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典政治经济学分析研究论文

2022-04-28

摘要:诺思(North)开创的制度变迁的路径依赖理论为我们理解一个国家长期经济增长或停滞的原因提供了一个非常有用的分析视角。制度路径依赖理论认为,制度变迁存在着自增强或正反馈机制,当它一旦走上某条路径,其既定方向就会在以后的发展中得到自我强化,从而形成对制度变迁轨迹的依赖。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古典政治经济学分析研究论文(精选3篇)》仅供参考,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

古典政治经济学分析研究论文 篇1:

从经济学范式谈以科斯为代表的新制度经济学对新古典经济学的修正

[摘要] 以科斯为代表的新制度经济学在继承新古典经济学分析工具的基础上,对新古典经济学的假设进行了修正,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修正的经济人假设;二、非零交易成本假设。从而确立了新制度经济学范式,即修正的新古典经济学范式。

[关键词] 经济学范式 新制度经济学 新古典经济学 交易费用 经济人假定

一、经济学范式的界定

范式是哲学家库恩1968年提出的,指常规科学所赖以运作的理论基础和实践规范。它有两层意思:(1)科学共同体的共同承诺集合;(2)科学共同体共有的范例。它可以简化为一种约定或是范例。因此,范式可理解为从事某一科学的研究群体所共同遵从的世界观和行为方式。

范式一般包括三方面的内容:共同的基本理论、方法;共同的信念;某种自然观。范式的基本原则可以在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三个层次表现出来。这些理论和原则对特定的科学家共同体起规范作用,协调他们对世界的看法及其行为方式。

范式具有两个基本特征:(1)有一套独特的基本前提假设、概念体系、理论方法,有足够的容量,被信奉它的理论家用来解释各种理论问题。(2)能持久地吸引相当一批理论家在其基础上进行研究。

根据以上分析,我们可以得出,经济学范式就是经济学界对如何看待研究对象的方式和视角的选择和界定,它决定了经济学家们如何看待对象、把对象看成什么等。从某种意义上说,经济学范式与经济学流派、经济学体系等价。它一般总是以经济效率为中心,以分工、交易和合作为内容,以供求均衡分析、成本收益分析和利益矛盾分析为方法,形成的一个有机的整体, 它是从不同的经济学理论中抽象概括出来的。然而,不同的经济学理论却有不同的理论范式,这些具体的理论范式虽然没有超出和脱离经济学一般范式,但以上各个组成部分的地位、相互关系、侧重方面均不相同,因而使得不同经济学理论的理论体系也大相径庭。

二、新古典经济学范式及其不足

从19世紀70年代起,经济学经历了一场边际革命。受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和边际革命的影响,马歇尔1890年出版了《经济学原理》,其中运用边际分析研究需求和供给,核心是均衡价格。由马歇尔奠定的这一流派逐渐成为主流经济学,被称为新古典经济。新古典经济学部分地继承了斯密的古典政治经济学。两者相比,新古典经济学的范式变窄了。首先,研究对象范围变小了,新古典经济学将研究对象局限为经济领域。另外,新古典经济学家们逐渐遗忘了斯密对社会分工的洞见。

新古典经济学范式可以概括为三个假设为前提的范式。这三个假设为:(1)完全理性假定;(2)完全信息假定;(3)最大化假定。按照这种假定,经济人“总是用敏锐的眼光,对面前的一切都深思熟虑。他不仅明白自己当时面临的选择范围,而且对未来的选择余地也了如指掌。”(刘世锦,1994)。但这种完全理性只能存在于理论抽象之中,实际生活中,完全理性是不可能实现的。因为这三种假设均存在着不现实性:(1)完全理性不现实——现实中总存在“有限理性”;(2)完全信息不存在——现实中往往“信息不对称”;(3)现实中很难做到利润最大化。此外,新古典经济学也存在不足:(1)忽视了制度,将企业看作是一只“黑箱”;(2)对经济学的分析停留在一定的时点上,将时间看作是不变的;(3)交易成本为零。

三、新制度经济学对新古典经济学范式的修正

1.对新古典经济学前提理性假设的修正

任何理论体系都建立在某些前提之上,因而对理论前提的批判,往往最有可能出现根本性的理论创新。以科斯为代表的新制度主义经济学家们曾嘲笑新古典经济学是“黑板经济学”,认为新古典体系的理论前提不符合实际。新制度经济学最大的创新,是对新古典理论前提的批判和修正。

新古典经济学以经济人这一基本假定为前提,认为经济人的活动,为经济运行及发展提供了长久动力,也构造起市场经济的坚实基础。但是它没有对经济人展开具体的分析,只是将其作为一个无处不在的隐含的前提而存在。在这一点上,科斯等人不同意新古典的看法。科斯指出:“当代制度经济学应该从人的实际出发来研究人,实际的人由现实制度所赋予的制约条件中活动”。诺思也认为:“制度经济学的目标是研究制度演进背景下人如何在现实世界中作出决定和这些决定又如何改变世界”。他们都强调制度经济学应该研究实际的人、制度与经济活动以及它们间的关系。也就是说:第一,制度经济学研究的不是抽象的经济人,而是现实中的具体的经济人;第二,经济人在理论体系中不能只是一个隐含的前提,而应该对其展开具体的分析。

在新制度经济学的制度变迁理论中,人们开始研究面对的是“一个存在制度与正的交易费用的真实世界”,而不是新古典经济学上的抽象世界。在这个真实世界里,经济人是不可能具有完全理性的,而只能是西蒙所坚持的有限理性观点,即:人们只具备有限的获取和处理信息的能力。正如诺斯(2002)所说的那样,“我们实际上只能拥有不完全信息,而且处理信息的能力有限”。

在科斯、威廉姆森看来,首先,现实社会中的经济人只具有有限理性。人的有限理性包括两方面的含义:其一在非个人交换形式中,人们面临的是一个不确定的世界,交易越多,不确定性就越大,信息也就越不完全。其二人对环境的计算和认识能力是有限的。由此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制度通过设定一系列规则能减少环境的不确定性,提高人们认识环境的能力,有限理性是交易费用理论所依赖的认知假设。有限理性概念中的主观理性部分导出了最小化(交易费用)动机,而对认知能力有限的认识则鼓励了对制度的研究。其次,现实社会中的经济人既有利己的一面,也有利他的一面。利他性突出表现为非财富最大化动机,而非财富最大化动机往往具有集体行为偏好。人类行为动机是双重的,一方面人们追求财富最大化,另一方面又追求非财富最大化。人们往往要在财富与非财富价值之间进行权衡。这种权衡过程实质上就是在这两者之间寻找均衡点的过程。人类历史上制度创新的过程,实际上就是人类这种双重动机均衡的结果。总之,由于推翻了完全理性和单纯追求自利的行为假定,也就从根本上修改了新古典经济学的经济人假定。同时,这也把经济人行为分析引入制度理论体系。

经济人的有限理性行为假设引发了新制度经济学关于经济人的第二个假定,经济人的机会主义。机会主义是威廉姆森提出来的。他认为,“人在追求自身利益时会采用非常微妙和隐蔽的手段,会耍弄狡黠的伎俩”(1987)。这主要包括两层含义:(1)由于现实世界中存在信息不对称,经济人就会根据个人目的筛选对己有利的信息,扭曲对己不利的信息,如撒谎等;(2)由于契约的不完备性,一旦经济人发现有机可乘,就会不遵守或违背契约。如果经济人是完全理性的,他可以洞察一切可能发生的他人的机会主义行为。但修正的经济人假设认为人是有限理性的,他不可能获得所有必要的信息,即使获得了这些信息也不可能做出正确的判断,所以机会上义行为在现实生活中时有发生。机会主义这个概念其实是对经济人假设的第二个原则自利原则的拓展。它把“用诡计寻求自利”这种情况包括进去了。经济人人性假设机会主义的说法在诺斯制度变迁理论当中,是处处可见的。诺斯在《经济史上的结构与变迁》中,利用修正了的人性假设,讨论了旨在减少相应交易成本或者降低生产成本的替代性契约安排的产生。

2.对新古典经济学中零交易成本假设的修正

在新占典经济学的理论里,由于是完全信息假设,经济人获取信息不需要付出任何费用,所以,非零交易成本的假设是不存在的。诺斯对零交易成本的现象曾讥讽:“从经济史学家的观点来看,这种新古典公式似乎可以解释一切有趣的问题,其中包括:世界是和谐的,制度不存在,所有变化都可以通过市场的完全运行来实现。简言之,信息费用、不确定性、交易费用都不存在”。

交易成本是科斯在《企业的性质》里提出来的。科斯认为:新古典经济学范式假设交易费用不存在是不符合现实的。在他看来,交易活动是稀缺的,发生交易活动需要成本。这就是交易费用的最初含义。这个概念修正了新占典经济学范式的零交易成本的假设,使经济学的假设更贴近现实了。这也是新制度经济学对新古典经济学范式的修正之一。

交易費用的概念一提出来,立即在新制度经济学各个理论分支,包括制度变迁理论中得到了广泛运用。然而,对交易成本概念的界定,不同经济学家有不同的看法。诺斯认为交易成本“取决于对复杂的价值尺度进行测度的成本、代理人绩效的估算成本以及执行合同的成本”(2002)。事实上,在制度变迁理论中,非零交易成本假定具有核心的地位。诺斯认为,制度通过约束和惩罚给经济中交往的人们以明确的预期,从而降低了由人类行为的机会主义倾向引起的不确定性的程度,而不确定性程度的降低则表明获取信息成本的减少,也即交易成本的降低。这样通过引入交易成本,新制度经济学的制度变迁理论就为解释制度功能找到了理由。

四、对新古典经济学范式修正的意义及局限性

新制度经济学范式确立了制度在主流经济学中的重要地位。从以上分析我们了解到,新制度经济学范式也提出了三个基本假设:(1)有限理性假定;(2)机会主义假定;(3)交易成本非零假定。在该假定的基础上,新制度学派进行了一系列的理论创新。其中,最突出的是提出和确立了新的基本理论命题,即全方位地论证了制度是经济中的内生变量,探讨了制度变迁规律及其对经济发展和运行效率的影响,提出了许多富有启发性的观点。尽管人们对科斯定理的理解及其表述多种多样,但在新制度经济学基本命题的看法上却完全一致,即制度能够降低交易费用、制度的功能就在于降低交易费用、制度能够提供激励机制,制度还能减少机会主义和搭便车行为等。著名经济学家舒尔茨甚至认为,制度所执行的功能具有经济价值,每一种制度都有其特定的功能和经济价值。总之,制度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经济变量,是经济增长的关键性因素。而人类社会之所以难以达到“帕累托最优境界”,根本原因在于制度稀缺。如果说新古典经济学解决的是资本、劳动力等生产要素的稀缺及其配置问题,那么新制度经济学就是要解决制度稀缺及其创新等问题。

但是新制度经济学是在新古典主义的分析框架内展开的,同样不可避免地带有一定的理论局限性。例如从其理论逻辑看,在“经济人”基本假定方面和“制度节省交易费用”基本命题方面都存在悖论。在经济人基本假定上,新制度学派的确比新古典学派更接近现实,但他们说的具有有限理性和非财富最大化动机的经济人,仍然不是现实中的真正的人,与现实仍有很大的距离。根本原因在于,他们舍弃了很多人的社会性行为特征,仍然从人的一般性来分析抽象的个体。简言之,新制度学派一方面希望突破新占典的局限,从人的实际来研究人,一方面又受新古典的局限,不可能正视人的社会性;一方面改良了经济人的非现实性特征,一方面又拘泥于超现实的经济人假定,这就是新制度经济学的第一大悖论。新制度经济学的基本命题也存在悖论:一方面,制度确实能够降低交易费用和提高经济效率;另一方面,制度又是一个成本高昂的经济变量,难以预料的制度成本甚至很可能抵消制度降低交易费用的作用。因此,对于制度降低交易费用,不可绝对化理解。对制度的成本或代价,应该有清醒的认识。

参考文献:

[1]左金隆:诺斯制度变迁理论方法论探析[J].经济经纬,2005年第6期

[2]龚唯平:新制度经济学究竟“新”在哪里[J].学术研究,2003年第1期

[3]道格拉斯·C·诺斯:新制度经济学及其发展[J].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02年第5期

[4]陆家骝:经济学与经济学范式转换[J].哲学研究,1999年第3期

[5]科斯:社会成本问题[A],财产权利与制度变迁(中译本)[C].上海,三联书店,1994

作者:许家文

古典政治经济学分析研究论文 篇2:

制度路径依赖理论的发展、逻辑基础和分析框架

摘要:诺思(North)开创的制度变迁的路径依赖理论为我们理解一个国家长期经济增长或停滞的原因提供了一个非常有用的分析视角。制度路径依赖理论认为,制度变迁存在着自增强或正反馈机制,当它一旦走上某条路径,其既定方向就会在以后的发展中得到自我强化,从而形成对制度变迁轨迹的依赖。本文在梳理制度路径依赖理论的发展脉络的基础上,深入分析了该理论的逻辑基础和分析框架。

关键词:诺思;制度变迁;制度路径依赖理论;自增强机制

一、引言

新古典经济学认为,经济人会选择最优策略。这种假定运用到制度领域中,就是最优的、有效率的制度才会被选择。然而,现实中无效的制度是经常存在的。为什么相对无效的制度会存在并持续下去?是什么妨碍了更有效的制度选择呢?在探寻这些问题答案的过程中,诺思(1990)创立了制度变迁的路径依赖理论。他认为,“路径依赖是理解长期经济变迁的关键”。制度变迁和技术变迁一样,存在着自增强(self-reinforcing)或正反馈(positive feedback)机制,这种机制使制度变迁一旦走上某条路径,它的既定方向就会在以后的发展中得到自我强化,从而形成对制度变迁轨迹的依赖。诺思的制度变迁路径依赖理论为我们理解一个国家长期经济增长或停滞的原因提供了一个非常有用的分析视角。菲尔德(Field,2000)认为,诺思的这一方法“对法律结构和制度的研究有巨大的潜在帮助”。

诺思的制度变迁的路径依赖理论,修正了新古典经济学理性选择的行为假设,认为学习过程决定着制度的演进方式。第一,诺思在区分制度和组织的基础上,将制度看成是人类行为自身施加的约束,这就意味着制度变迁理论必须建立在个人选择的基础之上。同时,个人选择不像新古典经济学所假设的那样是完全理性选择,诺思引入了赫伯特·西蒙(HerbertSimon)的有限理性假设来分析个人选择;第二,诺思认为,在与经济和社会变迁相关的时间维度中,人类的学习过程决定着制度的演进方式。个人、集团和社会所持有的决定其行为的信念是通过学习产生的。

然而,诺思的路径依赖理论也存在三方面的问题:第一,没有深入阐述制度变迁多重均衡结果的产生机制;第二,虽然指出报酬递增是决定制度变迁路径的原因之一,但并没有分析报酬递增机制的含义;第三,虽然认识到意识形态的重要性,但对于意识形态、文化信仰在制度变迁过程中如何发挥作用,缺乏深入的论述。

本文试图梳理出制度路径依赖理论的发展脉络,深入剖析制度路径依赖理论的逻辑基础和分析框架,以弥补上述不足。

二、制度路径依赖理论的发展脉络

制度路径依赖理论认为,现有的制度、产业结构和组织方式并不总是最优的。着重分析制度的动态演化过程,是将多重均衡、报酬递增、外部偶然事件等范畴纳入制度分析的一种重要方法。

1.演化制度分析

尼尔森(Nelson)和温特(Winter)是运用演化经济学的分析方法研究制度变迁的先驱者。他们在分析制度的路径依赖时,把制度看成是一种“日常惯例”。艾及迪(Egidi,1998)也把日常惯例看成是自发演化的规则集合,认为日常惯例具有知识属性,正是制度知识的创新和扩散导致了制度演化的路径。早期所实施的某一种制度可能会固化到以后的组织行为中,成为一种习惯。尼尔森(1995)指出,制度变迁是在人们有限理性的假设前提下进行的,人们并不知道哪种制度是最优的,即使知道哪种制度最优,也不知道该采取什么措施来实施最优的制度。适应性学习和经济的自然选择作为两种正反馈机制支配着制度变迁的过程。这两种演化机制决定了制度变迁结果的多重性,并不一定会产生“唯一的均衡”。

在尼尔森和温特的模型中,由波动造成的动态变化可由马尔可夫(Markovian)微分方程来描述。这种动态变化表明了不同的制度结构在长期中是如何演化的,也就是分析随机微分方程的渐近性。尽管这种具有连续性的方程很有效,但是,这种模型有一个关键性的假定,即过去的事件随着时间的推移会被人们逐渐遗忘。如果存在遗忘,那么尼尔森和温特关于组织记忆的核心假定也就被抛弃了。针对这一问题,布赖恩·阿瑟(Brain Arthur)进行了改进,使理论假设和数学模型达到了一致。

2.动态报酬递增的制度分析

阿瑟应用非线性的波尔亚(Polya)系统来改进尼尔森和温特的模型。他用“波尔亚的缸” (Polya UlTIprocess)来阐述动态报酬递增过程的特点。一个缸中放着两个球,一红一黑。实验者随机地从缸中拿出一个球,然后把该球和另外一个相同颜色的球放入缸中,重复这个过程一直到缸装满为止。在这个例子中,我们无法得知最后缸中红球和黑球的比例。但我们可以说,最终红黑球的比例是一个随机变量,是在0和1之间的一个均匀分布。阿瑟认为,“波利亚的缸”描述了报酬递增或者正反馈过程。早期投球所形成的随机的红黑球比例,对最终的结果有显著影响,且沿着特定路径的每一次投球都增加了最终沿着该路径投球的可能性。随着这些投球行动的积累,它们会产生一个强有力的关于自增强行动的良性或者恶性循环。这种波尔亚系统更好地解释了制度的动态变化,强调了早期的偶然事件会对制度变迁的最终结果产生重要影响。

在研究制度变迁时,阿瑟(1994)用随机事件和正反馈(或者非线性)的动态过程来描述制度变迁。它展示了可能出现的结果的多样性。但是,阿瑟的正反馈机制所依赖的假设条件很严格,将波尔亚系统的动态分析方法应用到制度领域,不论是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证检验上,都是有很大难度的。

3.历史制度分析

以阿弗纳·格雷夫(Aviler Greif)为代表的历史制度分析更注重制度的实证研究,即着重分析研究文化和社会的制度结构之间的关系。他们认为,文化在决定社会制度结构的形成中,在导致制度路径依赖方面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历史意义。

格雷夫(1994,1997)认为,出现何种博弈均衡状态,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博弈者的预期,这种预期主要受到其文化信仰的影响,而其文化信念又是在以前的制度选择中,即历史上存在的制度均衡中逐渐形成的。当博弈者根据当前的环境对未来的结果做出预期和相关决策时,他在以前(历史上)的博弈中所形成的文化信仰就会深刻地影响其当前的预期和决策。这样,“文化信仰作为链条和纽带,就在历史上不同的博弈和制度均衡之间建立了内在联系和继承关系”。

格雷夫把路径依赖理论和博弈论分析相结合,发现了制度与博弈之间的相关性,即在博弈规则下,博弈者对外部环境的反应过程和制度的内生演化进程之间是相关的。他详细地描述了意识形态、文化信仰在

制度变迁过程的作用,弥补了诺思的制度变迁的路径依赖理论的不足。

总的来说,制度路径依赖理论不再用新古典经济学的分析框架,着重强调了学习、多重均衡的重要性。如果说新古典经济学描述的是“一旦尘埃落定,世界看上去会怎样”,而制度路径依赖理论则是对“尘埃是如何落定的”感兴趣。更为重要的是,制度路径依赖理论告诉我们“尘埃实际上永远不会真正落定”,即制度永远处于不断地演化之中。

三、制度路径依赖理论的逻辑基础

在分析制度路径依赖特征时,尽管不同的学者会采用不同的数学方法,如格雷夫用演化博弈的方法,阿瑟用动态报酬递增的方法,但是,他们都会遵循一些基本的假设前提,即分析路径依赖过程的逻辑基础。

1.有限理性

在新古典经济学中,经济当事人是完全理性的,能够对选择之前的状态以及可能产生的结果做出正确的评价。而西蒙认为,虽然新古典经济学在选择对象给定、选择结果已知和期望值最大化的条件下,可以发展出丰富而美妙的理论,但是,这些假定并不一定与实际的行为选择过程相吻合。西蒙认为,实际上,根本不存在个人效用函数的最大化,经济当事人是“有限理性”的,经济当事人并不知道哪个方案是可行的,不太清楚自己的行动会给自己带来什么后果,甚至不太清楚自己的报酬函数。

西蒙提出“满意原则”来刻画人们的实际选择行为,即经济当事人不是想得到最大报酬,而是想获得满意。也就是说,经济当事人的行为原则是在一定条件下的策略集中找到了一个满意解。在不可能达到最优选择的情况下,或者在计算成本太高的情况下,经济当事人会寻找一个满意的而不是最优的选择。

制度路径依赖理论遵循西蒙的有限理性假设,演化过程也就是人们不断克服无知的过程,这也是演化的内在动力。

2.个体具有异质性

新古典经济学认为,经济当事人是同质的,根据自己面临的外部环境(资源约束、信息约束)做出决策,获得信息和处理信息的能力不存在差别。而在制度路径依赖理论中,因为每一个经济当事人的策略集都不相同,所以,经济当事人是异质的。

演化经济学也用“个体群思考” (populationthinking)来描述个体的异质性。个体群思考在进化生物学中首先得到了发展,它与非演化的类型学思考(typoloscd thinking)相对立。所谓类型学思考,是指把所有的变异都看作是对理想类型的偏离,看作是由于暂时的干涉力量所导致的畸变。因此,为了集中在现象的本质上,类型学思考就把基本类型和它们的具体例子之间的差异看作是某种可以忽视的东西。正是这种类型学的推理,产生了新古典范式的给定偏好和个体同质性的假定,排除了多样性行为的可能,因而无法容纳个体的创造性和新奇行为。相反,在个体群思考中,多样性是演化赖以发生的基础。

制度路径依赖理论秉承了个体异质性的假定,认为在制度与组织的互动过程中,每一个经济当事人会选择不同的策略,不同组织中经济当事人的技术、学习能力的差异导致了制度多样性的产生。

3.历史是重要的

新古典经济学并不重视时间和历史性,路径依赖理论则强调历史重要性。保罗·大卫(Paul David,1985)给出了历史重要的含义:“过去事件和过去事件导致的状态的影响应该是和现在有关的——通过随机事件、影响和结果性的状态这样一个固定的关系链——我们可以清楚过去事件如何对未来事件产生影响。”当然,制度路径依赖理论并不是鼓吹历史具有决定作用,而是强调每一件实际事情都有它的过去、现在和未来,突出了经济过程具有不确定性和时间不可逆性等重要特征。

多西(D0si,G.)和梅特卡夫(Metcalfe,J.S.)认为,经济社会系统的不可逆概念是指个人或组织等行为者现在的行为将对未来决策过程或系统的未来结构及其变化路径产生重大影响。玛格丽特·利瓦伊(Margaret LeA)(1997)指出:“路径依赖意味着,一旦一个国家或者区域不得不朝着某一路径前进,逆转成本就非常高。虽然存在其它可供选择的路径,但是,现有的制度会破坏试图逆转最初选择的行动。最好的比喻是一棵树。从相同的树干出发,然后出现很多不同的树枝。尽管一个爬树的人可以从一棵树枝爬到另一棵树枝,或者沿着树枝退下来,但是,爬树者最开始爬的那棵树枝是他最有可能沿着继续爬的树枝。”

四、制度路径依赖理论的基本分析框架

制度路径依赖理论经过20多年的发展,已经形成了一个关于制度路径依赖过程的基本分析框架。

1.确定形成制度路径依赖的各种自增强机制

自增强是指在一定的条件下,微小的事件会被扩大和发展,而不是趋于消失。一般来说,制度变迁过程中存在的自增强机制越多,制度路径依赖出现的概率就越大。

保罗·大卫(1985,1995,2001)和布赖恩·阿瑟(1989,1990,1994,1996)给出了自增强机制的五种来源,即高昂的转换成本、递增的报酬、网络外部性(这种效应使其与其他采取相同行动的参与人在“和睦相处”时占有优势)、学习效应(该效应能降低生产成本)和适应性预期(某种产品在市场上的普遍流行使人们相信它还会进一步流行)。诺思(1990),格雷夫(1997),凯姆普(Kemp,1997),温德鲁姆(Windrum,1999)和皮尔森(2000)把阿瑟的分析扩展到法和经济学、政治学中,尽管没有阿瑟那样系统和完整,但他们也考虑了自增强的影响,给出了其它五种自增强机制,即正式的法律约束、非正式的文化约束、人们的主观理解、既得利益约束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诺思、皮尔森等人认为,形成技术路径依赖的各种因素可以完全套用到制度领域,用来分析制度路径依赖特征,但是,伍尔德曼(2004)却认为,制度变迁过程有其自身的特殊性,制度路径依赖过程有其特殊的含义,在确定形成制度路径依赖的各种自增强机制时,要和技术路径依赖过程进行区别。他认为,制度变迁和技术变迁过程中的自增强机制可以进行类比,如表1所示。

伍尔德曼分析了上述10种自增强机制发挥作用的途径和判别自增强机制的方法,并对各种自增强机制在制度路径依赖过程中的作用大小进行了分析。他认为,在这10种自增强机制中,转换成本(伍尔德曼,2004)、运行成本(伍尔德曼,2004)和解决问题的能力(温德鲁姆,1999)是造成制度锁定的关键因素,而正式的法律约束(诺思,1990)、非正式的文化约束(格雷夫,1997)和既得利益约束(凯姆普,1997)虽不直接造成制度锁定,但它们却决定了转换成本的大小,起到强化或者减弱制度锁定效应的作用。同样,网络外部性(阿瑟,1994)和学习效应(阿瑟,1994)也不直接造成制度锁定,但它们决定了运行成本的大

小。人们的主观理解(凯姆普,1997)和适应性预期(阿瑟,1994)是更次要的机制,它们通过影响以上8种机制起作用。伍尔德曼用图1来表示这10种自增强机制之间的关系:

需要注意的是,各种自增强机制之间并不是相互排斥的。它们彼此影响,以复杂的方式建立起一个决定性的动力,推动动态系统走向路径依赖。

2.分析制度演化的过程及其性质

阿瑟(1989,1994)和皮尔森(2000)指出,自增强机制会使制度演化过程呈现以下几个特征:

(1)结果的不确定性。阿瑟认为,多重均衡在报酬递增过程中是可能发生的,而具有报酬递增特点的制度变迁过程的最终结果具有不确定性,是不可预测的。

(2)不变性。在制度变迁过程中,如果一项活动能够提供较高回报,这项活动就会被更多地采用,首先选中的活动在以后也更可能被选中。政策工具的选择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假设政策制定者有若干种不同的政策工具可供选择,由于偶然因素,政策制定者选择了某种政策工具。随着这种政策工具的实施,它不断地得到完善,因此,政策制定者就更偏好于使用这种政策工具。即使其他政策工具可能具有更高的效率,它也仍然会占据主导地位。

(3)历史上的偶然事件对最终结果有显著影响。历史上的偶然事件不能被当作“噪音”来处理,其影响是不容忽视的。以DOS/WINDOWS操作系统为例。在DOS/WINDOWS操作系统刚开发出来时,使用这种操作系统而非其它操作系统的这一现象是偶然的,想购买计算机的人可以选择其他操作系统,然而,实际情况是,越来越多的人使用这种操作系统的计算机,同时,也有越来越多的软件工程师依照这种操作系统的标准来开发软件,从而使DOS/WINDOWS计算机更加便宜,并对潜在的使用者更有吸引力。可见,早期小事件的作用可能会被放大,从而对最终结果产生显著影响。

3.确定打破“锁定”状态的条件。诺思指出,起始阶段形成的制度可能会在现有制度下创造出一些组织和强有力的利益集团,它们以自己的利益来影响政治实体,从而导致制度的无效率,并在经济中演化出一些加强现有激励与组织的政策,使无效制度持续下去,直到进入“锁定”状态。要打破这种制度“锁定”状态,其条件取决于形成自我强化机制的各种因素的性质。阿瑟(1994)指出: “从次优的状态中退出取决于造成锁定的自增强机制的类型和可逆的程度。”寇文和古恩比(Cowarl and Gunby,1996)指出: “任何以改变现有状况为目的的政策都不得不面对强化现有状况的机制造成的困难”。

(1)学习效应和网络外部性的自增强效应是很难逆转的。学习效应通常是不可逆转的,因为人们不大可能忘记他们所学到的有关现有的制度,大部分人都遵循现有制度去办事。人们学会了在给定的制度下更快地工作,这种“干中学”带来的自增强效应是很难逆转的。网络外部性在理论上是有可能逆转的,但是,政府官员往往不愿意逆转这种有利于他们的正网络外部性。他们会竭力地维护现有的网络,从而导致网络外部性产生的自增强效应也很难逆转。

(2)转换成本产生的自增强效应相对容易逆转。转换成本能够降低,这意味着它是可逆转的。转换成本需要一直降低,直到转换到更好的制度的可观察到的收益超过转换成本。决定转换成本的自增强效应程度的因素——正式的法律约束、非正式的文化约束和既得利益约束,也都是可以逆转的。

五、结语

“路径依赖”概念向人们传递了这样一种思想:即组织的结构和制度的结构是从这样一个过程中产生的:在这个过程中,过去的事情影响着未来的发展,使之沿着特定的路径发展,这条路径是在对过去事件的适应下产生的。

制度路径依赖理论目前还处于发展之中。诺思将路径依赖引入制度变迁的分析中,是一项很有意义的事情。今后,制度路径依赖理论很可能关注以下两个方面的问题:

1.变化如何产生是制度路径依赖理论应该关注的问题

如果路径依赖的动态过程保留了过去的形态,那么我们是怎样达到现在这种远远不同于过去的状态呢?如果历史像制度路径依赖理论所说的这样重要,那么我们如何“摆脱”历史的影响呢?制度创新又是如何出现的呢?根据大多数学者的观点,路径依赖过程是“刻点均衡” (punetuated equilibrium)过程,制度创新要在一定的条件下才能出现,变化只有在“临界点”(critical junctures)上才可能发生。但是,为什么存在“临界点”呢?这个问题还没有得到很好的研究。所以, “临界点”的产生条件是制度路径依赖理论应该关注的一个方向。

2.深入剖析造成制度路径依赖的正反馈机制

应该如何描述路径依赖过程阻碍变化发生的过程呢?它们受到正反馈机制的影响吗?我们可以用负反馈机制来分析这个过程吗?如果我们同时运用正反馈和负反馈机制来分析,路径依赖是不是就没有什么意义?在以后的研究中,应着重分析造成制度路径依赖的各种正反馈机制,关注各种正反馈机制如既得利益约束、学习效应、网络外部性之间的关系。同时,要注意比较在正反馈机制和在负反馈机制的作用下,制度会发生哪些变化。

责任编校 周全林

作者:赵晓男 刘 霄

古典政治经济学分析研究论文 篇3:

数学在经济学中的运用:一个语言经济学的分析

摘 要 数学在经济学中主要是运用的为数理统计经济学、计量经济学以及博弈论经济学。除此之外,也有很多经济学家学者对数学运用在经济学之中提出来批评的言论,假使把数学作为经济学的一种表达形式和进行理论性推到的一种语言或者是使用工具的话,在一定程度上就要用最简练的语言传达出更多的信息量,即想传达同样的数据信息要使用最简洁的语言表达。

关键词 数学 经济学 语言 运用

Key words mathematics; economics; language; use

0 前言

目前,很多的主流经济学已经逐渐离不开数学的支持,数学在经济学中扮演的地位越来越重要。国际上一些有名的经济学杂志例如美国的《美国经济评论》中基本上每一幅报告中都会有一篇关于数学的文章,可见数学的重要性。自从196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设置以来,在获奖的人员中排出不使用数学得将的几乎是没有的,一直到现在为止根据相关数据表明可以完全不运用数学而获奖的经济学家中仅仅只有5位而已。随着新古典经济学时期以来,数学的作用在经济中表现得越来越突出,而且将数学运用到经济学中的形式也逐渐在强化,其中可以从三个表面表现出来,一方面是计量经济学逐步发展起来,并且奠定了在经济学理论中的作用,另一方面是数理经济学的发展被经济学家重视起来,最后博弈论进一步地改写了经济学。我们从语言经济学是角度去观察这些能够看出数学是可以将经济学中一些理论思想和数据原理完整清晰地表达出来,它是一种表达经济学的语言。与此同时数学还遵循了经济学中的节约的原则,就是最简练的语言传达出更多的信息量,而且还会在语言的相同条件之下尽可能地表达出更多的经济学思想和理论观点。本文主要针对数学在经济学中的运用进行研究分析数学在经济学中到底扮演着何种角色和地位,又起着何种作用,并且通过语言经济学的角度切入来对数学在经济学中应用的进行分析与探讨。

1数学在经济学中运用的发展历程

总体而言,数学在经济学中的运营可以根据边际革命和新古典经济学进行具体划分为三个阶段:分别为萌芽阶段、边际革命到延续至古典经济学这一时间段的开始发展和运用的阶段以及新古典经济学以后发展成熟阶段。通过这三个阶段数学在经济学中的发挥的作用逐渐明显,之后在新古典经济学时期之后,数学已经被普遍地接受和运用了。

1.1 数学的萌芽阶段

数学在边际革命之前都属于萌芽的阶段,具体能够追溯至18世纪一些的学者使用一些简单的统计分析来为政治经济学提供理论精确基础,并且试图运用数学的运算方法和理性基础来研究和发现人类社会存在的自然秩序。直到1826年经济学家屠能发表了《孤立国》首次利用微积分与一些数学的公式去表达经济学中思想和理论,并开启了数学模型研究的先河,与此同时一些经济学家已经开始将数学作为经济学的一些理论补充。

在1838年古诺发表了《财富理论的数学原理研究》并在文中指出使用数学函数形式表示商品的价格之间与成本之间的关系。古诺的这一著作是真正将数学运用到经济学之中,并奠定了重要的地位和作用。随后戈森的著作中也极力主张变数数学的方法并建立了“戈森定律”,创造了很多数学公式、符号以及图表,同时被称为“经济学之中的哥白尼”。

而且马克思在《资本论》之中也大量地运用数学在经济学中,将自己很多思想与观点用数学语言的形式表达出来,虽然也只是使用一些简单的数学符号和公式,但也将数学作为一种语言表达方式运用到经济学中。

1.2 数学的地位提升的阶段

在边际革命中有三个代表人物分别为杰文斯、瓦尔拉斯和门格尔,他们三位都非常重视数学在经济学中的运用,在边际革命之后学者埃奇沃思、马歇尔以及克拉克等人运用数学的研究方法展开对经济学理论的研究并有了突破性的进展。

在1897年杰文斯通过发表《政治经济学的理论》提出了四个命题,将数学运用的重要性表达出来,并强调了经济学本身而言就是数学以及经济学之中采用的方法的微积分,也属于数学的一部分,这些都强调了数学在边际革命向新古典经济学转变之中的地位的提高。利用数学建立一套经济学的研究分析方法已经在实际上为数理经济学奠定了理论基础。

随后英国经济学家埃奇沃思在1881年的时候发表了《数学心理学》,提出使用比较抽象的数学理论对边际效用进行描述,并在1911年的时候撰写了有关于数理经济学的文献资料为《数学百科全书》,书中对数理经济学的学科命名已经被逐渐认可和流行起来,并得到了发展,这一阶段数学运用的地位得以大幅度提升。

1.3 新古典主义之后大量运用的阶段

继新古典经济学之后,经济学中采用数学应用已被普遍接受和认可,并且已经逐渐达到了专业化与职业化的程度,甚至演变成了经济学发展的主要发展的方向。

1.4 数理经济学大行其道并且快速地发展起来

20世纪数理经济学的发展越来越快,微积分等现代数学的使用技术也逐渐应用到经济学之中,随着20世纪50年代发展以来,数理经济学也已经由微分往集合论等一些数学技术工具而慢慢转变,其中影响最大的就是给经济学一般均衡提供了理论研究框架。

1.5 计量经济学的基础和发展

计量经济学是经济学中非常重要的一项数据分析工具和根系分析技术。计量经济学是弗瑞希提出来的,是根据“计量生物学”的做法研究而来的。美国的克莱茵与金德尔伯格一起研究和创建了涵括了22个方程的模型,同时被称为克莱茵与金德尔伯格模型,在这个经济学研究中他们进行了很多的尝试,并尝试将世界上OECD国家以及一些发展中国家联合起来构成一个模型,而且在这个模型之中涵括了将近5000个方程的全球经济模型,主要是用来分析国际之间的经济动荡以及经济波动的扩散,在一定程度上及时有效地对全球经济贸易和经济资金流进行科学的预测。

直到20世纪60年代计量经济学发展到顶峰,对计量经济学的研究越来越多,但随着其计量模型的预测的失败率比较高,专家们对计量分析的重心逐渐像设定模型的分析方法转变,并针对计量模型与经济学理论进行研究和探讨,最终将计量经济学的分析方法普遍推向和发展起来,与此同时还运用看很多经济学理论的命题对其进行检测。

1.6 博弈论的发展改写了经济学

在20世纪70年代之前有关于博弈论的研究和著作还比较少,随着数学大量的运用到经济学中,有很多经济学家对数学在经济学中的大范围运用颇有微词并有很多批评的言论,而且还提出对数学应用范围进行适当约束,但是一些经济学家却利用了博弈论的方法,针对分析合作以及利他主义等一些很难解决的问题进行规范,通过一系列的分析表明数学逐渐已经成为经济学中的一个主流的分析方法和工具。

2用语言经济学的视角看数学在经济学中的运用

假设从工具主义的角度出发,数学可以认为是表达经济学思想和理论的一种工具,数学的运用极大地促进了经济学理论的发展和进步。虽然数学在经济学中应用的范围越来越广泛,但是也不能够证明经济学已经离不开数学,同时也就是说经济学并不是数学,而数学也一样代替不了经济学。

一般来说,语言经济学是要根据语言经济学的分析研究的方法,然后再从经济学的角度进行相关于语言的因素方面进行探讨和研究,对经济学而言对资源的优化配置在一定条件之下促使降低成本最小化,而语言经济学遵循了这一原则,即在一定的语言条件下表达出更多的是内容,换一个角度而言就是说使用最简练的语言来表达了语言经济学的意思。

数学在经济学的角度来说逻辑性非常严谨,由于数学是一种分析方法和现实的有所差异,但是如果采用数学语言进行分析,就尽可能缩短与抽象理性思想现实世界的差别。通过数学的语言对经济学中进行分析需要有一定的依据,而且随着数字在经济学中的适应程度来说,通过使用数学语言对经济学内容和理论进行表述,能够大大地促进人们接受经济学数学语言,同时也反映出数学在经济学语言中扮演的传递信息与相互交流的实际功能,进一步促进经济学的现代化发展。语言具有非常大的传染性与网络性,意思是接受者越多其作用就会愈来愈大,产生的效果也会越来越明显。因此数学语言作为一种工具和语言,在经济学中扮演的作用越来越重要。

3结语

数学语言作为一种分析统计的工具和语言,逐渐在经济学中的应用范畴越来越广泛。目前国内许多经济学专家和学者也越来越多地将数学运用到经济学中,但是数学只能是作为一种分析方法与经济学的表达的语言形式,因此在经济学的运用中也要完全贯彻落实经济学中资源配置最大化的原则,坚持节约的原则用最简练的语言传达出更多的信息量,并在一定的语言条件下传达同样的数据信息要使用最简练的语言进行表达。不能够是完全没有任何限制和约束,不然就已经脱离了研究经济学的目的。经济学在一方面来讲是致用于学,是为了更好地解决现实中出现的经济问题与纠纷,并及时对未来经济进行科学预测的,所以经济学的服务不能够脱离现实世界,而数学语言作为经济学中的表达能够进一步推动经济学为社会发展做出更大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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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吴子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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