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体制中国文化论文

从11月在武汉举行的“2007·第二届中国文化创新高峰论坛”上了解到，近两年来中国文化体制改革与创新已进入深化发展阶段，新型的文化体制也在逐渐形成，文化体制改革正呈现出四大热点。——转变政府的文化管理职能，变“办文化”为“管文化”。政府从繁琐的具体文化事务中解脱出来，专注于宏观的管理和指导。今天小编给大家找来了《文化体制中国文化论文(精选3篇)》，供大家参考借鉴，希望可以帮助到有需要的朋友。

文化体制中国文化论文 篇1：

消除外媒对中国文化体制改革认识的盲点

近几年来，文化体制改革和文化产业发展成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命题，也成为了境外媒体涉华报道的重点。尤其是在十七届六中全会将“文化命题”作为全会的议题，提出要深化文化体制改革，建立“文化强国”的目标之后，境外媒体对我国文化建设的报道更是一路升温达到高潮。外媒的报道是折射国际社会对我关注面的“三棱镜”。因此，总结和分析外媒对我文化体制改革报道的特点和趋势，将有利于我国外宣媒体在新形势下找准海外受众的“兴趣点”，妥善回应外部关切，为深化我国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营造良好的国际舆论环境。

外媒报道特点

根据新华社中国国际传播研究中心对美联社、路透社、法新社、美国《纽约时报》、《华尔街日报》、英国《金融时报》、英国广播公司（BBC）、新加坡《联合早报》、日本《产经新闻》等30多家境外媒体最近一年多来涉华文化报道的调研结果，自十七届六中全会以来，外媒对我文化体制改革报道的重点主要集中在软实力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文化产业的发展、网络监控以及国际传播能力建设等几方面，相关报道的特点如下：

一是普遍对“文化强国”战略对中国内政外交的意义持肯定态度，认为加强文化建设对内有利于提振文化产业，促进软实力建设，提高民众的思想道德水平，以及抵御欧美文化的渗透和侵蚀；对外有利于增强中国文化的国际吸引力，改善中国的国际形象，巩固中国在国际舞台的大国地位。

二是大量报道中国加强软实力建设的政策举措，普遍表示注意到中国政府的努力，但认为我软实力建设的效果差强人意。一些媒体批评开办孔子学院、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等中国加强软实力建设的措施是自上而下的政治手段，因而得不到国际社会的广泛认可。有的媒体提出中国建设软实力应多发挥民间力量，让民间人士发挥自身的文化自觉和创新，提升中国软实力。

三是普遍认为中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的目的是为了构筑抵制欧美文化“防波堤”以及应对民众的道德危机，维护中共意识形态的统治地位，但不少外媒却明确表示对我国核心价值体系究竟是什么表示困惑。

四是对电影业、图书业以及创意产业等中国文化产业的发展情况，以及中国政府对为整顿和扶持文化产业而出台的新的政策法规高度关注。外媒一致认为，在“十二五”期间中国的文化产业将迎来“黄金五年”。

五是将文化体制改革与中国加强网络监管联系起来，认为六中全会聚焦“文化命题”的实际目的是为了在换届之际，加紧对媒体和互联网的控制，牢牢掌握意识形态的主导权。同时，外媒还高度关注中国网络空间一些批评中共控制网络的言论，并炒作“言论自由”等人权问题。

新形势下我外宣媒体面临的新任务

以上可以看出，境外媒体对我国文化体制改革不仅“兴趣浓厚”，而且关注面非常广泛，涉及到了该领域的各个方面。其相关报道既有客观、理性的一面，也因受意识形态不同，文化背景、新闻价值取向相异以及对中国缺乏了解等因素的影响，存在不少歪曲、不实的内容。在文化体制改革不断深入对我国文化外宣报道提出新要求的大背景下，如何主动出击，利用国际舆论对中国文化建设高度关注之契机，加大报道力度，消除外媒对中国文化体制改革认识的盲点，同时吸纳外媒报道中合理的建议，完善我文化外宣报道中的不足之处，是我外宣媒体在接下来的工作中需要进一步考虑的问题。对此笔者提出以下建议：

第一，加强对文化体制改革相关理论和政策的学习，把握正确的报道方向。文化体制改革是我国继经济体制改革和其他单项改革之后所作出的又一项关系全局的重大决策。而外宣媒体肩负着增进国际社会对我国基本国情、价值观念、发展道路、内外政策的了解和认识，展现我国文明、民主、开放、进步形象的重要使命。因此外宣媒体在向海外介绍我文化体制改革相关政策和举措时，至关重要的一点便是使自己的报道基调和方向同中央的精神保持一致。这就要求外宣媒体深入学习和贯彻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精神，深入学习贯彻胡锦涛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深刻理解和把握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努力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这一文化改革发展的主线，深刻理解和把握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这一根本任务，深刻理解和把握推动文化改革发展的基本要求。

第二，必须结合海外关切加大对文化体制改革相关内容的对外宣传力度，有针对性地设置议题。从境外媒体的报道可以看出，目前国际社会对我“文化强国”战略很感兴趣。因此外宣媒体应该以此为契机，大力宣传我国文化体制改革的路线方针、政策宗旨以及产业发展情况，充分回应海外关切。而且，要改变传统的“传播者本位”方式，充分重视不同国家乃至同一国家不同观众群在历史、文化、价值观上的差异，以海外受众对我文化体制改革最感兴趣的话题为出发点，进行议题设置。对于国际社会对文化体制改革中无知、曲解、误读乃至敌意的方面，要分门别类进行有针对性的宣传报道，认真探寻合适的题材以及报道方式，消除或减少国外受众对中国的不良印象。比如，针对外媒指责中国控制网络无视言论自由的不实言论，要有理有据进行驳斥；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内涵和外延，要加强宣传，全面阐释；就外媒对我国文化产业的关注点，要大量报道，充分回应。

第三，在报道手法上注重人文色彩，在报道内容上强调平衡性，努力提高中国文化的海外“亲和力”。外宣媒体在对外宣传我“文化强国”战略时，无论是涉及软实力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还是文化产业发展的内容，都面临着究竟该如何让海外受众理解和接受具有东方色彩的文化价值观的问题。关于这一点，笔者认为以人为重点是一条有效的途径，因为现实生活中人的故事是最能打动境外媒体和国外受众的。比如，在向海外受众解释什么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时，外宣媒体不能采用对内报道常常运用的通过大段的排比句式，简单化、概念化地阐述某一理念的方式，而是要从具体人物的具体事迹入手，通过人的故事来展示中国人的传统美德，体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内涵，从而树立中华民族的美好形象。另外，我们在报道内容的选取上还要注意平衡性。一些外媒曾建议，中国软实力建设应多重视民间的力量，这个道理同样适用于我们的外宣报道。我们应重视和吸纳民间蕴含的丰富外宣资源，在报道中既重视中央和地方政府宣传内容的传播，也要给民间渠道以充分的出口，既要有主流的言论，也要有边缘的声音，这样才能增加我们文化报道的平衡性，提高报道在海外受众中的公信力。

第四，充分利用网络媒体在对外文化传播中的影响力。当前网络媒体，尤其是微博和一些移动新媒体以其庞大的受众群、空前的传播力和惊人的发展速度成为许多公众热点事件的发源地和散热器，受到国际舆论界的高度关注。一些西方国家甚至将网络作为对我国进行文化和意识形态渗透的“新阵地”。这既对我文化外宣报道构成挑战，同时也带来了机会。外宣媒体要深入研究网络媒体的发展趋势，整合各类网络媒体的宣传资源，充分利用网络媒体传播的便捷性、互动性以及草根性等特点，着力构建集传统媒体形式和新兴媒体形式于一体的定位明确、特色鲜明、功能互补、覆盖广泛的对外报道体系，做好新形势下的文化外宣报道。

（作者来自新华社对外部）

作者：刘蓉蓉 毛鹏飞

文化体制中国文化论文 篇2：

中国文化体制改革凸现四大热点

从11月在武汉举行的“2007·第二届中国文化创新高峰论坛”上了解到，近两年来中国文化体制改革与创新已进入深化发展阶段，新型的文化体制也在逐渐形成，文化体制改革正呈现出四大热点。

——转变政府的文化管理职能，变“办文化”为“管文化”。政府从繁琐的具体文化事务中解脱出来，专注于宏观的管理和指导。

——培育文化市场主体，文化企业逐步转企改制，培育出一批具有活力的国有、民营文化企业，成为在市场中竞争的法人主体。

——文化事业与文化产业的分途发展。文化事业的公共性趋向于社会效益，文化产业的市场性趋向于经济效益，二者协调发展、共同进步。

——建立和完善文化发展的保障体系。法律法规、规章制度的健全是促进中国文化事业、文化产业健康发展的重要保障，加快行业部门的立法进度有助于更快更好地营造一个良好的文化发展环境。

武汉大学教授傅才武认为，近年来文化体制的理论研究进展较大，已经形成了与文化体制改革实践相辅相成的局面。这些热点问题就是当前中国文化体制理论创新的难点和重点，而这些文化体制创新将进一步释放文化发展的活力，消除原有计划性文化体制的弊端，建构出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新型文化管理体制。

文化体制中国文化论文 篇3：

影响经济体制转型的中国文化信念研究

[摘要]文化信念影响制度选择，是中国经济体制转型的重要影响因素。“仁”是中国文化信念的主导。其核心是“事亲”思想。泛家文化又驯化出对权威的盲目服从。但由于中国信仰缺失，人与人之间交往更多地倾向于血缘、地缘和业缘等，逐步发展成一种关系文化，遵循“礼治”的观念。经济体制转型的深化应充分考虑现有的这些文化因素的影响，并能尽快顺应这些文化信念与现代制度相冲突时所引起的修正。

[关键词]经济体制；转型；文化信念

[作者简介]吕余生，广西社会科学院党组书记、院长，研究员，广西南宁530022；蒋神州，广西经济管理干部学院，讲师，南开大学商学院在读博士生，广西南宁530007

[文献标识码]A

文化是由社会产生并世代相传的传统集合，亦即指规范、价值及人类行为的准则。“文化信念是文化中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它是社会全体成员共有的观念，它不能通过实证和分析去证明。”文化信念影响制度选择，是制度中重要的组成部分，它们被社会成员所共享和内化，能激励和引导人们采取某种在特定社会情形中有技术可行性的行为，并引导后续的制度发展。制度产生的行为使得新制度下形成新的文化，这种文化可以是对以前文化的包容，也可以是一种修正。因此，一个社会的制度的运行不论是高效率还是低效率的，对它的研究都离不开文化信念。

　不同的文化信念使不同的社会特征的人产生不同的经济行为，进而导致在社会内部和社会之间的交易有不同的效率和盈利关系，所以不同的文化信念会导致不同的体制转型发展路径。历史已经告诉我们，中国体制转型走向了与东欧各国不同的路径。但是，中国体制转型的未来路径选择仍存在很多的未知因素。只有将特定背景下的历史信息及其形成的文化信念与经济学惯用的分析框架相结合，才能较好地预知制度发展的特定路径选择。中国有着完全不同于西方的历史发展轨迹，有自己源远流长的文化信念，研究中国特色的制度变迁路径，需要充分理解这些文化信念因素，进而给中国的经济体制转型提供文化信念上的边际修正的指引，加速体制转型的步伐。

一、“仁”是中国文化信念的主导

　儒家文化是中国文化的主流思想，其核心信念当推“三纲五常”。“三纲”则是后面述及的泛家文化思想的先驱，它与“五常”的核心理念也是一致的。“五常”思想的形成和相关的权威表述如下：“惟《易·文言》始有‘仁、义、礼’三字，而无‘智’字。至《孟子》始增一‘智’字，名为四德”(《四书改错·贬抑圣门错》卷二十，页三)。“仁者人也，亲亲为大；义者宜也，尊贤为大。亲亲之杀，尊贤之等，礼所生也”(《中庸》)。“仁之实，事亲是也；义之实，从兄是也。智之实，知斯二者弗去是也；礼之实，节文斯二者是也；乐之实，乐斯二者，乐则生矣”(《孟子·离娄上》)。后董仲舒又加入“信”，从此，形成“仁义礼智信五常之道”(《贤良对策》)。这“五常”贯穿于中华伦理的发展中，成为中国价值体系中的最核心因素。

由以上引述也可知，“仁”的思想是“五常”的核心，而“仁”最核心的思想则是“事亲”。加上“克己复礼”和“能行五者于天下，为仁矣”的诠释。总结起来“仁”也就是顺从人伦差序的教化思想。可见“仁”也是个很狭隘的概念，其思想也并非利他性的。“子贡曰：‘如有博施于民，而能济众何如?可谓仁乎?’子曰：‘何事于仁，必也圣乎!…’”(《论语·雍也》)。可见，儒学思想认为要是真出于“利他”思想去做事，那就不是仁而是圣了。因此，可总结说，儒家思想的核心信念是在保持自己利益最大化的前提下，遵循尊卑有序的差序格局。这也是中国文化的主导，尊卑有别的信念内化赋予了中国领导者无上的权威，形成了一种“泛家文化”。

二、泛家文化

台湾李亦园提出中国文化是“家的文化”。“家族不但成为中国人之社会生活、经济生活及文化生活的核心，甚至也成为政治生活的主导因素”。家族是具有共同的祖先并围绕公共财产而组合的全体人，他们的统一性由家谱赋予合理化，这些群体内的关系是信赖和合宜的问题，他们相互给予忠诚和相互支持。近年来改革开放的冲击，由家庭中学到的经验类化到其他组织中，形成了泛家族主义或类化的家族主义。中国家文化亦演进为“泛家文化”。这里的泛家文化主要是指基于血缘的家文化社群按差序格局的方式外推出，包容了挚友、地域、同学和生意伙伴等关系人群的一种文化。

Redding和郑伯采用了主位的研究路径，对中国香港、印尼、新加坡、中国台湾等华人家族企业中的高阶领导议题进行了探讨，并指出华人企业的高阶领导拥有清晰而鲜明的特色，可以称为家长式领导。家长式领导是一种类似父权的作风，拥有强大的权威，但也有着照顾、体谅部属以及道德领导的成分在内。家长式的作风不仅在家族企业中出现，也常会在非家族企业和政府机构中发现。这种泛家文化是一种与西方契约文化相对的文化，它催生了人们对权威盲目服从的信念。在制度的增强过程中，这种信念不断内化，形成泛家文化中的谄媚思想。如：“入公门，鞠躬如也，如不容。立不中门，行不履阈。过位，色勃如也，足躞如也，其言似不足者”。“朝，与下大夫言，侃侃如也；与上大夫言，阖阉如也。君在，届彀躇如也，与与如也。”(《论语·乡党》)

三、信仰的超越

中国文化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信仰缺失。这实际上是因为中国历经了对信仰的失望后，已经在意识形态上超越了信仰。它可追溯到商周文化对儒家思想的影响。殷周的社会变迁可视为一场宗教改革运动。周王朝初期的历代帝王鉴于夏、殷失败的历史教训，对传统宗教进行了一次深刻、彻底的反思，并对商朝的宗教文化进行了改造。周公针对殷商“神授王权”的思想提出王朝存续的实质在于敬德保民。《尚书·蔡仲之命》说：“皇天无亲，惟德是辅；民心无常，惟惠之怀。”《尚书·泰誓》也说：“天矜于民，民之所欲，天必从之”。摒弃天命，依赖人事，周时的中国文化已经上升到对殷商宗教否定和批判的高度。周时已将“天命”与“民之所欲”直接联系起来，顺应民意已成为执政目标。后演进成儒家思想“慎终追远，民德归厚矣”(《论语·学而》)。在西周末年，自民间也兴起一股反对宗教的潮流，“下民之孽，匪降白天。哮沓背憎，职竞由人”(《诗经·小雅·十月之交》)。人们开始怀疑宗教的奴役性质，认为自己的悲惨命运不是天赐，而是人为。儒家也自此摆脱了宗教信仰的束缚。“西方之路开于基督，中国之路开于周孔，而以宗教问题为中西文化的分水岭。”也基于此因，“中国逐渐转进于伦理本位，而家族家庭生活延续于后。西洋则以基督教转向大团体生活，而家庭为轻，家族以裂，此其大较也”。宗教信仰的缺失使得西方的团体格局在中国不能产生，而形成了一种基于伦理本位的关系格局。

四、关系文化

信仰的缺失和泛家文化的信念使得关系在中国乃至整个华人社会都十分重要，不管是对企业的经营行为还是其他社会行为，都有深刻的影响。关系在现代社会已经超越了血缘和地缘，扩张到了业缘关系。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中人际关系具有特殊意义，人与人之间的信息共享按照关系强弱进行。在关系文化的影响下，信息集中于一个关系链的核心人物即首领，他是建立在一种人际关系等级结构基础上的，这样的等级结构一般是人格魅力型。在这个关系型团体内部，其成员有趋于一致的信仰和价值观，减少甚至消除成员之间的不信任和可能的机会主义。一旦这种关系依存的等级结构与权力等级融合后，这种等级将生成更加牢固的关系官僚结构，可产生极强的凝聚力，使得交易的信任度更加高。且交易的次数是随着关系的建立更加频繁，这样就会产生一个趋于无穷次的重复博弈，可以使得即便是博弈参与人的惩罚机制是双边的，一样也能巨大的约束力。

马克斯·韦伯指出：“儒家君子只顾表面的自制，对别人普遍不信任，这种不信任阻碍了一切信贷和商业活动的发展。”“在中国，一切信任，一切商业关系的基石明显地建立在亲戚关系或亲戚式的纯粹个人关系上面，这有十分重要的经济意义。伦理宗教，特别是新教的伦理与禁欲教派的伟大业绩，就是挣断了宗族纽带，建立了信仰和伦理的生活方式共同体。”

五、礼治文化根深蒂固

　“礼”是儒家文化极为重要的核心内容之一。“孔子之学，由‘礼’观念开始，进至‘仁’、‘义’诸观念。故就其基本理论言之‘仁、义、礼’三观念，为孔子理论之主脉，至于其他理论，则皆可视为此一基本理论之引申发挥。”“礼者，贵贱有等，长幼有差，贫富轻重皆有称者也。”(《荀子·富国》)“礼”的核心要义是要教化人们接受贵贱、贫富的等级思想，遵守统治阶级制定的规则，安于接受统治阶级的剥削。

礼治和法治思想有很大差别。“礼”治通过教化，奴化被统治阶级的思想，倾向于事前控制；而法治思想倾向于事后惩罚。故《大戴礼记·礼察篇》认为：“凡人之知，能见已然，不能见将然。礼者禁将然之前，而法者禁于已然之后。是故，法之用易见而礼之所为生难知也。……礼云，贵绝恶于未萌，而起敬于微眇，使民日徙善远罪而不自知也。”因此，“礼只教人依礼而行，养成道德的习惯，使人不知不觉的‘徙善远罪’。故礼只是防恶于未然的裁制力。”“礼”这种思想具有很强的制度稳定性。它使得独裁和专制在中国这样一个有着56个民族且没有宗教信仰约束的泱泱大国，在近两千年的历史长河中通行无阻。这种思想的适应能力和统治能力之强，可窥一斑。即便朝代更替和外族入侵都没有动摇这种文化信念。中国要彻底实现法治，消除人伦差序的等级观念，可谓是任重道远。集体行动的逻辑也使得中国这样一个大国很难打破这种信念惯性。

六、结论

　行为信念有一定的惯性，只要人们一旦形成特定的行为信念，那么就不想尝试形成新的信念。即使某个新的文化信念有更好的社会整体福利，但是只要他认为其他人会采取原有的文化信念行事，那么依照信息瀑布效应，他最佳的博弈策略还是按照原有的文化信念行事。当一个人预期到其他人都是对领导绝对服从时，自己的最佳博弈策略也是选择服从，即便自己知道领导的决策是错误的。

只有当信念与社会反应联系在一起以及预期的规范行为产生行为规范时，制度才能成为内在的东西。在中国可以不经过民意测验就能颁布法令，进行体制转型，但这很难解决一个问题，那就是：有足够数量被认为会遵守规则的人相信其他人也会遵守规则。只有当每一个人都必须相信信念和规则的协调作用，并且相信规则的颁布影响着行为和信念，那么才会切实遵守它。如果坚持原有信念，即使新规则已经颁布，人们也将不会遵守。因此，改革开放的过程中，社会上逐步形成了大量的潜规则。没有文化信念上的正确修正作为指引，潜规则将对中国经济体制的转型带来极大的负面效应。上述种种文化信念，是阻碍中国经济体制转型的重要因素。因此，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化应充分考虑现有的这些文化因素，引导建立与现代社会制度相一致的文化信念，并能尽快顺应传统文化信念与现代社会制度冲突时所引起的修正。

作者：吕余生 蒋神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