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粮食仓储管理论文

2022-04-19

摘要：明清时期，王朝发展稳定时期是人口增长的高峰时期，康乾盛世之后，衡州府的人口数量则呈激增状态。相对混乱的朝代更迭时期则对人口影响甚大，战乱巨大的破坏力，造成了衡州府人口的大量死亡和逃亡，田地荒芜，无法继续生产，耕地广阔而人口稀疏的衡州府也成为移民迁入的理想之地，外来移民中以江西籍居多。下面是小编整理的《明代粮食仓储管理论文(精选3篇)》，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明代粮食仓储管理论文篇1：

清代丰图义仓活化利用的途径

丰图义仓作为全国为数不多仍在使用的古代粮仓，在粮食仓储管理现代化背景下，发展机遇与挑战并存。文章通过丰图义仓选址、布局和建筑形式的介绍，指出了现状利用方式的优势与问题，提出了活化利用的主要方向。

清末“天下第一仓”

丰图义仓地处陕西省渭南市大荔县，占地约4.5公顷，总仓容约5000吨，由朝邑籍东阁大学士阎敬铭倡议修建，1882年动工，1885年建成后慈禧朱批“天下第一仓”。该义仓现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是目前全国所存无几的清代大型粮仓建筑。

丰图义仓与国内其他古代粮仓相比呈现三大特点：

粮仓选址方面可以从宏观和微观两种区位来看。

从宏观区位看，丰图义仓位于古代秦晋交通的咽喉地带，军事地位突出，交通条件便利;同时其所在的渭河、洛河、黄河交汇的三河地带，旱则大丰，涝则大歉，粮食收成波动明显。

从微观区位看，丰图义仓位于黄河西岸的黄土老崖上，地势高峻，地表平坦，土质坚硬，粮食不易受积水困扰，晾晒通风也方便。同时，义仓北侧有两处台地与丰图义仓所在台地形态相仿，两处台地边缘均有夯土寨墙，与义仓寨城相连，形成三连城格局，寨墙连接处的顶部可通行人，底部有通车门洞。

从总体布局来看，丰图义仓历史格局表现为三重防御体系。第一层为最外侧的人工壕沟。第二层为寨城，1891年建成，为不规则形，东、南、北三侧有夯土寨墙，墙高、宽约8米，北侧临绝壁不设寨墙。寨城设东、西两门和五处马面，西门通车马，东门用于排水，寨城内西门处有马道可登寨墙顶。第三层为仓城，是义仓主体，1882年起建，1885年建成，整体呈“回”型，砖表土心，外观近似城墙，南墙设东、西两门，门内为平坦广场。广场南部有三组独立的南北向管理建筑。仓城西侧有踏步可登仓顶，仓顶北部与东西门相对处有朱文公祠。寨城与仓城之间的西部原有阎公祠，建于1892年，最早为祭奠阎敬铭，民国和建国初期兼做学校，后期被损毁。

建国以后，粮食部门先后在寨城与仓城之間新建两座房式粮仓。一座俗称南仓，建于1950年代，为砖木结构，歇山顶，东西约25米，南北约15米;一座俗称92仓，建于1992年，为砖混结构，悬山顶，东西53米，南北17米。

从建筑形式来看，仓房设于仓城城墙之下，共58间，均向广场开门。仓房内部类似窑洞，为单拱结构，一般高4.5米，深9米，宽4.3米。仓房内外墙体均于高处设通风气窗，底部铺有悬空木板，离地面0.4米，木板下墙体设排气孔。仓房外设回廊，廊深3.2米，廊外侧有木柱108根。回廊由导水墙分割为16段，导水墙下有砖券门洞，使各段贯通。

利用现状

粮食仓储之用。

丰图义仓建成之初属义仓，由社会团体管理，由于政府出资建设，又兼具少许官仓性质，在1900年、1906年和1929年的大规模灾荒中活人无数，并于抗日战争期间为陕西黄河河防保卫部队和陕西东渡黄河抗日部队提供粮食。

丰图义仓建国后改为国有粮库，后期由于粮食市场化改革，一度无粮可储。2006年国家粮食局考虑到丰图义仓在中国古代义仓制度发展、粮仓选址布局、乡村治理和近代争取民族独立方面的见证作用，授予其中央储备粮代储资格，通过“以粮养仓”的方式保护丰图义仓。现阶段中央储备粮多储存于92仓和仓城内的30间仓房。

丰图义仓选址、布局和构造特点使其防火防潮、保温隔热性能优良，小仓多室也便于古代粮食出入库和晾晒作业。然而储粮技术飞速发展，全国粮库正在步入机械化和智能化，粮仓的单仓容量和总容量不断增大。小仓多室特点促使丰图义仓维护使用中经费投入相对高，经济效益不明显。

军事防御之用。

丰图义仓的易守难攻、场地开阔、仓房众多、粮食充足为军队驻扎提供了可能。1938年，国民党驻朝邑中央军曾驻扎于仓城西南角，指挥黄河河防保卫工作。1948年，中共平朝工委所掌握的国民党朝邑县保安警察大队在仓城西南角策划朝邑起义事项。新中国成立后，丰图义仓的军事功能消失，但却是登高望远首选之地。

用以开放展示。

2009年，丰图义仓面向公众开放，先后公布为中储粮储备文化教育基地、全国中小学爱粮节粮社会实践基地。寨城东门外建有疏散广场、停车场、游客服务中心和卫生间等设施。仓城东门处4间仓房、西南角2间仓房、3处管理用房和朱文公祠常设展览，展示大荔县历史文化、粮食文化、饮食器具、仓储文化、阎敬铭生平事迹、朝邑起义和黄河河防保卫事迹，形成了九馆一祠的基本格局，其中朱文公祠重在祭祀义仓仓祖朱熹，朝邑起义纪念馆和抗战河防指挥所是历史事件发生地，都具有历史延续性。

以空置仓房为基础布展提高了仓房的利用效率，也方便公众近距离观察仓房结构和储粮方式。但是现有展厅分布较为松散，影响观展流畅度;仓房空间狭窄，单仓面积仅20平方米，以文字、图片和器物展示为主，吸引力不足，展示内容也不够丰富全面;公众观展须从仓门位置进出，经外廊进入后续展厅，造成仓房出入口和外廊人流拥堵。

活化利用路径

仓城、南仓、92仓是近现代中国粮仓建筑发展的缩影。随着粮食仓储技术发展，更加高效的粮仓建筑会相继涌现，仅依靠粮食仓储维持丰图义仓运营，不符合市场规律，也埋没了其特殊价值。在确保丰图义仓文物本体安全的前提下，以历史功能和结构特性为基础，探索兼具延续性、关联性、公益性的利用方式，才能使丰图义仓获得持久的生命力。

丰图义仓一公里范围内有中国传统村落，明代古建筑岱祠岑楼和金龙寺塔，北周长春宫遗址，战国墓群，还有建于1960年代的农垦集团家属区，整个区域历史久远绵延，文化资源富集。同时周边自然环境优越，是现代农业示范区和现代农机示范基地，农业观光势头良好。

丰图义仓活化利用应立足整个区域，统筹考虑各类资源，将区域建成集历史展示、粮食文化展示、民居民俗展示和现代农业观光体验于一体的综合型文化景区，合理设置展示场馆和服务设施，提供多样化的游览体验。作为景区的核心资源，丰图义仓应着重对比与其他粮仓博物馆和粮仓创意园区的差异，凸显文化特色和建筑特色，突出粮食文化和粮食安全主题，提升整体活力。

可做粮食博物馆。

现有展示场馆的空间规模和结构形式难以构建系统全面的展示体系。从保护历史格局真实性和完整性出发，在寨城外侧建设综合性粮食博物馆，能够兼顾文物保护与展示需求，现状展馆可以用于临时展览或专题展览，形成以综合博物馆为主体，专题博物馆为补充的展示体系。同时游客在游览初期通过综合博物馆了解仓储知识也有助于提高参观游览质量。

综合博物馆可以设基本陈列和临时展览，全面系统展示中国农业发展历史、粮食仓储理念、仓储建筑演变历史、饮食发展历史以及丰图义仓的修建、储粮和革命历史。展示方式可以引入VR、AR等新方式，增加互动交流，增强体验性和趣味性。

可用以粮食仓储。

粮食仓储是丰图义仓一以贯之的利用方式，不仅体现了中国人居安思危、同舟共济的处事态度，也是一种有效的保护方式，正是以安全存储为目的的经常性养护和修缮工程，确保了仓城和寨城的安全完整。同时，粮食仓储还能简单直观的展现储粮方式和存取流程。

从保护、展示、利用三方面考虑，仓城都应保留一定数量的仓房用作粮食仓储。以丰图义仓现有的存储条件，继续保留中央储备粮代储资格，离不开粮食管理部门的持续支持，也需要对仓房进行合理化改造，不断适应现代化储粮要求。仓房的合理化改造应该满足文物保护需求，保留建筑结构和形态特征。

可成为公共文化中心。

仓城内有近20处仓房处于轮休或空置状态，随着粮仓机械化和规模化发展，未来空置仓房可能更多。提高空置仓房的利用率，有助于提升粮仓利用的复合性，为粮仓发展带来新生机。作为开放的文化遗产，丰图义仓的利用宜保持部分公共属性，如：将仓房作为粮食博物馆展陈内容的延伸区和粮食文化的深度体验区，通过谷物识别、食品展演等，加大互动参与，深化公众对古今粮食仓储理念和粮食安全的理解;将仓房作为地区非物质文化展演和传承教习场地，分片区、分类型引入能够与仓房结构特性兼容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将仓房建成集公众阅读、艺术培训、艺术创作、艺术展览和休闲放松于一体的公共文化中心，提高地区公共文化水平。

随着丰图义仓仓储功能的调整和旅游产业的发展，其活化利用的环境背景也将随之变化。无论何种方式，只有与丰图义仓地理区位、环境区位和结构特征相协调，才能确保文物保护与展示利用互利共生，使其从同类景区中脱颖而出。同时，开展与利用功能相适应的公共活动有利于形成积极的场所效应，使丰图义仓具有持久活力，不断衍生新的價值。

作者单位：陕西省文化遗产研究院

作者：董云慧王倩楠

明代粮食仓储管理论文篇2：

明清时期衡州府人口变迁与粮食增产

摘要：明清时期，王朝发展稳定时期是人口增长的高峰时期，康乾盛世之后，衡州府的人口数量则呈激增状态。相对混乱的朝代更迭时期则对人口影响甚大，战乱巨大的破坏力，造成了衡州府人口的大量死亡和逃亡，田地荒芜，无法继续生产，耕地广阔而人口稀疏的衡州府也成为移民迁入的理想之地，外来移民中以江西籍居多。人口与外来移民的增加，为衡州府的深度开发提供了劳动力，加快了荒地的开垦，带来了先进的生产技术，促进了粮食的增产，使得衡州地区的农业开发不论是深度还是广度都到达了历史上的最高水平。

关键词：明清时期；衡州府；人口；农业经济

人口，是衡量一个地区活力与生机的重要因素，人口的增减也直接反映出当地发展的历程，更直接影响了该地发展的兴衰。探索明清时期衡州府人口数量的变迁，可以直观的反映出衡州府发展的轨迹。明清时期，也是衡州府地区接受外来移民对多的时期，外来移民恰好填补了衡州府由于战争等因素造成的人口空虚，也加快了衡州府农业向前发展的脚步。

明代，衡州府属于湖广布政司下辖属州之一。衡州府，治衡阳，即今衡阳市。领九县一州：衡阳、衡山、耒阳、常宁、安仁、酃、临武、蓝山、嘉禾九县及桂阳州。顺治间，衡州府仍袭明制，隶湖广布政使司，领九县一州。康熙三年，分湖广省为湖北、湖南省，衡州府隶属于衡永郴桂道。雍正十年，升桂阳州为桂阳直隶州，割临武、蓝山、嘉禾三县为其直属县。乾隆二十一年，析衡阳县地置清泉县，即衡阳府领七县，分别为衡阳、清泉、衡山、耒阳、常宁、安仁、酃县。

一、人口的变迁

1、人口变迁

根据曹树基的《中国人口史（第四卷）》、光绪《湖南通志（三）》以及王勇的《湖南人口变迁史》的相关内容，将洪武二十四年、万历六年、嘉庆二十一年衡州府人口数据统计如下：

明清时期衡州府人口变迁表①

时期面积（平方千米）户数口数（万）密度（人/平方千米）

洪武二十四年

万历六年——

嘉庆二十一年

明初，为了征收赋税和进行人口的管理，设立里甲制度。里甲制度以户为计算单位，总的人口数则无统计。明朝洪武初期，衡阳县编户五十一里，衡山县编户十七里，耒阳编户二十八里，常宁编户七里，安仁编户十五里，酃县编户十四里，桂阳编户四十六里，临武编户二十五里，蓝山编户二十五里②，而这些数据也只能作为对明初衡州府人口大致估算的一个参考值。

根据万历《衡州府志》统计，万历年间，衡阳县共12720户，计79315口；衡山县共4521户，计37122口；耒阳县共4346户，计50009口；常宁县共1591户，计8071口；安仁县共5506户，计17588口；酃县共2135户，计8516口；桂阳州共11050户，计51942口；临武县共6075户，计41265口；蓝山县共4010户，计26418口③，全府共计51954户，320246口。据万历《衡州府志》书前序言说“开馆于万历癸巳（1593）三月朔，成于八月既望”④，此时已是万历二十一年，且资料来源可能不一致，导致上述各县具体户、口数据与表格中万历六年户、口数有一定的差距，但是这并不妨碍这些数据成为万历年间衡州府的人口数量的大致反应。从这些数据中不难看出，由于相对安定的政治环境，衡州府的人口数较洪武二十四年有了显著的提升。

明末清初，湖南人口因为战乱，急剧减少。崇祯十六年，张献忠攻入湖南，“进陷衡州，喋血千里，割人手鼻如丘”⑤、“张献忠纵火焚桂藩，府城内外，庐舍灰烬”⑥；顺治四年八月初九，湖广巡按湖广湖南监察御使张懋熺谈到：“衡州除连年兵寇杀掳之外，上岁颗粒无收，春夏米价腾贵，百姓饿死大半”⑦。

清初的人口统计，是延续明朝“丁”统计方法，顺治到雍正时期的户口只有丁数，而没有真正记录实际人口的口数，所以“顺治八年至乾隆五年的丁数从来不代表人口”⑧。乾隆之后，人口统计的数据才转为对人口的统计，才有了较准确的人口数字。从表格中嘉庆间的人口数据可以看出，清代在经历康乾盛世之后，衡州府的人口数量有了显著的提升。清康熙51年，清政府规定以康熙五十年的人丁数，作为征收丁税的固定丁数，以后“滋生人丁，永不加赋”。雍正帝时又推行“摊丁人亩”的办法，这样，汉唐以来的人头税废除了。国家对农民的人身控制进一步松弛。摊丁人亩对我国人口增长和社会经济发展有重要意义。有学者认为“‘滋生人丁永不加赋’和‘摊丁入亩’实行以后，丁税劳役俱免，人们不再需要以逃亡和隐匿的办法逃避丁银。这不仅有利于经济的恢复和发展，而且促进了人口出生率的提高。”⑨

虽然经过康乾盛世之后，衡州人口数量激增，人口密度比明代也有了显著提升，但总体而言，人口分布仍比较分散。据光绪《衡山县志》记载：“衡民自城市而外，聚处者少，一区不过数家，一家一苑，不成村落”、“按衡农居平原沃壤者十之四，居水涯者十之三，居山间者亦十之三”⑩。衡山处湘江中游，算地理优越的富庶地区，人口分布尚且并不集中，可见衡州府其他地区大体也是如此。战争无疑是影响人口数量的重要因素之一。清末，太平天国战争持续14年，湖南为主战场之一，“1851年，衡州府人口为275.4万，1865年为222.5万，期间损失人口52.9万”11。战乱巨大的破坏力，造成了衡州府人口的大量死亡和逃亡，田地荒芜，无法继续生产。

2、人口空虚与外来人口

明清时期，衡州府的外来人口中，数江西籍最多。学者谭其骧有这样的结论：“湖南人来自天下，江、浙、院、闽、赣东方之人居其十九；江西一省又居东方之十九；庐陵一道，南昌一府又居江西之十九。”12这也印证了“江西填湖广”的俗语。明清时期长沙、衡州、岳阳和常德因为经济开发条件较好往往成為移民的首选之地。明代文学家于慎行在考察了江南人口分布情况后谈到：“闽广、扬淮其适中者也，而最稀者湖广，最密者江浙”13。在明以前，江西就属于全国经济发达的地区，无论是人口还是经济都超于湖广之前。根据学者张步天的统计，洪武二十六年，江西人口密度约为58.37人/KM2，而湖广行省的平均人口密度约为12.98人/KM2，而当时全国人口密度约为18.36人/KM214。这其中的差距是显而易见的，且当时““江西州县，多有无田无业之人”15，因此相对人口稀疏且相距不远的湖南省成为移民的的合理之选。江西移民也成为补充湖南人口的主要力量。

根据《湖南氏族迁徙源流》的相关内容进行统计，仅明确记载为洪武年间从江西迁到衡阳县、衡南县的氏族就有：“洪武元年从江西庐陵迁入的衡阳西渡镇同井头清平贺氏、洪武十四年从江西莲花县良坊迁入的衡阳长乐贺氏、洪武年间从江西吉水迁入的衡阳李氏、洪武年间从江西吉安府吉水县迁入的衡阳当福刘氏、洪武初期从江西南昌府丰城县迁入的衡阳蒸溪刘氏、洪武年间从江西泰和县迁入的衡阳白露塘刘氏、洪武二年从江西永新迁入的衡阳乌石桥刘氏、洪武八年从江西丰城迁入的衡南花桥镇甘氏、洪武二十年从江西丰城迁入的衡南何氏、洪武间从江西泰和县迁入的衡阳周氏”16。这仅仅是特定时期的特定区域的相关内容，但从中不难看出，在明初的确有大量的江西人口迁入了湖南。清顺治时期，酃县一带也有“赁耕半外来之民”17的现象。“江西填湖广”的移民风潮，也为建设衡州开发衡州提供了坚实的力量。

二、人口变迁与粮食增产

明清时期，人口的增多与外来人口的加入，为衡州府的农业开发提供了劳动力，也带来了优于传统的的劳动技术，为粮食的增产创造了有利的条件。移民对衡州的开发，最显著的成果即体现在荒地的开垦与粮食产量的提高。同时，农业的发展也反作用于人口，丰足安定的生活激发了人口的增长。

1、荒地开垦

朝代更替所引发的战争，使得大量田亩被迫荒芜。元末明初以及明末清初，衡州因为战争的破坏，抛荒很多。衡阳《厚雅田王氏谱》载：“明初时湖南大乱之后，人烟稀少，朝廷调江西户口于衡，至者，各插标以记，谓之安插户……一时安插户，屯户，军民阡陌，杂错不睦。我肇祖随蚁赴之众，数标杆为记。划一亩之丘，挫棘楚，芟蒿蓼，禳除厉魔，挺貔豹，奠定其家室，以繁育其子孙。”18顺治初年，也出现了类似的情况：“湖南衡、永等处卫所，数年并未开垦……是幅员虽广，空地甚多。”19

一旦政权稳定之后，统治者往往实行奖励开垦，与民休息的安民政策，加大了人们对荒地开垦的积极性，也为人口的增长提供了良好的环境。明清时期，政府颁布了一系列鼓励垦荒的政策。洪武元年曾下诏：“各处荒閑田地，许令诸人开垦，永为己业”20，清朝廷也采取轻徭薄赋和鼓励招垦的政策，使得衡州府荒地的开垦取得很大的成效。据《湖南农业志》记载，康熙四年，长沙衡州共开垦荒地3313顷66亩21。

2、粮食的增产

人口增加，要求粮食也相应的增加，因此一方面努力垦荒扩大耕地面积，另一方面则不断优化生产技术，以期增加粮食产量。明清时期，湖南的粮食产量不断提高，“长沙、衡、永数郡盛产米谷，连墙街尾，浮巷梧直下羊城”，且逐渐形成了形成了岳阳、长沙、湘潭、衡阳四大粮食集散地，衡阳民间更流传有“惟我楚南，号称米乡，吴越告来，风帆相望”22的民谣。

水利工程的兴修，直接影响粮食的产量。如衡州府耒阳县之东湖塘，可灌百亩。据学者统计，明清时期衡州府堤堰数就有199座23，这为粮食高产提供了良好的条件。优质稻米品种的引进则成为衡州府农业生产进步基础。外来人口，为衡阳带来了新鲜的、先进的劳动生而种以闽人，胃开湘浦”24。类似于靛苗的优质品种，提高了粮食的产量，是粮食实现增产的重要保障。

酿酒业所消耗的粮食量是巨大的，湖南饮酒之风盛行，而衡州人尤甚。衡阳县“县人待宾客，镐工作，莫先于酒。率一人食一升米酒，亦一升米。其餽遗沽及运鬻他境者，百货之内，费谷千万石，……商贾塵肆，恃贩酿为食者殆万人”25。“酒坊遍布城乡，虽穷乡僻壤，纵横一里之中，可得五六七家，多者至十余家……若城市，如衡州城内外之数千家，宝庆之每村必十余家，湘潭城总之七八百家”26，且衡阳县“产酒户万家，藉于官者四千七百”27。酿酒行业的发展，是需要大量的粮食作为供应支撑的，明清时期，衡州府酿酒业如此繁荣，足可以证明衡州府粮食的丰足。

在明代，湖南的耕种方式还比较落后，粮食产量并不是太高。从明代的“湖广熟，天下足”发展到清代的“湖南熟，天下足”，标志着湖南农业发展的新高度。“明清时期对于抛荒土地的开垦，对湖南稻谷生产起到十分巨大的推动最用，也使湖南成为全国稻谷的生产和输出中心。”28衡州府虽比不上得天独厚的洞庭湖区，但地处湘江中游，也能称其为地理优越。“至乾隆末年，仅衡州府的户口比明末清初增加了42%，人口增加了45%，土地增加了36%，粮食总产量增加41%”29。粮食的增产，保证了人们的粮食供应，对衡州府商业贸易的发展也有着积极的推动作用。衡州地区的农业开发不论是深度还是广度都到达了历史上的最高水平。（作者单位：湖南科技大学人文学院）

注解：

①户数资料来源分别为：曹树基：《中国人口史（第四卷》，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121页、光绪《湖南通志（三）》卷四十八《赋役志一·户口一》，台湾华文书局，1967年，第1239—1240页、光绪《湖南通志（三）》卷四十八《赋役志一·户口一》至卷四十九《赋役志二·户口二》，台湾华文书局，1967年，第1235—1273页。口数、面积、密度资料来源于：王勇：《湖南人口变迁史》，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246、248页。

②嘉靖《衡州府志》，卷一《建置·沿革》，第45—48页。

③万历《衡州府志》，卷四《赋役志》，日本国立国会图书馆藏书

④万历《衡州府志》，伍让序，日本国立国会图书馆藏书

⑤同治《长沙县志》，卷三三《兵难》。

⑥光绪《湖南通志》，卷八八《兵事三·武备》，第1893页。

⑦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编著：《明清史料丙编下》，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8年，第19页。

⑧何炳棣著，葛剑雄译：《明初以降人口及其相关问题（1368—1953）》，三联书店，2000年，第40—41页。

⑨郑天挺主编：《清史（上编）》，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376页。

⑩光绪《衡山县志》卷二十，第4页。

11转引自易晓萍：《明清时期湖南人口迁移及其规律研究》，湘潭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7年，第11页。

12谭其骧：《湖南人由来考》，《长水粹编》，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第211页。

13于慎行：《谷山笔尘·形势》卷二十，中华书局，第56页。

14张步天：《中国历史地理》下册，“明代各省人口数字”表，长沙：湖南大学出版社，第408页。

15《明太祖实录》卷二五零，第3619页。

16湖南省图书馆：《湖南氏族迁徙源流》，长沙：岳麓书社，2009年。

17同治《酃县志》卷二十《拾遗》。

18转引自杨宗铮著：《湖南客家》，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22页。

19（清）刘馀谟：《垦荒兴屯疏》，魏源：《魏源全集（第15册）》，长沙，岳麓书社，2004年，第21页。

20吕毖：《明朝小史》卷一《大赦天下诏》。

21湖南农业志编纂委员会编：《湖南农业志第1分册》，湖南农业厅，1985年，第130页。

22乾隆《衡州府志》卷一五《仓储》。

23任放：《明清长江中游市镇经济研究》，武汉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57—58页，表2—3明清时期湖南各府州县堤堰统计

24光绪《湖南通志》卷六十，《食货六·物产》。

25同治《衡阳县志》，卷十一《货殖第十》，江苏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784页。

26转引自吴正东：《明清时期湖南人口与社会变迁》，华中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2年，第44页。

27光绪《湖南通志》卷六十，《食货六·物产》。

28吴琦：《清代湖广粮食流向及其社会功用》，《华中师范大学学报》，1992年，第2期，第88页。

29转引自易晓萍：《明清时期湖南人口迁移及其规律研究》，湘潭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7年，第19页。

作者：申沁生不袁也

明代粮食仓储管理论文篇3：

清入关前仓储制度探析

[摘要]中国古代历朝统治者都很重视本国的仓储建设，而粮食储备又是仓储建设中最为重要的内容。本文仅就清入关前粮食的贮存方式、统治者对仓储建设的管理以及仓储对于备荒、救荒的作用做以探析，以求更加明晰地了解仓储制度在清入关前这一特定时期的历史作用。

[关键词]努尔哈赤；皇太极；仓储制度

清入关前的仓储制度经历了从无到有、从单一到完善的过程。明代女真人在建立自己的国家政权之前，没有建立“粮库之制”，女真人多在自家掘地窖、建粮仓贮藏粮食[1]。努尔哈赤建立女真族政权——后金以后，积极发展农业生产并开始设仓积谷，使得后金粮食的贮存方式也由地下窖藏逐渐发展为以建在地上的粮库为主。皇太极继位后，后金的仓储管理制度进一步完善，仓储的备荒、救荒功能亦得以发挥，形成了清入关前这一特殊历史时期所独有的仓储制度。

一、粮食贮存方式

清入关前粮食的贮存方式分为地下窖藏与地上粮库两种形式。明万历二十四年（1596年），朝鲜使臣申忠一出使建州女真所在的佛阿拉城，看到“奴酋等各处部落例置屯田，使其酋长掌治耕获，因置其部，而临时取用，不于城中积置云”。[2]这种随用随取，不于城中积置粮饷的方式说明建州女真当时在佛阿拉城尚未建立统一的粮库。申忠一描述当时建州女真贮藏农作物的方式为“秋收后不即输入，埋置于田头，至冰冻后，以所乙外输入。”[3]这种在田头埋藏粮食的方式大概就是女真族掘窖藏粮的早期形式。明万历四十四年（1616年），努尔哈赤在赫图阿拉城建立后金政权，女真族的农业经济得以迅速发展。天命四年（1619年），被拘留在赫图阿拉城的朝鲜人李民寏在其《建州见闻录》中对后金农业发展情况作以描述：“土地肥饶、禾谷甚茂、旱田诸种无不有之”[4]，对于粮食的贮存方式则记有：“秋后掘窖以藏，渐次出食，故日暖便有腐臭”[5]。虽然迁都到赫图阿拉城的建州女真的储粮技术仍然没有太大进步，但是农业的发展使后金的储粮渐多，否则也不会积压到“腐臭”的地步。

天命六年（1621年），努尔哈赤迁都辽阳，命人收割田禾，并且“将粮打净晒干，乘凉时记明斗斛数目，于夜间窖之”[6]。可见，此时的后金政权仍然保持着本民族窖藏粮食的老习惯，不会把秋收后打下来的粮食直接放进仓库而是乘凉埋藏。[7]至于建州女真为什么一直以来热衷于以窖藏的方式贮藏粮食，史料中并未有明确记载，但据《满文老档》中努尔哈赤“恐有不盖粮窖口者，务谕众人，妥为掩盖”，[8]的记载来看，大概是因为努尔哈赤统治时期连年征战的女真人怕建在地上的粮库目标太明显，容易被敌人摧毁，而把粮食埋藏在地下，这样便不容易被发现。从窖藏位置上看，大多是在就近田地处掘窖藏粮，从而节省了运粮的成本。

相较于由来已久窖藏粮食的习惯，建州女真人地上粮库的建设与发展则要相对缓慢得多。明万历三十一年（1603年），努尔哈赤迁都赫图阿拉。据史料记载，赫图阿拉城内“东门外则有仓廒一区，共计一十八照，每照各七八间，乃是贮谷之所。”[9]然而此时的仓廒区并不能称之为真正意义上的粮库。《满文老档》中关于努尔哈赤修建粮库的明确记载共有三次，集中在他称汗的前几年，第一次是在明万历四十一年（1601年），为了免征国人粮赋，努尔哈赤命各牛录出男丁和耕牛在荒地上耕田，使得“粮储转为丰足，于是建造粮库，此前从无粮库”，[10]第二次记载是在明万历四十三年（1615年），诸贝勒、大臣建议努尔哈赤征明，努尔哈赤不允，认为“我等尚无粮库，……宜先收我国人，固我疆土，整修边关，垦种农田，建仓库以积粮。”[11]《满文老档》的此处记载值得商榷，既然在明万历四十一年努尔哈赤已经提到开始建造粮库，为什么两年之后努尔哈赤仍称：“我等尚无粮库呢”？而《清实录》中关于同时期的记载则是：“我国储积未充……重农积谷，为先务耳。”[12]因此，可能是因为建州女真的农业发展较为缓慢，并未出现大量的余量可供存储，使得建州女真粮库的建设进度较为缓慢。第三次记载仍是在明万历四十三年，努尔哈赤命牛录出丁牛充公役，垦荒屯田，“自是，粮谷丰登，修建粮库。”[13]至此，努尔哈赤直到自己称汗的前一年，建州女真总算有了自己真正意义上的粮库。

因为战争的需要，努尔哈赤在从天命四年（1619年）至天命七年（1622年），短短的几年时间里先后迁都到界藩山城、萨尔浒、辽阳。连年的灾荒造成了迁都辽阳之后的后金社会动荡、粮食匮乏、人民居无定所的困难局面[14]，使得努尔哈赤根本没有充足的时间和精力在每个都城都建立起完善的仓储制度。直至天命十年（1625年），面对内忧外患的努尔哈赤再次力排众议，迁都沈阳。自此，清入关前的都城才算固定下来。可惜的是努尔哈赤迁都沈阳不久便于天命十一年（1626年）去世，留下刚刚开始修建的都城。皇太极继位后，一面继续与明战争，一面着手对盛京城进行修缮。至崇德二年（1637年）盛京城修缮竣工时，“堆子房、档房、肉楼、熬蜜房、仓廒、粉子房等先后同期告竣。”[15]从中可以看出皇太极时期盛京城内的仓储建设已经以地上为主，且形成了以粮仓为主，肉楼、熬蜜房等副食品存储并存的仓储体系。

二、仓储管理

关于清入关前仓储的管理可以分为对仓粮的管理和对仓官的管理。后金迁都辽阳之后，与明朝复杂的战争形势使得努尔哈赤格外重视对仓粮的保管。天命七年（1622年），努尔哈赤告诫栋鄂额驸：“当妥为晾晒右屯卫之粮谷，仓顶用席遮盖，檐际留有缝隙，以使粮谷通风，不得靡费粮谷，务尽心妥善管理之。”[16]天命八年（1623年），努尔哈赤为防止春天粮食腐烂，努尔哈赤命人前往广宁，令其“将仓粮搬入为筑城而丈量之城内房屋。限正月内从速搬运完毕，过正月即逢天热，粮若受损，则罪其所往之大臣。”[17]

明万历四十三年（1615年），后金修建粮库之时努尔哈赤曾“复设官十六员、笔帖式八员，会计出入”[18]，可见后金的仓官是伴随着粮库的修建而产生的。天命七年（1622年），努尔哈赤迁都辽阳新城（东京），促使后金的发展进入一个新的阶段，与此同时努尔哈赤也将视线更多地放在了后金的经济建设上，对于仓储的日常管理十分重视。平日里除了设立专人看管仓库，叮嘱对仓库要“妥加看守”外，对于看管仓粮工作不力的仓官，努尔哈赤亦给予严惩。天命八年（1623年），掌管海州粮仓的西赖巴克什将仓钥匙放在家里，被家奴窃得钥匙既而盗去仓粮，为了对其他仓官以示警戒，努尔哈赤下令：“将该奴仆鞭七十三，刺耳鼻。其主子鞭七十三，罚银九两，以赎刺耳鼻之刑”[19]。

注释：

[1]鲍明.《满族文化模式：满族社会组织和观念体系研究》[M].辽宁民族出版社，2005年版，第326页。

[2]（朝鲜）申忠一.《建州纪程图记》[M].《清入关前史料选辑》（第二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443页。

[3]申忠一.《建州纪程图记》，第443页。

[4]《建州闻见录校释》[M].（清初史料丛刊第八、九种），辽宁大学历史系，1978年版，第43页。

[5]《建州闻见录校释》，第43页。

[6]《满文老档》[G].中华书局，1990年版，第218页。

[7]袁闾.《清代前史·上卷》[M].沈阳出版社，2004年版，第389页。

[8]《满文老档》，第280页。

[9]（明）程开佑.《筹辽硕画》[G].卷首《东夷努尔哈赤考》。

[10]《满文老档》，第19页。

[11]《满文老档》，第3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