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危机与国际货币体制论文

摘要：石油资源权力是沙特在国际社会中权力地位的主要来源和重要基础。沙特在全球石油贸易与权力格局中占据了核心地位，发挥着全球石油供应浮动国、机动国的角色，对于全球石油市场和大宗商品市场的稳定发挥着重要作用。同时海合会与欧佩克使沙特在全球石油领域中的影响力呈现出放大效应，新的全球经济治理机制G20进一步提升了沙特在全球石油贸易治理中的地位与作用。今天小编为大家推荐《金融危机与国际货币体制论文(精选3篇)》的相关内容，希望能给你带来帮助!

金融危机与国际货币体制论文 篇1：

国际协调与博弈并存的“后金融危机时期”

“后金融危机时期”，国际体系进入了调整与变革阶段，世界各国在全球宏观经济政策协调、货币政策导向、国际金融体系改革等方面，既有共同利益的多边或双边合作与协调，也有利益冲突的经济、政治上的摩擦与博弈，这是现实国际关系形态错综复杂的必然反映。与此同时，在“后金融危机时期”国际体系变革的大背景下，随着中国地位的不断提升，以及参与国际各个领域合作与协调的日益广泛和深入，仍有一些国家对中国的发展存在着深层次的疑虑，总是在一些涉及中国国家核心利益的敏感问题上频频发难，这是当前中国对外关系中不得不面对的客观现实。如何理性看待和分析“后金融危机时期”国际关系形态的变化与发展，在参与国际合作与协调中恰如其分地把握中国的国际定位，处理好国家利益与有关国家的多边或双边共同利益的关系，是当前中国对外关系中需要再思考的问题。

应对金融危机下的国际协调与博弈

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迫于形势的压力，世界各国形成了最基本的共识——即从全球经济发展和金融稳定的大局出发，切实加强国际合作与协调，共同承担风险应对危机，实现全球经济的复苏和恢复国际金融秩序的稳定，这是世界各国共同利益的根本所在。

为应对全球金融危机和经济衰退，进一步加强国际合作与协调，世界主要经济体选择了以G2D峰会为框架的多边国际合作与协调机制。在G20峰会的框架下，主要经济体国家加大了经济、金融领域的国际合作与协调力度，拓宽了合作与协调的范同，并将国际金融体系改革提上了议程。G20峰会召开以来，各成员国就加强国际合作与协调共同应对金融危机，反对贸易保护主义，进一步提高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世界银行等多边金融机构中的发言权和投票权达成了广泛共识：同时中国提出的各国共同承担责任应对金融危机，以及解决全球经济发展失衡问题，保证发展中国家充分享受全球化带来的机遇得到普遍认同。因此，从世界各国共同利益的层面看，G20峰会在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和推动国际金融体系改革的国际合作与协调中发挥着特殊的作用，是金融危机发生后形成的较为有效的国际合作与协调机制。

应对金融危机过程中，在G20峰会的多边合作与协调机制下，一方面世界各国联手实施的经济刺激宏观经济政策总体上起到了明显的成效，使全球经济和金融系统的稳定性大幅改善，危机环境下的国际合作与协调所发挥的作用和合力得到体现。另一方面，各国利益与权益的平衡，既需要通过磋商与协调来实现，又有寻找各方利益平衡点的博弈，由此G20峰会也成为各主要经济体国家利益平衡博弈的协调机制。

但也不能否认，G20峰会的多边合作与协调机制同样也有着一定的局限性。显然，一旦在涉及到国家利益的具体问题上，特别是国家利益被无限“放大”，各种关乎国家利益的重大分歧难以调和时，国际合作与协调的难度就进一步加大，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国际合作与协调的有效性，形成了国家间利益的冲突。不可否认，全球金融危机的蔓延，在客观上给世界各国经济与金融带来了严重的冲击，每一个主权国家的国家利益自然受到伤害。在金融危机的背景下，采取适当的措施和手段应对并不为“过”，也十分必要，保障经济与金融安全和国家利益既在情理之中，也无可厚非。但是，如果是在国家利益对抗性竞争中运用转移危机的政策手段，在损害他国的前提下推行具有强烈保护主义色彩的贸易和金融政策，就另当别论了。金融危机爆发后，一方面，美欧等西方国家陷入了实质性的全面危机；另一方面，美欧等国在货币和贸易政策上加大了保护力度。自金融危机爆发以来，美欧相继出台的许多货币政策和贸易手段具有较强的操作性和针对性，例如西方国家盛行一时的“定量宽松”货币政策和美国出台的“购买美国货”条款最为典型，其性质和行为被多数专家和学者定论为西方经济与金融环境下的产物，既有货币政策上的不负责任、放任货币贬值的嫌疑，又有贸易政策上的强烈保护主义色彩，同时也是带有“转嫁”危机性质的国家利益至上理念的体现，是西方国家通过国家利益博弈的方式来应对金融危机。

另外，金融危机的爆发，暴露出长期以来国际金融体系的种种弊端，也暴露出国际金融多边机构，特别是世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存在的诸多问题，同时也为国际金融体系和国际货币体制的重构提供了新的重要契机，把全球的关注点不约而同地集中在了国际金融体系的改革问题上，而国际金融体系的改革首当其冲的是国际金融多边机构的改革与调整。作为国际金融多边机构最重要的世行和IMF，改革的方向和侧重点是提高新兴经济体与发展中国家的话语权，体现世行和IMF投票权和份额分配的公平性，是世界各国特别是发展中国家普遍关心的问题，关系到“后金融危机时期”国际金融格局形成的基本走向。当然，国际金融体制改革的过程也是有关经济体国家对国际金融体系利益渗透的过程，是国家间利益博弈和力量抗衡的过程。

　从博弈视角审视国家利益的选择

从国际关系互动的形态看，国际合作与协调过程中国家利益的冲突与博弈的存在是客观现实的必然反映。尽管，全球性金融危机超越了国家范畴，国际合作与协调的加强显得更加必要，但在共同应对金融危机的国际合作与协调中，由于牵扯到各方利益的平衡以及错综复杂的国际关系，国家利益的冲突和博弈在现实国际关系中表现得更为突出。

金融危机对实体经济的冲击，既有全球性危机的性质也有国家安全与利益范畴的现实，应对金融危机政策选择上的国家利益博弈，从危机爆发的那一天起就已然开始了。在国际经济与金融关系中，国家利益博弈战略的选择成为当前国际经济关系的重要特征之一，需要有清醒的认识和积极应对的能力，否则就有可能成为国家利益博弈竞争中的牺牲品。从经济学的博弈论一即对策论含义看，不同政策的出台带有一定的对抗性，因此在某种意义上不同政策的博弈在金融危机的环境下更为盛行，其中美国等西方国家金融政策和贸易保护倾向，就是经济学博弈论的典型理念。

2009年下半年以来，金融危机对全球经济的影响逐步减弱，全球经济出现复苏迹象，但与此同时，危机后期以来一些国家和地区贸易保护主义重新抬頭，货币政策的分化，将贸易保护政策和货币政策作为转嫁经济衰退和金融危机负面影响的手段。尽管在G20峰会等重要国际会议上各成员和经济体早已就反对贸易和投资保护主义达成共识，但贸易保护主义在一些国家和地区仍大行其道，保护主义倾向肆意泛滥，反映了危机后期国家间贸易摩擦的日益增多和利益冲突愈演愈烈，甚至经济领域的摩擦和冲突向政治领域转化更趋表面化，经济博弈的最后选择自然演化为政治博弈。

由于前期全球经济衰退和金融危机留下的深刻伤痕需要一定时间来抚平，目前全球经济仍然处在一个特殊的敏感时期，复苏与风险并存就成为当前全球经济不确定性的基本形态。特别是，在当前全球经济仍未完全恢复正常，

以及各经济体经济复苏还依靠于受政府刺激经济政策推动的情况下，全球合作与协调还需要继续，但如果西方国家迟迟不能从危机中彻底摆脱出来，西方国家将有可能进一步扩大金融与贸易保护主义的范畴，加大国家利益博弈的政策力度，由此全球范围的国家利益冲突和博弈将更加激烈，甚至是“升级”。如果国际金融与经济形势出现进一步好转，西方国家的经济与金融政策或许会逐步回归“传统”的宏观调控上来，但这并不等于西方国家就此放弃保护主义的贸易与金融政策，也不等于国家利益的冲突和博弈就此结束了。事实上，国家利益的冲突和博弈并非金融危机特定的产物，其发轫的内在根源在于世界各国在通过相互合作与协调过程中为国家利益的实现而产生的普遍现象，体现的是国家利益的深层次关系，因此在国际社会中国家利益的冲突和博弈将长期存在下去。

国家利益的冲突和博弈，是贯穿于国际关系各个领域的普遍性和综合性现象，通过协调和博弈摆平国家间利益关系——即利益的平衡点，需要从国家利益和世界各国共同利益的各个角度去加以思考，对国际经济关系进行更深层次的揭示。在全球合作中，既要反对国家利益的无限“膨胀”和利益上的患得患失，实现世界各国共同利益的平衡，又要最大限度地维护本国利益，是危机下世界各国不可回避的国家策略的重要选择。

中国在国际格局中的定位

随着中国国际地位的不断提升和影响力的日益扩大，在应对金融危机、气候变化等全球性问题以及国际金融体系改革和地区安全问题上，中国作为一个有广泛影响的大国必然要越来越多地承担相应的国际义务，并负有一定的责任。在参与各个领域的全球多边、双边合作与协调中，中国的国际定位关系到未来国际格局形成的基本走向。

金融危机后，随着全球金融市场的不断调整和金融体系改革的展开，以及各国积极财政和宽松货币政策的实施，全球经济、金融形势趋于好转。但尽管如此，全球复苏仍停留在一个较低的水平，特别是发达国家持续低迷的国内需求和居高不下的失业率、愈演愈烈的欧洲主权债务危机不仅制约着全球经济的进一步复苏，也加大了全球经济的不确定性，甚至全球经济二次探底之说也由此浮出水面。在此背景下，一方面限制了各国调整宏观经济政策的空间，同时前期应对金融危机和经济衰退的各国政策合作也产生了分歧。在错综复杂的国际经济与金融环境下，中国的国际定位如何确立，已成为中国对外战略调整和选择最现实的问题。目前，中国在国际关系各个领域的互动中，既有多边的全球合作也有双边的国际合作，既有世界共同利益与双边利益的协调也有国家利益的冲突和博弈，体现了当前中国与世界各国的互动关系越来越深入，涉及的领域越来越广泛。特别是在作为全球最具影响力的双边关系中，中美经贸关系的重要性和竞争性在“后金融危机时期”体现得更加充分，构成了合作与协调同摩擦与博弈的战略性全方位竞争态势，表现为战略利益层面背后的博弈。

2010年以来，在短短的数月内，中美两国先是在包括对台军售、会见达赖、谷歌事件、贸易摩擦等问题发生冲突，尔后3月间美国国会部分议员不断炒作人民币汇率问题，要求奥巴马政府对人民币汇率施压，并威胁要将中国纳入“汇率操纵围”行列，不惜发动贸易大战。对此，中方则在美对台军售问题上表示，台湾问题作为中国的内政，是中国的核心利益所在，中国对此永远不会放弃，并强烈抗议美国继续对台军售，暂停了首次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确定的军事交流，同时表示要对售台军火的美国公司实施制裁；在奥巴马会见达赖问题上再次重申，美方无视中国的强烈反对会见达赖，就是干涉中国内政；在汇率问题上明确表示，人民币汇率属于国家主权范畴，中国反对强制人民币汇率升值，不会任人摆布。由此，中美两国发生一系列严重争执与对抗多次使中美关系出现紧张，显然中美关系迎来了一个即有合作与协调也有摩擦和博弈的敏感时期。

在“后金融危机时期”，不仅美国为实现出口战略而实施的贸易和货币政策将更具针对胜与对抗性，其中包括汇率、知识产权、反倾销、反补贴等政策；而且其他国家也会仿效。因此，处理好国家利益与双边或多边国家共同利益的关系，在最大限度上维护本国家利益的前提下实现共同利益，不仅是世界各国利益的诉求，也是中国国家利益的所在。从中美经贸关系以及中国与其他经济体经贸关系的发展现實看，中国与各经济体的多边或双边合作与协调不断深入，互惠利益也在相应增加，共同利益面逐步扩大，但冲突与摩擦也在不断增多。由此，如何应对西方频繁出台的、带有浓厚保护主义性质的贸易和货币政策，最大限度地维护国家利益和实现国家利益的最大化，是当前中国面临的、不可回避的新问题。从国际关系的角度看，国家利益与世界各国共同利益存在着相同的利益对立与依存关系，国际社会中的每个主权国家与利益主体共同利益都离不开双方的存在与合作，共同利益是通过合作与协调实现的，也是通过博弈来完成的。特别是随着经济全球化的不断发展，各国之间的经济、金融相互依赖程度进一步深化的情况下，经济、金融领域相互合作与日俱增。人们不得不接受这样一个事实，没有广泛的国际合作就不可能创造出最大限度的价值，世界各国在追求和实现国家利益的同时，必须学会从全球整体角度审视国家利益与世界各国共同利益的关系。

另外，在广泛的全球合作中，随着中国经济的持续快速发展，中国经济总量目前已位居全球第三(有预测称2010年将跃居全球第二)，外汇储备高居世界首位，中国经济实力出现了质的变化。由此，中国在国际格局中的作用和地位不断增强，影响不断扩大，对全球和地区经济的稳定与增长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对此，中国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要与世界各国加强国际合作与协调，共同解决和处理全球性问题，同时作为一个负责任的政府当然也要维护本国人民的根本利益，在国家利益与世界各国共同利益的博弈和碰撞中权衡利弊。

(责任编辑　王栋)

作者：王 东

金融危机与国际货币体制论文 篇2：

沙特在全球石油贸易治理中的角色透视

摘要：石油资源权力是沙特在国际社会中权力地位的主要来源和重要基础。沙特在全球石油贸易与权力格局中占据了核心地位，发挥着全球石油供应浮动国、机动国的角色，对于全球石油市场和大宗商品市场的稳定发挥着重要作用。同时海合会与欧佩克使沙特在全球石油领域中的影响力呈现出放大效应，新的全球经济治理机制G20进一步提升了沙特在全球石油贸易治理中的地位与作用。然而，石油美元体系的存在凸显了沙特在全球石油贸易治理中的关键地位与主要困境。

关键词：沙特阿拉伯；全球石油贸易治理；石油资源权力；石油美元体系

文献标码：A

能源特别是石油具有鲜明的经济属性和战略属性，经常成为国际政治经济斗争的焦点问题。石油也是国际大宗商品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典型代表，世界经济对于石油具有高度敏感性，在最能反映全球大宗商品价格与宏观经济变动情况的CRB指数所选取的约20种大宗敏感商品中，石油的权重就占到23%，遥遥领先于其他大宗商品。全球金融危机以来，国际石油价格除了短期内的急剧下滑之外，基本维持在高位波动，推高了全球整体物价水平，给世界经济复苏和增长稳定带来较大负面影响。因此，加强石油等全球大宗商品贸易的治理是全球经济治理特别是全球贸易治理重点关注和亟待解决的问题之一。在此背景下，拥有全球最大石油储量和剩余生产能力以及承担着全球石油供应机动国角色的沙特成为全球石油贸易治理的关键力量。

一、沙特在全球石油贸易体系中占据核心地位

相互依赖特别是不对称相互依赖也是一种权力来源，这在国际石油领域有着鲜明体现。作为世界超级石油大国，沙特在国际能源体系中占有重要地位。石油一直以来都是沙特最为重要的国家资源优势和竞争力来源，石油资源权力是沙特在国际体系中最为突出的权力资源，也是沙特在国际社会发挥影响力和拥有较高国际地位的基础。沙特凭借独步全球的石油储量、生产能力与市场调节能力确立了世界石油霸主的地位，成为国际石油贸易格局中最具权力地位的国家之一。在坚持对本国石油资源绝对控制权的基础上，沙特重视参与国际石油贸易，力争获取国际石油市场的相对主导权，沙特规模庞大的石油生产必须依靠国际石油市场流动才能获取巨大的经济利益和国际权力，因此，积极参与国际石油贸易并掌握国际石油市场的相对主导权是保障沙特自身国家利益的途径。

第一，沙特在全球石油贸易体系及其权力格局中占有首要份额和核心地位。中东波斯湾是世界石油储量的核心地区，而沙特位于这个核心地区的核心，沙特长期雄踞世界石油储量、产量与出口量世界第一的位置，在全球石油市场拥有巨大影响力，是名副其实的全球石油霸主，其在国际石油贸易中的大国地位也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认可。沙特的储量高居世界首位，根据BP世界能源统计年鉴，2011年底沙特的石油储量高达365亿吨（2654亿桶），占全球储量的16.1%；而根据OPEC的统计数据，沙特石油储量占全球储量的17.9%（见图1）。

据沙特《利雅得报》2011年8月报道，自1938年沙特达曼油井开始商业开采至2010年底，沙特累计共生产超过1300亿桶原油。据此估算，沙特已经开采了其原油储量的32.9%，按照现有产能还可供开采72.4年。从石油产量上来看，沙特长期雄居世界石油产量冠军宝座，仅在个别年份略低于俄罗斯。2011年沙特原油产量达到1116万桶/日，占到中东地区产量的40.3%、世界产量的13.2%。从石油出口量来看，2011年沙特原油出口量达到663万桶/日，占到其原油产量的59.4%，占同年中东原油出口量的33.6%、世界原油出口量的12.1%，远超过世界其他石油出口国（见图2、图3）。虽然沙特原油出口所占比重呈现下降波动趋势，但世界石油霸主的地位使沙特在石油贸易中的相关行为天然地具有了世界性的影响力，对全球石油贸易具有牵一发而动全身的效果。而且沙特在石油供应上具有超强稳定性，同时始终保有较大剩余生产能力，能够通过调节自身产量保障全球石油供应稳定。

总体来看，沙特始终保持着全球最大的石油储量、产量与出口国的地位，通过在石油领域的独一无二的世界地位，并将自身的石油权力进一步与世界权力格局相结合，在世界石油与能源贸易体系与权力格局中占据核心地位。鉴于当前世界经济发展和全球能源市场大国争夺的态势，作为全球最大的石油生产国和输出国，沙特在全球石油贸易中也占有较为有利的地位。有学者通过比较世界主要石油生产国、出口国、消费国和进口国排名发现，国家的“身份”越是多重，对世界石油体系的影响就越是复杂。从主要产油国的产量、出口量与储量结合判断产油国在世界石油体系中具有的现实和潜在影响力，沙特是真正具有持久影响力的产油国。从现存世界石油体系结构和权力分配关系来看，考虑到沙特超群的石油生产与调节能力、在欧佩克中的核心成员国地位、沙美特殊关系等诸多因素，可以发现沙特是唯一真正对世界石油供应产生长期决定性影响的产油国。

第二，沙特发挥着全球石油供应调节器或者浮动国、机动国的角色，对全球石油市场和大宗商品市场稳定发挥着重要作用。除了巨大的石油储量与产量之外，沙特的重要性还突出体现在它拥有的强大剩余产能，依托自身庞大的石油储备与强大的生产能力，沙特长期保持着每天200万桶以上的剩余生产能力，以应对国际石油市场随时发生的不稳定局面，这一强大剩余产能成为世界石油贸易稳定的有力保障。出于经济、政治和地缘战略等多种原因，沙特经常利用自身的特殊影响力左右着石油价格的走向，对全球能源市场和大宗商品交易以及全球经济增长产生着重要影响。世界形势的动荡与不确定能够更加凸显沙特作为保障供应的产量浮动国、机动国的关键作用，在历次国际局势动荡时期，沙特都通过提高石油产能有效地稳定了国际石油价格。由于沙特在欧佩克内担当了产量浮动国的角色，为了共同的利益，当需要更多地压产时，它总是“自愿”承担更大份额的减产。沙特政府曾多次对外界申明自身拥有的石油储量、产量、出口量和剩余生产能力，努力保持每天200万桶的剩余生产能力以满足由任何原因造成的石油供应中断。有学者认为世界任何国家都无法发挥沙特那样的战略石油供应国的角色，它作为机动产油国在稳定油价方面的作用对于国际原油市场的有序经营至关重要，其保有的剩余生产能力使国际石油市场在每次突发事件和局部战争中都能保持稳定。

在2008年金融危机之前，国际油价一路飙涨，一度达到140美元以上的历史高位，在其他产油国普遍乐观、拟赚取高收入的情况下，沙特却保持着理性的清醒，多次出手增产抑价，这种看似不太理性的做法却蕴含着更大的牺牲和更深层次的理性。沙特在2008年年中之前就将本国石油日产量逐步提高到i000万桶的高水平，通过一己之力影响其他产油国进而稳定全球石油市场，做出了极具前瞻性的贡献。2011年利比亚局势动荡造成石油价格急剧上升，原油价格于当年4月份突破100美元关口，达到历史第二高位，沙特增产120万桶/日，其一国就完全弥补了利比亚停产（减产120万桶/日）所带来的供应缺口。2012年，沙特频频发话要利用自身产能把油价压下去，石油大臣纳伊米在《金融时报》上撰文宣称，沙特有实力将油价维持在合理的水平，为世界经济复苏提供动力。同时强调目前产能可达到1250万桶/日，应付一般的全球市场需求变动绰绰有余。

第三，沙特稳健、温和、合作性的石油政策也使其受到发达国家和新兴国家等的信任与支持，加强了其在全球石油贸易治理和全球经济稳定中的作用。坚持实行温和合作性的政策是沙特石油战略与政策典型而长期的特点。透过过去几十年来来纷繁复杂的石油政策可以发现，沙特在收复了石油控制权之后的石油政策维持了一种幕后的理性与规律，沙特其实一直在石油产量、价格和份额之间寻求一种平衡，努力把石油产量和价格维持在既能保障石油出口收入又能使石油消费国接受的水平，以谋求自身石油供应的长期性和稳定性并维持国际市场对石油的需求依赖，奉行了一种稳健、温和与合作性的石油政策，当然这里面有地缘政治、国家安全和国内稳定、预防其他产油国的冲击与坐大等多种因素的影响。沙特政府在石油政策上比较理性且绝不激进，一贯认为石油资源开发应兼顾多方的需要；石油价格极其敏感，过度上涨或下跌对世界经济都不利；石油生产国与消费国应建立更具建设性的相互依赖关系而不是相互冲突；承认世界石油资源的有限性及价值上升趋势，产油国与消费国需要共同努力利用好石油资源等。

美国学者吉尔斯佩·凯特和亨利·克莱蒙特在20世纪九十年代曾阐述了海湾战争以后的国际石油新机制，认为国际石油新机制的特点是美国雄厚的军事政治力量与沙特丰富的石油能源储备之间的合作关系。沙特长期以来与美国保持了准同盟关系，在安全上对美国有较大依赖，在国际上十分注重与美国及西方国家的政策协调，坚持合作性而非对抗性的态度与政策；美国也有意识地借助沙特的力量保障本国石油安全与维护其霸权地位。温和、合作及亲西方的外交政策特点使沙特赢得了美国等西方国家的支持，为沙特参与全球政治经济事务赢得了更大的空间。沙特在石油贸易政策上更是十分注重与美国等西方国家的协调配合，而不是一意孤行，特别是相对于伊朗、委内瑞拉等国的对美挑战性政策，沙特的稳健、温和、合作性的政策更显突出。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前，沙特采取的增产抑价措施在一定程度上也受到了美国的鼓励，2008年5月时任美国总统小布什专程到访沙特进行说服，沙特对美国的要求做出了积极的回应。

二、GCC和OPEC使沙特的影响力呈现放大效应

欧佩克（OPEC）是全球石油生产供应格局中最具决定性的力量，由于拥有全球大部分的石油储量与产量，并且控制着世界全部剩余生产能力，并享有巨大的成本优势，这给予了欧佩克影响世界石油供给并因此影响石油价格的自由决定权。根据BP的统计数据，2011年OPEC占到世界原油储量的72.4%和产量的42.4%；而根据OPEC的统计数据，同年OPEC占到世界原油储量的81%和产量的42.8%，其中沙特储量占到欧佩克和世界的22%和17%以上。OPEC拥有已证实原油储备12000亿桶，原油总产量达到3012万桶/日，原油出口量达到2346万桶/日。而海合会（GCC）是OPEC中拥有最大石油储量、产量的群体，占有着决定性的地位。沙特作为GCC与OPEC的核心与领导成员拥有巨大的影响力，在全球石油市场上的作用不断扩大，2011年GCC石油储量达到4955亿桶，占到世界的33.4%；产量达到1604万桶，占世界的22.8%；出口量达到1269万桶，占世界的32.7%。面对国际石油市场的变动，一方面沙特与GCC、OPEC其他成员国通过组织内部机制适时调节生产配额影响国际石油市场：另一方面通过自身的言行政策带动其他产油国采取更大范围的一致行动，其温和合作性的石油政策在国际石油市场上发挥着引领性作用。

第一，沙特依托自己强大的石油储量、产量与剩余生产能力，在海合会与欧佩克中占有龙头地位，是海合会与欧佩克的内部决定性力量，也进而增强了沙特对全球石油市场及价格的影响力。沙特以世界第一的石油储量和出口量，以及最灵活可靠的石油剩余产能，在海合会与欧佩克中稳居核心地位。根据欧佩克的有关统计数据可知，沙特占到海湾六国石油储量、产量与出口量的50～60%，2011年这三项数据分别为53.6%、57.3%与56.9%。2011年沙特原油储量为2654亿桶，占全球储量的17.9%和OPEC储量的22.1%；原油日产量为931万桶，占到全球产量的13.2%和OPEC产量的30.9%；原油出口量为每天722万桶，占到全球出口量的18.6%和OPEC出口量的30.8%（见图4、图5）。在海合会与欧佩克内部，沙特以世界第一的石油储量和出口量，以及最灵活可靠的石油剩余产能，稳居石油领域“龙头”地位，可谓一言九鼎。

沙特一直发挥着全球石油供应浮动国、机动国的作用，世界上真正具有有效剩余产能的国家主要就是沙特。沙特长期保持着200万桶/日以上的剩余生产能力。有报告指出，OPEC剩余产能的绝大部分在GCC，而GCC的剩余产能主要在沙特，沙特一国的剩余产能占到OPEC全部剩余产能的60%以上，个别年份曾经达到90%，地位举足轻重。沙特近年来的石油日产量为900多万桶，其中最大石油产能为1250万桶。沙特官方也多次宣称，如有必要，有能力将本国石油产量提升至1200万桶以上，历史证明，沙特在特殊时期总是能够发挥出控制油价疯狂上涨的作用。因此，沙特的石油生产及保障能力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GCC与OPEC的作用大小，GCC与OPEC也使沙特在全球石油领域中的地位与作用呈现出放大效应。

第二，海合会与欧佩克的成员组成、结构特征以及运行机制使沙特在其中拥有领导核心地位。沙特一直占有海合会石油生产和出口量的50%以上，拥有欧佩克石油生产和出口量的1/3，拥有世界最大的生产能力和石油储量以及剩余生产能力。在供应过剩的时候，沙特通过减产维持了石油价格；在供应紧张的时候，沙特增产防止价格过分升高。生产上的主导地位和经济实力使得沙特有能力影响海合会与欧佩克的石油政策，进而影响到全球石油市场变动。

海合会是一个高度同质、结构紧密的区域合作组织，沙特是海合会的领导核心，是海合会一体化不断取得进展和保持活力的推动与保障力量。沙特在海合会内拥有最大的领土面积、人口规模与经济总量，沙特国土面积占到海湾六国的84%，人口占到六国的70%，而经济总量、石油资源与产量、对外贸易额、金融资产等指标均占到海湾六国的40～60%。特别是从海湾国家最重要的经济支柱——石油资源及其权力地位来看，沙特石油储量、产量和出口量占到海合会的50%以上。沙特作为海湾六国中天然的“大块头”，无论是在合作议程的设定、组织机制的设计与变革还是发展前景方面都占有主导地位，加之海合会其他国家与沙特在政治、经济、安全与外交上具有高度一致性，沙特发挥着显著的领导核心作用。沙特在海合会中的领导核心地位使其石油政策与行为具有标杆性的引领作用，这使沙特对石油市场的影响力首先在海合会的依托下呈现出放大效应。

欧佩克是一个由产油国组成的、各成员国具有高度独立性的石油垄断联盟，由于缺乏对成员国有效的约束与惩罚机制，欧佩克发挥影响力的基础在于各成员国特别是核心成员国的配合与支持。阿拉伯产油国特别是海湾产油国数量集中、储量产量比重大、国家之间的同质性高，历来在欧佩克内占有核心地位，阿拉伯石油输出国组织特别是海合会的成立更使海湾国家在欧佩克中的核心地位日益稳固。沙特是欧佩克中的创始成员国与最大产油国，又是阿拉伯石油输出国组织与海合会的领导核心，这使沙特在欧佩克的组织架构中占据了事实上的核心地位。沙特作为欧佩克的核心成员还因为其在维护欧佩克团结、保持欧佩克的世界影响力上具有决定性的地位，沙特利用自身强大的石油生产能力，一方面使欧佩克在面对非欧佩克产油国的挑战时具有强大、及时的应对能力，保持欧佩克的世界主导地位；另一方面在缺乏组织机制有效约束的背景下，努力弥合内部分歧，并通过主导石油供应与油价的能力对个别破坏欧佩克统一政策的国家进行事实上的惩罚。因此，欧佩克能否发挥作用取决于组织内核心成员国的能力和意愿，而沙特的核心地位使其拥有欧佩克内最大的影响力，占有无可替代的领导地位。

第三，沙特在欧佩克中历来是温和派，奉行温和、合作性的石油战略政策，在不同时期与欧佩克中的激进派国家形成了鲜明对比，长期以来温和派占据上风也让沙特在全球石油市场中的形象与地位更加突出。欧佩克内部历来存在着温和派（或鸽派）与激进派（或鹰派）之争，内部分歧与争斗伴随着欧佩克的发展历程，伊朗、阿尔及利亚、利比亚、伊拉克、委内瑞拉等国在不同时期都曾是欧佩克内的激进派国家代表。而沙特与海合会国家历来是欧佩克内部温和派的代表，它们一直在石油产量、价格和份额之间追求平衡，努力使石油供应及价格兼顾石油生产国与消费国的利益，以实现全球石油供应的长期性和稳定性，也从根本上维护产油国的利益。这与沙特一贯奉行的稳健、温和与合作性的石油政策相一致，也与沙特的国家安全、外交政策密切相关。沙特不愿意欧佩克采取过激甚至是对抗性的石油政策，影响到全球石油市场的稳定与自身安全，更不愿意看到本国石油利益被欧佩克所控制，甚至是被少数激进国家所绑架。因此，对于欧佩克内部激进国家的持续挑战和严重分歧，沙特联合海合会国家坚持了长期斗争，并掌握了欧佩克内部的石油政策主导权，发挥着稳定全球石油市场的中流砥柱作用。

沙特作为海合会与欧佩克的核心领导成员，从自身长远利益和维护海合会与欧佩克地位考虑，凭借石油优势与其他产油国一道控制世界油价和石油的供应生产，保持国际石油市场的稳定；另一方面在处理国际关系和地区敏感问题时，沙特注意保持与石油消费国的协调，对运用“石油武器”比较慎重。沙特依托自身的强大能力在海合会与欧佩克中发挥着领导核心作用，同时并不是完全跟着欧佩克成员国的大多数意见走，而是保持着某种前瞻性的理性与清醒，在欧佩克和全球石油市场上引领了产油国的石油政策，扮演着国际石油供应机动国的作用和孤独救世者的形象。通过与欧佩克内激进派国家的政策对比更加可以看出沙特在石油政策上的温和、合作性特点，而沙特与GCC奉行温和、合作、亲西方的外交政策，特别是与美国的特殊关系使沙特与GCC得到世界各方特别是主要石油消费国的信任与支持，这也增强了沙特在欧佩克内的核心地位与在世界石油贸易体系中的关键作用。

三、G20凸显了沙特的全球系统重要地位

金融危机爆发后，沙特与其他新兴国家一道获得了逐步增加的全球经济权力，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和世界银行（WB）中的份额与投票权大幅提高，并在IMF中获得了单独董事席位。特别是作为G20的初始成员国积极参与新的国际经济治理机制的创建，随着G20逐步取代G8成为全球经济治理的主要机制与平台，沙特作为G20中唯一的阿拉伯国家、产油国的代表以及巨额石油美元的掌控者，其在全球经济治理中所发挥的作用受到世界关注。鉴于石油美元、主权财富基金、石油金融、伊斯兰金融等与沙特关系密切的全球经济元素的地位不断提升，对全球经济、贸易、金融与投资等影响日益扩大，沙特在其中占有的重要地位使其在相关的全球经济治理问题上发挥着重要作用。G20发挥在上述问题上的更大治理效力离不开沙特的积极参与，沙特的积极参与也将提升G20机制在全球经济治理中的权力地位。据笔者统计，2008～2012年G20共举行了七届峰会，主要议题大约共有31项，与沙特高度相关的大约有16项。通过G20这一主要全球经济治理机制，沙特凭借自身独特而重要的地位在当前和未来的全球经济治理中发挥着日益增大的影响力，同时，G20也凸显了沙特作为超级石油大国在全球石油贸易治理中的地位与作用。

众所周知，油价是影响世界经济稳定运行最主要的因素之一，油价高企往往威胁着世界经济稳定，特别是在经济危机时期，油价的波动对世界经济形势有着立竿见影和深入复杂的影响。为应对油价波动对全球经济稳定运行带来的风险，石油输出国对本国石油生产进行提早规划和适时调整就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当前的全球石油市场面临新形势，新兴经济体能源需求占全球能源需求的比重不断提高，国际原油价格上涨成为全球经济复苏面临的主要风险。西亚北非局势动荡使能源安全地缘政治特征进一步强化，地缘政治、自然灾害等外部因素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给石油市场带来如此大的威胁和风险。石油市场稳定是全球性问题，国际合作是解决能源安全问题的重要途径，加强合作可以有效防范风险。即便是能源高度独立的国家，也应该将国内资源整合到国际框架内，以便得到最佳部署。其中通过全球层面的治理机制，如G20讨论和协调石油与能源政策，成为共同稳定全球石油市场的重要途径。

沙特作为世界石油市场具有重大影响力的石油超级大国，在全球经济贸易体系中具有日益突出的系统重要性，其对石油生产与出口进行合理控制与调节，保持油价稳定，对于配合世界各国恢复经济、应对经济危机具有重大意义。沙特对全球经济稳定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其石油政策上，如为维护国际油价稳定做出了自己的巨大努力，积极考虑石油进口国的要求，极力平衡产油国的分歧，甚至主动增产等。在新的全球经济治理机制G20框架之下，沙特的重要身份之一就是石油输出大国的代表，面对金融危机后的世界经济严峻形势，沙特坚持与G20国家进行大国协调，努力发挥更大的作用。在沙特参加G20金融峰会之前，沙特采取的直接或间接措施时刻影响着世界经济的发展，加之沙特作为世界石油市场的重要领导者与组织者，使其成为调节世界经济平衡的重要角色。

沙特在石油贸易治理中始终奉行稳健、温和、合作性的对外政策，与发展中国家、发达国家均保持着良好关系，不追求一己私利或集团对抗，发挥着全球石油市场调节器、稳定器的作用。在G20框架之下，面对金融危机后的世界经济严峻形势，沙特坚持与G20国家进行大国协调，努力发挥更大的作用。如在2008年G20华盛顿峰会上，为了配合G20领导人一致承诺稳定经济的行动，沙特表示将力保油价稳定，为世界经济复苏创造良好环境。沙特国王阿卜杜拉在峰会结束后发表声明，“我们将继续发挥我们的作用，以确保石油市场的稳定。沙特将继续推进在基础项目建设方面的投资计划。”他表示预计沙特今后5年在政府和石油行业方面的基础设施建设投入将超过4000亿美元。沙特在2010年多伦多峰会中向各国展示其兑现有关执行经济刺激计划和政府开支以及经济改革承诺的举动，尤其是沙特政府为使国际油价保持在能够使各国经济发展可接受的范围内做出的努力。2011年11月沙特财政大臣阿萨夫在参加G20戛纳峰会时指出，沙特将一如既往地为国际原油近期、远期市场的平衡做出实实在在的贡献，沙特强大的石油储能和产能加强了世界经济发展。同时沙特政府增加财政支出，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增加进口扩大内需，支持了世界经济发展。在2012年2月利雅得召开的第三次G20成员国议长协商会议上，沙特宣称将与国际社会一道确保能源市场稳定并支持能源生产国与消费国对话，为世界经济可持续发展贡献力量。2012年，面对国际需求上升、伊朗核危机加剧等因素的影响，美国和欧盟因核问题对伊朗石油的制裁原本可能导致油价高涨，重创全球经济。沙特多次向外界强调了其强大的剩余生产能力，表示可以随时增产，并将2011～2012年石油产量保持高位——1000万桶/日左右，令油价上涨冲动受到抑制。三月份布伦特原油一度攀升到每桶128美元，但后来回落到每桶109美元。在2012年的G20洛斯卡洛斯峰会上，沙特宣布准备调整现有的闲置产能以确保充足的石油供应，受到G20各国与国际社会的欢迎。沙特石油大臣纳伊米在2012年11月阿联酋阿布扎比的一个油气展会上表示，沙特对当前的油价及国际原油市场的状态非常满意，并表示沙特10月份原油产量达到每天970万桶。

沙特不仅依靠稳定增长的石油生产能力保障世界石油市场的供需平衡，同时特别强调世界石油市场非政治化的观点，致力于加强与其他产油国的合作，积极推动世界石油输出国与消费国之间的对话与协调，这一政策目标已经内化到沙特石油战略与对外经济行为之中。沙特一贯主张增进理解、消除对立，考虑石油消费国的利益，不主张以对抗的态度增强石油生产国的地位，在一系列的对话、合作中都发挥了重要作用。为此，沙特利用产能采取经济行动，为不断增长的世界石油需求提供供给保障，稳定世界石油市场，建立稳定有序的世界石油市场机制，也为世界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做出了自己的贡献。

四、石油美元体系凸显了沙特的关键地位与主要困境

20世纪七十年代第一次石油危机之后，美国通过与沙特的秘密协议及其他一系列操作使美元与石油紧密挂钩，石油美元在给石油输出国带去无数财富的同时，也成为维系美国的金融与经济霸权的新支柱。罗伯特·基欧汉曾指出，美国的影响建立在三种主要的利益机制上：稳定的国际货币体系、开放的市场和保持石油价格的稳定。正是石油美元计价机制保证了美元地位和美国霸权的实现，成为20世纪七十年代以来美国经济霸权的基础。美元作为石油交易的唯一计价与交易货币成为当代国际货币体制即美元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巩固了美元的霸权地位，也形成了影响深远的石油美元体系。

沙特在全球石油美元体系中占有重要地位，石油美元体系为沙特带来了巨大的经济利益和较高的国际地位。相对于大多数产油国的边缘地位，石油与美元的紧密结合使沙特进入了全球石油权力结构体系的核心区域；而石油美元的不断扩大为以沙特为代表的产油国带来了日益增多的财富，依靠源源不断的石油出口收入积累了巨额的石油美元。沙特拥有全球最大的石油美元规模，也是全球特别是中东地区石油美元的领头羊与风向标，依托全球最大的石油储量、产量，建立在石油出口收入基础上的石油美元使沙特在未来的全球石油美元体系中将占据更加重要的地位。新世纪以来的油价上涨使沙特积累了更为丰富的新石油美元，仅2008～2012年，沙特石油出口收入就达到13200亿美元，石油出口收入带来的贸易顺差总额也达到8900亿美元，在全球产油国中石油收入比重最高。当代石油美元回流机制显著地影响着全球经济、金融与投资市场的变动，以美国与沙特为核心的全球石油贸易、石油美元体系在极大影响着全球经济体系的同时，也使沙特获得了更高层次的全球经济地位。

石油美元体系也给沙特带来了难以摆脱的困扰，其中石油金融化趋势尤其凸显了其政策与地位困境。石油金融化的实质是石油价格日益受到国际金融市场和金融资本的影响和操纵，而当前石油金融主要受西方金融资本操纵，石油消费国和石油生产国都受到被动影响。沙特作为世界石油市场上呼风唤雨的石油霸主，面对着石油金融市场的剧烈波动也显得十分无力，只能望洋兴叹，本国的石油出口与石油收入也为国际石油金融市场所左右，为保障全球石油市场稳定与自身国家利益需要付出更大的努力。对于包括沙特在内的产油国来说，石油定价权关乎自身石油收入以及国家财政预算与经济发展，被动地受国际石油金融市场的波动影响虽然没有直接影响到其石油收入甚至是受益者，但它增加了石油收入及其经济发展的风险，也不利于国家安全与国际权力地位的巩固，事实上作为沙特最为重要的国际权力来源的石油已经因为石油金融的巨大作用而大打折扣。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由于油价的急剧下跌使沙特的石油收入大幅度下降，从2008年的2937亿美元降为2009年的1628亿美元，主要依靠石油收入的财政收入同期从2933亿美元大幅降至1346亿美元，GDP也随之出现了下滑。沙特作为最大产油国当然不会满足于在国际石油金融市场上的被动局面，加强对石油金融市场的治理与对国际石油的控制权紧密联系起来，对于沙特来说也是维护自身国际社会权力地位的必然要求与重要内容。

石油与美元的结合既让沙特获得了巨额财富，提升了其在全球经济体系中的地位，又使沙特等石油出口国的巨额石油美元长期回流美国金融市场，有力地支撑了美元的国际储备货币地位，事实上为美元的世界中心地位以及美国的世界霸主地位做了部分“背书”。而由美元主导的全球货币信用体系和浮动汇率制所引发的流动性过剩是全球石油价格暴涨暴跌的本质（制度性）原因。在石油美元体系下，美元的中心地位以及流动性过剩使得油价随着美元汇率不断出现起伏，近年来美元的不稳定局面更加大了石油市场的动荡。沙特的石油美元主要投向了美国等西方国家，石油美元机制以及沙特盯住美元的汇率制度在一定程度上支撑了美元的国际货币地位。在当前美元贬值、信用下降的背景下，产油国特别是沙特的经济政策也影响着美元的国际地位。金融危机后曾经有传闻说沙特计划取消盯住美元的汇率制度因此影响了美元汇率的例子深刻说明石油以美元计价对于美元的国际地位有着强大的支撑作用，也说明了沙特对美元地位的影响力。同时，从其他一些侧面降低美元对石油价格的影响力也是沙特能够做到的，2009年沙特宣布改变输美原油作价基准的决定就对国际石油市场产生了一系列影响，引起多个产油国的效仿，这充分说明沙特利用自身的石油权力地位做出的政策决定影响着石油金融市场与全球石油贸易体系。但另一方面，沙特自身又明显受到石油美元体系的深刻束缚，其政策选择余地有限，近年来随着美元持续贬值、经济危机以及限制因素的增多更凸显了沙特在全球石油贸易体系中的困境。金融危机以来，为了缓解金融危机，美国政府采取量化宽松货币政策虽然有助于美国经济复苏，但却导致美元作为国际储备货币在全球的流动性泛滥，造成石油等全球大宗商品价格的不断上涨，导致许多国家面临着巨大的通货膨胀压力和资产泡沫问题。身处石油美元体系核心的沙特也深受美国量化宽松政策以及其他经济金融政策的困扰与影响，其在全球石油贸易体系中的地位与作用也受到很大限制。

（责任编辑：李意）

作者：邹志强

金融危机与国际货币体制论文 篇3：

人民币国际化与金融安全

货币的国际化，堪称一国综合国力金融折射的表象，更是综合国力体系化运用的结果。从货币发展史上看，货币国际化的进程，往往伴随货币被操控的高风险，而成功的货币国际化，又总是通过市场机制的先行到位，有效地实现了风险控制。中国入世10年，经济、贸易、投资和外汇储备规模快速扩大，人民币国际化提上政治日程，这无疑符合当前中国经济发展阶段的现实要求。

货币国际化

从世界经济发展史上看，货币一般从功能上分为“国民货币”和“国际货币”两种。所谓“国民货币”，顾名思义，就是仅限于某一“民族国家”使用的境内货币。这种货币体现着货币的一般功能，即价值尺度、交易工具和贮藏手段。而“国际货币”，则是跨越国境可使用的货币。此时，货币的一般功能有所扩展，形成货币的六大功能，即在一般功能之外，增加了“投资工具”、“储备资产”和“外汇媒介”三大功能，同时具备这六种功能的货币，才有条件成为“国际货币”。显然，“国民货币”的功能扩展，并演化为“国际货币”的过程，便是“货币的国际化”过程。

在国际金融市场上，具备国际货币功能的货币有很多，但并不是所有的国际货币都具备扮演国际货币体制的主导货币的条件。实际上，货币犹如语言。当今世界，英语可谓是行走天下，广泛交流的关键语言。其原因在于，英语交流范围广，交流成本低。在国际金融市场中，也有类似的情形。当某一货币被广泛使用，交易规模最大，交易成本最低时，这种货币堪称金融市场中的“英语”，如二战前的英镑、二战后的美元。而这种被广泛选择的货币，也就具备了主导国际货币体制的可能条件，被称为“国际关键货币”，或“基轴货币”，或“枢纽货币”。

虽然国际货币有悠久的历史，如早在拜占庭帝国时期，拜占庭货币就曾远行世界的大部分地区，堪称最典型而古老的国际货币。但拜占庭帝国并未构建起真正意义的“国际货币体制”。1880年，当沙俄、德国和日本等列强跻身金本位制后，“国际金本位制”宣告完成，标志着“国际货币体制”正式成立。而此前，英国主导的“金本位制”仅限于英属区，并不具备“国际金本位制”的属性，自然也不具备国际货币体制的基本架构。由此看，“国际货币体制”不过只有百余年的历史，但在这百余年里，人类却经历了最大规模的两次世界大战。从这个意义上看，国际货币体制的历史，堪称国际政治、外交乃至国际关系史的重要组成部分。由此，我们在关注国际货币体制及其改革时，就无法忽略国际政治与外交的视角。

一般而言，国际货币体制由三个支柱性的制度组成。一是汇率的决定机制，二是国际收支失衡时的调整机制，三是国际流动性的供给机制。二战后，美国主导形成的“布雷顿森林体系”是典型的“国际货币体制”。第一，“布雷顿森林体系”明确规定了黄金美元捆绑型的“固定汇率制”；第二，在国际收支调整机制上，明确提出了“赤字方责任论”，即要求赤字方缩减财政，紧缩金融，增加储蓄，减少进口，扩大出口，平衡收支；第三，关于国际流动性供给，虽然“布雷顿森林体系”只规定了1盎司黄金=35美元的关系，但美国通过引用1937年制定的“官方储备黄金管制法”，禁止非官方交易黄金，并凭借掌控全球70％的储备黄金，一举控制了美钞的国际流动性供给权。这三大制度，成为美国主导“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制度条件，无疑也奠定了美元的国际关键货币的主导地位。从“布雷顿森林体系”到“美元体制”

1971年8月15日，尼克松发表声明，宣告黄金美元脱钩，此后经过发展变化的“国际货币体制”发生了“质变”，堪称对“布雷顿森林体系”的颠覆性否定。

“尼克松冲击”的意义在于摧毁了“布雷顿森林体系”的三大制度。第一，尼克松宣告黄金美元脱钩，直接否定了以1盎司黄金=35美元为平价的“固定汇率制”。第二，尼克松声明的前提是，美国已经表现为经常收支赤字化的结构，“赤字方责任论”不再符合美国利益，“调整国际收支的机制”，演变为“顺差方责任论”，其手段便是“汇率波动”。第三，上世纪60年后半期，戴高乐主导的“用美钞换黄金”潮流，演变为世界性的“黄金荒”，使“美元的流动性供给”倒灌。尼克松宣告黄金美元脱钩，在阻止“美元国际流动性倒灌”的同时，事实上也摧毁了“布雷顿森林体系”下的“国际流动性的供给制度”。

“布雷顿森林体系”瓦解后的国际货币体制，便是“美元体制”，或称之为“美国(美元)主导的国际货币体制”。

首先，从汇率的决定机制上看，1973年后，随着西方主要国家执行独立的自由浮动汇率制，基于市场而变化的“浮动汇率制”成为主流，且具有主要影响力；其次，从国际收支调整机制上看，“汇率波动”被作为主要的调整手段，不管其是否合理，至少反映了基于市场的机制属性；第三，纽约金融市场成为美元国际流动性的主要供给者。而自1973年后，美国政府主导构建的“黄金期货”、“美元期货”，以及“石油期货”等战略市场，与芝加哥的粮食市场、纽约商品市场合力，更给“美元体制”加固了“市场属性”。重要的是，“期货市场”是最能反映政府意志的市场，美国以期货市场为支柱，构筑了控制国际货币权力的基本工具，进而构筑了“超越美国的美元”，形成了事实上的“美元体制”。

市场和资本历来被认为是“支配权力”的有力工具。“美元体制”所依托的市场及其体系，不仅为美国控制“超越美国的美元”提供了有效的战略工具，事实上也为美国驱动世界资金以纽约为中心、以美元为表现，形成资金循环体系奠定了基础。在这样的体系下，世界资金以资金的方式流入纽约，纽约又以资本的方式将其输往世界，形成美国对世界的“资本支配力”。这就是美元几经危机，而“美元体制”不倒，美元至今无法被替代的市场制度原因。

人民币国际化的进程与金融风险

2011年，既是中国入世10周年，也是“布雷顿森林体系”瓦解40周年，同时，更是美国“9·11恐怖事件”10周年。中国入世，标志着中国经济融入世界经济体系，中国经济的和平发展战略进程全面步入全球化的历史进程。而美国的“9·11恐怖事件”，暴露了美国本土的地缘政治风险，标志着美国在全球化的推进进程中，无法继续单独维护战略市场的安全，意味着以纽约为中心、以美元为表现的全球资金循环体系(美元国际流动性的供给体系)及其魅力将发生历史性的扩散，美国单独维护“国际货币体制”(美元体制)的能力、方式和手段不再健全。而以“美国为震源的金融危机”更暴露了美国主导的金融资本主义，以及支撑美元体制的市场体系的破绽。由此，“超越美国的美元体制”无法避免地迎来了历史性的变革期，在此，作为世界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和世界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经济和中国市场便被赋予了完善国际货币体制的无法回避的历史使命和国际责任。从这个意义上看，人民币的国际化从一开始便步入了国际货币体制变革和完善的轨道，其目标显然也就更具战略性和国际责任性。

而从“美元体制”的“无体制”，即“市场化”特征，以及世界经济的全球化纵深发展的历史时代属性上看，人民币国际化的战略进程能否稳健、安全、负责任地推进，不可避免地将表现为如何构建开放的、公平的、安全的、有效的，并融入世界市场体系的金融资本市场。从这个意义上看，人民币的国际化进程，堪称中国市场及其体系的建设进程。

眼下，放松人民币在国际贸易中的使用管制，可谓人民币国际化的最基本的条件，即为人民币取得国际标价和结算功能提供了基本前提。而允许境外人民币离岸市场的开辟，又为人民币及时扩展国际货币功能奠定了有限的可能条件。关键是若促进各国储备人民币，使人民币取得国际贮藏手段的功能，则不仅要解决人民币的价值问题，还要构建人民币的政府信用和市场信用。在此，开放的国债市场建设，以及符合国际交易规范的国债清算中心的建设事实上成为人民币国际化的关键所在。

市场的建设过程，总是表现为市场开放和放松管制，以及市场法制化的过程。作为发展中的大国，中国经济内在结构复杂，既存在内在的发展阶段的差异，又存在内在的开放程度的差异，内在市场的“均质化建设”将关乎内在的政策及其体系能否发挥“均质的有效性”，而其结果将表现为人民币的“市场和政府双重信用建设”。显然这个过程，将不仅表现出国际市场和国际经济行为主体的外来风险，也会面临来自市场内部的经济行为主体的风险。由此，人民币国际化的进程又是一个充满市场建设风险的进程。经历了改革开放30年历程和人世10年的开放实践，我们虽然积累了丰富的改革开放的经验，但中国经济规模和市场规模的急剧扩大，对世界经济形成了前所未有的影响力，任何剧烈的波动，都可能对世界经济和中国经济本身构成巨大的风险。由此，人民币国际化的市场化建设，已经不允许我们继续“摸着石头过河”，客观上需要我们审慎考察中国、世界经济和市场变化，依存于世界经济和世界市场，构建可广泛参与的、厚实而博大的市场体系，运用市场构成的丰富性，分散市场本身的风险。

(本栏责任编辑　史小今)

作者：刘军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