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反腐论文

摘要：网络反腐近年的兴起，为破解反腐权力结构提供了一种选择。要保持网络反腐的稳定性和长期性，必须使其制度化。网络反腐制度化，就是指网络反腐获取社会共同的价值理念和稳定性的一种进程。分析网络反腐制度化产生的逻辑，并对网络反腐制度化的路径进行探索，提出合理建议。下面小编整理了一些《网络反腐论文(精选3篇)》，欢迎阅读，希望大家能够喜欢。

网络反腐论文 篇1：

自媒体时代的网络反腐与网络自律

“神兵利器本无正邪，用之正则正，用之邪则邪”。在信息时代，网络反腐就是一种“神兵利器”，它能够剑劈恶人，也可能误伤好人。如何认识和运用网络反腐，从某种意义上影响和决定着其正能量的发挥。 重视网络反腐，既是顺应趋势，又是体现优势，网络是时代发展的产物，网络反腐是顺应时代的必然；网络反腐较传统反腐方式更为快捷、便利，有其自身优势。

近年来，网络反腐浪潮澎湃，从陕西的“表叔”杨达才，到重庆的雷政富；从番禹的“房叔”，到本月倒下的高官刘铁男……兴起的微博，如同一把铁帚把横扫政坛，一时间多少腐败分子倒下，赢得全国百姓的一片叫好。

网络发展是不可阻遏的必然趋势。人类社会经历农业社会、工业社会之后又进入了网络时代。网络本身的发展是积聚性的，近年来，网络迅速发展的势头在中国体现得尤为突出。随着网络的兴起，网络的功能不断得到拓展，信息传送方式的扁平化和民众参与的普遍化，彰显出网络较传统方式无与伦比的优势。信息化作为社会发展的大趋势不可阻遏，正如农业化之后的工业化无法阻遏一样。国父孙中山曾说过，世界大势，浩浩荡荡，顺之则昌，逆之则亡。面对网络发展的迅猛势头，我们无法规避。网络反腐是网络发展承载的一项重要功能，它充分利用了网络媒质传播快、易放大的发酵功能，越来越凸显了其在反腐倡廉中的作用。遵行网络自身发展的规律与特点，在反腐斗争中利用网络应是顺应时代潮流的不二选择。

网络反腐的神奇功能主要倚靠微博新技术的发明和推广，使广大网民由被动性接受信息，转变为主动性发布信息。时间瞬间缩短，信息双向传播流通，网络新技术的推广使我们进入了“自媒体时代”，并使历来高高在上十分严肃的反腐话题“飞入寻常百姓家”。

人民群众是反腐的主力军。人民群众的利益是我党的最大利益，各类腐败分子的贪噬使老百姓的利益遭受极大侵占和损害，而他们巧取豪夺的手段和财富积聚的嚣张，也无不暴露在人民群众的目光之下，俗话说：“你家有金银，隔壁有磅称”，贪占财富的贪官污吏挥霍的私欲总是掩盖不了的。网友们利用微博的公开性和广泛性，利用人肉搜索、围观、跟帖等手段，可以瞬间将一话题放大。一旦有贪腐分子的言行落入此网，就如老鼠过街，人人喊打，痛快淋漓。而且网络之宽，网速之快，上达庙堂，下至江湖，众目睽睽下，何人敢掩盖庇护？

但是，利用网络反腐形式，虽可携雷挟电震惊腐败，但反腐毕竟是一件严肃的法治行为。任何法治行为都需要讲证据，讲客观事实，不能信口雌黄，更不许诬言伤人。自媒体时代的网络信息传播，其发布源头与中继传递，目的性都呈多元化，复杂的社会蕴藏着各各样的目的。近年来，网络谣言也比比皆是，如贵州瓮安事件中的网络谣言传播，说“三名嫌疑犯都是当地领导干部的亲戚”，“死者叔叔带到警察局问话被打死”；湖北石首群体性事件中，有网络谣言称，“死者是在知晓当地公安局长、法院院长夫人同永隆大酒店老板走私贩卖毒品后被害的”；就连本月北京京温商城的打工女跳楼事件，也被人造谣是“被保安先奸后杀”。网络信息源的复杂性使网络信息良莠不齐。让人难辨真假，造成社会动荡破坏社会秩序。面对反腐这一严肃的法治行为和网络信息的混杂局面，我们对网络反腐的方式需要十分慎重的思考。

笔者认为，网络反腐这一利器既符合民意潮流，又震惊腐败分子，这种方式一定要坚持和推进。为甄别和剔除虚假信息，各大网站设立了“网络反腐专区”和实名举报制度，这些硬件的设置是必要的。但最重要的是要加强对网民的行为自律教育，辅以法治惩治手段，这样才能保证网络反腐目标的最终达到。

自律，就是人们对自己言行的自我控制。在现代社会中，每个人的言行均会与周边或更大范围的人与环境发生冲突和交往。约束自我，使之适应于乡规民约的情理之中，服从于国法党纪的法理之中，遵循于人的道德理性之中，这样社会才会安宁，人际间关系才能和谐，真善美才会弘扬，假丑恶才会惩治。因此，自律是人类生存发展的一项基本要求。网络世界也需要自律，特别是自媒体时代的网民，更要自律自己的网上言论，不能以己之念随意捏造虚假信息，攻击他人，扰乱社会。

对网络自律，可采取以下方式进行立法和规范。

一是要求各大网站对上述信息（含微博、微信）要明示自律告知条款，凡注册用户要自动默认签署自律书，以加大自律压力，减少或消除不良动机。

二是加强网站上公益宣传版页和自律公益广告宣传，时刻提醒网民自律，并警惕虚假信息的恶意传播。

三是反腐举报要求必须是实名举报才能受理，制止一些别有用心之人利用匿名在网络上捏造谣言，中伤他人，但也要更加保护个人隐私。

四是强化网络法治管理宣传。网络虚拟世界也是人类活动的一个范畴，遵纪守法是每一个公民的神圣责任。同时对利用网络制造和散布谣言的言行要坚决打击，造成中伤他人酿成社会恶果的犯罪分子要绳之以法，并在网络平台上广泛宣传，给不法分子以震撼，以此维护网络秩序。

随着信息化技术的发展，网络反腐以崭新的方式增强我们的反腐力量，但也带来一些新的冲击，只要我们坚持反腐惩贪的大方向，一切新技术都会为我所用，彻底扫除一切腐败分子，净化我们的党和政府。对于一些怀有不良目的之人利用网络平台散布虚假信息，扰乱社会治安，给人民群众财产造成损失和制造人身安全事故的，我们必须坚持依法治理，严厉打击，保证让网络反腐方式得到良性发展。

作者：谢维球

网络反腐论文 篇2：

网络反腐制度化：反腐权力结构改革的一种选择

摘 要：网络反腐近年的兴起，为破解反腐权力结构提供了一种选择。要保持网络反腐的稳定性和长期性，必须使其制度化。网络反腐制度化，就是指网络反腐获取社会共同的价值理念和稳定性的一种进程。分析网络反腐制度化产生的逻辑，并对网络反腐制度化的路径进行探索，提出合理建议。

关键词：网络反腐制度化；生成逻辑；现实选择

随着近年来“互联网+反腐”的治理模式研究成果的逐步深化，研究者们主要研究网络反腐的特征、缺陷、发展趋势、作用机制等方面的内容，彰显了这个研究领域的进展和存在的不足。网络反腐作为破解当前反腐权力结构的一种现实选择，很少被研究者提出，本文从破解权力结构反腐分析网络反腐制度化的起因及现实选择。

一、网络反腐兴起的原因：反腐权力结构治理的一种选择

中国共产党对权力腐败一直都是反对的，也不断完善制度进行反腐。从建国以来，经历“三反”“五反”等运动式反腐，取得了许多成果。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中国改革的不断深入，在反腐制度上也不断进行了改革。形成了惩治腐败、规范党员领导干部行为、加强监督的制度建设；深化党内民主建设，形成了一整套民主监督的制度；完善国家权力机关和其他机构的改革，建立了人民代表大会、政协、司法机关、行政机关、信访举报等监督体系。但是从结果来看，尤其近年查处的官员，不论人数、级别和涉及到的金额都令人触目心惊。由此可见，当前的反腐制度、运行机制存在不足之处。

造成反腐制度和运行机制出现问题的关键是反腐权力结构的设置。我国当前反腐权力结构出现同体化现象，即制定规则、监督规则和执行规则的都是同一的组织。反腐权力结构的同体化取消或者削弱了中国共产党之外的其他权力的独立性，无论是国家权力或者其他的社会权力，都必须在党的领导之下有限行使监督权力，因此很难对党组织和党内高级领导进行有效监督。正如邓小平所讲：“权力过分集中的现象，就是在加强党的一元化领导的口号下，不适当地、不加分析地把一切权力集中于党委，党委的权力又往往集中于几个书记，特别是集中于第一书记，什么事都要第一书记挂帅、拍板。党的一元化领导，往往因此而变成了个人领导。全国各级都不同程度地存在这个问题。权力过分集中于个人或少数人手里，多数办事的人无权决定，少数有权的人负担过重，必然造成官僚主义，必然要犯各种错误，必然要损害各级党和政府的民主生活、集体领导、民主集中制、个人分工负责制等等。”由此可见，反腐权力结构过于集中，损害了我国反腐制度的建设。反腐权力结构过于集中或者同体化造成了很多不良影响，比如有人认为中国共产党的反腐就是权力斗争。所以，“权力结构改革是中国制度反腐的核心。如果不改革权力结构，无论增加多少反腐的人力、物力、财力，无论加大多少惩腐的力度、强度、烈度，无论选择多少个方向去突破，结论只有一个：不仅两个依然（即‘在党内依然是同体监督，党内权力结构依然没有改革’），而且愈演愈烈。”[1]破解这种不利局面，必须引进异体监督，即拓宽民众参与反腐的途径。正如习近平在庆祝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成立六十周年大会上指出，要加强和改进监督工作，拓宽人民监督权力的渠道，抓紧形成不想腐、不能腐、不敢腐的有效机制，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

随着互联网的发展和普及，为网络反腐制度化提供了可行的平台，为我国公民参与政治提供多元选择。“利用网络进行反腐，是公民最便捷、最高效、最经济的参政表达。”[2]《京华时报》选取的网络反腐的案例来看，2008年2例，2009年3例，2010年7例，2011年8例，2012年19例。数据显示，利用网络手段反映官员腐败的现象逐年递增[3]。

根据《第38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的显示，截至2016年6月，我国网民规模达7.1亿人[4]。网民主力由精英到平民的转变。李永刚在《我们的防火墙》一书中，从网民的性别、学历、收入和年龄四个方面论证了网民主力的平民化[5]。网民主力变化的同时，提供网络的载体逐步开始多元化，由单一的个人电脑到现在的个人电脑、3G手机等多元载体，意味着通过网络参与政治的平台已经构建。平台的构建，有效推进了中国网络政治的发展，催生了电子政务等新兴治理模式，拓宽了公民参与社会治理的途径，同样也为腐败治理提供新的选择。

二、网络反腐制度化的生成逻辑

第一，网络反腐制度化的逻辑起点。制度有正式制度（法律、政策等）和非正式制度（习惯、风俗等）之分。网络反腐制度化如果仅仅停留在民间，制度化是不彻底的。我国的制度变迁是强制性制度供给模式，即权力中心是制度供给的中心。而“中国是一个典型的党建国家和党治国家。现有的政治体系是政党构建起来的，现有政治体系的发展与完善也是由政党直接推动和主导的”[6]。所以，作为社会现象或者社会问题要实现制度化，必须取得中共共产党的认可。所以，网络反腐制度化成为中国共产党的决策议题是网络反腐制度化的逻辑起点。

从2003年网络反腐仅仅是个人行为，到其后不断有网络反腐网站的开通，表明我国网络反腐还处于一个发展阶段，未能成为政府议题。從首次公布官方举报中心的网址表明，网络反腐成为官方权威反腐渠道。2005年中共中央颁布的《建立健全教育、制度、监督并重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实施纲要》，为网络反腐提供了有力的制度支持。

2009年《中国党建辞典》收录了“网络反腐”这一词条，更具有反腐领域风向标的意义。十七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党的建设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要加强网络舆情分析，健全反腐倡廉网络举报和受理机制、网络信息收集和处置机制。可以看出，网络反腐成为决策议题，表明网络反腐的制度化需要进一步认识。随后，中央纪委监察部统一开通全国纪检监察举报网站，这无疑进一步拓宽了信访举报渠道，这是反腐机构进一步落实网络反腐的精神。

2009年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贺国强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精神，充分认识互联网发展带来的深刻影响，切实加强新形势下反腐倡廉网络信息收集、研判和处置工作，拓宽了解社情民意渠道，充分发挥广大人民群众在反腐倡廉建设中的积极作用，不断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2010年1月在北京举行的中纪委第十七届五次全体会议上，胡锦涛总书记重申了网络反腐的重要性，再次使网民参与反腐的热情和关注度高涨。2012年12月3日人民日报刊文明确指出，须将网络反腐纳入法治化、制度化轨道。2014年，中纪委开通网上举报中心，网络反腐逐步规范化。

综上网络反腐逐步由个人关注，发展到党的领导人关注，最终在党的高层会议中出现，并且党内专门的监督机构开通网上举报中心，充分表明权力中心对网络反腐的价值认同，这种价值认同成为网络反腐制度化的逻辑起点。

第二，网络反腐制度化的行动逻辑。“制度就是一种激励结构，一种激励制度。好的制度应该可以激励人们发挥他们的创造力，提高他们的生产效率，有效地运用高技术。”[7]“制度变迁的动力来源于制度变迁主体—‘经济人’的‘成本—收益’计算，只有在制度供给者可以从制度变迁中获得直接的净收益时，制度的内在需求产生才有可能。”[8]从执政党的角度分析，腐败是任何执政党不可避免的癌症，关系一个党的存亡，理性需求使得任何政党必须关注自身的腐败。从中国共产党执政以来，党的领导人都非常关注腐败问题。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取得巨大成就，伴随这些成就，腐败的机会和金额趋于严重，党的领导人更加关注党的自身建设，强调腐败对执政党的影响。所以，党的十八大上胡锦涛总书记明确指出，腐败不治将会亡党亡国。新任总书记习近平同志谈到目前党面临的诸多挑战时也明确指出，党内的贪污腐败必须花大力气解决。所以，中国共产党根据理性的需求，“将反腐败与自身执政的合法性和有效性紧密地联系在一起。”[6]但是从目前的反腐制度建设来看，反腐仍然是以政党为中心展开。反腐的好坏直接关系公众对政党的看法，所以作为权力中心的中国共产党必须对反腐提出更多的方式和途径。

中国制度变迁主体是强制性的制度变迁，但任然有诱导性的制度变迁，是自下而上的一种制度变迁，即非权力中心对制度安排的能力和意愿决定制度变迁。随着现代化的发展，我国政治现代化也在不断进步，公众对公共事务治理的参与意愿逐步增强。从这几年“两会”的关注热点来看，腐败问题成为关注度非常高的焦点。中国目前反腐制度中逐渐出现“内卷化”趋势，逐渐脱离群众模式。从公众的角度分析，内卷化的反腐模式，使得公众的收益减小，公众势必根据理性要求，逐步增加收益。公权力的运用直接关系公众的利益，权力运用得当会给公众带来优秀的社会利益，反之，则带来巨大的损失。对于反腐来言，更是对公权力运用的监督，公众根据理性要求，积极投身于反腐建设中。但是，传统的群众运动反腐模式具有一定程度的非理性因素[9]，给国家建设带来巨大损失，成本非常巨大，所以需要新型的群众参与模式。网络技术的发展和参与反腐的低成本，为新的群众参与治理腐败提供新的模式。

三、网络反腐制度化的现实选择

第一，网络反腐制度化的制度基础。完善《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公务员法》等相关法律，为网络反腐制度化提供支持。

首先，完善《政府信息公开条例》。保证公民的知情权，才能有效的对任何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的违法失职行为进行监督。尽管我国制定了《政府信息公开条例》，但“从结果看，《条例》规定的制度并不能有效解决一些地方和部门政府信息公开不主动、不及时，面对公众关切不回应、不发声等问题，影响政府公信力和权威。”还“一直存在定位不够明确、规定过于原则、缺乏可操作性等方面的问题”[10]。比如《条例》规定，除涉及国家秘密、商业秘密、个人隐私外，其余信息都应公开，这是保障公民知情权的具体体现。但《条例》第 8 条同时规定：“行政机关公开政府信息，不得危及国家安全、公共安全、经济安全和社会稳定。”如何确定隐私和公开之间的关系，如何确定稳定和公开之间的关系就缺乏法律支持。而2013年发布的《关于进一步加强政府信息公开回应社会关切 提升政府公信力的意见》、2014 年发布的《关于建立健全信息发布和政策解读机制的意见》、发布的《关于加强政府网站信息内容建设的意见》、2015年印發的《法治政府建设实施纲要（2015—2020 年）》、2016 年印发《关于全面推进政务公开工作的意见》等一系列文件，试图推进政府信息公开的制度化，但是仍然缺乏立法的支持。所以，必须完善《国家保密法》《档案法》《统计法》等相关法律，为公民的监督权提供法律支持。

其次，完善《公务员法》或制定有关公务员财产公开的法律法规。我国《公务员法》对公务员财产申报没有明确规定。但是从全世界范围来看，英国、美国、法国甚至相关都出台了公务员财产申报等相关法律法规。目前我国应该加强这方面的立法支持。只有明确公务员的财产来源和具体金额，才能有效监督是否存在腐败，才不至于使网络反腐出现“无序化”，有效保证网络反腐制度化。

最后，出台腐败查处信息的反馈与披露规定[11]。中国网络反腐的信息公开相当缺乏，目前没有任何一部专门的全国性法律。从国家层面规定网络反腐信息公开的主体、网络举报的程序、网络反腐的进度以及最后处理的结果等基本内容。

第二，网络反腐制度化的物质基础。人员的专业化及网络技术的创新。国家组建专业管理人员，有效对网络反腐的信息进行归类。全面提高和加强网络反腐的建设，是网络反腐制度化的重要环节。根据信息网络发展的切实需求，调整和配置相适应的机构和岗位，选调具有思想可靠、责任心强、技术扎实的管理人员，构成具有懂法规、懂技术、会管理的反腐信息网络管理队伍，建立科学的、全面的、整体的管理体系，打造一支精干的网络反腐管理队伍，确保网络反腐制度化。这支队伍必须改变传统的“我讲你听”的方式，认真倾听网络反腐的信息。针对这些信息的处理，不是采用传统的“堵”“封”“删”等方式进行，而是进行有效的归类整理，深入挖掘信息的可信度，提交有关部门处理。

第三，网络反腐制度化的道德基础。加强网络道德建设，引导行业和公民自律。网络的虚拟性，容易导致非理性网络行为，“网络公民的代表性、网络权利的归属性、個人自由与道德责任的对立和冲突，使网络社会的道德相对主义、网络舆论的无政府主义的盛行。”[8]要实现网络反腐的制度化，必须重建网络社会参与者的道德规范。所以，“必须界定网络公民的身份性质，明确网络公共权力的性质与归属，特别是要从制度上界定网络公民的权利与责任，在提升网络公民权利意识的同时，不断强化和提升网络公民的责任意识，逐渐消解网络反腐的伦理困境，为网络监督制度化提供伦理支持。”[8]

网络反腐制度化伦理的重建关键是在于网民和行业的自律。十七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发繁荣的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要求，加强和改进网络文化建设和管理，加强网上舆论引导。这表明，要积极倡导文明上网，抵制不良信息的发布和传播。同时，网络运营商等行业需要加强对内容和网络行为的监督，净化网络环境。尤其是网络社区，版主或者是管理人员设立网络社区的公约，网络参与者要严格遵守公约，严格自律，只有这样才能维护网络反腐的制度化之路。

参考文献：

[1] 李永忠.制度反腐的核心是权力结构改革[J].领导文萃，2013，（6）.

[2] 谢尚果.网络社会反腐的法律困境与出路[J].中国行政管理，2014，（2）.

[3] 李显峰.媒体梳理39个网络反腐案例：三成涉性 微博成前沿[EB/OL].中国法院网，2012-12-12.

[4] 中国互联网信息中心.2016年第38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EB/OL].人民网，2016-08-03.

[5] 李永刚.我们的防火墙[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24-30.

[6] 林尚立.中国反腐败体系的构建及其框架[J].河南大学学报，2010，（1）.

[7] 诺思访谈：诺思的“制度富国论”[N].21世纪经济报道，2002-04-08.

[8] 胡杨.网络反腐的制度化路径分析[J].河南社会科学，2011，（1）.

[9] 杜治洲.我国反腐模式的变迁与展望[J].管理现代化，2010，（2）.

[10] 周汉华.打造升级版政务公开制度[J].行政法学研究，2016，（3）.

[11] 朱兵强.网络反腐的法治困境及其克服[J].电子政务，2016，（5）.

[责任编辑 陈 鹤]

作者：王立军

网络反腐论文 篇3：

网络反腐渐成反腐倡廉新战场

【摘要】互联网技术的普及与应用极大地改变了普通公民话语权表达方式。鉴于目前我国网络反腐中的各种缺陷与不足，应对民众网络反腐及舆论监督加强引导，构建有利于舆情事件正确导向的网络反腐制度体系，应加强对网民反腐与舆论监督的道德素质教育，在倡导文明上网、净化网络环境的基础上，让舆论监督更加有效，使腐败现象销声匿迹。

【关键词】网络反腐 舆情事件演变 制度体系 构建

互联网技术的普及与应用极大改变了普通公民话语权表达的方式，为民众反腐提供了新的渠道，也使民众反腐有了新的格局。网络反腐不仅是一种技术的进步，也是一种民主的进化，这对有效实施习近平总书记所提出的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思想是非常重要的。但也要清醒地看到，网络反腐是一个新事物，从近几年我国网络反腐舆情事件的演变不难发现，如果缺少相应的配套措施与制度规范，网络反腐并不能取得应有的效果，也不能做到健康发展。因此，面对快速兴起的网络反腐和舆情监督，如何建立完整的制度化体系，通过正确引导与规范来充分发挥网络反腐在国家建设与发展中的积极作用，将成为一个需要持续研究的课题。

我国网络反腐发展特点及舆情事件演变规律

我国网络反腐在总体发展上呈现出非常鲜明的特点，整个嬗变过程可从三个大阶段加以认识和理解。第一阶段，咀疥反腐萌芽期（2003—2007年）。此阶段，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检察院设立了全国检察机关统一的举报网站；2005年12月28日中央纪委、监察部分别首次公布了信访、举报中心网址。第二阶段，网络反腐繁育期（2008—2009年）。网络舆情的反腐作用很容易唤起更多网民的参与热情与智慧能力，而规模越来越大的反腐网民又会进一步助推网络反腐的高潮，结果就会有更多腐败事件被揭露、证实并处理。网络反腐的一次次成功也使得反腐活动再次成为了集体行动，并成为最高检探索网络监督的一种新模式。第三阶段，网络反腐成熟期（2010年至今）。网络反腐的确成为了揭露、惩治腐败者及其腐败行为的天罗地网。进入2010年以后，网络反腐舆情多发，反腐风潮持续激荡，各级各地监察部门处理网络曝光腐败官员的数量和能力都在大幅度提高，而相关公共政策的出台也使得网络反腐趋于成熟与理性，同时网络反腐的制度化也得到了一定的加强。

网络反腐舆情事件演变的规律总体表现为：

第一，反腐舆情往往从事件发端中局部信息的披露开始。最典型的莫过于陕西的“微笑局长”杨达才事件。杨达才的出现是在2012年8月26日新华网发表的《陕西延安特大交通事故确认共36人死亡，仅3人逃生》的图文报道中。看到这篇新闻后，新浪微博用户@JadeCong发了微博：“事故现场官员满面笑容，情绪稳定。”并附相关截图。可以说，正是这位局长不合时宜的“微笑”表情才发酵了后来的一切。可畏的是，微博的这个评价却成为了整个事件的开端。

第二，反腐舆情具有从局部到整体进行实质性揭露的趋向性，在网络热议中引发更大的舆论讨伐。作为安检部门的领导者，微笑的不恰当虽然不是天大的事，但领导对于事故的态度却由此可见一斑，“你的安检工作出了问题你还笑得出来，这是不可容忍的”，“像这样的领导难道能是一个称职合格的党员干部？”果不其然，该网友从局长的“微笑”发端开来，又发现了他手腕上价值不菲的手表，而且不止一块、经常更换。实际上，自此已经引爆了揭露杨达才腐败本质的火药桶。2012年9月1日，大学生刘艳峰还希望陕西省财政厅公开杨达才2011年度的工资；紧接着，杨达才的眼镜、皮带也被网友曝光；9月17日以后，《钱江晚报》、新华社和《人民日报》的官方微博也及时跟进，使这一网络反腐事件一次次被推向高潮。

我国利用网络反腐的制度化体系构建

正确引导网络反腐舆情，建立网络反腐的信息提取及处理机制。网络反腐舆情只有导向正确、材料真实、证据确凿，才能产生反腐的真正效力。但反腐舆情若不能够为官方所用也是枉然，因此既要正确引导网络反腐舆情，也要建立网络反腐舆情的处理机制。首先，要建立健全网络舆情的理性引导机制，使网络舆情更加理性、规范，也更加真实、有效。要通过网络监管正确梳理网民主流舆论，通过“过滤”的方式引导和利用网络舆论。其次，要完善网络反腐舆论信息的收集、处理制度，确保有效信息来源渠道的畅通及信息的客观真实性；针对网络反腐中具有虚构、虚假、甚至恶意的舆论信息，应通过技术手段和人工核实工作进行认真甄别和筛选；对于能够真实反映腐败现象和行为的重要信息要引起足够重视，并立即启动立案调查等有关工作程序，以提高网络反腐的效率和效果。再次，要完善网络舆情监督机制，有效整合民间舆情监督资源和官方舆情监督资源，充分发挥网络舆情的民主监督优势和官方专门的监督监管作用，优化整体监督效果，形成整体监督合力，让网络反腐舆情所形成的民主监督真正成为纪检监察机关的重要信息来源。

加强网络反腐舆情监督的法治建设，提高网络反腐的实效性。网络反腐有着特殊的形成背景，尤其是在中国社会处于转型发展期，一些旧有体制已不适应社会发展需要，而新的体制尚未建立形成，而科学技术的进步又使得民众话语表达突然进入一个相对自由的空间，因此网络舆情亟需规范管理，更需要通过法治化建设进行规范。首先，要通过法治化规范防止网络舆情的失序、失德及违法现象，防止在进行正常舆论监督和反腐过程中，出于非正常目的而制造网络暴力、借机进行人身攻击和谩骂，避免造成虚假案件或冤假错案的发生；对于恶意散布虚假信息、公报私仇、诬陷无辜、侵害人权，甚至危害国家、社会利益的行为，要坚决依法追究法律责任。其次，要通过网络立法尽快明确网络监督的合法性，应对网络舆论监督，通过正向网络舆情对腐败揭发的行为予以保护，并视之为公民应有的、合法的参政议政权利，要防止针对舆论监督、舆情发起者、反腐倡导者、举报人的打击报复，确保他们的人身安全。再次，要明确规定网络反腐中舆论监督的形式与内容，要引导网民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进行舆论监督和反映问题，要让网民厘清网络舆论监督中，知情权和隐私权、政务公开与党政机密、舆论监督与造谣诽谤、言论自由与人身攻击的本质区别与法律界限，要使网络反腐、舆论监督及舆情演变等都在合法的范围内有效开展，从而为反腐工作加油添力。

加强对网民反腐的网络道德规范，形成网络反腐的道德约束机制。以舆论监督加强网络反腐措施，以舆情演变加大网络反腐力度，既需要正确引导，也需要法治规范，更需要道德建设。首先，应提高网民有关网络反腐及舆论监督的道德认识。网络反腐不同于网络上的私人活动，如私密交往、生活起居、养生保健、故事八卦等，网络反腐涉及政治、法律、人权、道德等各种严肃问题，如果在网络舆论监督中道德失范、行为失准，就有可能产生非常大的社会危害。尽管有些网民具有较高的参政议政热情，但若丧失道德标准甚至有违法律规制，对于网络反腐及舆论监督也会有害无益。其次，应建立网民有关网络反腐及舆论监督的道德标准。对于广大普通网民来说，网络反腐主要是通过舆论监督进行，舆情的态势是否正向，是否有利于政府反腐工作的开展，都需要网民有较高的网络道德水准。如严格自律、理性、公正、客观、谨慎等；不虚构、不臆想、不传播虚假信息、不实施人身攻击、不假公济私、不乱发牢骚、不随便发泄私愤；对于未经确认的信息、有害的信息、不能随意散布的信息等，都要谨言慎行，以避免利用网络资源发生公害行为。再次，要建立网络反腐及舆论监督的道德规范制度与机制，利用网络进行积极正向引导，对于不良信息应予删除或禁止传播，对于不良网民及其行为要坚决给予道德谴责，对于情节特别恶劣、以致造成较大危害的，要采取行政或法律手段予以管制或惩处，在倡导文明上网、净化网络环境的基础上，让舆论监督更加有效，使腐败现象销声匿迹。

（作者为西北民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

【参考文献】

①刘怡、谢耕耘：《网络反腐舆情事件的形成与演变机制研究——基于2011—2013年重大公共网络反腐舆情事件的研究》，《现代传播》，2014年第4期。

②张新霞、葛茂林、周秀菊：《我国网络反腐发展历程与发展制约性因素探析》，《石家庄学院学报》，2013年第3期。

责编/王坤娜 孙垚

作者：陶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