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刻文化研究论文

摘要：在泸县宋墓群中，石桥镇新屋嘴村一号墓出土的石刻标本从形式到内容都出现了特例。学界目前对于泸县宋墓的研究成果大多集中在石刻题材的专门研究上，分类型独立探讨是主要途径，而对每个题材的石刻相互之间的联系少有注意，有关某个墓室空间的完整考量也是有限的。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石刻文化研究论文(精选3篇)》，仅供参考，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

石刻文化研究论文 篇1：

陈尧咨形象探微

内容摘要：历来对《卖油翁》中的陈尧咨形象阐释多为负面。历史上，陈尧咨家世显赫、个性刚戾、形象复杂。笔者认为欧阳修编写《归田录》以“避恶扬善”为旨归，其文本更多的展现了陈尧咨性格中好的一面。

关键词：陈尧咨 形象 诠释

《卖油翁》选自欧阳修《归田录》，入选中学语文七年级下册教材。历来解读，大概可归纳为：“熟能生巧”的主旨，陈尧咨自矜、恃才傲慢不可一世、甘愿服输等。在这番解读之下，欧阳修笔下的陈尧咨给人负面的印象。欧阳修原意是否如此？陈尧咨其人真实面貌如何？仅从《卖油翁》这短短百余字的文章还不足以清晰解读。只有深入探究历史以及欧阳修编纂《归田录》时之用意，我们才能更好的解读文本。

一.历史上的陈尧咨

1.显赫的家世与严格的家教

陈尧咨家世显赫，其父陈省华为北宋名臣，他的两位兄长陈尧叟、陈尧佐均位至宰辅。《宋史》言道：“景德中，尧叟掌枢机，弟尧佐直史馆，尧咨知制诰，与省华同在北省，诸孙任官者十数人，宗亲登科者又数人，荣盛无比。宾客至，尧叟兄弟侍立省华侧，客不自安，多引去。”[1]P9588陈尧咨的父亲陈省华，《宋史》评价为：“智辨有吏干”，他曾权知开封府，即京城开封的最高行政长官。陈尧咨的大哥陈尧叟状元及第，仕宦广西、广东、河北等地政绩突出，官至“检校太尉、同平章事，充枢密使”，位至宰相。《宋史》评价陈尧叟：“尧叟伟姿貌，强力，奏对明辨，多任知数。久典机密，军马之籍，悉能周记。”[1]P9587陈尧咨的二哥陈尧佐名望最高，曾仕宦潮州、寿州、永兴军等地，官至“中书门下平章事、集贤殿大学士”，即宰相。

成长于如此钟鸣鼎食之家，陈尧咨并不是靠门荫或者关系入仕，他是凭自己的真本事立身扬名的。陈尧咨高中宋真宗咸平三年（1000）科考状元。在封建社会，状元及第无比荣耀，状元及第也说明陈尧咨的文章非常了得。可是《宋史》还特意评价道：“尧咨于兄弟中最为少文”[1]P9589，也就是说，他两位哥哥比他更有文采。可见，陈家兄弟真乃国家栋梁之材。

拥有如此显赫的家世背景以及荣耀的出身，戴着光环的陈尧咨在日常家庭生活中并不能为所欲为。因为他的母亲冯氏家教极其严格，其父亲陈省华也教子有方。

王辟之《渑水燕谈录》记载道：“陈尧咨善射，百发百中，世以为神。常自号曰：‘小由基’。及守荆南回，其母冯夫人问：‘汝典郡有何异政？’尧咨云：‘荆南当要冲，日有宴集。尧咨每以弓矢为乐，坐客罔不叹服！’母曰：‘汝父教汝以忠孝辅国家，今汝不务行仁化而专一夫之伎，岂汝先人志邪！’杖之，碎其金鱼。”[2]P113这故事记载了陈尧咨守荆南回到家，母亲问他有何政绩，陈尧咨以荆南地理位置优越，宾客来往多，经常喝酒，表演自己神射之箭法以对。用现在的思维来看，就是工作轻松、休闲娱乐多，乐在其中。作母亲的理应高兴。可是出人意料的是，冯母狠狠的揍了陈尧咨一顿，训饬他“不务行仁化”，只顾玩乐。这次揍的比较狠，连皇帝赐予的“金鱼”都被打碎了。“金鱼”是当时高级官员才能佩戴的身份证明，非一般官员能拥有，可见，冯母当时之盛怒。

《宋史》言冯母：“母冯氏，性严。尧叟事亲孝谨，怡声侍侧，不敢以贵自处。家本富，禄赐且厚，冯氏不许诸子事华侈。”[1]P9587陈尧咨的哥哥陈尧叟在母亲面前也是俯首帖耳，不敢恃贵而骄。冯母不许儿子事“华侈”，陈尧佐身体力行，“性俭约，见动物必戒左右勿杀，器服坏，随辄补之”。[1]P9584（《宋史·陈尧佐传》）以宰相之尊，豪贵之家，陈尧佐衣服烂了，打打补丁，接着穿。可见，冯母严格家教对儿子们之影响。

其父陈省华有仁爱之心，政事上爱民且不论。《能改斋漫录》“陈谏议偿直取马”条记载了一件小事：“太尉陈尧咨为翰林学士日，有恶马不可驭，蹄囓伤人多矣。一旦，父谏议入廐，不见是马，因诘圉人。乃曰：‘内翰卖之商人矣。’谏议遽谓翰林曰：‘汝为贵臣，左右尚不能制，旅人安能畜此，是移祸于人也。’亟命取马而偿其直，戒终老养焉。其长厚远类古人。”[3]陈尧咨将恶马卖了，平常人都認为这是好事，可是在陈省华看来这是害人之祸事。他急忙吩咐将马回购，并命令将其养老，以免伤人。陈尧咨已贵为翰林学士，卖恶马之事，尚被父亲管教。可见，陈家教育非常严格。

2.文武全才与刚戾的个性

父母严苛的家教，兄弟们建功立业，熏陶着陈尧咨。状元及第的出身，显赫的家世背景，太宗、真宗、仁宗几代皇帝对陈家的眷顾，这些理应让陈尧咨风云际会，建立不朽之勋业。可是，陈尧咨的仕途相比兄长们而言，坎坷的多，他权知过开封府、任过翰林学士，作过武信军节度使、河阳、澶州、天雄军等地知州，卒“赠太尉，谥曰康肃”。在陈家兄弟中，他职位最低，但他文武兼备，在地方任上，倒颇有政绩。

《续资治通鉴长编》对陈尧咨在长安的政事记载较详细：大中祥符六年（1013），“己巳，以起居舍人、知制诰陈尧咨为工部郎中、龙图阁直学士、知永兴军府。长安多仕族，子弟恃荫纵横，二千石鲜能治之。有李大监者，尧咨旧交。其子尤为强暴。一日，以事自至府庭。尧咨问其父兄宦游何方，得安信否，语甚勤至。既而让之曰：‘汝不肖，亡頼如是，汝家不能与汝言，官法又不能及汝，终无耻矣。我与尔父兄善，犹骨肉，当代汝父兄训之。’乃引于便坐，手自杖之。由是，子弟亡頼者皆惕息。然其用刑过酷，有博戏者，杖讫桎梏列于市，置死马其旁，腐臭气中疮輙死。后来者系于先死者之足。其残忍如此。”[4]P1844从此记载来看，长安多权贵子弟，陈尧咨的前任们约束不了这帮人。陈尧咨到了后，亲自动手杖打老友李大监的儿子。一边打还一边训，我跟你父亲兄弟们有骨肉之亲，你无耻犯法，我替他们教育你。这事一传开，长安这帮无赖都服管了。陈尧咨政事上颇有能耐，但他用刑残酷，受人非议。《续资治通鉴长编》评价他“残忍”。在长安的时候，陈尧咨颇有善政。《宋史》言：“长安地斥卤，无甘泉，尧咨疏龙首渠注城中，民利之。”陈尧咨任职长安，老百姓是得到了实惠，权贵子弟不敢放肆犯法，水利设施得到修建，赌博之风也得到管束。从长安贬任到河南邓州时，陈尧咨在邓州，“有政最，吏民怀之。”[1]P9588

陈尧咨为人虽以气节自许，但性格刚戾，胆子大，敢干违纪之事。《宋史》言：“豪侈不循法度，敞武库，建视草堂，开三门，筑甬道，出入列禁兵自卫。用刑惨急，数有杖死者。”[1]P9588陈尧咨长安虽有政绩，但他“敞武库，建视草堂，开三门，筑甬道，出入列禁兵自卫”，违背人臣规矩。他还排挤转运使乐黄目，乐黄目得罪他不起，只好上奏章请求调离。这事让皇帝很恼火，陈尧咨被贬官。大中祥符八年（1015），宋真宗下了一道诏书切责陈尧咨。

《戒谕陈尧咨诏》：“卿知永兴军府日，所为乖当，除用刑惨酷外，至如置武库，建视草堂，开三门，筑甬道，早晚衙令军人执檛左右夹阶，引马队教阵，率禁军出打围，皆非人臣所宜。喧于众论，屡有闻奏，非独乐黄目也。朕念卿母氏耆年，尧叟朝夕近侍，未欲穷究，遂以元奏下问，且言乞不施行。近尧叟又援赦恩，求为甄收。成命既出，群言愈甚。而曾不内省，但曰为人所倾。自今当体国恩，畏兹物论，或如终不知咎，尚乃怨尤，再致群言，达于朝廷，则当以前后事状，尽付有司。”[5]P341

诏书中，真宗皇帝批评陈尧咨在长安的所作所为，并且明确告诉他告状的人多，不仅仅是乐黄目一人而已。看在陈尧咨母亲年老，并且陈尧叟朝夕为国操劳的份上，皇帝不想深究。既往不咎，如不改错，以后一并算账。之前，宋真宗将陈尧咨从长安贬官至河南邓州，几个月后，又调回朝中，复任知制诰。陈尧咨还郁闷不乐，总以为受人谗言，皇帝在诏书中把话说明白了。

陈尧咨回朝，得他哥哥陈尧叟之力。《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八十五》：大中祥符八年（1015），“庚戌，以工部郎中、知邓州陈尧咨守本官知制诰。先是，尧咨兄枢密使尧叟因奏事，言尧咨会赦，当复龙图阁直学士。上曰：‘学士清近之职，非会赦可复。’尧咨请用苏易简例，易简前自知制诰落职，未几，復为知制诰。上不许，因曰：‘尧咨亦尝为知制诰，且授此职可也。’”[4]P1948陈尧叟希望能够恢复陈尧咨龙图阁直学士的官职，皇帝认为学士清贵，不能因为会赦就能随便恢复，只答应让陈尧咨担任知制诰的职务。

陈尧咨担任过知制诰、翰林学士等宋朝廷清要之职，替朝廷起草诏书、备皇帝顾问，从这些职位来看，其人应是文采了得。与一众文官不同的是，陈尧咨有武将之才干。他擅长射箭，号称“小由基”。《宋史》记载道：“尝以钱为的，一发贯其中。”[1]P9589他能一箭射中钱孔，技艺高超，被誉为神，被认为当世无双。宋仁宗时，考虑到天雄军事位置重要，特地选派陈尧咨赴任。“仁宗时，复知天雄。陛辞，上特赐金鱼，以示优渥。且曰：‘天雄朔方 府，非文武全才不可。故命卿耳。’寻改判澶州，令行禁止，境内肃然。”[6]

从宋人笔记、史书记载等来看，陈尧咨其人文武全才。凭借过硬的文才，他高中状元，历仕知制诰、龙图阁直学士、翰林学士等皇帝身边的清要之文职。他武功甚了得，担任过节度使等军中职务。作为地方长官，他政绩突出，得到百姓爱戴。陈尧咨个性刚戾，排挤同僚，作为考官还卖人情舞弊，用刑惨酷，这些让他仕途经历风波挫折，但得力于几代皇帝对陈家的眷顾，以及他父兄之人情，陈尧咨一生享受着富贵荣华。

二.欧阳修之书写

1.《归田录》的主旨

《归田录》成书于英宗治平四年（1067），为欧阳修晚年将仕退之时所作。该书是“回首平生仕宦生涯、追叙朝廷遗事的回忆录，同时还具有弥补正史不足之阙憾的意义，正如他为友人所撰写的神道碑、墓志铭一类追叙平生事迹及其风采的文字，经常扮演着弥补与深入兼具的人物写真意涵，并且藉由仕宦场域之朝廷轶事与人物言行等，作为从仕宦生涯告老归田并以备闲览的人生回忆录。”[7]在《归田录》中，欧阳修参考唐代李肇《国事补》之用意，“纪事实，探物理，辨疑惑，示劝惩，采风俗，助谈笑”。他记载了北宋初中叶众多名公大臣日常生活的琐细之事，目的备闲居之览。“朝廷之遗事，史官之所不记，与夫士大夫笑谈之余而可录者，录之以备闲居之览也。”[8]（《自序》）虽然是写本小书，闲时用于看着玩，但书刚写成，宋神宗催着索看。年轻的皇帝将成为第一批读者，欧阳修很慎重的对材料进行了删削。

《归田录》记载了太祖、太宗、真宗、仁宗、英宗五朝事迹，重点记述了和凝、冯道、张齐贤、吕蒙正、寇准、李沆、薛奎、钱惟演、晏殊、杜衍、富弼等朝廷重臣的日常琐事。书中所写人物，均为北宋名公巨卿，他们一生的政事大节正史自有记载。家世、履历等墓志铭、神道碑类文章也会有详细记载。欧阳修避大选小，侧重选取细小琐事，以补正史之阙。欧阳修是出色的史学家，他领修了《新五代史》《新唐书》，《归田录》中他虽以李肇为法，但他“不书人之过恶，以谓职非史官，而掩恶扬善者，君子之志也”。我们应该在欧阳修“掩恶扬善”这一创作原则的基础上来理解《卖油翁》中陈尧咨形象。

2.《卖油翁》中陈尧咨形象诠释

据上述，我们知道陈尧咨其人性格刚戾，用刑残酷，手段铁腕，脾气较大。当时到皇帝面前告他状的人也多。这种复杂的人物，如果欧阳修据史官之写法，估计会写他不少恶事。事实上，欧阳修家还与陈尧咨有过节。欧阳修四岁而孤，依靠叔父欧阳晔而长大，叔父于他有养育之恩。其叔父欧阳晔就受到过陈尧咨的排挤。

“陈尧咨以豪贵自骄，所居为不法，官属莫敢仰视。在江陵用私钱诈为官市黄金，府吏持帖，强僚佐署。公呵吏曰：‘官市金当有文符。’独不肯署。尧咨虽惮而止，然讽转运使出公，不使居府中。”[9]P2355（《尚书都官员外郎欧阳公墓志铭》）陈尧咨在荆州的时候，居然敢用私钱冒充官市黄金，还逼迫僚佐们署名，下属们都怕他，只有欧阳晔拒绝。这事让陈尧咨恼火，欧阳晔在荆州官作不下去了，被调望鄂州。欧阳修将此事写进了叔父欧阳晔的墓志铭中，可见，他对陈尧咨这位前辈还是有所耳闻，陈排挤有养育之恩的叔父，人之常情，欧阳修应该对陈尧咨的印象较差。陈尧咨长欧阳修37岁，天圣八年（1030），欧阳修进士及第迈入仕途，陈尧咨于景祐元年（1034）去世，两人认识交往的机率不大。

对于这样一位前辈的叙写，欧阳修并没有凭印象，也没有采用史官之春秋笔法，而是遵守了《归田录》一书之旨归：“避恶扬善”。

《卖油翁》文章开篇写道：“陈康肃公善射，当世无双，公亦以此自矜。”[8]P9在称谓上，欧阳修非常客气，敬称“康肃公”，“康肃”乃陈尧咨谥号，是朝廷对他的盖棺定论。对于陈尧咨的技艺，文章用了“当世无双”这一至高评价。从开篇可知，《卖油翁》并非要刻画恃才傲慢的陈尧咨形象，当卖油老翁回答：“无他，惟手熟耳尔”时，陈尧咨的反应是“忿然”。陈尧咨出身于如此贵盛之门，个性如此刚强，在封建社会等级森严，民见官必定避让行礼，而卖油老翁不仅偷看陈尧咨射箭，还当面表达他不当回事的想法。按照陈尧咨平时一贯作风，将老翁驱逐或者暴打一顿的可能性都有。可是，当卖油老翁表演一番之后，“康肃笑而遣之”。也就是，陈尧咨转怒为笑，觉得老翁言之成理，他并没有因为自己威风受挫，面子难看，而给人不堪。在这场地位极其悬殊的对话表演中，欧阳修为读者展示了陈尧咨这名大员非同一般的气量。《宋史》评价陈尧咨“以气节自任”，这五字内蕴深厚，从史料中多可见到陈尧咨违纪乱法之举。《归田录》补史之阙，可为正史记载之补充。据此，我们可以见到陈尧咨待百姓平易、有器量之一面。

《归田录》采取史家之评议法，卒章显志。中学教材《卖油翁》删除了最后一句：“此与庄生所谓“解牛”“斵轮”者何异。”[8]P10实际上，此句恰恰是該文之主旨。欧阳修重在讲述“熟能生巧”这一道理。通过深入浅出的故事、生动的对话，欧阳修刻画了鲜明的人物形象，又以轻松活泼的方式阐述了道理，短短百余字的文章体现了文章大家非同一般的写作功力。

综上所述，在历史上，陈尧咨是个形象复杂的人物。在《归田录》“避恶扬善”的创作思想指导下，欧阳修刻画了陈尧咨正能量的一面。只有在历史语境中来阅读《卖油翁》这篇文章，我们才能得出较为客观的结论。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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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王辟之.渑水燕谈录[M].北京：中华书局，1981.

[3]吴曾.能改斋漫录[M].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4]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M].北京：中华书局，1995.

[5]曾枣庄、刘琳.全宋文·第十二册[M].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6.

[6]李卫.畿辅通志[M].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7]许东海.秋声·谏诤·归田——欧阳修《秋声赋》、《归田录》中的诤臣与困境[J].文学与文化，2013（2）.

[8]欧阳修.归田录[M].北京：中华书局，1981.

[9]郭豫衡主编.唐宋八大家散文总集[M].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96.

本文系广西高等学校千名中青年骨干教师培育计划项目“明清时期岭南石刻文化研究”阶段性成果。

（作者介绍：何婵娟，文学博士，广西教育学院文学院副教授）

作者：何婵娟

石刻文化研究论文 篇2：

泸县石桥镇新屋嘴村一号墓中的石刻图像分析

摘 要：在泸县宋墓群中，石桥镇新屋嘴村一号墓出土的石刻标本从形式到内容都出现了特例。学界目前对于泸县宋墓的研究成果大多集中在石刻题材的专门研究上，分类型独立探讨是主要途径，而对每个题材的石刻相互之间的联系少有注意，有关某个墓室空间的完整考量也是有限的。尽管由于盗墓活动的破坏，现已无法获得关于此墓墓葬形制的具体情况，但希望通过现有石刻图像的分析，以及对其他墓室出土材料的参考，能够相对还原其完整的墓室空间。

关键词：泸县宋墓;石刻图像;墓室空间

1 基本情况

自2000年以来，根据考古调查统计四川省泸州市泸县境内19个乡镇发现了数以百计已暴露的宋代石室墓。2002年，由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泸州市博物馆、泸县文物管理所联合组成的考古队对以上三处已暴露的六座石室墓进行了抢救性发掘，出土了85件各类石刻和部分随葬器物。另外，通过在石桥镇、牛滩镇、福集镇、喻寺镇、奇峰镇、潮河镇等十余座被盗毁的石室墓中的清理工作，征集了150余件墓葬石刻。

石桥镇地处泸县东北部，新屋嘴村属于石桥镇12个行政村之一，在这里发现了两座南宋石室墓，分别称为新屋嘴村一号墓（M1）及新屋嘴村二号墓（M2）。遗憾的是两座宋墓均已被盗毁，难以得知完整旧貌，只征集获得数十件墓葬石刻标本，其中属于新屋嘴村一号墓的共有17件，分别是（按照考古报告分类）2件守门武士石刻、3件四神石刻（缺少白虎）、8件伎乐石刻（器乐演奏、舞蹈、戏剧）、1件侍仆石刻、3件综合类石刻（飞天、人物故事、动植物）[1]。

2 现有的研究成果

泸县宋代墓葬群因为其出土的大量精美石刻而闻名于世，也因此成了四川地区古代墓葬研究的主要对象之一。

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机构在2004年由文物出版社出版了《泸县宋墓》一书，集结了当地几个代表墓葬的考古发掘报告，详细介绍了它们的墓葬位置、墓葬形制、墓内雕刻及随葬品的具体情况，并对从已被盗掘的墓室中征集的石刻标本做了记录[2]。这些记录根据图像内容将石刻分门别类，这种分类方法在此后的很多学术文章中被沿用。

在中国古代墓葬的综合论著中，四川地区的宋代石刻墓也在讨论范围内，例如董新林所编著的《幽冥色彩——中国古代墓葬壁饰》，其中的一个章节内容就是“川贵地区的宋代石刻”[3]。但由于这类论著的综合性强，所以大多都是对石刻图像的简单描述和归类，没有深入的研究成果。韩小囡的《宋代墓葬装饰研究》是关于宋代墓葬的较为全面的综合性研究论文，泸县宋墓的石刻图像是其研究对象之一[4]。

对泸县宋墓石刻艺术的专题研究主要采取分类及对比的方法，对某一题材的石刻作出深入讨论，进而为宋代社会文化生活的还原提供佐证。其中，张春新的《南宋川南墓葬石刻艺术》对泸县宋墓石刻有较为全面的解读，他不仅对每一个题材的图像都进行了分类研究，而且从宏观角度阐述了川南宋墓石刻的文化内涵及艺术特点[5]①。而霍巍在《四川泸县宋墓研究两题》一文中则对张春新关于武士题材石刻的定义提出异议，反驳了有关“背火箭武士”及“蒙古装女武士”的推论[6]。除此之外，较为全面的泸县宋代墓葬解读可见肖卫冬等编著的《泸县宋代墓葬石刻艺术》，这本书介绍了泸县的历史背景，对该地出土的墓葬石刻进行了美术学价值、民俗学价值方面的研究，探讨了其背后的文化信息。值得一提的是，该书收录了大量精美的泸县宋墓石刻图片，可以作为重要的研究材料[7]。《泸县宋墓武士石刻的意境美》《泸县宋墓石刻武士像背景“留白”的审美内涵分析》两篇文章从艺术审美的角度剖析武士类石刻，是视觉文化研究的典型，均由朱晓丽和张春新联合发表[8][9]。另外，李雅梅和张春新的《泸县墓葬石刻的侍者服饰》通过对侍者题材石刻中的服饰及发饰的样式进行分析，对宋代衣饰的等级观念以及古代川南地区的穿衣风格作了推论[10]，他们的《川南泸县南宋墓葬鸟兽石刻的象征意义》则对鸟兽类石刻做了分析[11]。弋玮玮等在《泸县宋墓舞蹈题材石刻研究》中对乐舞类的图像有了更细致的分类和探索[12]。关于花卉类题材的研究有赵兰的《审美取向与时间表征——四川宋代画像石室墓的花卉石刻》等[13]。苏欣、刘振宇对泸县新屋嘴村一号墓中出土的“朱雀”及“玄武”图像重新观察后，在《泸州宋墓石刻小议》一文中将其重新定义为“龟游莲叶”“龟鹤齐寿”图像[14]。

“半启门图”是宋金墓葬壁饰中一个特殊题材，也是泸县宋墓石刻中的常见图像，而其中的男子启门现象比较特殊。扬之水先生的《“千春永如是日”——泸州宋墓石刻中的生活故事》一文以南宋时期四川地区两室并列的夫妻合葬墓为例，将“男女有别”的概念用以解释泸县宋墓群中同类石刻形象差异的原因，并且结合社会生活详细剖析了石刻中的部分图像及纹样，阐述了该墓群中所传递的“长生多寿”含义（这篇文章中对上文提及的“龟游莲叶”图像也有论述）[15]。另外，郑岩的《论“半启门”》[16]、李清泉的《空间逻辑与视觉意味——宋辽金墓“妇人启门”图新论》[17]对婦人启门的装饰题材有专门论述，他们分别从妇人启门的图像意义及其所在空间内所构成的视觉逻辑等方面进行了详细研究，这些研究中包含了对泸县宋墓石刻材料的解读。

此外，刘复生教授的《“泸县宋墓”墓主寻踪——从晋到宋：川南社会与民族关系的变化》从历史发展的角度分析了泸县宋墓的社会学意义，以民族和地域为核心梳理了川南地区在历史上的社会变迁状况，以历史文献材料为佐证，阐述了泸州此地在南宋时的“权任益重”，由此为泸县宋墓群的年代及墓主身份等问题的确认提供了论断[18]。

综上所述，学界目前对于泸县宋墓的研究成果大多集中在石刻题材的专门研究上，分类型独立探讨是主要途径，而少有注意到每个题材的石刻相互之间的联系，有关某个墓室空间内容的完整考量也是有限的。石桥镇新屋嘴村一号墓中发现的石刻通常也会被归类看待，某些特殊题材已经被注意到，但基本没有实现对该墓室空间的完整还原。

3 新屋嘴村一号墓的特殊情况

在对比泸县宋墓诸多石刻图像的过程中发现，征集于石桥镇新屋嘴村一号墓的标本有很多特殊之处，从形式到内容都出现了特例。尽管由于盗墓活动的破坏，现已无法获得关于此墓墓葬形制的具体情况，但希望通过现有石刻图像的分析，以及对其他墓室出土材料的参考，能够相对还原它完整的墓室空间。

①“双龙戏珠”石刻（报告归为四神类）。该石刻宽0.92米，高0.44米，是高浮雕与浅浮雕的石刻作品。“双龙戏珠”图案是目前在泸县宋代墓室中发现的唯一一例。

②四神图像不全。“双龙戏珠”石刻之外，在新屋嘴村一号墓中未发现白虎相关类石刻（可能被盗墓活动破坏或遗失）。报告中所指出的“朱雀”及“玄武”石刻，实则是两件宽为2.03米，高为0.78米的组合石刻图像，由飞天及花卉图案形成主体内容，这与其他墓室中简单的四神石刻有很大不同，其中的神兽图案是否为朱雀和玄武也有待商榷。

③特殊的桥（报告归为伎乐类）。器乐演奏石刻（六人）与戏剧石刻形制大小相同，但图像中都出现了一座桥，这是其他墓室石刻中没有过的。

④飞天对旋转图（报告归为综合类：飞天）。该石刻展开宽1.43米，高0.36米，图案雕刻在墓室横梁的弧形底面上，画面为一正一反两飞天手持轮盘对旋，是个特例。

⑤骑虎图（报告归为综合类：人物故事）。虽然墓室中没有发现四神类白虎石刻，但却有一件十分生动的表现“虎”的石刻图像，该石刻宽0.92米，高0.44米，高浮雕，刻画了山上、山下两个人及四只老虎的形象，这种大幅无框类的故事圖像在泸县宋墓中是特例。

综上可知，《泸县宋墓》对新屋嘴村一号墓17件石刻的分类是基于对整个墓葬群石刻图像考量的结果，但是却忽略了该墓室某些石刻的特殊性，因此其中的某些定义并不十分准确。

4 完整的墓室空间

通过泸县宋墓群中保存较为完整的六座石室墓的发掘报告，我们可以总结出该墓葬群墓葬形制的共同点：均为合葬墓，竖穴式墓圹，是长方形用石材构筑仿木结构的单室墓，由墓道、墓门、墓室三部分构成。其中，墓室中左、右侧墙壁有双扇门形壁龛，后侧墙壁有后壁龛;墓室顶部有横梁及纵梁穿过，两壁后部的两根壁柱之间的横梁将墓室顶部分为前、后两部分[19]。那么，可以推测这些共同点应该也适用于泸县宋墓之一的新屋嘴村一号墓，由此可大致了解该墓室的基本形制。

研究石刻图像的内容和含义应当放诸于整个墓室空间内，不能不注意它们所承担的建筑功能，这些功能决定了它们在空间内所处的具体位置，更应当考虑这与视觉表现及内在意义之间的联系。观察各个石刻标本的尺寸与形状，我们很容易就找到数据相同（或相近）的标本，基于泸县宋墓并不复杂的墓室构造，就有理由找到各个石刻标本在墓室构筑中曾经处于相同或相对应的位置。同理，尺寸和形制的差异也有助于区分原本被混淆的部分。

两件武士石刻高1.8米左右，宽0.62米～0.69米。武士像石刻在泸县乃至泸州的宋代墓葬中都多有发现，其装束形象互有差异，但类型明确，基本都被置于墓门两侧，因而被称作“守门武士”。新屋嘴村一号墓中的两件武士像石刻也应在墓门两侧，有守门作用，这一点是无疑的。

两件飞天、花卉与神兽的组合石刻在原报告中被认为是朱雀石刻和玄武石刻，位于墓室的前后横梁部位，上有斗栱浮雕，图案刻在中间阑额，下方有浮雕雀替，而另一件“飞天对旋”图则被雕刻在墓室横梁的弧形底面上。根据这个说法，三件石刻在这个墓室中都处于横梁部位，但它们的长度却存在差异。两件组合石刻的宽为2.03米，而“飞天对旋”石刻宽却是1.43米，两者有0.6米之差。尺寸的差异似乎表明了它们所处位置的差异。作为长方形单室墓的建筑构件，长度较长的一方作为墓室顶部的纵向过梁可能更加合理。另外，“飞天对旋”石刻的弧形形制也进一步确认了它的横梁位置，而组合石刻虽施斗栱、阑额、雀替，但整体却呈长方形，更接近墓室中的纵向过梁部分，参考泸县喻寺镇一号墓墓室情况，它们之间的关系可见一斑。

共同出现“桥”的两幅石刻图像，在原报告中分别被归为器乐演奏类和戏剧类，然而二者形制相同，中部均向下内收成弧形拱，尺寸相近，且石刻内容也相似，上面都没有仿木建结构的图案，毫无疑问在墓室中是相对应的一对石刻。这对石刻下方弧形拱的形制指向了墓室的横梁部位，它们有可能位于墓室前后两个横梁。一对石刻宽1.62～1.63米，长于上文所述的“飞天对旋”石刻20厘米左右，这可能是两侧连接横梁的壁柱所处的位置导致的。

“双龙戏珠”石刻与“骑虎图”石刻的尺寸相同，都是宽0.92米，高0.44米，因此将这两件标本归为一组，参考奇峰镇和喻寺镇的墓内雕刻，这组石刻应处于类似门额的位置。

依照伎乐图石刻（器乐演奏、舞蹈）和女侍图石刻的尺寸规格，它们应当属于墓室的壁龛部分。女侍图或男侍图在其他墓室中都有发现，参考奇峰镇二号墓的布局，推测女侍图应该处在后壁壁龛;两件器乐演奏图上有类似“雀替”花纹，推测它们处于墓室两侧壁龛内;四件舞蹈石刻两两对应，宽度在0.55米左右，比器乐演奏图和女侍图窄一些，或许可以组成两个双扇门形壁龛，也可能在左右两壁与竖立的石柱上。

“双雀图”与一幅“缠枝菊花图”相连形成一块石刻的两个面，这块石刻宽1.36米，其中双雀图高0.5米，缠枝菊花图高0.35米。双雀图案被雕刻在一个菱形框架内，这种样式并不特殊，亦见于泸县宋墓的其他墓室中，如在青龙镇三号墓后壁龛下部的条石踏道上就有一菱形框，内雕牡丹花卉。“双雀图”石刻也有可能是在某个壁龛下部的条石踏道上，两幅图案形成的两个面分别朝向上方与侧方，均可展现。

本文试图根据出土石刻形制及尺寸还原新屋嘴村一号墓完整的墓室空间，但由于该墓已被盗掘致使考古材料缺失，推论的结果只是一种可能，需要更多的材料加以佐证或否定。新屋嘴村一号墓的石刻在整个泸县宋墓群中存在一些特殊情况，究其根本原因，是什么导致了这些不同，还是一个有待解决的疑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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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袁欣

石刻文化研究论文 篇3：

近四十年古代石刻文献整理出版综论

【摘要】文章從古籍整理出版的角度，梳理中国古代石刻文献近四十年来的出版情况，从三方面分析石刻整理出版的主要成就、基本方式、整理研究的主体、出版主体、具有重要价值的代表性图书，指出石刻文献整理出版存在的基本问题及对策，并根据有关出版成就、当前形势、技术条件等，就古代石刻文献整理、研究、出版的趋势做出深入判断。基于上述材料，得出基本结论：改革开放的大背景是古代石刻出版繁荣的先决条件;大力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未来石刻文献整理出版的基本动力;全面利用古籍数字化、大数据等信息技术，是推动古代石刻整理出版面向大众、实现更广泛意义上的古为今用的技术基础。

【关键词】古代石刻文献 出版 数字化

【DOI】 10.13786/j.cnki.cn14-1066/g2.2021.10.004

古代石刻，广义上包括造像、刻铭、刻绘等一切在石质材料上雕刻图像及记载文字的行为成果，以往一般单指有文字的石刻，称为古代石刻文献。改革开放以来，在广泛的考古与田野考察中，大量的石刻被发现，新资料不断积累起来，加之信息传播技术空前发达，极大地推动了社会科学研究。作为古籍整理出版的重要组成部分，石刻出版物是有关古代石刻文献整理、研究所形成的图书。本文试图以改革开放四十年来石刻文献图书出版^①的情况为研究对象，以期对未来有关石刻文献的整理、研究及出版的趋势做出较为准确的判断。

一、近四十年古代石刻文献整理出版综述

1. 石刻文献图书出版成就巨大

近四十年，国内各出版社编辑整理出版的各种石刻文献著录图书，总数达上千种，成就巨大。

石刻最常见的整理方法是汇编。汇编之法，多种多样。有据图书馆所藏石刻编辑的，如北京图书馆金石组编《北京图书馆藏：中国历代石刻拓本汇编》 （中州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北京图书馆金石组与中国佛教图书文物馆石经组编《房山石经题记汇编》（书目文献出版社，1987年版）;有各级地方石刻汇编，如山西省考古研究所编《山西碑碣》（山西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余华青、张廷皓主编《陕西碑石精华》（三秦出版社，2006年版），薛仰敬主编《兰州古今碑刻》（兰州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赵君平编《邙洛碑志三百种》（中华书局，2004年版）;有按照断代汇编者，如赵超著《汉魏南北朝墓志汇编》（天津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周绍良主编《唐代墓志汇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周阿根著《五代墓志汇考》（黄山书社，2012年版）;有地方性断代汇编者，如北京辽金城垣博物馆编《北京辽金元拓片集》（北京燕山出版社，2012年版）;有分类汇编者，如陈垣编 《道家金石略》（文物出版社，1988年版）;也有按照地域再分类汇编的，如潘明权、柴志光编 《上海佛教碑刻资料集》（复旦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王大方、张文芳编 《草原金石录》（文物出版社，2013年版）;也有一地、一点的石刻资料汇编，如中国佛教协会编《房山石经》（华夏出版社，2000年版），王小圣、卢家俭主编《古村郭峪碑文集》（中华书局，2005年版），陕西省古籍整理办公室编《华山碑石》（三秦出版社，1995年版）。还有个人收藏资料汇编，如河南省文物研究所、河南省洛阳地区文管处编《千唐志斋藏志》（文物出版社，1984年版），凡此种种，难以一一列举。^①

国家图书馆（原北京图书馆）是近四十年石刻史料汇编的重镇。如《北京图书馆藏：中国历代石刻拓本汇编》的整理出版，以朝代为单位，收录战国、秦汉到明清、民国各类石刻拓本20 000余种，共100册。该书“如实地再现了各种石刻的原貌，行款字数，损坏存佚，神韵风貌，原原本本地展现在人们面前。加之每种拓本均有简短说明，便于了解各种拓本的高广尺寸、拓本真伪、收藏情况”。^[1]因是拓本汇编，规模宏大，不便内容释读，故而在全集末附“索引”一册，为第101册，以便检索。1989年，此书由中州古籍出版社推出，大图书馆或专业性图书馆、研究机构有藏，实现了北京图书馆石刻拓本分地收藏，起到文物保护的作用，也便于研究者查阅，意义重大。

古代墓志是四十年来汇编类出版物亮点。堪称经典的图书是周绍良先生主编的《唐代墓志汇编》（全二册）（以下简称《汇编》）。《汇编》始于1966年以前，1988年完成整理，1992年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书中收录墓志4 000件，其中近一半墓志拓本是周绍良先生的私家收藏，无异于私家整理的石刻资料集，品位很高，全部录文约300万字。^[2]此书出版后，周绍良先生又组织了《唐代墓志汇编续集》的整理，收录全国各地

1 700余种唐代墓志的录文。此后，周绍良先生又建议整理出版《新中国出土墓志》，由中国文物研究所与各地文博部门组织整理，2003年起陆续由文物出版社出版。

以上几种古代墓志图书的出版，使得古代墓志史料大量面世，也为墓志著录提供了可资借鉴的范式。以后，又有大量有关历代墓志的汇编性著录陆续问世，因此，学术界对墓志的文献价值认知大大提高，纠正了传统的重碑刻而忽略墓志的学术倾向。2003年，赵超撰《古代墓志通论》，由紫禁城出版社出版，是在墓志著录基础上对墓志研究的新成果。

古代石经是儒家、佛家、道家经典传播的重要载体，有汉熹平石经、魏正始石经、唐开成石经等，对石经的整理和研究有重要价值。中国佛教协会编《房山石经》是石刻文献整理出版的重要成果。该书出版后，房山石经原石回藏地下，起到保护文物又便于研究的作用。2018年，上海辞书出版社出版虞万里编《二十世纪七朝石经专论》，收录王国维、陈垣、傅增湘等专家对历代儒家经典石刻的论述，兼具史料价值和研究价值。^[3]

据2021年1月30日公布的《当代新修地方金石碑刻书备忘录》统计，地方金石碑刻书北京34种，东北及内蒙古22种，山西114种，陕西45种，山东50种，河南56种，河北及天津46种，甘肃31种，宁夏及青海5种，四川及重庆39种，云南及贵州32种，湖南及湖北20种，广东及广西47种，浙江44种，江苏及上海48种，安徽7种，江西7种，福建30种，海南1种，新疆7种，共计685种。这一统计虽未涵盖所有省份，仅是不完全数字，但也可推知近四十年来有关出版物数字庞大，总数至少超千种，为社会提供了丰富的石刻史料，其中包括很大比例的新发现史料，是近四十年石刻出版对社会的基本贡献。^②

从以上梳理内容可见近四十年石刻文献整理出版的大致面貌，然而相对于全国所存碑刻的实际存量，这个统计数量又显得很少。所以，有关古代石刻的整理和出版，有非常大的发展空间，正需要当代出版人奋力开拓，做出更好的成绩。

2. 石刻研究成果不断问世

有关石刻的研究，现存最早的图书是宋代欧阳修《集古录》、赵明诚《金石录》、王象之《舆地碑记目》等，清代金石学盛行，著述甚多，其研究以著录、编目、集录、考释、补证为基本方法。晚清至民国时期，学者眼光开阔，出现许多石刻方面的名家名著，因此，马衡《中国金石学概要》、陆和九《中国金石学》，开始建立中国现代意义上的金石学体系。

近四十年古代石刻的高端研究成果，基本集中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家图书馆、上海图书馆等石刻文献丰富、研究人员多的机构。如上海古籍出版社碑帖专家杨震方编著《碑帖叙录》（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北京文物商店老专家张彦生著《善本碑帖录》（中华书局，1984年版），故宫博物院马子云、施安昌著《碑帖鉴定》（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赵超著《古代墓志通论》（紫禁城出版社，2003年版）、《中国古代石刻概论》（文物出版社1997年版，中华书局2019年增订版）等。

《中国古代石刻概论》（以下简称《概论》）是赵超1987年在北京大学考古系授课的讲义。宿白建议由讲义扩展成书，于1989年完成，1997年由文物出版社出版。2019年，中华书局出版增订版，达66万字。《概论》涵盖中国古代石刻铭文方面的基本内容，将所有古代与文字相关的石刻做出详细分类，其中第四节“专用文字石刻”是核心内容，是金石学方面总结性的著作。

上海博物馆研究员仲威是当今石刻研究颇具特色的学者。他精于对碑帖的鉴定，普及鉴定知识，提供鉴定样板，符合近四十年来有关石刻拓本收藏升温的趋势，使石刻的知识普及到大众。他还善于利用文献做综合鉴定，如《碑帖鉴定要解》中“《封龙山颂》碑石缺角之谜”，因碑石不存，遂根据张穆、顾沅题跋鉴定，一反传统的以全本拓为早、缺字拓为晚的常规思维方法，得出缺字拓本最早的结论，认为这是中国碑帖鉴定中的孤例。并进一步指出，因现代作伪技术提高，“今后的碑帖鉴定工作，对拓本的流传有序，古人的题跋鉴别的依赖性会越来越强”，^[4]是极有见地的。

值得注意的是，近年来一批年轻的石刻研究者涌现出来，如云南大学历史与档案学院赵成杰，其在攻读博士期间即研究金石学，2019年，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的《〈金石萃编〉与清代金石学》，对清代以《金石萃编》为主的金石学进行了全面的研究和总结，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体现出当代石刻研究后继有人的可喜局面。

3. 石刻利用成果大量出版

石刻文献涉及面极其广阔，研究石刻的根本目的在于利用石刻史料，以新材料解决有关学科的问题。这一学术动向已受到众多大学及研究机构的关注，并涌现出大量转化性成果。

2002年，山西师范大学戏曲文物研究所冯俊杰等整理的《山西戏曲碑刻辑考》，由中华书局出版，收入宋代到清代的戏曲碑刻100种，著录其全部内容，并做出详细考释。2005年，山西师范大学戏曲文物研究所王福才整理出版《山西师范大学戏曲博物馆馆藏拓本目录》，收录山西、河南、陕西、湖南、甘肃五省的戏曲碑帖。2020年，商务印书馆出版车文明主编的《戏曲碑刻（一）》，收录宋代碑刻9通、金代碑刻16通、元代碑刻32通、明代碑刻80通。2021年，北岳文艺出版社即将出版曹飞主编的《山西戏曲碑刻集成》，收录全国各地的戏曲碑刻千余种，在以上诸书中规模最大。

有关石刻资料利用的成果并不限于上述例证，如考古学家马长寿著《碑铭所见前秦至隋初的关中部族》（中华书局，1985年版），对唐王朝兴起前关中部族的情况做了详细的考证，增添了许多新史料;周绍良、赵超在编纂《唐代墓志汇编》《唐代墓志汇编续集》之时，即留意唐代宰相家族的记载，对《新唐书宰相世系表》进行补充校对，1998年在中华书局出版《新唐书宰相世系表集校》，2018年又出版了修订本，完善了“二十四史”中唯一的帝王王室之外的世系表。

4. 古籍专业出版社是石刻文献图书出版的主体

中国古代石刻著作的出版，以全国各地的社科类出版社为主。社科出版社之中，又以大學出版社、图书馆出版社、人民出版社、古籍专业出版社为主。其中，古籍专业出版社是古代石刻文献整理出版的主力军。据四十年来各类石刻出版物统计，占全国出版社总数约百分之六的古籍专业出版社，出版的石刻类图书占总量的半数以上，^①体现出专业出版社在专业出版领域的突出优势。

据国务院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编《古籍整理出版情况简报》统计，重要的石刻整理项目，大多列入国家古籍规划项目，并主要由古籍出版社承担编辑出版任务。如河南张钫《千唐志斋藏志》（1984年文物出版社出版）、《曲石精庐藏唐墓志》（1986年齐鲁书社出版）、《清代碑传全集》（1987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隋唐五代墓志汇编》（1991年到1992年天津古籍出版社出版）、《陕西金石文献汇集》（1990年至2019年三秦出版社出版）、《房山石经》（2000年华夏出版社出版）、《三晋石刻大全》（2011年到2020年三晋出版社出版）。

应注意到，未列入古籍整理出版规划的石刻文献出版项目占绝大多数，同样以古籍专业出版社为主要出版单位。古籍专业出版社之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科学出版社，以及各省的人民出版社、美术出版社、大学出版社等出版机构，都出版过许多石刻文献图书，组成近四十年来中国古代石刻图书的庞大阵容。

5. 民间力量积极推动石刻文献整理出版

在图书馆、大学、文物考古系统等收藏和研究机构纷纷推出大型石刻史料出版物的同时，借助各地大力推进文化建设的东风，民间整理出版石刻文献的积极性高涨。

三晋文化研究会成立于20世纪80年代，成立不久即着手普查山西石刻，先期出版了《三晋石刻总目》，共收录20 000余条石刻目录，是一个总结性、基础性的成果。“如果像编写《三晋石刻总目》这样地区性石刻详细目录的工作能够在全国开展起来，最终形成一部《中国石刻总目》，那么必将对中国古代石刻的保护与研究产生重大的影响。”^[5] 

以《三晋石刻总目》为基础，三晋文化研究会与三晋出版社合作，联合推出《三晋石刻大全》丛书（以下简称《大全》）。该项目2010年列入国家“十二五”出版规划，从2011年起正式出版，迄今为止，出版72个县（市、区）的石刻史料，超过山西119县（市、区）的60%。

经过10年整理出版，《大全》实际收录近30 000通古代石刻文献，如果将全省各县（区、市）石刻文献整理出版完毕，收录总量将超50 000通石刻，是《三晋石刻总目》所收石刻条目的两倍多，体现出山西是名副其实的石刻大省、石刻文献出版大省。

二、古代石刻整理、研究与出版分析

1. 古籍石刻类出版物的动机与效益问题

近四十年来，古代石刻的整理与出版呈现繁荣景象，其主要动因是国家经济建设、社会建设、文化建设蓬勃发展，古籍整理出版受到中央和地方政府的高度重视，加大了扶持资助力度，调动了各级出版社主动承担石刻文献类图书出版的积极性。在此背景下，许多石刻文献的整理性著作或被列入国家出版十年规划、社科基金规划等，或获得国家出版基金、国家古籍整理出版规划等专项资助，或得到地方政府的补贴，得以顺利出版，为社会提供了大量鲜见的史料。全国古籍出版工作委员会（前古籍出版社联合体）成立至今，一直坚持由专家评选古籍优秀图书，其中有不少石刻图书获得荣誉，仅2019年、2020年，就有《北京大学图书馆藏历代石刻拓本草目》《中国丛帖综录》《晋商碑刻资料选编》等多项石刻文献著录图书和石刻研究图书入选年度优秀古籍图书。

可见，四十年来，改革开放为古籍整理的图书提供了强大动力，国家和地方政府为古代石刻文献的整理、研究及出版提供了大力资助和支持，为古代石刻文献出版提供了基本保障。在保证相关出版社获得社会效益的前提下，取得了基本的经济效益，这是石刻文献出版获得空前成就的根本原因。

2. 石刻整理出版方式

近四十年来，石刻文献著录性图书是石刻整理出版的主体，有全编、集成、汇编、汇存、汇录、辑录、辑存、萃编等名目，如前述之《隋唐五代墓志汇编》《三晋石刻总目》等。在此基础上的进一步整理，具备一定学术研究含量，有校补，如罗尔纲编著《金石萃编校补》（中华书局，2003年版）;有校证，如金文明、赵明诚《金石录校证》（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有辑校，如王新英《全金石刻文辑校》（吉林文史出版社，2012年版）;有校注，如刘雁翔《天水金石文献辑录校注》（三秦出版社，2017年版）;有释录，如杨作龙等《洛阳新出土墓志释录》（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4年版）;有辑释，如水赉佑《淳化阁帖集释》（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版）;有汇释，如毛远明、李海峰《西南大学新藏石刻拓本汇释》（中华书局，2019年版）。这一类出版物一般为录文汇集性质。

此外，目录学也是古籍整理出版的入门路径。石刻研究中基础性工作应是编排石刻目录类图书，这类图书近年来也多有出版。如三晋文化研究会、山西古籍出版社编《三晋石刻总目》（山西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①徐自强编著《北京图书馆藏石刻叙录》（书目文献出版社，1988年版），北京大学图书馆金石组《北京大学图书馆藏历代墓志拓片目录》（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版），朱保炯、谢沛霖编著《明清进士题名碑录索引》（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版），骆兆平、谢典勋编著《天一阁碑帖目录汇编》（上海辞书出版社，2012年版），赵成杰编著《云南石刻文献目录集存（初辑）》（西南交通大学出版社，2021年版）等。

20世纪50年代，北京大学孙贯文先生开始下大力气整理北京大学图书馆所藏的20 000余种石刻拓本，编著《北京大学图书馆藏历代石刻拓本草目》（上下册）（以下简称《草目》），收入汉代至唐末的石刻目录4 000余条。2020年5月，该书出版，这是一部高质量的石刻目录著作。通过这部《草目》收集的歷代金石著录情况、有关石刻的传世流转、存佚情况和简要考证等，可以了解有关石刻的历史沿革、真伪流传、翻刻复刻、古代拓本情况、历代研究著述情况等重要的学术信息，且体现出作者大量的考证工作成果。^[6]

3. 石刻文献出版的质量问题及对策

石刻类著作大量出版极大地丰富了中国古代的历史资料，推动了学术研究进程。但从出版质量看，也存在参差不齐的情况。特别是录文一类图书看似简单，但由于石刻本身多有残泐，文字异体多出，文体变化繁多，做出完全正确的录文是十分困难的。因此，现有石刻著作中存在着或多或少的误释、重出、标点错误等问题。

（1）体例设计不准确。《三晋石刻总目》编纂前，先编纂目录，后编纂石刻内容，是科学的规划，^①但在石刻文献编纂时，将现代石刻收录，而现代石刻书写一般是简体字，故不可避免地产生繁体字与简体字同现一书的情况。

（2）汇编类石刻出版物未编索引或索引不完备。石刻类出版物实质上是史料图书，如果无索引，必将使对石刻史料的利用大打折扣。《北京图书馆藏中国历代石刻拓本汇编》项目庞大，编就了篇名笔画索引和石刻所在地索引，《唐代墓志汇编》《唐代墓志汇编续集》有人名索引;但有些出版物，如《汉魏南北朝墓志汇编》《新中国出土墓志》等后出的众多著录无索引。未编辑索引的原因很多，有编纂人员不是专业出身、编纂之初欠缺索引设计等;抑或出版社在项目洽谈、接受书稿等环节上，未尽到建议责任;甚至有的非古籍出版社缺乏专业编辑，更谈不上编辑索引。近年来，随着编辑专业性提高，索引编辑技术普及，汇编性石刻出版物编辑索引已较普遍，然而索引的类型基本限于篇目、地名、人名之类，还是显得单调，难以实现编辑更多用途的索引。

（3）编校质量不尽如人意。古代石刻类出版物，涉及内容极其庞杂，石刻史料的整理者，往往愿意编辑石刻拓片，因为这样出版速度快，文字错误少。而石刻录文类著作更多涉及前期文字释读和后期校对，出现的问题比较多。问题一，对典故、典章、石刻规制等不了解，造成断句错误。问题二，对繁难的石刻文字缺乏准确的认读。问题三，校对不精。前二者主要是整理者的職责，是保证文字质量的基础。如1979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明清进士题名碑录索引》，因未运用《明代登科录汇编》《会试录》等一手资料进行校勘，以致其不能彻底纠正《明清进士题名碑录》的错误。^[7]又如文物出版社出版《千唐志斋藏志》后，张忱石撰文，列出此书的编纂错误有“排校之误”“误认碑别字”“脱漏志主及撰者姓名”“次序错乱”“纪年之讹”等问题。^[8]再如根据陈垣先生稿本整理出版的《道家金石略》，“对全书中所收用韵的文字，有些没有按韵分标。如许多碑后的铭文，古人习惯是两句一韵，而校补者没有恪守这一通例，往往四句或四句以上施一句号，中间全逗，虽未碍文意，但终不符古制”。^[9]寻求以上问题的原因，除学识原因之外，不外主观与客观两方面：主观方面是重视程度不够;客观方面是受制于出版时限，如急于完成项目、或急于上市销售、或急于完成社会效益考核。

（4）古籍编辑队伍参差不齐。古籍专业出版社内部，面临新老交替的关键时期;非古籍专业出版社，往往缺少专业的古籍编辑;编辑队伍人员整体不足，不能满足石刻整理出版方面日益广泛的社会需求。

图书质量是图书的生命，石刻文献出版物是学术研究的基础，须遵从进度服从质量的原则，作者和出版社都不能只顾眼前利益牺牲长远利益。出版社应该努力早做规划、早接触作者、早发现问题，避免被动接受书稿，消极处理质量问题。对编校质量，应因著作情况安排编辑，对容量大的著作，审慎确定编辑人选并做出保证进度和质量的安排。

三、石刻文献整理出版趋势分析

石刻史料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整理出版石刻史料，是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基础性工程，受到各级政府的重视。近四十年出版的大量石刻文献图书建立了海量的石刻史料库，在此基础上，石刻研究图书和数量庞大的石刻研究论文不断问世。此背景下，蕴含着未来石刻整理、研究以及出版的趋向，是值得积极探寻的。

1. 石刻文献的整理和出版的趋向

石刻文献整理和出版，是古籍整理出版的重要内容，需要在不断发现的基础上持续整理出版，是一项长期性的繁难的工作。其一，汇编类出版物如前所出版的宗教石刻、戏曲石刻、林业石刻、少数民族石刻，通过反复组合，将加快向跨学科方向发展的速度;其二，新发现的出土类石刻，将继续出版补遗一类汇编图书;其三，地方性的石刻汇编，或将取代超大型石刻汇编，成为主要的石刻著录方向，在一地或一处石刻史料汇编基础上出版小型化石刻图书。其四，利用石刻史料，服务现实，服务大局。如黄河流域留存着大量水利石刻史料，近年来，国家出版基金加大资助有关出版社和研究部门合作的力度，出版黄河水利石刻，推动黄河流域的水利建设。其五，随着科学技术的发达，信息传播实现快速化、综合化，已经出版的大量石刻出版物需加速整理成电子图书、网络版，打破大图书馆等收藏机构垄断石刻文献的局面，从而改变石刻文献的发布方式及研究方式，因此，出版形式将向纸质版图书与电子版图书并存的方向发展。

中国出版集团总经理李岩指出：“古籍整理出版本质上有特定的读者对象与受众群体，定位清晰的专业出版，建设标准化的数据库，进行已有古籍内容出版资源的整合开发，实现多重开发利用与下载使用，可以通过售卖数据库的服务和多种形态的产品，产生复合效应。”^[10]这一观点指出石刻的整理出版的现状，有着重要的行业指导价值。

2. 石刻文献研究的趋向

石刻的研究，以石刻文献为基础，但不是唯一的基础，所以石刻研究的趋势，其一是综合性趋向。民间学者刘勇近年来专注于考察山西石刻，他特别指出：“在传统历史学和考古学的交集之下，如今我们对石刻文物的研究不能仅局限于文字信息，更需要结合石刻文物保存的图像信息、周围环境，综合评价其整体价值，历史的、艺术的、宗教的……可做的事情很多。”^[11]其二是单一化、小型化趋向。即着眼于一个点，一个类型，也可以产生多种多样的微型出版物;一个地点的石刻，如四大佛教名山的石刻、五岳的石刻、重要石窟寺的石刻，可在史料、文本、艺术诸方面，产生读者走向明确的出版物。其三是跨学科研究趋向。新一代思想活跃的石刻研究者绝不会满足于简单的史料汇编与释读、考证，而是将石刻文献与社会学、历史学、宗教学、民俗学等学科融合，产生新的研究成果。其四是石刻研究的时间下限可能延展。

3. 石刻文献研究主体的趋向

石刻文献的研究主体，将趋向扁平化、大众化。近四十年有关石刻史料公开出版，且多数整理为电子版，使广大读者有机会接触到大量石刻史料，而地方史、家谱编纂、文化旅行等趋热，对石刻的民间研究成为必要之举，民间有关石刻史料的研究队伍有可能成为未来石刻研究的主体，有利于将石刻研究做大。未来的石刻文献出版重在质量把关，依托大学等研究机构的石刻研究者，引领石刻研究将是很长一段时间内的出版趋向。

出版社作为出版石刻图书的主体，因其出版性质和专业性的原因，将不会有大的改变。经过四十年锤炼的古籍编辑出版队伍，正在完成新老交替，将在古代石刻编辑出版方面继续扮演主力军的角色。

参考文献：

[1] 尹宁.《北京图书馆藏中国历代石刻拓本汇编》陆续出版[N]. 古籍整理出版情况简报，1989-09-10（008）.

[2] 周绍良. 国之瑰宝——房山石经[N]. 古籍整理出版情况简报，  1987-12-20（008）.

[3] 虞万里. 二十世纪七朝石经专论[M]. 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18：目录.

[4] 仲威. 碑帖鉴定要解[M]. 上海：上海书画出版社，2015：83-92.

[5] 赵超. 锲而不舍：中国古代石刻研究[M]. 太原：三晋出版社，2015：273.

[6] 赵超. 孙贯文先生的金石研究[M]//北京大学图书馆藏历代石刻拓本草目. 太原：三晋出版社，2020：代前言3.

[7] 李大东. 明清进士题名碑录索引[N]. 古籍整理出版情况简报，1985-07-20（021）.

[8] 张忱石. 《千唐志斋》“图版说明”订误[N]. 古籍整理出版情况简报，1986-10-20（021）.

[9] 卢仁龙. 崭新的开拓——评陈垣《道家金石略》[N]. 古籍整理出版情况简报，1989-06-10（015）.

[10] 李岩：传统典籍文献的传承与发展[EB/OL].[2021-05-23].https：//www.163.com/dy/article/GANIEBRK0521QGO3.html.

[11] 刘勇. 我在山西寻访石刻文物[J]. 艺术市场，2021（5）：78-79.

The Collation and Publication of Ancient Stone Carvings in the Past Forty Years

ZHAO Chao1， ZHANG Jia-lin2（1. Institute of Archaeology，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Beijing 010000， China; 2. Shanxi Science and Technology Press， Taiyuan 030001， China）

Key words： ancient stone carving literature; publishing; digitalization

作者信息：趙超（1948— ），男，北京人，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中国古代石刻、印玺、简牍;张家麟（1987— ），男，山西太原人，山西科学技术出版社编辑，主要研究方向：编辑学。

① 鉴于四十年来书法艺术走向全民化，古代石刻中的碑、碣、志等受到热烈追捧，重复出版极其严重，故本文一般不论及这方面的图书出版。

① 此处所列石刻书目，据《中国古代石刻概论》（赵超）、《古籍整理出版情况简报》《当代新修地方金石碑刻书备忘录》等资料整理。

② 省级以下石刻的出版物，多半未进入学术界大众化的视野。如赵成杰《云南石刻文献目录集存（初集）》中收录众多新出版石刻图书，即不在常见的石刻著录图书目录中。

① 全国古籍专业出版社是一个动态发展的状况，在20世纪80年代初到21世纪初，发展到20余家，目前，加入古籍出版社工作委员会的出版社，达40余家。新加入的出版社多半是各地有古籍整理出版能力的人民出版社、文献专业出版社等，也是整理出版石刻图书的重要力量。此统计中所列的古籍出版社，是严格意义上的古籍专业出版社。

① 《三晋石刻总目》，由三晋文化研究会组织整理，出版了山西11个地市中9个地市的石刻目录，即太原、大同、朔州、晋中、阳泉、长治、晋城、临汾、运城，共9卷。

① 详见《三晋石刻大全》刘贯文总序。

作者：赵超 张家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