抗战，激发了沦陷区人民的爱国主义精神和奋起抗日的斗争意志。沦陷区人民的坚定意志和顽强斗争得到了根据地、国统区人民的声援和支持，鼓舞了全民族不屈不挠、抗战到底的斗志，对抗战时期中华民族精神的形成和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

参考文献：

[1]吴祖鲲.抗日根据地的文化建设及其特点[J].理论探讨,1995,(5).

[2]詹永媛.试论国统区抗战文化运动的特点[J].《贵州民族学院学报》,2001,(2).

责任编辑 李秀华

作者：郜世奇　郑　欣

抗战时期的中国古代文化论文 篇3：

张道藩与西部文化开发

内容提要：抗战时期，国民政府西迁。为了建设巩固的大后方，改变西部文化落后状况，张道藩大力倡导西部文化开发。他重视新式教育的推广，关注青年的培养，重视文物保护和开发，注重观念的更新，给落后的西部地区带来了新文化、新知识、新观念，开启了西部新文化的风气。他还努力从事于文化开发实践。他的西部文化开发思想和实践，为西部文化事业的长远发展奠定了一定基础。

关键词：张道藩　西部　文化开发　文化实践

文献标识码：A

张道藩(1897——1968)，贵州盘县人，长期在国民党中央担任要职，一生任职多与文教有关。抗战爆发后，他成为国民党文化事务的最高负责人，大力倡导西部文化开发。对张道藩的西部文化开发思想及文化开放实践进行研究，既可以为今天的西部开发提供借鉴，又可以推动祖国的和平统一大业。

一、西部文化开发的必要性与可行性

抗战爆发后，张道藩大力倡导西部文化开发，有着深刻的政治内涵，其主要政治目的在于抗战救国。他清醒地意识到，“文艺除了本身的使命之外，对政治实在有很大的影响。”“一本诗集、一部小说、一幅画、一支乐曲、一座雕刻，其本身的价值和所发生的影响，并不是科学发明或学术著作所能代替的。”文化开发对于唤醒西部地区人民抗战救国的热情有着巨大的作用。1938年初，南京国民政府的政治中心西迁至重庆后，巩固西部大后方的统治既是国民政府的要务，也是坚持抗战的要务。推进西部文化教育开发，培养西部民众国民意识，开启民智，提高国民素养，则是建设西部大后方的重要举措之一。

张道藩接受过中西方文化熏陶，对于文化的社会教育功能有着深刻的认识和体会。他意识到，“舆论宣传要以文学艺术的形式来表现”；通过电影、话剧、报纸、戏剧、小说等文艺表现形式，发挥文艺强大的舆论宣传和社会教育功能，就能达到“寓教育于娱乐，纳人心于正轨”的目的。这种认识也是促成张道藩力主文化开发的原因之一。

西部文化开发是改变西部文化落后现状的需要。西部地区因其地理位置的劣势，信息闭塞，长期以来文化发展处于边缘状态。学校数量少，在校学生人数少；接受新知识的群体少，绝大多数都是文盲，落后愚昧迷信观念盛行，大多信仰宗教。“云南边区的信仰多神教及拜物教，苗夷的信仰巫教，甚有终生祈祷，或毁家佞佛者。”在作为抗战基地的西部大后方，进行“文化建设”，“使国民基础教育普及，充实和改进中等教育，及高等教育，以适应社会的需要，创造前进的民族文化”，是当时局势的必需。国家的发展，要求民众的素质要有相应的提高。如不对西部文化现状有根本性的改变，不仅不利于抗战的大环境，不利于国民政府统治的巩固，而且会影响到国家的长远发展。一个国家的盛衰，“必然是决定这个国家的文化本质的优劣，没有文化的民族国家，固必会为历史所淘汰，即具有文化的民族国家，有时亦因其文化本质的式微，也不免于为异族征服，同化，甚至于灭亡。”

抗战时期，西部大后方成为大批文人的避难所，知识分子的会聚为西部文化开发提供了足够的高知识阶层和人力资源，为西部文化开发提供了良好的氛围。浓郁的文化气息弥漫在广大的西部地区，这是西部文化发展史上前所未有的现象。与此同时，包括国立、省立及私立专科以上学校大批内迁。据1941年国民政府统计，迁往四川的18所，迁往云南的3所，迁往广西的2所，迁往贵州的4所。大批高校的内迁，为西部地区文化的开发提供了有利的条件，为西部地区人才的培养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同时也给文化教育极度落后的西部地区带来了新知识、新学风、新观念。

国民政府的大力倡导和支持，是张道藩的西部文化开发举措得以实施的保证。其一，国民政府重视文教，认为“教育、经济、军事三者之中，教育尤为首要。”“教育之优劣成败，即为国家、民族兴亡盛衰最大之关键……教育之成败，亦即我国抗战成败最大之关键。”对于地处全国抗战中枢的西部地区，教育尤为重要。其二，政策上予以关注和支持。1940年3月23日，蒋介石在中央政治学校发表演讲，以办报为例，主张通过报纸的兴办，弥补西部文化开发的不足，以“向困难最多而前途希望最大之内地，散播文化之种子，提高人民之知识。”认为虽然“内地办报，夙称困难”，但“依吾人之理想，宜使平均每五县或三县，有一规模完善之地方报纸；印刷不求其精美，内容必期其充实，补社会教育之不足，为地方进步之动源。”其三，经济上给予帮助。1938年，不少文化教育界人士会聚西部城市，生活困难。蒋介石指示张道藩，“选择若干已有成就、或对国家可能有贡献的文化工作者，不分党派，一视同仁，包括共产党的文化人士或左倾分子，凡是愿意跟我们接近的，都可以同他们联系，每人每月补助一些稿费。”国民政府的大力倡导和支持，为张道藩在西部地区推行文化开发提供了有力的支撑。

二、指导思想和具体措施

张道藩以“三民主义”作为其文艺政策的指导思想。在他看来，三民主义的目的，在于“根本除去足以妨碍人类生存的一切不良势力和现象。”在西部广大地区，人民生活困苦，各民族语言文字复杂，交通梗阻，内地教育人士和文化资料，不易深入。“对于子女教育，仍多采用直接传授与仿效的原始方法。除宗教经典外，几无文字教育可言。”改变这种现实与生存状况，正是他倡导的“三民主义”文艺思想的现实努力方向。

作为国民党在文艺政策及执行方面的最高负责人，张道藩把开发西部文化落到实处。事实上，自从南京国民政府迁都重庆后，以重庆为中心的西部地区就成为了国民政府统治的中枢。当时，除西部以外的广大地区基本上被日军占领，成为沦陷区。因此，相关的文化政策和措施的实施，是以西部地区为基点和重心的。

其一，重视新式教育的推广。张道藩主管教科用书编辑委员会，下设教科书组、青年读物组、社会读物组和剧本整理组四个小组。编辑教材包括：大学、中小学用书，社会教育用书等。编辑委员会采取“采选成书”、“公开征稿”、“特约编著”等方法，整理、编撰了大量教科用书和民众读物。张道藩非常重视教材运用对于教学的作用。以1946年编辑的初级中学《历史》教科书为例，即是“以民族主义为中心，特别说明国史上光荣事迹，以激发学生爱国心，并养成其坚强的民族意识，与自强不息的革命精神。”整理和编撰教科用书，出版相关的民众读物，既可以为西部各级学校教学提供规范的教学用书，又可以为广大西部民众提供生动、趣味性强的通俗读物，这对于开启民智、规范教学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1935年，张道藩与陈立夫等人联名向中央建议设立国立戏剧学校，以“造就职业的戏剧人材”。这所学校“抗战以来更显示出了其优越的成绩。”学校在1938年迁到重庆，在张道藩文艺创新思想的影响下，以现实环境为基础，寓教育于实践，创造了多种新的文艺表达方式。如王永梭表演的谐剧“富有独创性，题材完全从现实中随意选取，不拘形式，不限内容，可用最经济的手法，表现出人生最精彩的部分”，对

“军中文化和社会教育都很有帮助。”针对四川茶馆多、川民喜欢喝茶的生活习惯，戏剧学校的学生自创茶馆戏。茶馆戏以茶馆作为表演戏剧的舞台，“方法很巧妙，也很有效果。”茶馆戏寓教育于生活，不仅充实了人们的精神生活，也丰富了戏剧的创作和表演。1939年，张道藩呈请教育部将这个学校改成国立戏剧专科学校。此后，中国有了“第一所专门培养话剧人才的戏剧专科学校。”

其二，重视青年的培养。张道藩尤其重视文学青年的培养，认为“青年人创造力最为丰富，自然对文学贡献也最有希望。”他参与筹备青年写作指导委员会，注意发掘青年的创造潜力。他通过“经常举行文化讲座、各部门座谈会、美术展览、音乐欣赏、短剧演出等活动，并计划创设文艺奖助金，以资助文艺创作”，培养青年的“高尚情趣”，“激发他们的创造潜力”，“使得他们在文艺上有造诣，对国家社会有贡献。”为了给广大活跃在西部舞台的青年提供更多学习和文化交流的机会，由张道藩主持发行的《文艺先锋》专门增辟两个专栏，“一是攻玉集，和青年讨论创作问题，并答覆他们有关的询问；二是遗珠录，选刊青年作品中较优的部分。”在抗战时代，后方物资缺乏，印刷困难，作家散处四方，写作极为艰苦。《文艺先锋》等刊物的创办，“弥补了出版界的空虚，增加了文艺界的供献”，使文教事业在遭受重大创伤之后能够在西南大后方得以恢复和发展，给处于西南大后方的文艺工作者尤其是爱好文艺的青年提供了施展的舞台。

其三，重视文物保护和开发。张道藩认为，中国古代存留的艺术文物及著名史迹，大部分都在西北。因此，他曾建议由教育部成立一个艺术文物考察团，赴西北地区作长期深入的考察。为工作的方便，艺术文物考察团分为建筑、雕刻、绘画、工艺、民俗等部门；资料的收集，以图画、摹绘、石膏模铸为主，以摄影、拓搨及文字记述为辅。全体团员先后在西安、洛阳、南阳、西宁塔尔、敦煌各地工作，历时数年，行程万里，“收获极为丰富”。张道藩认为“美术对国家社会之贡献亦较大”，为了让陪都各界人士“能够看到敦煌艺术的真象”，在重庆召开的第三届全国美术展览会单辟敦煌艺术专室，“将艺术文物考察团在敦煌临摹的魏唐二代佛教壁画、图案装饰、及制成的敦煌千佛洞地形、佛窟形式等模型三百多件，一并展出”，不仅再现了中华艺术的瑰宝，也丰富和开拓了陪都人民的眼界，形成了文物保护的自觉意识。

其四，注重观念的更新。改变西部人民落后愚昧的传统观念是文化开发的要务，难度很大。张道藩自己也承认，“要革新地方的习俗，阻力也很大”。但如果不从观念上除旧布新，没有质的飞跃，文化开发的任务就难以达到。

张道藩率先垂范，移风易俗。当父亲去世时，在办理丧事的礼数仪节方面，他不因自己是国民党的高官而大肆操办，而是以身作则，一改地方上铺张浪费的陋俗。他说，之所以这样做，“不仅为了省钱，也可藉此转移风气。”母亲去世时，他坚持“丧奠一切崇俭，祭文自作、自读，悼唁礼金一概婉谢(省内外寄唁、祭幛、挽联例外)，出殡不用仪仗”。对家事，他“处理合理妥善，巨细不遗，对旧时未了婚事，给予生活资助”。对祖遗财产，他不分男、女，均有继承权，开盘县女子继承权之先例。对地方公益事业，他大力支持，“对母校南台两级小学及私立南台中学修建捐助”。他又在盘县民教馆对学生作了几次演讲，内容主要为激励在校学生。甚至对于地方打街骂巷、指鸡骂狗等恶习作了讽刺性规诫。这些举措，对地方长期以来存在的陋习陈规起到了一定的改革作用。

三、张道藩对西部文化开发的贡献

三四十年代，作为国民党在文艺政策及执行方面的最高负责人，张道藩倡导的西部文化开发，是以维护国民党的统治作为前提和出发点的。他忠于国民政府，信仰三民主义，他所倡导的一系列关于开发西部文化的政策和措施有着鲜明的政治立场和政治目的。他重视在西部推行新式教育，是为当时的国民政府培养和储备后备力量；他注重发掘青年的潜力，也是为当时的国民政府培养人才。不过，我们也不能因为他所效忠和维护的是南京国民政府，就完全否定他的功绩。他的西部文化开发思想和实践，有利于中国的抗战大业，有利于西部地区的发展。尤为让人感慨的是，他没有国民党高官的架子和派头。他在倡导西部文化开发的过程中，不是作秀，不是蜻蜒点水。不仅制定政策，进行指导，而且身体力行，积极投身于西部文化开发的实践当中。他的西部文化开发思想和实践，对推进西部地区的文化事业起了很大的作用。

其一，传播新知识，培育大量新式人才。大量高校的西迁，以及张道藩倡导的新式教育理念和措施的施行，不仅保存了教育力量，也为广大西部地区培养了大批具有新知识的人才。特别是他主管的教科书编辑委员会，量体裁衣，不仅规范了教学用书，而且提供了大量的通俗读物，对于西部人民开阔眼界，丰富知识，了解外部世界起到了不可估量的推动作用。它有助于增强西部民众的爱国主义意识，树立国家民族观念，以主人翁的姿态投入抗战救国大业，一改过去置身事外、盲目无知的消极状态。

其二，重视青年的培养。青年是国家的未来和希望，然而处于战时特殊环境，身处西部大后方的青年，很少有机会能一展文艺才华，学习新知识。重视对青年的文化培育，给予青年更多展示才华的机会，可以激发他们的求知欲望和上进心，事实上也是在为国家的长远发展奠定基石。没有青年一代作为支撑力量的国家，不可能立足于世界民族之林。

其三，致力于文物的开发和保护。西部地区有着悠久的历史和文化沉淀，有着迥异于其它地区的文化魅力，是西部各族人民共同创造的西部文化财富。如何保护这些无价之宝，怎样才能让众多的中国人欣赏到西部的文化魅力?从组建艺术文物考察团到举办美术展览会，张道藩用自己的力量和方式使世人对西部文化有了一个全新的认识。

其四，倡导移风易俗，除旧布新，有利于人民摒弃封建迷信愚昧落后的观念，与时俱进，逐步形成新的生活观和处世观。

历史发展到今天，西部开发已经成为中国的一项基本国策，西部文化开发则是这项国策能否顺利实现的前提和基础。国家为西部地区文化事业的长远发展制定了相应的政策，包括吸引和用好人才，发挥科技主导作用，增加教育投入，加强文化卫生建设。以吸引人才和发展科技教育。张道藩开民智、启民德、兴民力，提高西部人民素质的西部文化开发思想和举措，无疑会对今天的西部大开发提供某些有益的借鉴。

责任编辑　王￥勺

作者：李晓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