剖析金融危机成因研究论文

摘要：面对历次国际金融危机，美国的自由主义经济学家大肆指责发生危机的国家，归罪于这些国家或地区的经常项目赤字、对于本币币值的高估、金融自由化过程中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不匹配等等。然而，美国凭借美元的国际储备货币的地位，在历次国际金融危机中都扮演着不光彩的角色，并成为金融危机策源地。本文从美元的角度重新审视了亚洲金融危机爆发的原因。下面小编整理了一些《剖析金融危机成因研究论文(精选3篇)》，欢迎大家借鉴与参考，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剖析金融危机成因研究论文 篇1：

浅谈金融杠杆的成因、现状及金融去杠杆方式

摘 要：本文深度剖析金融加杠杆的成因和金融加杠杆的现状，随着金融加杠杆到一定程度后副作用也随之产生，金融去杠杆便显得尤为重要，本文由此提出三种金融去杠杆的方式仅供参考。金融去杠杆的当务之急应明确顺序、理清思路，规范发展合规金融，去除债务的高杠杆，确保金融去杠杆的有序进展，最大限度地避免金融去杠杆带来的经济波动，维持金融稳定。

关键词：金融加杠杆 金融去杠杆 资金脱虚向实

金融加杠杆的产生有诸多因素，长期以来的金融加杠杆，使得资金脱实向虚，金融与经济之间的关系产生一定的错位，金融应服务于经济的发展，但在现实中，金融和经济出现本末倒置，金融在一定程度上制约经济的发展。2008年发生的国际金融危机，一个重要的根源是建立在证券化基础之上的金融体系过度加杠杆。正因为金融与经济之间产生了一定的紊乱，需对其重新调整，进行金融去杠杆的工作，我国正稳步推进金融去杠杆的工作。从金融杠杆及其波动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来看，基于对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的反思、我国现如今稳步推进的金融去杠杆工作以及国内外学者的不断研究分析，本文提出三种稳步推进金融去杠杆的方式。金融去杠杆是一个漫长的过程，需注意方法，找准正确的力度，把握正确的节奏，方可有条不紊的进展。

1 金融加杠杆的前世今生

金融加杠杆的过程是循序渐进的，把握住金融加杠杆的含义，看现如今的金融杠杆体系。从国家、企业、居民三个层面入手，层层深入，从宏观到中观再到微观，形成我国金融加杠杆的历程，剖析金融加杠杆的成因。

1.1 金融加杠杆的含义

通常来说，借钱负债的过程，是加杠杆的过程。即经济主体运用相对较低的资本，主动负债以获取更大资产规模的行为。它起到一个乘号的作用，运用金融杠杆，可以放大投资的结果，但也会把风险放大，收益和风险都会以一个固定的比例增加。利用杠杆以少量资金撬动大量资金，在承担较大风险的情况下获得更大的收益。从本质上讲，加杠杆就是加负债。金融加杠杆，就是金融机构增加负债导致资产负债表扩张的过程。

1.2 经济增长与金融加杠杆的千丝万缕—— 基于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

运用新古典增长模型，又叫索洛模型，进一步剖析金融加杠杆的历程。表达式：Y=A×F（K，L）。其中，Y是总产出，A是技术进步（又叫全要素生产率），K是资本，L是劳动。运用类比法，一个国家为使GDP增长，就像个人或家庭为使收入增加是一个道理，同样都有很多方法。劳动者可以辛勤工作，延长时间来增加收入；可以提高工作效率，增加单位产出来增加收入；还可以贷款，去创业投资或者购买股票、购买基金，来增加收入。这几种方法，对应到宏观上，就是凭借劳动力（L）的投入来增加GDP、凭借技术进步（A）来增加GDP、凭借资本投入（K）或者加杠杆来增加GDP。从经济学的角度出发，作为经济学上假设的一个理性人，总是从效用最大化的角度出发，哪种方法最容易，便会更倾向于使用哪种方法。对中国经济来说，过去依靠出口拉动的增长阶段，是依靠劳动力的人口红利优势。后来人口红利优势消失，转向依靠资本，依靠投资，借来借去形成信用货币，金融杠杆就这样不断加高，把自己放在了摇摇欲坠的高楼里。现在加杠杆的投资风险越来越大，国家层面意识到这个问题，所以有了金融去杠桿的说法，稳步推进金融去杠杆的同时转向技术进步和创新，有了经济结构转型升级、创新创业的说法，有了供给侧改革的新思路。

1.3 宏观→微观的金融加杠杆

过去，中国经济的发展在逐渐失去人口红利优势之后，开始进行加杠杆进行投资。从国家层面，国家进行基础设施的建设，投资的资金可以发行国债，向银行借贷，由此政府加杠杆建设基础设施；从企业层面，实体经济的债务融资需要求，使得企业加杠杆进行生产制造，突出表现在投资于房地产行业及生产钢铁，造成住房库存迅速高企，泡沫不断加大，钢铁产能过剩；从居民层面，中国居民一般爱储蓄，但从近些年的趋势来看，也加入了金融加杠杆的行列，尤其是车贷和房贷方面表现尤为明显。开始的时候初见成效，经济增长，但是这样发展，杠杆越加越多，副作用逐渐显现。政府加了很高的杠杆，企业加了很高的杠杆，居民也加了很高的杠杆，使得我国整体处于高杠杆率的情形下。

2 金融加杠杆的现状

中国的宏观杠杆率近年来居高不下，放大下行压力。从各经济部门来看，中国宏观杠杆率总水平的过快上升主要来自于非金融企业部门，从2008—2017年，2008年非金融企业部门上升约67个百分点，居民部门上升约25个百分点，政府部门上升约18个百分点。从总量来看，当前的中国宏观杠杆率总水平较高，主因是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之后杠杆率过快所致，我国非金融企业部门杠杆率在金融危机后增速过快，但自2016年中以来，中国整体的杠杆率上升趋势明显放缓，尤其是非金融企业的杠杆率明显放缓，这也得益于供给侧改革的实施与推进。国际清算银行（BIS）认为2017年中国的宏观杠杆率是257%，其中，非金融企业部门杠杆率为166.3%，居民44.4%，政府部门杠杆率46.4%，中国宏观杠杆率近年来持续上升已是事实，也是中国经济稳定运行的隐忧所在。

金融加杠杆是经济社会发展步入更高阶段的必经之路，合理的金融杠杆有助于更好地利用既定规模的资金，加速资金周转，提高资金利用效率，但过高的金融杠杆则有较多的风险隐患，增加系统性金融风险管理的难度，使金融系统处于高风险的状态。金融领域高杠杆增加了金融风险，因而需要去金融杠杆，但这并不意味着要一气呵成的把杠杆都去掉，而是循序渐进。不可操之过急，而是需要结合杠杆的形成机制，把握好力度和节奏。

3 金融去杠杆的方式

金融加杠杆在一定时间内使得经济起稳，但背后的风险也逐渐暴露，金融加杠杆使得金融体系内部杠杆的膨胀，资金脱实向虚，淤积在体系内部。为控制风险，支持实体经济，资金脱虚向实，我国踏上了金融去杠杆的征途。结合金融加杠杆的成因，金融去杠杆是金融加杠杆的逆向过程，反向思维，分析金融去杠杆的方式。

3.1 优化货币政策

对于货币政策而言，要在保持稳健中性的货币政策的同时，还要保持一定相对抉择的辅助性。关注金融市场的变化，合理运用多种货币政策工具进行组合，维护金融秩序的稳定，防范信贷过快扩张和宏观杠杆率进一步提升。

控制央行再贷款，抑制信用加杠杆的膨胀，稳定基础货币的投放，基础货币供给减少，商业银行的可贷资金减少，有效控制货币乘数，使资金脱虚向实。稳健的货币政策更加强调保持中性，央行在基础货币供给中通过缩短放长，拉长周期的方式提升银行负债成本，降低同业套利空间，减少短期货币资金供给同时增加长期货币资金供给，达到金融去杠杆的作用，得到了很好的实践。完善金融市场利率传导，在逐渐放开的利率市场化背景下，去金融杠杆需要和金融市场利率传导相结合，优化利率传导管理，把握好平衡，有效引导市场利率，减少在金融市场上的金融加杠杆行为。存款准备金率也不失为一种金融去杠杆的举措，稳定货币乘数，倒逼金融去杠桿，同时，加大公开市场调控力度，积累经验，结合货币政策引导的金融市场利率上行，推动金融去杠杆，减缓信用扩张，金融服务实体经济，实体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

3.2 行业自律和金融监管双管齐下

制定行业自律标准，规范市场纪律，确保去杠杆的实施。统一行业行为自律，自律组织起好带头作用，引导会员有序地进行金融去杠杆，维持合理的杠杆范围，行业自律组织需要协同监管，杜绝会员套利与寻租行为，实行优胜劣汰，使不达标的机构退出行业组织，从而坚定不移地进行金融去杠杆的工作。金融监管的力量不容小觑，如果放弃在监管上“倒逼”金融去杠杆，不仅会使金融去杠杆任务前功尽弃，还会扰乱市场秩序和加大金融机构道德风险。所以运用金融监管进行金融去杠杆，倒逼金融机构主动去杠杆。实行有效的金融监管，制衡监管，对金融市场波动保持正确的定位，严控风险端，以一定的政策压力来推动金融机构稳步地进行金融去杠杆的工作。行业自律和金融监管齐心协力，共渡时艰，稳步推进金融去杠杆的进程。

3.3 金融机构进行转型升级

总体而言，金融与实体经济之间发生一定的错位，金融机构需要一种稳健的发展理念，服务于实体经济，真正实现持续健康的发展。在经营管理层面，就是要严控风险，实现风险与收益的相对等，以升级版的经营管理能力服务升级版的实体经济。在组织结构层面，完善内部组织管理结构，以完善的组织结构规范业务发展，保障风险管理能力和业务相匹配。在风险防范层面，加强风险提示和舆论引导，金融机构要能够切实根据自身的风险防范能力确定自身的发展规模，严格遵守相关的法律法规，自觉地接受法律的监管。金融机构积极进行转型升级有效去杠杆，实现资金的脱虚向实，营造良好的金融秩序。

金融机构进行转型升级，其中重要举措是逐步打破理财产品刚性兑付即打破刚兑。当前市面上的理财产品较多，如公募基金、私募投资基金、银行理财、信托产品、券商资管产品等，我国的银行、券商、信托等在实际上都承担事实上的刚性兑付责任，我国的理财产品普遍存在对本金和收益进行“兜底”的“刚性兑付”现象。如不打破刚兑，就无法实现企业优胜劣汰的机制，掩盖风险，扭曲价格，以至于无法实现资源的有效配置。随着理财产品规模的快速膨胀，打破“刚性兑付”已刻不容缓。对于管理层而言，加强风险提示和信息披露，在风险可控的前提下，有序打破理财产品的“刚性兑付”；对资产管理产品实行净值化管理，增加净值型产品，使打破刚兑的理念更具可操作性，这也意味着理财产品将不再是无风险的投资品。对于投资者而言，首先要明白“兜底”的时代已经过去，投资有收益的同时也必须自己承担风险；其次购买的理财产品时要清楚资金的最终使用方，明白资金的来龙去脉，把控与评估风险，控制资产在合理的杠杆范围内。

4 结语

金融去杠杆是一个漫长的过程，需要循序渐进，把控力度和程序。在当前的宏观经济背景下，去杠杆进程需要结合稳定的宏观经济发展进行不断的调整，稳中求进，采取货币政策、金融机构进行转型升级及行业自律和金融监管等措施，推动金融去杠杆。应该尽可能地采取循序渐进的策略，充分考虑政策实施过程中应有的平滑操作，最大限度地避免金融杠杆急速下降所导致的经济衰退和金融不稳定。在鼓励金融创新的同时，加大惩罚力度，鼓励金融服务实体经济，逐步实现资金脱虚向实，营造良好的金融环境。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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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李奇霖.如何看待金融去杠杆[J].银行家，2017（8）.

作者：李姝萍

剖析金融危机成因研究论文 篇2：

以美元为视角审视亚洲金融危机

摘 要：面对历次国际金融危机，美国的自由主义经济学家大肆指责发生危机的国家，归罪于这些国家或地区的经常项目赤字、对于本币币值的高估、金融自由化过程中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不匹配等等。然而，美国凭借美元的国际储备货币的地位，在历次国际金融危机中都扮演着不光彩的角色，并成为金融危机策源地。本文从美元的角度重新审视了亚洲金融危机爆发的原因。

关键词：亚洲金融危机；美元债务

任何国际金融危机的发生都是内因与外因相互作用的结果。在当今国际货币体系中，美元依然是最主要的国际储备货币和结算货币，占据着货币体系的核心地位，美国通过贸易逆差为其他国家提供美元，而其他国家通过贸易顺差积累美元，然后以购买美国资产的形式保有美元。美国凭借美元的国际储备货币的地位，在历次国际金融危机中都扮演着不光彩的角色，而且当美国自己成为金融危机策源地的时候，同样依赖于美元的国际储备货币的地位，使得金融危机对美国的影响和美国应对金融危机的措施与其他发生金融危机的国家存在着根本差异。

一、亚洲金融危机的爆发过程

亚洲金融危机正式开始源于1997年7月2日凌晨四点半泰国央行发表的一项重要声明，宣布泰铢放弃盯住“一篮子”货币，实行浮动汇率制。泰铢对美元当日即贬值15%以上，从泰铢实行浮动汇率制后的4个月内，泰铢与美元的汇率从之前的26：1跌至1997年11月5日的41：1。在泰铢波动的影响下，危机迅速扩散到整个东南亚，菲律宾、马来西亚、印尼、新加坡等许多国家和地区货币相继出现波动，股市轮番暴跌，金融系统乃至整个社会经济受到严重创伤。1997年7月11日，菲律宾宣布允许比索在更大范围内与美元兑换，当日比索贬值11.5%。同一天，马来西亚则通过提高银行利率阻止林吉特进一步贬值，到1997年7月14日，马来西亚放弃保卫林吉特的努力。印度尼西亚被迫放弃本国货币与美元的比价，印尼盾1997年7月2日至14日贬值了14%。11月中旬，东亚的韩国也爆发金融风暴，1997年11月17日，韩元对美元的汇率跌至创纪录的1008∶1。1997年11月21日，韩国政府不得不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求援，暂时控制了危机。但到了1997年12月13日，韓元对美元的汇率又降至1737.60∶1，大量在韩国投资的日本金融业受到了来自韩元危机的巨大冲击，1997年下半年日本的一系列银行和证券公司相继破产。于是，东南亚金融风暴演变为亚洲金融危机，印度尼西亚、韩国、马来西亚、菲律宾和泰国等国都被迫实行了浮动汇率制度。

东亚经济体各国包括印度尼西亚、韩国、马来西亚、菲律宾、新加坡和泰国等国家虽汇率制度各异，但均有一个共同点，即是都将本币与美元挂钩，美元占本币名义汇率定价中的权数均很大，其中美元占韩元、新加坡元、马来西亚林吉特、印度尼西亚卢比和泰铢名义汇率定价中的权数分别为：0.96、0.75、0.78、0.95、0.91。之所以选择盯住美元的汇率制度，是与贸易计价方式相关联的，麦金农（2000年）曾经提出：“绝大多数东亚国家的商品贸易是以美元计价的。”以韩国为例（如表1），从1980—1985年的进出口贸易中可看出，虽然以美元计价的进出口贸易呈下降趋势，但是美元计价仍占主导地位，1995年出口贸易中美元标价占总额的88.1%，占进口贸易的比重也达到了80%。由于亚洲其他较小国家的工业化程度大都低于韩国，所以他们的货币更不可能被用于外贸结算，这样，在整个东亚地区，美元计价的比例相对更高，也正说明了为什么大多数东亚国家均采用盯住美元的汇率制度。

二、以美元为视角分析亚洲金融危机的成因

（一）1993—1995年美元对日元和马克的贬值使亚洲国家持有的美元债务增加

在克林顿政府的第一届任期内，美元遭遇了巨大的贬值压力，基本诱因在于美国政府奉行的美元对日元缓慢贬值政策，希望借此不断削减对日本的巨额贸易逆差。1993年美元对日元贬值创历史新纪录，于1993年8月17日1美元跌至仅可以兑换101.15日元，至1993年11月25日虽稳定在108.30日元，但较1992年底的水平相比仍下跌13.2%。克林顿政府将“经济安全”列为首要对外政策，主张政府积极介入对外贸易，以促进出口。除此之外，美国政策也试图采用签署双边贸易政策来增加出口，据统计，仅1993—1995年美日就签署二十多个贸易协定，促进美对日出口增加了85%。

1995年美元与德国马克的汇率关系可以概括为美元的持续贬值和马克的持续升值。1995年初，墨西哥金融危机、英国巴林银行倒闭和欧洲货币体系危机的发生引起国际金融市场资金的大规模流动，特别是由于墨西哥金融危机的持续发展对美国的经济和投资利益带来了直接的损害，美国财政赤字和贸易逆差长期积累导致大量美元滞留在境外。在这种情况下，外汇市场对美元的信心大为减弱，投资者大量抛售美元，兑换成马克和日元以规避风险，使得美元大幅下降。1995年美元对德国马克的比价呈下降趋势，尤其以1-3月最为突出，1995年3月8日美元对马克以1：1.3450达到了历史最低。4月至7月期间美元在低位徘徊，到了8月份，随着美日德等国中央银行对外汇市场的联合干预再加上德国利率的下调使得在12月底时美元对马克又上升至1：1.4387的汇率水平，但仍高于一年前水平。

在1993-1995年期间，克林顿政府试图劝说外界相信日元和马克对美元升值做出了大量的努力。财政部长劳埃德•本特森曾在一次记者会上对一位记者关于政府是否正在寻求一个弱势美元的怀疑给予了肯定回答，商务部长布朗也宣称美元是一种合法的“贸易武器”，但是美元贬值势必会影响其作为世界储备货币的地位。为了稳定美元汇率，本特森又联合其他国家中央银行对外宣布购买美元，试图通过购买美元来对抗马克和日元。然而事与愿违，公众更加强化了反对美元的情绪，也预示着本特森联合干预政策的失败。20世纪90年代期间，相信美元会一直持续贬值的东南亚各国所持有的美元债务平稳增加，这是因为，若想借入资金，最好就介入以贬值货币如美元标价的资金，而不是要借入以即将升值的货币如日元和德国马克标价的资金。因此，在1997年金融危机爆发之前的几年里，泰国、印度尼西亚、菲律宾、马来西亚等国家以美元计价的债务占GDP比率呈逐年上升态势，除1997年马来西亚外，其他三个国家外债均超过了GDP的50%，且增长速度较快（见表2）。由此可见，外债的增加及外债中短期债务所占比重的不断增加使得亚洲陷入了十分危险的境地，一旦美元没有按预期迅速贬值，就会加重东亚各国的债务危机，也为金融危机的爆发埋下了伏笔。然而，1995年1月在罗伯特．鲁宾接替本特森担任美国财政部长后一直主张强势美元并对外宣布强势美元才最符合美国的利益，因此他同德国和日本建立了三国集团共同进行联合干预来支持强势美元。不可否认鲁宾的干预加速了1995-1996年期间美元对所有其他货币汇率的急剧上升，也导致并加速了从泰国开始的亚洲金融危机。

（二）1995-1996年日元兑美元汇率的走低削弱了东亚国家出口竞争力

危机发生前亚洲各国普遍存在着过于庞大且长期的经常项目逆差。20世纪80年代后期至90年代初期,发生危机的亚洲国家先后全面开放了本国的货币金融市场与资本账户,实现了“金融自由化”。由此，国际金融资本特别是美国资本出于对亚洲发展前景的看好，加上亚洲各国货币汇率普遍采取的是钉住美元制度，而利率普遍高于美国，纷纷流入亚洲各国，造成亚洲国内信用扩张，进而刺激了过剩的国内消费,导致了其进口额猛增,造成了各国经常收支赤字的持续扩大，也就是说大量的短期资本流入造成的资本收支顺差不断支撑并且助长了各国经常收支的赤字。如泰国1990年的经常项目逆差为90亿美元,1995年升至135亿美元,1996年又增至162亿美元,相当于其国内生产总值的8.3%。经常项目的长时间巨额赤字削弱了本国经济的竞争力，一旦这些涌入亚洲的国际资本由于经济因素突然回流，本国货币便会受到严重冲击，造成金融危机。

1995年美国、德国和日本支撑的强势美元政策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亚洲各国的竞争力，损害了其利益。美元升值使得日元实际贬值，意味着他们相对于日本出口商失去了竞争优势，强势美元和走弱的日元共同向亚洲各国施压，扩大其经常项目赤字数额。如表3所示，泰国、印尼、马来西亚和菲律宾等国经常账户逆差趋势逐年扩大，加大了爆發金融危机的风险。几年后榊原英资反思了三国集团（美国、德国和日本）的强势美元政策：“我不认为是日元贬值引起了（1997年）亚洲危机，尽管的确随着日元贬值，亚洲国家的货币（在1997年对美元）就升值了，因为亚洲货币当时是钉住美元的。而走弱的日元，会使得日本出口商在世界市场上更富价格优势，而这会削弱亚洲竞争者的竞争力。”

总的来说，自20世纪70年代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以后，汇率制度从固定汇率转向浮动汇率，主要国际储备从以美元、黄金为主转向以美元为主、欧元和日元等外汇并存的储备资产上。因此，更进一步追溯，国际货币体系的内在缺陷来源于“美元本位制”的美元霸权，美元霸权没能有效的维持国际货币体系的稳定，而更多的是采取更利己的货币政策，没能促进世界各国的共同繁荣，这也是美国成为全球性金融危机策源地的根源所在。

作者单位：沈阳师范大学国际商学院

作者简介：杨童舒：（1983— ）女，沈阳师范大学国际商学院讲师，辽宁大学经济学院在读博士，研究方向：政策性金融学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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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王雅杰.从亚洲金融危机看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必要性[J].学术交流，2000,1:49.

作者：杨童舒

剖析金融危机成因研究论文 篇3：

论金融危机的多元形式及内在成因

[摘要]自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和世界金融动荡之后，相隔lO年之久，又发生了当今世界性金融危机，而且，这场危机的深度争影响只是初露端倪，对经济的破坏和创伤尚未完全显示。从科学的理性高度认识金融危机的内在成因或根源，研究和实施化解风险的战略对策，就显得尤为必要和十分紧迫。

[关键词]金融危机；多元形式；内在原因；战略转变

[文献标识码]A

自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和世界金融动荡之后，相隔10年之久，又发生了当今世界性金融危机。在亚洲金融危机中，曾经有效化解危机，转危为安，并创造“风景这边独好”的中国经济，目前也面临着金融风暴的严重冲击。而且，无论是在世界和中国，这场危机的深度和影响只是初露端倪，对经济的破坏和创伤尚未完全显示。特别是在中国纪念改革开放三十周年，庆贺中国经济崛起的喜悦中，人们对突如其来的金融危机感到忧虑和费解时，从科学的理性高度认识金融危机的内在成因或根源，研究和实施化解风险的战略对策，就显得尤为必要和十分紧迫。

一、金融在现代市场经济中的核心地位与金融危机的多元含义

金融，是指商品经济或市场经济中货币资金融通活动的总称。在商品经济特别是现代市场经济发展中，由于不同国家、地区、产业、行业、企业和个人，在一定时期内都存在着货币盈余或货币短缺，而通过资金的借贷融通，以盈补短，调节余缺，借贷融通，互惠互盈，具有客观必然性。或者说，金融的产生和发展，是商品经济和市场经济发展的必然产物。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各个国家和地区经济发展中的资源要素在时间和空间上的配置组合，是以市场为主要依托和基础的。然而，无论是人力资源要素的流动和配置，还是物质资源要素的流动和配置，以及技术资源要素和信息资源要素的流动和配置，最终都要借助资金资源要素的流动和配置来实现。所以，作为货币资金融通活动的金融，具有其他一切经济资源要素不可比拟、也不可代替的特殊重要地位和作用。正是从这个根本意义上，邓小平同志指出：“金融很重要，是现代经济的核心。金融搞好了，一着棋活，全盘皆活”。

不过，就经济与金融的关系来说，是经济发展的规模、质量和水平，决定着金融发展的规模、质量和水平，而金融在服务经济发展中具有重要的反作用。而且，这种反作用又有双重效应，正效益是促进经济的协调发展和良性循环，负效应则是有可能导致经济秩序的紊乱，造成金融本身乃至整个经济的危机，甚至导致社会动乱、关系到政权存亡。人类历史上第一个无产阶级政权即巴黎公社，其失败的重要教训之一，就是不懂得金融的重要性，没有果断接受法兰西大银行。正如马克思所说：“公社在经济方面忽略了很多据我们现在看来是当时必须做的事情。最令人难解的，自然是公社把法兰西银行视为神圣，而在其大门以外毕恭毕敬地伫立不前。这也是一个严重的政治错误”。结果使逃到凡尔赛的资产阶级政府通过法兰西银行获得巨额融资，从国外购买大批武器，最终扼杀了巴黎公社。所以，我们不论从经济发展上，还是从政权巩固上，都应高度重视金融的核心地位和作用。

金融作为现代经济的核心，本身又是一个高风险的特殊行业，风险种类繁多，成因复杂。其中，有支付能力不足的信用性金融风险；利率、汇率变动的成本性金融风险(由于美元贬值，我国外汇储备的价值损失曾高达数百亿美元)；金融资产管理不善的经营性金融风险；社会政治动荡所导致的金融风险；社会经济运行失调带来的金融风险等。这些潜在的金融风险，一旦转化为现实的金融风险，就是现在人们所说的金融危机。从大的方面来说，金融危机主要有金融自身性危机、社会政治性金融危机、社会经济性金融危机。

所谓金融自身性危机，是指由金融机构或融资主体决策失误、管理不善、金融犯罪等自身性原因所导致的金融危机。例如，1997年，阿尔巴尼亚由“金字塔式集资计划”所导致的金融危机，就是一个典型代表。1992年，阿尔巴尼亚一些“投资公司”，以高达96％以上的高额年息集资，吸收了全国70％的住户，共有10亿美元的集资额。对只有几百万人口的小国来说，这是一个巨大的集资额，相当于国内生产总值的30％。由于投资收益有限，最后只能以本付息，即以集资款支付集资利息。时至1997年，真相败露，政府参与假集资的丑闻也同时败露。由此，致使失去一生积蓄的投资者被激怒，从示威游行发展到冲击政府机构，抢劫商场，烧毁银行，甚至发生了流血事件，喊出了“政府下台”的口号，最终酿成了一场全国性政治危机和经济危机。另据有关资料统计，20世纪80年代初到90年代末，世界上已有120多个国家发生过严重的金融自身性问题。这些国家为解决这些问题所耗费的资金高达2500亿美元左右。所以，防范和化解金融自身性金融危机，已成各国普遍关心的问题。就目前首发美国，并波及世界的这场金融危机来看，且不说危机的实质和根源，2008年11月14日《齐鲁晚报》披露，近日，为彻底调查金融危机的成因，“找到真正的金融危机罪魁祸首”，美国国会将聆讯知名的对冲基金经理人(风险投资家)，即约翰·保尔森等5人，调查这些投资大鳄在金融危机中起的作用。结果如何，有待后来方知。

所谓社会政治性金融危机，是指一个国家由于政权更替或政治变革等政治性原因所导致的金融危机。例如，原苏联由于在政治改革中取消了共产党的领导地位，实行多党制，当时发展到70多个政党，甚至爱喝啤酒的人也组成了啤酒党，同时又由于在经济改革中推行私有化的一次性休克疗法，结果导致国内生产总值下降50％左右，一半以上的食品和医药等生活资料需要进口，以解燃眉之急。由此，还导致卢布大幅度贬值，原来2个多卢布兑换一个美元，后来到几千个卢布才能兑换一美元，使亿万城乡居民在一个晚上变得一贫如洗。

所谓社会经济性金融危机，是指一个国家乃至局部世界和整个世界，由市场经济过程内在矛盾的积累所造成的金融危机。这种金融危机，在实质上是经济危机。例如，在1929年至1934年的世界性经济危机中，美国的GDP由3147亿美元下降到2394亿美元，消费价格指数下降24.6％。1929年9月至1932年6月，股市暴跌85％。1929年至1933年，失业率由3％上升到25％。1931年至1935年，净投资是负增长。由此可见，防范和化解经济危机，是市场经济国家永恒的沉重话题。在这个问题上，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危机论，仍然是我们认识和研究当代经济危机问题最可宝贵的理论财富。在目前的危机中，马克思的《资本论》在德国成为畅销书，近期已销售数千册。由此可见，具有科学价值的经济学论著，就像金子一样，迟早是要发光的。

二、商品经济的基本矛盾是金融危机的内在根源

市场经济，在本质上依然是商品经济，在形式上只不过是商品经济发展的更高阶段和现代形态。它不同于自然经济，也不同于计划经济。所以，当我们选择了市场经济模式，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的运行轨道时，千万不要以为市场经济就是阳光灿烂的永恒坦途，而无风雨交加的经济风险。

自然经济的本质特点，是自己的生产为了自己的消费，自己消费的是自己的生产物。如果有风险的话，除自然灾害和战争所造成的经济风险外，主要是自己决策失误所带来的个别风险；计划经济的本质特点，是依靠社会计划调整和实现社会的生产、分配和消费，排除或淡化了商品自由交换的市场原则。如果有风险的话，除自然灾害、战争和政治因素所导致的经济风险外，主要是计划决策失误和失算所带来的经济风险。如中国1958年的“大跃进”，及后来“三年经济困难”，就是如此。

市场经济，即本质意义上的商品经济，是自己的生产在事实上是为了满足别人的消费，而自己的消费需要，事实上是依靠别人的生产来满足。由此，在生产与消费的对立统一中，又增加了交换这个难以预测的可变因素，从而既蕴含了社会经济繁荣发展的可能性，同时也蕴含了社会经济出现危机的可能性。就个别生产者而言，这种风险和危机几乎无时不在，无处不在。正如马克思所说：“商品价值从商品体跳到金体上，象我在别处说过的，是商品的惊险的跳跃。这个跳跃如果不成功，摔坏的不是商品，但一定是商品所有者”。不过，个别商品生产或经营者的商品销售受阻，商品价值难以实现，只能说是个人的危难或厄运，而不是社会经济的危机，至多只是小商品经济常见的经济现象。

无论是作为一般商品中的商品，还是作为市场经济中的商品，其商品的内在矛盾始终是使用价值与价值的矛盾。只有在商品的使用价值得以顺利让渡或交换，商品的价值才能最后得以实现，从而使矛盾得以解决。然而，在商品经济或市场经济的发展或扩大中，个别商品中使用价值与价值的矛盾，也就积累和转化为堆积如山的商品使用价值与价值的矛盾，从而加深了使用价值与价值的社会性对立。正如马克思早就指出的，“交换的扩大和加深的历史过程，使商品本性中潜伏着的使用价值和价值对立发展起来”。而这种矛盾的产生、加深和对立，实质上就是商品经济或市场经济固有的基本矛盾，即私人劳动与社会劳动矛盾的产生、加深和对立，从而在这种矛盾的运动中蕴藏着危机的可能性。正是从这个根本意义上说，商品经济或市场经济的基本矛盾，都是私人劳动与社会劳动的矛盾；而私人劳动与社会劳动的矛盾，则又是金融危机乃至经济危机的内在根源所在。所以，当我们选择和走上市场经济运行轨道之后，对于市场经济的基本矛盾应有科学的理性认识和社会共识。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尽管是以公有制为基础和主体的市场经济，但从商品生产中具有生产经营自主权的各个经济实体看来，相对商品社会或社会劳动而言，不仅个体经济和民营企业的劳动仍属于私人劳动，就是国有企业的劳动相对社会劳动而言，也是有待社会承认的局部性企业劳动。所以，在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或市场经济中，也自始至终存在私人劳动或企业劳动与社会劳动的基本矛盾。而在这种矛盾的对立和统一中，既包含着市场经济繁荣发展的必然性，也潜藏着发生危机的可能性。

更值得注意的一个问题是，市场经济作为商品经济高度发展的现代阶段和经济形式，其重要时代特点之一，是信用关系更高程度的社会化、国际化和全球化。不要说市场经济中的诸个国家和多数企业是以货币信用关系为基础，整个世界市场经济也是如此，即在经济国际化和全球化的过程中，同时交织着信用关系的国际化和全球化。而且，在信用关系国际化和全球化过程中，美国作为世界第一超级经济大国，已经蜕变成完全依靠债务支撑的国家。美国国内生产总值每年14万亿美元左右，但国家债务和公司债务竟高达50万亿美元左右。其中，中国购买美国的国库券就高达6000亿美元左右。这种高度发展的信用关系支持了经济发达国家乃至整个世界市场经济的蓬勃发展，但也潜藏着更大规模的全球性信用危机的可能性。在这种情况下，信用关系的链条一旦发生断裂，遭受金融危机或经济危机冲击的将不仅仅是某个行业、国家或区域，而往往是整个世界。

三、社会经济金融危机的实质及其深层成因

上已述及，商品自身中使用价值与价值的矛盾，以及作为商品经济或市场经济的基本矛盾，即私人劳动与社会劳动的矛盾，或企业劳动与社会劳动的矛盾。是货币危机或金融危机的内在根源，从而也是社会经济性金融危机即经济危机的内在根源。然而，由于商品经济或市场经济，总是在一定社会经济制度下存在和发展的商品经济或市场经济，所以，作为商品经济或市场经济的基本矛盾，即私人劳动与社会劳动的矛盾，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中，又集中表现为生产社会化与生产资料私人占有制之间的矛盾。这一基本矛盾，在资本的积累和生产发展中，又表现为个别企业生产过程的有组织性与整个社会生产无政府状态之间的矛盾，以及资本主义生产无限扩大趋势与劳动人民或社会有支付能力的消费需求(包括生活消费和生产消费)相对缩小或相对不足之间的矛盾。在这种矛盾的运动中，众多企业为追求利益最大化而不断扩大生产规模，经过日积月累，当社会总供给较大幅度超过有支付能力的社会总需求时，由“生产过剩”和“消费不足”导致的社会再生产过程中生产、交换、分配、消费诸环节运动的受阻或中断时，也就不可避免地发生经济危机。

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中，政府的干预或计划手段的调节，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化解危机的深度，或延续经济危机的波动周期，但不可能消除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基本矛盾，也不可能完全改变市场配置经济资源的基础作用。所以，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来说，经济危机的发生具有不以人们主观愿望和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必然性。

就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来说，虽不能说存在生产社会化与生产资料资本主义私人占有制之间的基本矛盾，但在事实上存在生产社会化与生产资料多元占有制之间的矛盾。同时，也存在着由这种基本矛盾所决定的个别企业的有组织性与整个社会生产计划弱化或非完全计划状态的矛盾，以及生产无限扩大与有支付能力的社会需求可能发生相对不足之间的矛盾。特别是在较长期的经济大幅度增长和扩张后，这种矛盾更有可能出现和激化。当计划调控手段力度不足或措施滞后时，可能发生类似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而且，由于市场经济的国际化和全球化进程，使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事实上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互为市场，融为一体的情况下，即使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也会波及和冲击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运行。所以，我们可以选择和借用市场经济，但不能回避和讳言市场经济可能发生的经济危机。

由于经济危机主要是在生产无限扩大与有支付能力的社会需求相对不足矛盾运动中发生的，所以，

只有当这种矛盾积累到一定限度时，才有可能把潜在的危机转化为现实的危机，并具有一定的周期性。又由于这种矛盾运动的积累需要一个历史过程，同时又受到国内国际多种因素的制约，所以，这种周期又具有时间上的不确定性，长则可能几十年，短则可能十几年。不过，由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中资本社会化程度的提高和计划手段的适度运用，以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社会主义属性的存在和计划调控的实施，再加上世界各国财富的较多积累，可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危机的深度和破坏力，延缓或缩短危机的周期。所以，危机虽然难以避免，但一般情况下不会出现20世纪30年代那种具有巨大破坏力的经济危机。

就经济危机所表现出的经济现象来说，一般都是股市较大幅度跌落，投资萎缩，经济增长减缓甚至出现负增长，企业破产大量增加，消费价格指数下降，失业率较大幅度增长，出口贸易受阻等。就当今世界经济而言，这些经济现象都有不同程度的显示和发展。欧洲15个经济体，2008年二、三季度GDP连续呈现负增长，自1999年以来首次跌入经济衰退。美国第三季度GDP出现负增长，中国经济增长率减缓，2008年第三季度为9％，已降至7年来最低的水平；最近，美国申请失业救济金的人数增加到51.6万人，失业率高达6.5％，创下了7年以来的最高水平；中国不仅已有诸多小企业破产，大企业开工不足，失业增加，农民工市场也有明显萎缩或紧缩；国外股市近年来的跌幅多在1／3左右，中国则高于这个比例；刚刚经历过油价飚升，最近国际石油价格又大幅跌落，由每桶150美元左右跌至40美元以下。铜从2008年6月份的每吨8900美元跌至3800美元。铅从每吨3000美元下降到1900美元。煤炭价格也有较大跌落。2008年10月，中国的手机销售量，实际下降了7％。11月，花生油降价幅度高达25％左右，液晶电视降价高达30％。从出口来看，印度2008年10月份，出口出现5年来首次下降，较去年周期下跌15％，11月份可能会下降25％。日本2008年10月的前20天，出口较上年下降了9.9％。韩国2008年11月前10天，出口比去年同期下降26％。近期，中国出口增幅回落到4个月来的最低水平。因中国出口商品中多有生活必需品，所以跌幅不大，有的还有少量回升。这些经济迹象表明，一场世界性的经济危机正在危及全球，中国经济也面临着严重的冲击和考验。

值得注意的是，现在的国内外新闻媒体，甚至包括一些经济学家，一般不讲“社会经济性金融危机”，只讲“金融危机”，更讳言“经济危机”。对这场始发于美国的“金融危机”，开始也只是讲“次贷危机”，即部分偿还能力和信用度较差的房产等不良贷款的危机。2008年第3季度，美国有765558幢房产的所有人收到违约通知，被警告房屋即将遭到拍卖或查封，是2005年1月开始这项统计以来的最高纪录。即使房贷业者采取新行动遏阻查封潮，估计今年将有160万人丧失家园，明年可能会有190万人失去房子。这一事实恰好证明，所谓“次贷危机”，正是在房屋生产无限扩张，而消费者有支付能力的住房需求相对不足情况下，所发生的局部性经济危机。而美国经济目前所出现的种种迹象表明，这场危机并不仅仅限于房地产业的次贷危机，而是以此作为导火线的社会经济性金融危机，因为汽车、电器、邮政等行业也同时发生了经济衰退。

对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经济危机，马克思曾有尖锐而深刻的分析：“整个再生产过程可以处在非常繁荣的状态中，但商品一大部分只是表面上进入消费，实际上是堆积在转卖者手中没有卖掉，事实上仍然留在市场上。这时，商品的浪潮一浪一浪涌来，最后终于发现，以前涌入的潮流只是表面上被消费吞没。商品资本在市场上互相争夺位置，后涌入的商品，为了卖掉只好降低价格出售。以前涌入的商品还没有变成现金，支付期限却已经到来。商品持有者不得不宣告无力支付，或者为了支付不得不给价就卖”。当以信用关系为基础的经济链条发生中断，如美国所谓“次贷危机”信用链条中断时，则就引发了潜藏已久的全面性经济危机。也就是马克思所说的，“在再产过程的全部联系都以信用为基础的生产制度中，只要信用突然停止，只有现金支付才有效，危机显然就会发生”。

经济危机往往是首先通过信用危机和货币危机表现出来，似乎是由于信用危机或金融危机造成了经济危机。正如马克思所说，“乍看起来，好像整个危机只表现为信用危机和货币危机”。“在这里，一切都以颠倒的形式表现出来”。而事实上则是：生产无限发展造成了“生产过剩”，生产过剩造成了商品积压，商品积压造成了供过于求，供过于求造成了企业亏损，企业亏损造成了有借难还，有借难还造成了信用中断，信用中断引发了经济危机。马克思曾经断言，对于这种危机，“任何银行立法也不能消除危机”。“这全部人为地使再生产过程猛烈扩大的体系，当然不会因为象英格兰银行这样的银行，并把全部已跌价的商品按原来的名义价值购卖进来，就可以医治好”。由于银行自身处在危机风暴的中心，在无力支付存款者存款的挤兑风潮中，更无能力收购“生产过剩”所造成的商品积压。而且，这种“生产过剩”的危机，在很大程度上是由银行信用支持所造成的。

四、目前世界各国化解危机的对策选择

由市场经济内在矛盾运动所造成的社会经济性金融危机即经济危机，会对社会经济发展和民众生活造成严重破坏和创伤。但作为经济过程中的一种客观必然性，它又以强制性的破坏形式重新调节以信用关系为基础的产业发展，使社会生产在规模和结构上，重新实现社会供给与有支付能力的社会需求在总量和结构上的相对平衡，并经过危机、萧条、复苏、高涨的依次发展，再创造新的繁荣。

不过，由于人类经济活动是以人为主体的经济活动，人们虽然不可抗拒经济危机的必然性，但能够通过国家的宏观调控的财政、税收、利率和产业政策等杠杆，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危机的冲击力，减少危机所造成的经济损失。如果说，马克思曾经深刻剖析了经济危机的内在原因，揭示了经济危机产生和发展的客观规律，而凯恩斯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则最早提出了化解经济危机的相关对策。其中，包括政府应制定公共开支计划，增加就业，并通过减税鼓励人们增加消费等。20世纪30年代，罗斯福在美国采取了凯恩斯主张，确实收到了较好效果。后来，由于美国等经济发达国家在较长期的经济繁荣中推崇自由市场经济模式，马克思的“危机论”和凯恩斯的“干预论”渐被淡忘了。而在这场突人其来的世界性经济危机中，人们又自然而然地想起了马克思和凯恩斯。不仅《资本论》在德国成了畅销书，英国《卫报》2008年10月23日发表了《金融危机标志凯恩斯主义归来》的文章。法国总统萨科齐甚至宣布：“自由放任主义结束了”。美国尽管还在唱着“自由市场经济”的高调，但在事实上，已开始采用凯

恩斯关于政府干预的某些主张。应当说，马克思的“危机论”和凯恩斯化解危机的“干预论”，是我们认识危机和选择化解危机对策的不可缺少的理论基础。

就目前世界各国化解危机的投入而言，全球已高达9.4万亿美元，相当于世界总产值的15％。其中，美国3.5万亿美元，占GDP总值的25％；俄罗斯2200亿美元，占CDP总值的13.9％；英国逾万亿美元，占CDP总值的37％；德国8930亿美元，占CDP总值23％；日本5760亿美元，占CDP总值的12％；中国5700亿美元，占CDP总值13％。这些以政府为主导的资金投入，一方面说明这场经济危机的影响之大和范围之广，另一方面也说明全球性社会财富积累的扩大，以及各国政府应对危机的积极态度。这正如发生在中国的汶川大地震一样，人们虽然还难以科学预测，也难以抗拒，但社会财富的巨额积累，以及救援力量的及时到位，可以减少地震所造成的各种损失和损伤。当然，由于这场危机刚刚到来，其对经济的影响深度和广度尚未充分显示，所以，这些措施的有效程度还有待观察。

就中国来说，走上市场经济运行轨道不久，就遇到了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和今年开始的全球性经济危机。所以，就防范和化解经济危机的实践来说，我们已有过成功的经验。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崛起，也为化解危机提供了必要的财力基础。改革开放30年来，年经济增长率平均高达9.5％以上，位居世界各国之首；2007年，经济总量高达24.6万亿人民币，比1978年增长66倍；城乡居民储蓄突破20万亿元，比1978年增长1000倍；外汇储备高达1.9万亿美元，比1978年增长10000多倍；占世界7％的耕地面积，生产了世界粮食总量的25％；21207年，全国财政收入近6万亿元，其中，仅山东省GDP总量高达2.5万亿元，相当于1978年7个中国的经济总量。这些，都为缓解和化解危机奠定了必要的财力基础。不过，由于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是局部性危机，而这次危机是全球性危机，又加之10年后的中国经济有了多种变化，因此，应当因时因地制宜地研究和实施化解危机的有效应急对策。

令人感到欣慰和倍受鼓舞的是，我国政府已经果断决定，到2010年底，将投入4万亿元新增巨资，用于社会性基础设施建设和扩大内需，并以此带动地方和社会投资。其中，一是加快建设保障性安居工程；二是加快农村基础设施建设；三是加快铁路、公路和机场等重大基础设施建设；四是加快医疗卫生、文化教育事业发展；五是加强生态环境建设；六是加快自主创新和结构调整；七是加快地震灾区重建各项工作；八是提高城乡居民收入；九是在全国所有地区、所有行业全面实行增值税转型改革，鼓励企业技术改造，减轻企业负担；十是加大金融对经济增长的支持力度。此10项积极财政的重大举措，对于化解或缓解中国面临的危机冲击，必将产生积极的有效作用。

再者，各个地方政府也已作出应对决策。以山东省为例，已提出争取中央预算内投资470亿元，带动地方和社会投资6678亿元的投资计划。其中包括每年提供5万套经适房，加快建设3万所村卫生室，改建农村公路3.6万公里，支持企业境外收购矿产资源等21条重大决策。在最近四个月内，将有34个重大项目即将开工。所以，在中国，国家的应急决策，再加上各个地方政府的应急决策，将汇集成为化解或缓解危机的强大力量。

五、中国应当制定和实施保障经济增长的创新发展战略

应对危机的权宜之策，可以缓解和化解危机的冲击力和破坏力，但要防范危机，保障经济增长，实现又好又快的可持续的协调发展，中国还必须制定和实施一系列科学发展战略，并实现必要的战略转变。

其中包括：一是从当前应急对策向长期防范对策的战略转变；二是从经济高增长向经济高素质的战略转变；三是经济增长从主要依靠出口拉动向依靠出口和内需协调拉动的战略转变；四是经济增长从主要依靠资源投入向主要依靠提高资源效率的战略转变；五是经济增长从主要依靠第二产业带动向三次产业协调发展的战略转变；六是经济增长从以经济竞争力为主向文化与经济双重竞争力并重的占略转变；七是经济增长从以城市为主向城乡统筹的战略转变；八是经济增长从东部率先发展向东、中、西部协调发展的战略转变；九是经济增长从主要依靠技术引进向主要依靠提高自主创新能力的战略转变；十是从能动应对危机向主动把握契机的战略转变。有了这些战略转变，再加上日美应对危机的各项决策和投入，不仅可以在危机中保持适度经济增长，而且可以保障中国经济又好又快的科学发展。

作者：卢希悦　韩庆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