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政治经济学分析论文

[关键词]投资保护主义;CFIUS;中美经济关系[摘要]本文借助双层博弈框架分析了美国投资保护主义的体系根源和国内表现。在体系层面,美国的“世界警察”角色和“世界银行家”角色之间存在矛盾,从而导致在其国内出现不同利益集团、政府部门和思想流派围绕开放—保护问题的激烈争论。以下是小编精心整理的《国际政治经济学分析论文(精选3篇)》，欢迎阅读，希望大家能够喜欢。

国际政治经济学分析论文 篇1：

丝绸之路经济带战略的国际政治经济学分析

摘 要：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具有深刻的内涵，也具有应对时局发展、推动经济发展、促进对外开放的必要性，同时存在着政治经济方面的风险，需要全面认识其的建设和发展，为欧亚地区乃至全球的政治和经济发展发挥推动作用。

关键词：丝绸之路经济带；政治；经济

丝绸之路经济带的首次提出来自于2013年9月7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哈色克斯坦纳扎尔巴耶夫大学发表的演讲，在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上又将丝绸之路经济带上升为国家战略层面，这个战略构想是对中国对外开放勾勒的一个新的蓝图，具有重要的政治经济学意义。

一、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内涵

丝绸之路经济带是一种特殊的空间区域经济空间结构，具有以下几方面的内涵：

（一）产业和人口的“点—轴”集聚是根本动力

产业是区域经济发展的支柱，产业集聚能够带来规模经济效应，人口是区域经济发展的市场，也为产业的发展提供了劳动力，只要产业和人口发挥好各自的作用，区域经济才能朝着好的方向和势头不断发展。城市是产业和人口集聚的空间，集聚经济是城市的本质内容，各个城市经济体间的竞争才是各个和各区域间的竞争。城市不仅集聚了优质的资源，也是对面交流的窗口，还是区域经济的支点。因此，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应把沿线城市间的合作作为其主要的入手点。

（二）中国与中亚地位的共同利益是存在根基

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核心主体是中国和中亚地区，少了两者中的一个，就不能成为“丝绸之路经济带”。中亚地区是欧亚大陆的腹地，对世界各国来说都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是丝绸之路经济带存在的空间基础。中国作为倡导和推动丝绸之路经济带发展的国家同样具有重要的地位，中国是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合作核心，离开了中国的市场和发展势头，丝绸之路经济带就会失去生存的活力和基础。

（三）交通干线和自由流动基本框架

建立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先决条件是完备的交通设施，交通干线当之无愧成为了其重要的动脉。丝绸之路经济带交通的基础设施包括公路、铁路、管道和民航四种形式。要建立和发展好丝绸之路经济必须保证物流通道流畅，交通干线完备。建立丝绸之路经济带应将自由流动的要素作为其血液，货物、技术、资金、劳动力、信息、文化等的要素应有一个统一的制度规范和协调机制。

（四）地缘政治和能源合作是现实基础

经济的发展离不开政治。由于领土接壤的地缘关系，中国与中亚五国存在着密不可分的依赖，在反恐和地区局势等方面都是两者的密切关注点。中国与中亚地区的能源合作是丝绸之路经济带的经济基础，是其发展的纽带和先导。

（五）建立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是战略目标

丝绸之路经济带是一种为了实现贸易自由化的跨国经济区域，与一般的经济区域不同的是它属于国际范畴，它的存在是为了促进各个成员国的经济增长和福利增加、统一经济政策的步调、建议区域内的统一市场。

二、建立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必要性

（一）应对时局调整地缘政治战略的迫切需要

由于中国的快速崛起，美国联合日本、印度、韩国、菲律宾等国家利用亚太再平衡战略和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来对中国进行遏制和围堵，为了应对这种复杂棘手的地缘政治环境，中国需要与时俱进地做一些在地缘政治战略方面的调整。中国需要与西部邻国建立友好、融洽的關系，建筑友好、合作、互信和互利的发展平台对于中国来讲是迫切需要做的事。

（二）提高对外开放水平、推进对接世界

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是一种具有全球视野的战略决策，对于促进中国对外开放和与世界对接具有重要的意义。发展好丝绸之路经济带将能够促进中国的产业结构转型和经济方式转变，甚至能够改变欧亚大陆经济的版图，小的方面讲也能带动中国物流和外贸电商两大行业的发展，推动人民币的国际化。

（三）推动全球经济发展

目前全球经济处于长期的低迷状态，在全球范围内开辟新的经济增长区域，大力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至关重要，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正是应对这样状态而出的战略性决策。丝绸之路经济带将欧洲和亚洲两大经济体联合在一起，将亚太经济圈和欧洲经济圈之间的“塌陷地带”全方位覆盖，具有一条巨大的经济发展潜力的经济带，能够对全球经济发展产生巨大的推动力，将会开启一个全新的政治经济时代。

三、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的政治经济风险

（一）政治风险

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发展尽管有诸多益处，但也存在着内部和外部的两种风险不容忽视。一些国家政局多变形势复杂、领导人频繁更替、宗教民族矛盾突出、政治缺乏民主和政策缺乏连贯性等各种风险是内部风险；由于欧亚地区是国际政治舞台的中心，各国间地缘战略的博弈与斗争激烈是外部风险。内部风险更加加剧了外部风险的扩大，外部风险也会造成内部政治的动荡不安，内外结合影响着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发展。

（二）经济风险

丝绸之路经济带促进经济发展的同时也滋生了经济风险。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国家和沿线国家的投资情况整体上弱于欧美发达国家，投资回报率较低；由于其对钢铁需求量不高，也会造成国内产能过剩无法借助沿线国来化解的现象。该经济带的发展主要是依靠“项目拉动”和“能源驱动”两种方式，但沿线国家自我发展能力不高，也很难确保经济和贸易的持续发展。

四、结语

发展好丝绸之路经济带不是一个国家的事，也不是一朝一夕的事，需要沿线国家、相关行业的共同努力，前途是光明的。

参考文献：

[1] 杨国荣，张新平.丝绸之路经济带研究：核心议题与深化方向[J].兰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11）.

[2] 卫玲，戴江伟.丝绸之路经济带：超越地理空间的内涵识别及其当代解读[J].兰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1）.

作者简介：

吕德轩（1999-），男，汉族，河北保定人。

作者：吕德轩

国际政治经济学分析论文 篇2：

美国投资保护主义的国际政治经济学分析

[关键词] 投资保护主义;CFIUS;中美经济关系

[摘 要] 本文借助双层博弈框架分析了美国投资保护主义的体系根源和国内表现。在体系层面,美国的“世界警察”角色和“世界银行家”角色之间存在矛盾,从而导致在其国内出现不同利益集团、政府部门和思想流派围绕开放—保护问题的激烈争论。本文以CFIUS历次改革为案例研究美国投资保护主义的发酵机制。本文主张将CFIUS的改革和审查方式纳入到中美双方的战略与经济对话框架中来,并在此过程中借助美国财政部的利益和影响,限制军方和国会的影响。中国也应组建类似的跨部委的外资委员会以保护相应的国家利益。

中美两国之间通过巨量的经贸和投资形成一种复合相互依赖,它对于双方乃至世界的持久和平与共同繁荣意义重大。然而近年来,美国国内不断发酵的投资保护主义,即对外国资本进入美国本土市场投资或者并购的疑惧情绪和排斥行为,正在侵蚀和解构着这种复合相互依赖。这一倾向既表现在大众舆论中,也常常物化进官方的政策法规和制度设计之中,从而对美国乃至全球市场的开放性构成威胁,而对中国这个官方美元储备最大持有国的国家利益也构成重大影响。那么,这种投资保护主义到底受美国国内和国际政治经济生态中何种因素驱动?中国应当如何应对之?对于这些问题的回答,目前的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仍然是相对滞后的①。本文正是通过对CFIUS(美国外国投资审查委员会,Committee on Foreign Investment in the United States)的产生、发展和改革过程进行纵向比较以探究美国不断发酵的投资保护主义的历史渊源和发展动能①。

本文首先将借用美国著名国际政治经济学者Robert Putnam的双层博弈模型来讨论国家间和国家内部两个层次上的博弈,从而向读者展示美国投资保护主义的生成机理。然后选择CFIUS作为案例,通过对它的产生与改革背后的历次保护主义浪潮进行深入而广泛的历史比较,从而验证和说明上文的理论观点。

一、美国投资保护主义的双层博弈考察

根据美国学者Robert Putnam的说法,国家间的政治经济谈判和博弈往往在两个层次上同时展开:一是国与国之间的辩论和博弈,二是国家内部围绕相关问题的辩论和争夺。两者分别是在不同的语境(contexts)、规则(rules)和层面(layers)上展开,但是却以一种复杂的方式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围绕投资保护主义的辩论和利益争夺亦然。本文将依次对这两个层面上投资保护主义辩论进行分析。

从国际体系的宏观层面上看,本文认为贸易保护主义的周期性兴起是美国霸权两大支柱之间关系的必然结果。正如国内学界已经普遍认识到的那样,美国的全球霸权集中地依赖和体现在两大支柱之上,一是以技术优势为核心的军事霸权,二是以美元的独特地位为核心的金融霸权,两者相辅相成②,使得美国高居全球等级秩序之顶端,既是世界的警察,又是世界的银行。作为世界的警察,要建立并扩大其权势,或者为了维持由他主导的世界秩序,美国周期性地卷入战争或战略对抗。为此而产生的巨额费用需要通过自己的银行渠道(美元霸权)分摊到世界各国身上,其办法归根结蒂就是向世界市场支付自己额外印刷的美元以换取实质性的财富。当这些额外的美元在海外积累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外部的美元持有者考虑到美元内在价值的摊薄会倾向于将其转换为实质性的资产或者企业控制权,而这种交易则又反过来同美国维护自己的军事技术优势的需要相矛盾。于是就有了美国国内投资保护主义的思潮倾向和政策实践。

回到关于世界的警察和银行双重身份这个比喻上,作为一个“自我授衔”的警察他会经常性地陷入代价昂贵的暴力冲突中,而这个费用则通过直接从自家开的银行里提取别人的存款来支付。为了免受损失,一些大额存款人要求集中提现,银行则对此要求说“不”。在现实中,美国投资保护主义的实质就是要拒绝、阻止或延滞大额存款人将信用资产转化为相对可靠的实物资产的行为。

从上文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美元霸权与军事技术霸权之间是存在内在矛盾的。其矛盾的关键在于美元地位的基础。自美国20世纪70年代关闭美联储的黄金窗口之后人们只能从美国和世界市场上取回相应的价值,美元的价值基础从此不再与黄金相联系,而是取决于持有美元的人在世界(尤其是美国本土)市场上可以换取的实际商品、劳务和资产。现在当欠了一屁股债的美国政府出于安全考虑而在其自家的各种瓶瓶罐罐上贴上“非卖品”的标签(此举激励着其他各国政府也采取类似的报复行为),那么美元所对应的可交易资产便大大缩水,外国政府和私人愿意持有美元的逻辑前提便趋于消失,这将必然伤及美元的地位和美国经济。那么,假如放手允许外国政府和企业收购美国资产,那会如何呢?由于美国同外部世界在技术和人力资源要素密集度方面的显著差异,外国的投资者乐于选择具有先进核心技术的企业进行购买或者投资。但是这一市场运行的自然趋势同美国的安全考量产生直接矛盾,因为它将加速核心技术向外部世界的扩散,而几乎所有的先进技术都可以或多或少地定义为“两用技术”‘dual use technology’①。

可见,要想维持和拓展美元霸权,就需要向外部开放市场尤其是美国的资本和资产市场;而要想维持和拓展美国的技术优势从而保障美国的军事霸权,就必须限制或筛选外国资本对美国资产、技术和股权的收购行为。一个要求开放,一个却要求封闭和控制,两者在根本方向上出现了内在悖论。正是美国在国际体系中的双重角色(既是警察,又是银行家)之间的内在矛盾,才导致了我们在下文将要论述的,美国国内各种利益集团、政府部门、思潮流派之间围绕相关政策的主导权展开了激烈的竞争。

在美国国内层面上,围绕对待外部投资的政策问题,我们可以看到相互竞争性的利益、机构和思想之间进行着激烈的争夺。受益于全球市场开放进程的美国产业、地区和阶层,比如金融业和依赖全球市场的跨国公司,纷纷主张维持和扩大美国市场的开放性从而一方面鼓励更多的资金流向美国,另一方面鼓励更多的国家和市场接受美国资本②。而那些全球化进程中的失败者以及受益于封闭型和对抗性的国际格局的部门和产业,比如军工、能源等行业和政府安全部门,则倾向于主张谨慎对待资本的跨境流动。政治经济学中一个重要命题在于,那些经济竞争中的失败者在特定政治规则下却未必是弱势,他们通过选票和舆论等政治资源来影响政府和民选代表的政策主张,其生存状态也让他们拥有更强的政治行动意愿。于是,我们看到不同的利益群体通过不同的渠道去影响美国政府的不同部门和机构,并在此过程中使用着源于不同思想渊源的概念、话语和辩论逻辑。开放还是保护,便由一个技术问题变成为一个政治问题。

在2005年发生在卡耐基和平基金会的一场关于中海油收购优尼科的激烈辩论便集中地体现了美国政治生活中不同的利益、机构和思想流派如何围绕市场开放—保护问题展开博弈。曾任美国财政部部长顾问和首席经济学家的盖保德(Albert Keidle)支持中海油在美国市场的投资行为,他批评投资保护主义者们的将中海油交易政治化的言论是在“毒化气氛”。他使用的逻辑是典型的自由贸易论和贸易和平论:他认为一个开放的世界市场是美国的财富与领导力的源泉,而从美国的长期和整体利益来看,否决此交易将是一种严重的错误。因为它向中国和世界其他大国发出一种与美国此前一贯论调明显相反的政治信号:世界是封闭而不是开放的,外国人不能指望在关键性的问题(比如能源供给)上依靠美国主导下的国际市场。其结果是,各个大国将不得不使用其权势和武力来替自己划出排他性的势力范围,以此确保自己资源的供给和商品与资本的输出空间。这样世界便倒退到19世纪大国竞争的悲剧性时代,美国领导下的和平与繁荣必然受到根本性的破坏。他的辩论对手,Carolyn Bartholomew女士,作为民主党众院领袖Nancy Pelosi 的长期个人助理和众议院的美中经济安全审查委员会主席,在这场辩论中代表了投资保护主义者的立场,她主张否决中海油的收购申请,主要理由在于中海油是中国政府的资本触角之一,该收购带有政府背景因而不是单纯的市场行为。由于能源是个战略性产业,所以假如允许中国政府的触角伸向美国能源资源市场,将危害美国国家经济安全。

上述的双层次博弈解读从理论上向读者揭示了美国投资保护主义生成发展的国际和国内动能。但是,更深入具体的理解必须来源于对现实案例的分析。下文我们就选取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CFIUS的形成发展和改革过程来进一步阐述美国投资保护主义的发展。

二、案例分析:美国投资保护主义浪潮与CFIUS

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是一个美国政府部门间的委员会,负责审查可能危害美国国家安全的外资并购交易。1975年CFIUS成立至今已经经历了三次改革,涉及其成员构成、职责范围与审查程序各个方面①。正是在一波波的投资保护主义的推动下,CFIUS从无到有,又从一个松散的咨询性的行政联席会议演变为跨越行政和立法系统的,美国资本和产权市场的守门人。

第一轮保护主义浪潮出现在20世纪70年代早期。由于越南战争的巨额军费支出,海外美元在欧洲等地迅速积累,当时美国好几家重要企业已经落入欧洲人之手,引起美国前国务卿乔治•鲍尔(George Ball)等人的惊呼。与此同时,阿拉伯产油国也在向美国大量投资,随着他们在美资产规模的飞快增长,美国主流社会开始担忧其投资意图,认为这些投资是出于政治考虑而不是普通的商业利益,[1](P1)因此有可能威胁美国国家安全。在此背景下,1975年福特政府发布总统令,要求设立一个跨部委的外资委员会CFIUS,由财政部长担任CFIUS的主席,成员包括国务卿、国防部长和商务部长,其职责是“在行政框架下监管外国在美直接投资或者股票投资,以及调控美国对外国投资政策执行”②。翌年通过的《国际投资调查法案》(International Investment Survey Act of 1976)又为收集“外国投资信息”进一步提供了法律基础。在此后的十多年里,该委员会的运作有以下三个特点:(1)其主要功能在于调查与分析外国投资,而其审查和批准功能并不明显。(2)以财政部为实际牵头方,其他部委仅仅是配合工作而已,内部制度架构比较简单。(3)在实践中较少严格执行审查法案③。

第二轮保护浪潮出现在20世纪80年代末并延续到90年代初,由于里根政府掀起对苏冷战的新高潮,一系列战略举措和军备竞赛耗资巨大,导致美元在海外积累出现一个新的高峰,而此次美元头寸的主要持有国是日本。在此轮的贸易保护主义浪潮中,CFIUS的改革经历了1988年和1992年两次法律修正案,分别因日本企业和中国企业的并购引起。

1987年日本富士通公司意图收购Fairchild公司引发了美国国会的强烈反对。国会的举动部分是由于这起交易可能会使日本控制军用电脑芯片,从而使美国国防工业在尖端科技产品上更加依赖于外国供应,部分也因为当时美日间失衡的贸易关系。富士通—Fairchild事件标志着美国里根政府开始为有关国家安全敏感行业的外国并购制定阻碍性规则。在此背景下,1988年出台的ExonFlorio修正案④指出,对美国国家安全有潜在危害的外国投资需要受到审查,并且当“总统有可靠证据表明外国控制将会损害美国国家安全”时,总统可以阻止交易。里根将审查权赋予CFIUS,导致后者的功能和权力都出现重大改变:由一个只负责收集和分析外国在美投资信息的研究和办事机构,转变为一个有权“对下审查、对上建议”的审查和决策辅助机构。其权力增长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CFIUS审查权无时间限制;二是ExonFlorio修正案并未对“国家安全”“外国控制”“可靠证据”等关键概念作出具体的定义,只是提供了一系列判断标准,从而给CFIUS留下很大的自由裁量权力。[3](P39-40)司法部、管理和预算办公室在此次改革中加入到CFIUS中来。

1990年中国航空技术进出口总公司收购美国航空制造商MAMCO一案进入了CFIUS审查程序。总统最终否决了该交易,理由是它可能会使中国公司绕过美国技术出口管制制度。此交易也推动了1992年Byrd修正案的通过,其中要求对“外国政府控制下企业”需严格审查。同年,CFIUS中加入了国家经济委员会、国家安全委员会和科学技术政策办公室,而美国国会下属的审计总署也加入到其中。

第三轮投资保护主义则发生在最近四五年间,2001年以来的大规模反恐战争导致巨大开支,全球美元泡沫又起,而这回是中国和中东产油国政府持有了大多数海外美元。2005—2006年前后来自中国和中东国家的大额并购①申请再一次引起了公众与国会的强烈反应,关于投资自由主义和保护主义的辩论成为当时美国政治生活中的最重要议题,国会成员先后提出20多项相关提案。与此同时,美国审计总署(GAO)出具了一份影响重大的调查报告,其中指出了CFIUS运作中存在的三大问题②。2007年《外国投资与国家安全法案》(Foreign Investment and National Security Act,FINSA)在国会和白宫的共同支持之下获得通过。翌年,审查规则作了相应的更新,导致美国对外资交易的审查范围更加宽泛③,审查过程更加漫长复杂。

作为一个霸权国家,美国周期性地卷入战争或对抗,由此而形成的巨额财务成本都通过向世界经济体系注入美元来转移。其结果是,巨量的美元储备先后在世界不同地区积累,先是在西欧和海湾国家,然后是在日本,如今是在中国和产油国。当这些国家手中的美元试图在美国本土资本或资产市场上“兑付”的时候,美国政府和国会就掀起投资保护主义的高潮,以国家安全的名义将各种重要企业和资产贴上非卖品的标签。若干影响重大的并购申请推动了历次法案的出台,带来CFIUS机构和职权的改革,因此每次改革都有不同的针对对象,而每次改革的结果都使美国对外资并购的审查和控制更加全面、复杂。其结果是,受审查的外资并购交易越来越多。在数据之外更加重要的事实是:大量的潜在交易在CFIUS审查风险面前望而却步,对于资源的全球性市场配置产生了较大程度的扭曲。

从CFIUS的机构演变来看,有两对矛盾非常值得关注。第一对矛盾是行政机构之间的矛盾。国防部、司法部、国土安全部等部门主张将安全的重要性放在“招商引资”之前,[3]而财政部和商务部的立场则是推动外国在美投资优先于经济安全考虑,他们希望推动外国在美的投资,将行政审查维持在原来那种非正式的、宽松的、偶尔为之的状态,而不是将CFIUS武装到牙齿,将外国投资者吓跑。正是由于这种基本观念和偏好,财政部在CFIUS的改革上采取比较消极的态度,期望阻止

改革②,维持美国市场的开放性。然而国防部、司法部、国土安全部等对CFIUS的改革非常积极,它们强调CFIUS的调查时间太短,提起审查太少,无法查清交易中危害美国国家安全的潜在因素。经济部门同安全部门在国家利益轻重缓急次序的界定上存在明显的差异,它们各自不同的机构使命和部门利益决定了他们对CFIUS改革的不同态度。第二对矛盾是总统与国会之间的权力争夺。1975年CFIUS的诞生是总统以行政命令的形式设立对外国投资监督的机制,总统有最终决定权。1992年的Byrd修正案使国会通过审计署密切跟踪CFIUS的进展,而2007年FINSA的通过,使CFIUS有了独立完整的法律基础,也使审查过程更加公开化与政治化,国会及其背后的各种利益集团可以进一步介入到审查过程中去。CFIUS的审查就不再是一个由财政部一家主导的单纯行政过程,而是卷入了白宫、多个部委以及国会的复杂互动的政治过程。

三、结论及对中国的启示

通过上文的分析和案例研究,我们可以得出以下几点结论:

首先,美国投资保护主义的起伏同外部美元过度积累后试图并购其企业紧密相关,而海外美元的积累则往往是美国为自己的霸权战争融资的直接后果。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每一轮投资保护主义的兴起都有着相对集中而明确的针对者,先是西欧工业国,然后是日本,现在则主要针对中国和海湾地区拥有巨额外汇储备的国家。

第二,美国一方面试图维持一个开放的世界市场从而维持和推进其经济金融霸权,另一方面又试图限制技术扩散从而确保其军事优势和国家安全。两者之间的矛盾使得美国的保护主义呈波浪式前进,2008—2009年正处于最新的一波高峰期。

第三,行政系统与立法系统之间,以及行政系统的不同部门之间对保护主义的问题上存在明显的态度差异。美国财政部乐于保持市场的开放性,试图让安全审查对外资投资积极性的伤害尽可能最小化;但是他们的主张受到来自安全部门和国会的有力牵制。

上述研究结论对于中国的相关政策调整可提供若干启示。首先,由于未来中国作为贸易盈余国和主要储备国的角色维持较长一个时期,我们将不得不长期面对美国的投资保护主义和并购安全审查,对此我们应当有充分的心理准备。其次,中国应当把CFIUS改革和美国产权市场(而不仅仅是商品和服务市场)的开放性纳入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中,因为它对于中国在储备资产保值增值方面的利益意义重大。美国CFIUS审查过程对中国企业的国有背景的神经质的担忧和拒斥,我们应当坦率指出其荒唐,因为这本质上是一种没有道理的政治偏见,并在实际上构成对中国国有企业和政府的单边制裁和惩罚。再次,在双方的谈判中,如果有可能,我们应当重点鼓励美国财政部和商务部发挥其影响力,并尽可能使军方和国会在双边投资问题上的影响力最小化。最后,中国也应借鉴美国的CFIUS运作经验,成立至少包括发改委、商务部、外交部、国防部、安全部在内的跨部位联合委员会,对重大外资并购和外资在中国各种市场上的现有地位进行必要的审查,将国家安全和反垄断、环保、安全生产、消费者权益等各种考量纳入到统一的框架中,避免政出多门。更应通过立法来使这种安全审查有法可依,并在立法中为行政的相应而动预留下足够的空间。当然,中方的长期利益还是在塑造一个充分开放的全球市场,但是通过设立类似的安全审查机制至少可以利用我们自身的市场来换取对他国保护主义的反制和约束。

参考文献:

[1] James K Jackson Foreign Investment, CFIUS and Homeland Security: An Overview[R] CRS Report for Congress,Updated April 17, 2008

[2] Edward M Graham, David M Marchick US National Security and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M]Washington DC:PIIE,2006

[3] William Hawkins Defense Industry Protection[N]The Washington Times,October 23, 2005

An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and Economic Analysis of the AmericanInvestment Protectionism: A Case Study of CFIUS Reform

DI Dongsheng, XIA Qing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Beijing 100872, China)

[Key words] investment protectionism, CFIUS, SinoUS economic Relation

[责任编辑 刘蔚然]

注:

①关于投资保护主义作深度分析的学术论文主要出现在90年代,Simon Reich在其‘Manufacturing’ Investment: National Variations in the Contribution of Foreign Direct Investors to the US Manufacturing Base in the 1990s(Review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Vol 3, No 1, Spring 1996, pp 27-64)中对外资进入美国市场的国别因素进行了分析;Robin Gaster 的论文Protectionism with Purpose: Guiding Foreign Investment(Foreign Policy, No 88, Fall 1992, pp 91-106)探讨了一种疏堵结合、开放与保护平衡的外资政策。Stanley D Nollen等人的论文Free Trade, Fair Trade, Strategic Trade, and Protectionism in the US Congress, 1987-88(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 48, No 3,1994, pp 491-525)选取了特定年份分析了美国国会内部保护主义的政治生态,而其选取的1988年恰巧是本文将要提到的第一次CFIUS改革的重要时刻;另有两篇论文分析保护主义抬头的时机问题,William R Thompson的Growth Waves, Systemic Openness, and Protectionism(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 46, No 2,1992, pp491-525)及Rafael Reuveny的The Timing of Protectionism(Review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Vol 4, No 1, 1997, pp 179-213)

①之所以选择CFIUS的形成与改革作为重点案例分析对象,是因为它既是投资保护主义的反映,又是投资保护主义发挥作用的关键途径。

②]两者的相互支持和匹配之处体现在:一方面美元霸权可以将大量的军事开支所导致的赤字转嫁到全球政府和市场中去;另一方面,美国在关键地区(因原油出口而获得财富的中东产油区和拥有大量工业顺差的东亚)的军事主导地位确保了美元作为最终支付手段和储值手段的可信度。

①事实上,无论是在美国还是在近现代的欧洲历史上,重大技术突破都首先发生在军事技术领域,然后才拓展运用到民用领域。这就解释了为什么几乎所有先进技术都带有军事和安全含义。

②]资本与资金的差异在于:当且仅当与人力资源、技术、市场渠道等要素结合起来从而产生出一定回报期望的时候,资金才转化为资本。美国拥有高科技和经营管理等要素方面的明显优势,当资金(期望收益为美国国债长期利率或略高)从世界各地流向美国后,与美国的技术、管理和营销等要素相结合,转化为资本或商品投射到世界各地,为美国政府和企业赚取超额利润。由此,全球资金和资本流动的过程如同一个喷泉池中的循环水一般,流向位于中央的美国的是资金,而由它投射出来的是资本,跨国公司则成为喷嘴。对于中美之间这种资金—资本的喷泉循环,原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吴晓灵女士曾在一次演讲中估计每年它让中国向美国输送高达800亿美元的纯利。

①每一次都是根据相关法律的通过或者修改来实现的。它们分别是1975年第11858号总统行政令,《1988年综合贸易与竞争法》(Omnibus Trade and Competitiveness Act of 1988)中的ExonFlorio修正案、1993年Byrd修正案以及2007年的《外国投资与国家安全法案》。

②]CFIUS当时的具体职责包括(1)分析外国在美投资的发展趋势;(2)为外国在美投资提供引导与咨询;(3)当判断外资可能不利于美国时审查之;(4)为与外资相关的法律、规章提供建议。详见Executive Order 11858 (6), May 7, 1975, 40 FR 20263

③比如20世纪70年代,CFIUS只召开过10次会议,以至当时的国会认为它没有能力对美国的外资问题作出正确回应。

④ExonFlorio修正案是《1988年综合贸易与竞争法》(Omnibus Trade and Competitiveness Act of 1988)中的一个条款。

①最轰动的是中海油收购优尼科和迪拜环球港务收购案。

②]GAO认为:首先,财政部牵头的CFIUS对国家安全威胁的理解过于狭隘;其次,CFIUS一直都不愿意对交易开启45天调查,因为财政部希望避免因正式调查而影响交易;第三,审查周期太短,国防部官员常常抱怨无法完成应有的分析,为赶财政部的时间进度,他们只有3-10天的时间来分析收购案。

③ExonFlorio修正案要求考虑的因素有:(1)国防生产本土化;(2)本国国防工业产能的规模和质量;(3)外国公民对美国国防经济的控制力;(4)是否可能导致核生化扩散;(5)是否影响美国军事技术优势。而FINSA在此基础上增加了另外6个因素,比如反扩散、对美国关键科技和基础设施的影响等等。

①从图中的波动趋势来看,2000年前后和最近数年的两次峰值相对与1990年前后的高峰而言还是比较温和的。不同峰值期对应的重点防范国家是不同的:作为美国盟友,日本的企业敢于在1990年前后面对安全审查提起收购,所以审查数高达每年200多例;而近年来的峰值中,许多中国和中东资本早在审查带来的潜在风险之前却步,所以其收购意愿表现不到本图的数值中来,与之相应的美国保护主义情绪也并不与数值精确对应。

②]财政部拒绝派人出席2005年10月6日国会推动CFIUS改革的听证会,也是财政部对美国审计总署2005年CFIUS调查报告与改革建议持反对态度。财政部认为,CFIUS尽管不完美,但其运行良好,在开放和保护问题上是平衡的,所以不必进一步改革。而即便完全禁止外资流入,也不能堵住两用技术的扩散和流失,所以高筑保护主义之墙只能损害自己利益,却于国家安全无补。

作者：夏 青

国际政治经济学分析论文 篇3：

区域公共产品与区域合作:解决GMS国家环境问题的新视角

摘要近年来，大湄公河次区域(GMS)国家逐渐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热点地区。伴随着GMS国家工业化和城市化水平的不断提高，GMS国家在发展的过程中出现了一系列环境问题，如空气污染、生物多样性减少、气候变化、水资源匮乏和森林面积锐减等。这些环境问题日益渗透到国际关系领域，成为许多GMS国家之间国际冲突和对外政策的一个重要方面。本文分析了GMS国家面临的共同环境问题，提出“环境类区域性公共产品”的概念，并认为GMS国家联合提供环境类区域性公共产品将成为重要趋势。

关键词　环境　国际关系　环境类区域性公共产品

一、大湄公河次区域国家面临共同环境问题

近年来，大湄公河次区域(以下简称GMS)国家逐渐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热点地区。伴随着GMS国家工业化和城市化水平的不断提高，GMS国家在发展过程中出现一系列环境问题，如空气污染、生物多样性减少、气候变化、水污染、森林面积锐减等。

1　空气污染

随着GMS国家城市化水平的迅速提高，该区域内国家面临巨大环境压力，城市空气污染问题日益突出。如“褐云”，即东南亚地区的一种雾霾，其75％是人为造成的。这种云的成因包括野外大火、森林大火中燃烧的动植物和化石、柴火的不完全燃烧、工业废气以及车辆尾气等。雾霾层下的国家便成了“受害者”。这种外部性引发的危害包括粉尘对健康的损害(如越南首都河内与胡志明市旱季空气中小于2.1毫米的小型颗粒物粉尘占空气中粉尘总量的50％，雨季时占20％)，以及由于光照不足导致的农业减产。褐云甚至还改变了地区的季风形态，导致中国西南部的降雨减少。与此同时，其他地区如缅甸却遭遇了更多的降雨甚至洪水。

2　生物多样性减少

GMS国家生物多样性正在以空前的速度丧失，其主要原因是栖息地丧失、气候变化、污染、对自然资源的掠夺性开采以及外来物种的引入。其中，栖息地丧失和退化是引起生物多样性减少的重要因素。在最近的全球调查中，我们可以发现，栖息地减少是影响83％的濒危哺乳动物和85％的濒危鸟类的主要因素。栖息地改变由多种类型土地的利用变化导致，主要包括农业发展、森林砍伐、大坝建造和城市发展等。绝大多数受威胁物种为陆地物种，半数以上生活在森林中。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淡水环境和海洋环境亦正在遭受人为破坏。如越南森林面积从1945年占国土总面积的44％(约1400多万公顷)减少到目前的20％～28％，已经低于安全生态面积。越南的生物多样性也遭到严重破坏，很多生物已经绝种或是濒临灭亡。50多年来，至少有200种鸟类和120种兽类灭绝，20％的哺乳类物种因濒临灭绝而被列入“极危”、“濒危”和“易危”目录。同时，至少有41种外来水生物进入到越南，其中有7种对越南的生态平衡造成了严重影响。越南的森林和生物多样化无论从数量和质量上都已严重衰减。

3　气候变化

气候变化问题又称全球变暖问题，是由人类活动导致的“温室效应”增强的结果。具有“温室效应”的“温室气体”主要是二氧化碳，它对地球增温起到了50％以上的作用，其次是甲烷、氮氧化物、氯氟烃类等气体。由温室效应造成的气候变化将对经济、礼会和生态环境产生全面而深远影响。据科学家预测，气候变暖有可能使粮食减产，同时也有可能使自然灾害增多。2008年5月3日缅甸最大城市仰光遭受热带风暴“纳尔吉斯”的袭击。据缅甸、东盟、联合国：三方发表的缅甸风灾评估报告显示，缅甸热带风暴造成的经济损失达40.3亿至41.3亿美元，占缅甸国内生产总值的21％。风灾造成84537人死亡，53836人失踪，19359人受伤。受灾人口为735万人，严重受灾人口达到240多万人。报告预计未来3年的灾区重建需要10亿美元。

4　水资源匮乏

当今GMS国家面临的水资源匮乏的主要表现一是用水量激增导致水资源短缺，二是水污染的扩展加剧了水资源的短缺。例如，湄公河发源于中国云南省，流经缅甸、老挝、泰国、柬埔寨和越南，最后注入南海。为满足日益增长的电力需要，以上6个国家在河上不断建造大坝。其中，中国和泰国的大型水力发电站项目处于领先地位。这种发展引起河流盐度升高，破坏了河流的生态，使下游的越南和柬埔寨成了“受害者”。越南的产粮区由于缺少湄公河的灌溉而深受影响。没有了来自上游的充沛流量，越南境内的湄公河还面临着南海海水倒灌的危险。湄公河i角洲是越南的“饭碗”，居住在此地区的l 700万越南人以种粮为生，并为整个越南提供了约半数的粮食。

5　森林面积减少

GMS国家曾是一个森林覆盖率非常高的地区，但随着人们对森林的无节制砍伐，大规模毁林造田，加上战争破坏以及传统的刀耕火种农作方式，森林消耗量急剧增加，栽种林木速度远远跟不上森林被砍伐的速度，GMS国家森林的消失速度令人震惊。根据世界银行统计，1990～2000年，缅甸的森林面积以平均每年1.4％的比例减少。越南的原始森林覆盖率只有10％。除南部高原和越老边境地区，越南已无大面积森林。1993～2003年，老挝森林每年已经以5.4万公顷的速度消失。预计2020年老挝森林覆盖面积将只有国土面积的30％。

由于环境问题具有整体关联性，某一个GMS国家的环境问题通常会涉及多个国家，对其他国家居民的生活品质产生严重危害。由于它不仅是国内经济活动的副产品，通常还是来自邻国的“进口物”，因此常会引发国际环境冲突。老挝、泰国、柬埔寨和越南就发生过围绕湄公河水环境污染的争端。GMS国家内其他常见的共同环境问题还有：酸雨跨越了国界；污水顺流而下危及下游水域国家居民的生活质量。在几乎所有GMS国家的大城市，大气污染仿佛是飘荡在空中的幽灵。这些动向表明，环境问题已成为涉及该地区国家之间关系的重大问题。各国为消除来自环境的压力和保护本国利益所做的努力极易引起国家间的冲突。如果说内河污染主要是某国内部问题，最多对周边区域造成一定影响，那么，国际水域的开发利用和酸雨等环境问题的影响则大大超出单独国家，使比邻国家极易卷入地区性的环境纠纷而导致地区性局势紧张。因此，GMS国家的环境问题的解决具有公共物品特征，往往会引起一定区域内国家的连锁反应，使区域内其它国家的社会和经济问题变得更加复杂。

二、对GMS国家环境类区域公共产品的国际政治经济学分析

GMS在陆地上连接东北亚、东南亚和南亚地区，海上则连通太平洋和印度洋，具有独特的连接“三亚两洋”的区位优势，战略位置非常重要。作为一个拥有巨大开发潜力的地区和一块“有待开发的处女地”，随着工业化生产规模的迅速扩大和污染物排放量的急剧增加，越界污染问题也日趋严重化。例如，大量二氧化硫越界污染形成大范围酸沉降，导致对大湄公河次区域森林、湖泊、土壤、野生生物等自然环境因素的严重损害，这需要引起GMS各国的共同关注，并采取一些措施来积极应对。因此，当环境问题由一国内部的问题演变为区

域间国家之间的问题后，绝大多数的环境要素也就具有了区域公共产品的性质，可以纳入公共产品的理论框架内进行分析。

对于国际性和区域性环境污染问题，传统经济学所提出的解决方法并不适用。环境污染与其他市场失灵形式的不同之处在于它具有超越国界的扩散性。当一个国家的某个企业的生产对邻近国家或全球的环境造成污染和破坏时，负外部性就产生了。它一般泛指由某个国家产生的污染对邻国所造成的侵蚀，以及对该区域其他国家的居民生活品质所造成的负面影响。不幸的是，国家“搭便车”的潜在性增加了经济发展使跨境污染问题恶化的可能。没有哪个国家会愿意采取高成本的措施去减轻跨境污染问题，也不会停止向邻国输出污染。在湄公河水环境污染例子中，上游国家必须决定是投资昂贵的污水处理厂，还是简单地把污水直接倾入河流。河流是区域性公共产品，无论是上游国家还是下游国家都不能拒绝其他国家对河流的利用。上游国家出于理性而不投资保护水质，因为投资将使邻国受益，但出钱的却是上游国家，这导致搭便车行为的出现。

根据环境类公共产品的提供一般局限于某一特定区域的特点，我们有必要对国际政治经济学中的“国际公共产品”理论进行改造和重构，提出“环境类区域性国际公共产品”的概念，并将其纳入区域性公共产品的理论框架内进行分析。

也正因为生态系统具有“公共物品”的属性，所以解决跨国环境问题的一个关键点就是要消除各国的“搭便车”思想。在环境领域，“搭便车”情况基于两种考虑：一是治理环境成本过高，一是治理环境的外部经济性。治理环境成本过高，使治理效果达不到成本所付出应有要求，部分原因在于他方的外部不经济行为；而治理环境过程中的外部经济性即许多在环保问题上没有付费的国家可以坐享其成。这一方面挫伤了环境治理国的积极性，另一方面助长了那些在环保问题上无所作为的国家的惰性，它们指望分享一顿“免费的午餐”。

区域性公共产品的理论认为，在全球性国际公共产品供应严重不足或无法满足其个性化需求的情况下，共同需求和共同利益将会驱使区域内国家或国家集团联合起来，共同设计一套安排、机制或制度并为之分摊成本。我们完全有理由将这些只适用和服务于本地区、其成本由域内国家共同分担的安排和机制或制度称为“区域性国际公共产品”。将上述观点延伸至国际政治经济学领域便可提出“环境类区域性公共产品”概念。一般来说，只服务和适用于本地区、其成本又是区域内国家共同分担的涉及环境的国际性安排、机制或制度均可被称为“环境类区域性国际公共产品”。该类产品有如下特点：

第一，环境类区域性国际公共产品有地域限制，其成本通过协商来分摊，从而能较为有效地防止和排除该产品被“私物化”。从目前各区域合作的现状看，除特定区域外，一般不存在具有压倒性优势的国家。即使在一些大国占主导的区域合作中，由于地缘政治和地缘经济的存在，也没有哪个国家(即使它是主导性的大国)可以获得无所顾忌的特权。成本的分摊是区域性国际公共产品能最大限度避免被某个大国“私物化”的内在依据。

第二，由于环境类区域性国际公共产品涵盖范围较小，各国从中得到的收益和必须付出的成本比较清晰，从而能避免全球性国际公共产品中普遍存在的“免费搭车”现象。如果一个国家能从减少自身的排放中获得80％的收益，而其余20％被其他国家获得，那么这个国家会增加管理投入。当事国只有在能够获得最大收益的情况下才会采取主动。

第三，从政治角度看，环境类区域性国际公共产品的优势还在于，由于地域相邻、利益相连，区域内各国政府的联系更为紧密，这将有助于增加相互之间的信任，减少猜疑和摩擦。例如，由于“上游”国家不为其生产承担环境成本，其经济增长会带来严重污染。这样的国家不会去制定耗费成本的法规以求从技术上有效地削减污染。在这种情形下，“上游”国家的污染会随着经济发展而加重并与“下游”国家发生冲突，导致社会成本增加。如果“上游”国家愿意成为一个好邻邦，或能获得减少污染的回报，那么该国会采取措施使国民经济绿色化。一个国家是否愿意成为这样的友好邻邦应该与国家间的社会成本相关，或者是上游同出于对环境的外部性过于严重可能引发的政治动荡担忧而有所行动。

通过上述分析可以认为，在区域内更容易形成环境类区域性国际公共产品提供的激励措施，减少搭便车问题。区域内的发达国家出于保护自身环境的需要，更愿意为区域内不发达国家防治环境污染提供财政支持和转让环境清洁生产技术。为促使区域内所有成员国采纳有关环境标准，往往采用增加援助、减少债务以及放宽贸易壁垒方面的限制等各种激励措施，这些激励措施能促使区域内国家达成持续合作的意向，也有利于地区主义的发展趋势。地区主义的趋势包含的内涵，一是指一个地区多样化的共同特性，二是指一个地区强化共同特性的趋势。具体说，地区主义是指功能领域的合作，是国家有意识的政治决策的形成。它常常是一群地理位置临近的国家为发展其共同的政治、经济和战略利益所进行的互动与合作。地区主义首先和最重要的是制度构建，这是一个复杂多层面的秩序安排，是各个国家在政治、经济和战略方面联合管理其地区事务。

三、中国与GMS环境类区域性公共产品提供机制的建立

在中国快速发展以及中国同东南亚国家关系不断拓展的背景下，大湄公河流域的特殊地缘战略价值更加凸显，并日益引起美国、日本和印度等区外大国以及联合国、亚行、世行等国际组织的极大兴趣和关注。中国同湄公河其他国家关系的快速发展也带动了区外大国加大对这一地区的战略关注与投入力度。

湄公河流域历来为“兵家必争之地”。日本已拉开架势欲同中国在湄公河流域进行一番竞争。近年来，日本致力于加强同越、泰、老、柬、缅五国的双边关系，并长期成为越、老、柬、缅四国最大的援助国，为中南半岛的基建项目提供大量资金援助。日本还决定与越、老、柬、缅四国定期召开经济部长会议以支持湄公河流域的经济开发。首届会议于2005年9月在万象召开。2008年1月16口，由日本倡议首届“日本一湄公河国家外长会议”在东京召开，提出建设横跨湄公河五国(越、老、柬、缅、泰)的“东西走廊物流网”，并承诺首批支付2000万美元的无偿援助。日本政府还把2008年定为“日本一湄公河交流年”。

印度于1998年再度激活“东向政策”，以追赶中国为目标，不断加大对东南亚的经营力度，湄公河流域国家是印度“东向政策”的第一站。2000年11月印度与越、老、柬、缅、泰等国组建“湄公河一恒河合作组织”，希望借此把“东向政策”落到实处，为实现其从南亚大国迈向亚洲大国、世界大国的战略服务。“湄公河—恒河合作组织”的成立已为印度赢得了参与湄公河流域开发的机会，并搭建起发展同东南亚国家关系的新的多边平台。印度与越南于2007年7月签署《战略伙伴关系联合宣言》，双边关系全面深化，印度还计划修建一条连通新德里和河内的铁路。

美国声称在东南亚地区拥有重要的经济、政治和安全利益，对大湄公河次区域这一重要“战略经济点”的关注和介入力度也在不断上升。近年来，美国在不断巩固美泰“盟友”关

系、加大对缅甸事务干涉力度的同时，也加强经营美越、美老、美柬关系。美国两任总统克林顿和布什均曾访越，越南主席阮明哲以及前任和现任总理也都访问过美国。

以上这些动向是符合所谓新地区主义的战略内涵的。从经济层面看，美国等国正试图阻止亚洲地区主义的进一步扩展。为实现这一目标，美国采取双轨战略以控制地区主义的发展进程。在亚太，美国提出“开放的地区主义”作为APEC发展的基础。比亚太开放的地区主义战略更早，在美洲，美国1994年提出美洲自由贸易区(FTAA)构想。美国的这些战略计划已给两个地区业已存在的发展中国家地区组织的身份和认同特性带来混乱。美国试图控制地区主义的战略实践显然主要在亚洲和拉美。

作为一个地区性大国，中国有待加强自己的地区责任以期与其地区大国身份相称。目前，中国的大国责任应放在地区层次，同时继续追求适当的全球责任。在具体实践中，为本地区的环境安全，中国与其他GMS国家联合起来共同提供环境类区域性国际公共产品已成为一种必然趋势，也必将成为今后一段时间内该地区国际关系的基本特点。环境类国际公共产品的提供机制将使GMS国家试图通过外部化其环境成本以获得经济发展的政策选择受到越来越大的限制，这种新的制度安排应能促进各行为主体去努力减少环境冲突，使各个国家在统一规则之下进行有效合作。

一般认为，有两种力量可促进区域整合，一是“市场驱动”的整合，二是“制度驱动”的整合。前者指地区间经济联系，后者指区域制度等区域公共产品。经过十多年的发展，GMS已成为世界上发展最快和东亚一体化速度最快的地区之一。截至2007年12月，GMS经贸合作动员资金总额已经达到100多亿美元。经贸驱动的力量已给GMS区域经济一体化带来了巨大推动力。然而，GMS政府间的制度性合作却寥寥无几，各国之间的制度性合作机制相当松散，协调机制仍不完善，缺乏更加具有实质性的区域公共产品。区域公共产品的缺失问题成为GMS之间降低交易成本和消除合作障碍进而深化经济联系促进经济一体化进程的瓶颈。中国需要作出以下努力以促进GMS环境类区域公共产品提供机制的建立：

1　制度类区域公共产品。其指在GMS国家内创造出的一系列环境政策法则等区域公共产品，包括制度化的对话协商机制、有效的政策与项目，其目的在于平息环境引发的利益冲突。目前，中国率先提出并大力推动生物多样性保护走廊项目，专门成立了项目国家级支持机构fNational SupportUnit，NSU)，将中国云南省西双版纳和香格里拉德钦地区列入项目执行第一阶段重点区域，迈出意义深远的一步。中国应该在该框架下进一步扩大、深化在GMS中的合作范围。

2　非正式制度的区域公共产品。其指人们在长期交往中无意识形成的、具有持久生命力并构成代代相传的文化的区域公共产品。为此，中国需要与其他GMS国家加强环境信息交流、联合开展科学研究、人员培训、举办研讨会和展览会以及就某一具体问题开展合作，以扩大交流、消除误解、清除合作阻碍和降低合作成本。随着综合国力的提升，中国教育对周边国家的影响力也越来越大，这也需要我们不断思考中国环保教育与理念对外辐射的规范性、实效性和战略性问题。因为当周边国家被某些世界强国拉拢对付中国时，周边国家反华势力抬头，对中国的教育辐射持抵制甚至排斥态度，而某些强国的环境理念就有了话语权。

3　组织建立GMS的环境类区域公共产品提供机构以共同解决环境问题。由于GMS各国跨境环境问题存在关联性，如“褐云”、“酸雨”、跨境水污染、土壤流失等问题，GMS各国均为发展中国家，依靠自身的努力无法解决以上问题。中国需要在适当时机主导某些环境类区域公共产品的提供，为区域经贸合作提供环境安全的屏障。中国也应加强与GMS各国在司法海洋环境和森林保护、水资源利用等方面的深入合作，维护成员国的共同利益。

4　在GMS内部积极倡导建立与环境保护相关的经济援助体制。中国对外经济援助的主要对象有东南亚的越南和老挝等GMS国家。2004年11月，作为推动东亚共同发展的重要努力，出席东亚领导人有关会议的中国代表团宣布实施“亚洲减债计划”，受惠国除柬埔寨外，还包括越南、老挝，中国将减免这些国家的部分或全部到期债务。一个明显的趋势是，中国今后越来越多地将减免债务与环境类区域公共产品的提供相联系。

5　加大对GMS与能源相关的基础设施的援助。从以上湄公河污染的例子可以使人们看到GMS回家的经济发展会产生环境冲突。该地区对能源需求的不断增加需要建造更多的电站包括火力电站和水力电站，后者反过来会导致在湄公河更多地筑坝与产生大气污染，从而使下游与周边国家的利益受到损害。目前最有吸引力的替代能源是该地区蕴藏的天然气，但使用天然气就需要对该地区的基础设施和天然气的运输进行大量的公共投资，中国与GMS国家能源开发与运输发面有着广阔的合作前景。

作者：黄 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