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古典宏观经济学总结

新古典宏观经济学总结（共8篇）

篇1：新古典宏观经济学总结

摘 要：当代主流的新古典经济学在理论和实践中存在难以克服的理论困境，本文通过对新兴古典和新古典在研究方法、理论框架和结论等方面的差异的对比研究，对经济学发展的方向性和基础性问题进行初步的探索。

关键词：新古典经济学;新兴古典经济学;超边际分析

作为当今的主流经济学理论流派，为了使理论与不断发展的经济事实相符，新古典经济学的理论体系经历了多次的修补和完善，但是，直到今天，它仍有一些内在的、先天的理论缺陷，对于这些缺陷，目前没有看到新古典经济学通过自我完善加以解决的可能。而以研究分工为切入点的新兴古典理论，则以颠覆性的视角为我们对经济学理论框架和原则的思考提供了新的途径。

1新古典经济学的困境

20世纪以后，西方经济学历经了“张伯伦革命”、“凯恩斯革命“和“预期革命”等所谓三次大的革命，形成了包括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的基本理论框架，这个框架被称为新古典经济学，以区别于先前的古典经济学。而上述 “革命”的实质，是后者对前者的批判、修正、补充和发展。尽管如此，历经多次“革命”和“整合”的新古典经济学，仍然无法摆脱其固有的理论思想和理论体系上的致命缺陷和实际运用中的困境。这些缺陷和困境主要表现在：

第一，对分工和专业化问题的漠视或做外生假设。新古典经济学假定分工与专业化的问题已经解决，并把给定的消费者与厂商作为最基本的既定前提，把二者的对立交换关系作为最基础的分析模型，在此基础上仅作产品之间的边际选择分析。

第二，对企业成因的回避。在新古典经济学的模型中，企业只是一个“黑箱”，企业和企业制度都被预先假定为外生给定，他们不能解释或回避了对企业和企业制度的解释,对现代商业社会中企业规模变小、生产外包、特许连锁经营、贴牌生产、电子商务等等,则更是无从解释。

第三,交易成本在他们的模型中没有实质性的含义,企业规模扩大等现象皆不存在交易成本。而我们知道，现实中，交易成本在企业和个人决策中起着至关重要的决定作用。

第四，经济增长模型存在严重缺陷。新古典经济学的经济增长理论及其模型，始终不能解释经济的长期增长与发展，不能从理论上阐明穷国越穷、富国越富的原因，未能找到经济增长的微观机制，从而无法建立起经济增长的微观模型。

新古典经济学在理论框架、分析范式和分析工具等方面存在的缺陷，既限制了经济学的发展，同时又成为催生新的理论的温床。而借助超边际分析方法，将古典经济学的核心思想--分工与专业化变为决策和均衡模型,而从中发展出来的新兴古典经济学，则能有效解释以上难题，从理论上向新古典提出了质疑和挑战。

2 新兴古典经济学对新古典经济学的扬弃

2.1对经济学研究核心的重定位

新兴古典经济学认为，新古典经济学使经济学的研究从专业化和分工问题转向了给定组织下的资源分配问题，使资源配置的帕累托最优总是与外生给定的最高总产量可能性边界相联系。这种偏离是导致新古典经济学理论体系致命缺陷的根本原因。因此，新兴古典经济学重新定义了研究对象和研究方向，重新强调了“分工”和“专业化”的概念，改变了新古典经济学关于消费者与生产者对立的基本假定，建立起“消费-生产者”的概念，将分析框架建立在以个人自利决策交互作用的基础之上，同时在模型中引入交易成本，又内生出企业制度、经济增长、递增报酬、厂商规模等现象。新兴古典经济学的增长模型将企业制度在分工中内生在企业理论中直接注入了经济增长的含义，从而克服了新古典增长理论中的缺陷。

2.2研究方法上的超越

新古典经济学惯用的分析方法是边际分析方法，而新兴古典经济学运用超边际分析方法，实现了研究方法上的创新。在新兴古典经济学的基础模型中，杨小凯提出了最优决策模型的角点解和内点解的概念， 而后文玫将这一方法推广到一般准凹效用函数和非常一般的生产条件，形成的方法被称为“文氏定理”。以文氏定理为基础，超边际分析分为三个步骤：利用文氏定理排除那些不可能成为最优的角点解;对剩下的每一个组合(角点解)用“边际分析“方法求解，求出每一个局部最优值;比较各组合之间的局部最大目标函数值，整体最优解就是一般均衡最优解。由于新兴古典经济学假定人们既是消费者又是生产者，所以根据超边际分析，他们不但在消费各种产品之间做边际选择，更要在专业生产何种产品上做超边际选择。

2.3 探索出“宏”、“微”观有机联系的全面均衡分析框架

新兴古典经济学认为，新古典经济学局限在全面均衡框架内的静态或动态竞争均衡，并且由于存在规模收益递减难以达到帕累托最优，因此其理论对现实的解释力被大大削弱了。新兴古典经济学则在此基础上进行了基于多个两难冲突的均衡分析，突破了原有框架，使全面均衡得以建立;并且，这种全面均衡是建立在微观的角点均衡和资源的帕累托最优配置的基础上的，这种整体帕累托最优既涵盖了最优资源配置，又涵盖了最优分工结构，所以它可以更好地解释宏观经济增长。这样，新兴古典经济学就将微观基础与宏观增长有机联系起来，从而为回归经济学“大一统”的框架做出了具有重要意义的探索。

2.4 找到了解释企业产生的原因和条件的依据

对企业成因做出了全新的解释。新兴古典经济学认为，新古典经济学无法解释企业产生的原因，只好把它作为建立基本经济模型的既定前提，由此分析推演出的理论学说，对现实经济现象和经济过程的解释力遭到很大削弱。新兴古典经济学的创新在于，用劳动的交易效率来解释企业的产生。他们认为，劳动的交易效率与中间产品交易效率的比较是关键。若劳动的交易效率大于中间产品的交易效率，则分工会通过劳动市场和厂商来组织，从而促使企业产生，以体现分工的要求和效率。新兴古典经济学认为，作为一种巧妙的间接定价方式，企业家享有的剩余权促进了分工，催生了企业，因而是经济增长的原动力。

2.5 建立起新的经济增长动态模型

新兴古典经济学认为，对专业化和分工的忽视回避，是导致新古典经济学经济增长模型缺乏微观基础、缺乏解释力的根源。新兴古典经济学重点研究了经济增长的微观动态模型，并取得了理论创新的突破。他们认为，作为经济增长内在原动力的专业化和分工水平，应当是内生的而不是外生的，也就是说，即使外界技术、环境、制度等因素均保持恒定，在社会生产的条件下，分工水平也会自发的提高，从而推动经济持续增长。

3 新兴古典经济学的重要意义与启示

新兴古典经济学对新古典经济学的挑战是相当严峻的，新兴古典经济学的重要意义在于提供了一个完全新颖的分析框架，从而大大地扩展了经济学的解释能力和范围，而且重新将互相孤立的经济学各分支用一个内在一致的核心理论统一起来。新兴古典经济学所运用的超边际分析工具对于经济学分析工具的发展也具有创建性的意义，其是建立在边际分析基础上的“双重决策”，比边际分析更全面、更有说服力。新兴古典经济学对我国当前正在进行的经济改革也具有现实的指导意义。它提醒我们关注“经济组织”问题，不能把微观经济的组织与结构当成是外生给定的，而仅仅限于对资源配置的考察。事实上，正是微观经济的组织性缺陷为我国的改革带来了重重阻碍。另外，不能把市场机制的问题放入“黑箱”之内，市场机制的培育与发挥应是政府工作的重点，只有市场机制得以完善有效地建立，改革才可能进一步深入，才可能取得真正的成效。

参考文献

[1]杨小凯，张永生.新兴古典经济学.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李悦，李平.产业经济学.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

[3]杰弗里·萨克斯.全球视角的宏观经济学.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4]托马斯·萨金特.宏观经济理论.北京：中国经济学出版社，

[5]罗伯特·卢卡斯.经济周期模型.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

篇2：新古典宏观经济学总结

新古典宏观经济学和凯恩斯主义成为现代西方宏观经济学两大主流学派。这两个学派的根本分歧是承不承认市场的不完整性，承不承认政府干预的必要性。

新古典宏观经济学坚持市场的完善性，认为追求自身利益的经济主体对未来具有理性预期并据此行动，因而一切经济资源的价格会迅速调整，达到市场出清，经济自动趋向均衡。这样，政府对经济是一切干预都是不必要的，也是无效的。

（1）如果政府采取超越人们预期的突如其来的政策干预行动，尽管短期内可能使经济偏离均衡，取得某种小、但只会使经济走想更大的非均衡，政府对经济的任何干预都是利少弊多。

（2）不管他们的理论结果多么精致、完善，精神实质始终是一句话：彻底的经济自由。新凯恩斯主义坚持市场的不完善性，认为追求自身利益的经济主体不可能对未来能洞察一切并据此行动，因此一切经济资源的价格难以迅速调整并达到市场出清。

（3）经济从非均衡走到充分均衡需要一个相当长的时间过程，在此期间，经济回遭受损失，因此，政府的政策干预是必要的，也是有益的。尽管该学派的理论结构并不景致、完善，而且说法不一。

（4）缺乏统一的理论体系，但精神实质也始终是一句话：政府干预是必要的。

这两派的理论观点和政策主张，我们不能说谁是谁非，而只能说哪一派的观点和主张较符合真实世界。从这一点看，新凯恩斯主义可能比新古典宏观经济学更符合实际些。根本原因在于，新古典宏观经济学关于经济主体在经济活动中能理性预期的假定条件实在太苛刻。

人们在市场活动中为了自己的利益，尽管力求掌握一切可能获知的信息，不断修整与其中是一切错误。但由于世界的千变万化，一切经济现象无刻不在变动中，加上人们总有某种为自己利益而欺骗和损害别人的机会主义倾向，因而对所有经济活动主体来说，信息总是不完全的。新古典宏观经济学作为一种理论抽象，尽可能作出理性预期和市场出清假定，但现实生活中永远不存在这些假定的情况。可能正因为如此，所有市场经济国家政府都没有按新古典经济学派的主张去做，对经济的形形色色干预从未间断过，哪怕是在经济自由注意呼声最强烈的年代中，政府始终担任在着对经济进行宏观调控的角色。

主张国家干预经济的新凯恩斯主义无疑继承了传统凯恩斯主义的衣钵，但力图克服传统凯恩斯主义的不足，寻找价格粘性和市场非出清的微观基础，竭力证明这种“粘性”和“非出新”同样是经济主体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结果。他们找了五花八门的“理由”来说明这种“结果”，这些“理由”有些看来很不充分，证据不足，但有两点是值得肯定的：一是这些“理由”都是从经济主体为追求自己最大利益出发的，因而是合乎经济学基本原理的，也是能使凯恩斯宏观经济学建立在一个扎实的微观基础上；二是这些“理由”尽管各不相同，说法各异，但都是从实际生活中来的，是现实经济生活的某种反映。

篇3：对新古典宏观经济学派的反思

一、新古典宏观经济学派的理论观点及政策主张

从宏观经济学诞生以来, 对立的两大流派就围绕着国家是否应该对宏观经济进行干预和调控这一核心问题进行了旷日持久的论战。主张经济自由主义的新古典宏观经济学派对此进行了否定。其理论渊源可以追溯到宏观经济学产生之前的古典主义。古典主义认为市场是完美的, 通过市场机制的自发调节, 宏观经济总是均衡于资源得到充分利用的充分就业状态, 所以, 政府没有必要干预和调节宏观经济的运行;相反, 政府应该对宏观经济自由放任不干预, 只需要扮演好守夜人的角色就可以了, 宏观经济会达到无为而治的境界, 否则, 后果轻则是画蛇添足, 重则弄巧成拙。

从20世纪60年代以后, 尤其是西方发达国家在20世纪70年代普遍出现滞胀问题之后, 在宏观经济学界逐渐兴起了反对凯恩斯主义、强调市场机制作用的多个宏观经济流派。最终这些流派在20世纪90年代前后融合形成了主张经济自由主义的新古典宏观经济学派。在所有反对凯恩斯主义的自由主义学派中, 值得一提的是以弗里德曼为代表的货币主义和以卢卡斯为代表的理性预期学派。前者认为虽然从短期来看, 通过改变货币供应量能够影响国民收入和就业等实际宏观经济变量, 但是从长期来看, 改变货币供应量并不能够改变经济本身长期运行趋势。因此, 无论是财政政策还是货币政策从长期来看都是无效的。过于频繁地使用宏观经济政策调节, 宏观经济不但严重干扰了市场机制的自发调节作用, 而且是导致宏观经济严重失衡和波动的重要根源。理性预期学派认为, 由于经济主体都具有理性预期的能力, 在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规则明确并且政策制定和实施具有系统性的条件下, 货币政策并不能够改变宏观经济的长期运行态势, 只有货币当局随机改变货币政策且不让当事人掌握其规律的条件下, 货币政策才有效, 但是其代价是产出的剧烈波动。所以, 可以看出, 新自由主义学派不但认为宏观经济调控政策无效, 而且认为正是政府的宏观经济调控政策才是造成经济波动的根源。

二、对新古典宏观经济学派的反思

新古典宏观经济学派主张和强调健全和完善市场机制, 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调节作用。这一观点无论从理论还是从宏观经济管理实践的角度看, 都具有极为重要的价值和意义。但是, 新古典宏观经济学派的理论和政策主张也存在很多局限和不足之处。

首先, 从实践角度看, 市场并非完美和完全有效。由于价格和工资粘性的存在, 导致市场机制对宏观经济调节效率大大下降、时间大为延长, 在经济受到冲击偏离充分就业的均衡状态之后, 单靠市场机制的自发调节要从非充分就业的均衡状态恢复到充分就业的均衡状态将是一个非常缓慢且倍加痛苦的过程。在此期间, 整个经济和社会体系将会付出非常沉重的代价。而且, 在出现紧急情况时, 可能市场机制还没有充分发挥作用, 经济体系就已经崩溃了。这次美国金融危机爆发后, 如果各国政府单纯地坚持市场调节有效的理论教条, 在各国金融体系陷入崩溃边缘、流动性极度匮乏的情况下仍然自由放任、坐视不管, 各国宏观经济会陷入何种灾难性后果是不难想象的。

其次, 新古典宏观经济学派的理论假设很难成立。市场机制调节有效理论的前提除了上述条件, 还有一个必不可少的条件, 即经济主体是完全理性的, 其行为完全可以建立在其对外来经济形势的理性预期上。然而, 事实证明, 这一理论假设不过是新古典宏观经济学派编织的一个美丽的梦幻和经济童话而已。一方面, 由于知识、信息、时效等方面的缺陷和不足, 一般经济主体是不可能较为完美地做出理性的预期和判断的;另一方面, 由于人性的弱点, 在宏观经济运行过程中, 众多的微观经济主体经常陷入个体理性与群体非理性冲突的囚徒困境的尴尬局面。本次美国金融危机爆发后, 各国众多微观经济主体的行为已充分证明了这一点。

如果说凯恩斯主义的失误不在于其理论观点和政策主张的错误, 而在于实施政策的各国政府迫于选举政治的压力过于频繁地滥用宏观干预和调控, 最终导致了市场机制的紊乱和失效, 那么通过上述分析我们可以得出的结论就是新古典宏观经济学派的理论和政策主张存在着重大问题。

篇4：新古典经济学体系的演变途径

一、新古典综合派的逻辑矛盾和完整理论体系的建立

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分为微观经济学（以马歇尔为代表的古典主义）和宏观经济学（以卢卡斯为代表的理性预期学派）。马歇尔在英国学派、奥国学派和洛桑学派基础上创立的新古典主义微观经济学坚持“经济人”假设和“供给创造需求”的萨伊定律，主张自由竞争能够达到市场出清、实现充分就业，反对国家干预。在宏观层次上反对国家干预的经济学说(派）主要包括现代货币学派、供给学派和理性预期学派，但真正能与新古典主义微观经济学相衔接的宏观经济学乃是理性预期学派，现代货币学派和供给学派虽然在政策主张上与新古典主义不谋而合，但其理论内核则是完全相背或不完全等同的。

二、新古典主义理论宏观体系的发展过程

1.货币学派

以弗里德曼为代表的现代货币主义坚持经济自由原则，认为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制度是理想的经济制度，他们反对凯恩斯主义的干预政策但也并不主张完全放任的无政府主义，因为货币主义者强调“惟有货币要紧”(only money matters）,而凯恩斯主义者则强调“货币也要紧”(money matters too),两句话不过一字之差而已。托宾就认为，现在几乎没有人会主张：“货币不要紧，货币政策同名义国民生产总值的形成过程没有关系。”

虽然货币主义是反对凯恩斯主义的，同凯恩斯主义在理论观点、分析方法和政策主张等方面存在很大的分歧甚至是相背的，但两派都坚持“需求创造供给”，都属于西方宏观经济学需求管理的范畴，这与新古典主义微观经济学“供给创造需求”是不相容的；并且以friedman为代表的现代货币学派更注重于经验数据的统计检验，在逻辑和内容上仍然缺乏微观基础，所以现代货币主义学派不能看作新古典微观经济学的宏观扩展。

2.供给学派

供给学派是凯恩斯主义国家干预失败的产物，反映了美国各阶层对现实经济不满的情绪（高通货膨胀、高财政赤字和高税收），有广泛的社会基础。早期从事于演艺的里根总统在1946年收入已达17万美元，当时最高边际所得税税率高达82%～91%，里根以后常说，只要再拍四部片子收入就达到最高税率等级，再拍就等于白干。这使得他对高税率深怀不满，供给学派的减税主张更合他意思，所以里根总统的推动成为供应学派走红的关键。

供给学派在财政方面主张包括对富人在内的全面减税，特别是削减边际税率，同时根据“李嘉图-巴罗等价”政府减税的同时必须减少政府开支包括社会福利开支，所以供应学派政策也被人称为具有“劫富济贫”性质。在货币政策方面，核心是重视货币质量，稳定币值，认为货币政策不应该成为国家全面干预经济的手段，应减少国家对货币经济的过多干预。供给学派与新古典主义微观经济学的理论出发点上虽有重合也有根本区别（否认市场看不见的手的指挥），也不可能称作新古典主义宏观经济学。

3.理性预期学派

理性预期学派是20世纪70年代以后逐渐形成和发展起来的一个经济学流派，试图弥补新古典经济学的一个缺陷：资源始终能够得到充分利用，不存在经济周期问题。理性预期学派恢复了新古典主义的理性原则和均衡分析方法，重新解释了周期性波动的原因：假设政府在人们没有预期到的情况下，突然增加货币供给量，这时生产者可能会把一部分未预期到的一般价格水平误以为是他们生产产品的相对价格的上升，从而增加投资，扩大生产规模，经济进入繁荣时期；由于“人们认识到真理，就不再犯同样的错误，当他们这样做时，就抵消了政策所期望达到的效果”，一旦生产者掌握了更充分的信息，意识到自己的错误，就会立刻调整理性行为，结果导致繁荣走向萧条，爆发周期性经济危机。

理性预期学派在坚持新古典主义微观经济学的前提假设和分析方法基础上，解释了经济周期爆发的原因，并提出:为了保持经济稳定，惟一有效的办法就是尽量减少政府对经济的干预，充分发挥市场的调节作用。这与新古典主义微观经济学一脉相承，是对新古典主义的继承和发展，与新古典主义微观经济学在宏观层次上很好的衔接起来，名副其实的被称为新古典宏观经济学。至此，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形成了一套完整的理论体系，在此框架内微观层次和宏观层次在逻辑结构上完美的结合起来。

三、辨证地认识两套理论体系

如前所述，新凯恩斯主义学派放弃了凯恩斯主义关于工资价格刚性的假设条件，但却得出相同的结论,提出相同的政策主张:通过国家干预，实现经济稳定增长。这样新凯恩斯主义宏观经济学也建立了自己的微观基础,形成了一套内部逻辑结构协调的理论体系。所以在现在的西方经济学体系中具有两套完整的经济学体系: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包括微观和宏观）和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虽然他们具有相同的微观基础,但在宏观层次上却完全相异。虽然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体系的政策主张被各国普遍采用,但我们不能对新古典主义经济学不屑一顾,更不能得出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优于新古典主义经济学的结论,而应该辨证地分析当今经济形势,采取更合理的政策。“在制定政策时，相关的和感兴趣的问题不是两个体系哪个重要，而是一个永久的话题:现时经济状况如何，哪一个框架更适合被采用。对这一问题的讨论和形成合适的政策是一种艺术而非科学。”

篇5：新制度经济学重点总结（精选）

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框架对新制度经济学体系的产生有重要影响。

3制度分析的三种方法： ①科斯，诺思的交易成本方法 ②布坎南 托利森，塔洛克的寻租方法 ③ 奥尔森的分利集团方法。

4人类行为分析的假定：①科斯指出，当代制度经济学应该从人的实际出来研究人。人类行为动机是双重的，一方面人们追求财富最大化，另一方面人们又追求非财富最大化，人类历史上制度创新的过程，实际上就是人类双重动机均衡的结果。②第二个假定涉及人与环境的关系，即有限理性。人的有限理性包括：一是环境是复杂的，在非个人交换形式中由于参加者很多，同一项交易很少重复进行，人们面临的是一个复杂的，不确定的世界，而且交易越多，人不确定性就越大，信息越不完全。二是人对环境的计算能力和认识能力有限的，人不肯能无所不知。③威廉姆森把理性分为三个层析 一是强理性，即预期收益最大化，二是弱理性，即有组织的理性，三是中等理性，介于以上二者之间。

5交易费用存在的原因：一是人的因素：①有限理性②机会主义。二是与特定有关的交易因素：①资产专用性②交易的不确定性③交易频率。三是交易的市场环境因素，指潜在的交易对手的数量。6总量交易与每笔交易的交易费用的变化趋势：

7产权的功能：产权不是一项权利，而是一组权利，产权并不意味着享有者可以为所欲为，他必须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行驶其权利，现代市场经济中的各项交易实质上都是产权交易。①外部性较大地内在化②激励和约束③资源配置

8科斯定理：①如果交易费用为零，不管初始权利如何配置，自由交易都会达到资源的最有利状态 ②在正常交易费用情况下，不同的权利界定会带来资源配置的不同效率 ③ 在正常交易的情况下，产权的清晰界定将有助于降低人们在交易过程中成本，改进经济效率。

9企业制度的三种组织行形式：①业主制。②合伙制。③现代公司制

10现代企业的产权结构存在什么问题？如何解决？

①现代公司的产权结构： 股份公司不同于业主制和合伙制的最主要差异在两方面

一是所有权归属是典型的集体所有，即股权（所有权）结构分散化 二是企业所有权和控制权的分离。

②现代公司面临的问题： 1股份公司通常存在两个层次的委托代理关系，股东与董事会之间，董事会与经理之间，以及三种不同的角色承担风险的所有者，发挥战略决策作用的董事会，执行和承担经营管理的总经理及高级管理层。

2股份公司中经营者与所有者目标分离

问题解决： 两种途径

①激励（年薪制 经营者股票期权制度，管理层收购）②约束-公司治理（内部通过设计科学的法人治理结构，将形成相互配合，协调制衡的机制。外部：外部力量对企业管理行为的监督）

11公用地悲剧： 公共资源的自由使用会毁灭所有的公共资源。实质上是产权界定不清情况下每个人都想追求个人利益的最大化而出现的集体悲剧

12寻租带来的社会经济影响：一是 把企业家引导到非生产性活动中，从而大大降低了一国科技竞争力 二是 产生了寻租成本，导致社会资源的无谓损失。（寻租社会成本;①为获取和保持垄断权，寻租者所进行的努力和支持，即这些企业和个人向政府开展各种各种游说活动的支持费用，包括人力物力和财力②政治创租 所需的费用，即政府官员为获得潜在垄断者的支出或对这种支出所作反应的努力。③ 寻租造成的垄断和资源配置的扭曲，也是种社会福利的净损失）三是

把社会精英集中到非生产性活动中，大大降低了一国未来的竞争实力

13为什么少数人的利益集团一般处于有利地位： 大集团由于成本难以分担，个人贡献难以监察而造成的普遍搭便车行为阻止了集体行动的实现。

小集团容易实现集体行动，一是成员数量少，相互之间易于监督，而且个人的行动对实现集体收益影响明显，有利于克服搭便车的行为。二是因为成员人数少，联系机密，社会激励与社会压力能有效控制搭便车行为，三是成员人数少，较之实现的集团总利益，集团的总成本更小，个人在集团收益所占的份额可能大到足以弥补由他个人提供全部集体收益所付出的成本，从而激励他提供集体收益，走出集体行动的困境。

14减少集体行动的困境对制度选择的影响： 个人选择的自由。权利的分散。系统的开放性。社会的平等程度。

15非正式制度：也叫非正式规则，它是人们在长期的交往中无意识形成的，具有持久生命力的并构成代代相传的文化的一部分。

一般来说，非正式制度包括对正式制度的扩展，细化和限制，社会公认的行为规则和内部实施的行为规则，具体来说，主要包括价值信念，伦理规范，道德观念，风俗习惯。

16影响制度需求与供给的因素： 需求

①要素和产品相对价格的变动 ②宪法秩序③技术④市场规模⑤其他制度安排的变迁⑥偏好的变化⑦偶然事件

供给：

①宪法秩序 ②制度设计的成本③现有知识的积累和社会科学知识的进步④实施新制度安排的预期成本⑤现存的制度安排⑥规模性行为准则⑦上层决策的净利益。

17制度均衡：人们对既定制度安排和制度结构的一种满足状态或满意状态，因而无意也无力改变的现行制度

18制度的非均衡及其类型： 制度非均衡是人们对现存制度的一种不满意或不满足，意欲改变而又尚未改变的状态。类型①制度供给的不足

指制度的供给不能满足社会对新制度的需求从而导致制度的真空的存在或低效制度的不能被替代（分为制度的长期供给不足和制度的短期供给不足）②制度供给过剩

是指相对于社会对制度的需求而言有些制度是多余的，或者是故意提供或维持一些过时的低效的制度。19为什么会发生制度变迁：①制度的稳定性（稳定性是制度存在的理由，又是制度变迁的原因）②环境的变动性和不确定性（如果环境不发生变动则人们一旦建立一套有效的制度就不必再为之操劳，制度变迁就不会发生）③利益极大化的努力(人类对利益的追求既导致了技术的进步，生产力的发展和物质财富的极大丰富，也导致了制度变迁和制度创新)20帕累托改进：一种制度变迁过程中，如果至少一个人的福利得到改善而没有任何一个福利受到损害。（指一种变化，在没有使任何人环境变坏的前提下，使得至少一个人变得更好）

21卡尔多·西克斯改进： 尽管新制度安排损害了其覆盖下一部分人的利益，但另一部分人因此获得的收益大于受损人的损失，但总体还是合算的

22路径依赖：①被用来描述技术变迁过程中的自我积累，自我强化性质，即指新技术的采用往往具有收益递增性质。②诺思则进一步把技术变迁中的正反馈机制扩展到制度变迁中，用“路径依赖”概念来描述过去的绩效对现在和未来的巨大影响力。③似于物理学中的‘惯性’一旦进入某一路径就可能对这一路经产生依赖。正是这种路径依赖性的存在，使得一个社会一旦选择了某种制度，无论它是否有效率，都很难从这种制度中摆脱出来。

23有效制度演化的四大构成要素：①效率②自由与竞争③民主与全体一致性④交易费用最小化

24国家的分析模型三种模型：①无为之手（把国家作为一个外生变量）

②扶持之手（建立在福利经济学基本思路 基础之上）③掠夺之手（把国家作为一个内生变量来处理，作为新制度经济学国家理论分析的框架）

25国家的职能：①国家作为制度的最大供给者，②国家作为产权的界定和保护者③ 国家作为制度的实施者④ 国家作为不同利益集团利益矛盾的平衡者。

26什么是强化市场型政府，如何建立 ？

一个政府如果有足够的权利去创造和保护个人财产权利并且能够强制执行各种契约，与此同时，它还受到约束无法剥夺或侵犯私人权利，那么就是一个强化市场型政府。包括四项内容：1创造个人财产权2 保护个人财产权 3执行各种契约4 政府权利受到制约

怎么建立：加强民主制度和法治社会的建设。创建现代市场经济所赖以运行的外部制度条件。建立有效的产权制度。

我国需要建立独特的市场经济运行制度条件： 建立一套法律体系和政治体系来强制执行合同或抵押协议，提供负有限责任公司制度安排，并且保障资本市场的长期稳定及有效运行。

从制度安排人手建立我国强化市场型政府（从自然政府到强化政府道德转变—政治与经济分离，政治市场与经济市场的界限要清楚，从保护精英阶层的产权到保护全社会产权的转变，从认人治社会到法治社会的转变）

27掠夺型制度的特点： 掠夺型政府就是少数人的利益通过制度的形成最大化。第一，制度设计有利于少数人或既得利益集团。第二，制度的实质更有利于非生产性活动或相关知识的积累。第三，在制度设计中公民的参与度低，政府的权利没有受到制约，政府控制的资源太多，第四，掠夺型制度下也有增长，但这种增长往往是非共享型增长，或者说会出现不利于大多数人的经济增长。

28掠夺型制度对社会经济发展的影响： ①掠夺型制度不仅仅带来再分配，而且会造成巨大的效力损失，掠夺型制度主要问题促使人们去再分配。②在掠夺型制度下，不仅使有才能的人被配置到寻租职业而不是生产性职业上来，降低经济增长，而且最大的问题是把社会精英吸引到寻租上来，使整个社会的动力机制扭曲，这会降低创新和技术的进步。③掠夺型制度导致不利于穷人的增长。

29诺思悖论：国家提供的基本服务主要是界定形成产权结构的竞争与合作的基本规则，没有国家权力及其代理人的介入，财产权利就无法得到有效的界定，保持和实施，因此，国家权利就构成有效产权安排和经济发展的一个必要条件，就此来看，没有国家就没有产权，另外一方面，国家权力介入产权安排和产权交易，又是对个人财产权利的限制和侵害，就会造成所有权的残缺导致无效的产权安排和经济的衰落。30资源诅咒： 指的是丰富的自然资源对经济增长产生了限制作用，自然资源丰富的经济体反而呈现出令人失望的经济发展绩效的现象。

31为什么说制度是经济增长的决定因素？

①诺思认为没有投入要素的增加，而只有制度创新的情况下也能产生经济增长。②有效率的组织需要建立制度化的设施，并确立财产所有权，把个人的经济努力不断引向一种社会性的活动，使个人的收益不断接近社会收益率，因此有效的制度安排是经济增长的关键。③制度提供了一种经济的刺激结构。

32发展中国家形成掠夺制度的外因是什么： ①殖民者在发展中国家建立了掠夺型制度。②是一些发展中国家外移植了带有掠夺型的制度。③狭隘的发展观演化为掠夺型制度。

33信息悖论：信息搜寻不可能达到最佳的状态，因为在收集搜寻之前不可能知道信息价值，信息的价值不可能在获得它之前得到评估，它使信息搜寻成为一项有风险的活动，从而大大地限制了人们对信息的搜寻。

34创租和抽租：

创租是指政府官员利用行政干预的手段来增加私人企业的利润，人为创造租，诱使私人企业向他们‘进贡’作为得到这种租的条件。

抽租 是指政府官员故意提出某项会使私人企业利益受损的政策作为威胁，迫使私人企业割舍一部分既得利益与政府官员分享。

35李约瑟之谜：

篇6：新古典宏观经济学总结

马克思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既体现出他浓厚的人本主义经济哲学情怀,同时表现出他深厚的经济哲学思想和科学的方法论,即用哲学的批判法和概念的批判与比较方法.当然,它尚处于不成熟的.思想阶段.

作 者：朱莉莉 万惠琴 ZHU Li-li WAN Hui-qin 作者单位：朱莉莉,ZHU Li-li(苏州大学,政治与管理系,江苏,苏州,215021)

万惠琴,WAN Hui-qin(常熟高等专科学校,江苏,常熟,215500)

篇7：新古典宏观经济学总结

新兴古典对新古典的扬弃的相关研究

当代主流的新古典经济学在理论和实践中存在难以克服的理论困境,本文通过对新兴古典和新古典在研究方法、理论框架和结论等方面的差异的对比研究,对经济学发展的`方向性和基础性问题进行初步的探索.

作 者：鲁艺 作者单位：华南师范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广东,广州,510006刊 名：科技经济市场英文刊名：KEJI JINGJI SHICHANG年，卷(期)：“”(11)分类号：B0关键词：新古典 新兴古典 超边际分析

篇8：新古典宏观经济学总结

金融危机后再看转型实验的教训

本文原载于《经济研究》2006年10月号。近年来美国发源的金融危机进一步了证明新古典经济学的局限, 这不仅给苏东转型造成严重损失, 而且给美欧日本造成大萧条以来的最大金融危机。在此我们补充几个数据给读者参考。

依据俄国经济学家Tikhomirov 2000年的数据, 前苏联按国民收入计算的经济损失, 在二次大战期间 (1940-1945) 下降17%, 一次大战加内战与饥荒 (1913-1922) 下降44%, 而经济转型 (1990-1996) 下降高达45%!其中工业下降52%, 农业下降37%, 而资本投资下降76%。苏联七十年的社会主义工业化的成果, 在没有战争和天灾的条件下, 由于盲目相信西方经济学的顾问而自我践踏, 经济损失超过一次大战加内战与饥荒, 为二战损失的2.6倍。

依据联合国与美国中央情报局的数据。1978年, 中国经济的真实GDP约为东欧或前苏联的6分之一。2008年中国的真实GDP约为东欧的2倍, 俄国的4倍。东欧的国有银行几乎全部卖给西方跨国银行, 使东欧抵御金融危机的能力, 还不如亚洲金融危机期间的东亚国家。东德地区的失业率尤其严重。西方在自由、民主、法制、人权的名义下, 对东欧和前苏联社会主义时期积累的工业资产和社会财富的大规模兼并, 消除了跨国公司的竞争对手, 但是并没有扶助当地的民族工业, 唯一换来的是到西方国家打工的自由, 但是依然受到各国法律的限制。例如德国法国对外来劳工的限制远比英国爱尔兰为高。金融危机给发展中国家的教训是:世界不是平的。新古典经济学抽象掉的真实世界, 市场竞争的游戏规则和权力结构也不是中性的。

陈平, 2010年5月5日

中国理论经济学界最近有一场争论:中国的经济学究竟应当受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还是西方主流经济学指导。笔者提醒争论双方一个简单的事实:西方主流经济学家制定的休克疗法 (又称华盛顿共识) 在苏东 (以下作为“前苏联和东欧”的简称) 的推行, 付出转型大萧条的惨重代价;中国经济改革的指导思想是摸着石头过河, 不拘泥于任何教条的中国改革取得了平稳转型和飞速增长。当代这一重大的历史事实不难启发我们:无论是斯大林时代定型的政治经济学, 还是西方的主流经济学, 都不足以指导中国当代的改革与发展。今日中国已经不是“五四”时代的中国。“全盘西化” (苏俄化或欧美化) 也好, 宣传启蒙也好, 都不能取代中国人独立的经济学研究。分析消化前人各个学派的有益成果, 创新和发展世界经济学的主流理论, 应当提上当代中国经济学家的议程。

本文着重讨论西方主流经济学中两大流派——均衡学派和非均衡学派——两种世界观之间的主要冲突, 我们用大萧条和转型经济的社会实验来检验西方两大学派的理论基础。我们希望把传统学派之间的站队之争, 改为实践经验与学术流派之间的开放对话, 从而使得中国经济学界能参与世界主流经济学的发展与变革。

一、忽视大萧条的历史教训给苏东转型带来的严重后果

即使西方主流经济学中也存在不同的学术流派。中国目前广泛翻译、介绍和使用的美国经济学教科书, 主要反映的是西方20世纪70年代兴起的新古典经济学派一家的观点, 极大地淡化甚至忽视20世纪30年代诞生的, 以熊彼特为代表的演化经济学与凯恩斯经济学的观点。他们之间的重大争论之一是关于市场经济周期的本质, 对此他们持有互相冲突的观点 (陈平, 2004;Chen, 2005) 。古典经济学的均衡学派认为, 由于供求力量的自我修正机制, 市场经济是自身稳定的 (马歇尔, 1964) , 经济波动主要被外部冲击所驱动 (Frisch, 1933) 。相反, 非均衡学派认为市场经济的波动像有机体的新陈代谢, 生命节律是内生的 (Schumpeter, 1939) 。创新和科技进步本质上是不稳定的, 其经济特征表现为创造性毁灭和技术更替。在政策上, 均衡学派只注意恢复对均衡的短期偏离, 而非均衡学派关注的却是中长期的经济波动机制和结构性变化。

就方法论而言, 经济科学类似于天体物理, 自然实验才是检验理论的主要舞台。作为现在经济学史上划时代的自然实验, 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动摇了古典经济学的信念, 催生了凯恩斯宏观经济学。凯恩斯研究了非自愿失业、金融市场的内生不稳定和政府在管理经济的波动与增长上的作用, 在经济学上作出了革命性贡献 (凯恩斯, 1997) 。

可惜, 凯恩斯革命只在宏观经济政策领域取得部分突破。凯恩斯的弟子们受时代方法论局限的影响, 在经济理论上并没有实现凯恩斯的梦想, 即发展出非均衡经济学的一般理论。从方法论上来说, 均衡经济学抽象掉历史 (非线性) 和多样化 (多均衡) 的发展过程, 较易于做数学模型。这让新古典经济学在战后很快占领了西方经济学的学术阵地。

20世纪50年代发展起来的新古典均衡理论, 系统构造了一个自由放任经济学的乌托邦。建立在完全市场、完全竞争和优化行为基础上的微观经济理论, 没有给技术创新和市场不稳定性留下任何的研究空间。阿罗-德布鲁的一般均衡模型只有唯一稳定均衡解。金融理论的有效市场假说声称股价总是对的, 排除了金融危机发生的可能。20世纪70年代美国经济面临的滞涨问题, 给卢卡斯领导的新古典宏观经济学派提供了回潮的机会。他们在理性预期和微观基础理论的旗号下, 发起了反凯恩斯革命 (卢卡斯, 2000) 。卢卡斯用简单到违背概率论大数原理的数学模型, 干脆否定非自愿性失业的存在, 制造了一个理性预期的自相矛盾的神话 (Chen, 2002) 。他声称失业是工人在工作和闲暇之间自愿作出的理性选择, 自然无需政府干预。同时, 交易成本理论否认制度演化中的路径依赖和多均衡可能。因为根据科斯定理, 最优制度能通过产权的自愿交易建立, 与初始条件是否合理 (例如财富分配是否差距过大) 无关 (科斯, 1994) 。华盛顿共识的具体政策是反凯恩斯革命在后冷战时代的新浪潮。它不仅否认了社会主义实验的重大成就, 也否定了凯恩斯经济学的基本经验。如果我们承认经济学和自然科学一样都是经验科学, 而不是哲学或神学的分支, 那么, 问题是:经济理论的真伪能否通过政策实验来检测?回答是肯定的。我们正在经历的转型经济, 为检验各派经济理论提供了极好的历史机遇。

规模空前的转型实验在苏东与中国之间出现的巨大差异令人震惊, 再次引发了对西方新古典经济学的质疑。

所谓的华盛顿共识或者休克疗法, 其理论基础是西方主流经济学教科书讲授的均衡理论 (Williamson, 1990;Sachs, 2005) 。按照新古典的经济增长理论, 苏东的物质、科技和人力资源比中国丰富得多, 不难推测苏东的经济增长速度会比中国快得多。中国有着人口众多、资源贫乏、保守文化和集权历史的沉重负担。到20世纪90年代初, 西方投资者仍然对中国望而却步。然而十余年的休克疗法之后, 苏东经济出乎意料地大幅下滑。规模空前的转型实验在苏东与中国之间出现的巨大差异令人震惊, 再次引发了对西方新古典经济学的质疑 (World Bank, 2002) 。

值得注意的是, 20世纪80~90年代的转型经济有几个特点与大萧条时期有所不同。首先, 转型之前和转型之中并没有发生战争、天灾或国际经济危机。其次, 转型过程中经济产出的大幅度下降, 也并非以股票市场的崩溃或银行危机为前导。第三, 苏东与中国的不同经济表现主要源于它们的经济政策;前者以自由化加私有化政策为主导 (Sachs, 1994;Williamson, 1990) , 后者以分散试验、价格双轨制的渐进发展为特点 (林毅夫, 蔡昉, 李周, 1999;Chen, 1993) 。相比之下, 大萧条期间各国的政策没有明确一致的理论指导。这些特点使我们对转型实验的分析远比大萧条简单明晰。

下面先观察数据和案例。为了避免不同统计标准造成的争议, 本文讨论的数据, 采用的是西方主流经济学家按国际标准校正过的统计资料。与国内的统计数据比较, 本文对中国经济的估计应当是保守而非高估的。世界各地区在不同年代的平均经济增长率参见表1。

(%)

数据来源:United Nations Statistics

由表可看到:第一, 在20世纪70~80年代, 尽管发达国家、苏东经济增长都明显放缓, 但苏东增长速度仍然高于欧美发达国家, “文革”时期的中国稍逊东欧, 但高于世界平均水平。社会主义国家改革浪潮的动力主要来自政治因素而非经济危机。第二, 80~90年代苏东和中国越南间的增长态势互易, 苏东是转型萧条, 中国和越南则是持续增长。中国在过去20年间的增长率为全球之冠。

二、大萧条和转型萧条的有关数据

大萧条和转型萧条中的主要事实参见表2和表3。可以看到, 转型萧条的破坏程度和持续时间比大萧条更严重。波兰经济学家发明了一个提法“大大萧条 (The Greater Depression) ”来描写苏东的经济衰退 (Kolodko, 2000) 。萧条的严重性可用主要经济指标从波峰到波谷的下跌幅度来测量, 恢复期界定为恢复到上次波峰水平的年份。不同时期采用的不同指标主要取决于当时能利用的统计资料。

转型国家中, 只有中国的贫困人口在转型过程中不但没有增加反而迅速下降。按美国中央情报局的最新数据, 中国2001年的贫困人口为10%, 仅高于起点最佳的匈牙利 (1993年为8.6%) 。波兰2003年的贫困人口为17%, 俄国2004年为18%, 乌克兰2003年为29%, 格鲁吉亚2001年为54%, 塔吉克斯坦2004年竟达64%。不同转型路线对大众收入分配而言的效果, 无法用新古典经济学的帕累托最优来解释, 却不难用基本的政治经济学常识来理解。

我们对转型萧条的严重程度深感惊异。美国大萧条期间工业产出下跌约47%, 真实GDP下降了大约25%, 恢复到大萧条之前的水准花了14年, 英国相对较轻, 工业下降了16%;中国困难时期真实GDP下降了32%, 持续时间只有5年 (1959~1964) 。保加利亚、俄罗斯、乌克兰、格鲁吉亚、塔吉克斯坦等5国的转型萧条持续了16年以上, 目前GDP仍低于转型之前的水平。真实GDP的跌幅, 从波兰的18%, 俄罗斯的43%, 乌克兰的61%, 到格鲁吉亚的73%, 差别很大。从整体上说, 转型萧条的破坏程度要大于大萧条。

我们不禁要问:苏东转型萧条的主要原因是什么。最清楚的回答来自于最简单的案例:统一后的东德。

资料来源:“Great Depression” (Romer, 2004)

注:东德 (地区) 在东、西德统一后的1991年经济下降了大约30%, 1992年东德的GDP仅占全德的7%。但德国统一后, 东德单独的统计数据待查这里, 各国真实GDP主要参照联合国统计, 最新数据参照美国中央情报局World Factbook。

三、非均衡世界中的货币强权和不平衡贸易

一些经济学者把转型萧条归咎于“坏的政治学”而非“坏的经济学” (Roland, 2000) 。如萨克斯认为西方援助不足是俄国不能保持币值稳定的主要原因 (Sachs, 2005) 。我们发现, 其实德国统一的经济政策与效果, 已经为寻求苏东产出下跌的直接原因提供了明确线索:原有劳动分工网络的瓦解起源于汇率机制的突变。换言之, 价格体系的背后不仅仅是简单的弹性供求关系, 还和相应劳动分工体系下较具刚性的政治经济结构息息相关。

彻底推行休克疗法的完美例子不是波兰, 而是东德 (Kolodko, 2000;Burda, 2006) 。波兰经济学家很快意识到休克带来的只是痛苦而非治疗, 在私有化导致大批企业破产与大量工人失业后, 立即放慢了大型企业私有化的速度, 从而在东欧较早地结束了转型萧条的困境。

表面上, 东德转型的条件比任何其他苏东国家都优越。1989年西德统一东德后, 西德向东德全盘输出了自己的产权和法律体系, 同时, 西德也向东德提供了历史上最大的财政援助, 每年有大约800~900亿欧元 (相当于东德GDP的20%) 的财政资金从西德注入东德并持续至今, 这比美国二次大战后马歇尔援助下的西欧和历史上任何发展中国家获得的外援都要多。为了获取东德人心, 西德政府决定, 东德居民持有的东德马克可以1:1的比率兑换西德马克, 这远高于黑市上的真实汇率, 给东德居民一笔飞来横财。与其他转型的苏东国家相比, 东德几乎不存在通货膨胀、汇率贬值, 以及其他东欧国家面临的宏观经济不稳定的危机。按照新古典宏观经济学的增长理论, 后进地区的经济增长应该只是简单的向先进地区靠拢的收敛过程。用哈佛经济学家巴罗主张的宏观经济的要素指标测量, 东德的工资率、消费比率、生产率等经济指标, 收敛到西德水准的速度实际上远远快于新古典增长理论的预测, 然而, 与新古典的理论预言相反, 东德宏观经济状况的实际进展却举步为艰 (Burda, 2006;Barrow, 1992) 。两德统一的16年后, 不但东德的经济增长甚慢, 失业率仍在继续上升, 西德资本也不愿意投资给没有法制和语言障碍的同胞东德, 东德人才与移民大批外流。在历史上最好的外援条件下, 为什么没有出现一个东德奇迹来验证均衡经济学的收敛理论和产权假说呢?

出乎西方经济学家预料的是, 西德注入东德的大量资金, 不仅没有带动东德经济, 反而拖累了西德经济。因为东德居民手中飞来的西德马克, 买的是西德的时尚商品而非东德的老式产品。

2004年, 笔者在东德耶拿访问时, 当地经济学家介绍了著名的蔡司 (Zeiss) 光学仪器公司的历史, 我们得以实地观察东德转型的案例。蔡司公司由于保持了科技创业的传统, 没有多数国有企业普遍存在的技术老化问题。从19世纪下半叶开始到现在, 蔡司的光学产品在世界市场上始终是最先进和最具有竞争力的。出乎意料的是, 两德统一后东德蔡司公司突然失去了90%以上苏东的市场份额。因为两德统一货币后, 所有的交易须用西方的硬通货付款, 无形中打断了苏东的老顾客以货易货或用卢布进行交易的传统。结果东德的蔡司公司不仅立刻丧失了传统市场, 而且因为无法迅速打开西方市场, 被迫重组并大批裁员。更出乎西方经济学家预料的是, 西德注入东德的大量资金, 不仅没有带动东德经济, 反而拖累了西德经济。因为东德居民手中飞来的西德马克, 买的是西德的时尚商品而非东德的老式产品。东德企业在丧失传统苏东市场的同时, 还失去了国内市场, 从而加速破产。失业急剧增加使东德居民暂时兴奋的购买力持续萎缩, 同时, 来自西德的外援用于社会救助的比例远大于技术更新的投资, 人为政策抬高的东德工资又降低了东德对外资的吸引力, 造成一系列恶性循环。西德政治家的良好愿望陷入低增长的均衡经济陷阱, 连累了欧盟的经济发展。

回顾发展中国家的经济现代化史, 硬通货 (美元、马克或英镑) 的积累在发展中国家是一个缓慢的学习和竞争过程。外汇市场上的交易价格并非仅由经济因素决定, 还包括不对称的金融强权的影响。在本国金融实力还无法与国际金融强权抗衡时, 用国家外汇主权管制外汇和外贸, 是在不平等的国际竞争条件下, 给国内企业创造学习和成长空间的重要手段。休克疗法的倡导者鼓吹自由化的好处是减少西方外资进入的阻力, 从而加速苏东向西方收敛的赶超过程, 但结果却首先是经互会贸易体系的垮台和东欧企业的过度倒闭, 引发一连串的宏观经济危机。不但外资踯躅不前, 而且内资外逃的规模远大于外援的流入, 在短短几年间就瓦解了几十年社会主义工业化留下的独立自主的产业体系。

再看中国走过的路程。中国的外汇双轨制从1980年4月开始, 维持到1995年1月, 持续约15年。在中国, 开放竞争是一个逐渐适应的演化过程, 而非迅速平稳的均衡收敛过程。中国的国际贸易在1980年有18亿美元的赤字, 到1994年转为54亿美元盈余, 2000年外贸出口上升到241亿美元;相应的是, 中国的外汇储备从1979年的8亿美元逐步上升, 1994年为516亿美元, 2000年达1656亿美元。中国的外汇双轨制能够在1994年成功并轨, 前提是出口导向型的经济增长使外贸由赤字转为顺差 (图1) 。1979年到1994年的15年间, 中国的出口增长率为26%, 是同期GDP增长率9.5%的两倍多。相比之下, 波兰经济学家观察到的苏东是:“贸易自由化进程越快, 初次冲击效果越大, 随之而来的衰退就越深。” (Kolodko, 2000)

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后, 越来越多的经济学者认识到国际金融中过度资金流动的危害性, 因为金融自由化加剧了金融市场上的国际投机活动。新古典货币理论中, 货币和汇率在一般均衡的乌托邦世界中只被视为交易手段。在远离均衡、垄断竞争的国际金融市场上, 硬通货实际上还享有与政治经济强国相关的市场强权 (Goodhart, 1998) 。美国著名经济学家萨缪尔逊早在90年代中就曾和笔者讨论说, 中国用劳力赚来的外汇去进口先进技术的做法, 比俄国用资源换取外汇来稳定金融市场要精明得多。

均衡经济学片面强调价格的供求关系, 忽略经济结构的重要性。但是, 人首先是生物而非机器。众所周知, 在演化生物学中, 生物结构例如细胞和遗传基因在生命演化中扮演了重要角色。有机体中选择性开放的细胞膜相当于生物系统中的麦克斯韦妖精, 为维持开放系统中的耗散结构, 它只允许有益的物质流、能量流和信息流通过, 而阻挡有害的物质流和信息流入侵 (普里高津, 斯唐热, 1987) 。如果缺乏生物膜的保护作用, 在远离均衡的情况下, 没有任何生物能在多变的环境中维持内部稳定的活的机体, 这是机器和生命之间的基本差异。在政治经济学里存在许多类似的生物边界或细胞膜的选择开放机制, 例如国界、户籍、考核、标准、信用、签证、外贸与外汇管制等制度。美国的高关税一直持续到二次大战之前, 西欧和日本到20世纪60和70年代才逐渐放松外汇管制。发展中国家要仔细研究西方国家的历史经验, 不能轻易地相信西方理论的说教。在这里, 政治经济学的常识又一次比均衡经济学美丽的模型更接近历史的真实。世界是非均衡的, 绝大多数经济交易背后的谈判地位和权力是非对称的。博弈论与交易成本论中的平等博弈, 平等交易是数学的理想而非生活的现实。自由贸易和自由资本市场的提倡者以为自由化政策比外汇管制更能吸引外国直接投资。然而, 实际上任何长期投资者首先关心宏观经济的稳定和增长。苏东早熟的汇率与贸易的自由化导致宏观不稳定性, 引发的不是外资流入, 而是资本外逃和资产剥离。开放竞争的方向决定之后, 时机的把握和战略的选择就成为竞争胜败的决定因素。

数据来源:China Statistics 2001

四、复杂动力学, 路径依赖和学习空间

假如均衡理论正确的话, 建立产权和价格放开后, 经济体系应当顺利转型和稳定增长。苏东迅速自由化的结果却是通货膨胀螺旋上升, 货币不断贬值 (见表4、表5) 。

数据来源:the United Nations Statistics Database.通胀指标为用现价计算的隐含平减指数 (implicit price deflator) 。

这里的汇率以美元为参照衡量。所有的汇率根据基期汇率重新标度, 中国、德国以1980年为基期, 其他国家以1991年为为基期。数据来源:Penn World Table 2002

由于没有民族企业强有力的竞争制衡, 苏东国家原有的大型国企和国有银行, 几乎全部被跨国公司廉价收购。

假如采用联合国的汇率数据计算, 俄国从1990年到1998年按1990年度美元计量的GDP总值下降了43%, 但同期卢布相对于美元的汇率贬值了13860倍!这是汇率均衡理论 (例如购买力平价理论) 无法解释的事实, 只能由政治经济学中金融强权的博弈来理解。由于没有民族企业强有力的竞争制衡, 苏东国家原有的大型国企和国有银行, 几乎全部被跨国公司廉价收购。只有俄国用立法保护了本国的大型企业, 但因没有事先打破大型国企的垄断, 又让国家资源落入私人寡头之手, 并未造福社会。

表4和表5显示中国转型的特征是低通膨率和相对稳定的汇率, 和苏东的情况明显不同。我们的理解, 是路径依赖和学习空间的存在使经济转型的模式大不相同。

(一) 货币政策的约束条件和恶性通胀产生的路径依赖

一个值得深思的观察是, 所有低通膨率的转型国家, 如中国、德国、捷克、斯洛伐克和匈牙利, 在20世纪前半段都遭遇过恶性通货膨胀。中国在内战以及中欧国家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恶性通胀的集体记忆, 构成对这些国家政府货币政策的严厉约束, 即使这些国家面临领导更替亦不敢忘记恶性通胀的历史教训。相比之下, 前苏联在计划经济下有价格长期不变的历史, 恶性通胀在前苏联各国并无贴近的先例。这说明历史因素构成政府行为的“路径依赖” (David, 1985) , 均衡论忽视历史, 以不变应万变犯下历史的错误。

(二) 价格双轨制下的复杂模式:生产周期和迂回生产

从1984年起, 中国对企业放权, 产生了工农业商品的价格双轨制, 这曾经在国内外引起过极大的争议。大家知道, 双轨制的短期代价是套利所导致的投机和腐败行为, 以及政府为稳定支付的价格补贴。弗里德曼在1988年会见中国领导人时, 提出砍蛇尾多次不如一次的说法, 建议中国迅速实行价格并轨。结果“价格闯关”的信息刚一披露就引发群众的抢购风潮。社会动荡促使中国立即放弃全面迅速的价格并轨, 转而按市场实际分散决定价格并轨的进程, 结果避免了东欧式的螺旋通涨和生产下降, 应当说得远大于失。

由于产业结构大不相同, 改革过程中实际形成的价格动态大相径庭。产出增长引发的价格并轨首先发生在副食品市场, 如蔬菜, 肉类, 和水产品市场。副食品价格在一开始确实有所上升;但是几个月后, 随着副食品供给的迅速增加, 价格很快稳中有降。基础原料 (如粮食、棉花等) 长达10年间价格管制时松时紧, 价格没有完全放开, 以防止价格的大幅波动。工业产品的价格放开后, 消费品和奢侈品的价格有所下降, 但生活必需品的价格放开要慢得多。能源、公用事业、教育和卫生等部门的产品价格虽然一直在严格的价格控制之下, 价格变化的趋势仍然是持续上升, 原因是这些部门建设的周期长, 投资大, 供给的增加始终赶不上社会需求的快速增长;同时, 中国民众又不能接受价格完全放开后在获得公益服务上过大的贫富差距 (见图2) 。

要理解价格动力学在不同产品市场上的多样行为, 首先要明白一个重要的市场机制是:不同产品有不同的生产周期。蔬菜和肉类的生产周期只有几个月, 电站的投资周期是几年。价格行为的复杂性也可以用劳动分工下迂回生产的程度来理解 (Hayek, 1935) 。尽管粮食棉花与蔬菜肉类的生产周期长度相似, 但是, 粮食和棉花除了居民消费之外, 还用于工业原料。库存周期和期货市场的存在给粮食-棉花市场带来复杂的连动关系, 包括期货市场受国际市场价格波动的影响, 所以, 粮食棉花市场的价格波动比蔬菜肉类市场的更大、更持久。实践表明, 中国在粮食和棉花市场上的价格改革几经反复, 比其他农产品市场的改革慢得多。

中国和苏东在工业结构之间的差异, 也可以部分解释为承包制对农业和工业的不同效果。家庭承包责任制对中国以家庭为主的小规模农业生产有显著成效, 但对前苏联的集体农业效果很差, 因为苏联集体农庄采用大规模机械化生产, 农机零部件的供应维修体制一旦运转不灵, 农民积极性就无法发挥。同理, 中国工业企业的承包制改革的效果也不如农村。劳动分工网络的复杂性, 这是产权理论有意忽略但复杂经济学要着重研究的领域。

从经济理论而言, 中国价格双轨制的实验, 否定了新古典的简单供求均衡理论和有效市场理论, 支持奥地利学派尤其哈耶克关于迂回生产下的价格发现理论 (Hayek, 1935) ) , 以及现代的经济复杂性理论 (陈平, 2002) 。由于工业为农业提供种子、肥料和水电等要素投入, 当代农业经济也已高度工业化, 不同产业网络密切相关。粮食、棉花和基础原材料的供应链远比终端消费品长, 所以, 其价格变动的周期和摆幅也大。如果供求曲线的均衡点只有单一交点, 而且价格调整的时间滞后趋于零, 那么市场的价格机制在外部冲击下可以迅速回归稳定。然而, 如果非线性的供求曲线存在多个交点 (多均衡态) , 恢复均衡的时间滞后又不短, 市场价格的动力学将不能保证价格波动必然趋于稳定, 反而极有可能陷入混沌和复杂周期的持续振荡 (Chen, 2005) 。正因为存在经济动力学的复杂性和经济转型的不确定性, 中国“摸着石头过河”的改革用分散试验、经济特区和价格双轨制等方法, 分散了改革试验的风险, 给企业和政府改革创造了学习空间。

与中国渐进的价格放开政策相反, 同样面临短缺经济的苏东国家, 不是用发展生产的办法来缩小价格波动的差距, 而是用一夜间全面放开价格的办法实行转型的跃进。结果高通胀使居民几十年的储蓄化为乌有, 国民真实收入下降导致经济萧条。然而, 休克疗法的拥护者却辩护说, 价格均衡消除了短缺经济下排队的时间浪费, 他们却无视经济萧条带来的两极分化和绝对贫困化。一般均衡理论在制定政策上的严重误导可见一斑。须知价格机制不仅是微观的供求关系, 而且受制于宏观的周期波动和利益集团的冲突!

产权学派也即制度经济学的趋同学派认为, 演化等价于均衡与优化 (Alchian, 1950;Sachs and Woo, 2000) 。他们以为只要保障产权, 各国制度的演化必然向英美式的市场经济制度趋同。然而, 转型实验的结果清楚地表明, 演化的方向有可能是发散而非趋同的, 因为它不仅取决于自然历史条件, 而且还和人为的政策选择相关。与苏东的转型萧条相比, 在宏观稳定发展的前提下, 中国民族企业的国际竞争力大增。按中国的统计数据, 改革26年来, 扣除价格因数, 中国的真实GDP增长了2.7倍, 城乡居民储蓄增加了54倍。演化的不同路径如何能用趋同的均衡论解释?

五、简单片面的均衡思维和互相矛盾的经济政策

表面看来, 华盛顿共识为转型经济和发展经济提供了一张完整的政策清单, 实践中, 却可以发现, 政策目标之间存在着冲突。这里讨论两个例子:微观效率与宏观效果的矛盾, 以及产权理论与公司金融理论的冲突。

(一) 微观的预算硬约束和宏观的信用紧缩

匈牙利经济学家科尔内把预算软约束作为社会主义国有企业缺乏效率的主要原因 (Kornai1986;科尔内, 1988) 。于是, 苏东国家纷纷在转型过程中不加区别地削减政府给亏损企业的援助, 原以为可以刺激企业提高效率, 结果没有提高效率, 反而加速国企的倒闭。

从模型来看, 科尔内的软约束理论完全符合新古典微观经济学的框架。但仔细分析严格意义上的预算硬约束只存在于没有技术进步和信用市场的封闭经济, 这正是完全市场假说的致命弱点。在工业社会中, 鼓励技术更新和结构调整的预算软约束以各种形式广泛存在, 如银行信用、风险资金和银行破产法 (崔之元, 1999) 。美国破产法的第11章, 就由法院下令限制债权人的要求, 给陷入财务困境的公司以重组和生存的机会。美国20世纪70年代国会授权贷款挽救美国三大汽车公司之一的克莱斯勒公司 (Chrysler) , 20世纪90年代美联储出面组织金融集团挽救著名的长期资本投资基金 (Long-Term Capital) , 这些都是美国对大企业采用预算软约束的著名例子。在经济转型中强制实行预算硬约束所导致的信用紧缩政策, 与大萧条时期实行的货币紧缩政策, 给可以挽救的企业雪上加霜, 带来宏观经济的连锁反应。西方经济学家也认识到, 信用紧缩是影响产出下跌的重要因素 (Calvo and Coricelli, 1992) 。

中国正是在所谓的企业预算软约束的情况下获得了经济的快速发展。中国的国有企业和乡镇企业的技术进步, 反映在以两位数字增长的制造业出口。从产权学派的角度来看, 国有企业和乡镇企业的产权都不清晰, 效率应当低于私有企业。但是, 即使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 信用资格不足的中小企业也难于取得商业贷款, 所以, 政府要出台补贴中小企业贷款的政策。中国乡镇企业的发展初期, 地方政府持有的公司股份, 有助于公司从银行获得贷款, 缩短原始资本积累的过程。当然, 预算软约束也可能用于延缓不良企业的破产兼并过程, 从微观企业来看这也许并不优化, 但算宏观大帐, 让亏损企业分批关闭比让大批企业同时破产造成的社会共振损失小的多。

有人认为, 中国和苏东转型的巨大差距主要来源于两者经济结构的不同。中国人口多数的农民没有国有企业的铁饭碗, 所以, 比苏东享有社会保障的工人和集体农民, 更能适应市场化的竞争 (Sachs and Woo 1993) , 这只有部分的道理, 因为比中国农民更穷的发展中国家并没有取得中国式的国际竞争力。中国农民并非没有社会保障, 进城农民找不到工作可以继续回乡耕种集体土地。中国不少机关干部在改革开放中勇于下海, 因为原单位可以留职停薪。从金融工程的角度观察, 中国在预算软约束下的渐进市场化, 得益于社会主义国家条件下的金融体制创新。如果国有企业或乡镇企业在新产品市场上取得成功, 就用股份制的办法承认新兴的企业家和经理人的贡献;如果企业改革失败, 让国有银行承担了主要的改制成本。中国发展投资创新型而非消费补贴型的软约束, 目标不是为了选票维持福利制度的既得利益, 而是政府分担了技术换代过程中的学习风险与创业风险。当然, 预算软约束下必然要付某种社会成本, 其形式之一就是中国国有银行累积的不良贷款。

中国和苏东转型经济的不同结果表明:宏观经济环境对微观企业和消费者行为的影响, 远大于微观基础论所谓的理性预期和自愿选择。

有的经济学家认为私有化可以使社会负担极小化, 从而达到最佳的社会效率, 其实不见得。苏东预算硬约束政策下造成的转型萧条, 日本试图维持土地泡沫导致的10年停滞, 和美国维持私营部门高额利润形成的巨额财政赤字, 其社会成本可能都高于中国的转型成本。我们认为, 中国以增长为导向的发展战略是凯恩斯政策在发展中国家的新发展, 而科尔内主张的预算硬约束是新古典反凯恩斯革命在转型经济中的变种。中国和苏东转型经济的不同结果表明:宏观经济环境对微观企业和消费者行为的影响, 远大于微观基础论所谓的理性预期和自愿选择。

就宏观经济学而言, 预算软约束理论无视世界经济史的常识。如果多数国有企业的生存全靠预算软约束下的政府补贴, 那么, 社会主义国家的通货膨胀必然比市场经济国家高很多。然而历史数据显示:持续的预算赤字和恶性通货膨胀的例子发生在实行市场经济的拉丁美洲, 也包括一次大战后的欧洲, 而非计划经济国家。科尔内对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得失的分析是以偏概全。

通过对转型经济的观察, 我们支持演化经济学家熊彼特对资本主义经济和社会主义经济的比较分析, 不支持新古典宏观经济学的微观基础论与产权趋同理论的立场。熊彼特认为, 资本主义的动力来源于技术和组织创新, 因而具有内生不稳定性, 开放经济中“创造性毁灭”表现为持续的经济周期和不断的金融危机。相比之下, 社会主义体系要比资本主义稳定。计划经济的主要问题不是缺乏竞争的激励, 而是闭关政策所造成的技术停滞和组织老化。

(二) 公司金融理论和产权学派的矛盾见解

产权学派声称私有产权是市场有效的基本条件。然而, 公司金融理论的MM (ModiglianiMiller) 定理表明:在竞争市场上的公司资产价值与债务结构无关, 也就意味着与产权结构无关 (Modigliani and Miller, 1958) 。从公司治理研究的角度观察, 缺乏私人大股东的国企和股权分散的私企之间没有显著差异。影响上市公司业绩的主要因素是科技、管理、公司战略和规模经济等, 所有制形式的影响并不显著 (陈平, 2006) 。已有的历史经验表明:过度的国家所有制, 如前苏联几乎完全的国有制, 会妨碍技术创新;中小型私有企业是多数国家创造就业的主要力量, 大型私有企业和国有企业在资本密集和技术密集的产业同样具有竞争力。涉及公共产品的大型企业, 私有化的效果并不确定 (魏伯乐, 2006) 。换言之, 我们认为市场化改革的方向是所有制的多元化, 而非私有化。历史上看, 劳动分工发展的过程就是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 导致创业者产权的分散化与社会化。一个典型案例是美国大规模生产汽车的龙头企业——福特汽车与通用汽车——的产权演变史清楚地显示:技术更新和营销模式变动的压力是导致创新决策多元化与产权分散化的原动力 (刘昶, 2006) 。美国资本社会化的一大发明, 是老百姓分散持股的退休基金会等机构投资者, 取代私人大股东成为大公司主要的资产所有者。从中国的国情出发, 中国大型国企的改革方向应当是社会化而非私有化 (史正富, 2006) 。中国出口产业低劳力成本的秘密在于中国的混合社保体系的低社会成本, 大量农业人口的社保依靠集体土地, 而非私人基金或国家财政。如果中国在农业人口占极大比例的情况下实行东欧式的集体土地私有化, 其直接后果将是人口流动和城市化的成本急剧升高, 基础建设和出口增长显著放慢, 长期后果可能是城乡二元结构的恶化而非改善, 如印度式的城市贫民窟和中国历史上一再出现的流民暴动。保加利亚的土地私有化把产权归还给二次大战以前的地主, 导致农民杀种牛拆农机, 使大量土地抛荒, 耕种回到畜力时代。

六、结论:从静态均衡到复杂演化的经济观

对经济学家来说, 大萧条和转型萧条都是20世纪最重要的两起自然历史实验, 曾经催生并将继续启发新的经济思维。我们需要一个更一般的理论框架, 来研究经济更新演化的复杂机制。斯蒂格利茨尖锐地批评华盛顿共识不了解发展中国家的经济结构 (Stiglitz, 2004) 。罗兰指出用演化观点研究制度的重要性 (Roland, 2000) 。萨克斯也认识到, 经济像人体一样是复杂系统, “经济学者需要像医生诊断那样”研究病史的资料 (Sachs, 2005) 。这些观察都在不同程度上指出均衡思维的简单性和局限性, 启发我们重视经济复杂和历史演化的重要性。

第一, 新古典经济学的一般均衡理论, 其本质是缺乏技术革新的静态原子模型。完全竞争的完美市场是远离工业社会的小农经济模型。要理解复杂劳动分工和技术进步条件下市场竞争的动态机制, 可以借鉴理论生物学的非线性竞争模型, 去研究非均衡的系统变迁 (陈平, 2002) 。

第二, 经济周期的历史经验和转型经济的严重教训表明, 不是宏观涨落的微观基础, 而是微观行为的宏观环境, 对经济增长和波动有重大影响。由此可以进一步证明技术革新的创造性毁灭是产生经济周期的根源。宏观经济的微观-中观 (金融中介和产业结构) -宏观的三层次模型, 比目前流行的微观-宏观的两层次模型, 可以更好地理解结构调整在宏观经济政策中的地位 (Chen, 2002) 。

第三, 开放经济中的社会演化和制度变迁是像生物演化一样的分岔过程, 不是交易成本和产权学派所描述的封闭系统中的收敛过程。在复杂劳动分工的条件下, 不能只靠看不见的手, 必须培育对市场和政府的“纪律之手” (disciplined hand) 。现代科学和世界市场产生和发展的历史, 揭示出混合经济中市场部门、公共部门及非营利非政府的民间部门之间, 合作制衡的重要性。不能忽视片面发展私有经济或国有经济历史教训。混合经济的发展规律应当成为新政治经济学和演化制度经济学的中心课题 (崔之元, 1999;史正富, 2006) 。

第四, 均衡趋同的世界观难以理解转型经济的分岔和大国的兴衰。从复杂科学的角度观察历史, 社会演化的动力学存在复杂性和稳定性之间的消长权衡 (trade-off) 关系 (Chen, 2005) 。中国已经是世界大国, 研究劳动分工的历史经验和未来发展, 有助于我们看清中国在21世纪国际新秩序中的可能地位 (陈平, 200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