凯恩斯主义与新古典宏观经济学区别

凯恩斯主义与新古典宏观经济学区别（共8篇）

篇1：凯恩斯主义与新古典宏观经济学区别

凯恩斯主义与新古典宏观经济学区别

新古典宏观经济学和凯恩斯主义成为现代西方宏观经济学两大主流学派。这两个学派的根本分歧是承不承认市场的不完整性，承不承认政府干预的必要性。

新古典宏观经济学坚持市场的完善性，认为追求自身利益的经济主体对未来具有理性预期并据此行动，因而一切经济资源的价格会迅速调整，达到市场出清，经济自动趋向均衡。这样，政府对经济是一切干预都是不必要的，也是无效的。

（1）如果政府采取超越人们预期的突如其来的政策干预行动，尽管短期内可能使经济偏离均衡，取得某种小、但只会使经济走想更大的非均衡，政府对经济的任何干预都是利少弊多。

（2）不管他们的理论结果多么精致、完善，精神实质始终是一句话：彻底的经济自由。新凯恩斯主义坚持市场的不完善性，认为追求自身利益的经济主体不可能对未来能洞察一切并据此行动，因此一切经济资源的价格难以迅速调整并达到市场出清。

（3）经济从非均衡走到充分均衡需要一个相当长的时间过程，在此期间，经济回遭受损失，因此，政府的政策干预是必要的，也是有益的。尽管该学派的理论结构并不景致、完善，而且说法不一。

（4）缺乏统一的理论体系，但精神实质也始终是一句话：政府干预是必要的。

这两派的理论观点和政策主张，我们不能说谁是谁非，而只能说哪一派的观点和主张较符合真实世界。从这一点看，新凯恩斯主义可能比新古典宏观经济学更符合实际些。根本原因在于，新古典宏观经济学关于经济主体在经济活动中能理性预期的假定条件实在太苛刻。

人们在市场活动中为了自己的利益，尽管力求掌握一切可能获知的信息，不断修整与其中是一切错误。但由于世界的千变万化，一切经济现象无刻不在变动中，加上人们总有某种为自己利益而欺骗和损害别人的机会主义倾向，因而对所有经济活动主体来说，信息总是不完全的。新古典宏观经济学作为一种理论抽象，尽可能作出理性预期和市场出清假定，但现实生活中永远不存在这些假定的情况。可能正因为如此，所有市场经济国家政府都没有按新古典经济学派的主张去做，对经济的形形色色干预从未间断过，哪怕是在经济自由注意呼声最强烈的年代中，政府始终担任在着对经济进行宏观调控的角色。

主张国家干预经济的新凯恩斯主义无疑继承了传统凯恩斯主义的衣钵，但力图克服传统凯恩斯主义的不足，寻找价格粘性和市场非出清的微观基础，竭力证明这种“粘性”和“非出新”同样是经济主体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结果。他们找了五花八门的“理由”来说明这种“结果”，这些“理由”有些看来很不充分，证据不足，但有两点是值得肯定的：一是这些“理由”都是从经济主体为追求自己最大利益出发的，因而是合乎经济学基本原理的，也是能使凯恩斯宏观经济学建立在一个扎实的微观基础上；二是这些“理由”尽管各不相同，说法各异，但都是从实际生活中来的，是现实经济生活的某种反映。

显然，新凯恩斯主义和新古典宏观经济学的分歧和区别，并不在于认为经济主体在经济活动中要不要“理性预期”或力求“理性与其”，而在能不能“理性预期”或做到“理性预期”，也不在于认为要不要“市场出清”，而在于能不能“市场出清”。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从这一标准看，新古典宏观经济学可能比新凯恩斯主义离真理更远些。

篇2：凯恩斯主义与新古典宏观经济学区别

新古典宏观经济学的理论依赖于四个假设条件，即：个体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理性预期，市场出清和自然率的假说。

关于个体经济利益最大化的的假定。新古典宏观经济学认为，宏观经济现象是个体经济行为的结果。宏观经济理论必须具有微观理论的基础，特别是要符合追究个体经济利益最大化这个微观经济学的基本假定。

关于理性预期的假定。理性预期包含三层意思：其一是，作出经济决策的经济主体是理性的，为了追求自身的最大经济利益，他们总是力求对未来做出正确的预期。其二是，为了做出正确的预期，经济主体总是会力图得到有关的一切信息。其三是，经济主体在预期是不会犯系统性的错误。也就是说，经济主题会随时根据他所看到的新的信息修正预期。所以，从整体和中长期来看，人们会准确地预期到会趋向于实际数值的经济变量的值。

关于市场出清的假设是指工资和价格都具有充分的灵活性，都可以根据供求情况迅速进行调整。这样市场就不会出现超额供给。因为如果产品市场出现超额供给时，价格就会下降直至商品价格降到使购买者愿意购买为止，同样的，如果劳动市场出现超额供给，工资就会下降，直到使雇主愿意在某一工资水平上雇佣失业者。因此，每个市场都会处于均衡状态。

关于自然率的假说。任何一个市场经济中都存在自然失业率，其大小取决于该社会的技术水平、资源数量等因素。经济政策可以暂时影响实际失业率和自然失业率之间的大小关系，但在长期中无效。

凯恩斯主义经济学认为，宏观经济政策的目的和效果就在于使经济社会脱离自然失业的状态，但新古典宏观经济学派认为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的这种做法是不必要的，即使有必要，按照理性预期的假设条件也不可能达到目的。也就是说宏观经济政策无效。

凯恩斯主义者认为人们只能根据过去的信息而预测未来，而新古典学派认为这种预期是错误的，人们在预测未来时，除了已过去的事实作为依据也要考虑事态在将来的变化。例如，人们在估计某商品的价格时除了考虑历史价格，也会考虑到将来的变化对供给的影响。所以说这种预期不符合现实。

凯恩斯主义经济学认为工资和价格是刚性的。他们认为，虽然从理论上说，工资和价格应该灵活的涨落以便保持均衡，但是，实际地观察表明二者并不随时发生变动，因此二者的刚性是客观存在的事实。凯恩斯主义者认为，正是由于工资和价格的刚性，所以市场上的供求量未必经常相等，即市场处于非出清或不出请的状态，这一点与新古典学派完全相反。

篇3：凯恩斯主义与新古典宏观经济学区别

一、新制度学派与新制度主义经济学的简述

1.新制度学派。

新制度学派的代表人物主要是加尔布雷斯、缪尔达尔, 他们的思想构成新制度学派的主要内容。在英文中新制度学派被称作Neo-institutional Economics, 为了与科斯等人的新制度经济学相区别, 在国内成为新制度学派, 或后制度经济学。

新制度学派出现于二战结束后, 特别是在20世纪60年代以来, 资本主义社会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日益严重, 凯恩斯主义无法解决经济中出现的“滞涨”现象, 而且凯恩斯学说忽略对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制度因素的研究, 在此时, 作为反对凯恩斯的新制度学派在旧制度学派理论的基础上发展起来, 与旧制度学派可以说是一脉相承的。新制度学派和旧制度学派一样认为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经济制度”的产生、发展及其作用, 都强调从制度方面来分析资本主义社会的变化及其存在的问题。新制度学派继承了旧制度学派将心理因素、法律因素作为社会经济制度的决定因素, 但新制度学派更强调制度与结构因素在社会经济演进过程中的作用, 更多地从制度、结构方面剖析资本主义社会。而且, 新制度学派的研究对象已经超出传统经济学的研究范围, 包括了社会学、心理学、政治学等学科的内容, 其理论主要有加尔布雷斯的丰裕社会理论、新工业国与权利分配论、二元系统论, 以及缪尔达尔所提出的循环积累因果原理。

2.新制度主义经济学。

新制度主义经济学是以科斯、诺斯等人的理论为基础的新制度经济学, 在英文中称为New-institutional Economics在国内一般就被成为新制度经济学。

新制度主义经济学主要出现在20世纪60、70年代, 也是由于凯恩斯主义的没落而兴起, 和新制度学派一样注重制度分析, 但新制度主义经济学是用传统的新古典理论来分析资本主义制度的构成和运行, 主张经济自由, 反对国家干预。新制度主义经济学特别注重“交易成本”概念的使用, 而且将这一概念进行了一系列的开拓性研究, 形成了新制度经济学的交易成本理论、产权理论、企业理论、制度创新和制度变迁理论、产业组织理论等。

二、新制度学派与新制度主义经济学的比较

1.新制度学派与新制度主义经济学的理论渊源比较。

(1) 与旧制度学派的渊源。

新制度学派和新制度主义经济学的理论渊源都是直接或间接的来自于旧制度学派。新制度学派是直接继承自旧制度学派的, 与旧制度学派是一脉相承的, 这种一脉相承主要表现在:文化与整体的观点、过程与演化的观点、更为注重权力而不是价格、实用主义取向、整体主义方法论、超越"效率"观点, 关注人类价值。与新制度学派不同, 新制度主义经济学不承认自己继承自旧制度学派, 但旧制度学派为新制度主义经济学提供了不少素材和思想, 特别是康芒斯早期研究所有权与法律的经济学。例如, 康芒斯提出, 财产真正的本来的意义不是指物质的东西, 而是指使用和处理某物的绝对权利, 财产总是与占有、保留、让与、取得和不受干涉的权利相联系的;并指出“交易"是经济分析的基础。可以看出, 康芒斯的观点在后来的新制度主义经济学中基本得以保留, 由此可见, 新制度经济学与旧制度学派特别是康芒斯体系存在某种理论联系是可以肯定的。

(2) 与新古典经济学关系的渊源比较。

新制度学派是作为新古典经济学批判者的姿态出现的, 它的理论基础与新古典经济学完全不同, 因此从渊源角度看, 新古典经济学与新制度学派没什么直接起源关系。而新制度主义经济学的理论框架和分析基础, 更多的是源自于新古典经济学, 它是建立在新古典经济学经济人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和经济人行为的完全理性的两个基本假设基础之上的, 但它也发展了修正了这两个假设, 提出了理性的有限性和机会主义倾向;而且它在新古典经济学生产成本理论的基础上, 提出了交易成本的理论, 某种程度上是对新古典经济学的修正与完善, 而且交易成本的广泛应用使得新制度主义经济学可以说是经济学的一场革命。

2.新制度学派与新制度主义经济学对“制度”分析方法的比较。

新制度学派和新制度主义经济学同是对制度进行分析, 但是, 两者分析制度的方法是存在差异的。而且由于制度分析方法的不同, 新制度学派的分析结果更多的是一些松散的文字, 描述性的材料, 可以说是开放的制度经济学, 在新制度主义经济学的眼中, 新制度学派没有形成理论体系, 是非理论的, 不科学的, 而新制度主义经济学沿用传统的经济学分析方法分析制度, 将新古典理论进行完善。

新制度学派从文化整体的角度看待经济与制度, 认为经济是一个文化过程, 而文化是一个整体范畴, 表现为两个方面, 即制度的方面与技术的方面。而且在制度分析中, 将文化中的社会心理、行为动机作为制度表现, 用风俗习惯说明制度的形成与发展, 使得制度的经济学分析涉及社会学、心理学、哲学等诸多学科。而新制度主义经济学的制度分析方法是沿用了传统新古典经济学的理论体系, 仍然使用的是“成本--收益”的分析方法, 在传统的生产成本理论的基础上, 从制度的角度进行分析, 提出了交易成本的理论, 而且将不同制度下交易成本的大小进行分析, 进而分析制度的优劣。因此说新制度主义经济学继承自新古典经济学, 更重要的是它通过制度分析的方法, 对新古典经济学进行了发展。

3.新制度学派与新制度主义经济学关于市场和政府的作用的比较。

新制度学派认为市场机制不能够实现有效率的运行, 在市场机制下, 所谓的自由竞争不能保证供求均衡, 而且市场也会限制个人选择, 比如说富人拥有更多的选择, 可以选择不在市场上出卖劳动, 而穷人则不得不在市场的制约下出卖劳动, 自由只是表面的现象, 因而新制度学派极力主张国家干预市场的运行, 这也是新制度学派的主要政策主张之一。而新制度主义经济学则与新制度学派不同, 新制度主义经济学的实质是通过交易成本概念的提出, 得以将新古典的“成本-收益”分析方式统一到制度领域。这是对新古典经济学的发展和完善, 和新古典经济学一样, 新制度主义经济学注重的是市场机制的运行, 而且通过对制度的改进, 市场的运行是可以实现有效率的, 可以实现优化和均衡, 新制度主义经济学在政策主张方面强调市场的自由运行, 反对国家干预市场。

4.新制度学派和新制度主义经济学方法论的比较。

新制度学派虽然看上去没有一个统一的理论体系, 但是却有着一个共同的分析方法, 主张在研究制度时, 要注重制度的演进性和整体性。新制度学派认为, 由于技术的不断变革, 资本主义的经济制度和结构处于不断变化的过程当中, 这种动态的因果过程是一个逐渐演进的过程, 因此在研究制度时要注重演进性;与此同时, 新制度学派的演进方法和整体方法是相互联系的, 在演进分析中, 也要注重整体的方法。新制度学派认为, 在经济研究中, 注意力应从个人和企业转移到作为演进过程的整个社会。在着重强调演进方法和整体方法的同时, 新制度学派反对新古典经济学的抽象演绎法, 认为把孤立的个人作为经济学的研究出发点、采用静止的机械的均衡分析法对资本主义社会进行分析是不科学的;新制度学派不仅反对传统新古典的微观经济学中的个量分析法, 而且反对凯恩斯的总量分析法, 因为他们都忽略了社会的制度和结构问题。

与新制度学派不同, 新制度主义经济学仍然沿用的是新古典的分析方法, 注重对个人主义的分析方法, 通过对个体现象和过程的研究来认识一般, 这种个人主义的分析方法直接源于斯密、马歇尔, 强调个体的独立存在意义和利益特征, 是坚持利己主义的, 主张通过个人之间的安排来解决问题, 强调个体面对外部约束条件作出反应, 忽视人和制度的相互关联和影响机制。无论是企业理论、产权理论、交易成本理论或是新制度经济学的其他理论, 个人作为研究的主体, 始终是分析的基础。因此说, 新制度经济学在方法论上相对于新古典经济学, 并没有太大的创新, 仍是个人主义的。

三、对新制度学派和新制度主义经济学的评析

1.对于新制度学派的评析。

新制度学派既有别于凯恩斯主义的各学说, 又不同于新自由主义思潮, 他的一系列政策主张表明他是一个激进的政府干预学派。新制度学派把社会心理、行为动机和思维方式等看成是“制度”的表现, 用风俗习惯来说明经济制度和社会制度, 这都说明新制度学派是站在唯心主义的立场上的, 因此没有办法看清社会的本质, 是不科学的;但是新制度学派对经济的研究超出传统的经济学研究范围, 涉及社会、经济、心理、文化等多方面非经济因素, 这对我们对经济学的认识还是有启示作用, 扩大了我们的认识范围和思路。此外, 新制度学派强调政府干预经济, 实行计划化, 在这其中, 新制度学派的政策主张虽然不一定合理科学, 但是与现实经济相结合, 他们的政府干预经济, 对宏观经济进行调控的思想还是存在合理的方面的, 应该很好的借鉴。而且在对资本主义的分析中, 虽然现阶段资本主义高度发达, 但是资本主义社会存在诸多矛盾, 通货膨胀、失业、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收入分配不公等, 分析其原因, 新制度学派认为是经济制度和结构问题, 这些问题的解决仍需要制度经济学来解决, 未来经济学是属于制度经济学的。

2.对新制度主义经济学的评析。

新制度主义经济学可以说是用传统经济学的方法来研究制度, 它是在新古典经济学的生产成本这一约束条件的基础上, 引入了另一种约束条件——交易成本。通过对交易成本的概念的使用, 新制度主义经济学将主流经济学的“成本-收益"框架延续到制度领域, 既具有制度主义的一定批判性, 也为主流经济学所接纳, 从而得到迅速发展并引人瞩目。但是人们对新制度主义经济学的评价不一, 在一些人看来, 他只是对传统新古典经济学的修正, 而在另一些人看来, 它却是经济学界的一场革命。新制度主义经济学作为一个年轻的经济学流派, 虽然仍然不够完美, 但是它的理论中透露的研究经济学的方法、思想都很独到, 有着可取之处。新制度主义经济学的突出特点是将制度作为内生变量进行经济分析;科斯对新制度主义经济学的最大贡献就是提出了交易成本理论, 而新制度主义经济学的其他理论, 制度创新理论、产权理论等都为我们做经济分析提供了很有用的分析框架。基于新制度主义经济学的非常好的有用性使得它在现阶段成为很热门的流派之一, 很有研究价值。

综上所述, 可以看出, 新制度学派和新制度主义经济学是两种不同的制度观, 是两种分析和研究经济学的方法, 各有优劣, 有合理性亦有局限性。因此说制度是一个比较复杂的东西, 涵盖的范围比较广, 因此要从多角度进行认识, 全面了解制度经济学这个学科, 对它才会有客观正确的认识。

参考文献

[1].赵红梅, 李景霞.现代西方经济学主要流派.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2002

[2].徐桂华, 魏倩.制度经济学三大流派的比较与评析.经济经纬, 2004 (6)

[3].黄少安, 张卫国.新老制度经济学体系的比较.江海学刊, 2006 (6)

篇4：凯恩斯主义与新古典宏观经济学区别

关键词：古典政治经济学；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价值理论

西方经济学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一直以来被人们认为是经济学的两大理论体系。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是无产阶级的经济学，是为无产阶级服务的，也就是为大多数人的利益服务的。因此，有人把他的鸿篇巨著《资本论》称为工人阶级的“圣经”。而西方经济学实际上是指资产阶级经济学，是为资产阶级服务的，也就是为少数人的利益服务的经济理论。这个本质上的立场区别，使得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在许多理论问题上有着或大或小的差别。当然，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也是在借鉴西方经济学特别是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基础上，建立并不断发展起来的。而提到古典政治经济学，就不得不说到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嘉图，一位是古典经济学集大成者，一位是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完成者；前者的《国富论》，后者的《政治经济学和赋税原理》，都成为了经典中的经典。以下本文将分析比较古典政治经济学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关于价值理论的异同。关于古典学派和马克思之间的联系，列宁曾经是这样概括的：“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嘉图研究经济制度的时候奠定了劳动价值论的基础。马克思继续了他们的事业。他严密地论证了并且透彻地发展了这个理论。”

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派是近代劳动价值学说的开拓者。从十七世纪中叶到十九世纪初，古典政治经济学派通过辛勤的理论研究，从日常实践中发现和发展了劳动时间为形成价值得到唯一因素的原理，为此后科学的价值理论的提出奠定了基础。可以说，劳动价值学说是古典政治经济学的一个重要理论贡献。作为英国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创始人，威廉·配第在他的《赋税论》中比较系统地阐发了劳动价值论的思想。他在劳动价值论上主要有两点突出的贡献：第一，他将价格分为“自然价格”和“市场价值”，并且认为市场价格的涨落以自然价格为中心，自然价格就是价值，价值的源泉就是劳动。第二，他根据劳动决定价值的原理，得出价值的大小以劳动生产率为转移的结论。他不了解价值的社会性质，也就没能区分价值和交换价值、价格，并且还将价值和使用价值混为一谈。

如果说配第奠定的劳动价值论是经济学中发现的“新大陆”，那么，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嘉图则是这块新大陆的开拓者。斯密的价值学说主要在他的《国富论》中系统地阐述，他第一个宣称了任何一个生产部门的劳动都是国民财富的源泉。他的研究以商品为出发点，而在一开始，他就把商品生产和劳动紧密地结合在一起。他鲜明地站在产业资本利益的立场上，一方面批判了站在商业资本利益上的重商主义者主张的只有对外贸易才是财富来源的错误观点，另一方面又纠正了重农主义者所持的只有农业劳动才创造财富的观点。在劳动价值论方面，斯密继承了配第的一些观点，正确地说明了劳动是价值的源泉。他说：“劳动是衡量一切商品价值的真实尺度。任何一个物品的真实价格，即要取得这物品实际上所付出的代价，乃是获得它的辛苦和麻烦。”在提出商品价值问题时，他第一次区分了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他说：“价值一词有两个不同的意义。它有时表示特定物品的效用，有时又表示由于占有某物而取得的对于他种货物的购买力。前者可以叫做使用价值，后者可叫做交换价值。”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这两个概念的区分，推进了前人的认识，而指出任何生产部门的劳动都创造价值也是古典经济学的一个进步。但是，斯密的价值理论也有缺陷，他时而认为生产商品时付出的劳动决定该商品的价值，时而又认为商品的价值是由交换来的商品中包含的劳动量决定的。由于他没有从理论上把一种商品在生产中耗费的劳动与交换来的商品中所包含的劳动区分开来，没有把价值如何决定与价值如何表现的问题分辨清楚，因而把价值和交换价值相混淆了。斯密还提出了“交换价值的真实尺度”和“商品的真实价格”两个概念。在《国富论》中，他曾实际上赋予了二者以不同的含义。他说：“一个人占有某物，但不愿自己消费，而愿用以交换他物，对他来说，这货物的价值，等于使他能购买或能支配的劳动量。因此，劳动是衡量一切商品交换价值的真实尺度。”在这里，劳动指的“是购买或能支配的劳动”。而“交换价值的真实尺度”也就意味着“购买或能支配的劳动。”接着他又说：“任何一个物品的真实价格，即要取得这物品实际上所付出的代价，乃是获得它的辛苦和麻烦……劳动是第一价格，是用以购买一切货物的代价。”在这里，劳动指的是“辛苦和麻烦”即生产时所耗费的必要劳动。“商品的真实价格”意味着耗费的劳动。这样“交换价格的真实尺度”和“商品的真实价格”显然具有截然不同的含义。但在叙述的过程中，斯密将二者等同起来。他先写到：“以货币或货物购买物品，就是用劳动购买”“它们含有一定劳动量的价值，我们用以交换其他当时被认为有同等劳动价值的物品。”而他做出的结论却是：“所以，对于占有财富并愿用以交换一些新产品的人来说，它的价值，恰恰等于它使他们能够购买或支付的劳动量。”综上所述，可以看到斯密虽然对于价值问题做了一个系统的论述，却没有建立一个前后一贯的、科学的劳动价值理论。

在斯密之后，大卫·李嘉图不仅成功地继承和发展了配第和斯密建立的价值理论，而且成为了古典经济学的完成者，但同时他也终结了古典经济学劳动价值理论的发展。他的价值理论的主要成就在于他坚持了劳动时间决定商品价值的原理，排除了斯密在商品价值规定性上的二元论。在价值的决定上，他否定了斯密关于价值取决于所购买的劳动量的说法，并且批评了斯密关于三要素决定价值的错误，始终坚持认为商品的价值是由生产商品的劳动决定的。特别地，他还肯定了商品的价值量取决于生产商品所消耗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并正确的指出了商品的交换价值与生产商品所耗费的劳动量成正比，与劳动的生产率成反比。这些观点都把劳动价值论推进到了资产阶级经济学范围内所能达到的最高点。但是，李嘉图的劳动价值理论有一个根本的缺陷。这个缺陷就是对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其他各经济范围的超历史观念。他从来没有认识到在什么条件下产品会表现为商品，创造商品的劳动会表现为价值。他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看为自然的、永恒的。于是产品成为商品，劳动创造价值，表现为价值也成为自然的、永恒的。尤其是他不认识在商品经济最发达的阶段，即资本主义阶段，劳动力已成为商品；从而不认识在资本主义阶段，商品所有者的劳动已经转化为雇佣劳动者的劳动，商品不只是当作商品来交换而是当作资本产品来交换。李嘉图的这个根本缺陷为他的理论的进一步发展设置了不可逾越的界限；使他的价值学说在涉及利润问题时，遇到了两个不可克服的困难，一个是资本与劳动的交换如何同价值规律相符合的问题，另一个是等量资本获得等量利润与价值规律的矛盾问题。但在当时，英国的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的历史条件下，站在资产阶级立场的李嘉图不可能真正解决这两个矛盾，因此他也未能提出一个真正科学的劳动价值论。

真正提出科学的劳动价值论的是马克思，他在批判地继承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基础上，彻底的改造了古典经济学的劳动价值学说，建成了科学和完整的劳动价值学说，并为其剩余价值理论奠定了理论基础。他在《伦敦笔记》中关于价值理论的研究是他实现劳动价值论科学革命的重要前提。他肯定了李嘉图的价值理论，特别是肯定了李嘉图对商品的效用即使用价值与物品具有购买其他商品的能力即交换价值的区分，肯定了李嘉图关于生产商品的劳动量决定价值的观点，即他在论证商品相对价值量同资本的不同部分的比较关系时，说明资本采用劳动生产率高的机器进行生产，可以降低产品的成本和价值，可以在销售中处于有利地位。这实际上是对李嘉图的劳动时间决定价值的观点的深化。古典的经济学家都混同了价值和交换价值，始终没有把价值从交换价值中抽象出来。而马克思运用了唯物辩证法，揭示了商品是使用价值和价值的矛盾统一体，提出了商品的二重性。其中，作为商品的使用价值，即商品的有用性或效用，是它的物质的自然属性；作为商品的价值，它是商品的社会属性。交换价值是价值的形式，价值是交换价值的内容。在提出了商品二重性后，马克思又提出了劳动具有二重性的概念，他认为，一切劳动，一方面可以看作是人类劳动力在生理学意义上的耗费，作为相同的人类劳动即抽象劳动；另一方面可以看成是人类劳动力在特殊的有一定目的的形式上的耗费即具体劳动。他进一步指出，抽象劳动创造价值，具体劳动创造使用价值。劳动二重性决定商品二重性，因而商品的价值量由抽象劳动的量来确定，也就是由平均的简单劳动的量来决定。在随后的分析中，马克思又进一步提出了劳动时间的二重含义，揭示了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本质的规定性。劳动时间的二重性，表现在一是商品生产各自特殊的劳动时间，二是决定交换价值的一般劳动时间，显然决定交换价值的是后者。此处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与李嘉图所说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是不同的。前者指在现有的社会正常的生产条件下，在社会平均的劳动程度和劳动强度下，制造某种使用价值所需要的时间；后者指在最不利条件下生产产品所必须耗费的劳动时间。对于李嘉图价值理论中的两个不可克服的困难，均由马克思进行了解决，而且是科学地解决。首先，马克思区分了劳动和劳动力。工人出卖的是劳动力而非劳动。这一区分，一方面避开了“劳动的价值由劳动创造”这一荒谬，另一方面也为建立剩余价值学说提供了一块基石。他指出，劳动力是一种特殊的商品，不同于一般商品之处是他的使用即是劳动，而劳动能创造价值。这就解决了劳动与资本相交换是与价值规律相符合的。然后，马克思又区分了价值和生产价格，之所以发生价格向生产价值转化，是各部门相互竞争使得利润平均化的结果。而利润平均化是因为各资本家追求最大化利润，否则就要转移资本，而资本和劳动的自由转移是自由竞争资本主义的条件所允许的。从而马克思解决了导致李嘉图理论解体的两个根本矛盾。

从上面对于古典政治经济学派和马克思关于价值理论的比较分析，可以看出，由于资产阶级的局限性，古典经济学的价值学说存在着许多重要的缺点和错误。他不能说明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价值的实质和范畴的历史性；不能辨别价值和交换价值的关系，不能从后者抽象出前者，不能分析价值如何转化为生产价格和二者相背离对于价值规律作用的意义；更不能认识到等价交换的价值规律如何转化为资本主义占有规律，从而说明资本主义的剥削关系。虽然说马克思的价值理论是科学的价值理论，但是仍然需要进一步完善和改进。尤其在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正处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时期，就需要从客观实际出发，从我国具体的国情出发，正确的把握劳动价值论。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从本质上说不同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但在运行的规则上却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有着相似之处。社会主义条件下的市场经济体制，也是同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一样，是制度性和体制性相统一的经济形式。我国现阶段的社会主义，不可能选择如马克思和斯密所设想的没有商品货币关系的，实行单一全民所有制的经济形式。由于有社会分工，存在不同经济实体之间的物质利益差别，并且生产力整体水平相对落后且发展不平衡，使市场经济成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发展必然采取的一种经济体制。因此，要在我国具体国情下发展和完善价值理论。从亚当斯密到李嘉图，再到马克思，前人已经为创造出了一套比较系统的价值理论，而目前的任务就是要将前人的理论成果更好的运用到现实中，来解决现实生活中的经济问题，踏着前人的足迹，继续探索。

参考文献：

1、国民财富性质和原因研究(上卷)[M].商务印书馆,1972.

2、彼罗.斯拉法.李嘉图著作和通信集[M].商务印书馆,1999.

3、马克思.资本论选读[M].南京大学出版社,1999.

篇5：凯恩斯主义与新古典宏观经济学区别

在经济思想成长的历史进程中,关于经济增长问题的研究一直是经济学家们关心的重心。古典经济学家如亚当·斯密(1776)、大卫·李嘉图(1817)、托马斯·马尔萨斯(1798)以及马克思(1887)奠定了很多呈现于经济增长理论中的基本成分。这些思想包括,竞争性行为和均衡动态的基本方法,递减报酬的作用及其与物质和人力资本积累的关系,人均收入与人口增长之间的互动,以不断增长的劳动专业化分工,以及新产品和新生产方法的发现为形式的技术进步的效果和作为对技术进步的激励垄断力量所起的作用。

对作为积累过程基础的各种力量做出解释,成为古典经济增长问题的核心[1]。同资本积累相联系的,是劳动分工上体现出来的技术变革以及生产方法的变革。尤其是亚当·斯密把劳动分工、自由市场和新机器形式的技术进步作为导致经济增长的三个重要原因。马尔萨斯认为,土地数量的有限性会导致经济增长过程的停滞,当现有土地饱和时,食物短缺和饥饿会限制人口的进一步增长。而按照李嘉图的推理,优生产能力的土地将被最先使用,然后被使用的土地的质量会逐渐降低。其结果是,在扩大耕作面积的过程中,将会发生边际生产率递减,直到产出增长停止。但是,古典经济学家没有考虑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的可能性,尽管李嘉图已经认识到了技术进步在制造业中的重要性。所以,总的来看,古典经济学家的研究中,资本积累和技术变革的关系没有得到系统的探讨。直到马克思理论的出现,这一点才得到改善。

马克思就是从资本积累的角度提出,技术进步将会使资本主义制度的经济增长停滞。对于古典经济学来说,在假定了利润率在资本主义经济中的中心地位之后,说明同资本积累过程和经济发展过程相联系的利润率的运动,成为经济增长理论中的一个关键问题。马克思将“利润率下降”趋势看作资本主义经济的一种规律。他认为,随着生产变得越来越高的资本密集所造成的利润率下降将引起资本主义经济危机。这是因为,剩余只能从劳动力中榨取,固定资本相对于可变资本的比率(即资本有机构成C/V)的增加将引起利润率的下降。所以,技术进步、机器的大量使用,既是资本主义的优点,也是其致命的缺点。优点就是它可以大幅度地提高劳动生产率,缺点则是它从长期降低了利润率,从而导致经济增长停滞。

尽管技术进步的观念还没有完全形成,但其在古典的经济增长思想中起了重要作用。古典经济学传统将经济体系看作一个整体,采用的是一种以社会关系为基础的总量的分析方法,而不是从一种单独的增长理论本身来分析经济增长问题。他们承认经济体系中的相互依赖的基本格局,以及生产、交换、分配和积累等现象间的相互联系。简而言之,在古典经济学分析中看到的是对价值、分配和增长的分析之间的必然联系,技术进步通过影响实物的资本有机构成,影响利润率,才对经济增长产生影响。虽然从资本积累、利润率等总量概论的角度分析经济增长确实比后来新古典的技术关系分析要高明,但遗憾的是,这种总量的分析方法仍然是以实物为基础的(如李嘉图的谷物模型),这与现代宏观经济的国民收入核算的货币量值是分离的。

二、新古典的总量生产函数与技术进步

(一)哈罗德-多马模型与技术进步的不相容

哈罗德-多马模型被认为是新古典经济学从技术关系探索经济增长根源的开始,但是哈马模型与古典经济学以资本价值理论为基础的分析路线相似。(1)

哈罗德-多马一直致力于寻求一种“平衡的增长”,为了保证这种平衡的增长,必须保持储蓄与投资的平衡:

G=s/v

其中,s=S/Y=1/Y为储蓄倾向,v为资本产出比,G为实际经济增长率。从上式可以看出,哈罗德——多马模型主要依赖于资本的价值理论,因此与劳动生产率是无关的。只有当资本劳动比不变时,劳动才能进入哈罗德—多马模型,于是排除了资本和劳动的相互替代。

因此,很容易证明,任何非哈罗德中性的技术都与哈罗德—多马模型的平衡增长不相容。哈罗德中性技术要求沿着资本—产出比不变的轨道,收入在资本和劳动之间的分配必须保持不变。如果资本存量的增长率K觶/K=s Y/K不变,那么在已知储蓄倾向不变时,产出—资本比1/v必定不变,这意味着资本存量和产出按相同的比率增长。

这种情况下的资本-产出比v=K/Y=K/L÷Y/L=k/y,这样,如果资本产出比将保持不变,则每一工人产出的增长率必须等于每一工人所用资本的增长率。一切非哈罗德中性的技术进步,(2)都将导致资本—产出比的变动,则每一工人产出的增长率就不能与每一工人资本存量增长率保持相等,从而稳定的增长无法维持[2]。

(二)新古典的总量生产函数与索洛余值

哈马模型假定资本—劳动比不变和资本劳动的不可替代,导致了其与技术进步的不相容。新古典增长理论试图克服这一缺点。在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中,微观生产函数被直接推广至总量水平:

Q=F(K,L)

于是,在给定的总量生产函数中增加投入,或者变换一个更有效的生产函数,都会产生经济增长[3]。技术进步就是这样一种沿着更有效利用现有投入的方向把生产函数向上变换的推动力。从而产生了在既定的经济增长情况下,把生产要素投入增长的相对贡献与移动生产函数的技术进步的相对贡献分离的问题。

索洛研究的目的就是要寻找“把由于技术进步产生的人均产出变化和由于可获得的人均资本产生的变化相分离的基本方法”。(3)索洛增长模型的前提假定是,各种生产要素都是以其边际产品偿付的,而且索洛还明确提出他“并不想为提出总量经济理论和指数理论该如何如何而提出论证”,由此可以看出,新古典增长理论是在回避了资本加总等总量问题的前提下,以边际生产力理论为基础论证经济增长与技术进步的[4]。

新古典总量生产函数可以写作:

Q=F(K,L,A),

其中Q代表产出,K,L,A分别代表资本、劳动投入(使用实物单位)和技术进步因子。在此前提下假定:总量生产函数是齐次线性的,且规模报酬不变;资本与劳动之间的完全替代;边际生产力递减规律;哈罗德中性的技术进步。由此,经济增长可以解释为:

其中wK、wL分别表示为资本和劳动投入占收入中的相对份额,即为索洛余值。索洛的方法就从异质的产出和资本设备项目中推导出了资本份额、产出增长率和资本存量增长率,并对它们在统计方面进行加工处理。也就是说,在实物经济形式下,完全忽略相对价格与总量的矛盾而得出了新古典模型的总量概念(4)。

虽然,相较于哈马模型的不变的资本-劳动比,技术进步加进了新古典增长模型,也得出了更符合于卡尔多“程式化事实”的结论[5]。但是,一方面,塞进总量生产函数的技术进步被用于解释一切生产函数的移动因素,对于技术进步本身没有做出解释,似乎技术进步可以完全不依赖于资本积累率和经济体系内的其他变量,这也是后来的内生技术进步的增长理论发展的原因;另一方面,新古典的技术进步与总量生产函数的联系根源于实物的边际生产力递减规律等一系列前提假定,因此完全回避了相对价格与总量之间的矛盾。这也是与现实宏观经济中的货币量值的经济总量不相符。

三、新剑桥学派不同储蓄倾向的经济增长与技术进步函数

(一)不同储蓄倾向的稳定增长

新剑桥学派的经济增长理论在一定程度上是继承了古典经济学的社会关系分析的传统,因此,如同古典经济学一样,考虑经济增长与技术进步是从一个经济体系整体的角度出发,而且总是将经济增长与收入分配理论联系在一起的。所以,帕西内蒂提到,“近来被融入到剑桥争论中的一个最令人激动宏观经济理论的结论是通过不同储蓄倾向的相互影响所表示出来的利润率、收入分配和经济增长的关系”(5)。而这一思想是由卡尔多提出,帕西内蒂发展的[6]。

与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相似的是,新剑桥学派的增长模型是以稳定的经济增长为前提的。考察下述方程:

总储蓄SS=swW+svP

稳定增长要求I=S

利润在国民收入中的份额

利润率

由于假定工人收入的储蓄倾向为零,利润率公式转变为:

这样,资本存量的增长率l/K在充分就业的稳定增长情况下等于自然增长率。而自然增长率是外生给定的,所以平衡增长状态中的利润率是由利润收入中的储蓄倾向决定的[7]。

帕西内蒂通过调节收入在工资与利润之间的分配使经济稳定增长。与卡尔多模型不同的是,帕西内蒂放松了工人收入储蓄倾向为零的假定,认为即使在工人储蓄倾向大于零,也能得出与卡尔多同样的结论。(1)

(二)技术进步函数

卡尔多认为,抛开总量生产函数自身的矛盾不说,新古典将技术因素简单地融入实物的总量生产函数的做法也极其不合理,并由此提出了一个技术进步函数作为新古典总量生产函数的替代。

其一,新剑桥对古典总量的社会关系分析传统的继承,就决定了其对经济增长的解释必须抛弃新古典总量生产函数。这是因为,总量生产函数是新古典由微观生产函数加以严格的假定条件而扩展形成的。而罗宾逊(1953)、斯拉法(1960)、卡尔多(1958)、帕西内蒂(1962)以及哈考特(1972)等新剑桥学者已经证明了,新古典这种由微观生产函数扩展至总量生产函数的推论存在着严重的逻辑悖论[8]。无论是异质的实物资本的加总计量难题,还是边际生产力理论与总量资本的循环推论,无不向人们昭示了新古典总量生产函数的不可能性[9]。

其二,技术进步也是无法作为一种要素加入至所谓的总量生产函数中的。“只有数量可测量的经济物品与服务才可被用作生产函数中的独立变量。”因此,卡尔多指出,既然技术进步无法计量,那么也就不能作为一种独立投入并入生产函数,总量生产函数度量的经济增长也无法确定是归功于技术进步,还是生产要素投入。

正是出于这两方面的考虑,卡尔多提出了技术进步生产函数以替代总量生产函数解释经济增长(如图1)。首先假定:技术进步是资本深化的增函数;人均产出增长率是人均资本增长率的增函数。由假定可得,存在一个函数T(·)可以概括技术进步与经济增长的关系:。由图1可知,曲线凹向原点,即一阶导数为正,二阶导数为负,这说明人均产出增长率随着人均资本增长率以递减的速度增长[10]。

技术进步函数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有两种途径,技术进步函数本身的移动与沿着技术进步函数移动。当出现重大技术发明时,技术进步函数整体向上移动,与45°线相交于新的均衡点P'。但是,由于新剑桥对经济增长的研究是结合收入分配等宏观总量问题进行的,因此一般采取了新古典稳定增长的假定,即中性的技术进步,所以在新剑桥的技术进步函数分析中,技术进步是稳定的,不存在技术进步函数整体的移动。在均衡点P的左边,人均产出增长率高于人均资本增长率,推动经济向P点靠近;反之在均衡点P的右边,人均产出增长率低于人均资本增长率,经济会自动向P点回落。

总的说来,新剑桥学派,一方面,继承了古典经济学家的分析传统,从社会总量的角度分析经济增长,将经济增长、收入分配和利润率的决定等因素放在一个社会总体的环境下综合考虑,虽然这种分析依然是实物的,但已经很接近宏观经济的货币总量现实;另一方面,由于对新古典总量生产函数悖论的认识,新剑桥学派用技术进步函数替代了总量生产函数,以解释经济增长。之所以做出这样的选择,是由于他们认为技术进步无法计量,因此不能用来作为一种投入并至生产函数中。但是,由于没有完全摒弃实物为基础的分析范式,新剑桥转而寻求一种技术进步函数来替代生产函数。因此,在放弃总量生产函数的同时,新剑桥仍然沿用了新古典稳定的经济增长作为前提,假定技术进步是中性的。事实上,宏观经济总量,作为一个货币量值,与技术进步的实物分析没有直接的关系。可以说,新剑桥虽然意识到了总量生产函数的实物分析与宏观总量的矛盾与悖论,但却在技术进步函数中犯了同样的错误[11]。(2)

四、结论:货币的经济增长与技术进步

就经济增长与技术进步,古典、新古典与新剑桥学派的经济学家们分别提出了各自的分析范式。古典经济学认为,经济体系是一个整体,要从总量的社会关系来考察经济增长。因此,看重的是增长问题与生产、交换、分配和积累等的相互联系。他们认为,资本积累是经济增长问题的核心,因此,古典经济增长理论与资本价值理论关系密切。而新古典经济学先是认为,经济增长仅仅源于所使用的投入量的增加,当发现无法解释经验事实时[12],(3)才加进了技术进步作为“索洛余值”的解释。新剑桥学派则提出,由于技术进步是不可计量的,总量生产函数不能区分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和要素投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因此,用技术进步函数替代总量生产函数来解释经济增长。这些分析虽然从各个角度对经济增长与技术进步进行了分析,也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经济增长的经验事实。但是,无论是古典、新古典还是新剑桥学派的增长理论,融入技术进步因素时,均是从实物经济的角度着手考虑的。而国民收入核算体系中的宏观经济变量都是与技术无关的货币量值。也就是说,宏观经济是一个纯粹的货币经济。所以,需要对古典、新古典与新剑桥的分析法进行发展和综合,以构建一种货币经济的解释经济增长的框架。

篇6：杰文斯 推倒古典经济学

不过，欧美市场经济经过了上百年的发展，到19世纪中叶，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已经多次出现，供给不能自动被消费的矛盾开始凸显。

“它的核心和阿克琉斯之踵是李嘉图发展的劳动价值论，认为价值是劳动创造的，但却无法解释土地、资本等为什么参与分配，于是得出地租是不道德的。”复旦大学经济学院方钦教授告诉《英才》记者。

既无法解释严重的社会经济问题，更无法有效解决它们，古典经济学开始受到各方的质疑，新的经济学派正在酝酿。

边际革命

北京大学经济学院杜丽群教授对《英才》记者介绍，当时经济学如何继续存在都成了问题，杰文斯、门格尔和瓦尔拉斯（被称为边际三杰）对这种状况深感不安和不满，他们企图从结构、内容到方法全面改造和重建经济学。

1871年，杰文斯和门格尔各自独立提出全新的理论与方法，拉开了边际革命的序幕；稍后的1874年，瓦尔拉斯也发表了自己的独立研究。没有证据显示三者有过任何交流。

事实上，边际主义运动包括四个分支：一个是杰文斯；一个是门格尔领衔的奥地利学派，后来有维塞尔、庞巴维克、哈耶克、熊彼特等人；瓦尔拉斯领衔的洛桑学派，后来有里昂惕夫、帕累托等人；马歇尔领衔的剑桥学派，后来有庇古、斯拉法、张伯伦、罗宾逊等人。

据杜丽群介绍，边际革命包含着两项重要内容，即边际效用价值论和边际分析方法的广泛运用。

此时的经济学较少关注增长这类宏观问题，而是使用微积分即边际分析方法，研究总量的微小变化带来的影响，关注微观个体的收益最大化和稀缺资源的最优配置。从原来关注生产、供给和成本，转向消费、需求和效用。

“边际三杰中，门格尔的主观价值论最深刻，瓦尔拉斯的一般均衡理论影响最广。但就现代经济学体系来说，杰文斯才是先驱。”方钦对《英才》记者说。

真正的先驱

1835年，杰文斯出生于利物浦。13岁时，父亲的企业破产，他开始自己谋生。去澳大利亚造币厂工作五年后，杰文斯回到伦敦大学继续完成中断的学业。1863年，他来到曼彻斯特大学教授逻辑学、道德哲学和政治经济学。1882年，47岁的杰文斯在一次意外落水事故中死去。

杰文斯短暂的一生充满了成就，因为他拥有多才多艺的头脑和狂热的献身精神。

杰文斯的逻辑学著作曾是好几代人的教材，他还是英国历史上著名的气象学者。但是他的最大贡献是经济学。23岁时，他向妹妹透露，他认为投身经济学是他的使命，他比其他学者的观察都深刻得多。不到25岁，杰文斯发现了“真正的经济理论”——效用理论，但起初并没有引起多少关注。当得知一位叫詹金的工程师可能威胁到他的优先发现权，1871年，杰文斯出版了代表作《政治经济学理论》。

杰文斯理论的核心是效用理论，并由此推衍出交换理论，进而是劳动、地租和资本等理论。

效用就是人们的需求通过某种事物得到满足的程度。“杰文斯强调，判断事物效用大小的唯一标准，是当事人本身的主观意志。”杜丽群解释说，在一定数量之前，面包是绝对需要的；更多的面包带来效用的减少；超过一定数量，吃面包的效用就降低为零，甚至是负的。

杰文斯接着提出交换理论，认为两个人交换面包和牛奶的比例是交换后得到的满足程度的反数。

“只要进一步交换使得两人的满足感（边际效用）都增加，交换就会继续下去，直到继续交换不能使满足感继续增长。”杜丽群说。

除了纯理论研究，杰文斯也继承了英国经验研究的传统，对经济学的其他部分也做出了重要贡献，如创造性地将经济周期与太阳黑子11年周期相联系，因为他也是气象学家。他的同胞凯恩斯说，杰文斯标志着经济学新阶段的开始。

主观价值论

杰文斯的效用理论对李嘉图的劳动价值论（古典经济学的核心）造成了巨大的冲击。

古典经济学认为，价值是由劳动创造的，劳动是衡量价值的标准；因为人们对某种东西付出了劳动，所以它才有价值；价值受劳动供给的影响，是客观的。

杰文斯则提出，人们先认为某种东西有价值，才愿意付出劳动生产它；而不是因为先付出了劳动，所以产生了价值。劳动、土地、资本、企业家精神等都创造价值。价值受人们的欲求影响，是主观的，效用和稀缺决定了价值。

当然，杰文斯的理论也有缺陷，他提出一个逻辑链条，生产成本决定供给，供给决定边际效用，边际效用决定价值。方钦指出：“这个链条是错的，因为生产成本是客观的。他本来要提出主观价值论，结果又绕回去了。马歇尔后来对此做了纠正。”

方钦进一步解释，价值其实就是休谟定义的人与外在世界的一种关系。这种关系是客观的，外在的事物也是客观的；但是如果没有人，钻石、黄金等等有什么价值呢？所以价值是一种主客观的结合。

在李嘉图之前，洛克更早提及劳动价值论。但洛克其实是在谈劳动财产论，是为保护私有财产。200多年后的维多利亚时代，政府已经被驯服，但又出现资产阶级与工人的两极分化。劳动价值论于是又成了反对私有财产的工具，背后还是阶层分配问题。

“大家谈的其实是分配问题，对于靠垄断与特权获得不合理收入不满，所以拿出相关工具来证明，但这个工具本身可能是不成立的。要避免弄巧成拙。”方钦指出了要害。

就这样，杰文斯提出了一个与现实更接近的主观价值理论，虽然有些粗糙，但毕竟是最早的。经过马歇尔改造，这个理论被接受下来，标志着从古典经济学向当代经济学的转型。但马歇尔不承认他的理论是来源于杰文斯，而且对杰文斯给予粗暴的批评。

篇7：凯恩斯主义与新古典宏观经济学区别

1.1 按占有者身份分

1.1.1 皇家园林。

是专供帝王休息享乐的园林。古人讲普天之下莫非王土, 在统治阶级看来, 国家的山河都是属于皇家所有的。所以其特点是规模宏大, 真山真水较多, 园中建筑色彩富丽堂皇, 建筑体型高大。

1.1.2 私家园林。

是供皇家的宗室外戚、王公官吏、富商大贾等休闲的园林。其特点是规模较小, 所以常用假山假水, 建筑小巧玲珑, 表现其淡雅素净的色彩。

1.2 按园林所处地理位置分

1.2.1 北方类型。

北方园林, 因地域宽广, 所以范围较大;又因大多为百郡所在, 所以建筑富丽堂皇。因自然气象条件所局限, 河川湖泊、园石和常绿树木都较少。由于风格粗犷, 所以秀丽媚美则显得不足。北方园林的代表大多集中于北京、西安、洛阳、开封, 其中尤以北京为代表。

1.2.2 江南类型。

南方人口较密集, 所以园林地域范围小;又因河湖、园石、常绿树较多, 所以园林景致较细腻精美。因上述条件, 其特点为明媚秀丽、淡雅朴素、曲折幽深, 但毕竟面积小, 略感局促。南方园林的代表大多集中于南京、上海、无锡、苏州、杭州、扬州等地, 其中尤以苏州为代表。

2 中国古典园林和西方园林的风格

2.1 中西园林人工美与自然美

中、西园林从形式上看其差异非常明显。西方园林所体现的是人工美, 不仅布局对称、规则、严谨, 就连花草都修整得方方正正, 从而呈现出一种几何图案美, 从现象上看西方造园主要是立足于用人工方法改变其自然状态。中国园林则完全不同, 既不求轴线对称, 也没有任何规则可循, 相反却是山环水抱, 曲折蜿蜒, 不仅花草树木任自然之原貌, 即使人工建筑也尽量顺应自然而参差错落, 力求与自然融合, “虽由人作, 宛自天开”。

2.2 中西园林人化自然与自然拟人化

中国人对自然美的发现和探求所循的是另一种途径。中国人主要是寻求自然界中能与人的审美心情相契合并能引起共鸣的某些方面。中国人的自然审美观的确立大约可追溯到魏晋南北朝时代, 特定的历史条件迫使士大夫阶层淡漠政治而邀游山林并寄情山水间, 于是便借“情“作为中介而体现湖光山色中蕴涵的极其丰富的自然美。中国园林虽从形式和风格上看属于自然山水园, 但决非简单的再现或模仿自然, 而是在深切领悟自然美的基础上加以萃取、抽象、概括、典型化。这种创造却不违背自然的天性, 恰恰相反, 是顺应自然并更加深刻地表现自然。

3 中国古典园林和西方园林的区别

3.1 构架山水

由于中国幅员辽阔, 山川秀美多姿, 自古以来, 中国人就对大自然怀有特殊的感情, 尤其是对山环水抱构成的生存环境更为热爱, 山与水在风水理论中被认为是阴阳两极的结合。而孔子曾指出:“仁者乐山, 智者乐水”;从而把山水与人的品格结合起来。中国独特的地理条件和人文背景孕育出的山水观对中国造园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难怪中国人如此狂热地在自然的山水中营造园林, 或是在都市园林中构架自然的山水。

3.2 模拟仙境

早在2000多年前, 秦始皇曾数次派人赴传说中的东海三仙山———一蓬莱、方丈、瀛洲去获取长生不老之药, 但都没有成功。因此, 他就在自己的兰池宫中建蓬莱山模仿仙境来表达企望永生的强烈愿望。汉武帝则继承并发扬了这一传统。在上林苑建章宫的太液池中建有蓬莱、方丈、流洲三仙山, 自此, 开创了“一池三山”的传统。

3.3 移天缩地

中国传统的一个重要特点是以有限的空间表达无限的内涵。宋代宋徽宗的艮岳曾被誉为“括天下美, 藏古今胜”。而清代圆明园中的“九州清晏”则是将中国大地的版图凝聚在一个小小的山水单元之中来体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思想。明代造园家文震亨也在《长物志》中强调了“一峰则太华千寻, 一勺则江湖万里”的造园立意。

3.4 诗情画意

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山水诗、山水画深刻表达了人们寄情于山水之间, 追求超脱, 与自然协调共生的思想。这种诗情画意还尤以楹联匾额或刻石的方式表现出来, 起到了点景的作用, 书法艺术与园林也结下不解之缘, 成为园林不可或缺的部分。

中国古典园林与世界各国园林一样, 都是人类征服自然和回归自然的产物。在回归自然这一方面, 无论是园林的基本构园要素, 布局形式, 植物配置和建筑形态上都打上了环境的深刻烙印。所以, 我们在欣赏一国园林的时候, 可以品味该国环境的总体特点。

摘要：本文分析了中国古典园林的分类, 概述了中西方园林的设计风格, 从各方面总结了中西方园林的区别。

关键词：中国,西方,古典园林,分类,区别

参考文献

[1]王如松.高效和谐-城市生态调控原则与方法[M].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 1988

篇8：新古典经济学体系的演变途径

一、新古典综合派的逻辑矛盾和完整理论体系的建立

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分为微观经济学（以马歇尔为代表的古典主义）和宏观经济学（以卢卡斯为代表的理性预期学派）。马歇尔在英国学派、奥国学派和洛桑学派基础上创立的新古典主义微观经济学坚持“经济人”假设和“供给创造需求”的萨伊定律，主张自由竞争能够达到市场出清、实现充分就业，反对国家干预。在宏观层次上反对国家干预的经济学说(派）主要包括现代货币学派、供给学派和理性预期学派，但真正能与新古典主义微观经济学相衔接的宏观经济学乃是理性预期学派，现代货币学派和供给学派虽然在政策主张上与新古典主义不谋而合，但其理论内核则是完全相背或不完全等同的。

二、新古典主义理论宏观体系的发展过程

1.货币学派

以弗里德曼为代表的现代货币主义坚持经济自由原则，认为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制度是理想的经济制度，他们反对凯恩斯主义的干预政策但也并不主张完全放任的无政府主义，因为货币主义者强调“惟有货币要紧”(only money matters）,而凯恩斯主义者则强调“货币也要紧”(money matters too),两句话不过一字之差而已。托宾就认为，现在几乎没有人会主张：“货币不要紧，货币政策同名义国民生产总值的形成过程没有关系。”

虽然货币主义是反对凯恩斯主义的，同凯恩斯主义在理论观点、分析方法和政策主张等方面存在很大的分歧甚至是相背的，但两派都坚持“需求创造供给”，都属于西方宏观经济学需求管理的范畴，这与新古典主义微观经济学“供给创造需求”是不相容的；并且以friedman为代表的现代货币学派更注重于经验数据的统计检验，在逻辑和内容上仍然缺乏微观基础，所以现代货币主义学派不能看作新古典微观经济学的宏观扩展。

2.供给学派

供给学派是凯恩斯主义国家干预失败的产物，反映了美国各阶层对现实经济不满的情绪（高通货膨胀、高财政赤字和高税收），有广泛的社会基础。早期从事于演艺的里根总统在1946年收入已达17万美元，当时最高边际所得税税率高达82%～91%，里根以后常说，只要再拍四部片子收入就达到最高税率等级，再拍就等于白干。这使得他对高税率深怀不满，供给学派的减税主张更合他意思，所以里根总统的推动成为供应学派走红的关键。

供给学派在财政方面主张包括对富人在内的全面减税，特别是削减边际税率，同时根据“李嘉图-巴罗等价”政府减税的同时必须减少政府开支包括社会福利开支，所以供应学派政策也被人称为具有“劫富济贫”性质。在货币政策方面，核心是重视货币质量，稳定币值，认为货币政策不应该成为国家全面干预经济的手段，应减少国家对货币经济的过多干预。供给学派与新古典主义微观经济学的理论出发点上虽有重合也有根本区别（否认市场看不见的手的指挥），也不可能称作新古典主义宏观经济学。

3.理性预期学派

理性预期学派是20世纪70年代以后逐渐形成和发展起来的一个经济学流派，试图弥补新古典经济学的一个缺陷：资源始终能够得到充分利用，不存在经济周期问题。理性预期学派恢复了新古典主义的理性原则和均衡分析方法，重新解释了周期性波动的原因：假设政府在人们没有预期到的情况下，突然增加货币供给量，这时生产者可能会把一部分未预期到的一般价格水平误以为是他们生产产品的相对价格的上升，从而增加投资，扩大生产规模，经济进入繁荣时期；由于“人们认识到真理，就不再犯同样的错误，当他们这样做时，就抵消了政策所期望达到的效果”，一旦生产者掌握了更充分的信息，意识到自己的错误，就会立刻调整理性行为，结果导致繁荣走向萧条，爆发周期性经济危机。

理性预期学派在坚持新古典主义微观经济学的前提假设和分析方法基础上，解释了经济周期爆发的原因，并提出:为了保持经济稳定，惟一有效的办法就是尽量减少政府对经济的干预，充分发挥市场的调节作用。这与新古典主义微观经济学一脉相承，是对新古典主义的继承和发展，与新古典主义微观经济学在宏观层次上很好的衔接起来，名副其实的被称为新古典宏观经济学。至此，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形成了一套完整的理论体系，在此框架内微观层次和宏观层次在逻辑结构上完美的结合起来。

三、辨证地认识两套理论体系

如前所述，新凯恩斯主义学派放弃了凯恩斯主义关于工资价格刚性的假设条件，但却得出相同的结论,提出相同的政策主张:通过国家干预，实现经济稳定增长。这样新凯恩斯主义宏观经济学也建立了自己的微观基础,形成了一套内部逻辑结构协调的理论体系。所以在现在的西方经济学体系中具有两套完整的经济学体系: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包括微观和宏观）和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虽然他们具有相同的微观基础,但在宏观层次上却完全相异。虽然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体系的政策主张被各国普遍采用,但我们不能对新古典主义经济学不屑一顾,更不能得出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优于新古典主义经济学的结论,而应该辨证地分析当今经济形势,采取更合理的政策。“在制定政策时，相关的和感兴趣的问题不是两个体系哪个重要，而是一个永久的话题:现时经济状况如何，哪一个框架更适合被采用。对这一问题的讨论和形成合适的政策是一种艺术而非科学。”