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经验应对金融危机思考论文

收入增长到一定阶段后，经济结构将开始转型：工业增长慢于GDP增长，技术（人力资本）密集型服务业增长快于GDP增长。中国已经非常标准地进入了经济结构转型期。引领未来经济增长的动力主要来自两个方面：工业产业升级和人力资本密集型服务业发展，前者进展还好，后者面临发展瓶颈。中国有望形成收入增长、价值观转型与经济转型的良性循环。以下是小编精心整理的《国际经验应对金融危机思考论文(精选3篇)》，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国际经验应对金融危机思考论文 篇1：

对成立银监会改革的述评

央行承担金融监管职责行得通吗？

其实，中央银行承担金融监管职责，一直有相应的理论基础和实践经验。美国经济学家弗里德曼在《货币稳定论纲》（1959）中认为，履行支付结算和防止相关欺诈行为的特殊困难性，使得货币政策和银行业的监管高度相关。同时，由于货币的广泛渗透性，使银行业对国民经济各个产业都会产生重大影响，要使货币政策达到预期目标，必须与对银行业的监管相配合。1986年，弗里德曼在《政府在货币体系中有作用吗？》中，再次强调了这样的观点。
《中国经济周刊》视觉中心 首席摄影记者 肖翊I 摄影

此外，还有观点认为，尽管实施货币政策职能和金融监管责任有时会冲突，但只有中央银行能有效协调这两项职能。首先，货币政策的有效实施要通过金融机构，主要是银行的传导才能实现。为此，必须充分了解金融机构运行情况的信息。由中央银行承担金融机构监管职责，是及时、准确获取这一信息的有效途径。其次，在实施金融监管方面，中央银行具有特殊的信息优势。中央银行是银行的银行，扮演着银行业的票据清算、准备金存放、再贴现和最后贷款人的角色。这使得它能够及时获取金融监管所必需的信息。

2010年3月，美联储主席伯南克在众议院金融服务委员会听证会上作了“美联储在银行监管中的作用”的说明。他解释，首先，美联储具有广泛的专业知识，是唯一适合监管大型、复杂的金融机构，并解决其安全和稳健性风险以及整个金融体系稳定性风险的机构。二是美联储参与对各种规模银行的监管能够显著提高其履行中央银行职责的能力。特别是通过监管，美联储能在第一时间全面获得金融机构的运行和风险情况，这些资料对于制定货币政策极其有价值。三是美联储的中央银行职责及其监管能力的提高对于应对金融危机至关重要。不仅是这场危机，诸如1987年股灾和2001年的“9·11”恐怖袭击事件，也都证明了美联储在处理威胁金融稳定实践中的作用是不可或缺的。

人民银行对银行业的监管实践证明有成效，历史上多年积累的金融风险逐步化解。国有独资商业银行不良贷款持续下降。1994年对商业银行开始实行以风险管理为核心的资产负债比例管理。1998年发行了2700亿元特别国债，补充资本金。1999年组建4家金融资产管理公司，专门收购不良资产。2002年开始 ，实行贷款质量五级分类制度、审慎会计制度和经营信息公开披露制度。这些措施取得明显效果。从2000年，我国4家国有独资商业银行不良贷款首次出现净下降。2001年和2002年持续出现不良贷款余额和比例双下降。同时，非银行金融机构高风险状况得到有效控制。依法撤销了一批严重违规、不能支付到期债务的金融机构。

现实中央行与银监会工作内容密不可分

实践证明人民银行和银监会在很多领域履职密不可分，许多政策联合发文。在支持产业发展方面，2007年—2008年共同发布《关于加强和改进对奶业金融支持工作的通知》《关于做好金融服务促进我国奶业持续健康发展有关工作的通知》。在加强房地产管理方面，2007年—2008年联合作出《关于加强商业性房地产信贷管理的通知》《关于金融促进节约集约用地的通知》。在政策性信贷方面，2004年—2005年共同要求认真落实国家助学贷款新政策，保证高校贫困新生顺利入学，出台《关于加快落实国家助学贷款新政策有关事宜的通知》。在应急救灾方面，2008年共同作出关于全力做好地震灾区金融服务工作的紧急通知，关于做好汶川地震灾区农村居民住房重建信贷服务工作的指导意见，关于汶川地震灾前贷款因灾延期偿还有关政策的通知。

同时，在许多调控管理方面，也会不可避免地对对方有关政策提出意见。2008年，时任银监会主席刘明康发表《慎用“三率”调节流动性》指出，要审慎运用利率、汇率、存款准备金率等政策工具调节流动性，应加大公开市场操作力度，对冲过剩流动性。同时，人民银行稳健货币政策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要防风险。制定差额存款准备金率的重要参数就是银行资本充足率、不良贷款率等监管部门重点监测和指导的指标。

笔者赞同中央银行应加强实施宏观审慎管理，充实有关监管职能的意见，但并不赞同中央银行将银行业监管职能分离曾一度与我国金融发展相适应，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使我们有必要借鉴国际金融改革经验来反思我们的金融体制改革的观点。笔者认为，自2003年分设起，体制弊端就已显现。即使监管职能分离方案的提出者之一、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经济研究部研究员魏加宁也很快意识到体制改革并没有达到预期效果。“当初，我们主张将货币政策与银行监管两项职能相对分离，一个重要理由就是希望银行监管力度能够保持相对稳定，以防止银行监管力度跟随银根的松紧而同步振荡。但令人遗憾的是，在此轮宏观调控中，银行监管最终还是跟着宏观调控走了，甚至冲到了宏观调控的‘第一线’。”“为了推动市场发展、维护市场繁荣，监管部门有时就不得不进行‘托市’或‘护短’，从而导致监管部门在不知不觉中被监管者所‘俘获’，成为被监管者的利益代言人。”

总之，应充分根据中国国情研究制定金融监管改革方案，借鉴经验而不是模仿做法。我国历史上两次体制改革都是在借鉴国际经验基础上研究制定并实施的。下一步金融体制改革究竟如何借鉴值得反思。既要看发达国家如何改革，更要看发达国家改革的政治经济背景、文化和体制环境。应认清哪些问题必须通过体制改革来解决这一重大原则问题。体制改革犹如动外科手术，必须是内科等其他方法不能解决而必须采取的措施。一旦改革，即使认识到问题，也受各方面因素影响，纠正难度比较大。例如，此次关于是否参照英国模式成立专门行为监管部门应进一步深入论证。有研究提及，改革后的英国金融监管体制包括金融政策委员会、审慎监管局和金融行为监管局（FCA）。FCA保持独立，负责包括银、证、保在内的所有金融机构的行为监管，除包含金融消费者保护内容外，也包括对金融市场银行定价行为的监管。FCA是与英格兰银行相分离的独立并列机构。笔者认为，行为监管局可专门设立，但不应脱离央行而独立存在。首先，众所周知，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凸显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不足问题。保护金融消费者权益，对于提振金融消费者信心、维护我国金融体系稳定具有重要意义。应对处理次贷危机的美联储主席伯南克在总结工作得失时提及，美联储在监管过程中犯的一个失误，就是消费者保护做得不够好。美联储应当向住房抵押贷款人提供一些保护，这样至少可以减少一部分房地产泡沫后期的贷款违约，但由于种种原因，未能将损失降到最低。这表明，对金融消费者保护什么，如何保护，是央行应思考的重大问题。其次，行为金融关注的羊群行为等，实质是中央银行自存在起就关注的金融恐慌问题。恐慌是由于大家对金融机构失去信心而引起，具有自我实现的特点，常常会带来更普遍挤兑或更大范围的金融体系恐慌。中央银行的职能之一，就是为应对金融恐慌等危险时，向金融系统注入资金，支付给储户和短期借款人，从而稳定局势，结束恐慌。

（作者柳鸿生工作单位为中国人民银行沈阳分行，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与作者所在单位无关。）

国际经验应对金融危机思考论文 篇2：

中国已进入经济拐点瓶颈是公共服务业

收入增长到一定阶段后，经济结构将开始转型：工业增长慢于GDP增长，技术（人力资本）密集型服务业增长快于GDP增长。中国已经非常标准地进入了经济结构转型期。引领未来经济增长的动力主要来自两个方面：工业产业升级和人力资本密集型服务业发展，前者进展还好，后者面临发展瓶颈。中国有望形成收入增长、价值观转型与经济转型的良性循环。

中国的经济会不会更好？ 95后的生活会不会比父母更好？这是我要回答的核心问题。最近几年，中国经济持续下行，对此争议颇多，有表示乐观的，认为中国经济要崩溃的也不在少数。今天我同大家分享一下我对这个问题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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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结构转型的国际经验

经济社会的发展和演进和人的成长历程类似，在不同阶段拥有不同的特征。凡是进入高收入队列的经济体，都存在一些规律性现象。

第一个现象是，收入增长到一定阶段后经济结构开始转型。一个国家由穷到富的过程中，刚开始人口大部分从事农业活动，接着越来越多的农业人口开始进入城市，从事工业活动，这是农业社会到工业社会的转型。工业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之后，我们又会发现越来越多的人和资本离开了工业部门，进入服务业部门，这就完成了从工业部门到服务业部门的第二次转型。发达经济体社会都是由服务业主导，大部分人力也都分布在服务业里，这是非常强的规律性现象。

一个国家由穷到富，会先从农业社会演变成工业社会，再从工业社会演变成服务业社会。与这个规律性现象相伴随的是，几乎所有工业社会都是在类似的一定收入水平上向服务业社会过渡。国际经验的发现是，当一国人均GDP达到8000-9000国际元（1990不变价）时，该国的工业社会就发展到了高峰，在此之前工业部门将加速增长，而在此之后，不管是工业部门的就业占比也好，名义增加值占比也好，或者是居民消费支出中的工业品占比，都会出现趋势性下降，服务部门的就业、增加值和消费占比则持续上升。

从表1，我们可以看到这类结构转型的轨迹。二战后首先在美国发生这种结构转型，接下来是西欧和日本（西欧和日本几乎同时发生），70年代末轮到南欧，80年代中后期则是东亚四小龙。即所有成熟的高收入经济体都经历了类似的变化。发生上述变化有两个理由：一是制造业技术进步速度快于服务业；二是随着收入增长，消费者更加偏好难以制造的个性化产品，尤其是服务业。简单解释下第二个理由国民收入处于不同阶段时，对产品的需求是不一样的。当对标准化工业品的需求慢慢达到饱和后，就会把更多的支出放在消费服务上，即收入水平越高，消费支出结构会更偏向于服务。技术（人力资本）密集型服务业增长快于GDP增长。

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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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是否进入经济结构转型期？

刚才介绍的大背景可以帮助我们认识今天中国经济所处的位置。理解了中国经济今天的位置之后，我们可以找到很多理解当前经济现象（包括很有争议的现象）的线索。现有经济学文献有四个指标评价一国是否处于结构转型的拐点期：人均收入、工业部门增加值占比、工业部门就业占比和工业品消费占比。

中国2010年人均GDP 为8032国际元（1990不变价），达到国际经验中发生从制造业向服务业转型的收入门槛临界值，2014年人均GDP为10745国际元。以工业和制造业名义增加值份额确定的转型时间分别是2007年和2008年。以就业份额确定的转型时间是在2008（农民工数据）-2012（第二产业数据）年之间。服务业消费占比2010年之后连续上升，相对应的是工业品部门占比下降。

驱动转型的力量是什么呢？当收入提高了之后，国民不再愿意将多余的钱花在工业品上——专业术语称作“需求收入弹性”。当收入增长10%，对商品的支出也增长10%，那么该商品的需求收入弹性为1；而当收入增长10%，对产品的支出大于10%，那其需求收入弹性则大于1。工业品的需求收入弹性开始是上升的趋势，即随着收入增长，对工业品支出的增长越来越快，甚至高出收入的增长。但在拐点期过去后，终端工业品需求端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当前主要工业品的需求弹性都在趋势性下降渠道，而且绝大多数低于1。

交叉观察四个维度指标后，我们可以判定中国已经非常标准地度过了经济结构转型期。有人认为中国过早地去工业化。从国际经验来看，这个结论是不成立。因为有些国家工业部门的峰值会特别高，比如德国是50%；有些经济体则较低，比如香港是城市经济，工业部门的峰值只有34%；基于国际经验的工业部门增加值占比峰值均值是40%，中国工业部门的峰值则在41%左右。中国的转型动作很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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拐点后经济增长速度显著下滑

当一个国家的工业化高峰期结束之后，这个国家十有七八会经历经济增长速度台阶式地下降。日本就是一个很典型的例子，日本工业化高峰期的拐点期发生在70年代初。在此之前，日本60年代经济增速为8%-9%，70年代经济增长速度为4%，比60年代增长的速度减少了一半。日本的经济下滑速度也许略微偏高，有些国家会略微偏少，但是大部分国家都会出现非常明显的经济下滑阶段。

图发达国家转型前后10年平均增速差距

为什么经济增长速度会下滑？首先，所有投入要素都会呈现为下降的趋势，比如劳动投入增长速度在下降，劳动时间在下降，加总的TFP增速下降，资本投入可能也在下降。此外，不当的政策应对措施同样会导致经济增长速度的下滑。经济增长会经历一个自然下降的历程，这就好比人的身高增长速度在达到一定阶段之后会放慢。如果为了保持过去的增长速度，继续过度刺激经济增长就会导致资源错配，而资源的错配及浪费对可持续的经济增长速度具有不利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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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工业部门产业升级进展尚好

由于国民收入的提高，对工业部门产品（尤其是标准化的工业品）的需求会下降。那么，新的经济增长力量在什么地方？工业品的支出增长会慢于收入增长，在座各位应该都有体会，钱会被放在两个地方：首先是个性化、新颖的高科技工业品，这是推动产业升级的力量；另一个则是服务业，准确地说是人力资本密集型服务业。

尽管现在出现了产能过剩及工业部门增长速度下降，但是工业部门的产业升级并非停滞不前。工业部门产业升级所发生的形态是多种多样的，不仅是新产品、新科技，也可能是销售渠道、管理方式创新。从哪个方面视角来看待工业部门产业升级最好？一个有益的观察角度是贸易，进出口贸易在中国工业部门占比高、涵盖行业宽，涉及就业人数多。更重要的是贸易数据质量比较好。

通过观察中国过去几年贸易方面的数据，不难发现中国的贸易在过去几年已经发生了“进口替代革命”。金融危机之前，中国的贸易依靠“大进大出”，通过量的扩张使贸易增长迅速提升，增长速度高达30%。最近几年贸易增长速度与出口增长速度都有所下降。但是，中国出口中的进口成分却在持续快速地下降，越来越多从日本、韩国、和台湾地区进口的中等、甚至中高等技术的中间品被国内产品所替代，这方面的变化相当突出。单位出口的增加值率在快速上升，这种现象反映了中国工业部门的产业升级。

为什么中国的工业部门能做到这点？原因如下：第一，中国制造业产品由私人部门主导，且处于高度开放的市场竞争环境，与国际高度接轨。中国没有道理做不好。第二，中国独特的优势。规模的大小对于制造业至关重要。如果没有一定的市场规模，就会失去很多潜在的机会。中国制造业拥有全球最大的本土市场规模，蕴含了更多产业升级的试错机会。中国的工业品，从中间原材料到终端产品，都实现了显著的进步。从这点来看，中国工业部门的产业升级取得了良好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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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力资本密集型服务业发展面临瓶颈

未来经济增长的另一个引擎来自人力资本密集型服务业。现在服务业大概可以分为14类。这14类服务业当中有10类属于人力资本密集型服务业。数据显示，人力资本密集型服务业的增长速度要快于GDP的增长速度，并且引领了GDP的增长。而劳动密集型服务业，比如交通、仓储、住宿、餐饮和居民服务的增长都会慢于GDP的增长。这种现象不仅与国际经验一致，同时也说明中国在人力资本密集型服务业领域取得了进展。

即便如此，中国在人力资本密集型服务业领域还存在巨大缺口。最典型的例子是现实生活中存在三座大山：孩子上学，老人看病，以及住房问题。孩子上学属于教育问题，老人看病属于医疗问题，住房其实不是房子本身的问题，而是房子周边的公共服务，比如交通、教育、医疗以及环境问题。教育、医疗与服务都存在短缺，人力资本密集型服务业成为现在经济增长所面临的最大瓶颈。

为什么人力资本密集型服务业的发展面临瓶颈？其中有三个原因比较突出。

第一，行业规制被扭曲。很多私人部门可以做的领域，比如医疗、教育和服务，受到了政府过度的管制。资本以及人力的流入受到一定程度的限制。由于行业规制带来的不同形式垄断，事业单位、国有企业这些服务供给商会选择劣质高价的服务方式。

第二，政府没有转换工作重心。在14大服务类行业中，超过三分之一主要由政府提供，国际经验也是如此。政府本应该花很多人力资源在公共服务方面，但是我们的政府当前没有将人力放在这方面，原因在于政府还定位于发展型政府，政府将资源更多地投放于基础设施建设，用于改变城市面貌，支持工业企业和产业发展。发展型政府不是服务型政府，所以政府在提供服务的过程中就会面临两个问题：其一，提供公共服务具有负担，政府需要权衡；其二，即使政府打算提供公共服务，但是由于信息不对称，政府不了解什么服务才是公众最需要的项目。

第三，大城市土地供应限制和城市公共管理落后。从人力资本积累的地域特征来看，人力资本积累最快、提高最快的地方是大城市。因为大城市的密度高并且差异大，人与人之间的距离近，差异也大。人们更容易发现自己与他人之间的差距。无论是出于阴暗的嫉妒心还是光明的上进心，人们总想往前赶，往上爬，这就提供了很多创新和提升的机会。所以，大城市发展成为引领人力资本密集型行业重要推动力量的是人口的集聚和高密度。但是，现在我国大城市在发展过程中面临着政府管制住宅用地的大问题。这些年为什么北京、深圳的房价涨得这么快？除了货币因素之外，很大原因就是一线城市土地供应量在急剧下降，特别是住宅用地数量在急剧下降。但是大家还是愿意涌入北京、上海等大城市，因为这些地方能提高人力资本素质。但是现在这个人力资本进步的进程由于房价的问题而受到阻碍。

虽然我们具有这些瓶颈，但是我认为，我们可以走出中等收入陷阱、迈向更高收入阶段，这是无法阻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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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成收入增长、价值观与经济双转型良性循环

无论是行业管制的扭曲，还是政府职能问题，背后的根本原因有两个：

其一是缺乏问责机制。西方老百姓之所以有能力施压政府，令其为他们提供公共服务，之所以可以让政府了解他们需要什么服务，靠的就是问责机制。不仅是公民的投票权，还依靠媒体舆论监督，公民一方面可以给政府施加压力，一方面也可以告诉政府自己需要什么，最大的矛盾是什么。这种问责力量是推动政府职能转型的关键。我们的政府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做得很好，比如高铁、机场、钢铁、高速公路，但是在民生方面做得很不够，主要就是因为问责机制缺失。

其二是人与人之间缺乏信任。我举个医院的例子，我们去医院看病，可能会质疑医生开错药，药价是否合理。不止是在中国，在其他国家也如此。这其中存在严重的信息不对称问题。如果医患之间存在强烈的不信任，作为患者，我会要求第三方力量介入，要求政府管制。当社会中人与人之间信任程度越低，需要政府管制的力量越强。从政府的角度来说，无论是我们的政府还是西方的政府，都非常乐于提供这种管制，因为政府在管制过程中可以获得好处，我们称之为“租金”。有时候政府介入后确实解决了信任问题，但是很多时候政府介入后反而会产生新的麻烦，导致恶性循环。重要的根源就是社会人与人之间的信任度太低。

所以，问题的关键有二，一是信任问题，二是问责问题。在我看来，解决这两个问题的出路是有的。

随着收入水平的提高，人们的观念会发生变化。其中一种是物质价值观，一种是后物质价值观。小时候受过穷、挨过饿的人对物质价值的感受更深，会自然而然地认为稳定地增长非常重要。从更宏观的角度看，经济稳定增长非常重要，国家发展支柱产业、进行基础设施及国防建设非常重要，这些都是物质上的。如果小时候没有受过穷，比如在座的95后，不会太多考虑没饭吃、没地方住的问题，而更在意个人观念的表达、权利的实现、与别人平等的对话，这就是后物质价值观。这两种价值观在不同的阶段有不同的用途。后物质价值观在经济和政治上，反映为平等对话的诉求，反映为百姓对政府具有更多问责的意愿和倾向。后物质价值观下，如果百姓不认可某项工程，认为它会侵害到个人利益，会有更多的反对声音。

随着收入的增长，社会上持有物质价值观人群的比重会下降，持有后物质价值观人群的比重会提高。后物质价值观的普及会带动社会资本的提高，民主问责的声音也会越来越多，这就会改变公共资源的配置，改变信息不对称的状况，优化公共服务，进而优化资源配置。我刚才讲了，结构转型最大的瓶颈不在于制造业的转型升级，而在于人力资本密集型行业的发展。而人力资本密集型行业突出地表现为公共服务行业，包括被政府管制的这些服务。如果这些服务得到改善，会进一步推动人们收入水平的提高，这样就会形成一个良性循环。不光涵盖了经济，也包括决策机制、政治空间以及循环机制。

当今世界，还没有一个国家按部就班、非常标准地走过了工业化高峰期，而又没成为高收入国家。工业化过程的背后蕴含着收入的积累，以及人力资本、社会组织管理能力、生产能力的积累，这是系统的改变。如果一个国家已经系统性地发展到了一定水平，前进是很自然的。我对中国未来的经济很有信心。

作者：张斌

国际经验应对金融危机思考论文 篇3：

金融危机背景下公允价值会计准则的完善

摘要：由美国的次贷危机升级而来的全球金融危机中，作为会计计量的公允价值准则被金融界认为放大了经济周期的影响，他们要求停止公允价值计量。迫于压力，FASB和IASC因此调整了公允价值准则。本-C，iX为我国应借鉴国际经验，完善公允价值准则在确认、计量和信息披露等方面的要求，加强监管，使实行公允价值计量的风险最小化。

关键词：金融危机；公允价值；会计准则

文献标识码：A

一、前言

本次全球金融危机始自美国次贷危机。2007年3月13日，美国第二大次级房贷机构新世纪金融公司因濒临破产被纽约证交所停牌，次贷危机开始浮出水面。2008年，次贷危机进一步升级为金融危机，金融机构一片哀鸿：贝尔斯登、美林被收购。高盛、摩根士丹利转为银行控股公司，房利美、房地美及AIG国有化，雷曼兄弟、华盛顿互助银行破产，冰岛国家破产，全球股市动荡加剧……一场席卷全球的1929年大萧条以来的最大金融危机至今仍未止息。

金融危机对世界经济影响巨大，原因错综复杂，但此前作为防范金融风险利器的公允价值会计准则，在此轮全球金融危机中也被一些银行家指责为“帮凶”，认为公允价值会计放大了经济周期的影响，导致某些金融负债和难变现资产的不当估价与判断，不停止公允价值计量，危机就无法消退。公允价值会计准则也遭遇了空前的“危机”。它将何去何从?本文试从公允价值的历史沿革人手，了解金融危机与公允价值会计之间的纠葛，探讨应如何完善公允价值准则。

二、公允价值准则历史沿革

2006年9月，美国财务会计准则委员会(FASB)发布的《美国财务会计准则第157号公告：公允价值计量》(SFASl57)中对公允价值的定义是：“指在计量日发生的有序交易中，市场参与者出售资产收到的价格或转移负债支付的价格。”其中，以市价为基础确定公允价值的方法，被称为“市值计价”(mark to market)。如果市场不够活跃，缺少可参照的市价，则采用估值模型等技术确定资产或负债的公允价值，也叫“估值计价”(mark to model)。

按照SFASl57的规定，金融产品分成三个层次：第一层为有活跃市场交易的金融产品，其公允价值根据活跃市场报价确定；第二层为交易不活跃市场情形下的金融产品，其公允价值参考同类产品在活跃市场中的报价或者采用有客观参考支持的价值模型确定；第三层为没有交易市场的金融产品，其公允价值需要管理层根据主观判断和市场假设建立估值模型确定。它还规定金融产品“公允价值”计量标准适用优先级原则，即首先看是否适用第一层的标准，不适用的情况下再逐级向第二层、第三层判断。

国际上公允价值计量准则的应用可追溯到20世纪80年代。因大公司破产事件，尤其是美国境内2000多家金融机构在没有预警情况下的破产狂潮，引发了会计界与金融界对金融工具，特别是衍生金融工具确认、计量和披露的思考。当时的主流观点认为当时广泛使用的资产价值计量法——历史成本法是危机产生的根源之一。历史成本法的主要缺点是缺乏信息相关性。表现为既不能区分管理当局继续持有、取得、处置等决策对财务业绩的影响；也不能将价格变动对财务业绩的影响与管理当局的主观努力所产生的影响相区分，从而不利于经理人员的业绩评价；更不能预防、反映以及化解金融风险。为改变这种状况，以美国为代表的会计准则制定机构开始考虑变更计量模式，FASB于1984首次将公允价值运用于金融工具会计并发布了FAS80(远期合同会计)。其后，IASC、英国与澳大利亚在制定会计准则时也不同程度地采用公允价值作为计量基础。公允价值会计越来越受到各国会计界的重视和认可，并逐渐成为发达国家一种重要的会计计量模式。尤其针对金融衍生产品等流动性较强的资产和负债项目，公允价值更是成了惟一被认可的计量模式。

三、金融危机背景下公允价值准则的论争

公允价值计量从一开始就与争议相伴，尤其是在金融危机爆发后，支持者多来自于以投资者为代表的SEC、FASB等会计界，而以美联储、财政部、金融机构和美国银行家协会为代表的企业界对公允价值会计持谨慎甚至反对态度。

(一)关联储、财政部、金融机构和美国银行家协会为代表的企业界的观点

自2007年夏天次贷危机爆发以来，许多银行抱怨根据现行会计准则，需要将市场价格迅速下降的资产价格反映在财务报表中，导致与抵押有关的证券资产巨额减计，在某种程度上加剧或放大了金融危机，目前受打压的价格反映不了这些资产的长期价值或真实价值。美国国际集团(AIG)持有的信用违约互换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AIG前总裁罗伯特·威勒姆斯塔德称，按照SFASl57的规定，在2008年的市场情况下，信用违约互换产品应为没有交易市场的金融产品，适用第三层的标准。根据AIG内部的估值模型，这类金融衍生产品的损失约为9亿美元。但在普华会计师事务所指出其对信用违约互换财务报告内部控制存在重大缺陷后，AIG不得不确认了110亿美元的损失。结果，便陷入“交易价格下跌－资产减计－核减资本金－恐慌性抛售－价格进一步下跌”的恶性循环，亏损、撇账、评级下调、更多坏账等接踵而来，金融机构无以为继，直至破产为止。美国联邦存款保险公司前主席威廉·伊萨克公开宣称，正是由于公允价值会计准则导致众多银行不得不过多地和不合理地减计资产，从而压缩了银行的放贷，进一步使经济震动。在危机中备受损失的华尔街银行家指责它是危机加剧的重要根源之一，认为公允价值在此次金融危机中起了推波逐澜的作用，失灵的市场常常意味着没有什么价格可以让银行作为基准来“盯住”，如果银行不必按市值给其资产定价的话，金融危机就会消退。因此要求停止公允价值计量准则。

(二)FASB、IASC、SEC、AICPA以及部分投资者等的观点

针对金融机构和美国银行家协会的指责，FASB、IASC、SEC、AICPA以及部分投资者表达了不同的观点；

1　公允价值会计代表未来计量方向，符合经济发展的需要。

2　公允价值会计准则加强了财务信息的透明性，特别是在经济下滑时期公允价值的信息更为重要，取消公允价值只会打击投资者的信心并带来更大的不稳定性。

3　会计的功能在于尽可能地提供准确的描述，公允价值会计方法提供了及时的价值衡量，捕捉到了目前的市场波动，但并非导致市场波动的原因，粗暴地取消公允价值会计并不能终结危机。

4　157号准则本身没有问题，有问题的是金融机构对该准则双向和功利的态度：在金融产品价值持续上升时，金融机构乐于看到按公允价值计量而带来的益处；在金融产品价值下跌时，就转而抱怨和指责公允价值计量原则。因此，公允

价值会计准则是华尔街银行家们为逃避责任而推出的“替罪羊”。

四、SEC的建议及FASB、IASC的应对之策

两大阵营实力相当，针尖对麦芒，公允价值准则一时处于风口浪尖，将何去何从?

2008年10月3日，美国总统布什签署国会通过的《紧急稳定经济法》，提出7000亿美元经济救助方案。在该法案中，引人注目地专门制定了两条针对公允价值会计准则的规定：一是授权美国证监会(SEC)可以在其认为必要的情况下，有权停止执行157号准则等财务会计准则委员会制定的规则；二是要求证监会(sEC)在美联储和财政部的协助下，调查157号准则中提出的公允价值计量对金融机构资产负债表、投资者的财务信息质量的影响，修改现行会计准则的可能性和可行性。

(一)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SEC)的建议

经过近三个月的紧张调查、研究之后，SEC于2008年12月30日向国会提交了关于公允价值会计的报告，正式提出反对废止公允价值会计准则。

不过，针对此次危机中美国的银行家们攻击的非活跃与非理性市场情况下是否应采用公允价值的会计处理方式，SEC在依然坚持第157号准则的前提下，提供了部分修订建议：一是允许企业在没有市场数据作参考的情况下，可运用内部模型或假定条件来估算公允价值；二是要求企业在确定金融资产是否出现非暂时性减值时，需要运用合理的判断；三是指出在市场不活跃或交易没有秩序时，经纪商的报价及定价服务不能反映市场交易价格，交易价格在衡量金融资产公允价值时可以作为一种考虑因素，但可能并不具有决定性，应降低对其依赖程度。

SEC强调不能简单依赖不活跃市场情况下的交易价格，公司需要更多地通过对价格下滑时间长短、跌幅以及市场流动性的判断，并借助内部估值模型和假定条件，来确定金融资产的公允价值。需要注意的是，在允许公司管理层在判定市场价格时有更多灵活空间的条件下，可能出现人为提高资产价格的情况，导致会计信息的可靠性和透明度降低，令投资者无法判断企业资产质量的真实状况。因此，监管部门、标准制定机构应制定切合实际的、具有可操作性的应用指南，指导企业恰当地运用公允价值并进行充分的披露。

针对此次危机中美国的银行家们攻击的非活跃与非理性市场情况下是否应采用公允价值的会计处理方式，SEC提出了改进现行公允价值计量应用(尤其是涉及2、3级的估值)的修订建议：制定有关在非活跃市场中确定公允价值的新指南；提高确定公允价值估计数时判断与分析的合理性；加强现有信息披露，并充分介绍公允价值对财务报表的影响；FASB应检查流动性对公允价值计量的影响；FASB应评估金融机构向投资者提供决策信息时是否有足够的透明度；重新评估对金融资产减值的会计处理，开发会计减值处理单一模型，以提高财务报表的可比性；进一步简化对金融资产投资的会计要求；审计委员会应加强财务报表的提示与披露，以缩小历史成本计价与公允价值计价之间的差距。

(二)FASB和IASC的应对之策

2008年10月5日，在金融界及国会强大的压力下，美国财务会计准则委员会(FASB)发布了《工作人员立场公告》(美国《财务会计准则公告第157—3号——非活跃市场条件下确定金融资产的公允价值》)，为价格持续下跌的不活跃市场情况下金融产品的公允价值计量提供更多指南。

2008年10月13日，国际会计准则委员会(IASC)迫于有关方面的压力，也公布了对《国际会计准则第39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做出调整的规定，允许在极为罕见的情况下对部分金融资产进行重分类。紧接下来，直接采用国际准则的国家和地区，如澳大利亚和我国香港也相应公布了上述规定。

五、公允价值计量在我国的应用现状

为了更好地适应经济日趋国际化的需要，近年来我国的会计准则正逐步与国际会计准则趋同。但公允价值作为一项重要的会计准则从国际间引入并推行不久，就遇到如此惊涛骇浪，我国该如何应对?我们先了解一下公允价值在我国的应用状况及对我国企业盈利的影响。

在1998年发布的《债务重组》准则中，我国首次采用了公允价值计量，但是由于当时市场环境不成熟，考虑到该准则对企业会计信息可靠性的影响太大，2001年财政部取消了公允价值在上述准则中的应用。2006年2月15日新会计准则发布，新准则把公允价值作为会计的计量属性之一，并在金融工具、无形资产、投资性房地产、非同一控制下的企业合并、债务重组和非货币性交易等17个具体准则中运用了公允价值。公允价值的这一次大范围应用，一方面体现了我国在会计的国际趋同方面做出的巨大努力，另一方面也体现了我国经济发展对会计信息质量的要求。

公允价值的引入，对金融工具、无形资产、投资性房地产等资产项目产生了重大影响。以《企业会计准则第22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为例，以公允价值计量的金融工具主要包括交易性金融资产和金融负债、不作为有效套期工具的衍生工具，如远期合同、期货合同、互换和期权等。这些被列为公允价值计量的金融工具，其报告价值即为市场价值，且其变动直接计人当期损益，改变了原制度下按成本与市价孰低法计量的规定。由于金融工具价格具有不确定性，衍生金融产品的价格变动更大，故执行新准则后，相关企业的利润出现大幅度波动的可能性大增。金融危机环境下，这种不确定性对相关企业盈利的影响更加显著。我国2006—2008年股票市场的大动荡，似乎验证了这种说法。2006年我国股市开始走强，其趋强的时间正好与我国公允价值的推出时间基本吻合，因而有些人甚至认为，正是由于使用公允价值计量，使上市公司的资产价值与收益暴增，从而催生了2006—2007年股市的大行情。但接下来，2008年沪深股市大跌，公允价值变动损益又亮出了它“双刃剑”的另一面，上市公司整体公允价值变动损益由上年的收益转换为损失，对业绩的影响也从“增色”变为“拖后腿”。根据中国证券报数据中心统计，沪市上市公司2008年年报显示，共有276家上市公司发生公允价值变动损益，占全部上市公司家数的31.94％。其中仅53家公司产生公允价值变动收益，总额为100.16亿元，223家公司发生公允价值变动损失，总额为567.95亿元，两者合计反映为净损失467.79亿元，相比2007年沪市上市公司实现公允价值变动收益金额228.38亿元，2008年年报公允价值变动对沪市全体上市公司盈利的贡献下降了696.17亿元。

公允价值的计量结果与我国当前的股市大震荡几乎是完全正相关，那它是股市震荡的催生剂?还是股市震荡的副产品?一时间见仁见智，我国该如何应对?

六、金融危机背景下我国政府对公允价值准则争论的反应

针对国际、国内对公允价值的一系列争论，

2009年5月15日，我国财政部会计司司长刘玉廷表示：会计准则反映客观事实，公允价值计量不是金融危机的原因。我国会计准则中公允价值的运用坚持了适度谨慎原则，会计准则全面实施后，财政部通过各种方式强调和提示企业，应当慎重采用公允价值计量。同时由于中国不属于直接采用国际准则而是与之趋同的国家，中国会计准则公允价值计量和金融资产重分类的规定均不作调整。

此外，由于全面修改《国际会计准则第39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已成为国际会计界关注的焦点。IASC根据G20伦敦峰会倡议，提出了简化现行《国际会计准则第39号》的建议，这一改革与中国密切相关，财政部已积极参与其中。

七、我国应借鉴国际经验，完善公允价值的应用

公允价值计量准则以其在信息相关性方面的优势为业界所公认，这也从SEC报告公布后异议双方的争论渐渐平息得到佐证。但这次金融危机中暴露出来的按盯市原则导致与抵押有关的证券资产巨额减计，确实在一定程度上加剧或放大了金融危机，世界各国也纷纷对此进行了调整。虽然我国政府声明目前对公允价值准则暂不作调整，我国金融机构受影响的程度也没有国外那么大，但本人依然认为我国应借鉴国际经验，未雨绸缪，充分考虑采用公允价值计量所可能带来的负面影响，并提前采取相应的防范措施，科学地设计改革方案，稳步推进公允价值计量，使实行公允价值计量的风险最小化。

(一)制定有关在非活跃市场中确定公允价值的新指南

由于在《企业会计准则第22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中，没有对一旦遇到金融危机时针对金融工具如何重估公允价值进行规定，导致目前我国的企业无论在什么市场环境下都一律采用市价作为公允价值，使部分公司业绩发生了巨幅振荡的现象已有所显现。如中国平安(601318)，因投资富通集团，受金融危机牵连，中国平安按暴跌后的富通股价对此项投资计提了人民币227.9亿元的减值准备后，公司2008年税前利润下降到－29.79亿元，净利润仅为4.77亿元，同比下降97.5％。这也是造成中国平安的股价从近150元一路暴跌，最低跌至20元左右的重要诱因。

因此，准则制定部门应制定有关在非活跃市场中确定公允价值的新指南，具体指导企业如何根据价格下跌情况和市场流动性来判断非活跃市场；并在非活跃市场情况下，允许企业选择不同于市值的计量方式。根据企业内部的估值模型，确定金融工具的账面价值；适当规定各种不同估值模型和所采用的市场参数的适用范围，使其更具有可操作性。从而使企业能在极端情况下，减少因按市值计价造成对企业的不利影响。

(二)提高确定公允价值估计数时判断与分析的合理性

在不活跃、不合理的市场环境下，公允价值应采用估值模型来确定。由于此时确定的公允价值既不同于历史成本，也不同于市价，缺少参照指标，留给企业的操作空间明显增加。为了提高会计信息的可靠性和透明度，我们除了应制定具体指南指导企业操作外，还应要求企业尽可能提高确定公允价值估计数时判断与分析的合理性，使所采用的估值模型以及使用的市场参数符合企业实际，使根据估值模型计算出来的公允价值具有说服力。

(三)加强现有信息披露，并充分介绍公允价值对财务报表的影响，引入风险披露

加强现有的《企业会计准则第37号——金融工具列报》对信息披露的要求，尤其当公允价值计量需要应用复杂的估价方法时，同时还应充分披露公允价值对财务报表的影响。只有分层次详细披露的公允价值信息，才能有助于信息使用者理解公允价值对企业报表的影响。

在复杂多变的市场上，金融工具的创新速度大大超前于会计准则，尽管各国可以不断修订完善准则，但金融工具的会计计量仍然存在操作上的困难，给会计职业判断留下很大的空间。也因此无论采用何种方式确定的金融工具的公允价值，都具有一定的风险。为了有效地降低因公允价值计量不当造成的市场动荡，故应引入风险披露。

(四)加强特定行业对公允价值应用的监管

虽然总体而言，公允价值对我国全部企业盈利的影响程度还有限，但对某些行业，特别是对银行业和保险业等带来的冲击还是巨大的，如前面所述的中国平安(601318)。另如中国人寿(601628)，2008年公允价值变动损失为83.16亿元，而2009年第一季度却扭亏为盈为公允价值变动收益8.41亿元人民币，其主要原因也是因该公司在二级市场进行的大规模投资，2008—2009年二级市场走势的变化影响了其公允价值变动。因此与其他使用者相比，其监管者应更加关注与风险相关的信息。银监会、保监会以及证监会等，应尽可能加强监管，保护投资者的合法权益。

八、结语

尽管IASC和SEC针对当前的形势对公允价值计量提供了各种各样的指导意见，但毋庸置疑的是，这些指导意见都无法彻底解决公允价值计量在当前经济形势下存在的现实问题，公允价值计量存在的问题仍是世界性难题。国际会计领导者有责任在总结此次金融危机经验教训的基础上，不断改进和完善国际会计准则体系，各国政策制定者、监管部门、金融企业界、会计界、投资者也应就完善本国会计准则体系，加强金融监管，防范金融创新风险，在正确理解和遵循会计准则方面勇挑重担，以促进世界经济的稳定、健康、有序发展。

[责任编辑　刘永刚]

作者：刘萍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