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货币金融监管论文

摘要：近年来，国际货币政策协调经常虎头蛇尾，甚至事倍功半。其根本原因是制度缺陷与机制障碍。尽管利益取向使机会主义随处可见，尽管全球不对称格局短期难以改变，但货币政策协调依然有法可施，那便是不断增强新兴市场国家的参与度及话语权，以逐步弱化发达国家的霸权力量，渐进营造出制度化的均势格局。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国际货币金融监管论文(精选3篇)》，仅供参考，大家一起来看看吧。

国际货币金融监管论文 篇1：

国际货币体系变革中的组织机制重构

摘要：在全球金融危机的阴霾下，国际货币体系的变革问题备受关注。除了实体性的国际货币金融机制外，作为组织支撑的国际货币组织机制也亟需改革。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以下简称IMF)作为最大的国际金融组织，近年来金融监管低效、危机防控失当，其组织机制重构势在必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机制的重构，是更清晰地定位IMF、提高其运作效率、增强其危机防控能力的必然要求。是国际货币体系变革的重要一环。该重构直指IMF双重属性的实质、撼动美国金融霸权的地位，需要循序渐进，需要实力和战略的综合运用。

关键词：国际货币体系；组织机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在全球金融危机的阴霾下.国际货币体系的变革问题备受关注。除了实体性的国际货币金融机制外，作为组织支撑的国际货币组织机制也亟需改革。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以下简称IMF)作为最大的国际金融组织。近年来金融监管低效、危机防控失当，其组织机制重构势在必行。

一、IMF组织机制之局限

1944年《国际货币基金协定》的出台，开启了机制化国际货币合作的序幕，奠定了以IMF为协调中心的、基于规则之上的多边合作格局。IMF的介入改变了过去国际货币合作监督与协调不足的状况。但IMF组织机制也存在种种局限。

(一)　IMF决策规则的不公平

IMF采用加权表决制。各成员国拥有的投票权由份额票和基本票两部分组成。但迄今为止，基金组织投票权的总蕾增加了37倍，而基础投票权被严重稀释——在总投票权中的比重从IMF成立之初的11.3％下降到2.1％。成员国的投票权主要由其所持基金份额的大小决定。另外，IMF需要有85％以上的多数票通过的事项不断增加，使成员国之间决策权的失衡进一步加剧。美国占有16.77％的投票权，这意味着它对重大决策享有一票否决权。实践中。十个主要发达国家形成“十国集团”集中投票，几乎可以垄断一切。1990年代以来，发展中国家总体经济实力不断增长，从1990年至2006年间，发展中国家占全球GDP的比重从15，9％上升到25％。但发展中国家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地位与实际贡献极不相称，中国的投票权甚至低于欧洲小国比利时。

(二)　IMF监管规则的“软法化”

IMF的监管职能往往通过IMF与成员国之间的磋商来实现，然而这方面规则呈“软法化”状态。严重削弱其法律效果。其一，磋商的法律效力不明确。磋商效果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成员国的态度，即IMF协定中磋商义务是否具有拘束力、应否严格执行，以及在多大程度上执行，基本上都由成员国自行选择。其二，磋商的实施缺乏具体制度支持。进人磋商的条件、程序等规定的缺位。使磋商的实施基本上取决于执行董事会的意志。在具体实践中时常被各种因素干扰，影响其公平性和效率性。

(三)　IMF组织机构的不完善

IMF自成立以来，其组织架构没有进行过大幅调整和充实，存在种种僵化和缺陷。一方面。理事会的正式决策机构缺位。理事会作为IMF的最高权力机关。成员国代表众多，存在诸多掣肘，难以及时应对所有决策问题。有必要设立一个类似联合国安理会的正式决策机构。早在1978年《国际货币基金协定》第二次修改，就提出设立“行政委员会”作为决策机构，然而迄今未能建立：另一方面，执行董事会的权力过滥。从法律定位来看，执行董事会是IMF的日常事务机构。然而，目前除协定明确规定由理事会享有的少数权力外，其他几乎所有权力都为执行董事会垄断，加上基金协定的“软法化”和很多条款的概括性，使得实际上执行董事会权力极度泛化。

(四)　IMF的职责和权利不对等

根据IMF协定的规定。IMF承担监督成员国国际收支状况、协助逆差国调节国际收支的职责，但实践表明IMF相应权利却是缺失的：一方面，IMF在帮助成员国恢复国际收支失衡时，无权要求顺差国调整自身的经济政策，只能要求逆差国采取相应的调节措施：另一方面，IMF在化解国际金融或债务危机时常常受少数发达国家的左右，自主权严重不足。总之，IMF的权利缺位使它在防范和化解国际金融危机时表现软弱，备受诟病。

二、IMF组织机制局限之实质与根源

IMF组织机制局限的实质可以归纳为IMF作为金融中介者和金融监管者的角色混同与冲突，追根溯源，这与操控IMF机制设计与发展的金融霸权息息相关。

(一)　IMF组织机制局限之实质

《国际货币基金协定》赋予IMF金融中介者和金融监管者的双重属性。但设置同一套内部运作机制来行使这两种职能。这种混合状况导致国际货币合作的非对称性。一方面，IMF是一个金融中介机构，由成员国注资成立，提供融资服务。IMF资金量的充实和融资服务能力的提高，依赖于经济实力强大的债权国。为保障债权国的资金利益，IMF的组织机制设计并非以主权平等为原则，而是类似公司的保证股东利益原则。典型如加权表决制，就是按照出资额来分配不同“股东”的权利义务，相应地资金需求较大的债务国权利明显受限：另一方面，IMF是一个金融监管机构，承担金融监管的职能，掌握成员国有关国际货币义务的履行情况并作出评估，对成员国之间的货币事务进行协调。但相关监管机构和人员的产生、监管政策的出台以及实施。沿用同一套表决制度。这实际上使发达国家的优势地位延伸到金融监管领域，加剧了成员国权利义务不均衡的程度。可见，《国际货币基金协定》赋予IMF双重属性，而在内部运作上却统一适用类似商业公司的模式。这使得IMF成员国的决策权与经济实力挂钩，无法始终贯彻利益均衡的原则；使得IMF的监管受制于资本强国，磋商机制效率差强人意；使得IMF的组织机构权力运作失衡，实为发达国家所把持；使得IMF权利缺失，逐渐边缘化。以上种种，不可避免地给国际货币合作带来不稳定因素。

(二)　IMF组织机制局限之根源

二战以后，美国在政治、经济和军事上的强大实力，使其取代英国成为世界霸主，主导了1944年《国际货币基金协定》的出台，建立IMF，把持其决策机制，推动“双挂钩”的国际货币体系的发展。，使美元成为等同于黄金的世界货币。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崩溃标志着美元霸权的相对衰落，但美元仍是主要的国际结算和储备货币，仍扮演着最重要的国际货币的角色。而且IMF协定机制的基本框架没有改变，IMF金融中介职能的强化以及监督磋商制度的扩容，反而更易为美国所操控。20世纪90年代以来，由于美国“新经济”的发展和欧、日发展的停滞，美元的货币霸权地位得到一定程度的恢复。美国凭借高度发达的金融市场，使美联储充当起世界中央银行的

“过度特权”角色，向全世界提供低风险、低收益、高流动性的资产。另外，以美国为首的七国集团在事实上控制了IMF的决策，IMF组织运作的独立性和有效性越来越受质疑。正如苏珊·斯特兰奇和其他批评家所言，IMF机制“是反映美国利益的，并不如美国的体系理论鼓吹者所说的那样在政治上和经济上是中立的。”

总之，IMF机制是美国经济制度霸权的重要一环，二战以来美国的综合实力虽偶有波动，但对IMF的主导地位从没根本动摇，即通过主导IMF机制的制定、修订和实施，使不对称的国际货币合作现象“合法化”。

三、IMF组织机制重构之前景

虽然目前美国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地位略为下降。其他大国实力在增长，但是基于共同利益以及制度演进过程中“惯性”的作用，一定时期内其他国家仍然会接受美国的领导，IMF组织机制的重构必然是一个长期、缓慢的过程，需要一个从短期、中期到远期的进程设计。

(一)　IMF组织机制重构之短期进程

从短期进程来看，IMF组织机制之重构可从比较容易达成国际共识的方面着手，以提高IMF的决策平等与运作效率为目标，对已有机制进行修改和补充。

其一，重新审核IMF份额。增加发展中国家的份额投票比重，是推动IMF进行实质性改革的基础和前提。2008年4月，发达国家在IMF的发言权比例从59,5％降为57.9％，发展中国家则从40.5％上升为42.1％。加上前年新加坡会议通过的第一阶段改革成果，中国在IMF的份额增加到3.997％，发言权增加至3.807％，印度则分别为2.443％和2.338％。尽管如此。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地位还是被低估。本次全球金融危机后,包括美国在内的发达国家对于IMF份额调整的态度有所松动，二十国集团伦敦峰会提出2011年1月之前将结束起草关于份额改革的方案，匹兹堡峰会决定新兴国家在IMF投票额度增加5％。可见IMF份额变革进程已经启动，发展中国家应该利用形势发展争取更有利的变革方案。

其二。改善IMF的治理。斯蒂格利兹曾批评IMF：“使人恼怒的……在于所有的事情都是关起门来操作的”。增加IMF的透明度，便于成员国监督IMF从而最大限度地消减IMF组织机制的负面效应。其一,增强IMF决策过程的透明度。IMF主持下的磋商和IMF内部的合议往往不予公开，这容易导致“黑箱作业”从而影响IMF决策的公信力。当然，此改革须适当平衡国际货币合作与各成员国的金融主权。其二，增强IMF资金使用的透明度。从法理上讲，IMF处理融资事务是基于成员国授权。各成员国理应对IMF的活动过程及范围有知情权，IMF应规定一套严格的信息披露程序，保证IMF及时、全面地向成员国说明资金使用方向、使用效果等。其三，增强IMF人事选拨机制的透明度。最近欧盟宣布放弃其独享的IMF总裁提名权，这对于改变IMF总裁选举的不透明和政治化具有积极意义，未来IMF各个部门和层级的人事选拨都应进一步增强透明度，保证地区和专业背景的多样性。

其三,加强IMF与其他国际经济组织的合作。加强IMF和其它国际经济组织的合作与交流，取得国际经济市场监督的有机协调。是弥补IMF组织机制内在局限的有效手段。一方面，与全球性国际经济组织，例如世界银行、国际清算银行、巴塞尔委员会、WTO等开展合作。合作的重点可以考虑放在推广通用标准、监督标准的使用以及信息资源共享等方面。另一方面，与各种区域性国际经济组织开展合作，提高风险防范的及时性和有效性，尤其是着力促进发展中国家的体制改革和结构调整，提高其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地位。

(二)　IMF组织机制重构之中期进程

从中期进程来看，IMF组织机制之重构应该针对那些对国际货币体系具有重大影响的制度，通过较深层次的调整。使IMF在国际货币体系中发挥更行之有效的组织作用。

在IMF的决策机制方面，应以公平合理为目标，努力推进三方面的变革：一是在一定程度上扩大以国家主权为依据的基础投票权，增强IMF表决机制的平等性；二是缩减特别多数票表决事项的范围。改变IMF协定中特别多数票通过事项不断增加的趋势，尤其要严格控制85％以上特别多数票通过事项的范围。限制美国“一票否决权”的使用。三是进一步完善份额制和加权投票制。IMF独立评估机构(IEO)进行的自我审视性文件也谈到：“所有的IMF改革……最关键的是改革份额制和加权投票制，这直接关系到IMF的未来。”

在IMF的组织机构方面。应从两方面提高其治理绩效。一是加强理事会的决策机制。设立行政委员会作为理事会的决策机构，并确保该委员会人员组成的广泛代表性，避免由几个主要发达国家成员国控制。二是严格控制执行董事会的权限。使之符合日常事务处理者的身份。首先，董事的构成应更具广泛性和代表性，降低指派董事的比例；其次，进一步规范执行董事会的议事规则和工作程序；最后，强化理事会对执行董事会的监督，包括对执行董事会报告的质询，对执行董事会决定的否决，等等。

(三)　IMF组织机制重构之远期进程

在《国际货币基金协定》的六大宗旨中，第一条就是“通过设立一个就国际货币问题进行磋商和合作的常设机构，促进国际货币合作”。可见IMF实际上是一个国际货币问题的磋商与合作平台。要建立一个长期、稳定及富有成效的磋商与合作机制。一个必要前提是当事各方在地位上应该是平等的。然而，在IMF框架下，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权力分配明显不均，IMF组织低效，职能异化。

从长远来看，IMF应在条件成熟时，把金融职能剥离开，转移到世界银行；IMF成为货币金融领域的“联合国”，或者说“联合国国际央行”，负责制定国际金融运行的规则，并承担国际金融市场的监督工作，稳定世界经济，协调各国利益。在决策上实行一国一票制，成员国主权平等原则得到高度贯彻。

笔者预期，IMF的根本重构须建立在区域金融合作高度发展，以及几个主要货币区的良好协调基础上，唯有如此，才可能建立世界中央银行、实行单一货币、更新IMF职能。可以预见，这种组织机制重构从根本上改变国际货币体系的版图，触动多方的经济和政治利益，必将面临重重障碍，注定是个长期而曲折的过程。各个国家。尤其是发展中国家，应抓住各种历史机遇，推动IMF组织机制重构的进程。例如，此次金融危机重创了美国的经济和金融体系，向来霸气十足的美国也不得不求助更多国家共同应对，这也就是布什总统赞同的“扩大发展中国家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投票权和代表性”的重要原因，而且以美国为首的几个国家主宰世界的格局越来越难以维持了，七国集团向二十国集团的过渡，对美国霸权也是一种打击。在这些形势下，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国家有可能在现有力量条件下，采取恰当的战略。争取更多话语权，谋求推动国际货币机制的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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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王友海

作者：李莉莎

国际货币金融监管论文 篇2：

完善国际货币政策协调机制的对策

摘要：近年来，国际货币政策协调经常虎头蛇尾，甚至事倍功半。其根本原因是制度缺陷与机制障碍。尽管利益取向使机会主义随处可见，尽管全球不对称格局短期难以改变，但货币政策协调依然有法可施，那便是不断增强新兴市场国家的参与度及话语权，以逐步弱化发达国家的霸权力量，渐进营造出制度化的均势格局。为此，要从全球、区域和国家三个层面，通过各种途径增强货币政策协调的广泛性和代表性，并最终提高其有效性。

关键词：国际货币政策协调；机制缺陷；完善路径

文献标识码：A

当前，国际货币政策协调的必要性虽已得到共识，但要保证有效性和持续性，以制度为核心的机制建设是当务之急，也是长久之计。随着我国对外开放程度的不断加深，在复杂多变的国际环境中很难独善其身，积极参与货币协调并把握其改革方向意义重大。

一、国际货币政策协调机制的缺陷

国际货币政策协调机制是主要国际经济组织（包括国际货币金融机构、大国之间的货币协调组织、区域货币金融机构等）通过货币政策协调谋求国际金融稳定和政策收益最大化的机制。国际货币协调涉及多个主权国家，利益博弈在所难免。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合作进程中没有超国家力量形成具有约束力的监督和惩罚机制，就会有很多参与主体借机“搭便车”，合作结果势必低效。历史上曾辉煌一时的金本位制和布雷顿森林体系最终解体、国际金融危机和欧债危机的发生，根本原因都在于缺乏一个有效机制和超国家机构对成员国特别是强势国家进行约束和惩罚。可见，货币协调效应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集体理性和机会主义的较量。实践表明，无论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西方七国首脑会议（G7）、二十国首脑会议（G20）集团，还是区域货币合作，都不同程度存在机制缺陷，未能发挥应有的协调作用。

（一）IMF货币协调机制的障碍

IMF运行机制已不能很好反映时代变化与世界需求。在IMF中，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权利和义务严重不对称。美国在政策制定过程中，过分关注国内经济情况而忽视对全球经济的溢出效应。其他发达国家亦是如此。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的利益长期被忽视，这与IMF作为国际金融稳定器的定位极其不符。在以往多次金融危机和债务危机中，IMF在早期预警、政策建议、救援资金、国家间协调等方面的表现差强人意。很多曾遭遇国际收支困难或金融危机困扰的国家，都会首先寻求其他方式融资，而把IMF作为不得已的最后之选。如，IMF附加一揽子条件的救援方案虽使受援国外部失衡得到短期调整，但并未使其获得长期稳定。可见，IMF的作用大打折扣，亟需改革。

（二）C7和G20货币协调机制的缺陷

G7主要体现的是发达国家的意志，虽囊括世界重大货币金融问题，却不包括中国、印度等新兴经济体，因而不具有代表性和广泛性。G7从开始就以非正式的形象示人，此后虽经过漫长的努力，但大国间根深蒂固的矛盾使严密的制度体系始终未能建立。因而，货币协调效果不尽如人意。1999年，在G7基础上G20宣告成立。G20包括了不同地域和文化的众多国家，涵盖人口数约占世界总人口的2/3，经济总量超过世界总量的90%，贸易量占世界贸易的80%，极具代表性和广泛性。然而，像G7一样，G20也是非正式磋商机制且只是部长级论坛，协调效果还要取决于相关国家政府的认同与支持，因而时效性和权威性难以保证。

（三）国际区域货币合作机制的障碍

欧元是国际货币合作的典范，也是区域货币协调机制建设的样板，但欧债危机将欧元区的制度性缺陷暴露无遗。成员国经济基本面的差异使欧洲中央银行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和责任性受到挑战，其在物价稳定和其他宏观经济目标间难以权衡，陷入了选择困境；经济增长的持续乏力使欧元区大国的财政赤字连续超标，对《稳定与增长公约》的严肃性构成直接挑战；制度性建设的滞后使欧元区银行业统一监管问题危机重重；欧盟内部政治一体化进程的缓慢和不利的外部环境，也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欧元模式的顺利运行。这些问题反映出共同货币政策使欧洲经济长久积存的结构性问题愈加突出。

拉美地区的货币替代模式是仅次于欧元模式的国际货币合作方式。美元化既是拉美国家防范金融危机的无奈之举，也是长期以来市场自然选择的结果。然而，由于货币替代模式是典型的不对称合作，拉美国家与美国处于完全不平等的地位。美国对货币美元化之举既不支持亦不反埘，但与美元有关的问题几乎都由其单方面决定，拉美国家只能被动接受。换言之，他们既失去了货币自主权，又失去了铸币税收益，国内经济完全随美国政策而动。

东亚是货币合作起步较晚的地区，机制建没尚处于初级阶段。虽然东亚经济区在很长时间内无法与欧洲相提并论，但随着地区贸易及依存度的不断提高，东亚各经济体对区域货币合作产生内在的、更高的要求并逐渐形成了独特的“10十3”②货币协调模式。然而，亚洲货币合作的最大障碍在于政治互信。一些国家问的历史遗留问题及不时爆发的纠纷，对东亚货币协调具有严重于扰，也是今后合作机制构建中的重要难题。

二、国际货币政策协调机制的完善路径

国际货币协调按涉及范围可分为全球、区域和国家三个层级，相应的机制建设也应从这三方面着手。

（一）全球性货币政策协调机制的建设

20世纪90年代以来，复杂多变的国际金融环境使各经济体逐渐认识到，靠一己之力难以有效应对，世界问题终究要靠各国共同解决。

1.IMF协调机制改革。首先应从转变决策机制入手。在IMF的治理机构中，发达国家尤其是美国拥有绝对控制权，这种状况决定了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经济体将拒绝任何对自身不利的决策。所以，在直接约束美元及其大国行为难度极大的情形下，应通过渐进改良现有体系来谋求对其行为的间接约束，这就是逐步扩大新兴经济体与发展中国家的表决权，以实现IMF成员国的权责对等。为减少大规模改革阻力，使整个过程稳步推进，IMF可考虑实行重要议程“双多数决策”原则，即制定一个针对国际大事的投票权多数和成员国多数共同通过方可生效的“双保险”规定，进而再适时取消美国的否决权地位，如此便既保全了“大国”颜面，又顾及了“小国”利益，还可避免决策权被美欧经济体把持，一举多得。

健全监管与救援职能是IMF机制改革的另一个重点。监督及维护全球与成员国经济发展与金融稳定并防范或减缓危机发生是IMF的基本职能，当IMF决策机制改革得以实现，从而亚非拉地区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拥有了与其实力相应的份额与投票权后，IMF监管与救援机制改革就可顺序推进。具体内容包括，充分利用IMF的组织平台监督各国尤其是美元的汇率政策，保持各国特别是大国间汇率稳定、有序浮动；充分发挥IMF协调国际货币事务的作用，保证成员国宏观经济政策的稳健；帮助和支持成员国消除经济失衡及由此引发的货币与债务危机；致力于建立长期的规则协调机制；按照及时、有效原则采取措施，重新评估并据此改革其借款和贷款机制，以便为危机国家尽快提供贷款和救助，使其短期内恢复国际收支平衡并重建稳定经济等。

2.G7和G20货币协调机制改革。未来G7机制如能扩展到G20集团，即G20能成为由主要国家领导人与会并以重大金融问题为主要内容的广泛性论坛，将不失为多边货币协调机制改革的现实选择。那样，G20将真正实现合二为一、互利共赢，既因囊括世界主要的发达国家和相当多的发展中国家而具有广泛性和代表性，又因得到各国领导人的政治意愿保证而具有权威性和执行力。即使某些问题短期内难以达成共识，各经济体间也可在此交换意见、缩小分歧，并适时寻求妥协与折中。

（二）区域性货币协调机制的建设

近年来，欧洲、亚洲、拉美等地区都逐渐意识到区域货币政策协调机制建设的重要性。

1.欧盟货币协调机制的改革。欧债危机从根本上暴露出欧元区和欧盟货币合作机制不健全、运行不灵活及管理不完善的痼疾。为实现欧盟和欧元区平稳快速发展，当前的重中之重是调整、修缮和变革不合理的体制与机制。首先，应确保欧盟一体化的核心动力，巩固“核心欧洲”，对“双速（多速）欧洲”进行法律确认。其次，应提高欧盟政策协调机制的功能和效率，从根本上保证制衡与监督原则的贯彻落实，从而把欧盟建构成一个既灵活又高效的货币区。当然，努力缩小成员国间经济基本面尤其是竞争力差距问题，也不容忽视，这是欧洲一体化持续发展的基础和关键。

2.拉美地区货币协调的机制化。目前，拉美地区主要的货币协调机制是拉丁美洲储备基金，其功能是为发生流动性短缺的国家提供流动资金，但金额非常小。在这种情况下，拉美国家要想提高货币协调效果，就应努力加强本地区经济体间的政策协调，以提高自身的谈判能力。拉美国家应增强区域内宏观政策透明度，并形成定期会晤与沟通机制，在此基础上进行有效的货币协调；应建立区域内的国际分工体系，并协调各国的发展战略和产业政策，防止地区内过度竞争和重复建设；美元化国家还应在金融监管和危机预警方面加强合作，以便提早布局，增强合力。

3.东亚货币协调机制的建设。目前，东亚各经济体虽不具备进行制度化汇率合作的条件，但仍有必要就汇率调整的方向、程度、时间安排及货币政策、资本管制政策等进行协调，否则美元贬值时各国都倾向于等待邻国率先升值或使本国货币升值幅度低于邻国，以便享受汇率便利；而在美元升值时，又有可能进行“以邻为壑”的竞争性贬值，最终“自相残杀”，各国均得不偿失。今后，随着各国经济状况、产业结构的逐渐趋同，东亚再将货币合作逐步推向制度化，进而通过建立货币体系实现对美元汇率的联合浮动，最终在机制较好的前提下，探讨某种形式的东亚货币一体化道路。

（三）国家间货币政策协调机制的建设

在金融全球化发展趋势下，跨地区不同经济体之间特别是主要大国、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以及新兴经济体之问的政策协调日显重要。

1.大国间货币协调机制的建设。大国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较高，金融市场较为开放和成熟，货币政策国际影响直接，所以，大国间的货币协调对世界经济具有实质性意义。再加上国家数量不多，容易达成一致意见，可兼顾有效性与可行性。2008年10月，美联储、加拿大银行、英格兰银行、欧洲央行、瑞典银行、瑞士国民银行等六大主要中央银行“联合”发表降息声明，在全球掀起降息序幕就是最好的证明。当然，大国不仅指美、欧、日，还包括新兴经济体。2011年IMF发表的《世界经济展望》显示，美国、欧元区、日本和“金砖四国”GDP约占全球份额为60%（按购买力平价），如果再加上其他参与协调的国家，其份额将会更高。可见，将新兴经济体纳人大国范畴是国际经济发展的趋势及客观要求，有助于国际货币协调取得良好效果。大国之间可通过双边或多边货币协调，建立起有序浮动汇率机制；在货币政策的制定和实施上，不以损害他国利益为前提来实现国内的经济目标；共同推动国际机制的改革和发展；致力于建立国际经济和货币新秩序。

2.新兴经济体货币协调机制的建设。目前，全球已步入后危机时代，多数国家经济缓慢复苏，但金融风险依然存在。在这种情况下，新兴市场经济国家不应采取处于尾随地位的斯坦克尔伯格博弈方式，而应积极参与国际货币政策协调，并将自身后起之秀的优势地位充分发挥出来。美国次贷危机和欧洲主权债务危机后，新兴经济体的转移速度在加快，影响力达到近60年的顶峰。世界银行资料显示，按购买力平价（PPP）计算，当前中国、印度等新兴经济体的GDP总量已占到世界经济的50%左右。然而，长期以来，新兴经济体这一重要力量在国际货币与金融领域的声音却很小，处于弱势地位。为此，新兴经济体国家应采取效率均衡博弈的货币政策协调方式，在“互信”基础上主动加强彼此问的货币协调与合作，逐步建立起信息共享机制、风险预警机制和监管合作机制，进而努力增强与美欧日等发达国家的谈判能力，争取实现对称效率均衡，并推动国际货币金融新秩序的建立。

三、启示

当前，国际货币政策协调在必要性已有共识的前提下却未收获有效性的同步提高，其中制度缺陷与机制障碍是根本原因。尽管利益取向使机会主义随处可见，但国际货币政策协调依然有规律可循，那便是从全球、区域和国家三个层面，不断增强新兴市场国家在世界经济中的参与度及话语权，以逐步弱化发达国家的霸权力量，渐进营造出制度化的均势格局。为此，我国要积极利用各种途径增强国际货币协调组织的广泛性和代表性，藉此实现货币政策的有效协调。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迅猛发展，国际贸易、金融和投资之间的关联性日益加深，金融动荡和金融风险的可能性也随之增大。作为当今世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和全球经济的重要增长点，中国既已走向开放经济，在千变万化的国际市场中便很难独善其身。国家间货币政策的溢出效应决定了我国不能仅作国际货币协调的旁观者，希望以此谋求经济稳定增长和货币金融安全，而应在承担相应义务的同时更加有所作为，特别是应着力培养一批既具有专业知识又熟悉国际规则的高端人才，尽快提升参与国际事务的“软实力”，以推动国际货币组织协调机制的改革与重建，促使均衡协调格局的实现。在此基础上，我国则应积极致力于成为东亚货币合作的领头羊，并以其为平台审慎推动人民币国际化进程。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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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张佳睿）

作者：张洪梅　王云栋

国际货币金融监管论文 篇3：

论人民币国际化的时机

近期，关于人民币国际化的评论不断见诸媒体报端，各种议论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有人认为,本次全球金融危机为人民币的国际化创造了良好的条件，为缓解高额外汇储备的压力,中国应该将人民币国际化作为宏观经济调控的手段，减轻人民币升值压力；也有人认为，人民币国际化过程是长期性、结构性的,短期内的迅速国际化往往会带来严重的问题。因此，认识清楚当前是不是加快人民币国际化的最佳时机这一问题就显得非常重要。

一、人民币国际化的现状

货币国际化是指一国货币跨越国界,成为国际上普遍认可的计价、结算、储备及市场干预工具的经济过程，也就是由国内货币转变成国际货币的过程。国际货币通常是经济实力较强国家的货币在其实现自由兑换后,被其他国家所接受而成为国际支付手段。人民币的国际化，是中国对外经济交往在货币领域的延伸。目前，境外人民币使用主要在边境贸易、旅游消费和价值储藏等方面。在边境贸易结算中，人民币已发挥重要作用。中蒙边境贸易基本以人民币结算，中越边境贸易的90%以人民币结算，中越边境已开通人民币的银行结算业务，越南农业银行已开办人民币储蓄业务。在旅游消费方面，一些周边国家对人民币在当地流通开始采取默认态度；即使在欧美发达国家，双币卡也使得人民币得以间接流通。在价值储藏方面，币值坚挺使人民币成为国际抢手货。人民币成为一些国家和地区居民保值的重要币种；马来西亚、韩国中央银行已将人民币作为其储备货币之一。

人民币在毗邻国家和地区已被作为支付和结算的硬通货，在有的国家和地区，可以同当地货币自由兑换，甚至全境或局部通用。人民币跨境流通量最大的是中国香港地区。人民币在香港可以通过多种途径自由兑换。与在周边其他国家不同的是，人民币在香港被用来作为投资的一种储备货币。在中国澳门地区人民币也在广泛使用。在东南亚地区，人民币已成为仅次于美元、欧元和日元的“硬通货”。在西南边境地区，人民币已被当作硬通货使用。在老挝，人民币基本可以替代其本国货币流通。在中缅边贸及旅游活动中，每年出入的人民币达10多亿元。在越南人民币已实现全境流通，越南国家银行已开展人民币存储业务。

在中亚五国、俄罗斯地区和巴基斯坦，人民币每年的跨境流通量已达20-30多亿元。蒙古国已经把人民币作为主要的外国货币，各个银行都开展了人民币储蓄业务。在与蒙古国的边境贸易中，人民币的现金交易量占双边全部交易量的1/3强。朝鲜边境贸易中主要使用人民币。在欧洲一些国家及美国、加拿大等国的机场以及饭店也开展了人民币兑换业务。如纽约的机场、唐人街以及部分华人比较集中的地区也开始收受人民币。

目前，人民币国际化正向纵深方向发展。自2008年12月以来，中国人民银行与中国香港、韩国、马来西亚、白俄罗斯、印度尼西亚、阿根廷等6个国家和地区的货币当局签署了总额达6500亿元人民币的货币互换协议。2008年12月24日，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对广东和长江三角洲地区与港澳地区、广西和云南与东盟的货物贸易进行人民币试点结算。后来，国务院又决定在上海、广州、珠海、深圳、东莞开展跨境人民币结算试点。此举将使人民币用于国际贸易结算，走出了人民币国际化的重要一步。国际金融机构在国内发行人民币债券，即“熊猫债券”，以及国内金融机构开始在香港发行人民币债券，开启了人民币在国际资本市场上的国际化历程。

从总体上看，人民币仍然处在国际化的初级阶段。国际货币主要是在国际经济交易中充当价值标准、支付手段和储藏手段，特别是在没有本国参与的第三方交易中使用，才算得上真正的国际货币。而目前，人民币在境外使用还局限于跨境流通，是人员流动的结果。华人多的地方，人民币接受程度就高。真正的国际货币应该融入物流和资金流中去。另外，在国际金融市场上，人民币只是一种交易符号，如无本金交割的人民币远期交易（Non-Deliverable Forward），不能用于结算，基本上与资金流隔绝。

二、人民币国际化的收益与风险

人民币的国际化将对中国经济产生巨大影响，中国既会从中获得收益也要为之承担风险。就其收益而言，主要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一）获得铸币税收入

人民币国际化的最大收益是中国可以从中获得铸币税收入。本国货币成为国际货币进而成为国际储备货币对货币发行国是十分有利的。发行国可要求其他国家接受本国的国际收支逆差,从而把这种逆差作为对国际贸易进行融资的必要手段。如果人民币实现国际化，则意味着中国可利用很小的纸币发行成本来占有和使用国外的物品和资源,也就相当于获得了无息贷款,从而获得了额外的国际资金来源。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资金是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撑,人民币国际化将为中国开辟资金利用的新渠道。人民币国际化实际上是以纸币换实际资源,从而可以大大减少中国因使用外币引起的财富流失。以美元为例，截至2008年，美国发行国债总额为9.6万亿美元，欧洲美元为4万亿美元以上，两项合计，美国获得的铸币税收入超过13.6万亿美元。如果再考虑到部分美国境内的外国存款、境外流通的美元，以及境外持有的约12万亿美元的公司债券，美国的铸币税收益会更大。仅考虑前两项，此数字已与美国2008年的GDP总额相当。

（二）缓解高额外汇储备的压力

截至2010年7月末，中国国家外汇储备余额为2.45万亿美元。巨额的外汇储备已经给中国货币政策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压力。为了解决外汇储备增长与国内货币政策之间的冲突,放松对资本流出的限制已成为中国货币可兑换改革的一个重要方面。从当前看,人民币境外流通、推进人民币国际化对缓解中国外汇储备过快增长具有一定作用。尽管其作用程度有待于进一步的研究,但毫无疑问,鼓励人民币流出,既是出于长远的人民币国际地位的战略考虑,也是短期内缓解人民币升值压力的途径之一,即所谓的“泄洪减压”方法。另外,人民币国际化也可减少中国对美元等其他国际储备货币的需求,有助于降低中国外汇储备的规模。2009年美国财政赤字高达1.42万亿，相当于美国国内生产总值(GDP)的10%，中国就是为美国财政赤字买单者之一。中国日益增长的外汇储备，已成为国民福利损失的巨大黑洞。

（三）提升中国国际地位

随着人民币国际化，中国逐渐掌握一种国际货币的发行和调节权，其对全球经济活动的发言权也将随之增加，这对于提高中国在国际经济中的地位和影响至关重要。长期以来中国“贸易大国,货币小国”的状况将随人民币国际化的推进逐渐改变，全球货币体系的格局也将随之改观。显而易见，人民币国际化不仅有利于推动国际货币多元化、有利于国际货币体系的改革，也将提高人民币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地位。

在看到收益的同时，我们必须认识到人民币国际化进程将会存在巨大的风险，这些风险主要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宏观调控的难度将加大

人民币成为国际货币之后，将会有大量的人民币在国际金融市场上流通，这就有可能扰乱中国国内的货币政策，影响国内宏观调控政策的效果。例如,当国内因发生通货膨胀而实施紧缩的货币政策、提高利率时，国内商业银行可很方便地从境外市场借入大量人民币资金以满足客户的借款需求，同时其他趋利性资本也会迅速流入。大量人民币资金迅速回流，势必导致紧缩政策的效应难以发挥，使货币政策的制定和执行陷入被动局面。

其次，维护国内经济金融稳定的难度增大

人民币国际化意味着中国金融市场、经济体系遭受外部冲击的可能性加大。人民币国际化将使中国国内经济与世界经济密切相关，国外经济危机、通货膨胀等都会通过国际途径传递到国内。特别是如果人民币的实际汇率与名义汇率出现偏离，或是即期汇率、利率与预期汇率、利率出现偏离，就将给国际游资以投机套利的机会，刺激短期投机性资本的流动,对国内金融市场产生巨大冲击。人民币国际化也会增加中国金融监管的难度。一方面，伴随着人民币资金跨境流动而出现的非法资金流动不仅会增加反假币、反洗钱的难度，而且将影响国内金融市场的稳定；另一方面，由于对境外人民币现金需求和流通的监测更加困难,将会加大中央银行对人民币现金管理的压力。

再次，中国将面临“特里芬难题”

人民币国际化后中国将承担国际金融稳定的义务，并在必要时充当区域最后贷款人的角色，由此，中国将可能与美国一样面临“特里芬难题”。实际上，由任何一种主权货币来充当国际货币，都会存在“特里芬难题”，即在以贸易逆差向储备国提供结算与储备手段的过程中,本币贬值的压力与保持本币币值稳定之间存在的冲突。人民币国际化后,中国通过收支赤字来提供人民币资产以满足其他国家对人民币的需求，这种状况必然削弱中国国际收支地位；而如果中国存在持续的赤字，就将使持有人民币流动性资产的国家不愿意持有更多的人民币资产。

三、人民币国际化的时机尚未成熟

一种货币能否成为国际货币,既取决于该国的货币制度和政策,也受国际市场对该货币评价和接受程度的影响。货币国际化实际上是国际市场对该货币选择的结果,也与该货币发行国的经济实力及其在国际经济中的地位密切相关。人民币要成为国际储备货币还有多长的路要走？对此，林毅夫认为：人民币成为国际储备货币还有相当长的路要走。从现实角度出发，人民币要成为国际储备货币确实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人民币作为国际储备货币，显然还停留在广泛的议论中，与现实还有一定的差距。尽管外界对人民币作为国际储备货币的议论早已见诸报端，并不断升温，中国国内学术界关于人民币国际化的探讨也不绝于耳，但中国官方对此却十分慎重和低调。其主要原因是，目前人民币的国际化程度与国际储备货币还有相当的距离。

目前，人民币不可自由兑换决定了人民币不具备真正意义上的国际性货币

资本项目可兑换是指一种货币不仅可以在国际收支经常性往来中自由兑换成其他货币,而且可以在资本项目上进行自由兑换。一国实施资本项目可兑换，即意味着取消对一切外汇收支的管制。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与人民币国际化有密切的联系，前者是后者所必然要求的技术性条件。这是因为,人民币国际化是以资本项目可兑换为基础的,资本项目可兑换本身是人民币国际化的核心内容。一种货币如果不能自由兑换,其在国际范围内的接受程度必然十分有限,也将成为一种高风险货币。

国际货币的使用具有的惯性也使得人民币的国际化困难重重

在世界范围内，一国的货币成为国际货币是由这个国家的政治、经济、军事实力决定的，在这种货币成为国际货币后，国际货币的使用就会形成一种习惯，在未来一个很长时间内要改变这种习惯是很困难的，即使出现了更好的国际货币也是这样。现在，国际市场上有美元、欧元和日元这几种主要的国际货币，人民币国际化需要境外居民改变以前使用美元等国际货币的习惯,以人民币替代其他货币，而习惯的改变是很困难的。并且，国际货币的发行国肯定不会自动放弃其货币国际使用的各种收益, 最主要的是铸币税收入，因此会采取各种手段阻挠人民币国际化。当年欧元出台，美国不惜动用一切手段遏制欧元就是一个例证。

人民币国际化仍缺乏国际金融市场相应的依托

人民币国际化需要十分发达的国家金融市场支撑，而国家金融市场应具备国际金融市场的条件。目前，中国上海正在筹划的国际金融市场还未成形。中国金融市场的特征是：银行业是主导，资本市场的直接融资的比重很低，并且债券市场尤其狭小。根据中国证券监督委员会的《中国资本市场发展报告》，截至2009年底，中国和其他国家的金融资产组成显示，证券资产(股票和债券)总价值仅占中国金融总资产的37%；而美国、英国、日本和韩国的证券资产(股票和债券)总价值占其金融总资产的比例分别为82%、71%、62%和75%。相对较小的直接融资市场限制了居民和非居民对人民币的使用。相较而言,中国的债券市场规模很小。截至2009年底,中国债券市场仅占总金融资产的6%,其中5%为政府债券,企业债券仅为1%。这与美国、英国、日本和韩国相对成熟的市场相差甚大。历史经验表明,发达的金融市场是一种货币成为国际货币的关键因素。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崩溃并没有终结美元的国际货币地位，一个重要的原因是，相比美国的两个竞争对手欧盟和日本,美国有全球最具流动性、深度和广度的金融市场。

显然，尽管近年来中国经济总体实力大大增强，人民币国际信誉在部分国家和区域也表现良好，但这并不等于人民币就此一举成为国际性货币，也不意味着人民币具备了国际性货币或储备货币的功能。人民币成为国际储备货币还需要方方面面因素的配合和条件的配套，而断言未来人民币将替代美元国际地位的论断也为时太早。人民币国际化将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它需要具备一系列相关条件才能达至。

(作者单位：兰州大学经济学院)

作者：祁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