粮食危机成因管理论文

2009年5月28－29日，来自中国、美国、加拿大、英国、法国、日本、墨西哥、爱尔兰、意大利、德国、奥地利、比利时、土耳其、澳大利亚等14个国家的近百位学者出席了在法国巴黎举行的世界政治经济学学会第4届论坛。今天小编为大家精心挑选了关于《粮食危机成因管理论文(精选3篇)》，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粮食危机成因管理论文 篇1：

系统视角下的农产品质量安全危机管理：三维结构模型及应用

摘要：农产品质量安全危机管理是一个复杂系统，运用系统工程方法论可构建时间维、逻辑维和专业维三维结构模型。其中，时间维分为七阶段，逻辑维包括七步骤，专业维涵盖七领域。基于此模型分析，可从整体效益、供应链模式、人才队伍建设等角度为农产品质量安全危机管理提供可操作性的应用策略。

关键词：农产品质量安全；危机管理；系统复杂性；三维结构模型；应用

一、 引〓言

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农产品质量安全既关系到城乡居民的消费健康与社会和谐稳定，更关系到农业经济发展和农民增收，甚至牵动农产品国际贸易和世界经济发展。放眼全球，从德国二恶英毒饲料污染到美国单增李斯特菌事件等质量安全危机时有发生；在我国，从“瘦肉精”到“地沟油”黑色产业链，从“三聚氰胺”到“海南豇豆事件”等农产品质量安全事故频繁曝光。可见，农产品质量安全危机此起彼伏，不仅使消费者感到震惊和担忧，还导致了农产品品牌受损、企业陷入困境，甚至相关行业遭受毁灭性冲击。农产品质量安全危机潜伏于生产、流通和消费等供应链环节，由于链条长、环节多、主体分散及监管力量薄弱等客观原因，导致农产品质量安全危机必然经历由量变到质变的酝酿和爆发过程，具有难预测性、突发性、危害严重性、时间紧迫性及公众关注性等特点，一旦发生极可能产生灾难性后果。因此，在农产品质量安全面临严峻挑战、消费者信任度日益降低的背景下，如何更有效地实施农产品质量安全危机管理已成为当前亟待解决的课题。学界对农产品质量安全危机管理进行了多维度探析，基于近十年中国农产品质量安全事故实证分析质量安全控制的薄弱环节和关键控制点，揭示农产品初加工环节要素施用量不当，深加工环节人员环境不卫生等潜在危机［1］；指出供应链食品质量安全问题发生有主客观两方面原因， 强调对食品质量安全的事前控制［2］；认为建立一个包括种植、养殖、生产加工、储存、运输、销售环节和政府职能部门共同参与的全过程监管体系是保证农产品质量安全的有效措施［3］；农产品质量安全管理需要对物理、事理、人理等系统要素进行整体统筹、使之相互配合，共同保障农产品质量安全［4］。可见，相对于工业产品而言，农产品生产受到自然条件的制约，产品同质化程度较高，同时流通渠道复杂、利益也涉及农户、农企、政府等多方主体。相应地，农产品质量安全危机管理牵连多行业、多部门，涵盖宏观、中观和微观层面，需要政府和非政府机构、供应链关键节点企业、消费者多方参与。因此，农产品质量安全危机管理是一个由若干相互作用子系统结合而成的具有特定功能的统一体，是一个典型的复杂系统，应采用系统方法论进行分析。本文运用三维结构模型，立足农产品质量安全危机管理的系统复杂性，剖析农产品质量安全危机管理的时间维、逻辑维和专业维，进而提出推进农产品质量安全危机管理的思路和对策。

二、 农产品质量安全危机管理的系统复杂性特征

复杂性是系统固有的客观属性，农产品质量安全危机管理系统构成要素众多，过程前后承继，参与主体相互协作，系统处于各因素综合作用的外部环境当中。因此，农产品质量安全危机管理具备复杂性特征，表现为要素复杂性、主体复杂性、过程复杂性和环境复杂性（图1）。

（一）要素复杂性

农产品质量安全的形成是一项多环节共同作用的系统工程。农产品质量安全危机可能源于农产品供应链系统生产加工、流通仓储、营销服务和消费等基础环节以及基础设施建设、人才培训、信息化建设、市场管理支持环节。可见，农产品质量安全危机管理涉及从田头到餐桌、从生产到消费、从育种到包装的每一要素，众多要素可概括为农产品、硬件和软件三大类。其中，农产品是质量安全生产、交易和消费的物质载体，硬件是农产品质量安全生产、交易和消费的设施设备，软件是农产品质量安全生产、交易和消费的技术方法。农产品质量安全危机管理系统要素错综复杂，必须纵观全局，追根溯源。

（二）主体复杂性

由于农产品质量安全危机牵涉多要素和多环节，必然要求质量安全危机管理调动多方主体参与。除农民、农产品生产流通企业、农产品消费者等直接利益相关者外，农产品质量安全危机管理主体还包括政府、协会、媒体等间接利益相关者。农产品质量安全危机管理主体具有各自的职能和职责，基于各自的利益进行决策和协同协作，应做好利益协调以提高管理效率。

（三）过程复杂性

农产品质量安全危机遵循周期性发展的动态规律，包括潜伏期、触发期、危险期及消退期四个阶段，这些阶段前后衔接，不可分割。相应地，农产品质量安全危机管理涉及农产品生产、加工、流通和消费全过程，危机管理链条长、时间跨度大，危机管理前后阶段、管理方式和处理结果相互反馈，相互依赖。为此，农产品质量安全危机管理必须针对前后各阶段的危机信息进行综合分析并采取相应的管理措施。

（四）环境复杂性

农产品质量危机管理存在于一定的资源禀赋、法律制度、社会文化和科学技术环境中，环境变化对系统产生反复影响和作用。资源禀赋环境是土壤、水体、空气和投入品等直接和间接影响农产品质量安全的要素总和。农产品质量安全法律制度环境指与农产品质量安全相关的法律法规体系，如《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产品质量安全法》、农产品可追溯制度、假冒伪劣投诉制度、农产品危机信息发布制度等，其为质量安全危机管理提供监管依据。社会文化环境包括农产品质量安全责任意识与法制观念的培育及宣传媒体舆论的监督及导向等。科学技术环境指农产品质量安全技术成果的标准化收集、数字化表达和网络化共享，从而保证农产品质量安全的稳定性、维护农产品竞争的有序性。

三、 农产品质量安全危机管理的三维结构模型

（一）霍尔三维结构

三维结构模型是操作层面的系统工程方法论，由美国系统工程专家霍尔于1969年提出，简称为霍尔方法论。三维结构模型以时间维、逻辑维、知识维组成的立体空间结构来表示系统工程各阶段、各步骤以及为完成各阶段、各步骤所需的各专业知识， 其为解决复杂系统问题提供统一的系统思维范式，成为系统工程方法论的基础［1］。当今，霍尔三维结构已被规范应用于社会经济各领域的实践中，其强调系统工程各工作中参与者的创造性和能动性，由主体协调系统程序、原理、观点、手段和工具，从而实现系统整体功能和效益。就农产品质量安全危机管理而言，时间维是指依据质量安全危机潜伏、爆发和平息的周期性规律而按时间顺序排列的七个管理阶段；逻辑维是时间维每一阶段中必须遵循的七个管理步骤；专业维是指在时间维和逻辑维中所应用的农产品质量安全危机管理的相关理论、方法和工具（图2）。

（二）农产品质量安全危机管理的三维结构

1.时间维

（1）防范阶段。农产品质量安全危机一旦发生，必将带来严重后果，因此防范是质量安全危机管理的第一要务。防范阶段应致力于从根本上防止危机形成和爆发。一方面，农产品质量安全必须从生产源头抓起，对生产、加工、包装、保鲜、储运、销售等环节严格预防，保证资源、饲料、添加剂、物料、设备、技术的科学、安全与卫生。另一方面，运用广告、公关、网络等传播工具，建立起消费者、销售企业、行业协会、政府部门、公众及新闻媒体等对农产品质量安全意识。

（2）预警阶段。在防范基础上，农产品质量安全危机管理系统进入预警阶段，对质量安全危机管理对象与范围、预警指标与信息等要素进行分析，及时发现和识别潜在的或现实的危机因素，发出危机警报，减少危机的突发性和意外性。预警阶段包括农产品质量安全危机的外部环境信息和内部经营信息搜集与预测，进行农产品质量安全危机风险分类管理，发布危机警报并制定危机处理预案， 目的在于将农产品质量安全危机在萌芽状态下及时消除。

（3）控制阶段。当防范和预警无法及时消除质量安全危机威胁时，农产品质量安全危机管理的重心转为危机控制阶段，即在最短时间内将质量安全危机的不良影响和经济损失降到最低。控制阶段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农产品质量安全危机的发展方向和危害程度，主要包括确认危机发生、甄别危机程度、分析危机成因、成立危机应急小组、进行信息沟通、启动危机处理预案等。

（4）处理阶段。农产品质量安全危机处理应在危机处理小组的统筹下，有计划、有组织地要做好质量安全危机的信息沟通，尽快通过媒体发布危机的调查结果，并更正与事实不符的信息。相关企业必须正视问题、勇于承担责任，实施有质量安全问题农产品的追溯召回，以减少对消费者的人身伤害。对召回的问题农产品立即进行检测和销毁，并邀请权威机构、新闻媒体予以公证，降低农产品质量安全危机造成的不良影响。

（5）评估阶段。农产品质量安全危机的平息并不意味着危机管理工作的结束，必须对质量安全危机进行评估。评估阶段包括两个内容，一是调查危机成因，考察危机处理措施的执行情况，总结经验教训；二是尊重社会公众的知情权，通过媒体向公众完整准确地传达农产品质量安全危机管理相关信息数据。

（6）整改阶段。农产品质量安全危机管理的整改阶段主要是分析归纳危机管理中存在的各种问题，对相关企业进行流程再造，优化供应链上下游企业协作模式，提出相应的改进措施建议。最后，监督相关部门逐项落实整改措施，进一步排除同类企业农产品质量安全的潜在危机风险。

（7）恢复阶段。最后，农产品质量安全危机管理进入恢复阶段，目标在于使农产品供应链相关主体恢复正常运转。恢复阶段包括农产品质量安全的先进技术应用和高效监管体制实施，以及涉农企业的生产、流通、营销等各作业环节启动运作并培育公共关系等，从而遏制农产品质量安全危机再次产生。

2.逻辑维

（1）找问题。收集农产品质量安全危机相关资料和数据，综合分析危机风险的历史、现状、发展趋势及环境因素，整理近年来同类农产品质量安全危机事故的案例和数据，从资源、技术、体制和市场等方面甄别当前农产品质量安全危机的诱因、症结及关键。

（2）设目标。设定农产品质量安全危机管理的总体目标并细分为具体指标，落实任务方向、经费预算、控制范围、人员配备和工作周期及进度安排等。设目标时应兼顾消费者安全、农户收益、企业发展和社会福利，分清农产品质量安全危机管理的主次、轻重和缓急，充分考虑目标的约束条件和可行性。农产品质量安全危机管理目标的制定应由农业主管部门、食品卫生部门、法制部门、农业生产基地、农产品流通和销售企业、第三方组织、消费者和新闻媒体共同参与。

（3）拟方案。根据农产品质量安全危机风险的客观状况和危机管理的资源约束和目标任务，拟定若干可能的备选方案。如对存在质量安全问题的农产品制定召回和销毁等方案，对质量安全农产品的相关投入要素和生产设备制定检测、维修和整改等方案，对农产品质量安全危机信息发布和公开声明等沟通传播方案等。

（4）做分析。对上述拟定的若干方案建立时间序列函数、结构方程模型、模拟仿真系统等数量模型进行计算分析，得出农产品质量安全危机管理各方案预期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在此基础上，根据模型运算过程和结果调整参数，进一步优化方案或形成新的备选方案。

（5）评优劣。根据特定时期和特定区域农产品质量安全事故的具体状况、危害等级和资源约束等，基于备选方案的定性和定量综合分析结果，参照农产品质量安全危机管理的宏观目标和微观目标，对多个备选方案进行综合评价，从中区分出最优方案、次优方案和满意方案。

（6）定决策。由农产品质量安全危机管理的核心主体根据备选方案的综合评价结果来选择某个方案进行实施。值得注意的是，危机管理方案的决策并非以某一主体的利益为决策依据，而是以系统主体利益的协调和系统整体效益最优为决策原则。因此，应从系统全局角度考虑，均衡企业盈利、消费者福利和社会影响等方面。

（7）付行动。将农产品质量安全危机管理决策方案付诸实践的过程中，可能出现与预期不符的结果，因而需要回到前面相应的逻辑步骤中重新执行直至结果满意为止，系统运行甚至需要经过反复调适才能完成。

3.专业维

农产品质量安全危机管理的各时间阶段及每一阶段的各逻辑步骤中，均需要应用大量不同学科领域的相关思想、理论和方法，其涵盖农业经济、供应链管理、食品安全、法律、信息、技术及社会科学等专业领域。例如，从农产品生产规律、组织模式及农产品供应链模式等方面，研究质量安全危机产生的关键节点和内在机理；观测农产品的生产投入品、添加剂、营养成分、外观等指标水平，研究农产品质量安全危机的发生的临界点；运用法律规制激励约束农产品质量安全相关主体的决策与行为；通过信息网络和数据库平台实时分享农产品质量安全危机的处理进度和经验教训；在供应链上下游企业间进行农产品质量安全技术创新和转移；将公共关系等社会科学知识用于引导协调农产品质量安全相关组织行为。

（三）农产品质量安全危机管理三维结构的活动矩阵

将农产品质量安全危机管理的时间维和逻辑维结合起来形成危机管理系统的活动矩阵（表1）。活动矩阵的要素aij显示农产品危机管理工作所处的具体阶段和具体步骤，如a12表示在防范阶段设立目标、a66表示在整改阶段做出决策等。三维结构的活动矩阵可明确各项具体工作在农产品质量安全危机管理系统整体中的层次和功能，有利于厘清各项具体工作间的执行和协作。

四、 农产品质量安全危机管理系统

三维结构模型的应用

（一） 兼顾时间维、逻辑维和专业维的协调运作

建立农产品质量安全危机管理的三维结构，按危机酝酿、危机爆发和危机平服的周期规律，划分农产品质量安全危机管理的时间阶段，按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逻辑思路拟定每一时间阶段的实施步骤，根据农产品质量安全危机管理涉及的学科领域构建专业知识和方法体系。为此，必须同时兼顾时间维、逻辑维和专业维，明确农产品质量安全危机管理的思路，细化每一阶段的目标实现过程，制定可行的实施方案。

（二） 从定性到定量综合集成方法的涌现创新

农产品质量安全危机管理系统应运用系统分析与系统综合的方法，优化系统结构、调整系统运作、实现系统功能，运用“从定性到定量综合集成法”。从专家经验、感受和判断等实践经验出发直接研究农产品质量安全危机管理，将历史经验与农业经济、供应链管理、法制、技术和信息等知识相结合，通过建立模型、运用计算机仿真、实验和计算得出定量结果，完成从局部定性认识到整体定性认识的转变。通过案例分析、归纳演绎、数学建模、计算机仿真等综合集成，促进农产品质量安全危机管理方法的涌现和创新。

（三） 追求经济、社会和环境效益的整体最优

农产品质量安全危机管理须应用系统的三要素思维范式，既考虑本位要素的权益，也考虑其他要素的权益，实现三者兼顾。农产品质量安全危机管理在事前、事中和事后三个系统层次间合理分配人力、物力和财力，以质量安全危机管理系统效益的三兼顾为目标，实现经济、社会和环境效益三者均衡，既保护农业经济效益，又保障消费者安全，同时还要杜绝质量安全危机对农业生态环境的破坏和稀缺资源的掠夺。

（四） 优化完善农产品供应链模式

农产品质量安全危机管理系统的运作要求供应链成员企业之间发挥协作精神，并形成相对稳定的战略联盟关系。首先，提高供应链成员企业的技术、资本及信用等市场准入条件，构建统一的技术标准和物流运作规范对其进行实时动态跟踪，保证各成员有较强的农产品质量安全保障意识和控制能力。其次，建立完善农产品供应链质量安全可追溯体系，提升对农产品质量安全危机的预防、处理和恢复能力。再次，构建农产品质量安全公共服务平台，包括供应链成员信息共享系统、技术协同系统、优化供应链的信息传递及协调互动机制，提高农产品供应链的市场响应能力。最后，理顺政府部门、第三方组织、涉农企业、消费者和媒体等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主体的关系。［6］

（五） 培养专业互补的高素质人才队伍

农产品质量安全危机管理要求配备一支高素质的、专业结构互补、实践技能较强的人才队伍。为此，应创新农产品质量安全管理的人才培养模式。一是大力发展高等农业教育，加快农产品质量安全技术重点学科建设，建立实践教学基地，组织学生深入农村和农业企业基层实习，提升其质量安全管理的实践技能。二是在相关企业中实施创新人才培养计划，建立完善技术人才引进、绩效考核标准和机理约束机制。三是通过继续教育、岗位培训等形式开展农业生产基地、农产品加工和流通企业的基层技术人员培训，提升农产品质量安全技术队伍的科技素质和操作技能。

参考文献：

［1］刘畅，张浩，安玉发.中国食品质量安全薄弱环节、本质原因及关键控制点研究——基于1460个食品质量安全事件的实证分析［J］.农业经济问题， 2011，（1）：24-31.

［2］游军，郑锦荣.基于供应链的食品安全控制研究［J］.科技与经济， 2009，（5）：56-62.

［3］陆勤丰.保障中国食品安全的全过程管理体系构建［J］.粮食科技与经济，2002，（6）：40-41.

［4］张蓓，刁丽琳.WSR方法论在农产品质量安全管理中的应用［J］.南方农村， 2009，（2）： 56-59.

［5］孙东川，林福永．系统工程引论［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4：56-62．

［6]欧阳小迅.我国农产品供应链社会责任管理分析——基于市场激励和国家有限干预框架下的思考［J］.华东经济管理，2011（2）：133－136.

（责任编辑 吴晓妹）

作者：张蓓

粮食危机成因管理论文 篇2：

全球危机与经济政治的民主治理

2009年5月28－29日，来自中国、美国、加拿大、英国、法国、日本、墨西哥、爱尔兰、意大利、德国、奥地利、比利时、土耳其、澳大利亚等14个国家的近百位学者出席了在法国巴黎举行的世界政治经济学学会第4届论坛。世界政治经济学学会会长、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学部主任、马克思主义研究院院长程恩富教授致开幕词，法国共产党前主席罗伯特，余(Robert Hue)致欢迎词。随后，世界政治经济学学会颁发了首届“21世纪世界政治经济学杰出成果奖”，日本大西广(Hiroshi Ohnishi)教授、德国海因茨，迪特里奇(Heinz Dietrich)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程恩富教授、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刘思华教授和南京财经大学何干强教授获此殊荣。

本届论坛主要讨论了以下议题：全球治理总体演变与经济全球化、跨国资本主导的当代全球治理；全球经济金融危机，能源、环境与粮食危机；民族、国家和全球治理新秩序、新自由主义的替代选择和21世纪社会主义等。

一、全球治理总体演变与经济全球化

程恩富教授首先回顾了全球治理的现有理论流派，分析了其侧重点和隐含的消极因素，指出20世纪以来全球政治经济的治理大致经历了三种类型：1900年。1945年的列强争霸或帝国争夺型治理、1946年一1989年的两超阵营型治理和1990年至今的一霸数强型治理。伴随全球化的加速发展，全球秩序正面临着越来越多的问题和挑战，世界体系变革和再造已经提上日程。面对各种全球性问题和世界体系的变革要求，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有责任也有能力发挥重要而积极的作用。目前，国际金融危机的全球肆虐，又一次宣告了新自由资本主义的失败，世界体系的变革和再造恰逢其时，马克思主义学者一定会为全球经济、政治、文化的民主治理与人类未来的福祉作出应有的理论贡献。

世界政治经济学会副会长、日本京都大学大西广(Hiro-shi Ohnishi)教授比较分析了克鲁格曼的“不平衡性发展”模式和列宁的原理，认为亚太地区国家的科技正在从资本收益递增状态向资本收益递减状态转变，导致亚太地区向同一趋势收敛。

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聂志红副教授剖析丁关于经济全球化实质的不同观点，认为从马克思主义角度可以得出更加深刻、全面的结论。从生产力角度看，当前经济全球化的实质在于资源配置的全球化，是市场经济的全球化；从生产关系角度看，其实质在于资本主义的全球化；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看，其实质在于资源配置范围的扩大与配置效率的提升。未来将是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生产关系的全球化。

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王中保副研究员认为，经济全球化能够带来全球福利的增加，即“经济全球化利益”。经济全球化利益的存在，为参与经济全球化的利益主体取得“多贏”或“双赢”提供了可能性。发展中国家应积极参与经济全球化，在与发达国家做大经济全球化利益的同时，通过调整参与经济全球化方式，争取分享到更多的经济全球化利益。

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院马艳教授根据经济全球化发展变化的新情况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国际价值理论的假定条件，构建了多变量的国际不平等交换模型并用跨国数据进行了实证检验。

二、跨国资本主导的当代全球治理

爱尔兰高威国立大学特伦斯·麦克唐纳(Terrence Mc-Donough)博士指出，在全球化社会积累结构构成中，一些跨国政治性机构(如WTO、G8)以“类主权国家结构”的面貌出现，功能日益突出，并企图保持国际体系中的特定权力分配格局。这一类组织本质上是属于新自由主义思想范畴的。它们一方面超越主权国家机构，另一方面又转变着主权国家机构。当然，其内部矛盾也影响整个体系的稳定性，当前的全球金融危机更是一个严峻挑战，因此，经济上的合作与发展在日后将会越来越多地受到关注和讨论。

澳大利亚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大卫·麦特斯(David Mat-ters)认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世界金融市场的一体化进程中，出现了跨国资本家阶级，他们控制崛起的跨民族国家机构、制定全球决策。在控制世界资源和侵占当地居民生存资源的斗争中，现代帝国主义和以前所有的帝国主义并没有区别，也会发动战争占领土地，甚至贿赂部分劳动人民。我们生活在一个美国殖民统治逐渐衰落的时代，新兴经济体出现愈来愈多的国际合作，有助于瓦解美帝国主义对世界经济的垄断。唯一担心的是，美国可能挑起战争以恢复其霸权。

英国中兰开夏郡大学珍妮·克莱格(Jenny Clegg)博士认为，近年来帝国主义似乎进入了新的发展时期，但是西方政治影响和其对世界市场垄断正在逐渐减弱。虽然霸权主义仍占主导，但是超级大国对世界事务的垄断从来没有完成过，一个多元化的前进力量，特别是第三世界的崛起和发展中世界的反战、和平运动，已经团结起来，并逐渐有了影响国际事务的能力。

《重庆邮电大学学报》常务副主编代金子教授提出，随着新科技革命和经济全球化浪潮的发展，国家垄断资本主义逐步发展为超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即垄断资本主义发展的高级阶段。当前的经济危机从深层次原因上讲就是超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发展的必然结果。这场危机的解决必将推动超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进一步发展。

三、全球金融经济危机

参会学者一致认为世界金融危机的影响较为深远，金融经济危机是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必然结果，但在具体分析时却各有侧重点，分别从资本主义信用体系、新自由主义体制、资本主义基本矛盾三个层次逐步深入地探讨了全球金融经济危机发生的原因。

(一)资本主义信用体系失衡是全球金融经济危机的直接原因

意大利贝加莫大学里卡多·贝拉弗尔(Riccardo Bello—fiore)教授认为，次贷危机正通过在全球金融市场的不断蔓延，正是受折磨的工人、负债的消费者和躁狂抑郁的储蓄人的三位一体造成的。明斯基的金融不稳定假说与其预期略有不同，在新经济浪潮后，家庭而不是公司成了主要的借款者，由于实际工资的萎缩，对于住房和消费品的有效需求只能通过增加贷款来实现。家庭贷款大幅度提高了消费和家庭需求的自主性成分。将它与当前可支配收入分离，使危机不可避免。

日本横滨国立大学蔌原伸次郎(Shinjiro Hagiwara)教授从《资本论》中马克思关于信贷和股份制的论述出发，分析了马克思时代金融危机的原因、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金融危机的缓和，最后着重分析了新自由主义时期金融危机频发的原因和对策。新自由主义时期，随着金融部门管制的放宽、美国经济证券化程度的变高、国际资本交易的自由化，过度的国际投资不断产生金融危机并最终导致了全球金融危机，因此必须采取遏制投机性资本的政策。

日本独协大学山下裕步(Yuuho Yamashita)博士分析了

简单的信用创造的宏观经济模型，认为生产力下降的原因是由于实物资本的短缺，而这一短缺是因为实物资本作为抵押贷款的价值的流失及由此而产生的信贷收缩造成的。因此政府要采取的经济政策不仅仅是刺激总的需求量而且要避免信贷收缩以防止供应能力的下降。

上海行政学院鞠立新教授和唐珏岚副教授、上海立信会计学院王楚明教授、西南财经大学杨慧玲副教授等学者批判了美国式的金融信用体系，认为这是金融危机的直接原因。

(二)新自由主义是全球金融经济危机的体制原因

世界政治经济学学会副会长、美国麻省大学大卫，科茨(David Kotz)教授认为，资本主义总是周期性地爆发体制危机，2008年由美国开始的金融和经济危机表明了资本主义新自由主义模式的体制危机开始出现，新自由主义模式导致日益严重的不平等，使金融部门越来越专注于投机性和风险性活动并形成一系列的资产泡沫，在促进经济扩张的同时也为最终的体制危机的爆发埋下了种子。在现有的新自由主义模式下，下一次扩张需要一个比房地产泡沫更大规模的资产泡沫才能实现，这是几乎不可能的。现在美国大多数主要金融机构都需要政府救助，金融部门资产正在大规模缩减，新自由主义模式已难以维持。

美国阿勒格尼学院唐·戈德斯坦(Don Goldstein)教授将组织能力(OC)理论融入到SSA理论中，以此方法分析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社会积累结构的瓦解，以及当前危机之后美国重建社会积累结构的气候限制因素，认为组织能力理论为我们理解在SSA变化时期企业和制度环境如何互动提供了明确的理论工具，具有加深SSA分析深度的潜力，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当前这场经济危机。

日本东京金沢大学濑戶岡絃(Setooka Hiroshi)教授指出，当前金融危机的直接原因是美国自20世纪90年代实行的偏袒华尔街政策，根源在于19世纪“效用价值”的观点。为了避免更多的不幸，必须停止或至少放慢资本循环的速度，在发达国家推行消费削减政策，同时配合使用对金融机构的控制政策，并反对任何形式的战争、入侵、军事冲突和军火生产。

墨西哥国立自治大学路易斯·桑托夫·拉姆拉兹(Luis SandovalRam~rez)教授认为，自20世纪70年代初到今天，我们经历了一个很长的经济衰退期，或者称为康德拉季耶夫周期的第二阶段。这是19世纪过去几十年开始的经济长周期和石油经济模式的结束，它正在向一个新的模式转变，而这种新模式是建立在新的能源和相应发动机的基础上。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李成勋研究员认为，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世界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使广大人民群众深受其害。这场危机集中在美国等西方国家，对西方国家和中国的冲击机理也不同，应对措施的效果也不尽一样。这是由于中国市场经济体制不同于美国和西方国家。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生态文明与可持续经济研究中心名誉主任刘思华教授认为，当今世界金融危机起源于美国次贷危机，其直接原因是美国消费主义的消费模式和政府对资本市场监管不力；而当代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的激化则是它的根本原因与深刻根源。这次危机正是自由市场经济的资本主义走向毁灭的表征，标志着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终结。

内蒙古大学经济管理学院王岩教授认为引发金融危机的原因是多方面、分层次的，可以归纳为：虚拟的有支付能力的需求是引发金融危机的原因；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本矛盾是金融危机的根源；新自由主义是金融危机的助推器。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林跃勤副研究员、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程启智教授、福建师范大学林卿教授、西安财经学院李丽辉教授等学者也认为主张无限制竞争和金融自由化的新自由主义是金融危机的体制原因。

(三)资本主义基本矛盾是世界金融经济危机的根本原因

河南省经济学会会长、河南财经学院杨承训教授提出，这次国际金融危机正是当代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发展阶段性特征的标志，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矛盾积累的必然结果。1945年至今60多年中，以美国为首的垄断资本主义进入了国际超级金融垄断资本主义新阶段，具有与以往不同的7大特征，最基本的就是以金融一虚拟资本国际垄断并与信息技术垄断紧密结合而主导经济全球化。经过四个时期的发展，美国金融膨胀和美元霸权，使它必然成为最大的“虚泡王国”，爆发牵动世界的经济危机，加剧三大矛盾，宣告新自由主义理论和政策的破产。现在世界经济达到了新的转折点。

比利时布鲁塞尔马克思主义研究所亨利·赫本(HenriHouben)博士认为，生产过剩实际上是由两个同时发生的机制造成的，即相对积累过剩和相对消费不足。工资社会、垄断的出现、信贷发展是解释结构性危机成因的三个因素。现在的危机都是美国统治阶级当初选择的结果。为了刺激过度消费以持续增加负债，金融市场需要不断放松管制和制造泡沫，泡沫破裂则造成今天的金融市场的崩溃，结果必须以更加暴力的方式处理过剩的生产力。

清华大学中国公有资产研究中心主任吴栋教授指出，当前金融危机的本质是由资本主义基本矛盾所决定的，现在西方捧热了马克思，但要从根本上解决危机，必须唤回马克思，即这个世界应当是以人为本、劳动所创造的一切回归人类、为人类的彻底解放和全面发展而服务的世界。

中共江苏省委党校特聘教授、中央财经大学博士生导师李炳炎认为，资本主义的古典危机与当代危机并无本质不同，都是生产过剩危机。在当代危机中，生产过剩不再直接表现为有效需求不足，而是表现为有效需求旺盛的“透支消费”。从古典危机演变为现代危机，只不过把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的爆发从当下推到了未来，一旦危机爆发，问题更加严重。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学动态>杂志社孙宝臣社长、南开大学张俊山教授、河北经贸大学武建奇教授、福州大学周小亮教授等学者也认为本次世界金融危机的根源在于资本主义经济制度本身。

四、能源、环境与粮食危机

奥地利工业与生态经济学及区域研究项目研究员约瑟夫·鲍姆(Josef Baum)认为，在全球资本主义制度下，存在着三个潜在的危机：能源危机、粮食危机和气候危机，其中最有威胁的是气候危机。有效的气候政策和资本主义机制的核心不相符，因此资本主义制度将要经历根本性变革。这意味着我们会看到迄今为止不为我们所知的社会一生态进程，这需要广泛的运动和合作才能实现。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杨志教授认为，当前国际公认的重大环境问题已威胁到人类生存安全，并已成为引致当代经济向可持续发展方向转型的重要根据。解决中国环境与发展问题的根本出路在于坚持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科学发展观指引下采取“绿色+资本+网络”发展模式将是中国实现环境与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必由之路。

广西大学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研究中心副主任李欣广教授认为，石油耗竭的前景已经开始显现，预期廉价能源时代

的终结将会给世界发展带来六种局面：国际冲突、两难选择、能效经济、生活转型、重视合作、国土重要。这反映了国际争夺加剧与国际合作发展两种趋势的并存，调整现有的国际能源合作机制将不可避免。

上海大学社会科学学院副院长刘铮教授指出，世界粮食危机对中国粮食安全提出严峻的挑战。全球化条件下的粮食安全，首先要保证本国粮食的充足供给，同时还要抵御国际贸易中粮食安全的潜在威胁。

福建师范大学经济学院院长李建建教授和魏国江副教授认为，2008年全球粮食危机的产生除了自然因素外，更主要的是人为因素。主权国家解决粮食问题不能依靠外国，必须加大对粮食的宏观控制。解决全球的粮食问题还需要国际社会的共同努力。

五、民族、国家和全球治理新秩序

程恩富教授指出，为了提升现时期全球经济政治的民主治理水平，必须首先改革联合国以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国际机构，构建联合国主导型治理框架。例如，改革联合国安理会的构成和机制，增加发展中国家的理事名额；改革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代表机制和表决权等，改变少数富国对重大决策拥有否决权的现状；改革世界贸易组织及其规则，保证发展中国家更多地参与决策并从中受益；尽快确立全球统一的货币“世元”、全球统一的语言“世界语”；取消美国控制下的北约和某些国际法律机构，重新建立联合国领导下的维和部队和国际法律机构等。只有这样，才能重新建立一种各国共同负责的全球经济政治文化新秩序，公正发展经济全球化、政治民主化、文化多样化、军事自卫化。

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奎恩，迪劳内(Quynh Delau—nay)研究员认为，马克斯，韦伯的“理性化进程”模型曾作为一个理想的经济、社会和政治模型为世界上的其他社会瞩目，但已陷入经济、社会和政治危机。世界需要一种基于伦理而非市场的、考虑社会不同发展水平的管理方式，即通过协商而不是市场来统治。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方福前认为，中国的基本经济制度决定了中国实行的是经济“调控”而不是经济“调节”模式。要搞好经济调控，使国民经济又好又快地发展，我们还需要深化认识市场经济的特点和规律，对经济调控本身不断进行研究。

长春税务学院经济系黎贵才副教授认为，劳动密集增长模式的缺陷在于劳动报酬的增长严重滞后于产出的增长，造成了宏观需求不足。导致该增长模式难以维系。因此资本深化的增长模式比劳动密集的增长模式更具可行性。当然，为实现快速经济增长和就业增长，政府还必须在劳动就业、社会保障以及更广泛的社会经济发展等方面采取更多有效的措施。

日本津市城市大学南有哲(Arisato Minami)教授对民族与国家的关系进行了深入的分析，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冯颜利教授也对民族与国家治理中的不公正问题发表了自己的看法，认为全球不公正的根源在于资本主义私有制。英国伍尔弗汉普顿大学罗杰，塞夫特(Roger ScifCrt)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剧锦文研究员、西南财经大学经济学家编辑部杨锦英、华南师范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胡永红博士也对改善政府治理进行了深入讨论。

六、新自由主义的替代选择与21世纪社会主义

大卫·科茨教授认为，新自由主义之后的体制有三种可能的形式。第一种是不利于工人阶级的社团形式的资本主义，主要特征是政府管制金融体系，劳资关系的制度保持与新自由主义时一致，国家将对能促进牟利的领域进行大规模的长期的投资。第二种是国家管制的资本主义，主要特征是工会运动更强大，迫使大企业愿意对劳动力进行议价。第三种是社会主义。

英国伦敦政府经济顾问艾伦，弗里曼(Alan Freeman)认为，人们大大低估了所需政府行为的规模和影响的范围。同当前这场规模相当的几次经济危机都被解决了，并导致了影响深远的“文明”变化。资本主义通过战争、危机等手段销毁资本来恢复经济，其实我们可以投资文明来摆脱危机。21世纪需要建立起在大规模生产和精神消费基础上的文明，培养创造性，实现可持续发展，将人类欲望和需求纳入一个新的远景规划中。这不仅是经济成功的先决条件，也是文明的意义所在。

加拿大曼尼托巴大学政治经济学院拉荻卡，德塞(Radhika Desai)教授将凯恩斯在1944年布雷顿森林会议中最初的提议作为重构新自由主义后世界的经济和货币管理的起点。凯恩斯揭露金本位制的偶然性以及政治操纵的现实，主张用世界货币代替黄金。事实证明，国际合作而非霸权才是唯一的出路，凯恩斯的最初提议是这条出路最好的起点。

墨西哥城市大学海因茨，迪特里奇教授认为，社会主义作为现代的一种具体文明形式也是一般进化过程的一部分，它从空想社会主义到科学社会主义再到现实社会主义，目前的进化阶段被命名为“21世纪社会主义”。这个理论在全世界被广泛应用，尤其在拉丁美洲和德国得到发展。

美国明尼苏达大学欧文，马奎特(Erwin Marquit)教授对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社会民主主义等术语进行了明确区分。虽然共产主义者也在资本主义条件下为使一些人权制度化而努力，但主要是为了实现社会主义而努力。如果丢弃了共产主义目标，那么对社会主义的召唤毫无意义。当然，共产主义者当然会与所有进步人士合作，共同争取工人阶级的权利。

此外，日本独协大学藤山英树教授、中国台湾国立东华大学田畠真弓助教授、中央编译局德籍专家艾克，考普夫、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白雪秋教授、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刘震博士后和葛成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林跃勤副研究员、尚列副研究员、中国青年政治学院田春生教授、中央民族大学张春敏副教授、上海对外贸易学院朱钟棣教授、天津财经大学王晓林教授、南京财经大学何干强教授、顾学宁副教授、西南财经大学任治君教授、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王玉敏、福建师范大学黄茂兴副教授、郑州大学杜书云教授、贵州大学龚晓莺教授等均出席会议并作主题发言。

与会者普遍认为，由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所主导的全球化只是加深了世界各国之间的相互依存性和实现了经济上的扩张，却没有政治、社会领域的同等进步，且导致了一连串的金融和经济危机。各种危机的根源在于资本对劳动力过度剥削的资本主义制度，而不仅仅是放松管制的影响；危机也不仅仅是因为资本管理上存在缺陷，而是作为一种社会关系的资本所必然引发的结果。全球化带来的一系列问题需要一个共同的合法的政治机构来解决。因此，我们需要在当前的经济和政治体制下对全球民主和高效治理机制进行深刻变革，对许多规则重新加以考虑，改革联合国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国际机构，构建联合国主导型治理框架。

论坛闭幕式上，让－克罗德·迪劳内教授宣读了本届论坛的共识宣言，认为当前的金融和经济危机恰恰再次证明了对全球化治理进行修正的必要性，全球治理模式的构架需要各种改变世界的、但可能相互冲突的战略决策的共同作用，全球治理应当采取比以前更加和平与高效的方式来处理政府和国家中的各种问题。

编校　育 川

作者：丁晓钦

粮食危机成因管理论文 篇3：

国家粮食安全战略研究论纲

摘 要:粮食安全始终是关系国民经济发展、社会稳定和国家自立的全局性重大战略问题,全面系统地构建确保国家粮食安全的战略体系应以科学发展观和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精神为指导,在研究粮食安全基础理论与国际粮食发展趋势的基础上,加强对粮食综合生产能力保障体系、粮食生产科技创新支撑体系、粮食市场宏观调控政策体系、粮食安全动态预警应急体系、粮食安全的国际化战略体系、重大农业自然灾害防御体系、特殊群体粮食安全援助体系等方面的研究。

关键词:粮食安全;粮食安全战略;研究论纲

粮食安全战略应以科学发展观和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精神为指导,依据《国家粮食安全中长期规划纲要(2008—2020年)》(以下简称《纲要》),着眼于系统构建国家粮食安全保障体系。《中共中央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明确提出:“加快构建供给稳定、储备充足、调控有力、运转高效的粮食安全保障体系”,“确保国家粮食安全和主要农产品有效供给”。这一任务的具体化就是《纲要》中指导思想所明确的“坚持立足于基本靠国内保障粮食供给,加大政策和投入支持力度,严格保护耕地,依靠科学技术进步,着力提高粮食综合生产能力,增加食物供给;完善粮食流通体系,加强粮食宏观调控,保持粮食供求总量基本平衡和主要品种结构平衡,构建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要求和符合我国国情的粮食安全保障体系”。

一、粮食安全理论与国际粮食危机研究

围绕国家粮食安全战略体系的构建,在对粮食及粮食安全基础理论进行梳理和深入研究的同时,还应分析国际粮食危机的成因、影响、趋势和应对策略。

1.粮食的属性、特征及其特殊地位。对粮食概念内涵与外延的科学界定是研究粮食安全理论及粮食安全战略的基础。应重点研究:在对粮食概念从内涵和外延两个层面进行深入分析的基础上,从经济学的视角进一步研究其经济属性和政治属性、社会属性;研究粮食的各种特征,包括生产特征、供求特征、弱质特征、资源特征(如地域分布特征等)、贸易特征以及政治和社会特征等;根据当今国际粮食问题出现的新情况和我国粮食面临的挑战,从粮食生产、粮食价格、粮食市场和国际贸易等方面进一步研究粮食的特殊地位。

2.粮食安全内涵、意义及安全责任。粮食安全具有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是市场失灵的领域,需要政府进行调节。为此,应重点研究:对我国粮食安全的内涵和外延进行科学界定,给出明确简洁的定义;在此基础上,对粮食安全的要素,包括政策要素、生产要素、市场要素、粮食储备以及科技要素等进行研究,从理论上建构科学合理的粮食安全要素有机体系;研究粮食安全责任,包括政府责任、市场主体责任等(如保险市场、证券资本市场等),分析市场责任的必要性和可行性、市场责任的定位和职责范围,从而构建以政府负责为主导、社会各界负责的粮食安全责任体系及其考核监督机制。

3.国际粮食危机的成因、趋势及传导机理。近年来,世界粮食形势总体趋向紧张,特别是2006年下半年以来,粮食危机正在世界许多地区发生并呈现蔓延趋势。应重点研究:从全球粮食高消耗与低储备矛盾不断加深、全球粮食产量因自然灾害影响严重减产、国际能源价格上涨引致生物能源迅速发展、美国次贷危机引发投机资本疯狂炒作、跨国粮商全球战略加剧粮食垄断经营、南北国家不同农业政策拉大生产差距等方面深入分析国际粮食危机的成因,并用典型相关分析法研究各种因素的影响程度;研究生物能源对国际粮食市场供求与价格的影响,分析研究生物能源和国际粮食市场的发展趋势;研究国际粮食市场与我国粮食市场的相互作用及其作用强度,重点研究国际粮食价格对我国粮食价格的传导机理,提出充分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有效抵御国际粮食市场负面影响的政策建议。

4.粮食危机应对策略及国际经验比较。2008年6月3—5日,联合国粮食组织在罗马召开了以“气候变化和生物能源的挑战”为主题的粮食安全高级别会议。会上,各国首脑以及专家们进行了深入讨论,发表了大会宣言,并提供了6个专题报告。因此,应重点研究:分析国际国内粮食危机的成因规律和国际社会、各国政府应对粮食危机的成功经验,探讨我国有效预防粮食危机以及出现粮食危机的应对措施。

5.我国粮食安全成就、挑战与战略构建。认真总结解放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粮食安全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和成功经验;客观分析我国粮食安全所面临的挑战,如消费的刚性增长、耕地逐年减少、水资源短缺矛盾凸显、供需区域性矛盾突出、品种结构性矛盾加剧等;研究分析如何全面、系统构建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要求、符合我国国情的粮食安全战略体系。

二、粮食综合生产能力保障体系

确保粮食安全关键的基础性工程是提高粮食的综合生产能力。《决定》指出,“必须按照高产、优质、高效、生态、安全的要求”,“提高土地产出率、资源利用率、劳动生产率”。根据这一精神,应着眼于粮食综合生产能力保障体系的构建。

1.农业组织创新与提高粮食生产能力。小农生产方式是制约我国粮食综合生产能力进一步提高的关键因素,在目前农村土地管理制度下存在小农生产方式与提高粮食综合生产能力的矛盾。应以提高粮食综合生产能力为目标,围绕小农生产方式与提高粮食综合生产能力的矛盾,研究农业组织创新机制;在确保土地承包关系保持稳定并长久不变的前提下,根据依法、自愿、有偿原则,积极探索土地经营权流转的形式和机制;在坚持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下,积极探索转变农业经营方式,促进土地规模化、集约化经营等有效途径,切实提高粮食综合生产能力。

2.生产资源保护与稳定粮食生产能力。由于受农业结构调整、生态退耕、自然灾害损毁和非农业建设占用等多因素的影响,我国耕地资源逐年减少,目前人均耕地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40%。实现《纲要》所确定的目标面临着政府主导性城市化与耕地保护的矛盾。应以稳定粮食综合生产能力为目标,围绕政府主导性城市化与耕地保护的矛盾,探讨我国稳定耕地和非耕地资源有效保护、优化结构与布局、加快开发后备资源、改造中低产田,确保18亿亩基本耕地,切实提高粮食生产能力的政策措施。

水资源是稳定粮食生产能力的重要条件。但是我国水资源在总量上严重短缺,在时空分布上极不平衡,严重制约了粮食综合生产能力的提高。在总量短缺的背景下,面临全面节约水资源与水资源产权、价格体制的矛盾;在分布极度不平衡的背景下,面临水资源宏观优化配置与地区利益的矛盾。应以稳定粮食综合生产能力为目标,围绕全面节约水资源与水资源产权、价格体制以及水资源宏观优化配置与地区利益的矛盾,探讨我国水资源有效保护、加快开发、优化配置、全面节约、高效利用的政策措施,建设旱涝保收、节水高效、高产稳产的规范化农田。

3.基础设施建设与夯实粮食生产能力。切实加强农业基础设施建设,特别是农田水利设施和耕地质量建设,对于稳步提高耕地基础地力和产出能力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农业基础设施具有很强的公共产品性质,主要应由政府投入解决,但是地方政府的政绩取向重点不在农业,所以农业基础设施建设面临投入与地方政府政绩取向的矛盾。在资金投入建设的有效性上,工程多层次发包,层层剥皮,严重影响农业基础设施建设的有效性,所以面临着提高资金建设有效性与工程建设管理体制的矛盾。因此,应以夯实粮食综合生产能力为目标,围绕农业基础设施投入与地方政府政绩取向、提高资金建设有效性与工程建设管理体制的矛盾,探讨加强我国农业基础设施建设,提高耕地基础能力和产出能力的政策措施。

4.生产资料供给与挖潜粮食生产能力。为了挖潜粮食生产能力,提高我国的粮食生产水平,获取更多的粮食供给,粮食生产已从主要依靠活劳动投入转向依靠现代生产要素(包括科学技术)投入,但是生产方式的改变又增加了成本,这就存在挖潜粮食综合生产能力与粮食生产比较利益偏低的矛盾。因此,应以挖潜粮食综合生产能力为目标,围绕挖潜粮食综合生产能力与粮食生产比较利益偏低的矛盾,探讨良种补贴、农资综合补贴、农机具购置补贴的新途径,为粮食生产提供低成本的农业生产资料,提出挖潜粮食综合生产能力的政策措施。

5.主生产区建设与增强粮食生产能力。在粮食主产区与非主产区之间存在利益上的矛盾,需要按照资源禀赋、生产条件和增产潜力等因素,科学谋划粮食生产布局,明确分区功能和发展目标,协调好粮食主产区与粮食非主产区之间的利益关系。应以协调粮食综合生产能力为目标,围绕粮食主产区与粮食非主产区之间存在的利益矛盾,探讨科学规划粮食生产布局、加强粮食核心产区和后备产区建设、实施优质粮食产业工程、促进粮食生产的专业化和标准化、强化粮食综合生产能力的粮食主产区发展的政策措施。

6.非粮食物资源开发与补充粮食生产能力。利用非耕地提供非粮食物供给,如发展节粮型畜牧业、水产养殖业、远洋渔业、油料作物及木本粮油产业,可起到补充粮食综合生产能力的作用。应以补充粮食综合生产能力为目标,探讨发展节粮型畜牧业,促进畜牧业集约化;发展水产养殖和远洋渔业,促进水产养殖业发展;发展综合木本粮油,促进稳产、高产和品种优化;发展油料作物生产,促进油料作物产量和品质优化,从而优化食物结构,充分利用非粮食物资源有效补充粮食的政策措施。

三、粮食生产科技创新支撑体系

粮食发展的根本出路在于科技进步,根据《决定》提出的“不断促进农业技术集成化、劳动过程机械化、生产经营信息化”的目标,应重点研究:

1.多元化科技创新投入机制。科技创新投入是粮食生产科技创新支撑体系的根本。应研究国家重大科技专项、科技支撑计划、863计划、973计划为牵引的农业(粮食)科技创新国家投入模式;农业主管部门与地方政府为主导的支农投资结构;农业龙头企业、农业科技示范基地、金融机构等为主体的农业科技创新投入激励制度。形成以政府财政投入为引导、以企业投入为主体、以金融和风险投入为补充的多元化、多渠道农业科技创新投入体系。

2.集成化农业科技开发机制。农业科技开发是粮食生产科技创新支撑体系的核心。应重点研究:如何加强国际与国家农业(粮食)科技研发平台建设,为农业科技创新和农产品安全生产提供集成化基础理论支撑;如何加强省级、市级农业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建设,为农业科技创新和农产品安全生产提供集成化共性技术支撑;如何加强育种机构、病虫害防治机构、出口农产品质量检测机构、农业科研基地建设,为农业科技创新和农产品安全生产提供集成化实施载体支撑。

3.专业化农民素质培训机制。农民素质培训是粮食生产科技创新支撑体系的重点。应研究:提高农民综合素质的基本途径;农民素质的培训内容设计;农民素质培训的专门机构设置;农民素质培训的实施方案制订;农民素质培训队伍的建立与培养。从而形成具有中国特色且符合各地实际的专业化农民素质培训机制。

4.系统化农业技术推广机制。农业技术推广是粮食生产科技创新支撑体系的关键。应研究如何引导和鼓励涉农企业、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开展农业技术创新和推广活动,积极为农民提供科技服务;如何实施科技入户入田工程,加大重大技术推广支持力度;如何探索农业科技成果进村机制,提高农民科学种粮技能;如何扶植各类农业科技中介机构发展,提供全方位的农业科技服务,推广普及先进的农业生产技术。

5.信息化生产经营服务机制。生产经营服务是粮食生产科技创新支撑体系的基础。应着眼研究将信息化贯穿到粮食的生产、收获、储藏、加工、管理、经营的全过程,做到数字化、网络化和智能化,以实现粮食生产与流通的全过程服务和质量安全控制;将信息化和电子商务等应用于粮食流通系统,以提高粮食产后流通服务体系的效率;将信息化应用于粮食决策支持系统,帮助决策者提高决策水平以及应急处置能力。

四、粮食市场宏观调控政策体系

粮食是一种特殊的商品,既有一般商品的属性,更具有公共物品的属性。因此,既要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方面的基础性作用,更要发挥政府对市场的宏观调控作用。

1.粮食法制建设与完善行政管理体制。法律制度是保障粮食安全的根本手段。应重点研究:如何加大已有法律执行力度;制定粮食安全法的必要性及关键问题,包括指导思想、保障目标、保障原则等;如何加强粮食行政管理体系建设,参照国外成功经验,优化粮食管理体制,在明确界定政府职能的基础上,加强中央统筹协调和宏观调控的职能,逐步形成粮食生产、加工、销售、对外贸易一体化管理体制。

2.粮食产业政策与完善产业管理机制。大力发展粮食产业化经营,有助于推进粮食生产由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变,由粗放经营向集约经营转变,从而对国家粮食安全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应重点研究国内粮油收购、储存、运输、加工及粮食进出口、外商经营等的产业政策,以实现运转高效、竞争有序的市场目标;重点研究区域化布局、规模化种植、标准化生产、社会化服务的产业政策,以实现贸工农、购加销、产学研于一体的社会化大生产。

3.财政投入机制与完善粮食补贴机制。只有不断加大财政的投入力度,才能有效改善工农产品的比价关系,才能弥补农产品的弱质性,才能确保粮食的长治久安。应研究:建立财政对农业投入的长效机制和加大国民收入转移支付力度的措施;研究财政投入的有效渠道和绩效考核机制,提高财政投入的效能;研究完善粮食直补和奖励机制,提高粮食直补的政策效应。

4.粮食宏观调控与完善粮价干预政策。粮食市场的有序运行需要政府宏观调控,而政府政策效应能否发挥作用也需要健全的市场机制。在粮食市场中,政府的价格干预政策十分重要。应探讨粮食宏观调控的目标和手段,分析粮食价格的调控措施,探讨目标价格补贴等新型价格支持制度,包括如何完善粮食最低收购价政策、如何实施目标价格补贴制度、如何建立新型粮食价格体系等。

5.流通体制改革与完善粮食流通体系。我国粮食流通市场受“二元”体制的制约,具有天然的弱质特征,必须进一步深化粮食流通体制改革,进一步完善粮食流通体系。应分析粮食信贷资金管理制度的继承与发展,提出粮食信贷的可持续发展目标与战略,探索粮食信贷的营销与管理方式的创新;以实现粮食安全和节约储备成本为目标,分析可供选择的我国专项储备粮应保持的适宜规模;剖析我国中央储备粮和地方储备粮为主体的粮食储备体系的特征和缺陷,进而提出健全我国粮食储备体系的对策建议;分析粮食加工企业的市场行为,为加强我国粮食加工业提出政策建议。

6.科学节约用粮与完善粮食节约机制。粮食的浪费非常严重,流通环节的损耗率约为8%,在粮食消费环节的浪费更为惊人。因此,科学节约用粮是确保国家粮食安全至关重要的措施。应重点研究:如何形成科学饮食、节约消费,抑制粮油不合理消费的机制,提高全民粮食安全意识,形成全社会爱惜粮食、反对浪费的良好风尚;如何加快发展以散装、散卸、散存和散运为特征的“四散化”粮食现代物流体系,以及加快推广农户科学储粮技术,减少粮食产后损耗的措施;如何促使粮油加工企业科学用粮,控制粮油不合理的加工转化,提高粮食综合利用效率和饲料转化水平的措施。

7.农村金融改革与完善农村金融制度。农村金融是现代农业的核心,建立资本充足、功能俱全、服务完善、运行安全的农村金融体系,是确保国家粮食安全的重要举措。因此,应分析目前我国农村金融市场上金融需求巨大而供给严重不足的原因,分析中国农村各类金融组织的产权构成、经营绩效,以及制度环境对其行为的影响,提出有效解决当前农村金融有效供给不足,规范金融竞争的政策建议;分析对产生风险的内生和外生两个方面的原因,建立既能有效支持农业发展,又能将风险程度降低到最小的金融风险防范预警模型;分析农业发展银行的政策性业务萎缩、功能单一,农村信用社制度变迁的“路径依赖”难以打破,商业化经营倾向严重的原因;研究构建新型的、融政策性金融、商业性金融和合作性金融于一体的现代农村金融制度。

五、粮食安全动态预警应急体系研究

建立粮食安全动态预警及应急体系是确保粮食安全的重要举措。应从供求预测到动态预警到应急预案,再到如何发挥粮食储备功能和如何构建粮食安全责任机制进行研究,力求构建完整的预警及应急体系。

1.粮食供求中短期预测研究。影响粮食供求的因素很多,所以粮食的预测是一个多变量、多边界条件,且具有随机性的数理方程。过去的预测之所以达不到预期效果,根本原因是考虑的变量太少。应重点研究:进一步完善已建立的傅立叶级数预测法,重点解决粮食波动的不对称性问题,更进一步提高预测精度;建立一种新的预测模型——波谱分析预测模型;要特别注意建立多种预测方法的集成预测法。传统的预测方法都考虑了一个或一个以上变量,都有其合理性,但因为影响粮食供求的因素太多,分析一两个变量不可能达到准确预测的目的,如果将多种方法集成在一起综合分析,就能够考虑多种因素,因而可大大提高预测的准确度。

2.粮食安全预警系统研究。传统的预警模型都各具特色,但很难在实践中具体应用。应对已建立的动态平衡警情模型的中试工作,对模型进行反复调试,使之能基本用于实际;建立中期警兆预警模型和长期警迹预警模型,从而构建完整的粮食安全预警体系。

3.粮食安全应急预案研究。国务院已经建立了《国家粮食应急预案》,同时,大部分省市也都建立了各自的应急预案,预案从紧急状态等级、应急反应系统、组织机构、应急措施、应急保障、后期处置等方面进行了全面设计。今后应研究:如何更有效地实施应急预案,即研究落实应急预案的强化措施;研究《国家粮食应急预案》没有涉及的中长期警兆、警迹的应对预案,填补应急预案中的空白。

4.粮食储备调控机制研究。国家颁布的《中央储备粮管理条例》对中央储备粮的计划、储存、动用、监督检查、法律责任等都作了详细规定。应借鉴国外粮食储备体系建设的经验,分析我国储备体系的现状、问题,提出合理的政策建议;探讨粮食储备的多元化体系建设,如农户储备、集团用户储备机制的建立等;探讨我国粮食储备的适度规模。

5.粮食安全责任机制建设。中央已明确了粮食省长负责制,规定了省级人民政府在粮食生产和流通方面的责任,但未构建全面的责任体系。今后在进一步完善粮食省长负责制的基础上,构建中央和地方各级政府的分级责任体系,将中央和省级政府的责任延伸到市县政府;建立各级政府相关部门和市场经营企业的责任机制,构建政府为主、政府部门和市场主体为辅的多元考核监督体系,将粮食安全的责任落到实处。

六、粮食安全的国际化战略体系研究

入世过渡期结束、国际粮食危机爆发以及国际粮商涌入,给我国粮食进出口贸易带来了新的挑战。按照《决定》提出的“坚持‘引进来’和‘走出去’相结合,提高统筹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能力,拓展农业对外开放广度和深度”的精神,应重点研究:

1.多哈回合粮食贸易规则谈判策略研究。由于各国在农产品关税削减和出口补贴等利益关系上存在严重分歧,致使多哈回合谈判步履维艰。应理清加入WTO时影响我国农产品贸易的各项承诺,为多哈谈判提供依据;分析多哈谈判主要参与国农业及贸易政策的演变趋势,建立动态博弈模型,分析各国多哈谈判可能的策略空间;鉴于我国加入WTO时被迫做出的巨大让步,多哈回合谈判中我国让步空间很小,重点研究在转基因产品、非贸易关注等方面争取更大回旋余地的策略;研究分析农产品贸易规则和标准,为我国积极参与其制定提供参考。

2.政府干预下多维动态博弈及策略研究。我国粮食市场竞争的参与者除国内供给者和需求者外,还有国外粮食供给者和需求者,更为重要的是还要面对国外政府干预的局面,肖国安(2005)已建立了WTO条件下成本领先和市场优先两个博弈模型。今后应重点研究:针对国内供给者、国际供给者、国内需求者、国际需求者、国内政府和国外政府干预的多维动态博弈模型,分析主要粮食出口国采取的财政政策与市场战略对我国粮食市场的影响,研究我国政府的应对策略。

3.跨国粮商市场战略及其应对策略研究。全球粮食危机的背后有一个重要因素,就是控制着全球大部分粮食生产资料的跨国粮商,特别是国际四大粮商对粮食市场的掌控,他们的市场战略将对我国的粮食市场与粮食安全带来极大影响。面对跨国粮商相继进入我国,应分析跨国粮商的市场战略和价格策略,提出规范跨国粮商市场行为的政策建议。

4.我国粮食战略性进出口贸易策略机制。我国粮食国际贸易面临新的国际环境,粮食国际贸易依存度增加,粮食贸易在比较优势作用下逐渐发挥主动性。今后应分析我国粮食国际贸易的现状、问题、发展趋势与国际竞争力;基于国内粮食安全的宏观要求,探讨粮食国际贸易对我国粮食安全的双重影响;分析研究怎样发挥比较优势和后发优势,不断增强我国粮食等农产品国际竞争力的战略性贸易政策。

5.实施“走出去”战略与进口粮源保障机制。我国人均生产资源不及世界平均水平的40%,而且人口还在不断增长,耕地在不断减少。实施“走出去”战略,充分利用国外粮食生产资源,是缓解我国生产资源压力,确保我国粮食安全的一项战略举措。今后,应分析我国实施“走出去”战略的国内外环境,研究实施“走出去”战略的必要性与可行性;研究“走出去”战略的目标:建立稳定、可靠的进口粮源保障体系,提高保障国内粮食安全的能力;研究“走出去”战略的主体:既要重视同国际大粮商之间的合作,更要积极培育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国有大型跨国粮食企业;研究“走出去”战略的途径:与部分重要产粮国建立长期、稳定的农业合作与贸易伙伴关系,建立稳定的进口粮源贸易伙伴;与部分生产资源丰富的国家合作,建立稳定的国外粮食生产基地;研究“走出去”战略的政策:研究制定支持我国农业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建立稳定的进口粮源基地的政策和体制。

七、重大农业自然灾害防御体系研究

我国是一个自然灾害频繁的国家,同时气候变化也在加速,因此研究重大农业自然灾害及气候变化的防御与化解,对粮食安全具有重要意义。

1.重大农业自然灾害规律分布研究。基于历史上和最近几十年国内外重大农业自然灾害统计数据,运用概率统计、随机过程、时间序列以及可公度法等理论,应重点研究:农业重大灾害的区域、时间、损失强度的分布,从理论上探求灾害发生规律,从实践上总结防灾减灾的成功经验和失败的教训。

2.重大农业自然灾害影响机理研究。运用统计指数与因素分析法,应重点研究灾害对粮食安全要素的影响,分析不同地域不同灾害对粮食生产能力的影响程度以及对粮食市场价格与供需、国家粮食储备等的影响机制;运用历史数据建立数学模型刻画灾害对粮食安全的影响规律;通过建立传导模型研究国外重大自然灾害对我国粮食安全的传导影响。

3.重大农业自然灾害预警监测机制。根据我国自然灾害发生规律,借鉴世界各国制定的灾害预警体系以及相应的防灾减灾措施,应重点研究:我国现有的预警与监控机制中存在的问题,并从多种角度分析其原因,从而构建适合我国国情的综合预警与监控机制。

4.重大农业自然灾害综合评估机制。根据国内外理论和实践经验,利用层次分析、模糊数学、粗糙集理论等数学理论方法,应重点研究:按灾前、灾中和灾后三个阶段分别建立灾害风险、灾害评估指标体系、预警评估指标体系、应急救援评估指标体系、灾后恢复重建评估指标体系。

5.重大农业自然灾害风险分散机制。在分析我国政府对灾害损失的分摊与补偿、巨灾保险市场失灵等主要原因以及巨灾风险的可保性基础上,应重点研究:开展巨灾保险必须满足的基本条件;运用巨灾风险理论,研究适合我国国情的巨灾保险与再保险模式以及巨灾风险证券化机制等,为建立风险分散机制提出具体的思路和对策。

6.重大农业自然灾害政府处置机制。基于我国行政区划以及灾害分布特点,与国外发达国家进行比较,分析我国灾害管理的现有模式,今后应从以下几方面研究:运用网络与图论的优化分析法,建立适合我国国情的行政组织管理运行图,优化我国灾害管理组织模式;基于对我国灾害的特点与现有相关法律、法规与政策之间存在的不协调问题,提出我国综合减灾法的建议;基于分析我国灾害预防、预警和应急救援能力不足的原因,提出建立预防、预警和应急救援新模式;研究影响和制约恢复力的因素和原因、灾害恢复力的测度与提出灾后重建的具体措施和对策。

八、特殊群体粮食安全援助体系

尽管《决定》和《纲要》都没有对特殊群体的粮食安全援助问题提出具体要求,但是按照党的十七大提出的构建和谐社会的总要求,研究特殊群体粮食安全援助体系是确保我国粮食安全战略中不可或缺的部分。从有利于研究粮食援助的视角,我们可以将特殊群体分为四种类型:一是农村一般贫困人口,二是城市一般贫困人口,三是受灾群体,四是社会弱势群体。

1.农村贫困人口粮食安全援助机制。农村贫困人口是指由于地域偏僻、交通落后、信息闭塞、土壤贫瘠、资源稀薄、劳动技能低下等引起劳动报酬和财产性收入不足造成的人口。对于这部分贫困人口,既要进行救济式援助,更要进行开发式援助。应重点研究:以最低社会保障制度、农村特困户救助制度、农村临时生活救济制度等为主要途径的救助机制;以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农业保险为主要途径的农村保险救助机制;以基础设施建设、人力资源开发、金融信贷、制度和技术植入为主要途径的开发式援助机制。

2.城市贫困人口粮食安全援助机制。城市贫困人口是指有一定劳动能力但因缺乏必要的劳动资源或基本劳动技能而没有获得相应劳动岗位的劳动者。对于这部分贫困人口,既要进行救济式援助,更要进行开发式援助。今后,应研究针对城市贫困人口为特定对象的粮食补贴的目标补贴机制;以完善下岗职工基本生活保障、失业保险和最低生活保障为主要内容的最低生活保障机制;以加强技能培训、提高劳动技能,提供无息贷款、促进自谋职业,开辟就业渠道、促进广泛就业为主要措施的劳动保障机制。

3.受灾特殊群体粮食安全援助机制。我国农村自然灾害多,受灾地域广,防灾抗灾能力弱,同时,城乡突发性事件频繁,如交通事故、生产安全事故、重大疾病等。一旦遇到自然灾害和突发事件,大部分群众特别是防灾、防突发性事件能力弱的群众生活将受到很大影响。今后,要重点研究:建立受灾群众紧急救援机制,确保受灾或突遇突发性事件群众的短期温饱保障;建立受灾群众摆脱困境的长效机制,有效促进受灾或突遇突发性事件群众的长期脱贫;建立以政府为主导,多元参与的灾害与突发性事件援助基金,为受灾或突遇突发性事件群众提供可靠的资金保障;建立各级政府对受灾群众援助的考核机制,促进对受灾或突遇突发性事件群众的援助工作落到实处。

4.社会弱势群体粮食安全救助机制。社会弱势群体是指城乡孤儿、孤老、残疾、弱智、体弱多病、丧失劳动能力者、社会流浪者,等等,在我国,这部分弱势群体比例较高,而且短期内生活无望,需要社会的长期救济。应研究建立以孤儿院、敬老院、临时收容所等多种形式的救济场所,确保弱势群体温饱的机制;建立多种形式、多渠道的公益性民间组织,探索以政府为主导、社会广泛参与的弱势群体社会救济机制。

责任编辑:陈桂香

An Outline of Researches on National Grain Security Strategy

XIAO Guo-an

(Business School, Xiangtan University, Xiangtan, Hunan 411105, China)

作者：肖国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